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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服装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1]张文明.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N]. 云南政协报,2020-08-26(006).[2]孟庆.关于人物摄影与服装造型的关系探讨[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44-45.[3]李雯.白裤瑶设计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探究[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8):193-194.[4]杨韶斐.探析民族服装设计中蕴含的文化性和审美性[J].西部皮革,2020,42(15):50.[5]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产业网络定制营销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07):73-74.[6]王丽霞.民族服装的传承与创新--评《创意服装设计学》[J].印染助剂,2020,37(06):67.[7]吴国华.湖南民族服装规模个性定制营销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11):13-15.[8]新华.民族服装业中的销售问题初探--以呼和浩特蒙古族服装业为例[J].全国流通经济,2020(15):28-29.[9]郑天琪.西南少数民族服装配饰功能与内涵研究[J].美与时代(上),2020(05):120-121.[10]张君浪.中国民族服装品牌发展的国际化探索[J].国际纺织导报,2020,48(04):55-59.[11]新华.民族服装加工业经营的调查研究--以巴林右旗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06):16-17.[12]陈欢,卢菁菁.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文化探析[J].智库时代,2020(09):275-276.[13]王俊伟.闽南服装文化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工业设计,2020(02):146-147.[14]陈志军,蔡珍珍.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创新研究[J].纺织报告,2020(01):72-73+78.[15]陈莉芳.民族服装元素在影视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轻合金加工技术,2020,48(01):68.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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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去中国知网搜索，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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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儿童多穿七彩上衣，色彩斑斓，好像彩虹在身，使孩子们显得更加聪慧可爱。中老年妇女多穿缠裙、长裙，冬天在上衣外加穿棉(皮)坎肩。缠裙为一幅未经缝合的裙料，由裙腰、裙摆、裙带组成。船形鞋是朝鲜族独有的鞋。鞋样像小船，鞋尖向上微翘，用人造革或橡胶制成，柔软舒适。男鞋一般是黑色，女鞋多为白色、天蓝色、绿色冬天上穿短大衣或棉、毛大衣，下穿灯笼裤。这种裤子裤长腰宽，裤裆和裤管肥大，便于在炕上盘腿而坐。穿时将裤腰前部折起后系上腰带，裤管下口用布带系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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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到现代旗袍样式的改变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穿在身上的文化，是人们穿在身上的历史，是人们穿在身上的艺术，是人们穿在身上的体验，是人们穿在身上的智慧，是穿在身上的标识.长期以来，在服饰方面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共存、共荣、共享的特点非常突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政治认同的符号.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满足生产生活需要，逐步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服饰文化.满族的服饰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存、共享与共荣，影响和带动其他民族服饰的流变，促进中华民族服饰发展史的大转变，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一.清代满族旗袍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后，推行八旗制度.清代满族人基本都编入八旗，有旗人之称，故这种满族男女老少四季皆宜的服装被人们称为旗袍。旗袍，满语称“衣介”.分为单，夹，皮，棉四种.这种“衣皆连裳”(古代上为衣，下为裳)与汉族的上衣下裳的两截衣裳有明显区别.式样分男女两种。满族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后，清太宗皇太极认为清朝帝王应当维持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尤其是维持统治者的民族标志的服饰制度，以此作为固国之本。于是便著手制定和完善清朝的衣冠制，并三令五申，不许亲王大臣学汉人穿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等。满族先民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为长期适应寒冷气候而选择了包暖性较好的袍装作为日常服饰。在明朝中期满族吸收中原汉族的袄式服装，改进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旗装”也称“旗袍”。清朝建立后由于满族贵族统治者的强制性推广，旗装在全国通行，但很快与汉族传统服装相融合。清初男子旗袍为圆领、大襟、箭袖(马蹄袖)，四面开衩，系扣袢，腰中束带。四面开衩是为了骑射自如，箭袖是为射箭方便，又可御寒保护手背。冬季在棉袍外往往套一件长到肚脐、四面开衩、对襟的短褂，俗称马褂(满语鄂多赫)。亦有外套一马甲(俗称坎肩)者。清末。由四开衩改为左右两开衩，箭袖多改为平袖。女式旗袍基本与男袍同，只是在领口、前襟、袖口等处镶饰花边，天寒时则外加马褂或马甲于袍外。二.清代满族旗袍的特点旗袍均为带大襟，短领、长袖、又分单、夹、棉、皮之别，一年四季各有差异。在料面上又有布、缎、绸、绒等几种，此外，在色和布纹饰方面很有时代性。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时，在社会上时兴穿兰色或宝石蓝色的旗袍，取其明快和清淡。乾隆之后，时兴玫瑰紫色，取其红火，后来逐渐地出现了大红、粉红、真红、枣红、紫红等以红为主的料饰。自嘉庆年间始，厌了绛色，时兴亮灰、淡灰、银灰色，取其洁净古朴。衣料的纹饰是吉祥的象征品，无论是缂丝、锦段、丝绸大绒等，多选择“宝贵长春”“万事如意”“四季平安”、“福寿绵长”“鹿同春”“百蝶穿花”等。农村中的妇女多为素面无纹。旗袍的领子多数是安假领，其状如“牛舌头”，多用绸、缎布料制成。为使挺直和耐污，多用习惯浆制，夏季，以“秃脖子”即无领为凉快。春秋季时，多用绒、缎、绸作领料，冬季多用绒皮作料，以防风寒，复制于袍外，女性的领子，是由一条叠起的6厘米左右宽的绸带子围于脖上，一端披在旗袍的大襟里。领子又分窄领和宽领两种，不论上长袍还是短袍，一般都安领。旗袍的绊扣，其质地又分铜、鎏金、银、玉、包金、三镶裴翠、玛、珊瑚、琥珀、罗细及料质等。此外，扣子的纹饰也很讲究。如飞禽走畜、福禄寿喜、折枝花卉等。选择扣子时要与衣服配套，如婚礼双喜袍，要用双喜字扣饰；生日寿袍，要选用寿字扣饰，花卉袍饰；则用花卉纹饰扣相陪衬等。满族人穿着旗袍时，下边是天足，上边是梳着大板头，就锡《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梳的那样发式，或脑后梳上了两块黑缎子糊的板，好象蟑翼似的。故名“蟑翼式”尤其是王公命妇家的妇女外出，总是涂脂抹粉，穿上旗袍，步履轻盈，端庄怡人。旗袍在清代，除具有上述共同特点外，不同时期的组合特征仍比较鲜明.康熙年间：贵族妇女流行一种三.清代满族旗袍对现代旗袍的影响民国年间，女式旗袍多改为胸襟宽松、腰身微紧、臀部稍宽、下摆略收的式样，这种贴身合体的旗袍，更能显示出妇女端庄典雅及身段之美。从二十年代中叶，直到1949年，近三十年中，服装设计家要使时装常变花样，去追求新式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也无非把旗袍的领子做高低（高时硬领箍脖，高可顶信下颚骨，还钉上三个纽绊，头部转动都受限制，低时领子只有一遍指高，总算有个领子罢了）把袖子袖口裁短裁长，（袖口长时盖信手背，短袖口时仅及肘部，再短时只遮两腋，乍一看很象穿着个大坎肩儿）把身长裁长裁短（袍身长时下摆扫地着脚面，短时下摆仅至膝部）把下裉开高开低（下裉高时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后膝很象舞台上大将军穿的甲片飘在下身前后，低时到膝部以下，走路时迈不开步）。他们的新装设计只是在旗袍的领、腿高低、袖身长短，多变花样，争奇斗艳，反正就是离不开旗袍。到了四十年代，旗袍的样式是领口减低，短袖过膝，轻便合体，臀部加肥，胸部加宽，穿在身上显得雅致绢好，衬托出女性曲线身段的自然美。解放后，中国妇女获得了男女平等，就连夫妻子都一律改成为爱人，妇女穿衣服，都学着解放区的样子，穿列宁服或中山装，男女一样，再也不穿红挂绿，只是一色的灰色或兰色。旧日的旗袍也都压在箱底，穿旗袍的人不多了，可是，宋庆龄副主席在庄严隆重的场合，参与重大的国际活动或节庆活动，都穿旗袍，你看她那身装束多漂亮。王光美同志随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时，也身穿旗袍，高雅大方，因此，旗袍被誉为“东方女性的代表”。近年来，人民的生活富裕了，妇女的服装到了美丽新颖，百花争艳的时代，旗袍也在发展，变化。如今的旗袍选料精良，剪裁得体，讲究边沿，盘扣精美，穿上旗袍合身合体，自然优美，体现东方女性苗条的身段和典雅端庄的风度来，外国的友人、美学家、艺术家纷纷称赞旗袍是最能体现女性美的中国服装。因此，才能把旗袍定为中国妇女的国服。
方领 圆袖是汉族服饰的特代， 代表天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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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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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饰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女子穿大领对襟短衣、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打裹腿，或为大襟短衣、宽脚裤、围腰，采用多姿多采的头饰；节日盛装，常采用刺绣、蜡染等，以及多种传统银饰，如项圈、手钏、银衣（银饰钉于衣上）。 男子为短衣长裤，或穿对襟麻布长衫、披羊毛毡（上有几何图案）。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 造型上，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苗族服饰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女子穿大领对襟短衣、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打裹腿，或为大襟短衣、宽脚裤、围腰，采用多姿多采的头饰；节日盛装，常采用刺绣、蜡染等，以及多种传统银饰，如项圈、手钏、银衣（银饰钉于衣上）。 男子为短衣长裤，或穿对襟麻布长衫、披羊毛毡（上有几何图案）。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 造型上，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 苗家的姑娘最爱穿百褶裙，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 说到“服”，不得不想到“饰”。 喜戴银饰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们挽发髻于头顶，戴上高约20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银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根高低不齐的银翘翅，上面大都打制着二龙戏珠、蝴蝶探花、丹凤朝阳、百鸟朝凤、游鱼戏水苗族银饰图案。有的地区，银冠上除插银片外，还插高约1公尺的银牛角，角尖系彩飘，更显的高贵富丽。银冠下沿，圈挂银花带，下垂一排小银花坠，脖子上戴的银项圈有好几层。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是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耳环、手镯都是银制品。 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苗族女子服装十分讲究和精美。其上衣多为蓝黑棉布，衣服较大而长，尺寸因人而异。一般中年妇女的上衣，为对胸开襟或略偏右的长襟，无领，肩脖内有一层蓝布垫衣，领口用五色彩线绣上简单的花纹，用粉红彩线锁口，最外层还有一小白布边，胸襟、袖口、衣祺用红线绕边。在腹部缝有一条红带，作为上衣的系带。两侧开有尺许长的祺夹，通常让祺夹敞开，露出裙子。短裙的开襟处于身前，且短小，为的是便于在山地上下行走，是靠宽长的上衣将其开襟处遮掩。 假若盛装的苗族姑娘汇聚在一起，那一定会变成一个美丽的银色世界。喜戴银饰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们挽发髻于头顶，戴上高约2 0 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银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 根高低不齐的银翘翅，上面大都打制着二龙戏珠图案。有的地区，银冠上除插银片外，还插高约1 公尺的银牛角，角尖系彩飘，更显的高贵富丽。银冠下沿，圈挂银花带，下垂一排小银花坠，脖子上戴的银项圈有好几层，多以银片打制花和小银环连套而成。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是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耳环、手镯都是银制品。只有两只衣袖才呈现出以火红色为主基调的刺绣，但袖口还镶嵌着一圈较宽的银饰。苗家姑娘盛装的服饰常常有数公斤重，有的是几代人积累继承下来的。素有“花衣银装赛天仙”的美称。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苗家姑娘的裙子叫百褶裙，但实际上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 0 0 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这些裙子从纺织布到漂染缝制，一直到最后绘图绣花，都是姑娘们自己独立完成，再加上亲手刺绣的花腰带，花胸兜，真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银饰特征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 苗族银饰 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 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 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 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 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 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 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 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编辑本段银饰历史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 苗族银饰 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 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 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编辑本段银饰工艺 加工 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 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 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瑕。 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 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原料 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 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 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 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 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 *** 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银饰文化 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 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 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 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 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 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 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 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 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 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 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 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 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 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 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 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 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 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 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 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 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 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 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 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 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 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 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 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 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 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 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 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 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 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 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 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 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 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己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 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 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 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 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 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 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 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 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 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 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 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 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 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 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 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 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 在响 *** 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透视出封建社会中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 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 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 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 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 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 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 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 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 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 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 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 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 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 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 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 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 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 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 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 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 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 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 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苗族服饰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女子穿大领对襟短衣、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打裹腿，或为大襟短衣、宽脚裤、围腰，采用多姿多采的头饰；节日盛装，常采用刺绣、蜡染等，以及多种传统银饰，如项圈、手钏、银衣（银饰钉于衣上）。 男子为短衣长裤，或穿对襟麻布长衫、披羊毛毡（上有几何图案）。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 造型上，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 苗家的姑娘最爱穿百褶裙，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 说到“服”，不得不想到“饰”。 喜戴银饰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们挽发髻于头顶，戴上高约20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银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根高低不齐的银翘翅，上面大都打制着二龙戏珠、蝴蝶探花、丹凤朝阳、百鸟朝凤、游鱼戏水苗族银饰图案。有的地区，银冠上除插银片外，还插高约1公尺的银牛角，角尖系彩飘，更显的高贵富丽。银冠下沿，圈挂银花带，下垂一排小银花坠，脖子上戴的银项圈有好几层。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是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耳环、手镯都是银制品。 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