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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王论文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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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王论文的文献综述

撰写文献综述步骤:

1、搜索相关文献

2、评价来源

3、识别主题、辩论和差距

4、概述结构

5、写文献综述

论文综述范文写法如下:

1、标题

文献综述的标题一般多是在设计(论文)选题的标题后加“文献综述”字样。

2、提要或前言

此部分一般不用专设标题,而是直接作为整个文献综述的开篇部分。内容是简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本课题涉及到较前沿的理论,还应对该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最后要介绍研究者搜集的资料范围及资料来源。

3、正文

这是论文文献综述的核心部分。应在归类整理的基础上,对自己搜集到的有用资料进行系统介绍。

撰写此部分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对已有成果要分类介绍,各类之间用小标题区分。

其二、既要有概括的介绍,又要有重点介绍。根据自己的分类,对各类研究先做概括介绍,然后对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重点介绍。

4、总结

对上述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研究趋势及价值进行概括与评价。此部分应着重点明本课题已有的研究基础(已有成果为自己的研究奠定了怎样的基础或从中受到怎样的启发)与尚存的研究空间(本课题已有研究中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环节)。

5、参考文献

要求列出的参考文献不少于15篇,且外文文献不少于3篇,并按论文中的参考文献的格式将作者名、文献名、文献出处、时间等信息全面标示出来。

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文献综述的撰写原则撰写文献综述应遵循以下写作原则:1. “5W” 写作原则。“5W” 原则就是作者必须实事求是、原汁原味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原则, 也就是可检索性原则。具体地说即按照什么人(Who )、什么时候(When )、在什么地方(Where)、为什么(Why )、提出了什么学术观点(What)的写作方式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则。易言之,文献综述的写作应采用实引方式, 对所引述的观点要严格采用被引述作者的原文, 不可断章取义、任意发挥。真正的有价值的文献综述应该让读者能够查阅并迅速找到文献的源头, 作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遵循“5W” 文献写作原则有利于尊重知识产权, 维护学术研究的尊严;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开展;有利于学术积累。现今流行于我国经济学界的许多所谓的文献综述是不规范的, 比如“弗里德曼(1968)提出了……” 、“诺斯(1963)构建了……” 等等。这种转述性的文献综述毫无价值可言。因为读者阅读文献综述后仍然很难把握作者所依据的文献是什么。严格地说, 这样的文献综述既没有继承性, 也没有开放性, 于学术研究无补。2.经典性原则。文献综述应坚持经典性写作原则。所谓经典性写作原则是指文献综述的内容应该是所研究领域的经典人物的经典著作, 而不是学术“圈外人” 的某些片言只语。一般来说, 每个研究课题都有其所在领域独有的经典文献。作者必须熟悉自己所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

小王子的论文文献综述

法国著名作家和飞行员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是一本著名的童话,深受儿童和成人的喜爱。虽说看起来是一部儿童故事,但这部作品是如此的深奥,充满了谜语,哲学思想和象征。 《小王子》这部作品之魅力,就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象征意义。对故事中象征意义的充分理解有助于对整部作品的理解。本文从三方面来探究作品中的象征意义:人物的象征意义;动物和植物的象征意义和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象征意象分布在文章的每一个角落,它们在对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构建小说主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建议换题目你的拟题表面上好写,实际操作难度很大……相信俺

现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小王子的对比 比如 书里说用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我记得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大概说 如果你和一个人描述 这个房子多漂亮多漂亮 那个人想象不到多漂亮 如果你和他说 这个房子价值多少百万法郎 那个人就会说 啊 那会是个多么好的房子啊 再有就是崇拜权利的国王 自恃高傲 其实一无所有 每个星球上的人都值得写的地方 多考虑考虑

法语论文个人觉得能不写文学就不要写文学啦,如果一定要写文学可以丛书里面抓一个或者几个点来写,具体一点的写起来更容易。如果可以联系一点比较特别的流行一些的观点啊什么的,写起来会更好。

基于组态王的本科毕业论文

建议你用水平连杆移动命令

畜牧方面你这个是哪个学校

引言可变程序控制器(PLC)是从早期的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发展而来的。自60年代问世以来,PLC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在数据处理、网络通信及与DCS等集散系统融合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可变程序控制器已经成为工业自动化强有力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推广应用。本文以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为例,着重讲述可变程序控制器(PLC)与上位计算机工控组态软件组态王之间的通信。1、FX-0N-60MR PLC及其编程软件MELSEC-F FX Applications日本三菱公司的FX0N系列是近年来推出的高性能微型可编程序控制器,外观结构小巧美观、功能强大,系统配置灵活,用户除了可以选用多种基本单元外,还可以选择适当的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根据控制要求灵活方便地进行系统配置,组成不同I/O点数和不同功能的控制系统,各种不同的配置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性能价格比。FX0N系列有较强的通讯功能,可与内置RS-232C通讯接口的设备通讯。三菱公司FX系列的编程软件MELSEC-F FX Applications是适用于PC机的一种编程软件,可用梯形图、指令表两种编程语言编制程序,程序编制完成之后,利用PLC与计算机专用的F2-232C AB型RS232C电缆传送程序至PLC。2、组态王组态王是一个集成的人机界面(HMI)系统和监控管理系统,可与可编程控制器(PLC)、智能模块、板卡智能仪表、远程数据采集装置(RTV)等多种外部设备进行通讯。而其软件系统与用户最终使用的现场设备无关,对于不同的硬件设施,用户只需要按照安装向导的提示完成I/O设备的配置工作,为组态王配置相应的通讯设备的硬件驱动程序,并由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完成组态王与I/O设备的通讯。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组态王通过内嵌的设备管理程序完成与I/O设备的实时数据交换。3、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即十字路口红、黄、绿交通信号灯的控制。控制要求如下:按下启动按钮,交通信号灯开始工作,东西方向绿灯亮56S,同时南北方向红灯亮60S,东西方向绿灯亮56S后,闪烁2S,然后过渡到东西方向黄灯,黄灯亮2S;之后东西方向红灯亮60S,南北方向绿灯亮56S后闪烁2S后,随之黄灯亮2S后灭......I/O分配如下:输入 输出启动 X0 东西绿灯 Y1 南北红灯 Y5停止 X1 东西黄灯 Y2 南北绿灯 Y6东西红灯 Y3 南北黄灯 Y7部分控制程序见图1。4、PLC与上位计算机组态王软件的通讯PLC与上位计算机的通讯可以利用高级语言编程来实现,但是用户必须熟悉互连的PLC及PLC网络采用的通讯协议,严格的按照通讯协议规定为计算机编写通讯程序,其对用户要求较高,而采用工控组态软件实现PLC与上位计算机之间的通讯,则相对简单因为工控组态软件中一般都提供了相关设备的通讯驱动程序,例如西门子公司的S7系列PLC与工控组态软件WinCC之间可进行连接实现PLC与上位计算机之间的通讯。下面介绍组态王与FX-0N-60MR PLC 之间通讯的实现步骤。FX-0N-60MR PLC采用RS232或RS422进行通讯,占用计算机的一个串行口。在不添加扩展卡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编程口和计算机进行通讯。第一、设备连接利用PLC与计算机专用的F2-232CAB型RS232C电缆,将PLC通过编程口与上位计算机串口(COM口)连接,进行串行通讯。串行通讯方式使用”组态王计算机”的串口,I/O设备通过RS-232串行通讯电缆连接到”组态王计算机”的串口。第二、设备配置在组态王工程浏览器的工程目录显示区,点击”设备”大纲项下PLC与上位计算机所连串口(COM口),进行参数设置。FX系列PLC编程口的通讯COM口参数设置:然后在组态王浏览器目录内容显示区内双击所设COM口对应的”新建”图标,会弹出”设备配置向导”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完成与组态王通讯的设备的设置。利用设备配置向导就可以完成串行通讯方式的I/O设备安装,安装过程简单、方便。在配置过程中,用户需选择I/O设备的生产厂家、设备型号、连接方式,为设备指定一个逻辑设备名,设定设备地址(FX系列PLC在使用编程口进行通讯时,不需要设备地址)第三、构造数据库数据库是”组态王”软件的核心部分,在工程管理器中,选择”数据库\数据词典”,双击”新建图标”,弹出”变量属性”对话框。定义FX-0N-60MR PLC相应寄存器:斜体字dddo、dddd、ddd等表示格式中可变部分,d表示十进制数,o表示八进制数,变化范围列于取值范围中。组态王按照寄存器名称来读取下位机相应的数据。组态王中定义的寄存器与下位机所有的寄存器相对应。如定义非法寄存器,将不被承认。如定义的寄存器在所用的下位机具体型号中不存在,将读不出数据。第四、设计图形界面并建立动画连接在组态王“画面”上创建十字路口红、黄、绿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示意图,见图2,建立启动和停止按钮,并将各个控制信号灯及启动和停止按钮与所建立相应变量关联,进行动画连接。第五、系统运行启动组态王运行系统TOUCHVIEW,运行交通信号灯的控制。将PLC开关指向“RUN”状态,按下启动按钮,观察交通信号灯系统的控制结果。实验结果表明,系统运行正常,动画效果良好。5、结束语PLC及PLC的多机联用与计算机的联网通信应用越来越多,它综合了计算机和PLC的长处,计算机作为上位机提供良好的人机界面,进行全系统的监控和管理,PLC作为下位机执行可靠有效的分散控制,利用工控组态软件实现PLC与上位计算机通信的方法简单易行,它降低了对用户的要求,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系统继承性较好,尤其对于大规模复杂控制系统来说,这当优点更为突出。

域外畜牧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是域外引进的畜牧良种、畜牧技术等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体系当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品种的过程。具体的畜牧良种方面,从自古的“六畜”、“奇畜”到今天的畜牧业发展都曾受到域外因素的影响。畜牧动物如此,畜牧植物也有引进及本土化的历程,以苜蓿为代表的牧草就在引入中国后发生了较大的功能性改造。中国的畜牧业发展史也是在借鉴外族经验与教训的同时才能不断创造辉煌。此外,畜禽饲养技术、畜牧兽医技术的不断成熟也掺杂着域外的因素,而域外引进的畜牧良种在提高了畜牧业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畜牧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研究域外畜牧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意义十分重大。本文以域外畜牧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为研究对象,对历史时期域外引进的主要畜牧动物、植物及畜牧技术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本土化的主要形式、影响因素及最后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论证分析。论文整体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论述域外畜牧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及对本土化理论的把握,对“域外”、“引种”、驯化与驯养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阐释。第三章主要是对畜牧良种的引进和本土化梳理,具体从劳役牲畜及畜牧植物-苜蓿两个方面分析其引进历程及本土化。第四章主要分析域外畜牧技术的引进、畜牧良种的引进对畜牧制度的发展发挥的作用。第五章论证域外畜牧科技引进及本土的形式与影响因素。第六章在分析域外畜牧科技引进与本土化过程中总结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一一进行了阐述,也由此为着力点,从更宽泛的角度和更深入的挖掘文章的写作意义,以求切实能对域外畜牧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有所研究创新。最后为结语部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做一些历史角度的思考,以期能对现实有所启发,也是完善了篇章的逻辑结构,是为本文的收尾。[1] 夏学禹. 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 古今农业. 2010(03)[2] 余达忠. 农耕社会与原生态文化的特征[J]. 农业考古. 2010(04)[3] 汪慧玲,张文婷. 汉唐西北农牧分界线变迁原因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0(06)[4] 齐秀华. 游牧经济的生产力构成及其基本内涵[J]. 理论研究. 2009(06)[5] 罗志田. 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J]. 中华文化论坛. 2009(S2)[6] 程芳. 浅论汉武帝“富国强兵”战略与抗击匈奴的胜利[J]. 黑龙江史志. 2009(19)[7] 王静. 魏晋南北朝的移民与饮食文化交流[J].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4)[8] 樊志民. 农业进程中的“拿来主义”[J]. 生命世界. 2008(07)[9] 吴伊娜. 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一些认识[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8(04)[10] 额尔敦扎布. 游牧经济的合理内核——人与自然的和谐[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07(01)

关于王熙凤的论文文献综述

金陵十二钗之————林黛玉 林如海与贾敏的女儿,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来荣国府扶养。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性孤傲,天真率直,和宝玉同为封建的叛逆者,从不劝宝玉走封建的仕官道路,她蔑视功名权贵,当宝玉把北静王所赠的圣上所赐的名贵念珠一串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他和宝玉有着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爱,但这一爱情被贾母等人残忍地扼杀了。林黛玉泪尽 而逝。 金陵十二钗之————薛宝钗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家中拥有百万之富。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热衷于“仕途经济”,劝宝玉去会会做官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被宝玉背地里斥之为“混帐话”。她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她挂有一把錾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薛姨妈早就放风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方可配”,在贾母、王夫人等的一手操办下,贾宝玉被迫 娶薛宝钗为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 金陵十二钗之————王熙凤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之妻,王夫人的内侄女。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并成为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她极尽权术机变,残忍阴毒之能事,虽然贾瑞这种纨子弟死有余辜,但“毒设相思局”也可见其报复的残酷。“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逼得张家的女儿和某守备之子双双自尽。尤二姐以及她腹中的胎儿也被王熙凤以最狡诈、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公然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她极度贪婪,除了索取贿赂外,还靠著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光这一项就翻出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来。抄家时,从她屋子里就抄出五七万金和一箱借券。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加速贾家的败落,最后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金陵十二钗之————贾巧姐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与王熙凤的女儿。因生在七月初七,刘姥姥给她取名为“巧姐”。巧姐从小生活优裕,是豪门千金。但在贾府败落、王熙凤死后,舅舅王仁和贾环要把她卖与藩王作使女,在紧急关头,幸亏刘姥姥帮忙,把她乔装打扮带出大观园。后嫁给一个 姓周的地主。 金陵十二钗之————贾探春 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精 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 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 金陵十二钗之————贾元春 贾政与王夫人之长女。自幼由贾母教养。作为长姐,她在宝玉三四岁时,就已教他读书识字,虽为姐弟,有如母子。后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吏。不久,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家为迎接她来省亲,特盖了一座省亲别墅。该别墅之豪华富丽,连元春都觉太奢华过费了!元妃虽给贾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但她却被幽闭在皇家深宫内。省亲时,她说一句,哭一句,把皇宫大内说成是“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这次省亲之后,元妃再无出宫的机会,后暴病而亡。 金陵十二钗之————贾惜春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珍的妹妹。因父亲贾敬一味好道炼丹,别的事一概不管,而母亲又早逝,她一直在荣国府贾母身边长大。由于没有父母怜爱,养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心冷嘴冷。抄检大观园时,她咬定牙,撵走毫无过错的丫环入画,对别人的流泪哀伤无动于衷。四大家族的没落命运,三个本家姐姐的不幸结局,使她产生了弃世的念头,后入栊翠庵为尼。 金陵十二钗之————贾迎春 贾迎春是贾赦与妾所生的,排行为贾府二小姐。她老实无能,懦弱怕事,有“二木头”的诨名。她不但作诗猜谜不如姐妹们,在处世为人上,也只知退让,任人欺侮。她的攒珠垒丝金凤首饰被下人拿去赌钱,她不追究,别人设法要替她追回,她却说∶“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气。”她父亲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还不出,就把她嫁给孙家,实际上是拿她抵债。出嫁后不久,她就被孙绍祖虐待而死。 金陵十二钗之————李纨 李纨,字宫裁,贾珠之妻,生有儿子贾兰。她出身金陵名宦,父亲李守中曾为国子祭酒。她从小就受父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以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便了,每日以纺织女红为要。贾珠不到二十岁就病死了。李纨就一直守寡,虽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闻不问,只知道抚养亲子,闲时陪侍小姑等女红、诵读而已。她是个恪守封建礼法的贤女节妇的典型。 金陵十二钗之————妙玉 苏州人氏。她祖上是读书仕宦人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旧时迷信认为命中有灾难的人应该舍身出家做僧、道,有钱人家买穷人家子女代替出家,叫替身〉,皆不中用。只得入了空门,身体才好,故一直带发修行。父母已亡,身边带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她极通文墨,极熟经典,模样又极好。十七岁时随师父到长安都修行,师父圆寂后,被贾家请入栊翠庵带发修行,但她“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刘姥姥喝过的茶杯,她嫌脏,不要了,而给宝玉喝的茶杯却是自己日常用的绿玉斗。宝玉生日,她特地派人送去“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字帖。后贾府败落,她被强人用迷魂香闷倒奸污,劫持而去。 金陵十二钗之————秦可卿 金陵十二钗之一,贾蓉之妻。她是营缮司郎中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小名可儿,大名兼美。她长得袅娜纤巧,性格风流,行事又温柔和平,深得贾母等人的欢心。但公公贾珍与她关系暧昧,致使其年轻早夭。 金陵十二钗之————史湘云 金陵十二钗之一,是贾母的侄孙女。虽为豪门千金,但她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史鼎抚养,而婶婶对她并不好。在叔叔家,她一点儿也作不得主,且不时要做针线活至三更。她的身世与林黛玉有些相似,但她没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宝钗的影响。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甚至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她和宝玉也算是好朋友,在一起时,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她襟怀坦荡,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后嫁与卫若兰,婚后不久,丈夫即得暴病,后成痨症而亡,史湘云立志守寡终身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提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没有几个人不会恨之如骨的。乍看王熙凤很能干,但她能干却只是为了谋个人私利。王熙凤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在贾母面前得宠,于是在府里便有了势力,真是一人得势,万人不宁。把容宁二府搅得昏天黑地、家财丧尽,死得死,亡的亡,吃官司、惹人怨。有人说王熙凤很有才能,我想这是绝对不能否定,光说她能言善道的嘴,滴溜乱转的眼睛,机敏灵利的脑壳,还有做事决断的魄力,无人不夸无人不赞确有才能。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糊涂。王虽聪明备至,但有五错:一、不够大度。贾琏娶尤二姐,这在古代社会已经很正常,夫权难耐,人家尤二姐也没招你惹你,你敬我爱地过着就是了,何苦害死人命落下恶毒的把柄?人善人聚之,人恶人恨之,今天不算帐,明天挨着你,恶人自有恶人磨,终有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王熙凤聪明极致,为何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下棋只看一步或者几步,却看不到全局,算什么聪明呢?只能算是聪明的糊涂!一个人有点恶也罢了,别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好吧?这害人性命可不是闹着玩滴!人在进攻面前,还是要想到退路滴!一旦贾家失势你还是要偿命滴!二、不悟智慧,妄自弄权。秦可卿死时托梦给王熙凤,让她多置善业,多置地产,以备将来遇到后患。秦可卿可谓胸藏心机的才女,其死虽冤也是一生郁郁难以得志。读秦可卿交待王熙凤的一番话,可谓睿智才女,一双利眼,从贾家的兴看到衰,分析得淋漓尽致,真是兴亡有知。然而王却对智慧之言无动于衷,不仅没有谨记在心,相反却乘势弄权。结交私党,营私舞蔽,暗害他人。哪怕为了千两银子的微利,致使一对情人双双为亡命。三、两面三刀,暗藏杀机。王熙凤在尤二姐面前表演得天衣无缝,外表上一片热情内心里却暗藏杀机。如果王的能耐用在与坏人斗智斗勇,可谓足智多谋,可是装乖弄巧欺负老实人,可真是可鄙可卑。假言一片,真心全无,真是一片邪气!四、吃醋撒泼,连身边最疼爱的丫头都不放过。平儿那么好的丫头,竟然也被她吃醋打骂,闹得乌烟瘴气。试想,连身边最好,最得意的佣人都不能维护好,怎么能够聚拢人心为她护佑?王熙凤唯一积德行善的事就是善待了刘姥姥——其实也是为了讨好贾母,寻乐子,才落下了一点仁德。五、豪奢聚敛,挥霍无度。为了讨好贾母,王熙凤当权的时节挥尽了家财——当然贾家为元春省亲建大观园已经挥霍了不少财力,而王熙凤的变本加厉更加加剧了贾家败落和倒台。王熙凤私自弄权赚到的银两其实并没有保住多少,大部分被贾琏拿去挥霍。而她自己也是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王熙凤的吃用住都非常豪华,衣饰装束也是贾家最阔绰华丽的一员。更不用说在其它方面的花销了。王的狠毒在史学上文学上有了名,骂声高于赞声。所以王的下场和结局自然是“忽喇喇似大厦倾”。聪明一时糊涂一世。读罢王熙凤,想起往日里的一位朋友,总是人前面后虚假一片,禁不住长叹!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何苦佯装,何苦人前背后两张面孔。朋友有误会也不怕,只要真人真面,坦率豁达,又有什么!窍喜群中不少朋友直臆胸腑,不掩不漏,反而添加几分可爱,不忍触其纯真之心,欲加珍爱!奉劝假象一片者,自尊自爱,少在好人面前装乖逞能,知过必改吧!

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凤姐。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阶级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王熙凤是一个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出现在哪儿,哪儿至少就会有热闹。年仅二十岁的她就主持荣国府的家政。在卷首,我们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她的介绍:“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细,竟是个男人不及万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这样对她已有了一点印象,但这些印象毕竟比较淡漠。但她第一次出了场,马上就被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教人再也不会忘却。那是黛玉初次与她的外祖母相见,老祖宗把她的外孙女心肝肉儿地搂着哭叫的时候,就连王夫人、李纨和众小姐都“个个皆敛声屏气,严肃恭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从后院笑声说:“我来迟些,不曾迎接远客。”仅仅一句话却给人特别鲜明的印象,这句话只是“这一个”凤姐才说的出的。可能贾府众人的感觉都已迟钝了,可我们却和黛玉一样,感觉格外鲜明:“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接着短短的一段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忙人,大红人。因为忙,她迟到了。在短短的聚会中还同王夫人谈了另外两件事。同黛玉讲话也显得很忙:笑着讲两句,马上拿手帕拭泪,又忙转悲为喜,赶忙询问有关情况和布置待客之道。因为红所以才敢这亲放诞无礼,贾母才特别给她加上“泼辣货”这一似贬实褒的称号。这同凤姐喜欢表现自己,事事争风头的性格特点盯适应,作者的浓笔艳抹,把凤姐的露面写得极其鲜明。在接下来,曹雪芹继续在各场合描写凤姐,并一步步地揭示出其性格的其它侧面,如才能、淫威、贪婪、伪善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完整活生的凤姐。 作者不仅从正面描写了凤姐,而且最常用的还是通过别人的观察和描述来表现观凤姐的形象。贾府的穷亲戚刘姥姥初见凤姐时的描写,就很好地表现出她的“威”。刘姥姥好不容易才进了荣国府,经过了一番周折后才等到“凤姐”“下来”时,却只听人声未见人影,又经过摆饮,“半日鸦雀不闻”,最后才得到接见。而见到的凤姐却是“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着:‘怎么还不请进来?’待抬头看见刘姥姥已在地下站着,”这才忙欲起身,但“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地问好。”这一段描写的特别精彩,寥寥几笔,足以传神。尤其是她“拨手炉里的灰”的细节写来“追魂摄魄。”这种细节描写虽简洁,但已写足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管事奶奶对一个穷亲戚的威风。另外,其仆人兴儿对其评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也极其准确地反应了凤姐的性格特征。 史湘云 在对湘云的判词写着:“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概括了湘云生于富贵,长于忧患,自幼失去父母,且又遭逢未杨,只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苦痛一生的悲惨遭遇。由于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因此她的性格也随生活境遇的转变而有所变化。 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高墙深院内,被禁锢在侯们似海的封建记邸中,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一整套陈腐传统的思想观念。在第三十一回写的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阴阳的一段话中:史湘云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当翠缕提出:“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时,史湘云就说她“糊涂”,骂她“放屁”,接着又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上步说明:“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史湘云的这一篇宏论,突出地表现了她受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荼毒之深。暴露出了其封建阶级的本质。 在这一湘云与宝钗是同一思想体系的。在她第一次正面出场贾府时,还是与林黛玉同榻而眠,而到了三十七回应邀入诗社时,就被薛宝钗拉去蘅芜苑同住了。在第二十一回,她见到贾宝玉要吃胭脂,就一巴掌把胭脂打落,同时骂他“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过。”从这就开始展露出这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封建道学气。接着她又操着薛宝钗的腔调,来劝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之流,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一番薛宝钗式的言论,惹得宝玉大为光火,立即象过去对薛宝钗一样,斥之为“混帐话”,给她难堪,赶她到别屋去坐。由此可见,在史湘云骨子里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好:4 一般:1 不好:6 位列红楼梦副十二钗中第一名的就是睛雯。 一头乌丫丫的头发,一双含嗔的媚眼,天生一副美人坯子.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王熙凤 。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阶级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贾宝玉,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很多人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史湘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之一。她在“金陵十二钗”中名列前茅,在《红楼梦》复杂的形象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形象,对于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广泛地表现作品都起了重要作用 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 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 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

综 述 一、综述概述 1.什么是综述:综述,又称文献综述,英文名为review。它是利用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为原始素材撰写的论文。 综述包括“综”与“述”两个方面。所谓综就是指作者必须对占有的大量素材进行归纳整理、综合分析,而使材料更加精炼、更加明确、更加层次分明、更有逻辑性。所谓述就是评述,是对所写专题的比较全面、深人、系统的论述。因而,综述是对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等方面,以作者自己的观点写成的严谨而系统的评论性、资料性科技论文。 综述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可以把该专题、该领域及其分支学科的最新进展、新发现、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比较全面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尤其从事该专题、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读者获益匪浅。因此,综述是教学、科研以及生产的重要参考资料。 2.综述的类型:根据搜集的原始文献资料数量、提炼加工程度、组织写作形式以及学术水平的高低,综述可分为归纳性、普通性和评论性三类。 (1)归纳性综述:归纳性综述是作者将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按一定顺序进行分类排列,使它们互相关联,前后连贯,而撰写的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学术论文。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当前研究进展,但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2)普通性综述:普通性综述系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者,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较强的学术论文,文中能表达出作者的观点或倾向性。因而论文对从事该专题、该领域工作的读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3)评论性综述:评述性综述系有较高学术水平、在该领域有较高造诣的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原始素材归纳整理、综合分析、撰写的反映当前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发展前景的评论性学术论文。因论文的逻辑性强,有较多作者的见解和评论。故对读者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对读者的研究工作具有导向意义。 二、综述的书写格式 综述与一般科技论文不同。科技论文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性,特别强调阳性结果。而综述要写出主题(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详细情报资料,不仅要指出发展背景和工作意义,而且还应有作者的评论性意见,指出研究成败的原因;不仅要指出目前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焦点,而且还应指出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处女领域:不仅要介绍主题的研究动态与最新进展,而且还应在评述的基础上,预测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因此,综述的书写格式比较多样化,除了题目、署名、摘要、关键词(这四部分与一般科技论文相同)以外,一般还包括前言、主体、总结和参考文献四部分,其中前三部分系综述的正文,后一部分是撰写综述的基础。 1。前言:与一般科技论文一样,前言又称引言,是将读者导人论文主题的部分,主要叙述综述的目的和作用,概述主题的有关概念和定义,简述所选择主题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现状、争论焦点、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还可限定综述的范围.使读者对综述的主题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这部分约200~300字。 2.主体部分:综述主体部分的篇幅范围特别大,短者5000字左右,长者可达几万字,其叙述方式灵活多样,没有必须遵循的同定模式,常由作者根据综述的内容,自行设计创造。一般可根据主体部分的内容多寡分成几个大部分,每部分标上简短而醒目的小标题。部分的区分标准也多种多样,有的按年代,有的按问题,有的按不同论点,有的按发展阶段。然而,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都应该包括历史发展、现状评述和发展前景预测三方面的内容。 (1)历史发展:按时间顺序,简述该主题的来龙去脉,发展概况及各阶段的研究水平。 (2)现状评述:重点是论述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着重评述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提出可能的解决途径;目前存在的争论焦点,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并作出理论解释,亮明作者的观点;详细介绍有创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和假说,并引出论据,指出可能的发展趋势。 (3)发展前景预测:通过纵横对比,肯定该主题的研究水平,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发展趋势,指明研究方向,提示研究的捷径。 3.总结部分:总结部分又称为结论、小结或结语。书写总结时,可以根据主体部分的论述,提出几条语言简明、含义确切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对主体部分的主要内容作出扼要的概括,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表明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篇幅较小的综述,可以不单独列出总结,仅在主体各部分内容论述完后,用几句话对全文进行高度概括。 4.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综述的原始素材.也是综述的基础,因此,拥有并列出足够的参考文献显得格外重要。它除了表示尊重被引证作者的劳动及表明引用的资料有其科学依据以外,更重要的是为读者深入探讨该主题提供查找有关文献的线索。 三、综述的写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1.综述的写作步骤。 (1)选题:综述的选题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①选择的专题或领域:应是近年来进展甚快、内容新颖、知识尚未普及而研究报告积累甚多的主题;或研究结论不一致有争论的主题或是新发现和新技术在我国有应用价值的主题。 ②选题与作者的关系:应选择与作者从事的专业密切相关的主题;或是与作者从事专业交叉的边缘学科的主题;或是作者即将进行探索与研究的主题;或是与作者从事专业关系不大,但乐于探索的主题;或是科学情报工作者作为研究成果的主题。 ③题目要具体、明确,范围不宜过大.切忌无的放矢,泛泛而谈。 ④选题必须有所创新,具有实用价值。 (2)搜集文献:题目确定后.需要查阅和积累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因而,要求搜集的文献越多、越全越好。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文摘、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也可以采用微机联网检索等先进的查阅文献方法。 (3)阅读和整理文献:阅读文献是写好综述的重要步骤。因此,在阅读文献时,必须领会文献的主要论点和论据,做好“读书笔记”,并制作文献摘录卡片,用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所得到的启示、体会和想法,摘录文献精髓,为撰写综述积累最佳的原始素材。阅读文献、制作卡片的过程,实际上是消化和吸收文献精髓的过程。制作的卡片和笔记便于加工处理.可以按综述的主题要求进行整理、分类编排,使之系列化和条理化。最终对分类整理好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写出体会,提出自己的观点。 (4)撰写成文:撰写综述之前,应先拟定写作大纲,然后写出初稿,待“创作热”冷却后进行修改。 2.撰写综述的注意事项。 (1)综述内容应是前人未曾写过的。如已有人发表过类似综述,一般不宜重复,更不能以他人综述之内容作为自己综述的素材。 (2)对于某些新知识领域、新技术,写作时可以追溯该主题的发展过程,适当增加一些基础知识内容,以便读者理解。对于人所共知或知之甚多的主题,应只写其新进展、新动向、新发展,不重复别人已综述过的前一阶段的研究状况。 (3)综述的素材来自前人的研究报告,必须忠实原文,不可断章取义,阉割或歪曲前人的观点。 (4)综述的撰写者必须对所写主题的基础知识、历史与发展过程、最新进展全面了解,或者作者本身也从事该主题的研究工作,是该主题的“专家”,否则容易出大错、闹笑话。 (5)撰写综述时,搜集的文献资料尽可能齐全,切忌随便收集一些文献就动手撰写,更忌讳阅读了几篇中文资料,便拼凑成一篇所谓的综述。 (6)综述的原始素材应体现出一个“新”字,亦即必须有最近最新发表的文献,一般不将教科书、专著列为参考文献。

组织文化的论文文献综述

地域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组织文化选择

[论文关键词〕地域差异组织文化方式

〔论文摘要〕 成熟的组织文化作为大型的典型标志,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出于自主或者非自主的因素,都会受到东道国的文化影响。而当东道国是各地区存在地域文化差异的中国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明显。论文探讨组织文化所受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于跨国公司调整其管理方式的启示。

跨国公司以完善的价值体系和成熟的管理观念以及模式化的行为制度,在一个又一个的开放体中着其所坚持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的规则形成,更影响了新兴市场商业理念的标准确立。那么,商业文明太过强大,会否将东道国的吞噬呢?其实,那些成功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其组织文化也受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的新兴市场,是研究地域文化和组织文化相互影响的良好样本。更重要的是,由于自然以及人文历史因素等原因,中国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地域文化具有显著的差异。本文以北京和上海作为地域文化的样本,对同一跨国公司在两地的分支机构的组织文化体现出的差异进行比较,以此判定地域文化特征如何对组织文化产生影响,并就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管理工作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提出一些建议。

一、文化的度量标准和组织文化的层次

(一)文化的度量标准

文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而在行为理论里面,一般公认的观念是:文化,或说人类体系(human sys-terns),是对于相抵触的价值观念的一种权衡系统。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Reed·E·Nelson和Suresh  Gopalan在2003年的研究中,通过整理前人的文献,提出了一个对文化进行测量的系统。为了将地域文化因素和组织文化进行对应分析,他们将文化分为四个大的维度,即工作(Work or Task)、关系(Relations)、控制(Control)以及思维(Thought)。工作(Work or Task)又分成四个子维度:工作的努力程度(Effort)、工作时间(Time)、工作的完成程度(Finish Job)以及工作质量(Quality);关系(Rela-tions)同样被分为四个子维度:影响(Affect)、移情(Empathy)、社交性(Sociability)以及忠诚度(Loy-alty);控制(Control)分为两个子维度:权力(Pow-er)和(Politics);思维(Thought)分为四个子维度:抽象思维(Abstract thought)、计划(Planning)展示程度(Exposition)、灵活性(Flexibility) "

(二)组织文化的层次

在管界,人们对组织文化的定义基本达成了共识:组织文化是由一个特定的组织在从事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体系”理念,是该组织全体成员共同认可与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理念的集合体。

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将组织文化分为了四个层次,即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和层。具体来说,精神层即组织文化的核心层次,包括了企业的愿景、使命和价值理念体系。而制度层是组织文化的中间层,包括了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员工对制度的认可程度,更详细来说,包括了一个公司的组织结构、奖惩制度、会议方式(会议频率、进行方式)以及公司决策方式和沟通方式。第三个层次,即行为层是表象层,包括一个企业的公司外观,员工行为、典型人物形象和公司内部故事。第四个层次社会层即对外传播层,反应的是组织和社会的交往情况。

二、北京、上海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地域文化的形成

在《史记》中对中国的地域文化就有一句准确的描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一句古话生动的表现了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而论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提出了四个被广为接受的解释: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无论是在古代不发达的时代,还是现今交通已经极其方便的时候,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都会导致各地区人民物质生活基础的差别,从而带来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了大迁徙,移民对一地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论及这一影响,上海是最为鲜明的例子,其在1900前后开 埠 的过程中,受到三股移民力量的影响,第一是苏州与浙江的移民,他们本身代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其次是大量的犹太移民,再次就是其他的外籍移民。

政治权力与区划的影响:在形成中央集权之前,分封割据的政权影响了各区域文化的形成,各诸侯国君主的个人意志对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民族分布的影响:各民族在迁移和融合的过程中,也会影响到一地文化的形成。

(二)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

北京,作为五朝帝都(辽、金、元、明、清),以及新中国的首都,是中国城市中都城文化的最佳代表。对北京文化特征研究的文献,大都把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且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居民,北京人养成了强烈政治参与意识,不仅如此,北京人也养成了敢说、勇于且乐于批评时政的性格特点。

高素质的市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北京云集了一大批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大量受过良好的人员留在北京工作成为新一代北京市民;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的不断进行的市民教育,从而提高了整个城市的文化素质。

官派作风:同样由于长期作为一国政治中心的居民,北京人也体现出了明显的轻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

总体而言,北京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居民性格上有闲散庸碌的倾向,带有一定的封闭文化心态。

(三)上海的地域特征

上海,作为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的城市,是中国移民城市文化的最佳代表。上海形成城市仅仅一百余年,且形成城市的过程中受到租界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为以下地域文化特征。

多元性:上海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具有明显的文化多元性特征。这一特点在其和饮食习惯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包容性:由于上海文化在其城市形成的初期,本身在中华文化中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地带,从而上海的本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即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

现代性(殖民性):在世界范围来看,所有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在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比较中,体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性,即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市民意识(包括意识和秩序意识)。但同时,由于原有自身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对峙,也使得殖民地的市民在上具有一种远离的态度,以及在政治观点上的“主体暖昧”特点。

商业性:所谓商业性,指的是在中国农耕文化为主流的中,较完善的养成了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

(四)地域文化的测量

对北京而言,由于官派作风的影响,北京人相对更闲适,更适应比较官僚化的做事风格,因而在工作(Work or Task)维度中的努力(Effort)和时间(Time)以及工作完成程度(Finish job)较低,而工作质量(Quality)由于较高的市民素质,仍然是得到了保证的。

和上海相比,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使得北京人更为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这使得他们在关系(Re-lations)的各个子维度上,有着更高的水平。而由于长期的政治文化熏陶,北京人也更注重团队的力量,更重视对领导者的需求以及对权力有着更大服从程度,因而在控制(Control)的各个维度上,也是更高的。

而从思维方式(Thought)上来说,上海人由于受到更多元化的文化熏陶,并且较早的建立了商业文化,因而在思维方式(Thought)的各个子维度上,特别是抽象思维(Abstract thought)和灵活性(Flexibility)维度上,有着更好的表现(信息详见表1所示)。

通过对于北京、上海两地地域文化因素的比较测量,不难看出两地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个人的思维方式层面,继而影响行事风格与沟通方式,最终对的组织文化产生影响。

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 Hall)提出过文化存在语境性(Context ),并划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两种文化具有几乎完全相反的特征,高语境文化表现为依赖人们思想预设的程序沟通交流;而低语境文化则强调理性和,推导结论。北京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了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因而在沟通方式上表现得较为随意或者说具有“人情味”;而上海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了低语境文化特征,在沟通方式上强调程序化。这些都直接反映到两地公司机构的组织文化中:即我们直观所能感受到的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以及企业规则的不同程度的重视。

三、的组织比较:以埃森哲、普华永道公司为例

(一)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组织文化

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的地域建立分支机构的时候,除了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文化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推行自己的组织文化。通过组织文化的推行,可以尽量在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中建立起一种标准化,这种标准化,除了在本质上能建立一种忠诚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使得内部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便利。

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文化,最为明显的存在于组织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层和层。作为核心的精神层,代表的是公司的愿景和价值理念体系,这是一个公司的精神图腾,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而作为对外的社会层,就其本质而言,也往往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公司致力于表现出其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承担,那么无论是在母国或是在东道国,该公司都会积极的表现出社会友好的一面。

笔者对埃森哲、普华永道两公司进行了调研。埃森哲公司是致力于咨询、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的跨国咨询公司,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包括有:传承卓越、最优人才、创造客户价值、全球化公司、尊重个人以及烙守诚信。同时,强调做一名合格企业公民的埃森哲中国分公司的各个分支机构都积极和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进行慈善活动。普华永道公司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的。

(二)跨国公司不同分公司的组织文化特征

尽管跨国公司极力保证其组织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致性,但是地域文化对一个公司组织文化的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时候,由于不同地区的法规或风俗、宗教等原因,跨国公司必须对其组织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主动调整,以此适应当地的。这种主动的调整不是本文试图研究的对象,本文更关注的是那些为地域文化所潜移默化而产生改变的因素。

在对埃森哲以及普华永道两个跨国公司员工的访谈中,可以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显著的存在于制度层和行为层,更具体的说来,受到不同地区文化差别的影响,各个分公司中的沟通方式和员工行为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这两个公司内部,普遍认为上海公司的员工有着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为专业的商业精神,而相对来说,北京的员工之间有着更为亲密的内部关系以及更随意化的沟通方式。在会议上,上海公司的员工也往往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参与性,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相反,北京的员工则更多的选择倾听。

具体到埃森哲公司而言,其没有为经理层配备私人,而是在各个分公司建立统一的商务中心,由商务中心在经理有需求时指配秘书(ExecutiveAssistant)为其服务。而年终分公司进行工作评价的方式,是将电脑系统中EA的工作量值(客观标准)和经理层的问卷结果(主观标准)相结合。在2010的年会上,通过对上海和北京两地商务中心的2009年度工作评价的发现,以客观标准来说,上海商务中心的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都要优于北京商务中心,而主观标准中,北京商务中心的评价则明显要优于上海商务中心。依据其内部分析,这样的结果就是由于北京商务中心的EA更擅长于和其客户(经理)建立良好而亲密的互动关系。

对于员工活动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出两地机构的差别。北京分公司一般将家庭日(family day)作为传统项目,而上海分公司则以仅限员工参与的派对作为选择。

由于两地公司直接面向的外部客户有着区别,在对外的交流的方式上,两地同样有着差别。北京分公司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因而在开展工作时,更重视人际网络的搭建;而上海分公司面向的客户则更多的是外资企业或者私有企业,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具有程序化的特征。

普华永道公司每年开展一次针对员工的全球调查(Global people survey),这一调查主要从对公司的满意程度、员工士气、凝聚力、员工发展机会(Per-formance of Coaching & Development)等方面展开。在最新一次调查的分地区分析中可以看到,北京地区员工的满意程度、士气以及凝聚力方面普遍高于上海地区员工,而对于发展机会的评价则较低。通过对两地工作方式的观察,对一结果的解读是,在同等的薪酬水平下,北京地区员工的工作压力较小。而压力较小的源头被认为是,由于北京地区员工的自我意识更为强烈,普遍倾向拒绝高强度加班工作。这也是对于其“官派”作风的一种良好写照。

结合之前对北京和上海两地地域文化的分析,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

(三)基于不同地域文化差别的公司管理方式调整

跨国公司在中国扩张版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差别问题,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各个分公司工作效率上的差异,如何取长补短,整体提升中国公司的表现,成为了很多跨国公司思考的问题。

就埃森哲和普华永道而言,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一种解决方案,即超越地域构架,以项目为导向。在同一个项目中,结合不同地区分公司的员工,进行分工和协调,从而完成一个项目。这的确是一种良好的尝试,虽然目前这种尝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磨合等。

除了项目化之外,更多跨国公司选择了管理人才的本土化,即不再派驻母国工作人员担任管理职位,更多的启用东道国国籍的管理人员。相关调查显示,这些东道国国籍的管理人员一般是有海外学习背景的青年管理人,他们被认为更加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化背景,以及更好的能力和海外生活经历,这些资历能保证他们更好的和母公司沟通。

但是,这类新兴的管理群体同样遇到了沟通中的障碍。其中一个鲜明的趋势是:不少青年经理人过于迎合母国的文化沟通方式,而遭到了本国同事的垢病,造成了工作中的矛盾。其实,文化融合讲求的是不固执本国文化,不盲从外国文化。诚然,西方国家是现代管思想的发祥地,跨国公司也的确具有更为高效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方式,然而真正想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更多的研究东道国的地域文化,主动做出相应的调整去适应潜移默化中的改变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上海文化由于其具有的包容性等特点,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在上海会比较少的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上海员工一般能较为完整的接受跨国公司的原有文化,而与之相反,北京由于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会相对多的对跨国公司的文化进行改造。

文化上的差异带给组织文化的影响,应当是跨国公司调整他们各地的商业行为时的注意点,唯有积极调整管理战略,才能适应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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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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