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有过炫目,有过黯淡,有过多的褒扬,也有太多的争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当前,随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让我国在国际文坛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做出不菲贡献。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使中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保障我国强国策略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英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
当前我国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传播 文化 的重要战略,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则对文化传播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目前受到国内外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将对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翻译选材现状与对策
目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题材范围宽广,但是普遍缺乏系统性,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选择的作品大多受到作家所处学术地位的影响。例如,夏志清在《现代小说史》中表扬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美感,所以张爱玲作品被广泛关注并大批量翻译,如《金锁记》、《色、戒》等均被翻译为英文版本,知名译者包括JulieLovell,KarenKingsbury等;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对我国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予以肯定,英国国家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次,英美出版商大多关注我国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作品,忽视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虽然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没能体现出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再有,目前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剧本翻译较少,究其原因很多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社会学著作,而真正关注我国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解决翻译选材的问题,应该从改进选题方式着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选题应该着眼于全球目光,体现当今主流价值观,如人性、权利、自由、环保、尊严等,这些能够引起全球读者兴趣的话题,更易产生共鸣。通过选择翻译作品,体现了我国的独特文化,也表现了我国融入世界文化的意识,因此选材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
二、国际市场接受现状与对策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效果,而文学作品的销量则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中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原因主要为:首先,大多读者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了解较少,对我国的研究有限,缺乏兴趣;更有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存有偏见,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眼光评判其他国家作品,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欠佳,缺乏美感;其次,我国本土作家也应针对作品翻译的现状从自身查找原因。过去,我国作家的创作受到“”的影响与制约,始终围绕“服务与政治”展开,而很多作家根本不懂外语,写作时过于随性,没有从国际发展角度选择写作题材,写作的内容不具备国际化视野,写作技巧与国际作品需求不相符,作品略显粗糙。再有,翻译不精准,缺乏专业的汉英译人才,也是阻碍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即使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无人有能力翻译,影响了翻译质量水平,不仅无法还原作品本意,还可能导致外国读者对我国文学作品产生误解和负面看法,例如,Eoyang认为一些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类似于__中“说方言”的形式:“scholarlyglossolaliaoracademicspeakingintongues”,认为很多时候翻译并不是以交流为目的,而是单纯的直译。这是由于国外读者本身对我国的文化、政治、发展等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中国,如果不能如实翻译作品内容,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入世界,必须迎合海外读者的风格,适应国际文学作品的接受环境,这就需要针对国外文学环境、国外读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与翻译经过了多年历史,但是西方国家主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却时间较短,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导致西方国家的读者难以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对我国作品的认知度不足,仅能从浅层次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偏低;过去,西方国家的作品为了迎合我国读者需要,将作品中的很多章节删减、修改,并将小说以章回体的形式表达,便于我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也要考虑西方读者实际情况,不能过于贪婪,而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鉴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我国作品认识有限,可减少全译本的数量,适当推出改写本、节译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全译本,则更利于国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另外,我国文学作家也要提高国际发展意识,了解国外的文学研究水平、文学研究方向等,向国外输送更多专业的汉学家,了解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加强与国外汉学界的合作,翻译出更多适合国外读者的译本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入世界文化领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应秉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市场的文化传播倾向与需求,从选材、翻译、出版等多角度优化,与国际市场对话、交流,寻找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面推广的 渠道 ,将对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骆萍.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毕飞宇《青衣》与《玉米》英译出版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08:118-120.
[2]王建开.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上海翻译,2014,04:1-7.
1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 总结 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2实现多样化的 教学 方法 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 必读书目 ,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 爱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重视 创新思维 ,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传递内容已经不单纯的是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者自身建构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可以采用话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话题的选择就是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教学重难点,教师进行提问,学生进行总结回答。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各大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大高校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是未来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当代文学教学质量、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其实可以根据时间的划分,简单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二是当代文学;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教学水平,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课程体系,创新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现当代教材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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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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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08(06).
[3]崔文斐.现代传媒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J].青年记者,2008(33).
[4]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 散文 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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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完全改变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风格。这两部作品深刻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下层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难,余华利用这个题材探讨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尤其是许三观的故事,写出了普通老百姓在苦难重压下仍能保持幽默、乐观、顽强生存的人生态度。余华把这些幽默、乐观置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背景下给以表现,成功地挖掘出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这些作品揭露了现实生活的严峻性,驱除了个人主观意识的形态化,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为接近的地步,生动表现了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面对苦难的无所畏惧的本色。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纵观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经典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完美的令人动容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其艺术形式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那些思想内容不深刻、不正确的作品,那些只求艺术新、奇、怪的作品,都不能不说是忽略了这一点。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鲁迅和茅盾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是中国近代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怎样反映社会、激励民众成了萦绕在脑海的共同问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唤醒熟睡在“铁屋子”的人们(1)成了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任务。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传统文学的瞒和深恶痛绝,而是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2)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麻木窘困的闰土,颠沛流离的孔乙己,街头求乞的祥林嫂和醒了无路可走的魏连殳等等可怜可悲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深重地看到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柢固,其对反抗者的迫害是多么毫不留情。为了表现这些主题,鲁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还借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法,如《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通过“狂人”的大量的内心独白,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还有《伤逝》采用回忆式的手记的形式,不无伤感地道出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是多么不容易。最令人难忘的《阿Q正传》,鲁迅采用反讽式的《正传》的形式,喜中含悲地塑造了阿Q“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麻木健忘而又自安自足,目光短浅而又盲目排外,一无所有而又贪图富贵,奴性十足而又恃强凌弱,自欺而又欺人,诚实而又油滑,神往革命而又不知革命为何物,身为下层而又满脑子封建正统卫道思想”。(3)这些侧面连在一起,像一个三棱镜折射出阿Q种种“精神胜利法”,其既有辛亥革命的时代性,(农民尚不觉悟),又有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人思想的共性,其深刻性、形象性、概括性可谓前无古人。也许是创作时代和作家自身阅历的差异,茅盾笔下的人物的思想面貌和鲁迅的已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生活、命运极为坎坷,但已表现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的身上闪出了几缕亮色。比如写农民,茅盾更注意写农民的勤劳、善良、贫困;比如写小知识分子,茅盾更注意写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和幻灭。《春蚕》中的老通宝虽然身上多少也有些封建迷信,但和鲁迅笔下的闰土已相去甚远。老通宝有笑容,有希望,后来虽然也“气得生病了”(4),但比闰土“石像一般”(5)的样子明显有所进步。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茅盾认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6)“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学生或女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7)茅盾笔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乐观、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较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醒了无路可走的吕纬甫、魏连殳面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人物所处时代的发展、政治气氛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致。 与鲁迅相比,茅盾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不像“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如果打一个比方,茅盾擅长工笔细描,而鲁迅更凝神苦诣于各种类型的大写意。读茅盾作品使人觉得细腻逼真;读鲁迅的作品,使人感到生动传神。他们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尽管写作手法有些相异,但是殊途同归,都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思想内涵,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选材范围与时代特征。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史诗的性质,都可以作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鲁迅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其中自然有着鲁迅先生伟大的启蒙思想。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勤劳的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敲诈、麻痹、压制下,变得麻木、迂腐。为了唤醒这些可怜的同胞,鲁迅先生不少小说作品把笔锋对准了农村这个大的“病态社会”:一无所有的阿Q,可怜可叹单四嫂,阴险狠毒的赵太爷和颐指气使的七大人,等等。在小说里,鲁迅先生不是像画家那样只是形象地描画了这些人的外貌,而是深入到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像高明的医师一样,把这些人身上的“病痛”解剖给读者看。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写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这种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和下层旧知识分子小说。前者包括《狂人日记》、《长明灯》、《药》;后者包括《孔乙己》、和《白光》。在这两类小说中,鲁迅先生对新旧两类知识分子的出路作了探索。不改造社会制度,不提高人们的觉悟,即使这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出路也是渺茫的。 与鲁迅相比,茅盾虽然没有过多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但他认为作家应当反应“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9)小说的选材范围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大革命为背景的《蚀》三部曲,又有描绘乡村、市镇经济破败景象的《春蚕》、《林家铺子》;既有叙述小市民、小职员窘迫人生的《过年》,又有诉说民族灾难中人们颠沛流离的《右第二章》;既有控诉女性悲惨遭遇的《小巫》,更有揭露国民党官僚腐败的《某一天》。等等。诚如叶圣陶所言:茅盾“在《幻灭》之后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那有写那样大场面,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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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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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文学作为人学,是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1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 从时间上来划分,我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它的源头便是著名的五四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它是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它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不一致,思想上也更为新潮,更为突出。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建立,他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化整体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 反思 时期、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和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发展变化 1文学内容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广泛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 文学创作者笔下融入了更多的平民形象和普通生活。其中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生活范围有所丰富和增加。这些作品从普通群众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的描写,侧面上反衬出社会的安稳与动荡,并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描绘了一幅幅民主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随着中国人从压迫中解脱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明显扩大,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开拓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等。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工业、科技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等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极大地填补了文学创作题材上的欠缺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上天入地,无所不及。这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解放、突破与创新。 2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进展 “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应用在文学方面,意思就是说文学的创作源泉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因此文学创作者在具体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物写实和艺术深化推动历史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作品中,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批形象包括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阻碍社会发展的反派形象,以及多种历史人物形象。从中不难发现,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过去贫穷困苦受欺凌、受压迫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喜欢的描写对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一跃成为主人公,成为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成为人们仿效的榜样,填补了当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空白,具有开创的意义。现当代文学中呈现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也与那些为数不少的平庸浮浅的人物形象不同,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物个性鲜明,优点缺点皆有,但是他却更让人印象深刻。他比完人更可敬,比平庸更真实,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简。文学作品主人公新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水平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全新的文学表现手法的应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批文学创作者若想达到成熟,那么首先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学、时代文学的兴盛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短暂又漫长的十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3],但广大文学创作者依然不断深入生活,坚持写作理念。特别是早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写作风格就已经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者在文化运动新潮中,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个性又有了全新的进展和突破。有些作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人们得到解放之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取得了迅猛发展,文艺创作者们纷纷探索新的艺术形式,适应时代需求,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探索和创造还建立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群众基础,其拥有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赞许的。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者尽管各有各的风格,也一定有时代精神的标签。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肯定包括生活环境、人生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时代和社会是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在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它是融汇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的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 的一种文学现象。 4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生命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瑰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已经到了濒临消失的边缘。五四运动的掀起也让少数民族文学重获新生,有才华的作家一批一批不断涌现,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中描绘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民俗面貌、文化传统等让我们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生活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也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的历史篇章。 5成就经受严峻考验的优秀文艺大军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期,周树人先生就中国能够出现一批个性鲜明的文学创作家怀抱着巨大的希望,期盼他们能用他们的神笔创造新的时代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界的沉寂。20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时代责任感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热火朝天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文学创作家,比如说周树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曹禺等。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创建了一支优秀的富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他们分别产生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批是高举新文化旗帜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作家,他们是新文化浪潮的时代思想产物,他们为新文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们继续高举新文化新思想旗帜,在当代文学历史中通过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勤劳双手也写下了光辉史篇;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为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文学创作者,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它包括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包括了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文学创作者们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艰苦而磨灭了他们的创作意志,更可贵的是在烽火中在苦难中崛起,他们肩负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发扬的历史重任,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也有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在新中国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此外在工人和农民中也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创作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了当代文坛;在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者大都成长在大好时代,相对而言他们还有些许稚嫩,些许不足,但是他们是新文化的新鲜力量,新的生命活力,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中坚力量。这支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在党的思想指导和文化浪潮的培育下,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而今已经锻炼得更为坚强和成熟。 在探讨国内文学在现当代的成就时,应该是内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文学作品的总和,不得不说港澳台的同胞们也不乏有相当多的进步文学作品出现。港澳台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港澳台的中国人和内陆人民也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近百年来,台湾的进步思潮在时代的发展和推动下也有所成就。近几年来,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港澳台的优秀文学作品被内陆文学家、文艺工作者所熟知,在欣赏优秀作品,开拓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从作品中得到了某些借鉴。因此,不断加强研究台湾、港澳文学的工作,对了解各地区文学以及加强祖国统一团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绝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结论 总而言之,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一百多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又艰难的道路,但是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分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2 浅析现代文学中狼形象的复魅 摘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审视文化中的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狼形象”的梳理来探视现代文学中的复魅现象。借此来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狼形象;复魅 1、狼形象的恶化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狼形象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恶魔化”历程。从神话和图腾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狼,直至到了后期被定性为单纯象征了兽性和野性的一种动物符号。人类远古神话阶段笼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环消失不见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物种被简化成了“恶”的代名词。 西方中世纪兴起过捕狼的热潮。“10世纪英国国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统治时期,下令全国灭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给予奖金,因此在欧洲大陆相继形成了一个捕狼高潮。”风靡一时的猎狼运动使欧洲大陆的野狼数量急剧减少,但并没有给野生的狼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狼来说,真正的灾难发生在____诞生后。基督____将神性赋予自然界,开始了对自然的祛神秘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独白者。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人与剥去了昔日神性光环的自然环境分离,人获准掠夺不再神圣的环境的权利。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自然,而这种情感遭到了犹太一神教的排斥,犹太教、基督____斯兰教都是如此。”野性和兽性是与宗教推崇的光辉人性截然相反的,对人性的颂扬把狼从神圣的祭坛赶了下来,它们不再是人们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人类进入农耕与畜牧社会后,人与狼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野狼在丧失了自己的狩猎地后,为了求得生存有时会捕捉放牧在草场上的牛羊。这种天生的狩猎本能并不能为人所谅解,狼成了人类私人财产的竞争者。这个形象被固定化,人们的仇狼情结也逐渐积淀下来。 文学艺术,是作为唯一符号动物的人的情感体验载体之一。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对狼的种种情结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人们的仇狼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随处可见: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 《杜陵叟》 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虐人害物的暴政、残暴无序的统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汉民族对狼的仇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左拉的《人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都有关于狼的描写。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为“兽性”的代名词,它们和人性相融合,狼性(兽性)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涌动着野兽的气息。狼,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恶的象征流传下来。狼形象从自然中实体的狼走向了人的内心深处,楔入了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改变。 2、现代性中的复魅 “复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对“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拨。魅,在这里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性、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认为自然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与之对应,古希腊的有机论即是一种“附魅”的自然观。“祛魅”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他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 经验 和感觉。人在科技光环的笼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无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写的人(Man)具有统治权,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现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传统、历史。在一个近乎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却面临着全球性的生存危机。这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所为,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弊端。 复魅的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复魅”这一概念最早由大卫·格里芬提出,作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他认为自然应被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不再是机械论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在科学复魅,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人认识到了“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复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变:狼形象的现代表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人类陷入各种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却发现自己在创造性的扩张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现代人渐渐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对抗人的异化过程中,西方兴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英、美兴起了新时代运动,这股运动以对文化的反思、“朝后看”为特征,是对理性统治的回拨。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回归:发现自我、重归原始、原始思维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杰克·伦敦的系列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彰显的是对野性的呼唤;法利·莫厄特的纪实性作品《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对一个狼家庭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狼性中有悖于传统观念的一些品质,如团结、忠诚、友爱等;贾平凹从《废都》开始就尝试着寻找狼性,到了他世纪末的实验小说《怀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强力成了他追寻的主角,并且更强烈地呼唤英雄的重构。 文学作为人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生态文化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划定动物的善恶。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狼进行再认识,狼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猜你喜欢: 1. 有关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2.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3. 现当代文学论文提纲 4. 现当代文学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范文
1.《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独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2005年1月(修订版);2.《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参著(吴小美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参著(王瑶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4.《沈从文名作欣赏》,参著(赵园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多次再版);5.《新文学与乡土中国—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合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独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参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8.《文化与人的同构——论现代中国作家的艺术精神》,独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主编,教材,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多次再版);10.《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大型文库),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1.《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教材),合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多次再版,高校文科通用教材);12.《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3.《中国电影简史》,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多次再版);14.《外国电影简史》,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多次再版);15.《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山西教育版社,2009年2月版,中国西部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丛书(主编)16.《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2011年7月版;17.《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0)精编本,参著(朱栋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18.《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1.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2.中国新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两次呼唤,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3.鲁迅·乡土文学·“生命”主题,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1993年《中国文学年鉴》对该文评述;4.议“五四”文学创作的情绪特征,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5.沈从文创作的哲学意识和审美选择,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6.“五四”精神与当代参与意识,甘肃日报,1989年5月4日;7.现代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论沈从文的文化观,吉首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沈从文研究专号);8.20年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9.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摘登;1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北方论丛,198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11.文明与传统的交战——论沈从文的道德观,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推荐论文12.论郁达夫创作的忧郁情结,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13.文化深蕴中的艺术营造——论周作人的审美观,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14、在配套改革中全面提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质量,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高等教育专辑;15.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16.论郁达夫的艺术个性,郭沫若研究第11辑(1994年);17.中国现代作家审美研究的突破,江汉论坛,1993年第10期,该文收入《国家八·五科研成果汇编》一书;18.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综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19.中国乡土文学:从现代到当代西部海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20.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文摘报》专文评述;21.吴立昌与沈从文研究,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22.当代中国文化“商性”管窥,复旦《大潮》(经济·文化论丛),1994年第3期;23.“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24.中国现代文化人形象的自我塑造,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25.张爱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增刊;26.沈从文与民俗文化,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沈从文研究》专号;27.探寻失落的生命之途,国风,1995年创刊号;28.路遥的乡士情结,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该文多家刊物述评,延安大学《路遥研究专辑》转载;29.守望乡土:经验与悲愤,小说评论,1996年第3期;30.文明交汇处的痛苦 ,社会科学探索,1996年第4期;31.论新时期作家的自我意识及其演变,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32.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探索——张承志研究评析,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33.办特色教育 抓实践培养 创国内一流硕士点西北高等教育,1997年第1期;34.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该文引起广泛注目(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以较长篇幅述评);35.反抗危机者的史学背影——前期“新写实”批评的一种再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3期;36.文学史意义的失构——“新写实”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37.自然·生命·历史,读书,1999年第第3期;38.表现于洒脱背面的沉重——〈朝花夕拾〉与〈文化苦旅〉的精神联系,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9.审美遇合:东方的美丽与悲郁——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飞天,2000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40.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意义及前瞻,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41.重读20世纪50年代小说经典,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42.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3.九十年代的西北乡土小说,光明日报,2002年5月8日;44.“先锋”的堕落——重读残雪的小说,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45.历史的重创与现实的悲伤,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46.论张承志的精神个性,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47.全球化时代的西部乡土小说,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5期全文转载;48、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下) 兰州大学学报 2003年第1、2期连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6、7期转载;49.《大漠祭》读法几种,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50.乡土文学的走向与选择,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51.重话20世纪“红色经典”,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52.传统批评理念的现代表现——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53.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4.30年代的都市想象与叙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55.片面的深刻――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6.毕飞宇论――兼谈90年代文学现象,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57.“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8.审美生成与本土化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59.西部小说:概念、命名及历史呈现――当代西部小说与西北地域作家群考察之一,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60.鲁迅、茅盾比较研究的重要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61.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4期,《新华文摘》辑目;62.主体意识、“本土化”与文学超越――当代西部小说与西北地域作家群考察之二,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63,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中国考试,2005年第6期;64.巴金的启蒙主义思想——《随想录》精神指归读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65.革命叙事与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从《创业史》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小说,唐都学刊 ,2006年第1期;66.“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67.《新青年》·新世纪·新文学,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68.家族文学研究的攻坚之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69.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70.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和命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辑目,《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论文述要;71.当代文学中的非常态视角叙事研究——以《尘埃落定》《秦腔》《我的丁一之旅》为个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2.跨学科视域中的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光明日报,2007年6月16日;73.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要点文章辑目;74.鲁迅杂文研究十年,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12期转载;75.新世纪文学中对失“根”者的叙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76.“汉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20期辑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77.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78.叙事学视阈中的鲁迅阐释,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2期;79.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80.生态文明意识中的西部小说,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81.书写“无须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比较沈从文与张爱玲对“存在”的探询,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转载;82.一部近乎被遗忘的史诗——《复仇的火焰》的双向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83.“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指归与当代底层写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北京大学“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4期述评文章,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登(2009、6),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1期(总第73期)64-66页转载;84.论中国西部电影的文学改编,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85.非抒情时代的抒情文学——30年代抒情小说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86.论长安文化精神对当代秦地作家的深层影响,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收录《长安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上海《社会科学报》摘录;87.转折·构建·流变——论中国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及历史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88.近年来甘肃城市小说的发展现状,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89.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90.试论陕西当代小说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91.扩展历史文化视野 提升西部文学品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92.1979-2009:沈从文研究的几个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93.文学文化学视域中的作家研究,文学报,2010年10月21日;94.重新认识“延安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延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95.地理的空间与文学的意象——以贾平凹小说创作为例,人文地理,2011年第2期;96.“新生代”都市小说中生态美的缺失与重构——以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97.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转载;98.“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99.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化建设,陕西日报,2011年8月22日;100.经典的剥蚀:“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及反思,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101.欲望的纵情与狂欢——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102.“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103.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8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2年第16期全文转载;104.延安文艺的大众化:历史实践与当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8日,“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五月三十号“社科文库”“人文”一栏全文转载,人民网“理论版”2012年5月30日全文转载;105.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文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4月26日;106.论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进展及其趋向,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107.再议被文学史遮蔽的路遥,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108.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9期辑目;109.当代西部小说的三大主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110.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10期全文转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10期转载;111.人性的建构与解构——沈从文与张爱玲比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 期;112.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学坛新论”,2013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3年11月1日“热点文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要览·阶段成果(2013);113.“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 ,2013年第6期;114.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1日(文学版B01);115.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中国化批评诗学建构中雷达的角色),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116.东方智慧:寻找“身体”的自由之境——老舍与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身体”意象之比较,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117.论延安文艺的现代性追求及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高等学报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1期摘录,《文学学报》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118.延安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的历史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119.延安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文学学报》2015年第1期全文转载;120.文学史书写的鲁迅“形塑”及演变——以唐弢、钱理群、严家炎编《文学史》为例,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121.追求一种有温度的“书写”——以路遥的写作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文学学报》2015年第6期全文转载;122.延安女作家创作中集体与边缘的双重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123.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拓展的一个重要界碑——重读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17辑。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应该好过。因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们还是都很熟悉的,毕竟很多我们以前在语文课上都学过,老师也讲过,今天把这些作家的作品拿出来研究,我们还是似曾相识的,只要认真学习,下功夫,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好是好过的。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我国的现代文学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现代性,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又难以正确处理其落后性,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也就有必要理清我国现代文学利弊共存的局面,使其不会将审美观念总结为“怨恨”。然而我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现代性却和这种怨恨相互关联。 学年论文选题(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为了防止5000字的学年论文流于空洞,一般要求大家选择现当代文学中的某一个具体作品(体裁不限),在对其细读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评析,并具备一定的理论色彩。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仅仅是作为参考,以求在启发大家的思路上略有助益。 《狂人日记》新论 《阿Q正传》新论 《伤逝》新论 论《呐喊》的艺术特色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论《故事新编》 论《野草》 论《朝花夕拾》 鲁迅杂文艺术论 《女神》艺术新论 论郭沫若的历史小说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论屈原形象塑造 论抗战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主题特点 吴荪甫新论 论《子夜》的结构艺术 论茅盾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虹》和《腐蚀》心理描写比较 论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 论高觉新 论《激流三部曲》中妇女的悲剧命运 论《家》的艺术成就 论巴金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寒夜》的悲剧艺术 论祥子的悲剧性格 论虎妞 论《骆驼祥子》的艺术成就 论《四世同堂》 论老舍的短篇小说艺术成就 论《月牙儿》的艺术特色 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论老舍作品的民俗色彩 高觉新、祈瑞宣、蒋蔚祖形象比较分析 重评老舍的科幻小说《猫城记》 论《雷雨》 论《日出》 论《原野》 论《北京人》的喜剧性 论《北京人》的.艺术特色 论 “雷雨性格”和“原野精神” 论曹禺剧作中的小人物 论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 《边城》主题之我见 论翠翠的形象塑造 论《边城》的艺术特色 论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沈从文小说的诗体特征。 论艾青诗歌中的意象 论艾青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论丁玲短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论莎菲 论丁玲的作品及其女性意识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心理描写 《尝试集》新论 论周作人散文的艺术成就 论叶绍钧短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论叶绍钧的教育小说 论《倪焕之》 论冰心的“问题小说” 论《寄小读者》 冰心散文艺术谈 评冰心爱的哲学 论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论郁达夫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郁达夫小说的叙述模式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人”形象与俄国小说中“多余人”形象比较 论郁达夫散文的艺术成就 论闻一多诗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乡土派小说 论田汉话剧的艺术成就 从洪深的《赵阎王》看奥尼尔的影响 论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论王统照前期小说创作 论许地山小说与宗教的关系 论废名的小说 论庐隐的短篇小说 论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葹》 论凌叔华的短篇小说 论林徽因的诗歌 李金发诗歌漫议 论田汉早期剧作的思想倾向 论丁西林的世态喜剧 论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 论柔石的《二月》 论殷夫的诗歌 论戴望舒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蒲风的诗 论萧军《八月的乡村》 论萧红《生死场》 论东北作家群的短篇小说 论李劼人的历史小说 论《死水微澜》中罗歪嘴形象的塑造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穆时英小说的思想与艺术 论臧克家的《烙印》 论臧克家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艾芜的《南行记》 论艾芜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论野猫子的形象塑造 论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 论《淘金记》的思想与艺术 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 方鸿渐形象的文化学阐释 论方鸿渐形象的塑造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对民族劣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 论田间的街头诗 论七月派诗歌 论七月诗派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论中国新诗派 郑敏和陈敬容诗歌比较分析 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 从《呼兰河传》的妇女形象看萧红的反封建思想 论《呼兰河传》的艺术特色 论张爱玲小说 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从心理分析方法看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论张爱玲对中外小说的借鉴与创新 论路翎的《财主底女儿们》 论黄谷柳的《虾球传》 论师陀的《果园城记》 论师陀的长篇小说《马兰》 论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论苏青《结婚十年》 论徐訏的《鬼恋》 论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 《赛金花》新论 论夏衍的话剧创作 论夏衍戏剧的抒情特色 话剧《法西斯细菌》主题之我见 论陈白尘的喜剧艺术 论丘东平的报告文学 论赵树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论赵树理小说的讽刺特色 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对古典小说的借鉴和创新 重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论孙犁小说妇女形象的塑造 论孙犁小说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论孙犁小说人物的灵魂美和人情美 论陆地现代时期小说的民族审美特征 试从文化学角度阐释华山报告文学的民族风格 论歌剧《白毛女》的艺术成就 论闻捷诗歌与新疆民歌的关系; 论郭小川诗歌中的哲学意识; 论冰心散文中的“爱的哲学”; 论吴伯箫忆旧散文的情感品质; 论散文三大家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 论《茶馆》的悲剧性; 赵树理小说与鲁迅小说比较; 孙犁小说与沈从文小说比较; 论十七年小说的战争观; 论《青春之歌》的生命观; 《洼地上的“战役”》里的心理分析; 论归来诗人创作的生命意识; 论朦胧诗的个性意识; 论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观念; 论《随想录》中巴金的精神世界; 论杨绛散文的文品与人品关系; 余秋雨散文辨; 论《唐山大地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独特意义; 论探索剧的得失; 论伤痕小说的文学价值; 论高晓声对鲁迅、赵树理传统的继承; 论蒋子龙小说对改革精神的探掘; 论《人生》里的人生启示; 论《棋王》里的“道禅一致”; 论新写实小说对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革新; 论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 《红粉》与《小巷深处》的比较 余华小说论 试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描写 分析余华小说的“冷漠叙述” 试析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与反讽策略 试析余华小说的人物符号化趋向 试析余华小说的先锋性 略谈孙甘露小说的语言游戏化倾向 试论马原“叙述圈套”的意义 试论马原小说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 试论洪峰小说的叙述策略 试析格非小说的“叙述空缺” 试论格非对小说形式技巧的探索 试论莫言《红高粱》的审美追求 试论韩少功小说的寻根意识 试论张承志小说的诗化倾向 分析苏童小说的历史意识 分析陆文夫小说的文化意蕴
建议不要搞那些都写烂了的,什么余华的《兄弟》呀,鲁迅呀,张爱玲啊啥啥啥的。可以写写路遥啊,什么其他的。以下找了一点做例子,但是看了一下都不是很有新意,你可能还得靠自己找,选择自己熟悉的作家,最好找那种作品少一点的,不然你全部看下来要看累死了,尽管你可以选择只写他的一部作品,但是里面肯定是有对照研究的,你就不得不去把他的东西都看完……累死……还是和你的导师商量一下吧,不过你最好有自己的兴趣点,这样才好给你建议。 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 闻一多诗歌的唯美主义特征 《骆驼祥子》中的个人主义观念 论曹禺戏剧中的伦理冲突 穆旦诗歌的悖论特征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可以自己选择女作家作品) 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叙事 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研究 十七年小说的叙事研究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关《围城》的研究 有关白先勇的研究 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内容和艺术形象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以某位女作家为例 论丁玲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小波小说,杂文研究
是 追问: 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写什么题目才好啊,帮忙哦,拜托了
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摘要 摘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重点是结论、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3],以供读者检索。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另起一行,可以引用。 关键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完整,要求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推广。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 摘要的规范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字数少可几十字,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精。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排在“提要”的左下方,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
《十月》、《人民文学》、《星火·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文史精华》、《青年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
论《家》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论《家》中的妇女形象 觉新论 论《寒夜》的悲剧艺术 老舍的幽默与“黑色幽默” 老舍作品与京者文化
没有花个几千块没人帮你写的,晚上有专门收费帮人写论文的,找找!写好一篇论文不容易的
1、可以报考教育类的学科教学(语文)或者课程与教学论专业。都是培养师资,学科教学是专硕,课程与教学论是学硕。 2、一般都是师范大学招生,建议先选学校,然后去学校官网查看专业目录。当然报考文学类的专业也一样可以做高中语文老师。
题目:《现代小说中的乡土民间世界 ------以许钦文、沈从文、赵树理为中心》 提纲:一、乡土民间:审视现代小说的新视角 1、概念阐述 2、乡土民间的特征 3、现代小说中的乡土民间因素 二、乡土民间:在现代小说中的表现形态 这部分拟从许、沈、赵小说中表现出的乡土民间的共性与个性来阐述。 1、同质(民风民俗、乡土语言、原始生存欲等,还需进一步扩展) 2、异质 a.以许钦文为例—批判的对象、启蒙的对象 b.以赵树理为例—立足民间,从民间内部表现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忽视了民间自身的审美价值,一味以行政命令干扰作家 的创作,后导致作家创作的萎缩。 c.以沈从文为例—自觉的审美意识形态(虽然是记忆中的、浪漫的乡土民间,有着作家个人浓郁的情感想象的因素,与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透露着民间文化形态的某种情韵。) 三、知识分子介入乡土民间的方式(或者改为作家的写作姿态)这部分主要承接第2章回答了为什么乡土民间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态不一样) 1、民间叙述(主要是立足民间,从民间内部自发的去表现民间世界的审美意识)如沈从文、赵树理 2、知识分子叙述(知识分子叙事,往往是以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或外在“民间”的立场去审视民间,对民间的批判或者歌颂都与知识分子已有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密切相关。)如许钦文 四、乡土民间在现代小说中的价值
文学类的学得不好就可有可无,所以你在学校最重要的提高自己的能力,至于那所学校好,当然的越有名的越好,就这社会现实。
姐我自己的都没写好。。。真不好意思了,,,这个东东还是你自己写比较好啊!毕竟是你毕业不是别人。。。。。。用心写了,就一定会有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