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公民文化；臣民文化；村民文化；公共领域；私人领域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角度出发，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应从政府的角色转换、公共领域的培育以及教育三方面入手。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需要政治的发展与其相适应。在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结构的特征需要公民文化在公共领域中培育。
一、公民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学》一文中首先使用的。他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公民文化亦即政治文化，是用以稳定民主制度的一种心理分析理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政治文化做出严格的界定。阿尔蒙德运用定量方法在《公民文化》中进行分析，以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构建了一个公民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整个政治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输人与输出的人口态度在政治角色中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口的态度在政治取向方面的概率分布，分出三种基本政治文化类型: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在现实中的公民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的混合。在每个国家都是各种类型的国民身份的相互交融。如村民—臣民，臣民—公民，村民—公民等等。现代民主社会也是不同方式的混合型国民身份的集合地。
保罗·道格拉斯和艾丽斯·麦克马洪在《怎样做一名积极的公民》中提出一种”理性—主动性”模型。认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要求公民投身于政治并积极行动，获得有关政治的信息，以及发挥影响。此外，当他们必须作决定时，特别是在怎样投他们的选票这样重要的决定上，他们必须使其决定确立在对事实的仔细评价并对选择对象反复衡量的基础之上。”
阿尔蒙德认为:这种”理性—主动性”模型的特征，确实是公民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特征仅仅是该文化的一部分。公民文化实际体现的是一种平衡，亦即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民主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个人作为参与者不能放弃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不能够放弃村民和臣民的价值取向。文化的积淀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因此各国的公民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个人的早期取向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与参与者的取向也是相互协调的。
西方公民文化发展较成熟的是英国和美国，其公民文化是逐步成长和缓慢融合起来的。这种现代政治文化需要一种较适宜公民卷人和参与的政治环境。但这种环境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缓慢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步形成的。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完成的政治变化过程，形成了公民文化，发展中的中国可能找到这样的逐渐的、融合的政治变化方式吗?能有的答案只能是推测。从时间上看，最明显的替代物可能是教育。从空间上看，需要一种公民文化成长的公共空间。
二、公共领域:公民文化成长的空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在此以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公共领域的观点。哈贝马斯所论证的公共领域最初出现于希腊的雅典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公共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哈贝马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其来源是希腊城邦。卢梭用希腊城邦来比喻永恒的公民民主概念，在希腊城邦中，人民看上去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广场上集会。因此，在卢梭看来，”公共场所”是宪政的基础。现代的公共领域是同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别开来的，但是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范畴。它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在托克维尔看来“由于公民彼此相似，而且会越来越类似，因此，每个人都不倾向于盲目地信仰某个人或某个阶级。信仰大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统治世界越来越多的是公众舆论……在处于民主体制的民众中间，公共性是唯一的权力。”公共参与在希腊城邦中要在公共空间里进行，这种参与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是所谓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下建立起来的，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是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
“公民文化所要求的，是一种个人能最终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的过程;这是与其公民伙伴之间的一种认同，也是包含着对政治系统的，共同情感信仰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感的传递是在许多工作场合和政治系统自身之中进行的。公共领域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公共性。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有批判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培育公民文化是可以进行的。
与西方国家相比，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培育一种同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公民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国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等原因，公民文化在国内的培育要适应特殊的社会结构。如前文所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育出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公民文化。因此，公民文化的培育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应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混合。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这三种文化都是存在的。在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输人渠道，缺少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输出没有与公民的政治输人平衡，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不利。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仍会持久地存在并起作用。村民、臣民与参与者三种政治态度的共存、平衡分别起作用，才是现代政治体系稳定的有效保障。这钟制衡需要公共参与为前提。
2.从空间上说，政府要从私人领域中逐步退出来。良好的市民社会是在市场的健康发展、各种经济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市场属于私人领域，在当今中国，这种角色转换是市民社会成长的关键，也只有在市民社会发展起来之后，才能有真正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这其中要有某些利益的丢失，但这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市民社会这种私人领域的概念在当今中国还不完善。西方的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宗教，先后经历了基督教兴起、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这为西方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期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缺少文化的基础.当然这同社会结构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3.从时间上说，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民主教育的形式。这里的教育是符合拉丁文原意的那种教育，即“引出”。把一个人引出来，使他发挥自己的潜能并能独立地处理种种事务。这种教育要求采取积极开放和平等对话的形式。教育的本义是以尊重受教育者本人的经验和理性为前提的。只有当一个人成功地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被教育机构所激发的理性能力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时，我们才能说此人受到了教育。值得强调的是教育不等于灌输，消极的灌输“会降低民主对成员所要求的那种评价道德与政治能力”，使社会成员成为臣民，这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所以，无论是从词源学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灌输不属于教育的范畴，而是对教育过程的歪曲。
总之，以上是从西方社会成熟的民主制度基础上来透视中国当今的现实间题，西方的政治变化的过程是逐渐的、缓和的和融合的。当今中国的公民文化的培育是与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相适应的，即呼唤市民社会成长以及公共领域的构建，只能从这种最基本的做起，从社会的特定结构人手，才能谈到公民文化的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