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理论界对中国模式普遍持谨慎态度，但也有不少乐观的声音值得重视。从国内外众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解读中，可以归结出对中国模式的三种解读范式：恶、善、中。当前的中国模式热，是由于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为世界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面对国内外种种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与评价，我们应采取理性的态度，保持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中国模式 态度 范式
一般来说，“中国模式”也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及其原因的描述与总结。目前，有关“中国模式”的研讨依然方兴未艾。国内外对“中国模式”内涵与特征的理解虽然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普遍看到了中国在体制方面的巨大优势，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正确发展策略。
一、当前理论界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
当前理论界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可用八个字概括：主观自信、客观理性。
(一)中国模式独领风骚
首先看国内民众对中国模式的态度。有调查显示，74.55％的民众认可中国模式，表明了国内民众对待中国模式的乐观情绪。这项调查是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认可的中国模式有六大关键词：改革、发展、渐进、开放、试验、稳定。调查结果同时显示，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其人数占受调查者的59.57％。其中，47.7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的成功探索将为世界各国提供经验借鉴”，11.82％的受调查者表示“只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概括而言，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分配角度来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模式；从统筹国内外发展角度来看，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强调全方位开放的模式。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各国探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全球视域而论，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其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形成了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特质：稳定、改革、发展、民生、务实、渐进、开放、自主。第二，总结了一些“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思想，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第三，与其他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很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西方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使非洲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今天仍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引发了数次金融危机——因此，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和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发展道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可能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事实上，中国模式从一开始的“公共话题”转变为现今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涵于一身的“学术命题”就已说明，中国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模式慎行审思
实践证明，任何发展模式都包含着特定国度所特有的自身国情。过分强调某一模式的特色和不可复制性，就会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而过分强调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会否认发展的丰富性事实。因此，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于中国模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当下应慎提“中国模式”，而应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应是取代“中国模式”的理想选择。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之中。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首先，讲“模式”客观上会使自我满足、盲目乐观情绪滋长蔓延，而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是付出了代价的。其次，讲“模式”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问题的概括。有学者强调指出，“中国模式”仍在发展中，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因此，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因为“模式”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输出“模式”和示范的意思，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中国坚持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发展模式没有普适性一样。
科学发展也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这样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潮流，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注重科学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发展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实现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
二、近来解读中国模式的三种范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结出对中国模式的三种解读范式：恶、善、中。
第一种是西方式的“恶”。由于很难摆脱固有价值观念的束缚，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到中国模式时，都有意无意地尽量回避或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忽略了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或出于狭隘国家利益观和狭隘国家安全观，或出于意识形态对抗思维，有将中国模式上升为“普世价值”以强调“中国责任论”的；有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结于“经济自由+政府压制”以放大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对称之现状，并借此鼓吹“中国崩溃”论的；也有热捧中国模式带来的经济崛起、外交扩展对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格局造成的“美单极时代不可避免的终结”，借机夸大“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模式也颇有微词。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应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因此，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不应该在社会主义中出现。但中国模式在经济上的市场化倾向和建立市场经济之目标定位，加上中国在对外战略中的超越意识形态战略，使得他们坚信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像资本主义”，于是，“中国背离论”诞生，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脱离了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中背离了第三世界。 第二种是非西方式的“善”。对那些历经动荡和经济落后的国家而言，中国模式在平衡稳定、改革和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渐进改革则为那些亟需改革的国家提供了另一条成功转型的经验。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古巴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已在一些经济、政治改革中借鉴中国模式。有鉴于此，一些国际有识之士较为客观地解读了中国模式，归纳了其几大特质：马克思主义、渐进式改革、统筹、开放、创新、人本；总结了中国成功的公式：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等。另外，虽然西方存在着诸多对中国模式的曲解和误读，但也有不少开明之士的理性解读值得参考。如美国着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着《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平衡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纵向民主”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因此，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第三种是东方式的“中”。探讨中国模式，不可脱离中国语境。中国语境里的中国模式有两大特质：一是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悠远浑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使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稳定’开放、试验、渐进、统筹等政策成为现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模式的成功，二者缺一不可。有学者指出，“刚柔相济，执两用中，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蕴含的深层哲学智慧之一。中国模式从总体来看，就是集古今之智慧，汇中外之优长；不走极端，而取中和；灵活多变，不失其刚。”也有学者深怀忧患意识，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当前中国模式内部潜藏着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矛盾，如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脆弱性、制度滞后性等。
三、透视中国模式热
总之，中国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处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的。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透视中国模式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国模式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正是中国模式备受关注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一)政治原因
首先是“中国责任论”使然。在后美国时代，无论是多极，还是两极，中国都是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极，这是客观事实。既然如此，中国理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时俱增的中国国家政治软实力，呼唤中国理应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以在全球化中实现好、维护好自身利益，促进和谐世界构建，这是国内外的主流共识。但国际上热捧中国模式，仍不可排除夸大中国责任，甚至将“中国责任论”演化为“中国威胁论”翻版的动机。如日本数次呼吁联合国增加中国会费比例；美国鼓动西方国家纷纷指责中国处理朝核问题“不够强硬”，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不对称”等。
其次，狭隘国家利益观作祟。单极结构使当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去单极化”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世界应该从此进入多极化还是继续寻找单极替代者?有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能够得到与美国及整个西方相对立的第二的位置，中国应与美国共同构成两极世界。依此逻辑前提，中国在全球层面既不挑战美国，又应与之共同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并协助美国处理诸如朝鲜、伊朗等头疼的问题。难怪哈佛商学院弗格森会提出中美已进入“共生时代”，并合成“chinamerica”这一时髦词汇了。
第三，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成功值得世界借鉴，更值得中国自身不断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汶川震灾和北京奥运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刮目相看。中国的渐进式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监管和资源调配、执政党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引领以及先进性建设等，都是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创新。
(二)经济原因
本次金融危机伊始，世界就将目光聚焦中国。在市场和人心笼罩着危机带来的愁云惨雾之时，******在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上分别发表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和“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强调“信心比黄金重要”，明确提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并预言“寒冬过后必将迎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春天”。从此，中国模式成了抗击危机的最优选择。
马克思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当今世界，全球经济集体陷入迷茫。巴西转瞬即逝的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彗星”，伊朗经济的迅速衰退被称作“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又造成东欧、拉美和亚洲三个重灾区。相反，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世界为之侧目。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25年间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有约67％应归功于中国，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国际社会不得不认真探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文化原因
贯穿30年中国模式艰辛探索历程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中国模式扎根于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着整体观、和谐观等传统文化精华。从文化视角研讨中国模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的精髓。
一方面，“新蒙昧主义”的失败在“华盛顿共识”的坍塌事实面前，使热衷于研究“原教旨主义儒学”的学者们找到了研究中国模式的新视角——挖掘中国模式所蕴含的儒家思想，籍以探究中国模式成功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另一方面，当前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很热烈，中国模式有无普适性正好与之契合，对此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应努力做到既不落人西方鼓吹的某些普世价值圈套，又要在国际社会保持我们对中国模式的发言权，尽到向世界正确诠释中国的义务。
世界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由于西方某些媒体故意歪曲事实，诋毁中国，在对中国模式的文化解读上，我们需要抢占发言制高点。自雷默于2004年将“北京共识”上升为“中国模式”以来，西方学界、政界在文化层面对中国模式的误读十分严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所采取的“务实主义”原则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却失去了道德吸引力，务实主义行为带来的社会贫富分化、青少年公民意识淡薄、社会诚信缺失等现象普遍存在。然而，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此声音回应较少，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等直接成就来论证这一模式的内涵和价值，缺少基于文化价值的深度理论分析，无法完全展示出中国模式蕴涵的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包容理念。中国模式的文化解读依然任重道远。
四、结语
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有着复杂的背景。这其中“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误读；既有真心赞美，也有故意夸大”。。面对这些讨论与评价，我们应采取理性的态度，保持清醒的认识。
面对各种肯定和赞扬，我们应保持清醒和谨慎的态度。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也激发了世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但是，从根本上说，发展方式是多样的，每个国家都应寻求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中国不会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
面对一些西方舆论的干扰甚至诋毁，我们应坚定信心，不为所惑。我们应旗帜鲜明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顺乎党心民心，顺应时代要求，是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不会对他国造成威胁，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国愿意承担应尽的责任，但不能超越现实国情和国力。
面对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不回避、不遮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客观存在的发展问题，正说明我们的改革还不够彻底，要继续“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问题”。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总之，中国模式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独立自主。中国模式自身远未成熟，仍需在探求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注释：
①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74.55％民众认可中国模式》，参见人民网2008年12月16日。
②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参见人民网2009年7月20日。
③《国内外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载于2009年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④参见李君如、施雪华、邱耕田、赵启正《慎提“中国模式”》，载于2009年12月7日《学习时报》。
⑤参见胡伟《中国模式的深层涵义与世界意义》，载于2009年9月27日《解放日报》。
⑥杨金海《刚柔相济：中国模式的深层哲学智慧》，参见人民网2009年7月21日。
⑦《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50页。
⑧吕晓莉《“中国责任论”语境下“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浅析》，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⑨黄守红、傅菊辉、易大东《“中国模式”问题研究述评》，载于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⑩《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