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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贾 宪 贾宪，中国古代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曾撰写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九卷）和《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数导）均已失传。 他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目前中学数学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与此相仿，增乘开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整齐简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开高次方时，尤其显出它的优越性，这个方法的提出要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凡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乡。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是说明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步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天元术的。 朱世杰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现今河北省涞源县，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位杰出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音乐等领域，并且是一位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算出的圆周率为<π<，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形式的π值，约率355/173(≈）密率22/7(≈)，这两个数都是π的渐近分数。 祖 暅 祖暅，祖冲之之子，同其父祖冲之一起圆满解决了球面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体积公式。现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纪可谓祖暅对世界杰出的贡献。 杨辉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赵 爽 赵爽，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远的方法称为重差术）。 明安图】(1692——1765) 清代蒙古族杰出数学家、天文学家。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白旗)人，为蒙古族人。康熙九年(1670)，被选入钦天监学习天文、历象和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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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课程改革与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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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数形结合”思想在竞赛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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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学竞赛中的信息型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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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分类讨论思想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
60、生活数学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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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微积分数学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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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学微积分课程的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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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高中微积分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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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几类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研究
26、几类随机延迟微分方程的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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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微积分与中学数学的关联
44、中学微积分课程的教学研究
45、大学一年级学生对微积分基本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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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中美两国高中数学教材中微积分内容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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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新课程理念下高中微积分教学设计研究
55、基于分数阶微积分的线控转向系统控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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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新课程理念下高中微积分课程的教育价值及其教学研究
1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以下择要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这种特征。 线性方程组与“方程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约公元前2世纪)卷8的“方程术”，是解线性方程组的算法。以该卷第1题为例，用现代符号表述，该问题相当于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3x+2y+z＝39 2x+3y+z＝34 x+2y+3z＝26 《九章》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x�y�z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 1 2 3 2 3 2 3 1 1 26 34 39 “方程术”的关键算法叫“遍乘直除”，在本例中演算程序如下：用右行(x)的系数(3)“遍乘”中行和左行各数，然后从所得结果按行分别“直除”右行，即连续减去右行对应各数，就将中行与左行的系数化为0。反复执行这种“遍乘直除”算法，就可以解出方程。很清楚，《九章算术》方程术的“遍乘直除” 算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以往西方文献中称之为“高斯消去法”，但近年开始改变称谓,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原苏黎世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在他撰写的教科书[4]中就称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为“张苍法”，张苍相传是《九章算术》的作者之一。 高次多项式方程与“正负开方术” 《九章算术》卷4中有“开方术”和“开立方术”。《九章算术》中的这些算法后来逐步推广到开更高次方的情形，并且在宋元时代发展为一般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求解。秦九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1247年)一书中给出了高次多项式方程数值解的完整算法，即他所称的“正负开方术”。 用现代符号表达，秦九韶“正负开方术”的思路如下：对任意给定的方程 f(x)=a0xn+a1xn-1+……+an-2x2+an-1x+an=0 (1) 其中a0≠0，an<0,要求(1)式的一个正根。秦九韶先估计根的最高位数字，连同其位数一起称为“首商”，记作c，则根x＝c+h，代入(1)得 f(c+h)=a0(c+h)n+a1(c+h)n-1+……+an-1(c+h)+an=0 按h的幂次合并同类项即得到关于h的方程: f(h)=a0hn+a1hn-1+……+an-1h+an=0 (2) 于是又可估计满足新方程(2)的根的最高位数字。如此进行下去，若得到某个新方程的常数项为0，则求得的根是有理数；否则上述过程可继续下去，按所需精度求得根的近似值。 如果从原方程(1)的系数a0,a1，…,an及估值c求出新方程(2)的系数a0,a1，…,an的算法是需要反复迭代使用的，秦九韶给出了一个规格化的程序，我们可称之为“秦九韶程序”， 他在《数书九章》中用这一算法去解决各种可以归结为代数方程的实际问题，其中涉及的方程最高次数达到10次，秦九韶解这些问题的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堪称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 多元高次方程组与“四元术” 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方程组或一个未知量的多项式方程来求解。实际上，可以说更大量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化为代数方程求解的话，出现的将是含有多个未知量的高次方程组。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通过《四元玉鉴》中的具体例子可以清晰地了解朱世杰“四元术”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几何问题导出的。这种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并用某种统一的算法求解的例子，在宋元数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几何代数化和机械化的倾向。 一次同余方程组与“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古代数学家出于历法计算的需要，很早就开始研究形如： X≡Ri (mod ai) i=1,2,...,n (1) (其中ai 是两两互素的整数)的一次同余方程组求解问题。公元4世纪的《孙子算经》中已有相当于求解下列一次同余组的著名的“孙子问题”： X≡2(mod3) ≡3(mod5) ≡2(mod7) 《孙子算经》作者给出的解法，引导了宋代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算法——“大衍求一术”。现代文献中通常把这种一般算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插值法与“招差术” 插值算法在微积分的酝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早从东汉时期起，学者们就惯用插值法来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起初是简单的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出现二次插值法(如一行《大衍历》，727年)。由于天体运动的加速度也不均匀，二次插值仍不够精密。随着历法的进步，到了宋元时代，便产生了三次内插法(郭守敬《授时历》，1280年)。在此基础上，数学家朱世杰更创造出一般高次内插公式，即他所说的“招差术”。 朱世杰的公式相当于 f(n)=n△+ n(n�1)△2+ n(n�1)(n�2)△3 + n(n�1)(n�2)(n�3)△4+…… 这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所有算法，但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数学家创造的算法，有许多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算法所表达的数学真理，有的在欧洲直到18世纪以后依赖近代数学工具才重新获得(如前面提到的高次代数方程数值求解的秦九韶程序，与1819年英国数学家W. 霍纳重新导出的“霍纳算法”基本一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系统研究在欧洲也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E. 别朱等人的著作中出现；解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则由欧拉与高斯分别独立重新获得；至于朱世杰的高次内插公式，实质上已与现在通用的牛顿-格列高里公式相一致)。这些算法的结构，其复杂程度也是惊人的。如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的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的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算法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概念，显示了算法化思维在数学进化中的创造意义和动力功能。以下亦举几例。 负数的引进 《九章算术》“方程术”的消元程序，在方程系数相减时会出现较小数减较大数的情况，正是在这里，《九章算术》的作者们引进了负数，并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即“正负术”。 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也开始使用负数，但负数的认识在欧洲却进展缓慢，甚至到16世纪，韦达的著作还回避负数。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c+h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1654年。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6�。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一种长方锥体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3�。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5�。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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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李广子.刘力债务融资成本与民营信贷歧视[J].金融研究,2009,12:25.[2]蒋琰.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 2009,11:15.[3]肖宇,罗滢.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09,02:18.[4]刘星,彭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2009,01:15.
浅论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盈余管理
【摘要】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的不同盈余管理动机将上市公司进行了分类，并分别探讨了它们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表现。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各类上市公司是否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验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sted company's different incentives to manage earnings of listed companies will be classified and discussed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each asset impairment they use earnings management. By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hether there is an impair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listed companies use asset management incentive earnings were verified,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资产减值 盈余管理 信息披露
Key words Company's assets Impairment earning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逐渐增多，手段也逐渐多样化。其中，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很多环节需要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并且处于不同财务状况下的上市公司具有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它们利用资产减值时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一、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财务状况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动机与表现，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1. 避亏公司。我国《公司法》及证监会关于亏损上市公司的相关政策规定：“如果上市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即最近两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则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特别处理(即被ST);当上市公司最近三个年度连续亏损时，其公司的股票将被暂停交易(即被PT)”。由此可见，零值是一个关键的临界值。这一规定对避亏公司至关重要，因为一般这种公司都面临亏损，为了避免股票被特别处理或暂停交易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管理层通常会采用计提较少金额的减值准备，甚至不提或转回较大金额，使得获利增多或至少不减少，以躲过亏损这一“生死大劫”。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避亏公司具有防止亏损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低于控制样本公司。
2. 巨亏公司。上文提到的对上市公司特别处理的规定中，都只强调了是否亏损这个条件，并没有对亏损程度做出具体要求，即巨额亏损和一般亏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来说性质都是一样的。并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了解投资者的心态，知道他们只关心能够使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稳定增长的盈利来源，并不在乎未涉及现金流出的一次性非经常性损失。所以，巨亏公司就可能会夸大亏损，把以前年度应确认而没有确认的损失和费用予以确认，或把以后期间有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提前确认，都集中在一个会计期间内进行，让本会计期间一次亏够。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巨亏公司具有夸大亏损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高于控制样本公司。
3. 扭亏公司。企业上市可以帮助其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并取得固定的融资渠道，而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额度是有限的，相关证券法规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特别处理也有着严格的规定，所以上市公司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亏损公司若想保住来之不易的上市资格，就会在经营不利发生亏损时想尽一切办法扭亏为盈。此类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手段一般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少提甚至不计提减值准备，或者是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来提高当期的会计盈余，实现利润的反弹。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扭亏公司具有扭亏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低于控制样本公司。
4. 盈利公司。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都比较青睐于利润平稳增长的公司，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的投资，降低融资成本，要树立企业业绩稳步增长的良好形象，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升的信息。当上市公司某个会计年度经营状况良好时，管理层反而不直接披露本期的优良业绩，而是会选择大额加速计提各项减值准备，这样可以为以后的业绩保留一定的增长空间。并且，在经营状况较好的年度计提较多的减值准备，使得未来可以不计提或者少计提，也是在为以后年度减轻负担。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盈利公司具有利润平滑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高于控制样本公司。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证明，独立样本t检验就是对两个独立样本的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推断。本文会将研究总体分为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以被视为没有盈余管理动机的控制样本为参照，将研究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分别与其进行比较，检验它们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是否显著差异，从而判断其是否具有盈余管理行为。
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是指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计提减值前的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反映当期计提减值的幅度，其中当期资产总额来自资产负债表，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来自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锐思金融数据库。
(二)样本的分类和选取
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需要，本文分为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我们参考前人的研究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以及净利润等指标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类。以下为分类标准：
1. 控制样本，选择“微亏公司”作为控制样本，选取标准是当期净利润小于0，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大于0，且剔除当期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其净利润大于0。
2. 研究样本，该类样本被视为具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根据不同的动机我们又分为避亏公司，巨亏公司，扭亏公司和盈利公司四大类。
(1)避亏公司:0<当期净资产收益率<2%。
(2)巨亏公司:当期净资产收益率<-20%，资产减值净计提率>0，且扣除资产减值后仍亏损。
(3)扭亏公司:上期净利润<0，当期净利润>0，且资产减值净计提率<0。
(4)盈利公司:当期净资产收益率>20%，且资产减值净计提率>0。
按照以上指标，我们从2009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沪市A股制造业公司中，筛选出最符合条件的四类公司共79家，其中避亏公司22家，巨亏公司25家，扭亏公司5家，盈利公司27家，再加上控制样本9家，共选出88家上市公司，本文对这88家上市公司2012年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数据进行研究。
(三)假设检验
1. 对假设1的检验。
表1和表2是对22家避亏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2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的p值为，大于显著性水平ɑ=，即避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满足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大于，说明避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没有显著差异，证明避亏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不明显，他们并没有利用少计提甚至不计提减值准备来粉饰报表，并且表1中避亏公司的净计提率均值大于0，说明其也没有利用减值准备的转回来提升利润。所以，初步证实假设1不成立。
2. 对假设2的检验。
表3和表4列示了25家巨亏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对比情况。表4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中，p值为，小于显著性水平ɑ=，即巨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呈非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不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中的结果显示p值为，小于，说明巨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差异显著。表3中，巨亏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均值确实明显大于控制样本公司，所以初步证实假设2成立，巨亏公司有多提减值准备的动机。虽然现行准则规定不得转回已确认减值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亏损当期大量计提减值准备，为以后年度的盈利减轻负担。
3. 对假设3的检验。
表5和6列示了5家扭亏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对比情况。表7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中，p值为，大于显著性水平ɑ=，即扭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呈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小于，说明扭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差异显著。再从表5可以看出，扭亏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均值明显低于控制样本公司，由此可以证明假设3成立。另外，资产减值净计提率为负表明利用转回减值准备以提升利润的公司不在少数，准则虽规定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不得转回，但利用流动资产减值做调节利润的“蓄水池”，更具有隐蔽性，更容易操作。
4. 对假设4的检验。
表7和表8是对27家盈利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8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的sig.值为，大于显著性水平ɑ=，即盈利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满足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中的结果显示p值为，小于，说明盈利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差异显著。但我们从表7中可以看出，盈利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均值比控制样本公司偏低，与假设4正好相反，所以假设4不成立。这种现象就体现了现行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的挤压，由于不再能任意转回减值准备，所以上市公司在计提时都非常谨慎。
(五)实证研究结论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具有避免亏损动机的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与控制样本无显著差异，具有平滑利润动机的盈利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比控制样本显著偏低，两类样本公司的检验结果与假设1和假设4相反，即他们没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但假设2和3通过了验证，巨亏公司和扭亏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都与控制样本有显著差异，他们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由此可见，亏损公司具有较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该类公司的监管力度。
三、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我国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压缩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杜绝盈余管理的行为。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抑制盈余管理反映真实经营业绩起到积极作用。
(一)进一步完善资产减值准则
首先，准则应尽量使用量化标准明确各项操作，减少模糊性语言，从而减少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现行准则中，对于减值迹象的判断标准都属于定性描述，在具体判定时还需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这就给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管理人员留下了操纵空间，我们希望在未来准则的制定和修改中，能够加入明确的量化标准，对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有明确的描述。
其次，完善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相关规定。不允许转回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减值因素消失后不能转回减值准备，会使上市公司资产虚减，导致资产信息不准确，从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所以，本文认为应当允许转回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但为防止上市公司利用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利润，可将转回的数额作为调整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处理。
(二)提高资产减值信息披露透明度
首先，应要求尽早披露资产减值信息。如果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发布之前就以公告形式披露资产减值的详细信息，将会使企业无法依照年度经营业绩的好坏而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盈余管理的动机，防范盈余管理的行为。
其次，应强行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详细披露减值操作的依据和方法，以及判断资产价值回升的依据，而不能采取自愿披露的方式。针对不按规定披露信息或披露虚假信息的行为，应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提高他们受处罚的成本，使管理者意图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时有所顾忌和收敛。
(三)加强监管力度
首先，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充分、合理地收集审计证据，明确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计程序，以谨慎的态度实施审计工作，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具审计意见。
其次，对不同财务状况的上市公司，外部审计人员应设置不同的审计侧重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手段随其所处财务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并且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外部审计人员有针对性的进行审计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
再者，证券监管部门应改革对上市公司的考核制度。应制定完整的考核体系，考察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等，设置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有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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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伟.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分析储一昀 王安武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200433） 一、研究目的 上市公司盈利问题一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因此如何合理评价公司的盈利情况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用来评价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等。这些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进行评价，比较全面，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不能反映盈利的现金流人，即无法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问题。毫无疑问，盈利如果没有现金流人，不仅无法进行分配，而且还会影响到资产的质量，误导投资决策。为此，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拟通过对有关盈利指标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问题，即盈利是否有足够的现金保证，是否普遍存在应计制下盈利的虚假问题， 同时提出一个评价盈利质量的合理方法，以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水平。 二、分析方法 (一)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的含义 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企业的盈利情况，二者各有侧重。盈利能力强调企业获取收益的能力，它以应计制为基础，其表现为税后净收益的大小及有关比值的大小;而盈利质量则反映盈利的确认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人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人的盈利才具有较高质量，具体表现为以应计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一般而言，这一差异越小，盈利质量就越高。 (二)实证指标设计 根据前面对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的界定，盈利质量可以用应计制和现金制下有关盈利指标的差异程度来评价，因此盈利质量的评价与现金有关，盈利质量评价指标的构成应体现现金流量的特征。盈利质量的高低主要看盈利是否伴随现金的流入，如果有现金的同步增加，则盈利是有现金保证的，盈利质量较高，否则盈利质量较低。用现金流量来反映盈利状况的指标也有多个: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的现金，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等，这些指标在反映盈利状况方面各有优点。但这些指标是以现金制为基础的，无法直接与以应计制为基础的有关指标进行比较。因此如果要将这些以现金制为基础的盈利指标和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指标联系起来，则应构建与应计制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也就是说，对比指标的构成含义并不改变，但有关数值应为现金流量表中的有关数值。这些指标的含义与应计制下的含义相近，只是数值转换为现金流量，通过这些指标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上市公司盈利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评价盈利质量指标的设计，本文采用对比的方法，设计了四组对比指标，其排列顺序分别为: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总资产收益率(RQA)和销售利润率(具体情况见下表)。将其具体分成两类:第一类对现金流量表的有关项目进行了调整后计算而得到，第二类直接利用现金流量表的有关项目进行计算。这样分类的原因在于:虽然我国发布了现金流量表准则，但其具体构成项目与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和英国等国的会计准则还存在差异。在我国的现金流量表中，分得股利或利润收到的现金、债券利息收入收到的现金等并不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而列在投资活动中;对于付现利息和筹资费用不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而列在筹资活动中，而这些项目均反映在净利润中，这样使得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可比性受到影响。因此本文的前四个指标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做了调整，将分得股利或利润收到的现金和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加项，而将付现利息和筹资费用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凋项，这样使得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计算。口径趋于一致，具有可比性，以便客观地评价上市公盲的盈利质量，而后四个指标均未调整而直接计算。 盈利指标 现金制 应计制 对比指标（现金制-应计制） 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股东权益 净利润/股东权益 CHAI 每股现金流量和每股收益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股本 净利润/股本 CHA2 总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CHA3 销售利润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CHA4 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股东权益 净利润/股东权益 CHA5 每股现金流量和每股收益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股本 净利润/股本 CHA6 总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CHA7 销售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CHA8 相比较而言，前四个指标比较客观，而后四个指标便易懂。将这8个对比指标的差额分别定义为CHAl、CHA2…CHA8(下文同此)，这样如果差额为正则表明盈利有现金保障，盈利质量较好，反之则较差。 (三)盈利质量的评价标准 在用上述8个指标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时，如果指标为正，则表明应计制确认的盈利有现金保障，盈利质量较好；如果指标为负，则表明应计制确认的盈利缺乏现金保障，盈利质量较差。但盈利质量不能仗凭一两个指标来评价，因此本文将盈利质量分为三个层次：(1)8个指标均为正值，盈利质量良好；(2)8个指标有正有负，盈利质量一般;(3)8个指标均为负值，盈利质量较差。并以此标准来评价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 三、样本选择 本文的样本分为两部分： (一)选择1998年中期报告第一次公布现金流量表的26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由于虹桥机场巳月一6月)和杭钢股份(3月一6月)不具有可比性，故剔除这两家公司后，最终确定264家上市公司作为正式样本。由于罚·渝钦白和引二农商社的净资产为负，同时净利润也为负，会出现净资产收益率为正的不正常情况，因此在计算净资产收益率时取净资产绝对值。264家公司占公布1998年中报的812家上市公司的，其中只有1家公司未经过审计，这样看来样本的可信性和代表性值得信赖。 (二)选择截至1999年4月30日已经公布年度 报告的86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有7家公司未公布现金流量表，其余861家公司均披露现金流量表，将861家公司作为正式样本，此时样本代表性更好，而且全部经过审计，其可信性较高。将引不白云山 (0522)净资产取其绝对值，以免净资产收益率计算的混乱。在现金流量表项目申，对于深发展(0001)和鞍山信托(600816)分别以收到的贷款利息和收回的中长期贷款代替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结果 差额 CHA1 CHA2 CHA3 CHA4 CHA5 CHA6 CHA7 CHA8 1998中报 负值统计数量（家） 192 192 192 185 191 191 191 179 占比（%） 位置最大差距 13 平均值 189 1998年报 负值统计数量（家） 608 609 609 620 549 550 550 564 占比（%） 位置最大差距 71 平均值 582 从上述统计结果看，在1998年中期报告公布现金流量表的264家上市公司中平均有189家上市公司存在盈利确认和现金流入不同步的问题，占264家上市公司的。保守计算有179家上市公司，最多有192家上市公司存在现金流入滞后于盈利确认问题。在1998年报中，平均有582家公司现金流入滞后于盈利确认，占861家公司的，较中报的略有下降。从8个指标的比例来看，除CHA4略有增加外，其余7个指标的负值比仍均有所下降，这个结果反映出我国在去年出台的一系列会计准则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财政部的66号文件关于资产重组收益确认的规定，使得上市公司进行盈利操纵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二)统计分析 (1)比例分析 项目 指标全部为正 指标有正有负 指标全部为负 合计 1998中报 数量（家） 67 21 176 264 占比（%） 100 1998年报 数量（家） 216 122 523 861 占比（%） 100 上表说明1998年中报的264家上市公司中有的公司盈利质量较差，有的上市公司盈利质量较好，而居于中间的上市公司则较少，盈利质量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在1998年报与申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盈利质量有所提高，具体体现在指标有正有负的比例由提高到，提高了，指标全部为负值的比例由下降为，下降了；指标全部为正值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同样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较差，且处于两极分化状态。 在平均有189家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的1998年中报申，有176家上市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占189家公司的，占264家公司的，表明这8个指标在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质量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1998年年报中8个指标均为负值的有523家上市公司，占861家公司的，较中报的有所下降，盈利质量有所提高。但也说明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并不乐观，在861家公司中有523家公司现金流人严重滞后于盈利的确认，存在一定的盈利操纵问题。 1998年中报中指标既非全为负值也非全为正值的上市公司有21家。我们发现这样类型的上市公司比较少，只占264家公司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处于这种情况:要么指标全部为负，要么指标全部为正，而有正有负的情况则较少，即盈利质量处于两极分化状况。这同时也说明用上述8个指标评价盈利质量的有效性。1998年年报中指标既非全为负值也非全为正值的上市公司有122家，这122家公司占861家公 司的，比中报有所提高，但仍然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处于两极分化状态。 1998年中报中8个指标均为正值的上市公司有67家，表明这67家上市公司的盈利是有现金保障的，盈利质量较好，但这类公司只占264家公司的，比例较低，同时，有近四分之三的上市公司盈利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现金保障，盈利质量较低。1998年年报中8个指标均为正值的上市公司有216家。这216家公司占861家公司的，与中报的基本相当，进一步证明有近四分之三上市公司的盈利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现金障，盈利质量较低。 (2)平均值分析 下表列示了8个指标的平均值情况： CHA1 CHA2 CHA3 CHA4 CHA5 CHA6 CHA7 CHA8 1998中报 1998年报 1998年中报中，CFlA4如果排除深发展极端值的影响则为，CH舱如果排除深发展极端值的影响则为。经过上述调整，我们发现8个指标的平均值均为负数，这从总体上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的流入严重滞后于盈利的确认。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不够理想，存在盈利操纵问题。盈利的获得缺乏现金的保障，这同时也制约了上市公司的发展。在1998年年报中，CHM和CH妨为正，其余为负，较中报有所提高，但在盈利质量方面并没有明显改善，同时能够看出上市公司更加关注净资产收益率，尤其是一些特别处理公司，在1998年报中THM指标前20名中有14家为特别处理公司。 (三)盈利质量与应收帐款关系的分析 应收帐款的增加并不一定就是盈利操纵的结果，应收帐款的增加有许多原因，如赊销政策的变化、资产规模的增加等，所以不能通过应收帐款的增加而得到盈利操纵的结论。但如果应收帐款(包括应收票据)的增加与主营业务收人的比值为正，对于这样的上市公司是否有盈利操纵行为呢?本文对此做深人分析。将1998年年报的861家公司剔除30家公司(未公布期初资产负债表和主营业务收人为负值的港澳实业)后的831家公司做为研究对象，其 中(期末应收帐款+期末应收票据-期初应收帐款-期初应收票据)/主营业务收入大于0的公司有540家，占831家公司的。这540家公司的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这540家公司的盈利质量平均水平较低，可能存在一定的盈利操纵行为，对8个指标均为负值的378家公司做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378家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8项对比指标 数量 比例 样本比例 按本计算应有数量 差额 均为正 97 135(540×216/861) -38 正负兼有 65 77(540×122/861) -12 均为负 378 328(540×523/861) 50 合计 540 100 100 540 0 计算)为，而样本总体831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摊薄计算)为，可见这些公司存在着利用应收帐款(包括应收票据)虚增盈利的情况，由于没有相应的现金流入，使得8个指标均为负值。在378家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摊薄计算)小于0的有3家公司，在0与6%之间的有47家公司，其余378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摊薄计算)大于6%，占378家上市公司的。据《上海证券报》(1999年5月6日)公布的拟于1999年配股的上市公司有134家，其中有75家公司(占134家公司的)属于上述378家公司之中，可见我国拟配股公司盈利操纵之严重。 (四)亏损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分析 1998年公布年报的861家公司，有77家公司出现了亏损，对其进行盈利质量的分析，结果如下： 8项对比指标 数量 比例 样本比例 按样本计算应有数量 差额 均为正 60 19(77×216/861) 41 正负兼有 12 11(77×122/861) 1 均为负 5 47(77×523/861) -42 合计 77 100 100 27 0 从上表可以看出，亏损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高于样本总体水平，这反映了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比较好。而从一般的角度看，亏损与盈利质量应成相反方向变动，但上述结果却成正方向变动，这里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公司将被处以暂停股票上市，之后，若在限期内仍无法扭亏为盈，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最终将受到终止股票上市的处罚。上市公司一旦因亏损而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乃至终止上市后，公司的管理人员、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将受到损失。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发行股票采用额度制、社会闲置资金相对充裕和大量企业急于改制上市的情况下，一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价值昂贵，但若因亏损而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乃至终止上市后，这一宝贵的\"壳\"资源将会流失或大打折扣，由此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因此可以推论，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会有很强的动机去管理盈利，以尽可能避免出现亏损或避免连续三年亏损，以逃避有关法律、法规的惩罚和处理。当公司已经出现亏损，则想方设法尽可能避免连续三年亏损，从而导致这些上市公司在出现亏损一年或两年中，采用明显的调减盈利的应计制会计处理，彻底将以前年度的潜亏全部处理掉，并尽可能将以后的费用提前预计，使得后期的费用减少，为扭亏为盈利打下基础。这样的会计处理是现行会计准则和应计制所允许的，另一方面，在应计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推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稳健原则的产物，并不会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也不容易被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洞悉。如此的会计处理，从一定程度上虚增了亏损(减少了利润)，但现金流量并不随之减少，因此有关现金制指标与应计制指标的差额增加甚至为正。比如ST深华宝(0034)1998年亏损亿元，公司在年报中称:公司根据《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共处理坏帐损失197357966，78元、存货跌价损失元、长期投资损失元、征地拆迁损失 元、房改损失元、其他损失元，合计人民币元。董事会认为上述帐目处理均遵循了实事求是、依法处理的原则。从中可以看出该公司一次处理掉亿元的\"包袱\"，而且找到了合法的根据，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前年度盈利的水 分之大可想而知。将如此之大的损失在1998年一次处理，使得当年不仅亏损而且还侵蚀了股本，因此被特别处理。如果不处理亿元的损失，其利润仍为亿元，但不会侵蚀股本。因此可以认为该公司如是处理是在有关规定保护下的一种盈利的逆向操纵:即在应计制下多计入一些费用或损失，其目的在于减少以后年度的费用，为扭亏打下基础。而这种处理很少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往往被认为是稳健原则的体现，因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净资产收益率的进一步分析 我们一般以净资产收益率(R哑)来衡量企业的盈利水平。我国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达到10%(每年不低于6%)是取得配股资格的主要条件。对于那些已经连续两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在6%以上的公司，在第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尤为关键，三年平均是否达到10%是能否继续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关键。但这也给正确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困难，有相当部分上市公司为了能在资本市场继续融资，操纵利润，突破10%的生命线。 有部分上市公司经常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其主要目的在于达到净资产收益率10%的要求。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盈利操纵动机，因此相应的现金流量有可能并没有配合盈利的增加而增加，应从现金流量的角度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重新评估。经统计截至1998年8月22日公布经审计中期报告的上市公司(本资料来源于《中国证券报》1998年8月31日第10版)有212家，其中有121家公司的审计原因为配股，占212家上市公司的。这121 家公司的8个指标的有关情况见下表: 项目 数量 比例 样本比例 CHA1 CHA5 CHA1和CHA5 应有数量（按照CHA1计算） 差额 均为负 87 94 94 93 88(121×192/264) 6 有正有负 8 2 均为正 26 27 27 26 33(121×72/64) -6 合计 121 100 100 121 121 121 121 0 注：1998年报中有192家上市公司CHIA1为负值，有72家上市公司CHAI为正值 由上表可见，在121家因配股而审计的上市公司中，有87家上市公司的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占121家公司的。对于即将配股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更为重要，CHA1全部为负值的为94家公司，CHA5全部为负值的为94家公司，二者均负的有93家公司。按照192家上市公司的CHA1为负值的比例计算，121家公司中应有88(121x192/264)家公司的CHAl指标为负，而实际有94家上市公司的CHI1为负，多出6家公司。这样看来即将配股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CHAl)低于其他上市公司。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264家上市公司中有的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盈利质量不佳，而即将配股的上市公司中有的上市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这充分说明即将配股的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低于其他上市公司盈利质旦水平，据《上海证券报》(1999年5月6日)公布拟于1999年配股的上市公司有134家，本文对此134家公司做上述同样分析，其结论与 前相同，具体见下表。 项目 数量 比例 样本比例 CHA1 CHA5 CHA1和CHA5 应有数量（按照CHA1计算） 差额均为负 97 108 99 99 95(134×608/861) 13 有正有负 13 9 均为正 24 26 35 26 39(134×253/861) -13 合计 134 100 100 134 134 134 134 0 五、本文的局限性 1.样本选择不够全面，只选择了1998年中期报告的264家公司和年度报告的861家公司，只有两期，其代表性并不十分全面； 2.因中国现金流量表1998年第一次披露，无法选择以前年度资料为样本，作时间序列分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3.反映盈利的指标有多个，本文只选择其中几个进行比较研究，有一定局限性； 4.上市公司会计报告虽经审计，但并不能排除企业在编报会计报表时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差错及某些不可比的因素。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多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1.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盈利的获得和现金的流入并不同步，而且存在一定的盈利操纵行为。实证结果表明：98年中报中平均有的上市公司现金流人滞后于盈利的确认，有176家上市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占264家公司的；1998年年年报中平均有的上市公司现金流入滞后于盈利的确认，有523家上市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占861家公司的，盈利质量较中报有所提高，但同样处于两极分化的状况，有近四分之三的公司盈利质量较差，有近六成公司的盈利质量很差，值得引起关注。 2.由于盈利的确认缺乏现金的保障，上市公司现金缺乏，因此不顾股权稀释的压力而争取配股等融资手段继续在资本市场融资； 3.拟配股的上市公司为达到继续融资的目标，进行利润操纵，使得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规定的要求，容易误导投资决策； 4.亏损公司的逆向盈利操纵(即过多转销费用或损失，以便于以后年度扭亏)行为应引起注意，需要加强有关监管； 5.配股条件的盈利指标只有净资产收益率一个，很容易被上市公司操纵，建议采用若干个指标或若干个指标的加权平均数，同时体现现金流量要求，防止上市公司通过操纵盈利来获得配股资格。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澎 论现金流且表、财会月刊、1998；5 2林坤霖 上市后盈余管理与盈余资讯关系之研究·会计研究月刊、第151期 3李爽、杨莉、现金流量分析一从东南亚金融危机说起，会计研究、1998；6 4陆德民，现金流量表若干问题探讨.审计研究.1998； 5汤云为、钱逢胜、会计理论、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6周正庆主编、证券知识读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7陈志谷、张训苏，资产经营与重组、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8陆建桥 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8
基于借款费用准则的盈余管理研究：【摘 要】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对企业盈余管理有了诸多新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可利用的操作空间。本文从新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出发,主要就新准则下盈余管理方式受到的制约和尚存的空间进行探讨。 【关键词】盈余管理 新会计准则 限制 空间 一、盈余管理概述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的管理者为实现自身利益或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以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为前提,通过会计估计的合理变更、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交易事项的时点控制以及关联交易的适度调节等方法来达到平衡利润、稳定股价、合理避税等目的。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公司的财务管理技术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企业管理当局管理水平的体现,但滥用盈余管理则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新准则的颁布使得传统的盈余手段受到限制,对利润的操纵行为有制约作用,提高了盈余数据信息质量。 二、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的限制 1.取消了发出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 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取消了原来存货发出时可以采用后进先出法的规定,使企业的存货流转得以真实地反映,所有企业的当期存货费用,都以客观的历史成本反映,加强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消除了人为调节因素。后进先出法在存货发出计价时,是使用最后一次购入的原材料价格计算发出材料成本。先进先出法则是使用最开始购入的原材料价格来计算发出材料成本。在两种同时可供选择的计价方法下,当原材料价格下跌时, 企业就会采用后进先出法扩大公司的利润;当原材料价格上升时,则改用先进先出法,以此达到控制利润的目的。新会计准则取消后进先出法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消除了人为调节因素。 2.部分资产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运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达到操纵企业利润的目的,是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新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等,计提后不得在以后会计期间内转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时,再进行会计处理。这一规定遏制了企业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在各会计期间之间调节盈余的企图。 3.扩大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 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所依据的基本合并理论已经发生变化,从侧重母公司转为侧重实体理论。新会计准则对子公司的衡量标准是基于实质上的“控制”而不再是股权比例。母公司控制的所有子公司都应纳入合并范围,包括小规模公司、业务性质特殊的子公司以及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这一变革遵循了实质性会计原则,使得合并报表是对企业集团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信息的真实反映,使企业无法采用以股权比例分离子公司的手段将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从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中剔除来粉饰企业集团整体业绩。 4.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账面价值代替公允价值 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进行合并时被合并方的资产和负债按照原账面价值确认,不再按公允价 值进行调整,也不形成商誉,有利于防止企业利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操纵利润。 三、新准则下盈余管理的空间 1.新准则有条件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属性,使企业盈余管理弹性增强 我国新的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面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现阶段我国并不完全具备采用公允价值的经济环境并且资产评估市场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认显然很难公允。 2.新准则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提供了途径 一是扩大了可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原来仅为允许资本化的只有固定资产,而根据新会计准则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资产。这就既包括了固定资产,也包括了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扩大了可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原来仅为专门借款,现在包括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根据规定,如果相关资产的购建或生产占用了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被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允许资本化。 3.资产减值准备制度的局限性给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 新会计准则体系扩大了减值使用范围。应当计提减值准备的不仅局限于原先的八项资产、存货,生物资产、建造合同资产、金融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等,均应在会计期末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相应计减值准备。4.新准则为企业利用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调节利润提供可能 与旧规范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不同,新准则规定由于债权人让步,债务人获得的利益将直接计入当期收益,进入利润表。在企业无力偿还债务或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债务重组,一旦获得债务全部或部分豁免,企业都将会获得利润,财务状况可能会因此而得到明显改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以非货币性资产换入的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无形资产开发费用处理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方便 旧规范将无形资产研发支出全部计入管理费用,新无形资产准则将企业的研发划分成两个阶段,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确认为无形资产。尽管新会计准则对公司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进行了定义区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无形资产研发业务复杂,风险较大,很难明确区分研究和开发的阶段,各企业可以利用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分界点的划分操纵利润,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屈欢,杨世勇.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赢余管理的影响.会计之友. 2009,(6)下. [3]汪立,李小晗.新准则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其审计要点财会通讯.学术版2009,(11). [4] 郭长慧.从新会计准则看企业盈余管理.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7). [5]李晶波,蒋昌稳.浅析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中国工会财会.2009,(9).
企业盈余管理手段探究
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两方面：第一，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 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 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企业盈余管理手段探究论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摘要： 近年来，盈余管理问题已成为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大因素。我国自20 世纪末开展企业股份制改造，资本市场逐渐得到发展，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盈余管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从各个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 盈余管理;会计学;经济学;债务契约
一、盈余管理理论概述
1. 盈余管理的内涵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盈余管理的概念存在分歧，至今尚无定论。但是从以下比较权威的定义中可以了解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美国会计学家威廉·斯科特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他认为，只要企业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盈余管理。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就是在法律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利润进行的人为调节。
2. 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两方面：第一，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 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 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第二，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盈余管理的手段
(一)利用会计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1. 会计估计变更
主要包括变更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存货计价方法的变更、其他会计政策的变更等。企业一般倾向于选择最能体现其现实意图的会计政策和方法。但会计方法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这是会计准则一致性的要求。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上市公司经常通过会计政策、方法的选择与变更获得额外会计收益，原因是其选择、变更成本太低，变更程序太容易。
2. 费用与收益的提前或延迟确认
盈余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改变收入的确认时间，一是提前确定收入，即在销售完成之前，还没有完成满足销售确认条件下就记作企业收益，将后期利润转移到本期。二是递延收益，主要发生在企业预期利润减少的情况下。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也分为提前确认和延迟确认两种方法。提前确认费用的方法主要有大额计提相关资产的减值准备、一次性冲销不良资产的账面价值等。延迟确认费用的方法有潜亏挂账、费用支出资本化等。
(二)利用非会计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1.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如关联方之间的购销业务、代理和租赁等。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从母公司剥离出来的，造成大股东绝对控股的局面。因此，上市企业与改制前的母公司之间大多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所以，尽管我国新会计准则中有种种相关规定，但利用关联交易来调节业绩，仍然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例如增加收入、转嫁费用、托管经营、资金占用费用和资产租赁等。
2. 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是公司为优化资产结构、完成产业调整、实现战略转移等目的而实施的资产置换或股权转让等行为。统计数据显示，资产重组具有使企业一夜之间转亏为盈的神奇功效。企业资产重组分为：股份转让、资产置换、对外收购兼并、对外转让资产等。一些企业的资产重组实质在于利用交易时间差，在会计年度结束前进行重大的资产买卖，确认暴利，或者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垃圾换黄金”的不等价交换，将企业外部巨额利润注入企业内部，以及将亏损输出企业，实现利润转移。统计数据显示，一些上市公司扭亏为盈的秘诀往往在于资产重组。
3. 虚拟资产调节
所谓虚拟资产，是指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按会计应计制的规定而暂时列作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等科目。利用虚拟资产作为费用的“蓄水池”。随意确认计入当期损益的时点，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此外还有会计政策变更，一些会计政策的变更，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方法、合并范围的确定等，与企业当期的会计盈余，甚至未来期间的收益密切相关。因此，企业也可通过会计政策的变更来实现盈余管理。
三、盈余管理问题出现的成因
1. 筹资原因
我国上市企业盈余管理的直接原因就是筹资。《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
2. 避税原因
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成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企业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3. 获取政治成本原因
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对于盈余管理问题的治理对策
1. 完善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具有灵活性。上市企业对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择具有主观性，由于会计行为的特点，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目前我国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有效抑制作用。因此，完善具体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对限制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有着积极的意义。
2. 加强对资产重组资产评估的管理
产业重组并购就是收购方与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这样的并购整合是为了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得产业发展上的规模效应。实质性重组并购具有较长的产业运作期限和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眼光。通过产业重组并购，使企业存量资产和各种资源，从分散的小型企业流向大型企业，从劣势企业流向优势企业，从传统产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达到产业升级的作用。同时，加强对资产重组、资产评估过程中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提高透明度，维护市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评估机构向企业化方向发展。
3. 规范关联交易行为
上市企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对相关权利、责任和收益的制衡安排。在我国，董事会是代表股东利益的常设机构，监事会和董事会是平行机关，同时对广大股东负责。由于多数非独立董事是上市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而独立董事只是以挂名方式出现，并不“独立”，这与当时设置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相违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市企业之所以能够进行盈余管理，与企业治理结构有关，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规范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
4. 改善证券市场相关制度规定
目前，我国证监会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的有关规定，作为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隐含的契约标准，仍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地盈余管理动机。因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完善上市及配股的考核条件，避免由于指标的单一性而使管理当局进行利润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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