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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主体概念及资本成本会计理论的思考 自从1973年美国会计学家罗伯特。N.安东尼教授（）在《哈佛企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题为“权益资本成本会计”（Accounting for the Costof Equity Capital）论文之后，资本成本会计问题成为会计学界关注和论争的热点。80年代安东尼教授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其理论构想。今天，中外会计学界都将资本成本会计视为未来会计的发展趋势之一。科斯（Coase）认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个部分”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以金融市场为依托，以现代企业理论为基础，讨论安东尼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并以此为契机对会计学概念进行经济学思考。 一、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基石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的性质，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表现为对企业的两种不同定义，一是科斯的定义，二是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的定义。 根据科斯的定义，“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他把企业和市场视为“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在企业之外，价格运动调节着生产，对生产的协调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不存在了，与这些交易相联系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让位于调节生产的企业家一协调者。”②显然，科斯基本上是把企业理解成为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具有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行政协调机制。 关于企业的另一种定义是詹森和麦克林于1976年提出的。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和大多数其它组织一样，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就企业而言，这“一组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③这里的契约关系既包括我们通常理解的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契约，也包括不明确的契约，即所谓“默契”。 如果我们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企业所包含的内容就必然被分解为若干契约关系，参与这种契约关系的无非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撇开这些契约关系，再来看企业的话，那么，企业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了。 显然，如果詹森和麦克林的观点正确，那么，意味着对科斯的观点之否定。詹森和麦克林强调的是“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但是，他们忽略了“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而科斯却相反，他强调的是“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而忽略了“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因而未能充分指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外部的市场协调的内在联系。企业不同于市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具有生产的功能。就契约关系的确立而言，企业确实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但是，作为一个与市场不同的、具有“生产功能”的企业，在契约确立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贯彻这些契约。这时，企业就成为一个层级组织。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就是在这样的层级组织中进行的。因此，全面地理解企业的性质，应该是把表面上似乎对立的这两种企业定义结合起来，企业既是个人之间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点，又是一个层级组织，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可见，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企业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性质正表明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层级组织，企业是市场的对立面，它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协调手段；然而，作为层级组织的企业恰好又是市场本身的产物。除非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巨型企业”，否则，离开了市场，企业便不能产生。在确立了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之后，后面的行文将根据需要而强调其中某一重性质。 尽管今天企业的组织形式存在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三种形式，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最适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同时，推动了现代会计学的发展和完善，而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通过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和繁荣。这就是现代公司制度、金融市场与会计学具有共生互动性。因此，以现代公司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构成现代会计学的理论基石。现代会计学的许多基础问题如会计主体概念等都建立在现代企业理论基础上。离开现代企业理论就没有现代会计学可言。 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会计主体概念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会计主体是现代会计学的基本概念，因此，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有助于会计学界从更高层次理解和把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会计主体（Accounting Entity）概念是一个古老的会计学概念。 13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会计活动中广泛采用的复式簿记（复式记帐）就已经有了“会计主体”的萌牙，但是，它发展到今天成为现代会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却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虽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大概到19世纪下半叶才在现代管理理论上得到正式承认，但是早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出现之时，独立会计已经孕育着这样的基本思想：企业必须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其所有者的经济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计主体基本假定促进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当然，会计主体概念的真正确立必须以企业经营独立性为前提。在独资或合伙企业阶段，会计主体概念虽然产生，但仍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和应用。只有到了股份公司制度阶段，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地分离了，会计主体概念才具有明确的实际意义。 企业作为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上，从而，在经济上要相对独立，必须成为独立于所有者之外的“法人”。而公司制度就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法人。但是，事物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在早期，会计主体??企业的所有者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在相当长的历史对期内，指导会计主体的基本理论是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 Concept），所有权观念主宰着财务会计。虽然这个理论也承认企业在会计上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甚至也承认企业所占用的资产应当与业主或所有者分离，但是，它又突出地强调，企业的全部资产归所有者所有，企业全部的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构成所有者的义务。所有权观念只是要求会计主体概念服从于业主严格管理和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需要，并不完全承认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在经营上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 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居上。这时，财务会计的基本观念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 Concept）。西方会计学者对主体观念的表述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上都包括：①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如同与外界长期债权人的关系；②股东不拥有公司的经营利润（只有宣告股利及股利支付范围的份额才属于股东）；③股东仅仅是公司的投资者，不干预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④财产视为公司占有与支配，而不属于股东；⑤财务报表是面向包括公司管理当局在内的全部利益集团，并非仅仅为股东编制。根据主体观念，公司被认为是一个与其所有者相独立的主体。这个主体本身是独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公司作为一个会计主体，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则以其所认购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企业拥有的资产是企业的资产，企业拥有的负债是企业的负债。目前我国的公司法体现了这点。 会计主体概念要求主体与主体的所有者以及其它主体严格区分开来，会计总是计量某一个特定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就是现代会计学的会计主体概念。然而，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法人）不同，法人都可以是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却不一定是法人。例如，独资或合伙企业在会计上视为会计主体，但是，它们却不具有法人资格。法人是指在政府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财产、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实体，它强调的是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法律关系。这点正与我们前面强调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连接点相吻合。这也正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最适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度的原因之所在。 企业要成为真正的会计主体，必须在法律上被赋予独立的财产权。而现代公司制度满足了这一点。现代公司制度可以从不同侧面来描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制度。完整的法人财产权制度至少包括三项内容：①法人财产的形成制度或会计学上所说资本金制度。在投资者依法将其资金投入公司之后，这部分资金就与投资者的其它财产相区别，投资者不再直接支配这部分资金，也不能随意从公司抽回。所有投资者注入公司的资金加上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负债所形成的资产，构成公司的法人财产。②法人对其财产的权利制度。一方面，公司法人可以依法对法人财产行使各项权利如财产的支配权、使用权等；另一方面，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③投资者对公司法人财产及其权利的制约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这是因为：①如果公司没有必要的财产，公司就不具备法人条件；②如果公司对其法人财产不具有独立支配的权利，公司就不可能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不可能成为民法关系的主体；③如果公司没有法人财产权利，公司就不可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这里，会计主体实际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同义语，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在现代公司制度上达到完美的统一。 以上文章仅供参考啊。请采纳答案，支持我一下。
劳教制度探讨
1、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之改造2、论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3、论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4、论共同犯罪5、论农村土地使用权法律制度的完善6、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7、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研究8、刑讯逼供问题研究9、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再论法人财产权本质 ——从物权法第六十八条看我国法人法律制度的缺陷 作者： 毛建国 发布时间： 2007-07-13 16:50:49 --------------------------------------------------------------------------------摘 要：我国目前法人法律制度中没有对法人财产权、股权的性质做出准确的规范和界定。没有阐明法人财产权、股权和投资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人法律制度还存在缺陷，说明我国法人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关健词：法人财产权、股权、本质、法人制度、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许多人据此认为法人财产权为所有权性质的权利。笔者对此却不敢苟同，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上述法律规定，而且还注意到一些社会现实。毕竟法律来自于社会实践，法律不仅需由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更需要揭示社会生活中的内在规律和联系。为便于探讨，我们不妨将一些特殊的事例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 母公司投资组建子公司，所投资财产的归属是否发生转移？该财产到底归子还是归母公司？如归母公司，则子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子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如归子公司则法律就应当禁止为偿还母公司的债务，而到子公司冻结股权，进行财产保全的做法。因为两个公司都具备法人资格。它们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人。事实是法律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明文肯定了以母公司在子公司的股权，偿还母公司债务的做法（见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而且这种做法也是历来被社会各界所认可所接受的，所以法人财产权不可能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 关于上述问题不知我们是否仔细考虑过，我们到子公司进行财产保全就意味着子公司中有母公司的财产。因为股权是财产权，股权所包含的财产是母公司的公司财产。如果子公司中没有母公司的财产，那么我们凭什么到子公司中去进行财产保全呢？由于子公司是由母公司投资兴建，所以母公司享有子公司全部的股权。全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应当是子公司的全部财产。这岂不是说子公司的全部财产都是母公司的股权对应的财产？都是母公司的公司财产？如果说子公司中有母公司的财产，或母公司投资财产既属于母公司又属于子公司，那它们又全都具备法人资格又如何解释？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的权利的观点再一次把我们带入死胡同。 关于上述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上，以及法学界主流学派的解释是：投资人投资后就失去了投资财产的所有权而得到股权。这一说法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但它却是非常荒谬的。很显然上述说法套用了买卖导致失去所有权得到债权的逻辑。但我们想说的是投资不同于买卖，股权也不同于债权。按照投资后投资人失去所有权得到股权的逻辑，子公司享有投资财产全部的所有权，而母公司享有子公司全部的股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也非常滑稽。投资人在投资前，拥有投资财产的所有权。投资后，所有权给了被投资人，自己手中却还握有股权。投资人手中的所有权和被投资人手中的所有权是完全相同的。你把自己手中的权利全部给了他人，你的手中还能保留什么权利？如果在投资之前投资人手中拥有所有权和股权，投资后，投资人把所有权给了被投资人，投资人手中还剩下股权，这样说还说的过去。事实是投资人投资前手中只有所有权，投资人投资后，将所有权全部交给了被投资人，投资人手中还能有什么权利？ 除非是你手中握有全部权利，你将其中一部分给予他人，你的手中才可能保留一部分权利。不仅如此，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权利的观点，与我们生活中的习惯做法也格格不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三个投资人投资设立了一个公司。公司经营也相当不错，没有债务。三个投资人由于热衷于公益事业，打算将该公司捐献或低价卖给老区人民，这时公司经理以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的权利，公司不同意捐献和低价出卖为由进行阻拦。难道我们能以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的权利为依据，支持公司经理的请求吗？难道我们能以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为由对三投资人的善举横加阻拦吗？显然不能。以上事实和理由充分说明法人财产权不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姑且认可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在实践中也无法操作。如果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那么法人就可以对企业财产行使处分权，就可以将企业财产全部卖掉。如果法人决定将其财产全部卖掉，那么所得的价款归谁，难道还能归属法人吗？显然不能。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法人财产权不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 还有如果坚持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那么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分了，那不全都是公司法人所有了吗？ 那么法人财产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呢？我们不妨从一些最基础的概念来说起。 我们知道，法人财产权是由于投资人投资而产生的。那么什么是投资呢？我们认为，投资是指：投资人自愿将其财产按照法人设立章程，和相关法律规定，自愿与其他投资人的财产聚积在一起，共同经营，或委托他人经营，并对经营结果承担共负盈亏责任的行为。 而法人财产权则是指：法人有接受投资进行经营、经营的结果由投资人承受的权利。 与之相关的股权的概念应当是：投资人由于投资而享有的权利，它主要表现在参与法人重大决策和享受分红等权利。 从这些基本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分析出法人财产权的本质，笔者以为：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授权，进一步说是一种法定授权，是一种定向授权，是一种有限授权。授权的内容就是投资人要将投资财产的占有权交付被投资人，接受投资的法人有权将其有条件用于经营，无条件承担民事责任。 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授权，是因为法人的财产来自于投资人，没有投资人的财产权，哪来法人财产权？投资人投资后，并不是把财产所有权捐献给了被投资人。捐献的财产才失去所有权。如果是捐献，那也就不叫投资人了，而应叫捐资人了。投资人投资后，还可以对法人的重大事宜决定决策。法人行使财产权要尊重全体投资人的意志。所以说法人财产是一种授权。 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法定授权更好理解，凡是投资组建法人的投资人，都要按法律规定向被投资的法人投资，并以其最初的投资和法人壮大后的公司财产无条件的承担该法人的民事责任。由于法律是公开的，所以也可以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公示性授权、约定俗成的授权或人所共知的授权。 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定向授权是因为法律虽然对投资人的投资财产做出一些硬性规定，法人可使用投资进行经营和承担民事责任。但法律并不限制投资人在其他方面的权利。如投资人有收益分红的权利，全体投资人可以决定法人的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决定法人的生死或关停并转的权利。像我们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人将投资企业无偿或低价出售的案例就是如此。法律并不限制投资人的这些权利。而法律对投资人所做出的硬性规定就是，投资人投资后，以至经营中，法人必须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在这方面，投资人一旦投资，投资人就必须遵守承诺，被投资的法人在承担民事责任方面，亦无需再经过投资人的批准认可。 说其是一种有限授权是因为，前面说的法定授权，定向授权，都是有限的。如果是无限授权，那也就不叫投资了，而应叫做捐赠了，捐赠出的财产失去所有权，所以说投资后投资人失去所有权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也正是投资与赠予的区别。 关于法人财产权、股权，这些权利的性质，以及这两种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关系，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但我们如果研究方向正确，或许就能看到端倪。 法人财产权和股权都是由于投资人投资而产生的，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法人财产权，必然就有投资人的股权。而这些权利都离不开投资人最初投资的财产所有权。我们知道所有权的权能分为四个方面。我们不妨从每个方面考查一下，投资人投资后这四个方面是否会发生变化或发生什么变化。 首先投资人投资后，投资财产的占有肯定要发生变化。投资人肯定要将财产交付被投资的法人。这是法定义务。 再看使用，投资人投资后，被投资法人当然可以使用投资财产进行经营，但似乎又不能随意使用，每当法人遇有重大择决的事宜，法人都要召开股东大会，重要的事宜，由股东大会决策，由法人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人投资后，投资人和法人都享有使用权。又都不完全享有使用权。也可以说投资人和法人都享有部分使用权。 再说收益，投资人投资后，主要的收益权恐怕由投资人享有。被投资法人虽然也可以用其中一部分收益扩大生产规模，但基本上可以认为投资人主要享有收益权。 再说处分，由于有法定授权，法人可以用接受的投资以及以后的积累即法人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某方面的处分权。但投资人手中仍握有其它方面的处分权。比如说将整个公司捐赠出去，或低价出卖，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关停并转等等，所以投资人投资后并不能说投资人失去对投资财产的处分权。处分权也是由投资人和被投资法人共同享有着，当然这种共同享有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决定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法人财产权和股权，最初都是从投资财产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它们都是不完整的所有权，而是某个方面的所有权。法人对接受的投资财产享有的不完整的所有权，我们称之为法人财产权；而投资人手中掌握的那部分不完整的所有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股权。有效的能够实际实施的法人财产权加有效的能够实际实施的股权才表现为完整的投资财产所有权。我们认为这样表述，才真正触及法人财产权、股权以及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内在关系。 有了上面的分析认识，回答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便不再困难。法人财产权概念提出后，人们往往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到底是归国家所有还是归企业有所发生困惑，有了新的思路，回答这些问题便不再困难。国有企业，法人对接受国家的投资享有法人财产权，可以用于生产经营，如果国家有明确授权，亦可自主经营，并可以用国家的投资以及以日后积累，即全部法人财产承担其民事责任。但国家是法人的股东。在国家向其授权以外的权利仍归国家，企业不能随意行使使用权、处分权。国家投资的企业法人的财产绝对不能属于法人的总经理等法人的管理者。承认这一点丝毫不会损害法人财产权的权利，丝毫不会影响法人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活力，社会主义国家的法人财产权与投资人的关系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人财产权与投资人股权之内的关系亦是如此。如果认为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即使在法人制度最早产生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否认投资人权利的理论照样也行不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从总体上说，法人财产权来源于全体出资人的授权，也可说法律要求投资人必须向被投资人进行法定授权。没有出资人的财产权，哪来法人的财产权。从某种义意上说，股东权决定法人财产权，相对于全体投资人和股东来说，法人的财产权仅仅是接受的授权、执行权，全体股东、全体投资人对财产的权力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权利。应当说明的是说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是从广义上说的，不是狭义的。法人财产权可以对抗个别投资人的股权、不能也不可能对抗全体投资人的股东权。 说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许多人接受不了，但要说股东大会是法人的最高权力机构恐怕怀疑的人不多。而股东大会所产生的决定决议正是股权的集中体现。所以说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的行使要体现全体股东的意志，要尊重全体股东的权力。 关于物权法第六十八条，笔者的看法是如果立法本意是说企业法人财产权就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那么这种规定偏离了事物本来面目，不符合社会现实，不符合实际。如果立法本意是说法人财产权不等于所有权,那么第六十八条的表述就容易引起误解。同时,作为同是与所有权密切相关的权利,物权法对法人财产权和投资人的财产权(股权)的表述就有厚此薄彼之嫌。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还联想到，既然物权法应当对投资人股权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做出更加详细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应当规定，没有规定就会导致权责不清，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 说到底，我国目前的法人法律制度中没有对法人财产权性质、股权的概念及性质、股权与法人财产权以及投资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准确的规范和界定，这不能说是我国法人法律制度目前存在的缺陷，说明我国目前的法人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著作权方面的内容那么多，你写论文得先拟定一个主题啊。
浅析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摘要】知识产品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更是一种社会财富，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要兼顾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两者的平衡。【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知识产品，是一种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性质，而由此带来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不仅关系到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知识产权立法在确认和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兼顾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近些年来，国际上的一些知识产权公约明确地对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作了规定。确保公共利益已成为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本文仅结合知识产权专门法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商标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一、知识产权法在赋予专有使用知识产品的基础上激励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知识产品作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不同，知识产品一旦被公开就很难由原来的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地控制。竞争者可以通过研究、模仿市场中的知识产品生产同类产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劳动和研发成本，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因此，竞争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类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所有人展开竞争，这使得知识产品所有人很难从其智力活动中收回投资，更谈不上收益，极大地挫伤了知识产品所有人进行智力活动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收回自己为进行智力活动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投资，这种制度设计激励着知识产品的创作活动，例如，著作人身权财产权的赋予激发对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专有实施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激发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商标的专有使用促使厂商改善商品质量，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说，知识产权法反映了赋予有限的垄断权刺激革新目的的动态效率，它通过授予有限的垄断权利刺激了知识创造活动，报偿在创新上的投资从而刺激对创新者在时间、精力和资金方面的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品，不断地满足社会对知识产品的需求。二、以垄断换“公开的机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激励将知识产品向尽早社会公开，可以说公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它不仅保障公众正当地接近原创者的知识产品，为后续创新提供充分的“养料”，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而且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创作和研究，节约了社会资源。这一点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权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著作权法赋予了权利人专有复制发行权换取了对作品的公开，为后续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虽然限制了对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别是带有赢利性质的利用和传播，在独创性的层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会需要的新作品的创作，最终促进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专利法更是如此，专利法通过专利的“充分公开”要件确保所授予的专利公开，这些以公开的专利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为后续发明和研究提供了技术信息和知识，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投资，研发者将节省的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其他的研发，不断促进新发明更多的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社会对技术进步的需要。三、适当的限制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以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国内外相关法律，都将公共利益作为知识产权人行使其权利的前提，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再如美国，其立法和司法都强化了“知识产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有限的权利”的观点，坚持“对知识产权人的报偿是作为第二位考虑的”。因此，知识产权都具有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时间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做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如我国现行《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规定为20年。经过20年后，发明专利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其次，知识产权法还规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强制实施”条款。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他人使用或销售该产品不构成侵权即专利权人权利用尽后的使用不侵权。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作以必要的限制是为了在保护私权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正所谓权利的限制，应是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的必要限制；权利的保护，应是在实现社会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护。四、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有效竞争的促进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产者可以使用市场中任何可以获得的手段，针对他们的竞争者来获得优势，但是这种手段必须正当、合法、体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企业可以立即复制被改进的技术与改进者展开竞争而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改造；厂商可以采用“搭便车”，“傍名牌”的方式展开市场竞争而不是在提高产品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这些都是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相反，在赋予专利权的情况下，竞争者意识到他不能随意地复制、模仿专利发明，因此，不得不进行独立的研究和开发，形成替代发明和改进发明，因为他们知道拥有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具有广阔市场的专利是企业占领市场和开拓市场的重要砝码，是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这一种竞争是在不断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展开的公平竞争。商标权的赋予使得商标作为一种识别性的商业标记，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核定使用的同种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自己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通过制止市场中商品的商标被混淆而维护竞争秩序，促使厂商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展开市场竞争。五、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知识产品作为公共财富，最终要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消费者手中的消费产品，所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成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标之一。知识产权法是通过两方面的机制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一方面，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这使得不同知识产品所有人所创造的知识产品得以区分，也使得假冒的知识产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从而保证消费者可以购买到自己信得过的、高质量的产品。如商标法保护商标权人的商标专用权，从而区别产品或者服务来源，确保了消费者能够凭借商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购自己需要的产品。商标不仅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而且具有标识商品一致质量的作用，一旦消费者习惯于将一个特定的商标作为特定商品质量的符号，他就会确信其购买的这种商标的商品具有质量的一致性，逐渐形成一种 “品牌认知”， 并且愿意为此商品支付较高的费用。厂商便可借助商标赢得消费者对其商品的青睐，这样就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激励了厂商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便利用商标实现更大的利益，最终保证了消费者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所以，知识产权法在以法定形式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了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虽然知识产权的取得意味着权利人获得一定程度之垄断地位，这是社会公共利益所做出的让步，以鼓励技术创新，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也要注意与社会公众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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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补充，它可为知识产权制度提供兜底性的保护与救济。[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出现得比较晚的两个法律部门。知识产权法作为... 论知识产权法的法技术特...
知识产权法考试参考论文题目1、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2、综述: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权利及其实施)3、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模式之关系4、综述:物的分类(如古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5、综述:物权的保护模式6、综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保护模式之关系7、综述:服务的分类--从服务贸易的角度8、综述:服务与信息9、综述:信息与财产10、综述:信息之上的权利11、综述:作品与人格12、综述:原件、复制品(临摹)与知识产权的行使13、综述:数据库之上的权利14、综述:著作权之内容15、综述:专利权之内容16、综述:著作权内容与专利权内容之区别17、综述:商标权侵权理论与案例18、综述:商标权和商号权之冲突解决16、综述:未注册商标与权利17、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18、综述:商标与平行进口19、综述:商品化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案例分析20、综述: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1、综述:遗传资源的内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22、综述: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案例分析23、综述:遗传资源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4、综述:传统知识的外延25、综述: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6、综述: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及案例分析27、调查: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及案例分析28、调查:各地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与问题以及案例分析29、调查:民间文艺的保护措施与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案例分析30、调查:城市知识产权战略31、调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32、《知识产权侵权取证的方法探讨》；33、《论陷阱取证》34、《商标反向侵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产权法的论文最关键的是案例分析部分，其他的都好说，如果论文里有调查分析，案例描述，结果分析，就比较完美了。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品的使用许可协议因其独占的特征而可能成为损害竞争的威胁。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针对技术所有者的反垄断诉讼。本文从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两者的立法宗旨及其共同协调发展的平衡原则。 关键字：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利益冲突，平衡原则 一、微软公司案件 1 、关于Windows 系统的反垄断诉讼 美国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 操作系统在全球市场占90％以上的份额。1998年5 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与20个州的总检察官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控告微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妨碍其他软件商与其进行正当竞争。2000年4 月3 日，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微软通过捆绑销售，将IE浏览器强加给用户，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源代码，排斥了竞争对手。[1] 2 、第一屏条款的争论 “第一屏条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软公司同电脑设备生产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许可合同中规定：要求已经安装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最初启动计算机时，屏幕上必须显示关于Windows 统一特征的（如图标、图标的设计风格和尺寸等）画面。原告称微软通过“第一屏条款”滥用了其对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的独占权利而损害了设备生产商、消费者、其它软件生产者的利益。[2] 在这两个不同的案件中，作为原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认为微软公司滥用了Windows 系统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地位，损害了其他竞争对手和整个市场的长远利益。而微软公司则坚持自己的权利受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这反映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独占性这两种法律价值的冲突，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说，在反垄断的视野中，如何能够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保护？ 二、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 1 、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 给权利人以充分保护 知识产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实践性、可复制性五个方面。以本文关注的角度来看，对市场竞争最有影响的就是其专有性。“专有性揭示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和支配权所具有的垄断性或排他性。”[3] 就微软案件来说，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版权的所有者微软公司就拥有了对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的独占性的权利，这是从权利的来源说。在权利的行使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成果为保护对象，因此，大部分的权利人会通过使用许可协议来使其成果社会化。[4] 在这种技术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法律赋予权利所有者以特权，即通过合法交易成为独占者。这种“独占性权利” 的行使所获得的价格和合同与在充满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获得是不同的。知识产品一旦被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就意味着排除他人同样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最终与“非通过竞争而获取的独占”地位联系起来。[5] 所以，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可能会被权利人滥用，进而破坏技术的传播和创新。 例如，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经济联合，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获取技术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或者在许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对被许可人漫天要价，对到期合同之后的技术使用进行限制或者通过索取高价来变相延长合同的期限……这些行为无疑已经偏离了知识产权推动社会进步的本意，也正因为这样，处于相对方的其他竞争者只得借助反垄断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 、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 保护市场竞争结构的稳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一旦竞争机制被扭曲，市场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就会遭到破坏。源于自由竞争的垄断就是扭曲竞争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维护公平竞争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护竞争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制定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交易公平，以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 对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来说，反垄断法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反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6] 在法律层面上，垄断是行为和状态的规定性。垄断首先是一种行为的规定性，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该行为的目的是限制竞争，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垄断也是一种状态的规定性，它关注市场的集中度，垄断状态实质上是市场已达到或超过法律所界定的企业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没有明显的垄断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变垄断行为为竞争状态，垄断状态本身成为国家强制力的介入点。 [7]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使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宪法”，承担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任。虽然大多数情况反垄断法和其相关政策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但反垄断法自身却是以自由竞争的最佳状态为实现目标。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 3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竞争政策关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长期效率的程度。如果关注短期利益，则会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较为宽容，而如果是注重长远发展则会较为严格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 二、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是因为知识产权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产权权利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范；三、知识产权自身的经济特性（边际成本很低并容易被盗用）。这一点说明在用反垄断法来分析许可协议条款时，也要注意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四、许可协议是否应该被认定为横向或纵向限制竞争的协议。[8] 在本文列举的两类有关微软公司的案件中，原告无一例外的认为微软公司借助对Windows 操作系统许可使用权的独占，破坏了他们的“竞争权”，因此，应该由反垄断法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问题是：对于知识产权法特别是版权法中最为核心的商业性为- 许可他人使用被保护的作品究竟应该适用怎样的法律原则。诚然，在技术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识产品所有人独占权的保护范围已经越来越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如果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护个人的知识产权，就会更多的“微软”案件发生。而如果用反垄断的利刃劈开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对于技术所有人来说，就无疑陷入了一种“无法可依”的危机感，甚至丧失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加重社会发展成本。简而言之，一个是反对独占而另一个是授予独占。[9] 对于这样的问题，司法实践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论中也没有定论。 三、如何实现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协调发展 1 、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 反垄断法的意义在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结构，使竞争主体可以展开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现出灵活性，不同时期对同一性质的行为态度不同，这是一国之内；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也就是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这时反垄断法又会支持知识产品的独占性。总之，反垄断法背后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从国内市场来说，是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对形形色色的竞争行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本都确立了“合理原则”。[10]根据合理原则，反垄断法并不是禁止所有的经济联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够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因此，将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使反垄断法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经济情况，避免机械的执法可能对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11] 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范中，“合理原则”也同样适用。因此，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不容忽视：首先，不能认为是知识产权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源于竞争制度而非知识产权制度。社会的进步和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本意，所以，并非知识产权的每一种制度都要适用反垄断法。其次，竞争政策应承认知识产权法体系下认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技术创新者的热情。最后，尽管存在一些限制竞争的协议，但如果这种协议比没有协议更能促进竞争，则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没有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很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而导致效率的混乱，而且没有许可协议这种推广方式，技术成果的社会化也就成为空谈了。[12]这三个原则表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承认知识产权的基本调整是基础，进而再与反垄断法衔接。 2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观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法律界的关注。实践中，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 之后，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不断增多，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和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相关联是法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许可中，随着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多和保护范围扩大，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本来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落入他人的专利保护范围，成为进一步开发研究和生产经营的障碍。甚至鼓励创新的专利制度成为某些人恶意设置“诉讼陷阱”的工具，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一台DVD ，从部件到零件，其有效专利达1500件之多。我国的生产商要想顺利的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获得外国专利权人的许可，并要支付相当的费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必须本着既有利于刺激知识产品的创造又有利于知识产品被公众接近、利用的原则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识产权自身的体系中，有很多针对性的规定来协调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最重要的是，知识财产的保护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都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3 、平衡原则- 协调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 虽然从我国目前看来，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纳入反垄断的案件并不多，相关司法实践也没有统一标准，但其实二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会引起竞争的失衡进而被反垄断法所不容，其次，反垄断法事无巨细的前后审查又会破坏竞争主体意思自治和创新积极性。所以，要寻找一个恰当的标准，就是以竞争利益最大化来进行个案分析，在合同双方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并非可以通过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来确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评价和法官的个案认定。 第一，首先明确知识产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来规范，以保证个人意志和社会创新。“许可使用应该使版权所有者获益：这是设计版权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剥夺一个公司通过版权法和合同法的获益。”[14]因此，反垄断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的垄断，创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奖金。 这种具有“技术意义上的垄断”的企业由于一方面要同原有技术和产品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受到潜在竞争的威胁，因此实际上仍处于竞争之中。[15] 这段话说明，垄断地位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消除竞争，垄断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消费者将会最终受益。这一点从IT行业的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 另外，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矫正。 这种矫正应该是发生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给另一方不合理的义务或价格，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竞争可以接受的界限，这才是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微软与电脑设备生产商的“第一屏”条款中，微软公司并没有对“第一屏”的画面设置和显示做出过分不合理的约束，也没有限制制造商、消费者对“第一屏”之后画面重新设计。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观点，在合同自治的原则下，许可协议不可能仅仅保护许可人的利益。整体看来，许可使用合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双方的利益平衡必然会反映到合同的价格上。取得的权利越多，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德国的瓦尔特？欧根说：契约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来自家庭和企业经济计划的个人的自由契约，就不可能有通过完全竞争来对日常经济过程的调节”。[16]而且，这种“第一屏”条款可以通过降低培训成本、进行质量控制、明确商标标识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费者得到稳定、低廉的服务，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第一屏”条款并不是完全权利滥用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将反垄断的审查引入此条款，就会破坏合同的合意，破坏在竞争环境中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进而会付出损害社会技术进步的代价，这是反垄断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用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合同条款，权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垄断法的作用空间。 第二，反垄断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只要这种“保护”成为破坏竞争的保护伞，反垄断法就应责无旁贷的对此加以规范，以确保竞争结构的健康发展。 事实表明，契约自由有时不能保护市场供求双方的竞争，甚至可以用来消除竞争，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建立就是例证。企业利用契约自由来建立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又用契约自由导致强制性的契约。“契约自由”常常成为垄断集团证明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和享有相应权利的籍口。[17]正因为传统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过分推崇，才使权利滥用有可能成为合法现象。在知识产权法中，法律赋予了权利人的特权，给知识产品的收益划定了一个闭合空间，只能由权利人独享，自然引发和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矛盾。 正如本文开头的第一个案例，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针对反垄断诉讼，分别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做出了不利于微软公司的判决。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反垄断法面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现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并进行规范的。这是因为反垄断的性质决定。因此，尽管有“排他性”的“私权”壁垒，又有合同自由的说辞，但从社会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应该承认反垄断法介入的合理性。 第三，本文的结论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不再单纯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垄断豁免之列，而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对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应列入反垄断规制的范围中。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反垄断时考虑的已不只是规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规模来限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8]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达的看法：“客观的格式标准，通过公正的过程被认可，有一种‘实质上促进竞争的优点’。通过设定标准，可以提高产品的适用性，进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还可以通过投入及经济指标的标准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使新的进入者可以根据当前标准生产产品，降低市场准入障碍……”？？？？总体看来，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都关注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的最终利益。企业希望进行技术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车行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场主体只有在面对竞争时才有充分的动力进行改造，因此营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平衡不断加剧的竞争和进一步技术改造之间的利益。面对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问题越来越普遍，这时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不同部门法的立法深意，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 注释： [1]2000 年6 月微软公司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基本确认了微软采用反竞争手段维持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地位，但否定了初审法院试图将垄断地位扩展到浏览器软件领域的判决。11月6 日，微软与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个州和解。由于和本文论述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介绍。徐杰、时建中主编《经济法概论案例教程》第204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资料来源：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站 [2] 刘平周详《知识产权与物权比较研究》载于《知识产权》2003年第4 期 [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copyright law ，copy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du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copy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4] 笔者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是有期限并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 因此，此处讨论的独占也是相对的而并没有过于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之上，并不是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疑，而主要是从反垄断角度和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同时，我也并不否认，知识产权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 [5] “有效竞争”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目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竞争被视为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这种模式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作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标模式，关键是如何确立一个标准，以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竞争。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主要是从规范竞争性市场结构出发。按照德国康森巴赫的理论，优化的市场结构，市场上要有多个竞争者，他们的商品有适度的差异性，且市场的透明度高。王晓晔：《竞争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页 [6] 刘宁元司平平林燕萍：《国际反垄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页 [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9] “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原则。 “本身违法”适用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不合理地限制了贸易的行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为的存在，无需对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调查。一般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等。“合理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竞争的限制，但又不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是否构成违法须在慎重考察企业行为的意图、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之后，才能做出判断。 [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 [11]“1. it should not be presumed that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creates or increases market power ；2. competition policy should acknowledge and respect the basic rights granted under patent law ；3. a licensing restriction should not be prohibited under competition law if it leads to a situation which is less anticompetitive than would occur if there were no license at all（. competition agencies should not implicitly assume that if the restriction were proscribed， the license would still be granted）。 Where a licensing restriction fails this test，it should nevertheless be permitted under competition law if it is associated with sufficient actual or potential efficiency effects.”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12]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载于《知识产权》 [13]“But licensing should confer benefit on copyright owners ： that is part of the design of copyright law and of contracts. And success in the marketplace does not dispossess a firm of the benefits that copyright law and contract generally convey.”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 [14]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 [15]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 [16]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 [17]马洪雨《从“微软”案看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 兼论给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几点启示》载于《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4 期
母课题的名称是：知识产权与淘宝商城子课题：1、淘宝商城更名天猫：论企业商标战略2、企业进驻淘宝商城的商标注册与商标维权3、浅议淘宝网店图片盗用的版权侵权赔偿问题4、淘宝商城的版权保护问题研究以上题目是为知识产权量身打造的，请楼主写好之后一定要记得上传给我借鉴啊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下面是我整理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加强诚信法律制度建设;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3、农村法治建设;
4、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制建设;
5、完善征地的法制建设
6、外观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
7、论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的互动关系;
8、商业秘密保护及其立法;
9、贸易中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之解决原则;
10、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适用;
11、知识产权的间接侵权;
12、数字化图书馆时代知识产权问题;
13、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与知识产权请求权;
14、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完善;
15、TRIPS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查制度;
16、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17、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和权利让渡;
18、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方式;
19、企业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20、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
21、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2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平行进口;
23、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 WTO(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
24、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及侵权界定;
25、知识产权犯罪问题;
26、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出口检查制度;
27、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28、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29、知识产权出资制度的完善;
30、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思路：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多从这个方面详细分析。也从宪法保障的必要性出发，逐点阐述。
正文：宪法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是法律中最高层次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保障生命权不受公权力的侵犯，是宪法存在的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宪法并没有实行司法化，也就是说宪法不能当作审判的依据进行审判，这也使得宪法保障生命权规定很难落到实处。
但是从世界范围上看，宪法司法化是大势所趋，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也能进行宪法司法化活动。
生命权宪法保障的必要性：
(一)生命权得到保障的基础
由于宪法的特殊地位任何部门法都不能取代，所以宪法是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础。宪法规定的是我国根本制度，所以它对公民生命权保障最彻底。同时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宪法保障生命权不受国家机关的侵犯，也是我国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保障其他权利的基础。
(二)部门法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前提
在我国的宪法中，对于侵犯自然人生命权的现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行政法中，对于公民自然生命权也有明文规定。但是在我国的根本法宪法中，对于生命权却没有给予明确规定。正是由于这种现象存在，使得部门法对于生命权保障受到一定制约。
由于宪法没有对生命权明确规定，部门法在对生命权保护进行规范，可能会产生与宪法相冲突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司法的断层，不能够有效的保障公民的生命权。为了使部门法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宪法中写入生命权势在必行。
(三)适应全球化趋势的要求
在目前，很多国家都将生命权纳入宪法规定中。在西方国家宪法理念中，生命是每一个人共同享有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除了法律可以剥夺之外，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剥夺。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生命权纳入到了宪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我国必将顺应世界的潮流，将生命权纳入到宪法之中。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律得到了修改，但是我国的宪法依旧没有顺应世界的潮流，这也使得对宪法的修改呼声越来越高，故而将生命权纳入宪法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四)当前保护生命权的迫切需要
有调查显示，我国每年由于执法不公，滥用权力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尤其是在自然资源的开采行业，每年的死亡人数都在2万人以上。
在自然行业监管部门中，部门监管者和私企业主，对于工人生命权往往采取漠视态度，这就使得很多工人死于非命。
从本质上分析，可以体现我国的道德法律文化中对生命权的漠视。因此，将生命权纳入我国宪法之中，可以有效的提升民族的生命权意识，也可以及时唤醒政府工作人员对于生命权重视，保障所有公民切身利益，推进我国社会良好发展。
论宪法对人权的保障摘 要：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本文从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宪法人权条款实现的途径两方面探讨了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关键词：宪法 人权保障 保障机制 实现途径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1991年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国家干部都曾认为人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社会主义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今天，我们把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一、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虽然，人权的观念以及宪法的观念早已存在，但直到近代，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武器的人权以及与作为其胜利成果的宪法才共同来到人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人权与宪法是一对共生的现象。一部宪法的历史就是一幅争取和保障人权的历史。争取人权的历史过程也就构成了宪法变迁的历史过程。人权观念的演变导致了宪法观念的演变，宪法的变迁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它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一）人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全部意义。人权观念的演变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同，但其体现为保障的人权的目的性是一致的。1、近代宪法的观念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使人权得到保障的。人权的保障是目的，限制国家权力是手段。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 因此，近代的宪法尽管大多数都将人权的保障条款直接写进了宪法，但它体现出来的理念是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这与国家在自由竞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是相一致的。2、现代的宪法的人权价值已不仅在于为政府提供正当性基础，已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保障，为全社会提供了价值基础。“构成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不同形式体现共同体社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决定，建立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该部分作者是韩大元教授.）因此，在新历史时期，人权保障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新要求。（1）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不再是消极的，而且负有积极的义务，特别是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人权保障是衡量国家权力是否正当的一杆标尺。人权的保障的新需求，促使了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保护性义务”在逻辑上是国家义务的一部分，即基于人权的内在制约性要求，国家应通过立法界定个人行使权利的边界来实践其保护性义务。（2）人权保障的新要求还带来了国家权力运作的新模式。在新的时期，保障人权的新要求不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权、限制，而是逐渐走向了协力合作。 无论国家职能从近代的消极到现代的积极，还是国家权力从严格的分权制衡到合作，都是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的的。人权的原则构成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它支配着宪法的其它原则。“公共权力和道德以及法律规范的产生并不是权利的对立物，而是权利观念逻辑的产物。权力是作为强权的对立物产生的，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是为了给权利免受强权的侵害以有效地保护”。（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05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二）人权通过基本权利这一法律形式 “制度化”得到实定法的保护 。1、基本权利只是人权保障的一个方面。宪法通过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把人权变成实定法上可诉求的个人的权利，从而使人权具备了可直接实现的效力。这也是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的弊端进行修正的精义所在。（华尔特·墨菲：《宪政主义》，张千帆译，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这种微观上的保障从近代宪法上的“补充机制”变为现代宪法上的“主要机制”，即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直接规定不再是补充性的，而是直接和主要的方面。2、人权的内容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权利比人权的内容更为广泛。在法律形态上，人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和积极的基本权利（社会权）。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仅包括这两种形态，还包括人作为“市民”而享有的参政权等政治自由权利以及诉权。后两种权利是对前两者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权以及诉权，作为人权核心的其他基本权利也没有保障。因此，也有学者称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人权，是很有说服力的。（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05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人权通过基本权利得到了实现和保障，它也是基本权利扩张的指针。可以预测，人的主体性越强，人权观念就越发达，被要求写进宪法而加以保障的基本权利也就越多。上述宏观[第（一）方面]和微观[第（二）方面]两个方面宪法对人权的保障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个方面并不可能得到同等重视，但宪法的实践表明了宪法作为人权保障的价值法越来越深入人心，现代的宪法大多将人权的内容推到前台，并将之作为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尺，而不再仅仅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一）立法保障。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二）制度保障。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因此，制定宪法只是手段，实施宪法才是目的，要使宪法真正得以有效实施，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一般而言，宪法保障有两种方式：一是宪法自己的保障，即宪法自身确认和规定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如宪法中关于其自身的地位、效力、作用的规定；二是宪法监督，主要是通过合宪性审查、违宪性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宪法自己的保障已在宪法序言中有所规定，我们现在有待完善的是宪法监督制度，也即为在我国如何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宪法审查制度。（三）组织保障。我国人权保护的不足不仅表现为法律法规的缺乏、保障制度的不完备，同时也还表现为组织方面的缺失。对我国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权保护的专门机关，仅有一些民间性质的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然而，学术团体的纯学术性质，其他社会团体的“官办”性质，决定了它们的工作具有较大随意性，做出的决定也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它们对人权保障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有效保障人权，我国目前需要设立专门的人权保护机关。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一方面，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了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人权的内容及其保障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这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 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一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 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 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 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 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 二 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 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 [2] 《总理遗教》。 [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 [4] 《总理遣教》。 [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 [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 [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 [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你是学法律的么，我毕业论文写的是人权，所以资料还是很多，有兴趣的话给我发邮件吧。
浅析人权与国家主权国际法硕士 高琦〔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权的国际属性日益突现,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本文从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入手,逐步分析两者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即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但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两者是相互交织彼此联系的关系不可将两者对立开来，并提出正确对待人权与主权的方法。〔关键词〕人权 国家主权一、 人权与国家主权的概念人权，“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①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和破坏，国际社会才对人权问题给予广泛的关注和重视。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国际社会才用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他单一议题人权条约以及区域性人权条约等确认人权。但是，基本人权并不属于国际法调整的范围，它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只有国家的立法才能规定，也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因此人权问题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由此可见，人权具有两个属性：国内性和国际性②，但主要属性是国内性。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让·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③。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国家主权包括：(1)国家安全权，即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2)国家政治权，即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外交的权益。(3)国家经济发展权，即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4)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国际主权原则并非是国家绝对的权利，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例如：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但同时该国也有义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即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二、 人权与国家主权在新时期的关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昔日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性。随着整个世界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连结日益紧密化，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我认为在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上，简单地完全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难以阐明这一关系的。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④国家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而人权的国际保护则首先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因此人权与国家主权是辨证统一的关系⑤，人权与主权自始致终是不可分割的。首先，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或基本保障。一方面，国家主权反映并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人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由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通过立法并保障其实现的。无论是个人人权还是集体人权，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调整和保护是最主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人权内容中的最重要、最基本部分通常也是由国内法予以确认、保证实施的。一国人权的状况直接反映了一国的民主政治状况，各国应不断创造条件，为不断改善本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加以努力。另一方面，离开了国家主权，人权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可言的，只能沦落为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二等臣民”甚至“三等臣民”，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古今中外的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国权的基础作用还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人权遭到其他国家损害践踏时，特别是受到其他国家、民族的侵略时，只有主权国家才可能利用国际法积极开展外交斗争，揭露他国的违法和违犯人权的行为，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人权绝对不能离开主权，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其次，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人权保护的限制⑥。由于国家主权表现为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因此，对主权的制约，指的也是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方面的制约。在国内，由于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中都规定了公民应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这就构成了对国家主权中“对内最高权”的限制。代表国家行事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时，必须受它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国内法为政治设定了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法律义务，使得政府在行使对内最高权在国内进行统治时，不得为所欲为，否则就构成违法行为，就会遭致本国人民的反对乃至反抗。这种限制可以防止一个国家内政府独断专制局面的形成。在国际上，由于现代国际法将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的国际条约为各国政府普遍设立了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义务，这就构成了对国家主权中“对外独立权”的限制。最后，国家主权与人权是相互交织、彼此联系的关系。国内法涉及人权，国际法也涉及人权。而在人权领域内涉及的所有问题方面，人权保护无疑是引起冲突的主要方面。如果人权的国际、国内保护范围非常明确，那么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就会比较清楚，矛盾也就不会这样尖锐突出。例如，一般认为一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妇女、儿童等等都属于一国主权范围管辖的事项，任何外国或国际组织、国际集团都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一国在上述范围内的某些方面严重损害其公民的正当权利，无疑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象南非前政府推行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的制度，严重地侵犯和践踏基本人权，就受到了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制裁，而南非当局是难以用“不干涉内政”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的。所以在人权与国家主权的相互关系上，应该强调其对立统一性。那种将两者隔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国际社会不存在任何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人权，也不允许行使侵犯公认的基本人权的主权。三、 推动人权与国家主权和睦发展从以上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两者有时统一有时对立，为了调和他们的矛盾、促进人权与主权的和睦发展，现提出如下方法：首先，以坚持国家主权为原则，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基本价值取向，加强国内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一方面要求国家享有主权，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又因为，人权虽然受制于国权，但人权又能反作用于国权，人权的实现和保障工作做得好，就能巩固国家的主权。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了国家制度的好处，他就会拥护政府，同一切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从而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权。而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又是一国国内人权有效保护的途径，所以不断加强国内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有利于保护国家主权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其次，以国际人权保护的相关条约为依据，以多边对话的方式处理有争议的国际人权问题⑦。由于人权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同时人权的国际保护又是以国际条约或区际性条约予以确认的，所以处理有争议的人权问题时，通过联合国对存在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家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由于国际社会中关于人权的标准、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干预的限度、方式等具体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当事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激烈的争议尤为突出。以单方的理解很难解决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实践中通过长期、建设性的积极对话已经促进了各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因此多边对话的方式是解决国际人权争议的合理、有效的方法。〔参考书目〕1、《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倪学伟《试论人权的性质》载于、《国际法》 王铁崖主编 法律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一版4、《论国家主权与人权》 王虎华 载《法学》1999年第6期。5、《试论邓小平人权标准的一贯性》 王金全 载《重庆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6、《对国家主权基本特征的再认识》 刘早荣 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7、《试论中欧人权观念的差异与认同要素》 刘小林/盖伊·希斯考特 载《欧洲》2000年第5期
教育 学沉浮于中国近一个世纪多的历史,一路走来,也曾经迎来一批杰出的教育学家如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徐特立、杨秀峰等,他们倡导发动的教育实践改革运动,引领了时代的教育思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教育学的论文 范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
[摘要]将教育学理论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结果，也是符合当前时代和学生身心特点的必然趋势，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校应该积极重视教育学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本文主要对教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对其影响和具体策略进行了讨论，以期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教育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学之间其实是相通的，因而将教育学理论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重要价值，因而高校应该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用教育学理论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革新，不断进步。
一、教育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教育学中发展出来的，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进行研究，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研究，虽然两者从研究对象上看存在着不同，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且教育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发展上，而且也体现在教育实践当中，具体来说教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离不开教育学理论。教育学主要是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教育学理论，也可以说教育学理论属于认识理论的一种，而这种理论也是在近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是教育习俗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原有的教育习俗认识在教育生活 经验 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思想和认识，这就会使得教育习俗认识之间产生矛盾和歧义，并且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丰富，这些传统的教育习俗认识也不能够解释很多教育活动中的问题，这就促使科学教育学体系和理论诞生，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认识论的部分主要就来自于生活习俗和教育理论当中。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是来自于日常家庭和学校教育生活当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也往往通过借助于日常的习俗认识来进行，而这些日常教育习俗就是教育学理论诞生的基础部分。并且随着现代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学校和家庭也逐渐受到现代教育学理论的影响，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会采取一些教育学理论上的方法，这些都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部分。在高校中，学生的自身素质与基础教育阶段有了很大提升，因而日常教育习俗已经不能满足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更应该借助于现代教育学理论来支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现代教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思想政教育理论框架。
(二)、教育学理论能够帮助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教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到的解决教育方面问题的方法和规律，因而对于解释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也同样如此，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科学解释，教育学能够清楚明确教育问题，这是教育学理论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属于教育问题之一，因而教育学理论也同样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明确界定。再者，教育学理论能够对教育问题进行科学解释，包括通过专门的术语、概念来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这时日常语言所做不到的，作为教育问题中的一部分，教育学理论也能够运用专门的语言或概念来解释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而且这种解释是建立在科学根据基础上的，而不是根据直接感性经验判断出来的，这就使得运用教育学理论解释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带有了科学性和理性，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部分，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层次提升了一个等级。正是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不断的科学及时，才促进了人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不断增加，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知识的增长，对于更加有效解释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更高价值的，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学理论的应用
(一)、培养坚定正确的教育态度教育态度是教师在进行教育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体现，正确的、积极的教育态度能够不断促进教育工作的发展，推动教育工作者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当中，也能够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而消极的教育态度则会阻碍教育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由此可见教育态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影响。而积极正确教育态度的培养与教育学理论是分不开的，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对于养成积极正确的教育态度，树立坚定的教育信念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多多积累自身的教育学知识，在用教育学理论来支撑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树立积极的教育态度和信念，让自己能够积极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这样才能不断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步。
(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身理论素质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各项教育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而教育学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理论素质，通过对教育学理论的不断学习能够不断丰富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让教师能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学理论的学习不仅能够让教师掌握教育方面的基本问题和概念，而且也能够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来面对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不断用自身的观点和见解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目标和方向，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关键。再者，深入教育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能够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视野。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往往是依靠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和自身经验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这种方法是比较片面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从多个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论证和思考，也没有将自身经验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结合起来，使得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因而在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教师应该多多学习和浏览教育学理论方面的知识，了解有关一个教育问题的各种观点和流派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一个教育问题进行不同解释，从中体会教育问题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从不同的观念和观点中找出最适合当前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并且学会将自身的经验和教育理论高度结合起来，不断丰富自身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走出经验主义教学的怪圈，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开阔自身的理论眼界，接触更多国内外的教育学理论和流派，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打好理论基础。
(三)、运用教育学理论研究方法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教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质性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对多种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对现有的社会现象或问题进行整体性探究，而后通过归纳、整理形成相应的理论，在现代教育学理论研究中非常常见，也是现代教育学研究者比较推崇的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也同样适合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中的基础课程，包括很多学科方面的内容，像是心理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内容，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跨学科的体系，而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对于涉及如此多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是非常有价值的，质性研究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值得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借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人的思想观念行为进行研究，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的关注，而质性研究方法也是关注于人的价值，这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是相通的，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于突出人思想价值研究主体，加深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层次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质性研究方法强调意义建构和深度解释，强调对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进行研究，这一点非常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需求，通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深层和最基本的教育问题，通过从整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究，能够不断深入行为和思想之间，揭示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本质关系，同时研究人的思想行为来分析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从中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质性研究方法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展和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结语
教育学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础，其不仅能够解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教育问题，而且还能够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因而教育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非常高，高校应该充分认识教育学理论的价值，将其更好地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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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牟向东.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J〕.中国教育学刊,2015，(03).
关于教育学的论文范文二：教育学三维一体改革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以及人类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方式已很难适应当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学生作为受教育者，教师及学校作为教育者，三者之间要灵活的转变角色，加强相互间的有效互动及合作，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在复杂的教学情境中的应变能力、实践能力，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
关键词：教育学原理;案例教学;改革创新
一、引言
教育学原理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及欲取得教师资格证的高校学生来说，是一门基础性课程，同样也是教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学生通过对教育学原理的学习，在教育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以及规律、原理等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础，有效帮助学生树立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及开拓 思维方式 ，了解本项课程的研究方向及发展趋势，在了解教育学原理知识点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性、系统的把握，并将其逐步应用到教育实践当中，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教育学原理课程在高校课程的设置中，由于概念复杂、内容枯燥以及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教育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观念以及教学策略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教师教学思想、教育观念的滞后，使得一些新的知识不能有效传递给学生，教育学原理课程需要系统化的改革及创新。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具备一个系统性的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本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内容，在掌握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独立进行学科研究，教育学原理学科共分为三个研究方向，即：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科学研究法以及成人教育学。教育基本理论主要是教育的本质上及历史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体现教育的价值，教育发展与政治、经济、 文化 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科学研究法主要是在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教育问题的实践、教育工作的评价以及教育工作中讯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
二、受教育者——学生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式
当前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着自身综合素质缺乏和实践能力的锻炼与积累等方面的问题。高校学生通过较长时间学习，对理论水平的掌握程度较高，但是仅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技能，需要较强的综合素质及扎实专业知识，综合素质主要是包含学习能力、知识掌握等。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高校学生要从自身学习实际出发，增强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积极调整心态，主动的参加到 社会实践 活动中，深入社会发展中，丰富实践经验，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为以后的就业创造有利的条件，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适应工作环境，增强自身能力，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三、知识传授者——教师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法
(一)对基础教学实际的了解以及对案例 教学方法 的应用
1.存在问题
当前高校教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对基础教育实际的了解以及对案例教学的有效应用。高校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所研究的课题以高等教育理论为主，对于基础教学的实际情况的了解相对较少，高校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较为单一，实践机会较少。由于缺乏教学实践，使得一些教师只能按照书本所设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创新及实践与理论不能很好的结合。
2.解决办法
当前高校教育需要教师在结合课程理念的基础上，多参加教学实践，根据教学理念和教育课程大纲，设定教学任务及教学目标，在所设定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教学实践对教育学原理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为教学材料，向学生呈现特定的环境、具体的事件，组织学生对案例材料进行积极主动的探讨，提高学生在特定情境中英语教育学原理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案例材料分析的过程中，要注重改变传统教育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改变单调、枯燥、乏味的教学课堂环境，营造自然、轻松、积极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和教师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教师的教学思想及责任感
教师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拥有自身的见解拥有辨别新思想的能力，构建一个适合当前教育发展及未来教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以清晰的思维来辨别复杂的教学思想，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来面对、选择传统的教育思想。高校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有坚定的态度和立场，切不可人云亦云，教师要根据自身发展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最大化的替身自身能力，这样既是对自己负责，同样也是对学生负责。师德是教师得到学生尊重的基础，树立师德，能让教师在学生期待的知识的目光中不断反省、检讨自身的教学方式，促进教师以现金的教学思维教育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表达自己对教育学原理知识的见解，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四、学校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学校教育评价之急的不完善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高等院校教育过于种种对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必要的教育教学实践，一些高校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现象，大多数的一线教师拥有较强的理论技能但是缺乏相对的实践，缺乏必要的专业教学知识还缺乏教育改革的规律，使得教学研究工作仅局限于教育理念的研究，忽视了实践与教育相结合，对于教育学所涉及的实践内容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认知。教育学原理课程是对教育学专业的基础概括，它是教育专业学生对本专业进行探究和认知的起点。教育学原理的基础地位在于让学生形成初次理论化的思维，从教学实际出发，学校承担着从理论到实践的连接者。高校在构建教育学体系时，不能过于理论化，要更多的体现出教育学原理在教育学专业中的价值所在，促进教育学的建设和重构，促进教育教学实践在现实中的发展。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接受知识、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媒介，学校教育的发展能有效促进教学改革的发展和创新，学校在对教学体系进行构建时，要保持教育学理念的活力和创造力，融入科学气息和时代气息，准确把握教育学理论的精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知识和能力的双方面增长，从教育学理论和教学实际出发，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逐步应用理论解决问题，以教育学理论为依托，以现实发展为突破点，构建极具鲜明时代特征和反应当代经济文化的课程。
五、结语
学校在构建教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进行深入的改革和探究，教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为教育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课程保障，使教育学原理成为更加完整、逻辑性更强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教师要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积极创设教学环境，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尊重学生的价值，并不断引导学生认识、探索教育学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1]林佳.“教育学原理”三维一体的改革探讨[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
[2]赵静.“导•学•评三维一体”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
[3]谢慧.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互动德育网络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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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论文评价包括的特征有前提假设，思维定势和价值倾向。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得知。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1. 哲学研究： 特点： 哲学研究也称为思辨研究或者理论研究。该研究方法主要关注的是“是什么”或“为什么”，偶尔也关注“有什么”或者“怎么办”。从论证方法的角度，哲学研究可以分为演绎法，归纳法和类比法。哲学研究包括：本质研究，即“是什么”；价值研究，即“为什么”；三是对策研究，即“怎么办”。 价值研究的主题一般表述为“论„„的价值”，与之类似的主题还有“论…的意义”、“论…的作用”、“论…的地位”、“论…的意义和作用”。 本质研究的主题一般表述为“论…的本质”，与之类似的主题还有“论…的特征”、“论…的关键特征”、“论…的本质特征”、“论…和…的本质差别”、“…的定义”。 批判研究也可称为“元研究”（meta-study）。布列钦卡将“教育学”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是哲学研究（或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同时，他又将有关教育学的批判和反思称为“元研究”（与之相应的学问可称为“元教育学”）。 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哲学研究就是首先解释一个研究是什么，然后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最后得出怎么做的研究方法。 代表文献： 陈明选 走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教育技术的研究反思与转型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7（2）。 选择理由： 首先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转型的背景包括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持续催化，面向学习的发展机遇。这些原因导致了教育技术研究的转型，也就是哲学研究中的“为什么”。其次文章的第二部分描述了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的研究现状，即“核心理论体系的缺失”，“学科方法论需要创新”以及“研究成果转化亟待加强”等问题，这一部分属于哲学中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教育技术学研究需要转型。文章的第三部分，就教育技术学转型的方法做了描述，包括“重视顶层设计，加强核心理论体系建设”，“更新方法论基础，深化研究内容和方法”，“产学结合，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言行一致，先改变自己，在改变别人”这四个部分的具体方法做了论述，即对于之前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做了描述，有对未来的转型方向做了引导。综上所述，这篇文章我认为是一篇典型的哲学研究文章。 2. 实践研究： 特点： 实践研究主要显示为日常的教育改革、经验总结和教育对策。实践研究往往“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大量采用“纲领性定义”、口号和比喻来叙述事实。也因此，实践研究是非学术性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践研究是低级的或不重要的研究，恰恰相反，实践研究事关“实践智慧”，它比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或科学研究更复杂也更艰难。 实践研究共有三种呈现方式：①教育改革类似教育实验，也可称之为“问题解决”或“变革型实验研究”、“实践的行动研究”。②经验总结也可以称为“教育反思”。③对策研究，即呈现为某种对策研究或教育理想、方案设计。 代表文献： 梁林梅 新时期教育技术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与反思—由南国农教授报告引发的思考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 （1） 选择理由： 这篇论文是基于南国农在2009年的11月在江南大学召开的“新世纪教育发展前沿问题高层论坛”中做的报告，而引发的思考。南先生在报告中谈到了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学科前沿?新时期中国教育技术要寻求新发展，路在何方?南先生对于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现状及重要问题高屋建领的分析和阐释，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不但从历史的视角，更从整体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反思自身所处的学科领域，在与会者心目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并且这篇文章对于我国新时期教育技术面临的关键问题与反思，分析了①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学术时髦，更不是一剂万能良药。②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应该多元而开放。③自主与依附的抗争:关于中国教育技术发展本土化的思考，三个方面的教学对策。符合实践研究的基本特点，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属于实践研究的论文。 3. 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 特点： 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者对数据的敏感程度，主要采用数字和量度来提交研究报告。量化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问卷法与测量法，内容分析法和元分析法。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数据实现的论证方式，用数据的变化，以及使用数据来支持研究。 代表文献： 赵建民 张玲玉 高校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接受度的实证研究——基于 DTPB 与 TTF 整合的视角 [J] 现代教育技术2017 选择理由： 这篇论文是针对高校教师对混合是教学接受度的实证研究，在基于理论基础的前提上，设计了研究假设，然后进行了量表的设计，进行了数据的收集与样本描述，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以及模型验证，最后依据数据对结果进行了分析。论文的整个过程符合量化研究的要求，严格依据数据说明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的文章。 4. 实证研究中的质性研究。 特点： 在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文字叙述的方式提交研究报告。质的调查研究主要包括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访谈法、观察法和档案法）、现象学研究（主要是体验研究）和自传法。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我认为实证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是与量化研究截然相反的一种研究方式，前者更倾向于利用文字的方式来描述研究过程，而后者主要依据的数据，对于研究中的很多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利用数据来说明很多的问题，所以利用文字的方式进行描述，以此来说明研究的准确性与可行性，以及研究最后的结果。 代表文献： 赵呈领 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教学设计研究 [J] 2011（1） 选择理由： 文章根据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的教学要求和框架结构设计了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验课设计方案。具体包括明确教学目标，设定总任务，分析教学内容及学习者，设定并实施分任务以及具体任务。通过对任务驱动教学法在现代教育技术实践中的教学设计的研究，画出了现代教育技术实验课框架图，通过对图的描述结合教学实践的案例进行分析，教学实践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任务驱动法的实验课教学设计，结构合理、操作灵活、实施流程简单，设计的任务也都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反馈的信息也表明通过教育技术实验课的学习他们既掌握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技能，也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该文章利用相关理论设计出的一套教学设计并运用于课堂最后得出结论，属于实证研究中的质性研究。 5 ．实证研究中的历史研究 特点： 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实证研究中的历史研究就是通过叙述历史来说明其显著的效应，根据历史，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时间的过去与现在，并且通过实证研究来预测事件的未来，与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比这个研究的方法因其具有历史这一铁证，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支持。 代表文献： 李艺 谈教育技术研究中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的缺失 [J] 电化教育研究2012（4） 选择理由： 这篇论文就改革开放已来，我国的学课建设取得的成绩，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我国的教育技术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教育技术研究中，在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三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这种情况正在制着教育技术的发展。这篇文章以历史为角度，说明了教育技术学文化传承的缺失包括“思想引进‘食洋不化’”和“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两个方面的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和“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包括“对‘学派’朴素的误解”和“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等问题。最后说明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予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这篇文章以历史为角度分析了教育技术发展中的问题，我认为属于一篇实证研究中的历史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