第1篇：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引言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二元制度中的“半城镇化”、土地财政导致的“造城运动”等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城镇化朝着绿色健康的方向推进。于是在十八大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新型城镇化”，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努力实现内涵式的城镇化增长。有别于传统城镇化片面过度的发展而忽视人类的主体地位，新型城镇化又“新”在何处？广大学者都在探讨这些问题。其中单卓然等人深刻解读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而倪鹏飞、张占斌等则分别探索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以及发展路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得知，2015年安徽省的城镇化率为50.5%，较2014年的49.15%提高了1.35%。但与同期全国城镇化率56.1%相比仍然相差5.6个百分点。且安徽省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使得安徽省整体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城镇化的质量也比较低。要知道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水平制约，还要受到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教育，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制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通过对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找到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一些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建议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趋势。
2新型城镇化理论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2.1新型城镇化内涵
新型城镇化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其农民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的涌进。传统城镇化的最大弊端是过于强调经济，从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诉求，所以新型城镇化在提出后最大的特征就是实现可持续稳步发展，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协调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新型城镇化更加的长久可行。
2.2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1）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推动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效的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具有直接推进作用；（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够产生大量就业岗位，从而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剩余人口转移到城镇，促进经济发展。（3）人口转移。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所以新型城镇化首先应该要能够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从而导致城镇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所以城镇人口比重与新型城镇正向相关；（4）居民受教育水平。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愈高，劳动者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愈强，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会越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越高，进而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5）基础设施。加强建设基础设施，是提高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城市基础建设越全面，城镇化质量也就越高；（6）居住环境。良好的居住环境能够提高城镇的开放度，引进更多的人才，促进新型城镇化的绿色健康发展。
2.3模型建立
本文用安徽省的城镇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率，用Y表示。本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X1；表示产业结构的调整用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X2、第三产业的比重X3；非农业人比重X4来表示人口转移；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X5来表示居民受教育水平；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6、公路密度X7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用建成区绿化率X8表示人居环境水平。如下图：
本文选择建立双对数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到最终的城镇化水平函数为：LnY=2.182967+0.125361lnX1+0.200848lnX2+0.095224lnX5+0.067108lnX6
（12.78607）（4.422718）（-3.930246）（7.220630）（3.243744）R2=0.998896R2=0.998494F=2487.296DW=2。159461
3实证结果分析
一是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0.125361，即人均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将提高0.125361个百分点，说明经济的增对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由国家统计局数据知，从2008年到2015年，全国的人均GDP分别为23708、25608、30015、35181、38459、41908、46629、49351亿元，而安徽省的人均GDP分别为14448、16408、20888、25659、28792、31684、34425、35997亿元。说明人均GDP虽然仍对安徽省城镇化水平有所促进作用，但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与国家的差距也愈大。原因可能在于安徽省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拉低了安徽省整体的竞争力。
二是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城镇化率之间正向相关，符合上述理论假设。而且弹性系数为0.200848，说明安徽省的城镇化推进与产业发展联系密切。但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却发现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并没有起到对城镇化进程显著的促进作用除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其他变量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之外，安徽省可能在第三产业的优化升级方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进一步加深产业的优化布局，促进安徽省城镇化的稳健发展。
三是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人数的弹性系数为0.095224，即每万人当中拥有的大学生人数每增加一百个人，城镇化率就提高0.095224个百分点，这说明文化教育水平虽然对安徽省的城镇化有促进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表明安徽省在科技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使其推动城镇化的效用被减弱了。
四是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067108，即当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则相应的提高0.067108个百分点。这说明安徽省的城镇化进程与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正相关性，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为人口和企业向城镇转移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但是有些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安徽经济的增长，导致了城镇化进程的缓慢。
4对策与建议
虽然安徽省城镇化取得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在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大大制约了安徽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安徽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让其城镇化质量进一步提升。
4.1均衡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增长明显积极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所以我们应该也重视经济增长对我省城镇化的积极拉动作用。但是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要注重数量，而且要更加注重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一个市区经济的繁荣虽然也能拉动整个省的经济，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但是这种促进效用则会大打折扣。只有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尽量的均衡，才能实现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建设出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4.2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城镇化发展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仅会加速经济的发展，还会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实现城市人口的增加，进而扩大城市的规模，提高城镇化率。因此政府可通过引导规划，结合安徽省区域特点以及产业特征，推动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加速新型城镇化发展。
4.3提升基础教育水平，为新型城镇化夯实人才基础
提高人口素质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之一，而且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而基础教育覆盖面比较大，而且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基础教育的水平提不上去，高等教育的水平也很难提升。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尤其应该提高较贫困地区的义务性教育的投入，均衡全省的教育投资，提升安徽省整体的人口素质，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
4.4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为加速城镇化发展提高物质保障
完善基礎设施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还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进而推动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而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就要更加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效率的提高才能使基础设施在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的效用最大化。因此，明确区域发展状况，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才能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作者：姚欢迎
第2篇：常州运河三镇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常州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用于产业积聚的土地储备已显不足，根据城镇化的国际经验，常州未来的产业积聚必须在周边布局卫星城。而选址卫星城一般有以下条件：（1）距离中心城市不远，交通方便；（2）产业积聚有一定的规模，积累了一定的产业组织经验；（3）镇区要有一定的规模，有充足的水源和完备的供排水体系；（4）最好是临河而居，老街古建保存完整的古村鎮，以利于提升居住区的文化品位。基于上述标准，奔牛、罗溪、西夏墅三镇可谓是最佳选择：首先，三镇距常州市区很近，市镇之间交通便利，而且三镇共有工业企业千余家，西夏墅是中国千强乡镇，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同时，三镇在运河与孟河沿岸，水网密布，有着完备的供排水体系。再者，三镇都有保存完整的古街巷，水乡古镇的文化印记仍十分清晰。除此之外，三镇地处机场和高铁的交汇处，如果在此地布局卫星城，就可以做到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的零换乘。可以说奔牛三镇最具区域性交通中心的基本条件。而且，依托常州奔牛机场打造的航空产业园也已经吸引了多家企业入驻。
常州市政府下一步城镇化的总体方向是西进，即常金一体化。在常州市这么一个战略布局下，三镇如何充分利用交通条件、产业园区成就常州卫星城的定位是本文的出发点。
2文献综述
2.1国外文献综述
新型城镇化建设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英国的厄本尼兹·霍华德（1898年）提出的“田园城市”的理念，位于中心城周边的新城镇便是“卫星城”的雏形。后来美国的泰勒（1915年）提出“卫星城”的概念，特点是城镇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相对较低，居住环境较好，与中心城市以绿地相隔，用以分散中心城区的工业和人口。日本学者岸跟卓郎（1990）认为21世纪的国土规划应当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完美结合，亦即“城乡融合社会”。中心地理论表明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受市场因素、行政因素、交通因素等的制约，形成不同的中心地系统空间模型。
2.2国内文献综述
曾煜、陈方亮（2004）指出产业聚集能提高城镇化水平，我国城镇化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产业集聚力不强。沈清基（2012）认为基于生态环境及生态文明对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发展速度、发展路径和发展的价值观等进行审核和调控，是保证城镇化科学、合理展开的根本举措之一。单霁翔（2007）提出传统的功能城市要向文化城市转变。乡土建筑保护要注重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结合，由静态遗产保护，到动态遗产保护，或是活遗产保护。夏悦瑶（2012）强调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性。
3运河三镇的优势
3.1区位优势
三镇位于常州市西北方，彼此之间均不超过三公里的距离，有公路和水路连通。三镇距常州主城区的距离在15到20公里之间，市镇交通便利。奔牛港至今仍是江苏省最大的县级内河港。奔牛还是沪宁铁路、沪宁城铁上的站点，三镇紧邻机场，有公路312国道、239省道等经过。
借鉴上海虹桥机场的经验，三镇有望实现多种交通工具的“零换乘”。奔牛机场与高铁奔牛站相距7公里，如果奔牛站启用，并在车站和机场之间加开直达公交，只需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由高铁站到达机场，十分方便。
3.2产业优势
三镇工业基础雄厚，其中西夏墅工业经济发达，是中国千强乡镇。除此之外，根据《江苏奔牛港物流中心概念性规划》，预计到2020年，斥资16亿元将奔牛港物流中心打造成为江苏省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省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和“公共物流服务平台”，建设辐射整个长三角的“生产资料集散中心”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同时常州将在此打造常州空港产业园，奔牛和罗溪将成为空港产业园的核心发展区域。
3.3紧邻运河，有充余的供排水空间
“择水而居”的城市选址原则，一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排水问题，二是在水运为主的时代也是要解决一个交通和出行的问题。自春秋战国以来，奔牛就是江南运河的重镇。大运河奔牛段和孟河不仅现今依然在通航中，并且是江苏三纵四横水网干线。大运河、孟河水系为三镇提供了充余的供排水空间，能够满足将来产业与人口积聚的需要。
3.4老街古巷、临河而居的江南古镇特色
三镇水网密布，是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现在老街上仍保留有青砖黛瓦吊脚楼，古井古桥木牌门。奔牛老街呈“7”字形，长1.3公里，街面宽3公里，分东街、中街、西街。万缘桥是常州古桥中惟一有靠椅的桥梁。罗溪也有保存较为完整的老街旧巷，还有古迹龙珠山寺，建于乾隆年间的砂条石梁桥等。西夏墅拥有始建于500多年前的孔庙，200多年前的东林寺，150多年前的梅村古戏楼，其中梅村古戏楼被列为江苏省古戏楼群保护对象。
4新型城镇化的实施策略
4.1发展仓储物流业，打造多式联运示范基地
根据《江苏奔牛港物流中心概念性规划》，把奔牛港物流中心打造成为江苏省“全省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和“公共物流服务平台”，建设辐射整个长三角的“生产资料集散中心”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此基础上，在此建立保税区发展仓储物流、对外贸易、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奔牛港有望成为常州港重要的补给站。
4.2加快航空类产业积聚和原有产业转型升级
因为常州机场的营运能力还很低，所以产业园不能仅以常州机场的需求为出发点引进产业，而是要面向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发展自己。（1）常州市政府应根据整体规划，进行招商引资和产业布局，在引进产业时有所选择，优化招商引资模式，并注重“以商引商”，以期积聚的产业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2）加强交通、能源、市政、信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不断增强区域的产业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3）重视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加快已有产业的转型升级。
4.3保护老街古建，打造休闲文化街区
对于三镇来讲，要充分利用“运河城镇”的名片，保护老街古建，打造休闲文化街区。（1）对老街而言，维护老街的原始风貌是城区建设的一大原则。对于部分居住膨胀的老街，鼓励一部分人搬出去，恢复原有的院落功能；对于被居民废弃的老街，可以通过整修修旧如旧，变成公共租房；对于保存较好的老房子，可以政府投入部分资金，或者鼓励房主开办客栈，吸引人们来此地旅游时住进古色古香的老房子，从而一定程度上恢复老街的商业与服务功能；在一些河塘旁边，可以建一些景观房产，做休闲旅游、度假之用。但建筑不宜过高，要做到使沿河的院落、码头从颜色到风格浑然一体。（2）另外还要建立社区化的卫生保洁、治安管理制度，先把城镇打扫干净，成为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4.4打造老街风情、特色小吃和观光农业三位一体的休闲旅游
深度挖掘三镇的历史文化，将休闲旅游和工业旅游相结合。（1）将觀光农业和特色小吃结合，吸引城区居民来此体验农家生活。（2）三镇的老街老巷，单个来看规模小，较为分散，但是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有特色的休闲去处，而且，随着产业园内企业与工人的增加，周末假日休闲旅游的需求也必然增加。（3）提升老街的文化品位。现在老街上多为老年人，没被废弃的房子也多被改做棋牌室。这时可以将一些废弃的老房子整修出租，吸引一些文化创意产业落户，这样丰富居民娱乐活动的同时也提升了老街的文化品位。（4）当地还可以制作手绘地图，将游览线路标在上面，方便游客游览的同时还能提升知名度；在报纸、公交的移动电视等媒体上开设专题栏目，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或者旅游景点。（5）依托航空产业园，发展工业旅游。工业旅游的特点是一边生产，一边旅游，旅游只是其附加产值。空港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发展工业旅游的话，将飞机生产制造或者测试等部分环节向人们展示，必能吸引人来参观，从而提升知名度。
4.5通过完善村镇之间的公交系统提高交通效率
常州的公交网络很发达，但是多是从常州市中心向外发散，村镇之间的公交却很少。同样对于苏南来说，市区之间的距离很近，有铁路和公路相连，但在五市连接处却多交通不便。如常州的余巷与无锡的五牧村相邻，公交线路只有1公里的路程，常州的北曹桥与无锡的南曹桥，一河之隔，公交线路也只是2公里，却都没通车。如果能将连接五市的“毛细血管”打通，对于城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城市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5开发原则
5.1新型城镇化要以产业做先导，避免成为新的房地产开发浪潮
城镇化其实是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产业积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城市建设、企业造城，所以新型城镇化要以产业为支撑，坚持产城融合，以产业积聚为先导，进而吸引人口、资源在此积聚，随着产业积聚和人口的集中，就必然要求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的逐步完善。而城市的服务功能又有利于产业发展、人口集中，二者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5.2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保护城镇的地脉与文脉，坚持生态城建
一是要保护城镇的山、原、河、塘，维持镇内水系畅通，加强绿化，使城镇更加宜居；二是要保护城镇的老街古建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民俗与信仰。对于城镇中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可以以文化街区的形式加以经济利用，以利用促保护。在城镇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原来居民的居住习惯和邻里感情。北京在城镇改造拆迁安置的时候，将四合院内的房子建两层或三层安置住户，这既照顾到居民的居住习惯和感情需要，又满足了城镇建设的需要，而且又保护了四合院和以其为载体的居住形态，值得学习借鉴。
5.3新型城镇化要考虑城镇的承载力，把握城镇的合理规模
一个城镇的发展存在着最佳规模，当中心城市因为城区用于产业集聚的土地储备已经不足，所以要在周边建设卫星城。可以借鉴美国的特色小镇建设，建设产业特色小镇。当卫星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要建设新的卫星城，以保持产业和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优势，避免产生新的城镇病，走原本城镇化的老路。
6结束语
一方面，对于北上广这些特大型都市来说，城区用于产业积聚的土地储备可以说已经严重不足，急需将一些能耗高、产值低、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出去，所以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建设卫星城可以说是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但是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中心城市的发展仍需要这些企业，而且产业转移也有一定的黏性，所以，对于这些城市周边的卫星城来说，并不是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而是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或是接收吸纳外来新设企业和分厂等。所以，卫星城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作者：魏海如
第3篇：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坚持规划先行，全域推进，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县域新型城镇化必须充分融入到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借势借力发展。夹江坚持城市扩张与县域发展并重、统筹规划与彰显特色并重，立足区位优势，强化规划引领，联接城乡发展。
（一）用区位定位县域
站位全省谋划新型城镇化发展，深入推进全省县域经济强县建设。对接乐山“四个定位”，实施三大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构建北部“两化互动、城乡统筹”试验区、南部宜居宜业都市区、河西生态发展示范区三大空间。突出军民融合、产业转型、三产联动，规划建设30平方公里、涵盖10个乡镇的新型工业发展区，完善交通路网，强化水电气通讯和公共服務配套，打造北部“两化互动、统筹城乡”试验区。突出沿江东进、宜居宜业、同城发展，以“一城三新区”为核心，融入乐山“半小时经济圈”，建设乐山卫星城，打造景水城一体的南部宜居宜业都市区。突出绿色生态、特色品牌、产业融合，申报现代农业（畜牧业）提升县项目，巩固茶叶、蔬菜、粮油、林竹四个20万亩优势农业基地，融入乐山现代农旅融合发展特色区，打造河西生态发展示范区。
（二）用规划引领城市
立足全县“一盘棋”，推进县域城乡规划全覆盖和探索“多规合一”，在编制方法、成果表达和审批运用等方面积极探索，编制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及《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新区规划、旧城改造规划，加快形成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联动、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目前，全县建成区达到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2%。
（三）用特色联接城乡
着力打造特色街区、特色小镇、特色村落和特色产业“四个特色品牌”。打造特色街区，合理布局，统一规划，以人为本，文旅互动，突出特色，提升形象。推进衙后街城市会客厅、聚贤街特色街区建设。依托东风堰世界灌溉遗产，投资35亿元全面改造提升千佛岩-东风堰5A核心景区，打造农耕湿地公园、千佛禅意小镇；依托天福茶园4A景区，建设天福茶缘特色小镇，打造进入乐山旅游的第一道风景。培育特色村落，弘扬手工造纸、夹江年画等传统文化，打造马村石堰、界牌凤山等22个特色村落。发展特色产业，围绕中药材、水果等特色农业，深度挖掘乡镇产业、美食、旅游等特色资源，推进“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
二、注重协调发展，创新实践，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立足县域实际，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以产业发展集聚人气、带动城镇功能完善，以体制创新凝聚各方力量，全力破解新型城镇化制约瓶颈，努力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产业支撑
注重工业带动型、商贸流通型、旅游发展型、城郊服务型等特色城镇经济培育，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坚定不移的培育壮大高端陶瓷产业，积极推进省级经开区和高端陶瓷产业园区建设，引导企业退城入园、集聚集约发展，全县陶瓷产业从业人口8万余人，带动辅助产业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12万人。出台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奖励扶持办法，促进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创业，建成茶叶、蔬菜、林竹、粮油4个20万亩优势产业基地，成为省级现代农业、畜牧业重点县和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示范县。
（二）均衡城乡发展
持续实施“净空、绿地、亮水”工程，完成陶瓷企业环保达新标治理，省级卫生城市通过复审，建成省级生态示范县。推进甘江、新场等3个省级小城镇建设，加快土门、马村等5个乡撤乡建镇步伐，小城镇镇区主街道全面硬化；实施乡镇供水城乡一体工程，建成13个污水处理设施；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设施进一步改善，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向镇级延伸，全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布局趋于合理。坚持产村相融，加快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完善水、电、路、电信宽带、污水处理等生活基础设施和幼儿园、村卫生室、便民商场、活动健身广场以及村两委等公共服务，打造了一批工矿配套型、产村相融型、旅游发展型新农村综合体。
（三）注重体制创新
运用改革思维，营造环境、抓配套、强保障，引导、鼓励农民有序进城落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制定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购房补贴等政策措施，农民每套房平均可享受5.1万元左右补贴；全面推进货币化安置，积极引导城乡居民选择货币化安置。充分尊重农民本人意愿，鼓励农民“带着权益进城”，解除进城“后顾之忧”。保留进城农民农业补贴、计划生育、农村扶贫、退耕还林等方面享受的政策，保障其既有权益不受损；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同步进行固化，让农民带着产权进城落户。配套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支持政策，提供职业培训、介绍免费服务，享受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扶持政策，促进其在城镇稳定就业。2015年9月，在由住建部召开的三省四市一县推进城镇化、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座谈会上，夹江作为全国唯一的县作了发言。2016年，全县网签住房1984套，面积23.41万平方米。
三、强化项目支撑，配套服务，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坚持产城互动、互促共融，以项目建设凝聚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动力，以公共服务配套零距离、城乡一体零差异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一）推进同城发展
稳妥推进撤县设区，抓好城市道路、管网、路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建成道路及市政配套工程50公里，建成污水次级干管及支管20公里，开工建设新区道路9.1公里，推进千佛岩至青衣江三桥“青衣绿道”项目建设，优化城乡公交线路，启动乐夹同城公交项目，公路物流园区项目进入选址规划阶段。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启动夹江人民医院和康养中心项目，积极对接市人民医院，争取县人民医院挂市人民医院牌子。巩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果实施夹江中学创名校工程；争取云吟职中与乐山一职中联合办学。
（二）打造宜居城市
定位“峨眉前山”旅游品牌，按照5A级景区目标规划、4A级景区建设的目标，优化提升“峨眉前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启动东风堰——千佛岩景区整体打造前期工作，打造成乐高速夹江新连接线生态绿廊，建设二郞庙休闲旅游康体养生新基地。先后投入5232万元用于绿化、路灯建设，改造提升绿化面积35万平方米、占绿化总面积的21%，改造新安装路灯857套、占路灯总数的24%，全县城区绿化总面积达164万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7.2平方米，绿地率达35%，绿化覆盖率达39%，城区规划区路灯安装达100%。
（三）构建城镇体系
加快小城镇建设，编制完成19个乡镇总体规划，甘江、新场被列为四川省“百镇建设行动”试点镇，漹城、甘江、新场被列为全国重点镇。加快城镇住房建设，加固维修城镇住房204套、重建4套，建成和转换公租房1376套，发放租赁补贴2653户464.4万元；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投资3.5亿元，实施棚改项目8个，涉及1649户，建成房屋8.36万平方米，开工建设8.67万平方米。加快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完成幸福美丽新村规划设计55个，建成新农村100个。加快农房建设，全县新建、改建农房8000余户，其中，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814户、“4·20”灾后重建2195户。
作者：袁月
第4篇：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评价研究
引言
城镇化是结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中国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经济新常态要点的提出，各种负面影响也随之凸显出来，环境问题、公共资源均享、户籍制度等方面都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有效提升，如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使传统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利益分配由失衡走向平衡，实现国民利益分配均等化和无歧视的问题仍有待解决。
正因为原有的城镇化内涵与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偏离，所以“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应用而出。“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初始目的是为了解决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随着对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不断补充，最终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一个官方定义：追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放弃原来只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开始专注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与质量：习总书记也在讲话中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可以认为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转变，进而形成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
陆大道（2014）指出长江经济带凭借着强大的综合运输能力，具备着与海岸经济带完全不同的优势，提出我国应该坚持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将其作为我国宏观经济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例，在《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针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不同而提出不同的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在最新的《长江经济帶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份《纲要》中指出要建设高水平的城镇化，追求更加合理的城市结构，促进人口城镇化，依托大城市建立一批有特色的中小城镇。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状态。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格局中地位重要，且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再度成为热点地区，所以将长江经济带和新型城镇化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
自“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解读，赵永平（2013）、王新越等（2014）根据已有的对于城镇化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政府材料解读，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涵是将人作为城镇化的主题，不同于以往的追求土地城镇化；单卓然，黄亚平（2013）、王千，赵俊俊（2013）、段进军，殷悦（2014）、宋连胜，金月华（2016）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总结为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民生活质量、追求高质量的城镇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做好城乡统筹规划：也有学者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意义的城镇化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主要集中体现在生活方式（包括家庭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公共服务的享受、社会管理的城镇化。
（二）城镇化评价体系相关研究
由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理解的角度不同，相关文献出现了多种评价体系。在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之前，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上面，随后的研究发现：单一的依靠增加经济增长对于城镇化的提高并不能显著的增加城镇化（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2011），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城镇化的指标体系日益丰富，经济因素对城镇化水平影响越来越低阴，以张少辉（2004）和陈延军、赵炜林（2011）认为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健康发展速度才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大因素：孙长青，田园（2013）、杨惠珍（2013）、王际宇等（2015）分别采用综合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涵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建设情况、集约发展、民生问题等等：孙雪（2012）通过对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促进机制等方面的比较，得出新型城镇化应该是追求高质量、高水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根据这些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应该包括城乡发展动力、城乡发展公平、城乡发展质量：戚晓旭等（2014）、吕丹等（2014）在参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前人的基础上对于新型城镇化又有了新的理解，分别提出了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中加入了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服务共享。
（三）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在指标体系建立后，相关文献往往会选择对某一区域进行实证分析与评价，如张少辉（2004）、杨洋等（2015）、钟茂初（2016）等；由于概念提出时间不长，从邹辉、段学军（2015）已有的关于长江经济带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针对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肖金成，黄征学（2015）从目前城镇化程度、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存在的不足分析了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地区的城镇化特点，提出了建设城镇化的基本思路与相关政策建议但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对其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性做细致分析。
总体来说，现有文献缺少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研究，且主要局限在研究城镇化的动力源与影响因素上，特别是对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和差异性研究不深，研究对象多为省级区域。本文运用改进的熵值法从生态文明、经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共享四个方面对于长江经济带包含的60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重点进行差异性分析，以期为我国长江经济带区域城镇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的选取
传统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偏向于“硬件城镇化”，对于诸如提升居民幸福感、内涵增长等概念重视不够，而新型城镇化的则更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最新规划，对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其内涵及特征进行了尝试性描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这个一级指标下，分为4个二级指标和对应的24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分别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诠释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其中在具体指标选取上，生态文明方面的指标主要突出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主要突出该区域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效率和强度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突出居民生活便利程度：公共服务方面主要突出城市人口幸福感、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具体内容见表1。
（1）生态文明
城市所处的环境系统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它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和工业，在人类进行生活生产的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垃圾和污染物，只有对这些垃圾、污染物做好达标处理和控制改善人居环境，扩大城市绿地面积，才能推动人与城镇环境和谐相处。在当前城市发展进程中，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居环境又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的重视，导致环境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良好的人居环境有利于提高城镇的开放度，有利于提升城镇的吸引力，有利于扩大城镇的辐射力，进而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到城镇化进程中，因此，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作为评价新型城镇化人居环境的指标。
（2）经济城镇化
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与基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源泉，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产生，另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进程也会随之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生产、交换和消费等要素开始向城镇集聚。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紧密相关。所以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职工平均工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外资数额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衡量新型城镇化水平中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内容。
（3）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路网系统，提升城市道路网络密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要统筹公共汽车、轻轨、地铁等协同发展，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统筹城市地上地下设施规划建设，加强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大城市在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设市郊铁路，提高道路的通达性。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因此，将排水管道长度、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年用水量、移动电话用户、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等作为衡量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方面的主要指标。
（4）公共服务共享
在当前的发展时期，“城市病”问题日益严重，这表现在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聚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方面，而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居民“幸福感”，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是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键。因此，本文选择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每万人医院数、高等学校总数、在校学生总数、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等指标衡量评价新型城镇化中社会城镇化和公共服务水平。
（二）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9省2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本文以长江经济带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①，计算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综合指数。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指标体系计算实证结果
由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不尽相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上述熵值法计算过程，本文将整个长江经济带地区按流域分为三部分，并分析2004-2014年11年间的数据，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最终计算得到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
三、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时空分布分析
根据2004-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分情况，分别从整体、城市群区域、地级市3个层面对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
（一）整体层面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折
就宏观层面而言，11年间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快速阶段；平均发展水平由2004年的15.30提高到2014年的30.24，11年间提商14.94，年均增长率为7.05%，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升。
接下来将分别根据区域的时空差异详细分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情况。
（二）各区域城市群层面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表2分析对比了2004-2014年长江经济带内部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得分变化情况，就中观区域层面而言，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区域差异较大。整体来看：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游地区居中，上游地区最低，并且上游和中游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虽然新型城镇化水平均稳步提高，但在不同时间段相互之间发展特征存在差异性，所以根据发展阶段可做进一步具体分析，可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平稳发展初期），2004-2006年，三个区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别并不大，并且均稳步提高，综合得分提高幅度均处于1.00-1.50，其中下游地区的增速较快，中游的发展速度与下游接近，而上游地区增速较慢。；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2007-2012年，三个区域城市群之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总体呈现出先拉大后缩小的状态，较上一阶段发展增速加快，上游地区的增速开始增加，逐渐与中游和上游地区同步，至2010年底，三个区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达到最小：而之后的2011、2012年是其增速最快的时期。第3阶段（均衡发展期），2013-2014年，三个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有所减缓，甚至出现了评价值停滞的现象，而下游地区依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其与中下游地區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这是由于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密度和规模相对较大，城镇化程度和质量相对较高，而上中游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镇分布密度较小，而且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较低。这种差距和矛盾一方面与我国整体的发展规划相关，另一方面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发展政策等相关。
（三）地级市层面新型城镇化发展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4-2006年，变异系数逐渐增大，由2004年的0.54增大到2006年的0.67，达到最大值，此后几年变异系数减到最小，为2010年的0.51，2011年又開始增大，直到增加为2014年的0.56。纵观整个研究阶段，所选取的长江经济带59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在研究基期较小，首先经历第一阶段的大幅度上升，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的突然下滑，最后差异性又逐渐增大，在研究末期新型城镇化水平又出现不均衡状态。可以看出2006、2012和2014年59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不均衡，2010年区域差异性最小。
另外当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做具体比较时发现，上海、苏州、南京等下游沿岸较发达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攀枝花、宜宾、乐山等上游欠发达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从各地区2004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发现，近11年来所有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近年来各地区的城市在水、电、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医教文卫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但是，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耕地、资源相对不足，城市拥堵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愈加严重，所以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各地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进行了综合评定，并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时空演变做出了差异性分析。基于上文的分析结果，提出四条促进我国长江经济带型新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应针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城镇化建设目标采取因地制宜、多层次发展的治理策略。根据上中下游区域城市群评价的分析可知，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密度和规模相对较大，城镇化程度和质量相对较高，而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镇分布密度较小，城镇化发展的质量较低。由于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达，其对农村人口转移具有较强吸引力，因此要将妥善安排外来人口作为工作重心并落到实处。根据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统筹推进外来人口落户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健全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的机制。
加强城市圈建设，重点培养区域经济增长极。要抓住城市群这个重点，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等超大城市和南京、杭州、成都等特大城市的引领作用，发挥合肥、南昌、贵阳、昆明等大城市对地区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沿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培育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小城镇，最终形成结构合理、区域合作、协调发展、绿色环保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加强区域间合作，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由结论可知，近年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长江经济带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沿江两岸城市的发展潜力，但城市间发展状况迥异，如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纵观全局，对整个流域进行全面综合开发。要加快推动内部一体化进程，发挥城市群间的联动性，使长江上中下游各区域能够在竞争与合作中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增强区域竞争力。
作者：王昱等
第5篇：以城镇文化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极大提升。优化配置和提升城乡资源，使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城镇居民往往有产业“无生活”，文化气息缺乏，文化生活贫乏，居民邻里生活被高楼大厦所阻隔，逐渐出现人际隔膜和阶层隔膜，缺乏相互信任，拜金主义成为主导观念，社会普通公众信仰缺失。这些不良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来，是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城镇化建设的不良后果。文化是支撑和推动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是否形成了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城镇文化。只有形成了包含了丰富文化内涵的城镇文化的城镇，才会潜力无限，焕发城镇的魅力，才是“人”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与城镇文化
城镇，包括城市和城镇，意味着筑城守民，设市易货，置镇守边。古代的“城”“市”和“镇”基于全然不同思维逻辑而出现，功能上有显著差异，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逐渐走向融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乡村城镇化，即同时包含“城”和“镇”两个发展模块。其中“城”代表城市，而“镇”则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是联结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环节，属于城市的范畴。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应当实现城市和乡村同步发展，而不能在发展城市的同时阻碍、牺牲农村的发展。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有了文化，城市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意义。城镇和人是城镇文化的两大要素，同时处理好城镇和人的关系，才能铸就健康、有意义的城镇文化。
新型城镇化注重城鎮建设的内涵和质量，在强调城镇建设数量、规模和速度等指标的同时，更关注城镇建设质量和文化内涵等指标。坚决摒弃传统粗放式扩张的发展思路，坚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向转变。改变传统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乡镇和农村发展的建设理念，转而实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同步协调发展的建设方针，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不能牺牲乡村经济的改善和发展。以高收入、低消费等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建设的同时，更关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等发展目标。简单来讲，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本，“新”在彻底摒弃“土地城镇化”，真正实现人口或居民城镇化，“新”在努力实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同步协调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摒弃陈旧发展思路、推行科学发展方式的线性过程，更是多方位、全方面“文化创新”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强化文化记忆，延续文化的传承。
城镇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镇文化同时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代表物质方面的或者是有形的生活器物，如居民建筑、基础设施、公园和交通工具等；而非物质文化则代表居民的生活习俗、社会价值观念、宗教、法律等。城镇文化是城镇的灵魂，显示着城镇人群整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以及城镇的气质和品位。城镇文化是城镇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共同缔造的，主要由形态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构成。形态文化，主要指地理和生态方面的特征，城镇整体的布局和相关规划，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筑风格，标志性建筑和文化遗产等，是有物质实体的、有形的文化事物，有可感知性，是城镇文化的外在方面的体现；经济文化，指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代表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体现了当地的现代化程度；社会文化，指所居住居民的族群结构和状态，整体社会所体现出的关系和结构，国家政治关系和法律制度等，社会文化体现的是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以及该城镇中的社会团体和结构关系；精神文化，指哲学、宗教、道德、文艺和社会心理等，体现了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是城镇文化的核心部分。
城镇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兼具开放包容的地域性。人类的出现是分地理区域的，因此伴随人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城镇来讲，其形成也经过了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历练，地理位置可能发生变化，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最终经过不同阶段相对成熟的文化状态而形成特殊的城镇文化。地域差别对文化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地域性特征也确保了城镇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自然简易的传承性。另外，城镇对居民的吸纳本就体现出无差别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需寻求城镇的庇护，也因此随着多个民族和文化风俗的碰撞和交融逐渐形成新的种族和文化风俗，形成新的社会形态。这种开放包容的地域性特征实现了城镇文化的存异求同、多元共生。
集聚性和辐射性。城镇文化是一种以城镇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因此城镇的部分特征自然便成为城镇文化的重要特征。城镇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场所，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汇聚中心，集聚是城镇的突出特征。马克思曾指出城市本身便代表了人口、资本和生产工具以及各类需求的汇聚。城镇从诞生起便成为创造文化和传播、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镇之中，物质财富、各类生产和生活信息、政治权力，甚至不同族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相互依存和碰撞，自然成为各类资源的汇聚中心。城镇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所具备的凝聚力不断强大，相应的也造就了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文化沉淀。而同时，城镇的高度发展也必将通过发散传播的方式将地域优势与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先进的制度和政策辐射出去，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城镇文化同时具备这种集聚性和辐射性。
延续性。城镇的建设发展过程是历史的、渐进的，在历史的维度下，城镇的建设发展在漫长的过程中扬弃与继承了历史文化，留下了历史的印迹，沉淀出今天的城镇文化。顺着城镇文化的历史往上追溯，就可见一条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这就是一个城镇的文脉，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传承与延续。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着力建设城镇文化
城镇文化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思路和最终目标，是致力于实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同步协调发展，实现城镇乃至全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统一。与以往重速度、重规模、轻质量、轻内涵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尊重人类发展历史，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城镇文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基本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原则，更强调城镇化建设的效果、质量和内涵，致力于实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同步协调发展，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和均等。城镇文化建设致力于创造城镇独一无二的文化形象，努力实现历史文化、现实、未来的延续和创造，注重以健康、活跃的生活方式弥补以往仅注重经济指标增长的缺陷。
城镇文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丰富精神内涵。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关注城镇各要素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更强调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和质量，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思路，致力于实现用合理城市化建设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优秀人文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伴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仅仅是城镇乃至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巨大变迁，更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等的根本性改变。城镇文化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增添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也符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城镇文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奠定公共心理基础。文化的内核是价值，价值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信仰。信仰是体现并决定人类心理活动的最重要的元素，能够产生不可想象的精神力量。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中国梦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了公共心理基础。新型城镇化的目的是逐渐塑造科学、和谐的生活方式，应当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现代化。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转变为城市居民，不仅意味着身份和工作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逐渐实现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努力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
作者：王青霞
第6篇：财税改革如何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57.35%。财税体制作为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保障，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政策与体制支撑。新型城镇化提倡“以人为核心”的本质与我国所确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财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针对性强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策略。
合理的财税体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财税体制和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的互动性。新型城镇化需要巨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因为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后，需要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高水平、全覆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果轻视甚至忽视基本公共服务，不解决诸如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问题，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而影响乃至阻碍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产生所谓的“拉美现象”。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财、物三大要素，而税收政策可以有效引导这三大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和方式，从而实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例如，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为居民的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这就使得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质教育。居民接受的教育水平提升，综合素质得到了改善，由此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多的人才和智力支持。而且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对不同产业部门制定差异性的税率，从而引导资本作出相应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断加快，必然会使得投资回报率更高，从而有效推动税收的增加。
第二，合理的财税体制是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器。财税体制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合理的财税政策不仅能够为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还可以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加之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贯彻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大政方针，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扩大了政府的财税渠道，使政府的财力大为增强，从而为城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新型城镇化与税收的相互支撑关系明显。新型城镇化需要高质量的工业化为支撑，而工业发展中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发展与政府财税体制息息相关，作为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尤为注重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目标。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更需要改革我国财税体制，以便为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和保障。
合理的财税政策能够有效确保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基础保障措施的资本投入。现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不断向户籍改革、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医疗体系完善和养老等方面发展，这些基础保障措施面临着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不断加速的现实，同样需要大量的政府财力作支撑。没有合理的财税体制做保障，新型城镇化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难以得到全面的落实。
新型城镇化必然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理念，需要优化并完善生态资源配置，无论是业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修复，抑或现有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都需要政府买单来进行维护和治理。因此，我们需要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的财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一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自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的财政收入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直接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直接影响到地方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的筹措。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数据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利不断增大，但财力增长情况却并不明显。受限于财力不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局限于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出让金。在此背景下，我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房价飙升、实体经济发展空心化、地方经济发展受阻以及补偿拆迁款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进而影响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提升。
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趋凸显，系统性风险有所提升。在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形势下，地方政府缺乏合理的财税体系作为保障，导致地方政府因财力不足而缺乏持续增加生产要素、提升经济发展与供给水平的能力。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较为严重。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税收收入较高；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偏低，税收收入也较低。在地方事权不断扩大、财力有限的不甚合理的财税体系下，无法保持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使得债务问题不断凸显。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旧观念以及错误政绩观的干扰，一些地方政府大量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政策性贷款，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这不仅极大压缩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也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不断向商业银行传导，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不断提升，最终可能需要由中央政府兜底。
三是财税政策体系执行力度亟待加大，调控水平有待提升。我国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过于零散且滯后，在执行方面缺乏针对性与有效性，不能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要求相匹配。财税政策体系的调控效果不佳，执行能力不够，阻碍了财税体制的效果发挥与城镇化建设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土地开发力度，导致建筑业、房地产等行业发展过于膨胀。畸形的税收结构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弱化了财税政策的调控能力。加之在财税体制的格局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现象，财政体制设计的科学性不足影响了财税政策的调控水平和功能。
四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财税体制失调。目前我国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多，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威胁。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资源税收的范围过窄，税额不高，税种单一，且滞后性比较明显，这是我国税收调控能力不佳的具体体现。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资源的高效调控，更导致了资源浪费与环境恶化等不利局面的出现。
五是我国实行的差异化税率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长期以来，我国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设置了差异化的税率，其中经济特区的税收政策最为优惠，而一般地区的税收优惠较低，或者是没有优惠，导致税收优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西部少数偏远地区。国家之所以要对东部地区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目的在于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源向东部流动。然而，这种做法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更阻碍了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未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夯实财力基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要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水平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和保障。一方面，要坚持重点扶持与普遍惠及的原则，有针对性地给予不同行业类别的中小民营企业以支持；另一方面，要把加强政府投入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充分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要加大企业优惠税收政策的改革力度，鼓励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发展，拓宽自贸区的政策试验发展范围，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与此同时，还要有效调节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与税率比重，通过环境保护税费的改革，加大资源税的改革力度和改革步伐，构建有利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发展长效机制的税收制度。
科学划分责、权、利，发挥社会各界积极性。遵循便利、公正、公平、效率原则，构建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村居民市民化挂钩机制。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购买服务进程。同时，各级政府要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大力促进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以经济发展的新成就不断增加就业岗位，为农民市民化提供机会和平台。
改革融资模式，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推广公私合作（PPP）融资模式，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方面，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合法融资权限，完善相关融资制度，为城镇化提供稳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要规范民间金融市场，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城镇化的建设，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积极性，共同推动城镇化向纵深发展。
强化“以人为本”理念，提高财税政策保障力度。改革财税政策，为不断完善城乡公共就业与创业的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保障。在公共服务方面，要特别关注教育公平与养老公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不断扩大城乡统筹发展制度保障的覆盖面，完善异地社保接续的相关制度体制，彻底改革“双轨制”的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在医疗卫生方面，进一步深化医疗改革，真正建立起“全覆盖”和符合国情的“高水平”制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保障房政策，加快城乡公共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并确保城乡协调发展。
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加快“三农”现代化发展进程。首先，应按照产业化的发展路径，改革政府涉农政策，加大惠农力度，在补贴政策上将暗补变为明补、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其次，应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必须不断加强农村地区及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提高农村应对各种灾害的能力。再次，要提升农业装备及涉农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水平，通过技术的进步和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推动农业稳步发展。第四，着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大力培养有眼光、懂生产、会管理、熟市场的新型农业从业人员。
作者：王思静
第7篇：我国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1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
1.1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现代化是指在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等集约生产方式和现代科学管理手段，在土地面积既定的情况下提高农产品数量、质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的转型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生产，使得土地集中在少数涉农企业、组织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城转向二、三产业，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提供充足且相对廉价劳动力，推动其加速发展。其次，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专业涉农产业组织逐步完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信息技术的嵌入，使得农产品从播种到流转、从田地到市场进而到厨房等过程的控制性加强，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提供足量优质食材及其工业化所需农产品原材料。最后，农业现代化使得农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农民进城转化为城市市民，其消费模式也从农村消费模式转向城市消费模式，为我国城镇化提供更为广阔的产品市场，另一部分选择留在农村的农民，相比以前占有更多的社会、生产资源，且现代技术、管理理念的引入，收入在稳定提高的基础上更加有保障，进而消费能力大大提高，农村消费市场更为广阔。总之，农业现代化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促进是多方面，既解放出来足够多的相对廉价劳动力，又保障了城镇化过程中所需的食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最重要的是扩大了农村市场规模。
1.2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引领作用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是土地资源的高度集中，只有把零散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到少数涉农企业、组织手中，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管理才能进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其一，当前制约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滞留人口过多，土地过份分散，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通过城镇化创造的高薪就业机会吸收大量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的锐减，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规模集约化生产创造条件。其二，相比传统农业，农业现代化生产对资金、技术、管理等因素要求更高，单靠农村本身不可能得到解决，必须依赖于城镇。首先，城镇为农业提供机械化生产所必须的各种先进农机器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次，城镇高度发展的金融、保险等行业，为农业现代化生产提供所需资金、保险，最重要的是为其培养输送现代化生产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及其先进管理理念。最后，城镇为农产品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尤其是城镇人口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为农产品增值加工提供生产、利润空间。
总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我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城镇化水平远远超过农业现代化水平，所以当前主要应是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反哺作用。
2我国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城乡居民关系不对等
人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懂得现代化生产、管理理念的农民。但我国由于历史、体制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分化严重，农民和市民身份严重对立，农民已沦落为一个弱势群体。同时，农村由于基础设施差、公共服务水平低等因素，使得不仅城镇人才不愿扎根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即使土生土长农村高素质人才也相继离开农村，造成我國农业现代化生产人才严重匮乏。其次，选择进城的农民，虽然他们已经在城镇工作生活多年，但是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并没有真正实现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或者由于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原因，他们并不能完全放弃农村身份，不能放弃农村的房屋和土地，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我国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国城镇化对农村人口的实际转化效果要大打折扣，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的一大阻碍因素。
2.2限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限制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依托于户籍制度的福利、就业等方面的不对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就业性制度障碍，农村户籍劳动者在城镇中一般只能从事底端、城镇居民不愿从事的脏乱差工作，这些工作条件恶劣，薪资低。其次是福利性制度障碍，当前城镇中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都是为城镇居民而制定的。例如，城镇教育、医疗、养老保险都是依托于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几乎享受不到，使得他们在城镇中没有稳定感。其二是农村土地制度落后，不能适应当前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我国农民拥有的只是土地承包权，并不是所有权，且当前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制度不是很健全。其次，农村宅基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形式，却没有合理的处理转让途径，这也是当前我国大量农民工城乡两地为家，不能真正从农村转移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2.3农村经济体制僵化落后
相较于日益完善的城镇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广大农村经济体制严重落后，主要体现在农村生产生活两方面。由于受传统小农思想影响，再加之农村人口众多、土地分散，直到今天我国农业生产还是典型的小型、分散化生产。与国外现代化农业相比，我国农业生产脱节于第二、三产业，没有形成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流转机制，没有和现代化工业、服务业融合。一方面是我国二三产业并没有为农业生产提供合适产品，包括农业现代化生产机械、优质化肥、种子；另一方面服务于农业的金融、保险、物流、销售等各社会职能更是严重落后于农业现代化所需。最后，农产品深加工没能和工业、服务业完美结合，体现在我国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没能形成完善发展体制，即使有一些生态，观光农业也是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小规模试点性发展。
3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3.1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无论我国发展经验还是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联动共同发展，单纯把两者割裂开发展是行不通的。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要实现两者一体化发展，必须要解决城乡户籍割裂，及其依托于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各种城乡间不公平待遇。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城镇对农村户口的包容性问题，即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不仅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更应该是人口的城市化，着重解决长久以来依附于户籍而形成的对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待遇。使得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居民能够公平的享有城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例如子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心放弃农村户口，在城镇定居，实现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正真吸收转移，即人口的城镇化。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还应该是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包括依附于农村户籍的土地、宅基地、农村教育、医疗保险等各项与农民密切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农村土地、自建房权益性改革。只有实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协调一体化发展，才能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3.2创新农业生产机制，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化水平，实现两者间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创新农业生产机制，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首先，我们可以从农业经营体制入手，改变现有的单个家庭经营模式，加强家庭、组织、龙头企业联合发展，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完善农业现代化经营体制。其次，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强化农产品多层次、深加工发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纵向一体化发展。最后，注重农业转型，农业不只提供人类消费的农产品，还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尤其在经济日益发达、人们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例如东南亚国家的乡村旅游、以色列的生态农业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更是为其整体经济发展助力颇多。
3.3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建设
不管农业现代化还是新型城镇化，都对农民自身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传统小农生产，是集机械化操作、现代管理理念、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融合性生产方式，这就要求从事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农民，必须加强对这些知识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跟上農业现代化生产节奏。对于进城的农民，他们本身即是从农村生产生活模式转向城市生产生活模式，这和传统农村模式完全不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风险，对他们个人素质也提出更高要求。总之，不管是留在农村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农民，还是进城的农民，都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素质来提高生产生活竞争力。
作者：韩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