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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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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名研究论文

地名研究我能写,到时候我写好发到哪里去给你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目前,在语言学的发展中,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即语言已不仅仅被认为是交际和认知的工具,它更被看作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代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俄语语言文学界亦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为众多俄罗斯语文学家所熟悉的一个术语是“国情语言学”,但从90年代起,在俄罗斯语文学界更多的提到“文化语言学”这个术语,从“国情”到“文化”,实际上反映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俄罗斯学术界,文化语言学这个领域目前有四个基本学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Ю.С.Степанов,Н.Д.Арутюнова,В.Н.Телий,В.В.Воробьёв。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讲,深入了解使用所学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反过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基本情况及性格特征等,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上。俄罗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使得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显得尤其特别和值得研究。本篇论文的写作正是基于此。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主要分成两个大的章节,在第一章里,主要是对本论文写作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理论、概念进行了介绍性的概述,包括文化语言学,文化,民族性格等,这些介绍概述是为第二章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明确一下在分析中会涉及的概念、方法等。第二章则主要侧重于对俄语成语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俄罗斯这个民族一些主要性格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在俄语成语俗语中的反映。 “语言”与“文化”是两个内涵都很丰富的概念。因此,在论文中,是选择两个概念其中的某个具体部分,进行研究分析的。成语俗语作为语言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分支体系,是最具形象性、且最“保守”的语言体系,因此在成语俗语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保存了很多信息,当然也包括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及其文化相关的信息。而民族性格的形成则是在很多包含于“文化”概念中的因素,诸如历史及发展环境、民族生存地区及周边环境等等综合作用结果下形成的。所以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正是想通过对成语俗语的研究分析,去发现它和俄罗斯民族性格之间的一些联系,即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些主要特点是如何反映在俄语语言(成语俗语)当中的。 在我国俄语学界中,有不少对俄语成语俗语的研究。但之前的这些研究中,在对俄语成语考察时,要么是从词源的角度,介绍俄语中成语俗语的来源有哪些,例如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个风俗习惯,或是历史事件,亦或是来源于宗教生活;要么是反过来,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俄语成语俗语,介绍他们反映俄罗斯国情中的哪些方面,包括历史事件、人物,或者风俗传统、节庆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研究的进行,其理论上的依据还是从“国情语言学”出发的。本论文在写作时,主要从“文化语言学”这一理论出发,尝试将处于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典型特点,包括矛盾性、宗教性和不可预知性等,与俄语成语俗语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语言间的联系与反映关系。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关于地名研究的论文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一般都要求学生编写提纲。从写作程序上讲,它是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从提纲本身来讲,它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所谓构思谋篇,就是组织设计毕业论文的篇章结构。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像写一首短诗、一篇散文、一段札记那样随感而发,信手拈来,用一则材料、几段短语就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而是要用大量的资料,较多的层次,严密的推理来展开论述,从各个方面来阐述理由、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构思谋篇就显得非常重要,于是必须编制写作提纲,以便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有了一个好的提纲,就能纲举目张,提纲挚领,掌握全篇论文的基本骨架,使论文的结构完整统一;就能分清层次,明确重点,周密地谋篇布局,使总论点和分论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就能够按照各部分的要求安排、组织、利用资料,决定取舍,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料的作用。有些学生不大愿意写提纲,喜欢直接写初稿。如果不是在头脑中已把全文的提纲想好,如果心中对于全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步骤还是混乱的,那么编写一个提纲是十分必要的,是大有好处的,其好处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可以体现作者的总体思路。提纲是由序码和文字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是帮助作者考虑文章全篇逻辑构成的写作设计图。其优点在于,使作者易于掌握论文结构的全局,层次清楚,重点明确,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第二,有利于论文前后呼应。有一个提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在检验每一个部分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相互间是否有逻辑联系,每部分所占的篇幅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称,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否恰当和谐,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每一部分是否都为全局所需要,是否都丝丝入扣、相互配合,成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能为展开论题服务。经过这样的考虑和编写,论文的结构才能统一而完整,很好地为表达论文的内容服务。第三,有利于及时调整,避免大返工。在毕业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一些不起眼的材料,从表面看来不相关的材料,经过熟悉和深思,常常会产生新的联想或新的观点,如果不认真编写提纲,动起笔来就会被这种现象所干扰,不得不停下笔来重新思考,甚至推翻已写的从头来过;这样,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会极大地影响写作情绪。毕业论文提纲犹如工程的蓝图,只要动笔前把提纲考虑得周到严谨,多花点时间和力气,搞得扎实一些,就能形成一个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论文框架,从而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返工。另外,初写论文的学生,如果把自己的思路先写成提纲,再去请教他人,人家一看能懂,较易提出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便于自己得到有效的指导。

地名研究我能写,到时候我写好发到哪里去给你

关于文山苗族地名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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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有739万多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的南部和湖南省的西部。云南的苗族有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文 山、红河两个自治州和昭通地区。大多数苗族是从明代以后从湖南、贵州迁入云南的。 苗族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定居在湖南洞庭湖和沅江流域一带,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后经过历 代不断地迁徙进入西南地区。苗族自称“蒙”,云南的苗族有八个冠以“蒙”的自称单位,解放后统一称为苗 族。苗族居住分散、支系较多,有青苗、花苗、白苗、独角苗等。 苗族的服饰各地不完全相同,男子多用布包头,身穿短衣裤,但苗族妇女的穿戴普遍比较讲究,尤其是盛装,极为精美,花饰很多,有的裙子有四十多层,故名 “百褶裙”。衣裙上面绣制的各种图案,古色古香,异彩纷呈。妇女擅长纺织、刺绣、蜡染、工艺十分精湛。 苗族历来以能歌善舞闻名遐迩。苗族的歌曲调较多,如质朴庄重的古歌,豪迈奔 放的飞歌,缠绵动听的情歌,还有酒歌,丧歌等,无不各具特色、韵味无穷。每年农 历5月5日的“踩花山”是全省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届时男女青年欢聚对歌,选择佳侣, 并举行吹芦笙、跳芦笙舞、踩鼓、爬花杆等活动。

本人可以做,可以私下交流。

分类: 社会/文化 >> 民族 解析: 关于苗族的族源,曾有“九黎说”、“三苗说”、“南蛮说”、“贵州土著说”和“南来说”、“北来说”、“西来说”等观点,我们认为,马来人种之“南来说”、高加索人种之“北来说”以及雅利安人种之“西来说”都不太可能,即使是游移迁徙时有混杂,也只是“流”,而不是“源”,“南蛮说”和“贵州土著说”同样是“流”而不是“源”。苗族的族源当可追寻到“九黎”和“三苗”中的人们同体或部分先民。 远古时期,首先活跃在我国华北大平原的人类集团,是东西两大部落联盟集团,即东部的“九黎集团”和西部的“炎黄集团”。根据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传说,九黎集团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炎黄集团在陕西一带。后来,炎帝族人陕西中部沿渭水流域经黄河向东发展,碰到九黎族,战败而返;黄帝族从陕西北部的黄河上游经太行山向东到达河北的怀来县一带,同样为九黎族所阻,炎黄两族联合起来,才把九黎族打败,占据了中原地区。九黎部落或被融合,或移徙南下,形成中国大地上原始人类的氏族部落联盟的第二个层次,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又一个历史大演出。 郭沫若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里说:“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适应,历史地形成的,这里谈的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正是汉族的前身。历史上所说的华夏,乃是由他们共同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第121页)这个结论是对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羌、夷、戎、苗、蛮人的前身为何?尔后又怎样发展的?“三苗”为“苗”之源,“三苗”以前呢?今之苗是否与古之苗有关呢?有的史书认定,苗族源于“南蛮集团”而非“九黎集团”;有的史书甚至认为,古无苗,炎黄之争或炎黄与九黎之争乃汉族内部之争耳,概与他族无涉。有的同志认为,蚩尤系个人之名,不是族名,不能当作苗族之源。……我按苗族秘史或“心史”所传,认为今之苗与古之九黎有关,也与蚩尤有关。 九黎之君是蚩尤,蚩尤是苗族的始祖之一。苗族民间就是这样传的,也有相当的文献资料佐证。《国语·楚语下》说:“及少皞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九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韦昭注:“三苗,九黎之后”。“九黎,黎氏九人”。这是把九黎作氏族部落的人类群体记载的事实。《国语·周语》也说:“黎苗之王,……上不象天,下不仪地,中不和民,为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人夷其宗庙,炎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解云:“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皞氏衰,九黎乱德,颛顼灭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乱,尧诛之。”这也是把九黎作氏族部落的人类群体记载的事实。那么,九黎在什么地方活动?《辞源》说,九黎是“古代南方部落名”。徐旭生考证认为,九黎的属地“不能属于南方”。“只能属于东夷集团”。 徐旭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里,九黎的地域作过详细考察,结论是:“九黎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蚩尤为其酋长,所以他败死以后就葬在他那属地的东境。”(第52页)徐注说道:“九黎古多简称黎,或简称[](左边的‘阝’旁为后来所加,以指明它是一个地名),黎的地名起源颇古,但可分为两组:一、在今山西的黎城、潞城、长治、壶关各县境内。《尚书》西伯(周文王)所戡(胜或取的意思)的黎,春秋时为赤狄潞所灭,为晋所复立的黎,均在这一带。[1]二,在东方的有汉魏郡属的黎阳(今河南浚县境),东郡属的黎县(今山东郓城县西境)。《汉书·地理志》黎县下颜注引孟康说以为‘黎侯国,今黎阳’,臣瓒说‘黎阳在魏郡,非魏县’全祖望指明黎侯国在上党郡的壶关县,不在这两县境内,说得很对”,“我们觉得自郓城到浚县虽属跨越两省,可是相去并不太远。九黎氏历受压迫,避居山中,也是颇近情理的事。”(第52页)还有,“《盐铁论·结和篇》说:‘黄帝战涿鹿,杀两[]、蚩尤而为帝’,这是说涿鹿之战,黄帝的敌人,蚩尤之外还有两[]。”“两[]就是两皞,指太皞与少皞两氏族。涿鹿之战,三氏族与蚩尤在同一战线上作战,是证属于同一集团。”(第53页)据此,徐氏认定蚩尤属于东夷集团而非苗蛮集团。这个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只是说九黎与三苗无关,则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在蚩尤身上。 《史记·五帝本记》说:“蚩最为暴,莫能伐”。又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元女战法》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与蚩尤的激烈战争,诸多史籍描述甚详,开始是蚩尤族部占上风,因为蚩尤所部的武器好。《太白阳经》载:“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龙鱼河图》说蚩尤的部下都“铜头铁额”。《述异记》卷上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一轩辕斗。以角[]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又见北宋《乐书》)蚩尤的兵器和战斗力及其影响,从这些记述中可见其端。但后来,炎黄结成联盟,终于还是把武器好的蚩尤给打败了。“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主万邦皆为弭服。”(《龙鱼河图》)可见,蚩尤之被尊为战神,决非偶然。 蚩尤怎么会是苗族的祖先之一呢? 首先,史籍如是说。 “蚩尤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龙鱼河图》) “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读,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杂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复商。故生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国语·楚语》) “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伐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帝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马融注云:“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孔安国亦曰:“九黎之君,号蚩尤。” 既然是“三苗复九黎之德”,就说明三苗是九黎之遗民;既然蚩尤是九黎之君,就说明蚩尤曾是苗民之首领,或者是“九个”部落联盟的盟长。至于以蚩尤作“族名”犹如以黄帝作“族名”那样,无非是就其“代表性”而言之而已。 其次,苗族如是说。 贵州省黔东南流传有一首苗族史诗《榜香尤》,说香尤公是乡规民约(习惯法)的创始者,听到榜香尤的名字,人们都肃然起敬。《榜香尤》是黔东南苗族十二首大歌中的一首,流传深广。榜香尤制定的“习惯法”可否与蚩尤“作五虐之刑曰法”联系起来考察呢? 湖南湘西和贵州黔东北的苗族所祭的祖先名曰“培尤”,即尤公(在《苗经》和《姓氏歌》里则称先祖为“绞黎够尤”)。传说培尤勇敢善战,纪律严明。祭时,请舅家三男一女陪祭,打猪为牺牲。祭猪的三腿给舅家,一腿给巫师,余肉全部烹食。祭仪复杂而神秘,要作竹子编成山洞状,糊以纸,巫师坐“洞”旁敲竹筒,摇玲当,不能击鼓。祭者不准着汉装,不准讲汉语,不准把猪骨头或鬃毛遗弃地上,必须深埋深藏。据说,当年祖先培尤是战败而退入山洞林箐的,击鼓易被敌人察觉。其他“不准”也是避免被敌人发现。 四川南部和贵州北部和西部的苗族地区有蚩尤庙,并有苗族“祀之”,又:《太平御鉴》《皇览·冢墓记》上说:“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2]黔东南苗族在每年的阴历十月过年祭祖,可否同“民常十月祀”蚩尤联系起来研究呢! 苗族各个地方的语言有些差别,但都把自己的祖先称为尤公,竭诚敬祭,这决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作为,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黔东南称老祖宗叫榜香尤,湘西称培尤和“绞黎够尤”(九黎蚩尤),而川、黔、滇“西部方言”则直接称蚩尤,这位格蚩尤老是个能征惯战、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复次,民俗如是说。 湘西苗族巫师在“驱鬼”时,头反戴三角铁架(铁三脚),身倒披蓑衣,左手拿簸箕,肩挂布条,右手持师刀,口中念念有词:“啊哩!有堂归堂,有殿归殿,无堂无殿,四方分散!”湖南城步苗族在“驱魔”时,有一扮“枫神”者也是头反戴三角架(铁三角),身倒披蓑衣,脚穿钉鞋,手持木棒。《龙鱼河图》说过:“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从“铜头铁额”到“头戴铁三脚”,难道没有某种关系吗? 最有意思的是:黔中各地有一支苗族妇女的头饰状如牛角,谓“弯梳苗”,黔东南苗族姑娘以戴银角为美;……是不是与蚩尤的“头有角”、“铜头铁额”有关系呢?大家知道,人类是由母系社会而父系社会慢慢向前发展的,在妇女身上最能看到古风的遗迹和祭祖的印记。 《苗族史诗》里有“枫木篇”,对于枫木,苗族人民是顶礼膜拜的,认为枫树生蝴蝶,蝴蝶妈妈生十二个蛋,从蛋中生出各种动物和人类始祖“央”,[3]枫树也与蚩尤有关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成弃其桎梏,是谓枫木。”《云籍七签》卷一百《轩辕本纪》也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后化为枫木之林。”看来,枫木是蚩尤族的图腾之一,战败后被对手用族微作枷锁以示耻辱,极为可能。黔东南苗族对枫木的崇拜,这在国内恐怕是比较特殊的现象。 《国语·楚语》说:“九黎乱德,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匮于祀”。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篇里也说:“按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苗族之属于巫文化系统,从九黎、蚩尤一脉相承。 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中说,苗族的“跳月”是古代蚩尤部落的遗风。据云南的马关、武定等地苗族的民间传说:远古时候,蚩尤率领所部抵抗黄帝族的东进,失败后退入深山密林,为召集散处四方的苗族群众,就在山上立一长村树干,系上红腰带,令男女青年绕“花杆”吹笙跳舞,部众闻讯赶来,重振旗鼓,继续与黄帝战斗,后来沿袭成了传统的节日,即“跳月”或“踩花山”。(详见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编印的《民间故事》第1集) 各地苗族还有一个相同的风俗:老人死后,要把灵魂送回祖先的发源地一“东方”去。[4]因路途遥远,要送银子给亡灵在途中买水喝。亡灵要跋山涉水,乘木筏竹排队渡过大江大湖,直到黄河入海口的东海之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得与祖先会合。有的要由巫师唱《焚巾曲》“引路”。 从以上史籍、传说和民俗资料,我们似乎可以断定:苗族最早活动的地区是东部,是黄河下游的人们集团,与九黎和蚩尤的关系比较直接。 所论浅薄,错漏难免,请专家指教。 [1] 《左传》宣公十五年。 [2]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东郡作东平郡。按寿张自东汉即属东平。寿张在山东西部黄河北岸。县置1964年撤销,并入山东省阳谷县和河南省范县。 [3] “央”,有书作姜央或构央的,均为人名,“构”是“公”之意。 [4] 《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纪苗族祖先“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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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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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阐述河流生态恢复的基本思路和原则的基础上 ,提出了河流生态修复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对应措施 ,河流 摘要 生态修复的任务一是改善水文条件 ,二是改善河流地貌的特征 ,三是恢复濒危或特殊物种 ; 河流生态修复的措施包括人 工直接干预 ,自然恢复以及增强恢复措施 。 关键词 : 河流 ; 水利工程 ; 生态恢复 中图分类号 : X171. 1 文献标识码 :B 目前,河流退化已被公认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 1. 2 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 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本原则一般包括自然原则 、 社会经济 技术原则 、 美学原则 3 个方面 。自然原则是生态恢复与重建的 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只有遵循自然规律的恢复与重建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恢复与重建 , 否则只能是背道而驰 , 事倍功半 。社会 技术经济条件是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后盾和支柱 ,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可能性 、 水平与深度 。美学原则是指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应给人以美的享受 。按照上述基本 原则的要求 ,结合河流的实际情况 ,拟定以下指导性原则 : ( 1) 地域性原则 。由于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生态环境背 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 随着环境意识 、 生态观念的增强以 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对修复严重受损的河流生态系统的要 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 , 很有必要对河流开展生态恢复的措施 。 在实际修复中 ,很难将河流修复到原来没有受到人为干扰的状 态 ,一般只是适当修复 ,以在恢复河流基本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 满足人们的需要 。 1 生态修复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1. 1 生态修复的基本思路 河流生态的修复必须以系统 、 整体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 景,如气候条件 、 地貌和水文条件等 ,这种地域的差异性和特殊 性就要求我们在恢复和重建退化生态系统的时候 , 要因地制 宜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千万不能照搬照抄 , 而应在长期定位试 验的基础上 ,总结经验 ,获取优化与成功模型和模式 ,然后方可 示范推广 。 (2) 生态学与系统学原则 。生态学原则包括生态演替原 以河流的整体生态系统结构 、 功能为基础 , 从水土资源开发利 用及生态环境现状出发 ,结合城市景观规划 ,以水造景 ,把水景 观融入城市景观 ,充分考虑城市河流沿岸居民和游人的活动需 求及环境感受 ,以 “绿” “水” 和 作为空间基质 , 构成景观开敞的 亲水性人文活动空间 , 为市民创造一个安全 、 舒适和富有情趣 的水边环境 。 当前 ,水利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要紧紧围绕着生态恢复和重 建为中心 ,综合采用工程技术 、 生物技术和管理技术措施 ,改变 以前单纯的就河道论河道 , 就环境而论环境的作法 , 确保一般 河流的流量 ,恢复洁净水流 ,保护水质 ,形成良好的河流景观和 滨水环境 ,建设城市水网并加强绿化 , 要求水边空地具有舒适 开阔的空间 ,并重视它的生物多样性 , 将受损河流建设成生态 型的城市河道 ,保持城市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恢复城市 水生态系统 。 收稿日期 :2008203226设计 。 则、 事物链网 、 生态位原则等 ,生态学原则要求我们根据生态系 统自身的演替规则分步骤分阶段进行 , 循序渐进 , 不能急于求 成 。另一方面 ,在生态恢复与重建时 , 要从生态系统的层次上 展开 ,要有整体系统思想 ,不能 “头疼治疼 、 脚疼医脚” 。根据生 物间及其与环境间的共生 、 互惠和竞争等关系 , 以及生物多样性原理 ,构建生态系统结构和生物群落 , 使物资循环和能量转 化处于最大利用和最优循环状态 , 力求达到水份 、 土壤、 植被 、 生物同步良性演进 ,只有这样,恢复后的生态系统才能稳步 、持 续地维持与发展 。 (3) 最小风险原则和效益最大原则 。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 性以及某些环境要素的突变性 ,加之人们对生态过程及其内在 机制认识的局限性 ,人们往往不可能对生态恢复和重建的后果 以及生态最终演替方向进行准确的估计和把握 ,具有一定的风 作者简介 : 罗 波 ( 19792) , 男 , 助理工程师 , 主要从事 水务工 程 河流生态恢复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罗波 险性 。只有经过认真透彻地研究恢复对象和综合分析评价 ,才 会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鉴于生态恢复与重建是一个高成本 投入工程 ,要在考虑当前区域经济承受能力的同时 , 又要考虑 生态恢复的经济效益和收益周期 ,这是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中 十分现实而又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保持最小风险并获得最 大效益是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是实现生态效 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必然要求 。 23 岸,使之成为具有栖息地 、 生物廊道 、滨岸过滤带 、 生物堤等多 种生态功能的生态河道 。河流滨岸建设线状 、 带状植被廊道 , 与山体植被 、 平原防护林网 、 城市园林等绿化带纵横交错 ,构成 多级绿色廊道网络 。除了防止水土流失外 , 还具有生物迁徙通 道的作用 。因此,在干涸河滩上 , 应以两岸建设生物防护工程 为主来逐步缩小由于断流给生态环境所带来不良的影响 ,因地 制宜地合理利用河道 , 在保证行洪需要的情况下 , 在裸露的河 滩上植树造林 、 种植灌草 。对于河流生态修复 , 任何修复方案 都不能只局限于河道 ,而应将河流所在的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 考虑 。这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是大尺度的 ,而且导致水 体退化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水体中形成的 ,多是在相连的其他生 态系统中形成的 ,通过水流排放引起 。河流生态恢复与重建的 难度和所需时间与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 、 自我恢复能力以及恢 复方向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 ,退化程度较轻的和自我恢复能力 愈强的生态系统愈易恢复 ,其所需的时间也愈短 。 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往往较为缓慢 , 而人为重建可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生态系统演替的方向和速度 , 并可缩短其恢复周 期 。在不同的地区 ,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和所需的时间具 有很大的地域差异 。通常而言 , 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 , 自 然恢复速度比较快 ; 而在寒冷或于燥的气候条件下 , 自然恢复 速度比较慢 。因此 ,各地区为了实现各自生态系统的有效恢复 与重建 ,就必须遵循恢复生态学的基本规律 ,结合实际情况 ,选 择合理的重建模式和技术体系 。 参考文献 : [1] 浦德明 ,何刚强 . 城市河道整治与生态城市建设 [J ] . 江苏水利 , 2003 , (5) . [2] 孙宗凤 . 生态水利的理论与实践 [J ] . 水利水电技术 ,2003 , (4) . [ 3 ] ,李传奇 . 河流廊道与生态修复 [J ] . 水利水电技术 ,2003 , 王薇 (9) . [4] 董哲仁 . 生态水工学的理论框架 [J ] . 水利学报 ,2003 , (1). [5] 李朝方 ,赖炳秀 . 浅谈观澜河青湖段生态治理工程设计 [J ] . 中国 2 河流生态修复的任务和措施 2. 1 河流生态修复的任务 河流生态修复的任务有 3 类。 一是水文条件的改善 。水文条件的改善是指水量 、 水质的 改善 ,自然水文周期的模拟等 。包括 : 通过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维持最小生态需水量 ; 通过污水处理 , 控制污水排放以及提倡 清洁生产改善河流水质; 水库的调度除了满足社会经济需求 外 ,尽可能接近自然河流的脉冲式的水文周期等 。 二是河流地貌学特征的改善 。河流地貌学特征的改善包 括 : 尽可能恢复河流的纵向连续性和横向连通性 , 保持河流纵 向和横向形态的多样性 ,防止河床材料的硬质化 。 三是濒危或特殊物种的恢复 。着重强调的是加强河流生物栖息地的建设 ,注重水库库区的生态重建 。 2. 2 河流生态修复的措施 人类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河流生态系统 , 导致水质恶化 、栖 息地消失 、 洪水泛滥 、 适宜性和美学价值降低 。人们逐渐认识 到健全的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采取了各种技术和措施来修 复退化了的河流生态系统 。国外的类似工程河流生态修复措 施包括 : ① 人工直接干预措施 , 如重建植被 、 修建人工湿地等 ; ② 自然恢复措施 ,包括恢复缓冲带、 降低河道边坡 、 重塑弯曲河 谷等 ; ③ 增强恢复措施 , 包括修复浅滩和深塘、 修复水边湿地 ( 沼泽地 、 ) 、 森林 修复池塘等 。 □ 自然的河道 , 从河槽 、 漫滩到两岸的缓冲带存在着不同的 植被 。而经过人为调节后的河流 ,水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使原有的植被群落受到损害 、 生物多样性降低 。通过在河 流滨岸建立绿色廊道 ,对现有河道除了尽可能保持原有的宽度 和自然的状态外 ,主要采取建立植被缓冲带的形式替代人工砌 农村水利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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