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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现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现代文学论文题目
1. 分析《家》中觉慧的形象
2. 试论祥子与虎妞的形象
3. 评《骆驼祥子》中虎妞的形象
4. 评《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
5. 、《雷雨》中繁漪形象的分析
6. 、《雷雨》主要戏剧冲突之我见
7. 、朱自清散文中的诗意美
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异同观
9. 、抗战时夏衍在桂林的戏剧活动和创作
10. 、莎菲女士之我见
11. 、重评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12. 、评《暴风骤雨》中老孙头的形象
13. 、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
14. 、论莫言的小说
15. 、 论韩少功的“寻根”之作
16.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思考
17. 论《凯旋在子夜》
18. 论琼瑶的小说
19. 论贾平凹散文的美学追求
20. 论《鸡洼窝人家》
21. 论《棋王》
22. 论老舍的戏剧观
23. 论张贤亮的小说
24. 论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
25. 贺敬之与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
26. 舒婷的诗歌创作
27. 韦其麟的叙事诗创作
28. 谈莎红的抒情诗
29. 秦似的杂文创作
30. 杨朔与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特色
31. 玛拉沁夫的小说创作
32. 李准的小说创作
33. 秦牧的散文特色
34. 论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
35. 论《钟鼓楼》
36. 论《北方的河》
37. 论王安忆的小说
38. 论高行健的探索剧
39. 论新诗潮
40. 论北岛的诗
41. 论新时期通俗文学现象
42. 论王蒙的小说
43. 港台文学研究
44. 论新时期的小说艺术
45. 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46. 论柯岩的创作
47. 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48. 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49. 论刘绍棠的小说
50. 论刘索拉的小说
51. 论新时期的改革文学
52. 周梅森小说论
53. 方方小说论
54. 余华小说论，
55. 苏童小说论
56. 格非小说论
57. 新生代诗歌研究
58. 金庸小说论
59. 席慕蓉现象研究
60. 论谌容的小说
61. 广西三剑客
62. 东西小说研究
63. 凡一平小说研究
64. 鬼子小说研究
65. 新生代小说研究
66. 新生代诗歌研究
67. 新生代女性散文研究
68. 余秋雨的散文
69. 毕飞宇小说研究
70. 池莉小说研究
71. 张抗抗小说研究
72. 迟子建小说研究
73. 王安忆小说研究
74. 铁凝小说研究
75. 残雪小说研究、
76. 贾平凹小说研究
77. 新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
78. 论样板戏
79. 十七年“重放的鲜花”小说论
80.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
81. 老舍的戏剧
82. 新时期戏剧
83. 通俗小说论
84. 台湾现代派诗歌
85. 白先勇的小说
86. 陈映真的小说
87. 李昂的小说
88. 台湾乡愁诗
89. 台湾乡土小说
1下载研究某一个作者的期刊论文，如余秋雨等2将其作为模板照着写就成了这个应该不难，模板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呗。
一、白描手法的运用 贾平凹将传统的白描手法在《高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在《高兴》这篇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叙述的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两三个简单的人物，构成平实流畅的文风。?这种特征体现了贾平凹在叙述对象上对自然的追求。由故事而日常生活琐事而生活，贾平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故事性，从而把叙事转换为叙“生活”，也即“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或“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通过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真实地写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脆弱、焦虑和揪心，完成了一次对生存意义的哲学关怀与追寻。 二、对底层叙述者的选取 如何让底层表述自己，一直是底层叙事小说的核心话题。因为学识和地位的局限，底层因为无法表述自己。贾平凹在选择自己的叙述者时，也颇具匠心。小说《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虽然是一个是出自乡村来城市拾破烂的农民，但是刘高兴却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农民很不一样，据贾平凹介绍说，((高兴》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叫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他读过很多书，遇到什么总能联想到《三国演义》、《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因此，可以他属于精神思想极为复杂的一类，有着不同于底层贫民的素质和生活体验。小说《高兴》整个故事是以“刘高兴”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角，通过让“刘高兴”说话，一个拾破烂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得到了最生动完整的展现。像这样的叙述视角，对于底层叙事，无疑是相得益彰的。 三、淡化底层苦难的表述方式 对于底层苦难的展现和思考，贾平凹也表现出与其它底层叙事作家不同的地方。通过表现农民精神世界的另一面:穷快活，去揭示底层人物生存的悲剧。生活中的刘高兴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爱情。但是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们形象龌龊但精神飞扬，他们也想穿皮鞋扎领带。他们学西安城里人说话和走路，他们学西安城里人的作派和思维，他们在简单卑微的生活中给人们展现了苦难更展现了绚烂的一面。生活的苦难与刘高兴的快活，这无疑是一种错位，而错位就是反差，反差就是张力，张力则体现了作家思考的深度。贾平凹在描写苦难主题时并没有一味的张扬主人公精神的理想和不屈的意志而不触及苦难，也没有单纯描写生活的苦难，而是把这两个方面加以整体的描募这才有我们在厚重、广阔的苦难底色上所看到的鲜亮的涂抹——人的乐观与机智的笑容。 四、直接的生活体验 底层叙事要真写的具有感情，必须是建立在作家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的。当今一些底层文学由于作者缺乏对底层生活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往往会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写得简单而可笑。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直接的体验是作家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前提条件。只有理解了“底层”、熟悉了“底层”,并以自己过人的眼力思考了“底层”,然后才能写好“底层”。贾平凹以平民的视角，呈现出真实的当代“乡下人进城”的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状态和情感境遇，充分展示出底层民众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所以,贾平凹的给我们底层文学创作提供了启示: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培养自己与底层人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令人觉得亲切、可信的写作。 在《后记》里,贾平凹详细地讲述了创作原型和他在西安破烂群落里体验生活、收集材料的经历,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郑重态度,再加上他作为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娴熟功底,成就了《高兴》相当程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就底层叙事的策略和所达到的效果来看，小说《高兴》已经具有了打动我们的魅力。一部靠“体验生活”获取素材的作品,《高兴》在细节上丰富饱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生动，引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秦腔》通过对秦人自导、自演、自观、自评秦腔的痴醉迷狂的传统风俗的描述，于意识深层的刚烈、粗放、忍耐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上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人合一：秦川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 ”，在这里，“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是秦地人平庸、苦难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宣泄和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命中美感和欢乐的源泉。
作者将自然和人文景观相统一，让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彼此拥抱，熔历史、地理、民俗于一炉。《秦腔》行文淋漓甜杨，是贾平凹生命体验的舒展，恰如秦腔艺术正是秦人生命风骨和文化根系的挥发。
扩展资料：
《秦腔》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贾平凹称“我要以它为故乡竖一块碑”。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秦腔》
贾平凹《秦腔》赏析：
《秦腔》描写了清风街真实的乡土生活，这其中夹杂了大量的神秘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无意识的自觉的行为方式。
《秦腔》是对作者记忆里的故乡的描述，语言自然是熟悉的故乡土语，这些土语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就有厚重的历史性。
这种语言精确传达出浓厚的乡情，这也正是《秦腔》的魅力。清风街是贾平凹的清风街，清风街上飘着的不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是散发着泥土味的语言，是已经随着时代消逝只能在回忆里听到的声音，是凝聚了历史的精华又在时代进步中不得不逐渐退场的语言。
贾平凹《秦腔》的艺术手法：
《秦腔》用故乡语叙故乡事表故乡情的作品，是对已经消逝了的家乡的缅怀，不仅在文学价值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更是作者乡情的宣泄。
小说采用作者擅长的语言风格，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及古语词，大量的人物对话仿佛生活场景的再现，贯穿全文的戏剧艺术呼应主题，秦腔的没落也是乡土社会转型中走向终结的象征，悲凉的唱腔吼出传统社会的最后嘶吼。
从语言的地域性着手，探究了小说中的方言词汇以及关中文化对小说语言的影响，同时从修辞角度出发，研究了比喻、象征、比拟等修辞的乡土化特点；从语言的历史性角度出发，则主要集中在古语词及方言词的历史性两方面；从语言的音乐性角度出发，探究了小说中的戏剧秦腔艺术，流行歌词，节奏性强的词语句式结构。
《秦腔》不但绘形绘色写出了一个地方剧种的生成、变迁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秦川大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等风土人情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热情蓬勃的生命力。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对故土的热爱使得作者在描述中更多地凸现了黄土地人民的人情美，而滤掉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愚昧与丑陋。在贾平凹笔下，秦腔是黄土地与老百姓生生不息的命运之声。作者通过绘形绘色描写秦地的风土人情，传递了作者对秦文化的领悟，并在文化的把握中透视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哲学。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固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对他们来说，已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志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使他们获得了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在人们心中，秦腔不止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早已升华为了生活中真真切切的美。
《秦腔》有史诗般庞大的规模和厚重的质地,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贾平凹用文字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秦腔》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书中写到了中国农村生活20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比如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农民如何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等等，同时加入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农村各种新情况的思考和关注。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谁主盛衰：天、地、人相互对质；忍观沉浮：命、动、势彼此角力！魔幻笔触出入三界，畸形情恋动魄惊心，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
贾平凹（拼音：Jiǎ Píngwā，1952年2月21日－），原名贾平娃，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2015年凭借《老生》入选2014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之首。他常用轻淡的笔墨，再现实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又经常忽视的景象，但却能引人入胜。在他的《丑石》、《静虚村记》、《夜游龙潭记》等篇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艺术特质。他的散文，浓的如酒般醇厚绵长，淡的如溪水清纯透明。在一种古朴而又平淡的氛围中，贾平凹道出他对生命、历史、宇宙的深深思索，使他散文具有一种深邃的哲思。贾平凹的大部分散文都闪烁着哲理的火花。这种哲理多出自作家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非前人言论的重复，哲理的诠释过程也就是文章的重心，极富情致和个性。
1下载研究某一个作者的期刊论文，如余秋雨等2将其作为模板照着写就成了这个应该不难，模板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呗。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贾平凹《丑石》及赏析:中国的文学家似乎对石头情有独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化自一块集日月精华于一身的仙石。曹雪芹的不朽之作《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他笔下的石头其实是一块通灵宝玉。而贾平凹的《丑石》中所写的却的的确确是一块石头，一块真正的“丑石”。《丑石》的故事很像现代版的“和氏璧”，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发现了一块玉璞，他断定其中藏有美玉，先后将其献给厉王和武王，均被玉匠认为只是块石头，他因此获罪而失去了双脚。直到文王继位，才“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终于以和氏璧的真面目示人，使它成为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相比之下，丑石的命运似乎更悲惨一些。因为和氏璧虽不为普通玉匠所识，却还有卞和的加意珍惜，而丑石却从天上陨落到地上的那一刻起，便遭到了人们的白眼和咒骂。村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它，大A嫌它丑而无用，既不能用来垒墙，也不能用来铺台阶、洗石磨；孩子们也因为它身上的绿苔、黑斑而渐生厌恶之情，想合伙搬走他。对于世俗的种种误解、冷眼，丑石已默默地承受了二三百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因为丑石的异相、丑陋才表明它不同寻常的来历：“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即使陨落凡间，它也保持自己的高傲、顽强，而不像一般妁顽石那样用来做墙、做台阶，用来雕刻、捶布，而是在误解中执着地生存。贾平凹的这篇散文语言直白、朴实，没有在结构上刻意求新，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平平淡淡地将一块石头的遭际娓娓道来。但就是这块丑石却能引起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和共鸣。它不像一般的散文，仅能给我们带来轻松和愉悦，它分明是一篇包含极深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引人深思。很多人将这篇文章看作贾平凹的夫子自道，其实从那块“丑到极处”又“美到极处”的丑石身上，我们何尝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平凡的我们有时会因为自己没有倾国倾城之貌，没有显赫的家庭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殊不知一个人真正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外表和出身，而是来自内在的涵养以及人格的魅力。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便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自己相貌和出身略逊于他人，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自卑。因为每个人体内都蕴藏着一股巨大的潜能，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会有一番作为和成就。李白曾豪迈地吟咏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我们也应相信天造之才，各有其用，只要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就会拥有美丽、完美的人生，因为自信的人身上会闪耀动人的光彩。人生之路并非全由鲜花、掌声和赞誉铺就，在我们享受成功的喜悦之前必得经过一番砺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丑石在人间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呢?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的人必先有一番挫折。每个人必须认清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学会忍受寂寞，要有丑石的坚韧和顽强，即使受到一时的冷落也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去迎合和俯就世俗的标准。丑石就是因为没有汉白玉的细腻，无法刻字雕花；没有大青石的光滑，无法浣纱捶布而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一直以来我都坚信那句已经被人重复过千百遍的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要我们具有了默默承受误解、寂寞的美德，不怨天尤人，就会在沉默与等待中使自己趋于成熟、完美。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必依赖相貌和出身来博得大家的注意，也不必慨叹生不逢时。出众的才华会令自己脱颖而出，会为人生谱写最华美的篇章。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就是代表；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玩物，如《陕西小吃小识录》、《玩物铭》等。 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 贾平凹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高老庄》后记里，夫子自道地说：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这是实话，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老贾又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这也许仍将是事实，然对于我而言，我却更愿相信：强弩之末的贾平凹已无法通过征服来吸引我了，虽然我仍将是他的读者。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位曾被认为是最具有天赋、最有特色的大作家如何一步步地走火入魔——这也许是一桩如同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般的残忍快事。贾平凹（其中凹读wā），原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 ，中国当代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其作品《月迹》已经收入鄂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苏教版七年级下，北师大版四年级下。贾平凹出生于并不富裕的农村，并非书香门第，家中世代是农民。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小说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 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富有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自然。另外，《我不是个好儿子》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高中语文必修三课本，他的《延川城》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被选入北京景山学校《语文》第9册课本内。贾平凹作品所描写的场景是他所熟悉的农村，例如《秦腔》：他写的是农村的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现在中国的“三农”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说的是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离不开土地。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却剥离开了。农民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离开的，有些是被迫离开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我的老家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泻洪池。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这些资料希望能帮得上你
过去的五月，我请了整整两周的假回武汉处理学校的事情。在这之前的月初，写论文，各种修改，忙的真是“不亦乐乎”。 论文是个“麻烦事儿”，一点格式错误都要重新修改打印，几十块几十块的打印费、查重费刷刷的从钱包里飞走。 还好，最后顺利地结束了论文答辩和大学毕业照，我也终于毕业了。 毕业了，所以想谈一谈关于大学的一些事儿，我的思考，我的想法。 如果问我，大学里什么最重要？我会觉得答案是 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继而钻研和精深，敢于怀疑，善于发展，对所学的领域有一定的见解和研究。 了解这份兴趣背后对应的是哪些工作？到了大三，便可以开始有目的的往这方面工作需要的能力或者经验上去靠拢。 如此这般，便不会再迷茫， 你会清晰地看到自己要走的路。 所以，追根溯源，我们如何确定职业方向呢？ 最核心的： 要根据自己内心深处的兴趣，去寻找你的未来。 大学只是一个环境，我们应该多关注自身。你对大学失望与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别对自己失望。 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坚持学习，逃出寝室，逃出本校，逃出空乏的思维，学习上采取主动的态度，创造一个学习的世界给自己。 多接触名校学生，你会了解到他们的学习状态和勤奋程度，他们比你厉害还比你努力，所以你还要放弃吗？ 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周围还是会有很多懂得抓住机会而不断成长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奋斗的岁月，往后回想起来，一定是太棒了！ 社会本来不公平，我们要 和昨天的自己比较。 如何看待逃课？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无论你怎么说，都会有人跟你杠。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对自己目标有用的课，不逃；逃了的课，不挂。 逃课多出的时间，充分利用，去学习、去实践、让理论开花结果。 我们都已经成年，选择好做什么就一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选择逃课，那就做比上课更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你选择上课，那就认认真真听讲，可是，从没有逃过课的同学，你认真听每一次课了吗？ 无论逃课与否，请自律。 排除名校的学生，大部分学校的奖学金对就业毫无帮助。 为什么总有人说奖学金重要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有趣有意思的东西吸引公司的眼球，只好互相拼奖学金等级和数量。 能玩出点独特东西的人已经超越了奖学金竞争的层次了。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稀缺性是最重要的。 在奖学金逐渐注水的情况下，最佳选择是 完全放弃奖学金，用宝贵的时间做最有意思、最想做、并且投入产出比高的的事情，这样你才是最稀缺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奖学金说白了，它不是为你服务的，它是为体制、为组织、为集体服务的。 真的想在学校就挣钱的话，请先学习，然后利用专业知识挣钱。 君子之交淡如水，配得上知音二字的朋友不会拖着你浪费时间。 贾平凹在《孤独地走向未来》：弱者都是群居者，所以有芸芸众生。 选择独来独往，你只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而不是迎合别人。 活得洒脱点，找到轻松感，认认真真生活就好了。 越是到毕业，就越明显感受到，许多人强撑着去和别人合群。 毕业了，这场苦苦支撑的合群也终究是要散的。 真·朋友，是不以距离为转移的。 · 人生每个阶段都是环环相扣，如果不是当初的努力付出，一些平台，你可能连入场券都没有。 大学四年，作为刚过来的过来人，我想说，真的很关键。 那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除了学习，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准备。 所以，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所有大学生，都可以在四年大学过后回望时，一点也不遗憾。 “书，我读了；朋友，我交了；钱，我挣了、恋爱，我也谈了。” 于我而言， 不努力，碌碌无为，才是真正的遗憾。 end 以上这几个小话题，是我最近和一些学校的学妹学弟们聊天中被问到最多的点，所以就写篇文章出来，也梳理一下自己长期以来所持有的观点，如果你觉得有用，欢迎点赞留言转发哦！ 再次手动 end……拜拜～
分为好几部分，如教学类的，文学类的等等，每部分题目不一，大约在交论文前一个月，他们会给你寄一本书，当然题目并不一定必须从这里面选。题目太多，不方便一一输入，转发几个相关题目吧~一、自考生毕业论文选题指南（一）、美学1、论自然美2、生活丑与艺术美关系研究3、论优美4、论崇高5、悲剧理论研究6、市场经济与美学研究7、文学作品美学风格研究8、丑的美学意义研究9、应用美学研究，如园林美学、书法美学、服饰美学、广告美学等10、中国古代美学专题研究，如古代美学思相家，美学范畴注变，某一美学著作等11、西方美学专题研究12、喜剧性研究13、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关系研究14、审美时尚研究15、审美趣味的个性化研究16、审美教育与完美人格培养的研究17、美的民族性研究18、美的历史发展性研究19、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如人物比较、范畴比较等20、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二）、文学理论1、市场经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研究2、文艺政策研究3、文艺与现实生活关系研究4、文学语言研究5、文学风格研究6、文学欣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7、艺术灵感研究8、论艺术欣赏的主体性9、文学作品的理论反向10、中国文化专题研究11、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影响研究12、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如文论家、理论13、艺术真实性问题研究14、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15、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研究16、文学作品与宗教关系研究17、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18、关于文学与人生的研究19、文学社会效果研究20、目前文学理论热点研究二、外国文学论文选题范围 1、荷马史诗研究2、古希腊戏剧研究3、古希腊文学对后代文学影响研究4、但丁研究5、莎士比亚喜剧研究6、莎士比亚悲剧研究7、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思潮研究8、弥尔顿诗歌研究9、古典主义戏剧研究10、歌德研究11、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2、拜伦研究13、雨果研究14、普希金研究15、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6、《红与黑》研究17、《人间喜剧》研究18、狄更斯研究19、果理研究20、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21、易卜生研究22、托尔斯泰研究23、海明威研究24、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25、卡夫卡研究26、圣经文学研究27、《沙慕达罗》研究28、《一千零一夜》研究29、《源氏物语》研究30、泰戈尔研究31、川端康成研究32、大江健三郎研究三、现当代文学选题目录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37、《围城》新论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54、郭小川诗歌论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57、论闻捷的爱情诗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63、论舒婷的诗歌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产生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四、古代汉语论文题目 1、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2、《论语》句法研究3、《孟子》中的“之”字4、《孟子》中的“其”字5、《左传》被动句研究6、先秦“是”的用法及其发展7、《韩非子》中的被动句8、先秦双宾语句的类型9、“被”字的词义演变10、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11、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12、《苟子》副词研究13、先秦修辞方式研究14、《战国策》中的“是”字15、《国语》中的判断句16、《国语》中的被动句17、试论词义的演变类型18、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19、试论汉字形体演变对字形结构分析的影响20、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五、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题目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2、《诗经》燕乡食诗的场面描写3、《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4、《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5、《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6、论《诗经》中的婚恋诗7、《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8、《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9、《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10、宗玉赋试论11、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12、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13、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14、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15、论蔡邕的碑体文16、曹植诗风的衍变17、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18、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19、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20、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21、《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22、《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23、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24、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25、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26、谢灵适山水诗的摹象特点2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2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29、论《子夜歌》3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31、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32、王维诗中的禅趣33、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34、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35、柳宗元的山水游记36、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37、岑参边塞诗初探38、论李白的梦诗39、论白居易的感伤诗40、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41、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4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43、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44、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45、苏轼黄州诗试论46、论陆游的爱国诗47、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48、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49、柳永词的语言特点50、苏轼对词境的开拓51、贺铸词的艺术个性52、论诚斋体53、宋末逸民诗初探54、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55、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56、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57、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58、《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59、《水浒传》的忠义观60、《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61、猪八戒形象分析62、“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63、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64、《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65、《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66、《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67、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68、元代散曲的情感企向69、宋江形象分析70、《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71、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72、“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73、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74、论《西游记》的谐趣75、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76、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77、《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78、《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79、大观园的文化意义80、《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81、《长生殿》的爱情观82、狐鬼花妖尽世情83、《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84、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85、论林黛玉86、论桐城义法87、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88、花间词的艺术成就89、《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90、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91、归有光的散文创作92、《桃花扇》的结构艺术93、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94、江西诗派宗杜论95、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96、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97、论明清小说题材的邅变98、《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99、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100、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这个题目可以做，很好，很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