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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汉代羽人形象试探上面可以看。也许是你所需要的。
“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说“疑冢”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冢”。中华文化那叫一个博大精深。比如说汉字，“墓”、“坟”、“茔”、“冢”、“丘”、“垅（垄）”、“山”、“陵”、“寝”，以及不太常用的“土”、“培”、“堬”、“垜”，表面看指的都是同一种事物——人死之后的埋骨之所，但在古人看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有着明显的差别。“墓”，指的是掘坑穴葬后盖土与地平齐，不植树。这当中透漏出的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丧葬观念——“不树不封”，《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就是古人下葬之后是不会在地面上起坟头的。所以“墓”字在这几个字中堪称最为原始、正宗。“坟”，恰好与“墓”相对，它的本义就是土堆，在先秦专指葬后地面上积土成堆。“茔”，意思是墓地，是用作墓葬的那块土地的本身。“冢”，本义是大，《红楼梦》里面称秦可卿为“冢孙妇”意思可不是她死了，而是说她是嫡长孙之妻，嫡长，在家族中当然意味着“大”。《说文》，解释说：“冢者，高坟也。”也就是说只有封土高大的坟，才能叫“冢”。“丘”，本意就是葬穴上的封土堆，“垅”、“垄”的概念与此相近。但是，在礼法等级森严的先秦时期，普通人只能能用“墓”、 “坟”、“垅（垄）”，王公级别的人才能够用“丘”，如苏州虎丘，就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这里而得名。比“丘”规格更高的是“山”和“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意思就是，在秦朝，“山”是称呼天子坟墓的专有名词，到了汉朝，刘帮把规矩改了，叫“陵”，所以“山陵”专指帝王之墓，不能乱用。至今八宝山那个也只能用“公墓”，孙中山、蒋介石的安息之地才能叫“中山陵”、“蒋陵”。墓葬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是“寝”。寝原指正式的起卧房间，古代的宫殿都是“前朝后寝”，即前面用于朝见办公，后面用于起居饮食。君主死后要“寝庙奕奕”，就是说庙和寝相连，前面的“庙”中供奉牌位，用于祭祀，后面的“寝”中安放帝王生前的衣物用具，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来秦始皇把寝和庙分离，庙仍然留在国都，寝则转移到陵墓附近。按照礼仪，每个月庙中祭祀的日子，就有专人把寝里供奉的衣物送到庙中转一圈，表示皇帝来接受了祭祀。这种礼仪延续到了汉朝，但汉惠帝刘盈看望吕后所走的复道刚好在刘邦衣冠从寝到庙的那条路的上方，活着的皇帝不愿意绕路，大臣要避免礼制不合就只能打死鬼皇帝的主意，于是把庙也挪出了长安，迁到刘邦的长陵附近。从此寝、庙进一步与陵结合，非但有山一样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巍峨的寝殿供灵魂游豫享乐，这才是最高等级、皇帝专用的墓地。除了称谓不同，还有很多其他规矩。比如《周礼·春官》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都要与死者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便是越礼。汉代这个规定仍然有效，“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侯曰‘封’”，“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连盛殓用的棺材，也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不同规格，身份越高，棺椁层数就越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就是说，除了直接盛放尸的“棺”，天子在棺外还可以加四重“椁”，封为公侯的人可以棺外三重椁，侯爵、大夫递减，到了“士”这一级只能用棺来直接下葬，不能再套椁。《论语》里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亡，颜回的父亲想拆了孔子的车给颜回做一层椁，被孔子断然拒绝。除了舍不得车的因素，孔子更怕越礼，因为颜回是“士”，按照礼法是不能用椁的。鼎，在先秦时最重要的礼器，贵族要“列鼎而食”，用鼎的数目是规定好的。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入葬的时候，随葬的鼎也要照此规定，丝毫不能逾越。可以说，看看墓的封土、棺椁、随葬礼器，大致就能判断出墓主是哪个阶层的人。上古人之所以不树不封，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很短，犯不着为尸体费那么大劲。后来生产力发展，家有余财，生年延长，时间也充裕了，于是有功夫去怀念逝去的亲人。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于是，不树不封的狭义的“墓”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封土，从堆土成丘到最后“因山为陵”——直接拿一座山当封土堆，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儿子的一片孝心。其实还不仅是儿子，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生前就开始选址给自己营造墓地，跟买地盖房一个道理，自己选的才最满意，并不存什么忌讳。“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秦始皇从继位就开始搞工程，前后征发了70多万人，对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规模搞得再大，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能不能来享受墓中陪葬的一切，这事儿谁都不敢打包票，秦始皇也不能先死一次试试，于是他后来开始研究长生不老，尽量避免自己赔本。地上的坟头越来越多，地下的墓穴当然也越挖越大，填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生前的日用品或珍爱之物，到成堆的金银财宝、成箱古玩字画，中国社会的厚葬风气形成了。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司母辛”大方鼎，另有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墓主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可见早在商代就有了厚葬的现象，当然，比之后世帝王，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厚葬，本质上还是和儒家大力宣扬的“孝”相关。《礼记》说：“事死如事生”，《汉书》说：“事亡如事存”，孝顺的后背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尊长，死活不是问题，阴阳不是距离。尤其遇上老爷子指定某件珍品陪葬的时候，儿子再舍不得也得打落门牙和血吞。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一定要拿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本殉葬。高宗李治虽然也酷爱王羲之，满心不乐意，最后还是得按照老爹的意思来。到了唐朝末年，节度使温韬以盗墓为己任，“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兰亭集序》自此不知所踪。不知李治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得再死一次。
这是最权威，最标准的资料。汉墓壁画的发现，始于东北地区。从20世纪初到1945年，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东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先后发掘了辽宁省辽阳北园、迎水寺、玉皇庙、南林子及大连营城子等地的汉魏时代的壁画墓。20年代末，河南省洛阳市旧城西八里台的一座西汉晚期空心砖壁画墓也因被盗掘而发现，部分空心砖现藏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和1955年，在河北省望都县先后发掘了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到1966年止，通过对洛阳市烧沟西汉晚期无名氏壁画墓（见）、山西省平陆枣园村墓、江苏省徐州黄山陇、山东省梁山后银山、河南省密县打虎亭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壁画墓(见)、内蒙古托克托及辽阳棒台子和三道壕等多座壁画墓的发掘，初步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情况及其区域特点。70年代，又先后发掘了河北省安平逯家庄、定县八里店、陕西省千阳、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和洛阳西汉晚期卜千秋壁画墓(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产生年代和壁画题材内容。1986年8月,又发掘了辽阳北园3号墓。1987年4月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发现的西汉墓壁画是迄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图壁画。至此已发掘的汉壁画墓共计30多座。[编辑本段]分期与分区汉墓壁画可分前、后期。前期为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仅有八里台、 烧沟无名氏、卜千秋、枣园、千阳、西安、内蒙古鄂托克、商丘等地8座;后期为东汉中、晚期，包括此外所有汉墓壁画。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强大族厚葬习俗的发展，在当时经济文化中心或军事要塞便出现了壁画墓。后期壁画墓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它们的分布可划分为6个区域：①豫、陕、晋区,主要是前期的8座壁画墓。②豫、苏、皖、晋区，主要有打虎亭、黄山陇、后银山及安徽亳州董园村等地的壁画墓。③冀中南区，主要有望都所药村、安平逯家庄、 定县八里庄等地的壁画墓。以上3个区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④长城沿线区，主要有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霍洛柴登以陕北榆林等地的壁画墓。这一区域是东汉政府北方的边防重地。⑤辽南区，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辽阳市北郊太子河两岸地带，主要有北园、棒台子、三道壕车骑墓等壁画墓，此外还包括大连市营城子壁画墓。辽阳是当时辽阳郡首府，汉魏之际是公孙氏割据政权统治的中心,也是未经汉末战乱,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地区。⑥河西区，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有一些简单的壁画墓。[编辑本段]第一区域类型特点第 1区域洛阳的无名氏墓和卜千秋墓都是带双丁字形耳室的仿券顶空心砖墓，千阳墓则为拱形顶的土洞墓，枣园村墓为小砖券墓。墓室规模都较小，长仅4～6米多一点。壁画内容都以天象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庄园、农耕题材。以王莽新朝（公元9～23）前后的枣园村墓为例,墓长米,由1个主室和1个耳室组成。主室内绘满壁画,券顶上绘有云气和四神图，四壁绘有车马、房屋和人物。其中绘在南壁和西壁的牛耕和耧播图，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绘画作品。这一期壁画,构图简单,风格质朴，有的甚至还保留着西汉早期帛画的某些特征。西安交通大学内的西汉墓天象图壁画,表现大型二十八宿图像,构图浑然一体，色彩明艳焕丽。墓中主室壁画上部代表天空，下部象征山川大地。上部壁画以仙鹤、祥云和日月星辰图案为主，绘有二十八宿星辰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图像。彩云间绘有一组组仙鹤,翔状各异；祥云线条流畅，运笔自如。二十八宿加绘形象生动的人物、动物来说明各宿的名称，使人一目了然。壁画还使人看到中国最早的晕染法绘画技巧。[编辑本段]第二到四区域类型特点第2～4区域各具特点。豫、苏、皖、晋区的壁画墓，像本区域流行的墓一样，大多采用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而且壁画和画像石往往混用。墓型有两种：①较简单的如东汉中期的后银山墓，是砖石结构前后室墓，长米，宽米，壁画绘于前室，内容主要有淳于卿出行、曲成侯驿故事和天象等；②东汉晚期的墓室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15米左右。其中黄山陇墓和董园村2号墓为纯石结构,打虎亭汉墓为砖石混合结构。除黄山陇墓外,其余3墓墓门都有精美的石刻画像。墓主车骑出行和乐舞百戏是本区壁画的主要内容。冀中至冀南区全是规模宏伟的多室砖墓,多横券顶,一般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20米左右。其中望都2号墓具五重主室,全长达32米。安平逯家庄墓，墓室由前、中、后室以及耳室、侧室共10个室组成，全长19米。在前室南耳室、中室、中室南耳室绘有车马出行、鸟瞰建筑群、属吏、乐舞等巨幅壁画。根据出行图的导从制度和墨书题记纪年，墓主当为死于灵帝熹平五年 (176)的安平王。人物众多的属吏图是本区最富有特色的壁画内容。长城沿线区的墓形与冀中、冀南区相近，但多穹窿顶。其中，托克托县闵氏墓由前、中、后三重主室和5个耳室组成,全长13米多。壁画主要绘于中室及东、西耳室,内容残存有侍女、车马、庖厨等,画像旁的墨书榜题，证明墓主为闵姓豪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是本区最大，同时也是迄今所见内容最丰富的汉墓壁画。榆林一带的汉墓壁画，多以朱、黑等色直接绘于砖墓上,内容主要有车马、人物、建筑等,其年代可能早至东汉中期。辽阳区的壁画墓除营城子为砖结构外，其他全为石结构。大型墓平面呈方形，由前室、后室、回廊、两个耳室和数目不等的小室组成，长、宽一般均在7米左右。小型墓由前室、后室和1或2个耳室组成,后室多分为2个或3个棺室,一般长5米左右。壁画直接绘于石面，内容以车骑出行、百戏和宴饮等为主。[编辑本段]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与前期相比，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是：①墓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②壁画面积增加，一般在50平方米以上,有的近200平方米，而且有许多情节复杂、幅面宽阔的连壁巨作；③内容丰富，除表现墓主经历、身份、权力、威仪和财富的车骑出行外，乐舞百戏、属吏、坞壁、农耕等成为主要题材，而且出现了祥瑞图；④绘画技法多样，壁画艺术水平较高；⑤墨书榜题较多，使壁画内容一望可知。[编辑本段]题材内容大致可归纳为7类:①表现墓主庄园中生产活动场面的农耕、桑园、放牧、射猎等； ②表现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的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属吏、幕府以及坞壁等； ③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燕居、庖厨、 宴饮、乐舞百戏等； ④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经史故事，如孔子、老子、周公一类的古代圣贤，荆轲、伍子胥一类的忠臣义士，丁兰、秋胡妻一类的孝子列女等； ⑤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 ⑥在天人感应论影响下产生的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 ⑦天象类，如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类内容在墓中的分布，一般是①、②、③、④类内容绘于前、中、后室或耳室，⑤、⑥、⑦类内容绘于墓室顶部和墓门部位。[编辑本段]技法以毛笔为主要绘画工具，使用朱、 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因而壁画色彩历久不变,发现时一般都很鲜艳。造型手法上继承春秋晚期以来的写实而夸张的传统，在绘制技巧上则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前期技法还比较单一，到东汉晚期，出现了大笔涂刷的写意法、没骨法、白描法,有的画面如望都1号墓的属吏人物还使用了渲染法。在构图上，它已摆脱了春秋晚期以来呆板的图案式横向排列的形式，注意讲求比例和透视关系。这些成就，为中国绘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编辑本段]思想渊源汉墓壁画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统治者提倡孝道和厚葬，产生“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特别是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孝廉的制度，是人们踏上宦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所谓“崇饰丧祀以言孝，盛饷宾客以求名”的风气四处弥漫，厚葬之风越演越烈。很多人竭家所有，为父母或自己修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壁面上，大量绘制表现生前权势、威仪和财富的生活及历史神异形象，以期获得“孝”的声誉，有利于仕宦之途，这就是汉墓壁画盛行的社会根源所在。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研究对象是两汉时期的基室壁画。“壁画”一词，广义来说泛指以任何工具和技法绘制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狭义来说专指以笔和墨及各色颜料之类绘画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中国考古学对“壁画”的研究，主要采其狭义的解释。汉代墓室内的墨笔彩绘画像，与画像石、画像砖、石棺画以及其它器物表面的画像等，各有相当数量的遗存，各有定名，也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本论文是对汉代墓室壁画的考古学综合研究。研究方法是对中国各地出土的数十座汉代壁画墓标本进行收集、分类、排列、整理、比较、分析，探讨从西汉到东汉时期，壁画墓及墓室壁画的发展状况，重点研究墓室壁画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墓主画像研究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崔芬墓壁画初探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承担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等课题。郑岩多次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并协同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先生发起“汉唐之间”中国考古美术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集三部。郑岩先生多次提出“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领域的次学科，并且将其定义为“以考古提供的材料为核心，融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郑岩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和《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二文中详实的论述了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新学科的发展演变史。郑岩先后翻译多部外文美术史著作，其个人论文亦多次被翻译到国际学术界，在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领域达到国际水平。
墓志墓志，Epitaph随葬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多刻于石和砖上，个别以铁铸或瓷烧成。内容包括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和韵语颂辞等。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皆不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所记内容真实，可作历史资料，也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依据。埋入墓中的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用韵语所作之铭，故又称为墓志铭。一般多刻于石上，也有写刻于砖上的，还有个别的是用铁铸或瓷土烧成的。中国墓志约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盛行。日本、朝鲜受中国的影响也有墓志，日本的最早出现于奈良时代前期。河南洛阳出土的汉延平元年 (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虽不自称为墓志，但所记的内容已与墓志相近。江苏邳县元嘉元年 （151）缪宇墓后室石门上方所刻的题记，有官职姓名、死葬日期、韵语颂辞，实为后世墓志铭之滥觞。当时由于盛行在墓前立碑，故此种埋入墓中的石刻文字是很少见的。魏晋时期严禁在墓前立碑，而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的数量增多，如洛阳出土的永平元年(291)徐夫人菅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碑，形式和内容都与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体缩小而已。其后，有作圭形的，如洛阳出土元康九年徐美人墓志；有作竖长方形的，如北京出土的永嘉元年（307）华若墓志。它们都自称为“铭”，因为志文后皆有四言韵语组成的“颂”辞。也有比较简单的，只记姓名和卒年的，如江苏镇江出土的升平元年 (357)刘尅墓志。自称为“墓志铭”的是山东益都出土的刘宋大明八年 (464)《刘怀民墓志铭》，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志铭。6世纪初的南北朝后期，墓志逐渐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盖多呈盝顶形，也有个别作龟形的。墓志盖在南北朝时期尚不普遍，隋唐以后，志盖相合，遂成定制。志文的内容也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文体，首先叙述死者姓名、籍贯和家世谱系；再记其生平事迹，官职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最后记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志文后为四字韵语的“铭”，以表达悼念哀思之情。南北朝至隋的墓志上皆不署撰者书者姓名，唐代以后才在志文标题下署撰者书者姓名和官衔。也偶有自撰墓志的，如甘肃兰州出土的明彭泽墓志，志前线刻彭泽肖像，志文为彭泽自述，长达7000余字，是特殊的一例。
墓志分上下两层，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墓志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更是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化表现形式。
墓志分两部分，上面的叫墓志盖，以篆书较多，多写朝代、籍贯、官阶、姓名等。下面的叫墓志铭，以楷书居多，详细书写姓名朝代籍贯、官阶，主要是生平事迹和生于哪年死于哪年，还有祝词，多是赞扬的话。
张黑女墓志的笔法特点如下：
一是中侧并用，方圆兼施。
二是横平竖直，不僵不滞。
三是风骨内敛，自然高雅。
四是化入篆隶，神韵风骨。
五是用笔厚重，形质拙实。
六是外貌秀美，刚柔相济。
七是点画轻盈,行笔顺畅。
一、章法：
章法，是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关系的安排与布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整幅作品的“布白”，又称为“大章法”，通俗上，我们把一个字里点画的安排，和一个字与多个字之间布置的关系称为“小章法”。
两者是一个道理，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整幅作品，而后者强调的是单个字。也就是“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
《张黑女墓志》在空间布白上虚多实少，以虚为主，实为辅，二者相互映衬。各个点画在空间上的分布飘逸脱尘，空灵隽永。
章法布局精美，字距大于行距。文章最后几行出现的类似于行书的章法，又为整篇作品锦上添花。此帖还出现了删字符号，例如“长”字右侧的三个点，这种做法在行草书中多常见，在楷书中却甚为少见。
二、结构：
《张黑女墓志》的结构舒雅自然，包括了虚实、正斜、疏密、舒敛等许多的对比因素在其中，看起来结构自然统一。此志虽然结构上的奇特姿态虽然不多，但却谈不上刻板呆滞一说，反而更加的流动舒畅。
字形的大小和粗细看起来似乎一致，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其中的千姿百态。抑或收紧，抑或展舒，抑或方抑或扁。
张玄墓志书法特点：
《张玄墓志》临写技法，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掌握：即用笔、结构、特殊字的用笔、章法。
1） 用笔。首先《张玄墓志》的用笔讲究中锋、侧锋的运用，尤其是侧锋、中锋之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起笔：横、竖、短撇的起笔，其用笔方法为：侧锋起笔，而后转入中锋，这一点较难把握。其次，要注意藏锋与露锋的变化，体现出含蓄而不外露的笔意。在临写时，要注意线条的刚柔程度。此帖属秀美型，线条刚中寓柔，既要把握线条的挺拔，又要保持线条的秀润，取其圆浑之趣。第三，《张玄墓志》的行书笔意也为此帖增添了几分活力。更显灵动。如“然”字四点底及其“无”字的写法。
2） 结构。《张玄墓志》给人最直观的结体是呈横势，单字结构宽绰。有隶书结体的扁方之意。尤其是含有撇、捺的单字中，要注意撇、捺向左、右的伸展程度，体现出宽绰之意。再有结构严谨而又疏朗，有唐代书风之趣。总体来说，体势端庄而静密，疏朗而沉着，于奇宕中不失雅正，疏朗中不失茂密，婀娜中加以流丽。
3） 特殊字的用笔。《张玄墓志》中，除了其字形扁方外，还有其“戈钩”“卧钩”（竖弯钩）的写法，而且其捺画也是很有特点的。首先介绍一下“戈钩”，如“城”字。其用笔为：侧锋起笔，转为中锋，顺势运笔，注意戈勾的几个弧度，犹如柳枝的婀娜曲线。其次是“卧钩”，例如“光”字的卧钩，用笔为侧锋起笔转入中锋，顺势运笔，注意竖的弧度，而后轻提笔锋向右中锋行笔，要体现出轻盈之感，出钩完成。第三是捺画，捺画有“斜捺”、“平捺”、“走之捺”、“反捺”之分。此墓志捺画的捺脚是最具特点的，捺脚含蓄中又有外露，并且捺脚底端较直并且向右上方倾斜。第四是“走之捺”，它的写法不同于其它楷书范本。用笔方法为：露锋起笔，顺势行笔完成“点”之后侧锋入笔并轻顿，转入中锋后顺势略向右下方行笔，完成短竖；然后侧锋起笔转入中锋，略向右下方行笔并逐渐按笔至捺脚处，向右上方出锋。注意要有变化，不能千篇一律。
4） 章法。章法是构成一幅作品的大局。《张玄墓志》章法布局整齐，字距稍大，行距稍小。但在最后几行中出现错落的形态，貌似行书章法，又为整篇增添了几分光彩及灵动之气。在临习时要注意字与字之间的布局，行与行之间的关系。此帖在章法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楷书中出现了删字符号，如“长”字右侧的三个点即是删除符号，这种做法通常是出现在行、草的章法中，在楷书中是极为少见的。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实行科研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秦俑博物馆决定设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拟定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并提交馆党委会研究，2007年8月27日，经馆党委会研究决定，通过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产生办法、组织形式、权利义务、议事规程。依据章程，每一委员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群策群力，积极为秦俑博物馆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献言献策，在馆党委的领导下，紧紧依凭学术委员会，制订博物馆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审查、推荐及评审办法；科研成果评奖管理办法；课题申报与管理办法；科研课题及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通过制度来管理科研，促进科研的发展。2012年9月13日，秦陵博物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委员改选大会，依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根据投票选举结果、经2012年9月19日院党委会议研究：一、曹玮、田静、周铁、吴永琪、郭向东、张卫星、党士学、朱学文、史党社、彭文、赵昆同志担任秦陵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二、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曹玮同志担任，副主任由田静、周铁同志担任。下设办公室，主任由田静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武天新、朱学文同志担任，秘书由芦建华同志担任。 获奖人 获奖论著或项目 获奖时间、等次及颁奖单位 袁仲一 《秦代的陶文一组》（论文） 1982年获得陕西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秦俑考古队、秦俑博物馆 《秦陵二号铜车马》（专刊） 1986年获得陕西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袁仲一 《秦代陶文》（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文立 《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论文）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仲立、党士学 《秦陵铜车马车舆结构与车舆衣蔽再探》（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文立等 《秦始皇帝陵》（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孟剑明 《秦汉经济学说之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复制技术 1995年7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4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四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袁仲一等 二号坑陈列艺术照明工程试验研究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97年12月获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命名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吴永琪等 计算机多媒体文物管理系统 1997年9月获得1996年度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张文立 《秦始皇帝评传》（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文字类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仲立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 《传播在博物馆中的作用》（论文）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等 《秦政治思想述略》（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等 陕西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陪葬坑第一阶段发掘 1999年11月荣获1996年至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获得2001年——200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仲立 《才士才官考论》（论文）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 《秦都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4年1月获得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2005年1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俑土遗址及相关文物防霉保护研究 2005年11月获得国家文物局2005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溢彩流光——陕西出土秦金银器展”（展览） 2005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最佳综合效益奖 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陕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秦陵二号铜车马》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考古与文物丛刊 2 《秦代陶文（上中下三编）》 袁仲一 三秦出版社 3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袁仲一、吴永琪、张文立、张中立 西北大学出版社 4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5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6 《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 《文博》编辑部 陕西人民出版社 7 《秦俑研究文集》 武伯伦、张文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8 《秦俑研究文集》 袁仲一、张占民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9 《秦陵传说轶事》 王宝玲、黄晓明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秦史人物论》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1 《秦文字类编》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秦刑罚概述》 王关成、郭淑珍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博物馆学论文选》 李淑萍 西北大学出版社 14 《博物馆学论著要目》 孟剑明 西北大学出版社 15 《讲解艺术论》 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 西北大学出版社 16 《秦建筑文化》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7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 张仲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 袁仲一 文汇出版社 19 《咏秦诗》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 《秦成语典故》 朱思红、朱君孝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1 《秦俑艺术论集》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2 《秦政治思想述略》 徐卫民、贺润坤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3 《秦始皇帝评传》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4 《秦俑学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5 《秦帝国史》 王云度、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6 《秦始皇帝陵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三秦出版社 27 《博物馆里的计算机》 郭宝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8 《秦宫廷文化》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9 《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 张志军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0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31 《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2 《秦史研究论著目录》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3 《秦文字通假集释》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4 《秦俑学》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5 《遗址博物馆学概论》 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36 《秦都城研究》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7 《秦军事史》 郭淑珍、王关成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9 《秦俑秦文化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出版社 40 《秦陵兵马俑》 何宏 陕西旅游出版社 41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讲解词汇编》 何宏、芦建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2 《秦俑百题》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3 《秦战争述略》 张卫星 三秦出版社 44 《中华秦文化辞典》 袁仲一 西北大学出版社 45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 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 三秦出版社 46 《秦汉文化史大辞典》 林剑鸣、吴永琪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47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袁仲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 48 《博物馆工作研究》 田静 陕西人民出版社 49 《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 雷衣群、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50 《秦学术史探赜》 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51 《话说秦史——秦始皇帝》 彭文、赵震 陕西旅游出版社 52 《骊山史话》 张敏、张宁 三秦出版社 53 《历史的瞬间——各国领导人在秦俑》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54 《秦兵马俑坑》 袁仲一 三联出版社 55 《秦甲胄研究》 张卫星、马宇 陕西人民出版社 56 《秦始皇陵及秦陵兵马俑》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7 《秦文化论丛选辑》 《论丛编委会》 三秦出版社 58 《秦俑博物馆二十五年纪念集》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9 《陕西出土秦金银器》 吴永琪、罗文利、郭向东、朱学文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60 《梦幻的军团》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61 《秦始皇》 张敏、张文立 西安出版社 62 《博物馆学论文集》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63 《华县东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4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雷玉平 西安出版社 65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6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7 《战国铜鼎回归记——捐赠实录》 吴永琪 68 《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 张文立 科学出版社 69 《走出帝王陵》 刘珺 西北大学出版社 70 《秦陶文哦新编》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71 《回顾与创新——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三秦出版社 72 《开创宏图——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西北大学出版社 73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4 《文物巡展的探索与思考——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5 《平庐影谱》 董作宾 三秦出版社 76 《殷暦谱》 董作宾 巴蜀书社 《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汇集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的大型图录。《秦陶文新编》：袁仲一、刘钰著，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编，共收录秦代陶文及刻符3370件，是在《秦代陶文》艺术的基础上吸纳新发现的资料纂成。《平庐影谱 平庐印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先生遗稿》：董作宾著，三秦出版社出版。《殷暦谱》：董作宾著，巴蜀书社出版。全书线装，一函8册，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手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初版影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秦始皇陵的二号兵马俑坑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报告。《回顾与创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纪念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而出版，分“回顾篇”与“创新篇”。《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张文立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文物巡展的实践与探索——“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巡展工作的亲历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回顾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有朋自远方来——参观秦俑的各方贵宾》：吴永琪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精心选辑了200余幅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中外贵宾参观秦兵马俑时的情景，以此角度反映出秦俑的巨大魅力与广泛影响力。《开创宏图——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献礼之作，由集体创作编纂，回顾了博物馆三十年来各方面工作情况。《走出帝王陵》：刘珺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文化散文形式叙述历史与生活的学术作品。通览全书可见，作者认为在显见的历史之外，另有一种隐藏的历史存在。《走出帝王陵》所欲达成的，正是对这种隐性历史的探寻和理解。《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的顺利召开，将参会代表提交的85篇论文，分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博物馆研究学研究三大类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顺利召开，将专委会成员提交的涉及考古与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博物馆管理模式、展示方式、教育活动、与媒体合作形式，以及文化遗产管理、虚拟博物馆技术、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等20余篇学术论文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
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灭六国而完成中国的统一，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这里简要概括一下： 一、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此之前，中国地域内有许多分封的国家，各国有自己的国君或王，中央的商或周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限；各诸侯国之间常发生战争，极大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度，设立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郡、县、乡、亭、里等多级管理基层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延续。 二、统一文字、货币。在此前，各国使用的文字不同，来往的文书经常相互之间不能看懂，对国家的文化和交流十分不便；秦始皇时强制统一成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作为中国唯一规范的文化一直用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区使用的货币也不一样，有圆形的、刀形的、铲形的，还有贝壳、龟甲或玉片等等，秦始皇将货币统一金和为外圆内方的铜币，这种铜钱直到沿用两千多年后的清朝。 三、统一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在秦始皇前，各地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比如说，你想买一尺布，到其他地方连一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或者这边的一斤米，到那边的称不叫一斤，又叫另外一种单位了；秦始皇时规定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叫分、寸、尺、丈。这些名称现在还在使用；量具容积的单位叫合、升、斗；重量（衡）的单位叫铢、两、斤、石，这些单位也是到现在还在使用。铢是由于铜钱的重量是以铢计的，如半两重的铜钱叫5铢钱，后来把“1铢”叫做“1钱”了。现在还是10钱=1两。 四、修建驰道，疏通河道和渠道。也就是连接全国各郡县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和省道）。大大的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 五、修建长城，原来各国之间都有一些长城，但北方的长城不完整；统一后他下令把原来国之间的长城拆除，再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六、开拓边疆。在中原各国相互征战，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乘机南侵，攻掠秦、赵、燕三国的北方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派数十万大军万大军北伐，击败了匈奴，稳定了北方边疆；南攻岭南的百越，把两广并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 上面几条是对秦始皇的所做一些简要的概括；这些事情在他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创于他，并且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在他以后的皇帝，治国管理无一不是在他这个机构框架下对国家进行管理而取得成就的，他们创造的伟业，有很大的原因是得益与秦始皇为他们奠定的基础；在前人没有的前提下，完成这么多的体制变革和文化变革，以及众多的建设工程，需要做多少工作呢？而且从秦始皇完成兼并六国，到他去世，仅有11年时间；就在这短短的11年里，秦始皇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不仅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君王，而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最高的领导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秦始皇，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和贤人都不可能做得到的。 再看看历史上其他被称为贤明的帝王，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以及康熙、乾隆等等，他们创造的“伟绩”有哪一个能和秦始皇相比呢？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和能沿用数千年的“软件”呢？从这方面讲，秦始皇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伟大的君王。 然而，秦始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其他几个皇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始皇被带上了一个头号暴君的头衔。这个“暴君”的称号，不仅使他一生的绝世光辉大失色彩，甚至在传说和戏剧中多成反面人物，这么一个最伟大的君王的地位，往往被其他超过。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真的如同人们心目中那样的暴君吗？ 人们了解和分析历史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是很片面的；史料的编辑者的观点和心态，往往会影响到读这部史册的人。如果史册记载不实，会给人们带来与错误的结论甚至与历史情况相反的概念。作为历史人物的秦始皇，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所了解的秦始皇，无一不是从史册中的记载和描述，形成了他的形象和对他的看法。更多的人们都是从传说、演义、和戏剧中得来的。人们从这些途径中得到的秦始皇的形象总结出这么一个秦始皇：残暴、贪婪、寡恩薄义，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滥杀无辜，嗜杀成性……把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征都加到了他的头上，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都不是坏事：统一六国被认为是贪婪；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独断专行；修道路疏通河渠修水利的好事没人提；修长城本来是为了保护北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结果又被编出一个孟姜女哭倒800里长城的荒唐神话…… 史书上对秦始皇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多有记载，但一些没有根据的，或者是莫须有的事件扣加在了他的头上；在加上演义，小说和戏剧的渲染和扩大，使他戴上了“天下第一暴君”的帽子；由于这个印象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极深，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致现在如果谁说秦始皇不是很残暴（不敢说其不暴），就会被众人认为在歪曲历史，受到责问甚至攻击。这些坚持认为秦始皇是“头号暴君”的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心中根深蒂固这个概念的正确性。 为什么秦始皇会给人们留下如此的印象呢，这地从他所出的时代和所做的事情来分析。他所做的被人非议且具有影响的事情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讨论：（1）兼并六国进行的战争造成的相当多人员伤亡；（2）在执行统一后的体制改革，文化统一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高压政策；（3）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征调了相当多的人民服徭役；（4）开拓疆土和保卫边疆的战争中征调了相当数量的人们服兵役。 在以上四项中，第二项看似不如其他难，实际上却是难度最大，并且对中国此后两千多年历史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废除地方割据，实行中央以下的郡、县、乡各级管理机构，要对全国的每个区域进行分划，安排任命各级官员以及规定他们的职权及上下级之间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在过去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完成全国各地的布置和安排，要进行多么庞大和繁杂的工作在。在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过程中的工作也是相当庞大的，比如说，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还必须把标准的文字式样样本分发到各地，找人负责宣传和推广执行；当时不仅没有印刷，而且连纸都没有，用刻抄的竹简和帛书分发到各地，并且在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而度量衡的统一，必须做好标准的尺，标准斗、升量具，以及标准的称，分发到全国各地；这么大的国家，知名度的地方，要做多少，如何安排使用和推广，需要相当仔细的考量啊，因为当时生产和制造能力远不能和现在相比，怎样才能以最小的花费达到效果，需要有相当的能力和智慧。秦始皇在短短的十一年就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以致这些工作的成果被我们中华民族各代享用了两千多年。但也就是这项工作使他在他之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千古第一号“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统一文字，必遭到原来六国文人的激烈反对；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文字统一，他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和高压政策，对拒不执行并阻碍他人执行者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由于在文化领域上的强硬行动，得罪了以儒家为主的读书人；而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的文化领域几乎都是被儒家子弟所左右，史册书籍和文艺戏剧、演义、小说基本都是出于儒生之手，从这些人手中出来的书中所描写的秦始皇是个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们对秦始皇残暴的证据多数都是从司马迁的《史记》等“正史”中引摘；而作为读书人的司马迁，他和秦始皇生活不是同一个年代，书中的史料也来自前人的记载和传说，也同样受在他之前的读书人心态的影响；书中也难免有失实的地方。很多书中记载的阿皇宫，并没有说，地广三百余里；但多种史书和故事戏剧及诗词都加以扩大，加以想象和发挥而至。最近考古发现的阿皇宫遗址，前殿8万多平方米，总面积仅60多万平方米，还不如现在的故宫（72万平方米）大，而且还是建到一半就停工的未完的工程；另外多种史书中记载的长平战役，秦军坑杀被俘的赵军40余万，这是大可推敲的问题，赵军参加战役的军队总共45万，出去进攻时不可能一个守城的都不留，另外就是在战斗中60万秦军损失过半，而40多万赵军却还能保持原来40多万的人数，这对当时强悍的秦军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出了一个取得歼敌一半而自己保持完好战绩的40万赵军，竟然被剩下的30万秦军全部俘虏的可笑结局。 假设赵军在战斗中损失一大半，剩下的10多万被俘后坑杀，这样的结局似乎更站得住脚；这些史书的坑杀40万战俘的记载给人们加深了秦军残暴的印象。由于得罪了读书人，所以从他们手中出来的各种史料不仅把他描述成为魔鬼般的暴君，而且对他的形象加以丑化，把自己民族的一个伟大人物描述成为一个身形猥琐、身体孱弱的形象。 “峰准,长目,挚鸟膺,挚,豺声”。他们笔下的秦始皇不仅五官身形无一是出，而且可以从这些描写中推断出他有比较严重的气管炎和软骨病，伴有身理变态和心理变态。。。。。。我们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君王，究竟是不是史书上描写的这个模样呢？ 对于史料记载的真实性，生活在距他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无法直接证实史料记载的真伪，用其他史料来做依据，并不是好的办法，况且，几乎所有的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的秦始皇，都被描写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君；因此只借助史料，我们无法做出正确的推断。从史料记载的其他和秦始皇相关的事情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和史料记载的秦始皇有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秦始皇健壮威武，并且武艺高强。 他是否英俊潇洒不能确定，但身体健壮可以确定的，其一，他每天阅读和批示的奏折都是用竹简雕刻的，全国各地每天送来的竹简奏折重量至少在几百斤之多，但他在五十岁的年纪还是亲阅奏折，并批示；第二就是“图穷匕首见”之事，荆轲是燕国万里挑一选出来的杀手，武功一定不同寻常；结果在占有先机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竟然伤不到秦始皇，并且在秦始皇拔出佩剑后与之也是单打独斗，这万里挑一的高手都不是秦始皇的对手，几招过去就败在秦始皇剑下；可见秦始皇武功之高。至于他的威武，叙述他威武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与荆轲同去的秦舞阳，本来是抱着必死之心而去的，但看到秦始皇的威武，竟然被吓得失态。 二、秦始皇胸怀宽阔，对人诚恳，善于用人、勇于改过。 秦始皇的手下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他们能够如此长时间为秦国效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如此多的事业，与秦始皇的胸怀宽阔，对人诚恳是分不开的。 三、最富有了中华民族宽阔包容的心和 他不像当时欧洲的亚历山大、古罗马那样，只重征服，过后只是奴役被征服的国家和民族；秦始皇在征服六国后，即刻开始对原六国各地进行修道路，疏通河渠，发展农业，把原六国的人们和原秦国的人们同等看待。为这些人们融合形成汉族打下了基础。 四、大规模的徭役多数是出于当时的形势所迫。 当时中原刚统一，各地原来的贵族势力还很强，若不保持中央各地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国家随时会处于再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必须尽快改善中央到各地及其他各郡、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因此须尽快建设道路。 由于多年的战争，原各国的农业设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或因战争而年久失修；在统一后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花相当大的人力来疏通河道，修复水渠，对水路交通和农业灌溉都有利，是很有必要的。 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很大的负担。秦始皇修长城不是他开创的，他只是把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史书上却把修长城造成的苦难全归罪于秦始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史书上谴责和攻击最多的是他动用70多万人修建长达300里的巨型宫殿---------阿房宫。这个尚未建成的宫殿并不像一些史书和文人描写的那样宏伟巨大，言过其实。巨大的陵墓，的确耗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给人民增加了许多负担；消耗了国家的大量人力和财力。 五、与其他皇帝相比，秦始皇并不算什么暴君。 这是最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个观念能成立，那么我们几千年的观念就得被推翻。排除史书人为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件来分析秦始皇的行为，看其是不是一个暴君。 首先，我们从当时的人口变化来看秦军的杀戮性，据多方面史料分析，在秦国兼并六国之前，七国人数合计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而秦统一后的人口大约在两千万左右；经过如此规模的战争，全国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减少；而其他朝代的更替过程中，人口减少情况一些数据如下：西汉--东汉（合邪去死），人口从5900万减少到2700万；东汉--三国--西晋，人口从5900万减少到800多万；隋朝---唐朝，人口从4600万减少到2000多万，南宋+金-------元朝，人口从1亿减少到2300万；蒙元----明朝，人口从7400万减少到6100万；明朝-----满清，人口从7000多万减少到2000多万；与其相比，秦朝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造成人民死亡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并且从正史和野史都没有提到秦军大规模的屠城和屠杀平民的事件；也没有看到关于战后田野荒芜，城市变废墟等现象的描写；说明秦始皇手下的军队并不是一只嗜好杀戮的军队。 第二就是，秦始皇在他的陵寝中陪葬了成千上万的兵马俑。 这说明秦始皇是爱惜人民生命的。在过去，君王以活人陪葬是及其普遍的事情，不仅君王，就是贵族都时常以多人陪葬；秦始皇作为一个当时拥有天下的大帝，完全可以用一些活人为他陪葬，连年征战抓获是战俘应该也是人数众多；但他没有这么做，安排这么多人，花这么多功夫做出了成千上万的陶人来代替过去常用的活人，这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为此后绝止活人殉葬做出了表率。 第三就是善待原六国的贵族后裔。部分贵族被俘后没有对他们进行杀戮，而是将他们迁居到自己所住的咸阳附近生活，这样便于管理，防止他们重新分裂国家。此举是非常仁慈的方法；而且也没对六国其他贵族后裔和军人、进行追杀，如当时的魏豹，甚至曾经消灭秦军20万的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项梁和项羽，都没有对其追杀；大家想想，能做到这样宽容的君王，会是“暴君”吗？ 第四就是“焚书坑儒”事件。如果不对当时的文字和文化进行统一，不仅国家面临随时分裂的可能性，甚至连汉族这个民族都有可能不会形成；所以统一文字是当时最迫切的工作。为了使全国能够尽快统一文字，也许他自己也预感到上天给他的时间并不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面前这么多的工作，不得不采取一些高压手段，迫使自己的政策和计划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在文字统一的工作中，受到了原六国的读书人（主要是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的反对使秦始皇的文化统一工作被严重迟滞；经多次努力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将460名儒生处死，这一行动起到杀一儆百的效应，使自己的计划得以在他有生的十一年之中完成。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不是秦始皇在他统一后有生的这11年间完成文字文法的统一，他一死，儿子是没法完成了；要等几代才能将文字统一呢？所以说，他采取这一行动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这一行动对中国文化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在杀了460个人，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震慑效果，并不能以此说明秦始皇嗜杀；与历史上其他皇帝（抛开成吉思汗和蒙元几个杀手）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朱元璋、朱棣、以及满清的文字狱，哪个皇帝杀掉的人没超过460人？尤其是满清的剃头令，在“留发不留头”的过程中，杀害的人数以万计；就是“贤明”的唐太宗，所杀的人应该也不会比460这个数少很多。与这些君王相比，他似乎并非够得上“暴君”的称号，“天下第一暴君”的帽子更不应该扣在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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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始皇的生父：公元前259年，嬴政生于赵国。
从秦国国君的世系看，他的父亲是当时为质于赵国的秦公子楚（即异人，后立为庄襄王）。
《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记载了一个嬴政实为吕不韦之子的传奇式故事，说吕不韦先与一个能歌善物的赵姬同居，知赵姬有身孕后，让赵姬去勾引子楚。
不久子楚爱上赵姬，吕不韦便把赵姬献给子楚。
赵姬生下嬴政后，子楚就立赵姬为夫人。
子楚回国继承了王位，死后把王位传给子政。
……说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形象。
如孔子和耶稣都是私生子。
2、秦始皇的长相：《史记??秦始皇本记》有一段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据此，有人指出，秦始皇的相貌是无法恭维的，因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这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
所谓“挚鸟膺”，就是医学上所说的鸡胸，这是软骨病的一种症状。
“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鼻梁凹陷。
“豺声”则表明秦始皇有气管炎。
软骨病患者，骨的发育不正常，因而胸廓、鼻梁的形状都发生变异，胸、鼻的畸形，又造成气管炎的经常发作。
至于“长目”，即“马目”，是眼球突出的病状。
由于上述种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不仅丝毫谈不上相貌堂堂，而且多病缠身，难怪他脾气那么暴躁。
3、秦兵马俑：秦兵马俑坑，位于陕西省临潼骊山县骊山脚下。
自1974年被发现以来，引起国内外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以及广大旅游者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
兵马俑坑建造规模宏大，埋藏的文物丰富、精湛，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秦兵马俑坑布局严整，结构奇特，布成军阵的陶人或着铠甲，或披战袍，手持矛、戈、戟等兵器，姿态神情各异，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身份、兵种、性格、可谓 如生。
由于兵马俑坑建造坑近于秦始皇陵，因此自发掘以来，国内外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是秦始皇的陪葬坑。
也就是说，这支装备齐全、威武雄壮的兵马俑队伍，是守护黄泉之下的秦始皇。
……这些陶俑的数量如此巨大，仅被发掘出土的就近万个，且它们真实而规范，又带有不同的个性。
兵马俑在流传至今的任何史书中都毫无记载，可以说是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实在很令史家惭愧。
4、秦始皇陵在今陕西省临潼县成城东五公里外，南靠骊山，北临渭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座帝王陵墓。
陵墓的朝向为坐西向东，这是一个奇特的布局。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以朝南的位置为尊，帝王即位常称“南面称孤”，这“南面”也就是面朝南的的意思。
历代帝王的陵墓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而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愿意坐西向东呢？一种意见认为，秦始皇生前派谴徐福东渡黄海，寻觅蓬莱、瀛洲诸仙境，又多次亲自出巡，对东海仙境十分向往。
可惜徐福一去杳无音信，回归无期，使始皇帝亲临仙境的愿望如同泡影，这不能不成为秦始皇晚年的一大遗憾。
即使生前得不到长生之药，死后也要面朝东方，以求神仙引渡而达天国。
于是秦始皇建造了这坐西向东的陵墓。
5、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自己的功绩，是历史上的帝王不可比拟的。
他认为品德超过三皇，功盖五帝的，自称皇帝。
皇帝自称“朕”，下令称“诏”。
崇尚黑色。
6、秦始皇迷信：他有一次因风水受阻而不能渡湘水，归罪湘君女神作崇，于是遣发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树木以资报复，可见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对，而不是震惑于超自然的力量。
7、秦始皇实施一系列的统一措施：
①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大权独揽，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
“三公”由皇帝任免，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
在地方建立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每一个郡有守（等于省长）、尉（等于边防区司令）和监（等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设县，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
②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中国的文字在战国时代已有分歧的趋势，自此以篆为标准。
度量衡的单位也标准化，车轴的长度也随着划一。
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迁居于国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
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没收销毁，铸成12尊庞大的铜人，放置在皇宫之前。
③统一法律。
据《史纪》《汉书》的记载，秦法仅死刑就分为戮、腰斩、车裂、坑（活埋）、 凿颠（凿破头脑）、抽胁、枭首，并推行连坐法和族诛，实施严重的刑法，以镇压人民。
④“焚书”、“坑儒”，除了医药种树之书，其余尽行烧毁，焚书后引起儒生的不满，前212年，秦始皇又进行“坑儒”，活埋儒生460人。
……秦始皇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土，当中有两人有秦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秦始皇性情燥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
皇帝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
上述两个人未寻获，可是被捕者460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式。
最后这400多人全被活埋。
⑤为了抵抗匈奴的入侵，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于前215年收复河套地区，设置44县。
因怕匈奴在再次入侵，秦始皇征发农民，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长城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近万里防御线，史称“万里长城。”
评价秦始皇的功过
① 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诸侯割剧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② 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
③ 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开创了幅员辽阔的秦帝国，促进了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④ 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压制了人民的思想
⑤ 焚书坑儒，摧残文化
⑥ 实行暴政，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陵墓，耗费民力；法律残酷，最终促成农民大起义，使秦朝灭亡。
总体评价：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其功绩是伟大的。
但是，秦始皇横征暴敛，农民被迫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上交赋税，还要负担沉重的遥役，被征去修阿房宫、陵墓、筑长城达200多万人。
秦始皇的暴政，给自己种下覆灭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