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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猜你喜欢： 1. 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 2. 关于哲学的小论文 3. 哲学方面的论文 4. 有关哲学问题的小论文 5. 有关哲学的期末小论文
“以人为本”的提法由来已久，它具有深层次的哲学内涵。 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有关以人为本的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以人为本”理论的哲学内涵
摘 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的提法由来已久，它具有深层次的哲学内涵。
关键词：以人为本;哲学基础;人本主义
从哲学上讲，“以人为本”是一个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都能接受的概念。仅凭这个概念，人们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所以，打出“以人为本”旗号的并不都是唯物主义者。“以人为本”原则的提出，既有其古典哲学的根基，又是时代特征的体现，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点和归宿点。
一、“以人为本”提法的来源
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强调人的价值高于上帝的价值。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格言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他们主张以人代替神，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神学。
在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费尔巴哈第一次提出“人本主义”的哲学口号，并创立了自己的人本学。其本质特征是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最高对象。根植于这一哲学思潮的“以人为本”的提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人本主义关于人和社会问题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简单概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在人论方面的共同特征主要是： 在世界观上，坚持人是世界的尺度;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的非理性因素;在方法论上，主张从先验的人性出发考察社会和历史;在价值观上，强调个人本位。历史地看，这种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实现了从“以皇权为本”“以神权为本”“以物为本” 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费尔巴哈的这个“人”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由此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唯心史观，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回答“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而后者不可避免地涉及“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谁为主体”的问题。因此，它最终无法区分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所以说他的“以人为本”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仍然有很大的缺陷。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以人为本的不同之处
人本主义发展到当代，已经转变为反思科学和技术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认为，哲学研究应该突破传统模式，应由以往所强调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人本身内在的研究;由倡导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的可靠性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在结构的研究，由对普遍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转为对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强调。
既然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让人们开始重新重视和研究人的时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又有很长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直接引用西方人本主义，而是在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西方著名的人本主义思潮代表人物詹姆士说：“善的本质就是真正满足要求。”杜威认为：“善，离开经验的满足，只是一个空名词。”而对中国来讲，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沉淀，则要求“内外兼修”达到无所欲求的圣人境界，认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坚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排斥功利主义，推崇道德至上。第二，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冲突。西方现代社会以高科技文明为特征的工业一体化与个人自由的生活相矛盾，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形成的重要根据，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一直都有着很深厚的自由的情感，个人自由对于他们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只是为个人服务的机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个人在社会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在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都毫不在意。同时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理论上不再持积极向上、乐观的态度，就像叔本华所认为的：由于人的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即某种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存意志，它驱动着人们去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人生是悲惨的，因为即使欲望得到暂时的满足，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围拢过来，而同空虚和无聊作斗争并不减于同困乏作斗争，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被抛来抛去。基尔凯戈尔在《致死的疾病》中谈到，人的个体存在是一个精神个体，它只与它自身发生关系;它们与人的忧虑感相结合，表现为一种悲观主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不可能直接引入并采用现代西方的人本思潮，而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融贯古今，洋为中用，结合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本主义。
三、“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演变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党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马克思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希望达到的社会状态，激励着无数有无产阶级理想的人为此前赴后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人”一直都是马克思重视的对象，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一个理想社会是他终其一生所要达到的目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彻底的自然主义就等于彻底的人道主义”，“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的身上”，“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些都是马克思在研究的初期对人的描述，虽然在很多地方还不成熟，但是至少表明了马克思在一开始就懂得要把研究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都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着自己的关于人的学说。最终，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所追求的近期和远期的目标，提出了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把人的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目的，也提出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理论。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即人受物支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在必然王国里人得不到自由，被物所控制，而只有在自由王国里，人们才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能力的发展才能成为目的本身，人不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目的，人成了人本身的主人;也只有在自由王国，人才能够自己给自己做主，这就是人的自由的最高体现。这些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华，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也就必然会更加重视人的发展，把人作为自己的目的，提出以人为本是同马克思主义相符合的，也是有其马克思主义根源的。
人的解放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点和归宿。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马克思的以人为本和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本质界限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的解放的科学理论;二是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人的解放的革命理论;三是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文明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解放的文明理论。目前，学术界对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和理论边界的讨论都要涉及马克思哲学中的人学理论。从讨论的情况看，许多人仍然对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理念存有误解。其实，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和科学性之所在，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以人为本具有自己的特殊意义和性质。
总之，“以人为本”理论融合了众多的因素，采纳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正确的部分，吸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在我国现实的土壤上把二者准确地结合到一起，根据我国的具体现状来诠释“人”，为更好地发展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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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哲学专业，论文原创，共3210字，不算标点。批注和引自哪里都标在原文中了。浅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一、 前言在马克思看来，消灭私有，扬弃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否定的否定。这个共产主义的道理是社会之谜，历史之谜的总谜底，是解开这一大谜的钥匙。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和转变态度很早，从《莱茵报》就开始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下同，下称《手稿》）中，这一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一并阐发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探讨和创建。本文旨在研究《手稿》的笔记本Ⅱ《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二、 对粗陋共产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在本章里试图科学地论述共产主义时，首先批判了仍受私有制影响的共产主义思潮。在马克思看来，粗陋的共产主义虽然也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但他们并没有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所以从实质上来看，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只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及均分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的私有财产，企图人人都成为私有者。马克思指出，“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巴才能等等抛弃”（参见第79页）。 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主张公妻制。公妻制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种荒谬主张，指出“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参见80页）。他说明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在马克思主张的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制度下，这种关系将得到根本的改造，但绝不是实行粗陋共产主义者所鼓吹的公妻制，而是获得全面发展的男女实行真正的自由结合，人们通过这种真正合乎人性的自由结合而实现人的本质。 马克思通过分析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上述表现，深刻揭露了它的本质不过是私有制的卑鄙性的表现形式之一。他说“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参见第80--81页）三、 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1、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 马克思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同时，第一次从经济理论上表述了他本人关于共产主义的见解。他的论述是以剖析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参见第78页），这段论述，是对前面章节所作的补充，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得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把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就清楚说明，共产主义是私有制本身运动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同资本，工人同资本家对立与斗争得必然产物。这也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 – 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参见第81页） 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私有制运动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物与人的条件。他说：“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 – 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 – 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参见第88页)2、论证共产主义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前面从经济理论上解释了资本主义主义取代封建制具有历史必然性，他在本章里同样深刻说明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他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参见第93页）他还接着写道：“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参见第93页） 这几句话反映出马克思当时在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所达到的水平。他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一私有财产的初步扬弃作为中介；第二步是扬弃这个中介，在自身基础上积极发展，达到人的解放和复归，即他所说：“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参见第93页）。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共产主义”，是他设想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社会主义”一词则表示第二步。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迄今存在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等等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参见第82页）。由此可见，他把共产主义看作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对于这种矛盾他作了具体说明：存在于本质的矛盾，即劳动的个体在同它的社会本质之间的矛盾；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矛盾，即人的本质在物质生产中的对象化同人类本性的需要获得保证之间的矛盾；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即人们的一切创造才能的自由发挥和自由活动同必然受到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限制之间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3、论证共产主义的特征和内容 马克思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特征与内容作了这样的表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参见81页）马克思的这段关于共产主义的重要论断，从用语与思路来看，虽然明显反映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却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有着原则区别，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共产主义理论。 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与领会这段议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上述关于共产主义的论断已经清晰指名了它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对于这一包括着广泛深刻含义的论断，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解释：“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参见第85页）这表明，他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通过彻底铲除私有制，在生产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上，不仅达到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能充分拥有和支配产品，而且人本身也获得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而达到真正实现或占有人的本质。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也论述了人自身的改造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共产主义是要通过完全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非人化制度，建立起人对自然界，对自己的本质以及对其他人的合乎人性的真正关系，从而把自然界变成属于人的客观存在，使物的世界屈从于人的统治。所以说，撇开这个基本前提去评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歪曲。资产阶级思想家不顾这个前提，正好暴露了他们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卫护者的真面目。与此基本前提密切相连，马克思在上述议论中强调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他在讲到人的“复归”的性质时说，“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参见第81页）。这说明共产主义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与物质的财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样就把他的上述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同粗陋的空想共产主义区分开来。四、 结语 总的说来，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时建立在他正在形成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是具有科学性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为它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矛盾的分析作为依据。但是，他这时对这种阶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还没有完全从经济理论上作科学论证，因而上述理论不能算作科学的共产主义。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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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收稿日期: 2001—06—25·1·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条件。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式形成。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2·“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大林对他们的误读。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以说问题颇多。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补新的内容。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3·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21、27 页)。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4·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想。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矛盾普遍推行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而不是片面零碎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概括。“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各国经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结合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论述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他们的著作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哪些是普遍的、共性的东西，哪些是特殊的、个性的东西，避免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
哲学，即是 方法 论。哲学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对于哲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的论文加以描述。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哲学，即是方法论。它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它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永不过时。它指导人们由已知的，去了解、认识未知的。它的矛盾囊括宇宙万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懂得这些后，就应该把它应用于生活，从而减少生活中少犯错误的次数。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爱上智慧，并运用智慧来提高生活质量。
摘要：哲学，生活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 总结 。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科，它能指导人们追求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思考，哲学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哲学是美好生活的向导，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
从哲学的任务上看，哲学能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由哲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哲学观点都是由人提炼出来的，而人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大脑的主观印象，都是生活的烙印。 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17、18世纪,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不同的元素组成的，元素是组成化合物的基本单位，各种元素的分子又可以分解为原子。原子是当时科学所达到的对物质结构最深层次的认识，因而，人们就认为原子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原子的属性就是一切物质形态的不变的属性，各种元素的原子既不能分割，也不能转化。哲学家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世界的本原于是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原子就是世界的本质的结论。例如伽森狄和霍尔巴赫，他们关于物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及其属性都是不变的，世界上形形色色不同性质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原子的结合和分离在空间位置的变化所造成的。哲学家从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中研究出了世界的本源，这足以说明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
哲学的思想是随着生活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例如原子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徳谟克尼特是第一个提出原子论的，当然在当时的古希腊并没有近代的科学仪器来发现原子，所以他说的原子并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经常所提到的原子。徳谟克尼特认为“真正的存在由无数微粒构成，这些微粒在虚空中运动”，而这种物质微粒就是原子。他认为原子是微小的物质粒子，是不可分得;在时间上是永恒存在的;数量上是无限存在的;从空间上说，这无数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着。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物理学上的原子，当时的哲学家用这一自然发现来研究世界的本原于是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原子
就是世界的本质的结论。从古代的原子论到近代的原子论，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哲学思想也在不断进步。
哲学对生活具有指导作用。哲学是照亮人们生活路途的明灯，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 我个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他提出一下几个观点：第一，幸福是终极目的。他认为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第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性的现实活动。 第三，德行非生于天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包括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性。第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第五，幸福是实践的果实。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人光有德性还不够，还必须要把德性付诸现实活动。第六，幸福不是一时一事的事，终身幸福才能算作真正的幸福。第七，幸福还需要好的外在条件为助。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高尚的事情，需要朋友、财富、政治权力才能做到，借助这些条件比较容易获得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以外在的好处作为追求幸福的目的。他强调财富、名誉、门第、闲暇等外在好处并不是幸福的原因。他还明确表达了一种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在他看来，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那种为了朋友和国家尽其所能，在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是抛弃财富、名誉和人们普遍争夺利的利益，保持着自身高尚的人;是宁可要短暂的强烈的快乐，也不要长期的平和的快乐，宁可高尚地生活一年，也不要庸庸碌碌生活多年的快乐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告诉了我们要在德性的指导下追求幸福，在生活中要通过学习来增长智慧、加深理解、使自己明智，要用德行来调适情感和行为的，因为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为人们追求幸福指明了道路，这体现了哲学对生活的指导作用。 哲学与生活密切相关，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看，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真正的哲学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弊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哲学还可以遇见和知名社会的前进方向，指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同时能够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变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现在我们中国遵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它是以往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思想结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生的根本指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哲学的思想库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利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杨敏姣,万小龙.伽利略的原子论思想——近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基础[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5期
[2]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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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洪铁，徳谟克尼特的原子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02期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一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 哲学源自、适用于生活
三 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四 结论
一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的问题，这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客观标准。在哲学史上，凡是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即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意识是有物质派生的，是对的，属于唯物主义派别。凡事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即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源，物质是有意识派生的，是错误的，属于唯心主义派别。
二 哲学源自、适用于生活
由哲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
就拿伏羲氏的《连山》来说，据曾仕强教授的观点：“当年伏羲氏看到了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就仔细思考啊，通过各种推理假设，虽然不怎么科学，但是是哲学的概括，提炼出了阴阳---太极。一个作用力把太阳拉上去---阳;一个作用力把太阳拉下来---阴。一上一下，一阴一阳，才能是太阳东升西落。上下组合、阴阳组合才能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万物正常生长繁衍，生生不息”。阴阳融合极为太极，太极---象征着每个正常运行的“小宇宙”，在生活中推而广之，“小宇宙”可以是一个人的心情，喜(阳)和忧(阴)组合才能形成一个正常人的心情(太极);“小宇宙”可以是一个人身体的成长、衰老过程，同化作用(阳)和异化作用(阴)相互作用，使人的身体呈现出成长、衰老的外在形态(太极);“小宇宙”可以是逻辑判断，真(阳)和假(阴)的组合，才会出现精彩的逻辑世界(太极)。“小宇宙”也可以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力、可以是数学里面的一对互逆运算、可以是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是一对恋人、可以是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其本质就是0和1)、可以是阶级斗争、可以是敌对国家…你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因为他是矛盾的统一体。
接下来用“小宇宙”来分析一下人类的繁衍。
精子(阳)和卵细胞(阴)相遇、互动，就形成了受精卵(太极)，“小宇宙”形成，就往下发展，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两个变四个…最后就形成了婴儿(新太极)。
婴儿体内的同化作用(阳)大于异化作用(阴)，所以婴儿呈现出来的是生长和发育;发展到青年或中年的时候，同化作用基本上等于异化作用，停在生长;人到老年时，异化作用大于同化作用，呈现出衰老，最后死亡。
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哲学观点都是由人提炼出来的，而人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
的哲学观点也是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大脑的主观印象，都是生活的烙印。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
三 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当你爱上智慧，并懂得运用智慧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本人对生活的体味太浅，加上现阶段的同龄人对恋爱比较感兴趣，所以只能拿生活中的爱情的某一方面来开始说事。
一对恋人是一个“小宇宙”，他们是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但都统一于爱情这一主题下。现在大部分的人啊，只要一谈恋爱，都爱分分秒秒，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或者是熬电话粥既影响生活，又影响学习。他们无原则地黏在一起或者太深地介入了对方的生活，本是想与对方亲近，舍不得对方的离去，但实际上他们是适得其反的。我曾在火车上问过一些人，他们都不喜欢熬电话粥，但是迫于形势或者不好向对方说明，他们的感觉是累的。我也见过一对恋人由于没有了私人空间，最后选择了分手。 累的感觉、分手的结果，都是他们不懂得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要懂得控制矛盾的发展。一旦两个人成为了恋人关系，他们间就少了很多顾虑，为了对方他们可以做某些牺牲，影响了个人生活，最终导致了分手。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少了顾虑，为了对方可以做出某些影响生活的让步。懂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为事物向相反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潜在的分手结果在孕育着。明智的人就不会那样，他们知道“掉线的风筝是飞不高的”所以他们还是有所顾虑的，而对于自己不想做的事也敢大声地说出来，他们看似无情、不懂恋爱的规则，但是他们的恋爱会更长久，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没有隐藏疙瘩。物极了，就容易反;两个人异性的关系太好了，好到了恋人关系的程度上来了，这时就容易反、出问题(无顾虑是关系太好造成的)，所以要特别小心，注意控制矛盾互化的条件，从而把握矛盾的发展方向。
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通过不断地努力，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后便开始自翊、飞扬跋扈起来，自以为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是他骄傲的资本，殊不知，正是这些他的个人成就，才使他的人生向反的方向发展，最终跌入人生低谷。 你自翊、飞扬跋扈的时候，是目中无人的，自然就会得罪你身边的人，当然对于忠告你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你正被光环所包围，更不用说“吾日三省吾身”、注意个人修养和能力的不断提升。这样，能力被限制了，承担不起大事;关系弄僵了，承担不到大事。很自然，跌入人生低谷。
问题同样是出在“极”了。物极(相对于以前没有获得地位和财富来说)后，必然导致心理变化(正常人来说)，行为变化，反向发展，跌入低谷。我还是那句话，看清事物的本质，控制矛盾互化的条件，把握矛盾的发展方向，才能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 结论
哲学，即是方法论。它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它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永不过时。它指导人们由已知的，去了解、认识未知的。它的矛盾囊括宇宙万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懂得这些后，就应该把它应用于生活，从而减少生活中少犯错误的次数。哲学，爱智慧，才会爱生活。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与问题是可以被批判并最终超越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一原则是无法超越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方式，其并不会随着内容而改变。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生活的关系也是密切而复杂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 联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2095-3089(2016)11-0033-0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上个世纪初期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基础上，结合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历史上优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而创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源泉。单纯的理论与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即使这理论与实践是来源于实践的积累。理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实践就会变得空洞而无内涵，当然也就没有了实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的论述，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出其实践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这既体现在理论的阐述中，也能够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过程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与实践的，而实践的最直接参与者就是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显然即是人的活动。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人的活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调了的是现实存在的，现实的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段历史的早就则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断付出与劳动，是人们的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与文明，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力理论，是以物质为独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肃的实践的理论，但其不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其哲学范畴放大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并且其自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一种底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其能够适用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理论开始，同时还要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现象、问题与矛盾，只有不脱离现实的研究与阐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也是科学，同时更是方法，其显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生活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批判性方法，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严谨分析复杂问题中的本质现象，从而为做出做正确的决定提供最为正确的支持;而对于问题的多样性来说，则要运用理论联系实践来帮助解决，通常认为，生活中虽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通过对这部分联系与相似性的考量与把握，人们能够将多样的问题归类化简，是的负责多样的问题群类得到简化，更加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通过指导人们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即是具有 反思 精神的人类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的旅途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就主要通过给人们提供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为人们提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基础上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实际和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任何行为和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离不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法。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像技术那样使哲学直接实用，但是，它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助益已足以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哲学的应用，绝不是哲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教育 ，使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崇高理想信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中的问题会显著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则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不是简单的提上理论的标签，而是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底层性，做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这样在我们面对新问题新环境时，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帮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完善与丰富。
参考文献
[1] 李昕桐. 施密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感性活动思想[J]. 学术交流，2014(03) .
[2] 罗许成. 马克思对自由的感性活动理解[J]. 浙江社会科学，2013(12) .
生活中哲学小论文
生活中也是有着丰富的哲学知识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生活中哲学小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 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 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
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 “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 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 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 是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性是“癫狂”的, 必然要求绝对自由, 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 [ 1] 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斯特劳斯看来, 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 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 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 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 而如果哲学不妥协, 执意与社会对抗, 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 被社会“处死”。所以, 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 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 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 附和流行的意见, 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 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 返回澄明( sobriety) 与温良(moderation)。
斯特劳斯认为, 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 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 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 但在言论表达上, 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 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 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 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 即俗白教导( the exoteric teaching) , 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 即隐讳教导( the estoteric 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 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 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 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 3]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
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 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 按照对哲人的定义,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 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 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 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 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 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 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 他退回到自身, 与他人隔离, 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
问题是,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 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 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 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 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 它永远等同于自身, 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 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 和什么时候(历史), 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 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 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 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 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 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 , 那么, 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 为了揭示存在, 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 “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 即培育偏见, 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 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 ,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 接触现实, 介入现实, 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 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 抛到历史的后面去。
由上述不难看出, 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 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 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 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 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 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 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 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 4] 其次, 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 与政治家一样, 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 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 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 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 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 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
表面看来, 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 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 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 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 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 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 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 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 5] 也就是说, 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 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 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 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 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 6] 进言之, 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 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
由此观之, 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 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 “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 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 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 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 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
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 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 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
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 哲人也是人, 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 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 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
首先, 在哲学的历史上, 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 其中, 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 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 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否则,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 那么它愈是强壮, 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 成为“闲人”, 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 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 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 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 欲望驱走了, 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 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开始有哲学思想。
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 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 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 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 “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 , 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 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 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 10 ] 尽管如此, 斯特劳斯一再强调, 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 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 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 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 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
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 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 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素材： 1、多数人皆活在上述状态，所谓生命简直成了“无意义之气球”，在荒谬稀薄的空气中，任意飘浮，直至死亡之日，气球落下。 2、人生许多终极核心的难题是：“无论在什么状态下，人始终不快乐。”贫困的时候不快乐，富裕的时候也不快乐；有工作的时候不快乐，失业当然不快乐；健康的时候不快乐，生病的时候更不快乐。 3、自小我们学习许多课程，学数学“1+1=2”“9-5=4”，但我们没有学过人生何时该加、何时该减才会快乐。我们学英文、历史、地理、化学，甚至天文学、宇宙大爆炸，在某个点上创造了生命，偶然创造了我们。但人如何快乐？所有我们学习的课本，都少了这门课。人有许多天性，快乐、欲望、恐惧、嫉妒、自恋、爱、恨……当我们把这些天性列成一张表格时，赫然发现快乐在人的本性中占的比例非常小。如何在各种状态中将“快乐”极大化，是萃取的物理，质变的化学，相对的数学，智慧的艺术，以及博而深奥的历史学。 4、“快乐”比任何学问都难。乔布斯一生未曾快乐，直至面对死亡。当死神逼近时，他珍惜家人，和从不承认的私生女和解，致力iPhone、iPad的创造。那一刻，他的亲生父母为何遗弃他，他创办的公司为何开除他……一点都不重要了。他珍惜还拥有的，死神的脚步步步逼近，他一天比一天更能体会到快乐，他放下了一切“怨与恨”，找到自己的价值。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这位天才没有能力从自己的.创伤中脱离，找到快乐，因此，聪明的人在“快乐”这门功课上仍可能得零分。事实上，我们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大学拼命地教人如何盘算、如何夺取、如何自我保护……所有该教人“快乐”的方法不教，反而教的尽是怂恿人愤怒、忧郁、沮丧的“本事”。 5、人生无常，请珍惜平常。我们最终都要远行，好好习得人生减法，早日懂得“快乐”这门课。永远相信明天的朝阳，会有新的音符。和未来干一杯吧！ 6、朋友传来一段不知出处的对话，道尽多数人性之荒谬。 弟子问老师：“您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 老师答道：“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自己从来不会死亡，直至临死前，却又仿佛从未活过。”
一位诗人说过：过错是短暂的遗憾;错过，是永远的遗憾。这也许正是一种美丽，正如维纳斯的断臂，让人回味无穷，而回忆里总有一种甜甜的酸酸味道。下面是常用的议论文素材，来看一下！
一、追求
左宗棠抬棺出征：1876年，65岁的左宗棠抬棺出征，誓与故人决一死战，一举收复天山南北，粉碎了英、俄侵略新疆的阴谋。他的居室有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怀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表现了将军的忘我追求。
二、爱国
1.鲁迅三易其志：我国著名的文坛巨匠鲁迅为了祖国三易其志。他先学采矿，希望实业报国，后改学医，欲救治民众于疾苦;面对一些中国人精神麻木，他又弃医从之，欲唤醒沉睡的国人。同时以笔作枪，捍卫正义与民主，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2.居里夫人命名钋：玛丽居里是法籍物理学家、化学家，她生于波兰华沙，后因求学留居法国。虽然身在他乡，但是她心系祖国。1898年7月，她发现了一种新的放射性元素，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新元素被命名为钋(波兰的意思)。
三、尊师
程门立雪宋代著名学者杨时，四十岁时拜程颐为师。一个下雪的中午，杨时和他的同学在读书时产生了疑问，便去请教程颐。当时，程颐正在午睡，他们便站在门口，静等老师醒来;待程颐醒后发现他们时，他们站的地方已在雪地里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1、中华文化的先驱：孔子
他用最锐利的智慧开启了那一道道尘封的门，阳光从那错开的门缝间挤出来，于是门外面铺满黄金;他用最朴实的教诲铸造了一把坚韧的利斧，劈成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它留下的不是疼痛，而是刻骨铭心!于是，子子孙孙有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2、曳尾涂中的庄子
九万里的情怀荡漾于三千濮水之上。赤子之心归于自然，终成南华经。曳尾涂中，逍遥一游于尘世，哲学的巅峰便已铸就。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踌躇满志却又似是而非，螳臂挡车却又游刃有余。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泥?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
3、不朽的行者：屈原
当黎明还黝黑时，他就触着光亮而长吟。上下求索，踽踽独行。他使一条不屈的生命得到了高度的提升，他使一个站立的灵魂，得到了不朽的诠释。
4、俞伯牙、钟子期
一挥手，一拨琴，一段旋律;一高山，一流水，一段传奇。他们艰难地跋涉于七根琴弦，他们用紧扣的十指敲开了心灵之门，他们的生命也由此产生了共振。即使远隔千里，即使天上人间，但在他们人生原始的画卷里都巍峨着山，清澈着水，飞舞知己的音韵。
素材二历史文化名人篇高考作文素材 例文（曹操）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市）人。 人物事略 疑杀华佗 晚年的曹操患了头脑痛风症，僚臣华歆向他推荐了神医华伦。遗憾的是，当华伦指出其症因风而起，病根入脑，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须利斧开脑取风涎方可根除时，曹操竟疑心华佗是想乘机害他性命，遂将华佗杀了，一代神医命绝于世。 废除寒食节 “寒食节”相传起于春秋时严明文公悼念介之推之事。以介之推抱木焚死，人们就定于是日禁火寒食一百余天。曹操有一年视察并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民情时，发现民间百姓每年度过“寒食节”的方式，己经非常严重地影响和危害了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于是下令废除。 提倡薄葬 218年，曹操颁布了一道《终令》，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陵上不堆土，不植树。一年后，他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并留下遗嘱说：我如果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割发代首 有一次，曹操大军经过农田，看见田里庄稼丰收在望，于是下令凡践踏麦田的，就斩首示众。不料自己的马受惊而一下子蹿入麦田中，践踏坏了一块麦田。为了实践自己的命令，取信于民，于是就割了自己的头发来代替。 望梅止渴 曹操征张绣时，路上缺水，将士皆渴，于是他以鞭虚指着前面说有梅林，军士听说后均感到口中生津，不那么渴了，最终走出了困境。 煮酒论英雄 一日，曹操与刘备边喝酒边评论天下英雄，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于是从容俯首拾箸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丈夫亦畏雷乎？”刘备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意即连圣人对迅雷烈风都会失态，我怎能不怕呢？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曹操于是不疑刘备。 裸足迎才 许攸来投曹操，曹操正在睡觉，一听旧友许攸来投，连忙从床上跳下来，鞋袜不穿，跑出恭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许攸一见，感慨万千。 东临碣石 公元207年，统一北方的大局已定。仲秋八月，秋高气爽，曹操亲率威武之师，满怀胜利豪情，长驱东进。渤海西南岸有一山突兀，灵秀独钟，曹操跃马扬鞭，登山观海，面对沧海，歌以咏志。于是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观沧海》。 滥杀无辜 董卓败乱朝纲，曹操带领儿个人逃回乡里，经过友人成皋吕伯奢的家。伯奢出去了，只有他的五个儿子。夜晚听到他们食器碰撞的声音，误以为是想谋害自己，于是在夜里杀了他们。而且还凄怆地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由此可见曹操阴险冷酷的权谋。 曹操焚稿 《三国演义》第六十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张松出许都求见曹操，曹操见张松矮小，相貌又丑，便有意冷落他，边洗足边接见，使张松憋了一肚子气。次日，曹操掌库主簿杨修拿出曹操新著兵书《孟德新书》给张松看，意欲示曹操的大才。张松看了一遍即记了下来，故意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为己能。”杨修不信，张松说：“如不信我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杨修大惊，就去告知曹操，曹操奇怪地说：“莫非古人和我想的都一样？”认为自己的书没有新意，就让人把那本书烧了。 生性多疑 曹操死后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一方面为了防止盗墓，另一方面，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邮城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七十二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名家点评 （晋）陈寿：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梁）钟峡：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下） （宋）苏轼：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魏武帝论》）曹操阴贼险艰，特鬼蜮之雄者耳。（《孔北海赞》） （清）刘熙载：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艺概•诗概》） 章太炎：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魏武帝颂》） 鲁迅：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魏昔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毛泽东：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 郭沫若：他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据史书所载，他能够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讳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敢于公开下令要选用被人称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沈伯俊：文学形象曹操不是历史人物曹操的真实复制品，但他却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演绎，既有雄才大略、志在统一的杰出政治家的一面，又有极端利己、残民以逞的封建统治者的一面：既有精通韬略、长于用兵的一面：又有忌贤妒能的一面。
《人类的心理与神秘的哲学》，你不就要个题目吗？给你。
学术堂为你推荐了十五个好写的哲学论文题目,供参考:1、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2、儒家宪政民生主义3、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4、《论语》的历史世界5、从德福关系看儒家的人文特质6、基于易经阴阳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模型7、论孟子对孔子德育思想的传承与弘扬8、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9、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10、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11、子论人性的真与美12、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13、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14、论儒家的实践智慧15、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1、希腊宗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2、爱奥尼亚自然哲学3、毕达哥拉斯数的哲学及其意义4、拉克利特的流变观念与“逻各斯”概念5、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思想6、芝诺悖论及其意义7、爱利亚派之后的各家自然哲学与爱利亚派哲学的关系8、论四根说、种子说和原子论各自的优劣得失9、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概念及其意义10、 “努斯”概念与“逻各斯”概念的关系11、智者派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2、比较智者派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与康德的命题：人为自然立法13、苏格拉底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4、苏格拉底“善”的理念的意义15、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它的意义及局限16、论苏格拉底的“美德是知识”17、柏拉图哲学对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与超越18、柏拉图的理念论与辩证法19、柏拉图的“灵魂”不朽思想20、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神概念21、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先验认识论22、柏拉图论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关系23、柏拉图的二元论与巴门尼德二元论的关系和差异24、柏拉图的自然哲学及其历史意义和影响25、柏拉图的伦理学和国家哲学26、柏拉图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和意义27、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28、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对巴门尼德存在论思想的发展29、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30、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及与其本体论的关系31、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与逻辑学的关系32、亚里士多德第一本体思想的矛盾及其缘由33、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神概念34、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与神学的关系35、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36、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概念37、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概念38、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39、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局限40、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41、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及其意义42、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43、亚里士多德论悲剧44、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成就及与其哲学的关45、希腊化时代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对希腊古典哲学的超越46、斯多亚派哲学、伊壁鸠鲁哲学与怀疑论精神的同一性及差异47、斯多亚派的道德哲学、其意义及局限48、斯多亚派哲学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49、斯多亚派自然哲学的本质及缺陷50、伊壁鸠鲁原子论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差异及其缘由51、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本质52、希腊化时代的怀疑论与古典时期类似思想的本质差异及其缘由53、菲洛对希腊哲学和犹太教思想的综合54、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55、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与超越56、新柏拉图主义对斯多亚派哲学、伊壁鸠鲁哲学与怀疑论的超越57、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哲学的影响58、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与基督教创世说的差异及其缘由59、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的本质区别60、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及其对犹太教的超越61、保罗思想及其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意义62、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意义63、奥利金的神学思想64、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65、教父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贡献及其局限66、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贡献及其局限67、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本质差异68、希腊哲学的理性概念及其局限69、共相争论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哲学背景和根源70、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对共相问题的认识及其各自的局限71、中世纪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72、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精神的本质差异73、中世纪思想家对希腊哲学的认识局限及其缘由74、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关系75、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76、基督教神秘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的本质区别77、唯名论思想在中世纪后期的思想解放意义78、唯名论思想对希腊哲学的超越79、唯名论思想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意义80、罗吉尔·培根的哲学及其意义81、库萨的尼古拉哲学的神秘主义与泛神论82、库萨的尼古拉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83、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发现、其意义及局限84、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意义85、路德思想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关系86、宗教改革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87、加尔文教对近代产业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意义88、新教与近代西方社会的“去魅”和世俗化的关系89、新教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对人的认识的比较90、新教与近代哲学的关系91、布鲁诺的哲学立场92、布鲁诺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及其来历93、布鲁诺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影响94、蒙田的怀疑论95、波墨的通神学，其意义及影响96、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论哲学及其在科学思想史上的意义97、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观、其意义及局限98、霍布斯经验论中的唯理论因素、二者的矛盾及其产生缘由99、霍布斯的人性论、其产生根源及其局限100、霍布斯政治学的意义及其局限
给你个建议，可以从存在主义入手去论述它相对于心理学的核心区分与应用价值这两者就好像都是把刀，看似相同，但一个用来切西瓜，一个用来动手术! 两者利用同样的方法但却基于完全相反的假设。我曾去印度学习过一阵子Osho，对这个方向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北京，找机会研讨 :） 我有不少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不过大多都是我从印度带回的英文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