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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乃至将来都是一个过剩的消费时代，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消费者的目的，不再是只为需要而消费，而更多的是为消费而消费，为感觉而消费”。这是在一次国际广告研讨会上某位专家提出来的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诡言众听，但仔细想一想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因过多地忙于各自的工作而忽略了情感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需要情感。爱情的甜蜜感、家庭的温馨感、，事业的成就感、地位的荣誉感等，都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这种情感又往往从消费上容易体现出来，也正因为这样，感性诉求广告在现代社会得以诞生，广告商通过感性诉求广告引起消费者的某些体验，通过人们的感情过程来控制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达到实现广告促销的目的。1．感性诉求广告抬头的年代何谓感性诉求广告？这必须从人的情感和商业广告的目的说起。我们知道，人的情感是最丰富的，也是最容易激发的，而商业广告的最终目的是要诱发人们的购买行为，而人们购买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和情感活动一起。一般来说，情感活动越强烈，购买行为就越容易产生，甚至可以说相当程度上购买行为的产生根本就是取决于个人的情感，感性诉求广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它并不完全从商品本身固有的特点出发，而是更多地研究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运用合理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广告创作，寻求最能够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的出发点，从而促使消费者在动情之中接受广告，激发购买。感性诉求广告是相对于理性广告而言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缘故，商品之间没有多大的竞争。在进行广告宣传时，只要寻求从概念化、理性化的角度来诱导消费者即可，如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冰箱最省电、什么手表最准时等，这种我们称为理性广告。当然，理性和感性是相对的，理性广告仍然是现今广告的重要诉求手段之一，比如在耐用消费品的广告当中就比较多用。但相对于过去而言，感性诉求广告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它们一改以往过于强调企业品牌特点和在媒体展开强大广告攻势的硬性手法，代之以亲切、柔和的广告语言，以及自然流畅的广告风格，老实诚恳的广告诉求，让你有所感触，令你着迷，左右你的情绪，使你达到“幻想”的深度。它不断地撞击人们的感情，使你向它靠近并对它产生好感，最后从感性上被它征服，最终达到销售产品或服务的目的。在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日益提高的今天，情感诉求广告更是得以逢勃发展。2．现代感性诉求广告创作的新思维前面我们说过，商业广告中的感性诉求是根植于受众的情感，那如何在感性诉求广告中达到迎合受众情感的目的呢？又如何在今天盼繁复杂的广告竞争中脱颖而出呢？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些感性诉求广告创作的新思维。2．1 体现价值——人性的永恒主题人性就是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感性诉求广告的目标受众是消费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告艺术也属“人类”学。以人为主体的世界丰富多彩，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主题，生命的新陈代谢、人的喜怒哀乐、感情的相互交流以及对生活的追求等都构成了生活中极为广泛的题材。因此，大多数成功的广告都善于挖掘人性的心灵深处，满足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求与祈盼，对人的价值肯定、对和平安宁和幸福美满的憧景等都成为了广告表现的新主题，它是显示人类自身价值的一种诉求。我们知道，现代消费者的需要正从量的满足、质的满足上升到感性满足，这就是消费的高层次需要。也就是说消费者越来越需要体现自身的价值，他们更需要表达拥有该产品所获得的心理价值，即产品实用价值之外的象征价值，如荣誉、地位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名字比产品更重要”。可口可乐不再是只用来解渴的起泡饮料，而是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拥有豪华高级的奔驰轿车不再只是拥有便捷的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富有和高级社会地位的显示，是个人成就的表达。同样，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始终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一点在中国就更显得突出，亲子情、手足情、夫妻情等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是家庭观念相对冷淡的西方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贝尔电话公司以“情感沟通”为主题的广告来减轻思念远方亲人的寂寞感，这些广告以“家人团聚”为诉求，表现温暖而弥漫家庭后气氛，恰似一个美好的梦，慰抚了人们寂寞的心灵，把他们重新带回健康的感情世界，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2．2 自然浪漫——现代人的“逍遥梦”19世纪，浪漫主义者将大自然的景色带进了他们的作品，雄伟的高山、辽阔的大海、纯朴恬静的田园风光、异域他乡的奇特情调等。大自然的壮丽风景在浪漫主义者的手中得到了尽情的描绘和展示。这种以自然对象来反映和寄托艺术家情怀的现象，在美国文艺心理学家鲁道夫· 阿恩海姆看来，其生理——心理基础就是心与物的异质同构，阿恩海姆系统地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艺术现象，他认为艺术创造的基础是对对象的表现性的知觉，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动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在现代的平面广告中，设计师们采用了大量以大自然景象为背景的主题，他们把大自然加以简化或象征，或为装饰目的而抽象化。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和纷繁复杂的世界，为了舒缓疲惫的身心，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污染，起来越多的都市人希望能逃离城市，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实现现代人的“逍遥梦”，休闲度假也成为了现代都市人希冀的生活方式和流行的消费时尚。而正因这样，它成为了感性祈求广告的一个切入点。广告人针对这一需求，再现大自然各种美景，渲染一种轻松欢快的浪漫气氛，满足都市人盼望实现“逍遥梦”的潜在心理，从而感染消费者，使消费者为之心动而达到广告的目的。例如芬兰伏特加酒的广告，画面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树林、酒奇妙的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个魔幻似的场景，又如 EBEL手表广告，在皎洁的月光下，古老的独木舟载着豪华轿车，伴着岸边的古老的金字塔在水中荡漾，把手表处于这种远古与现代结合的环境，充满着浪漫的情趣，营造出一种浪漫又神秘的时间新境界，让消费者为之心动。2．3 情调设计——身临其境的心灵对话所谓情调，即广告作品基于一种主题意念而表现出来的浓郁的感情色彩和审美抒情，将审美抒情性融于创意表现之中。情调设计经常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信息与人的关系，以卓越的创意、动人的形象、诱人的情趣、变换多样的艺术处理手法表达广告内容，从而使消费者产生身临其境并与之心灵对话的境界，进而唤起消费者潜意识的欲求。广告只有以情动人，才会有强烈的感召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爱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层次’中最重要的一个层次，人有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运用情调设计来揭示广告主题，往往能够拔动人的心弦，并且使人回味无穷，情系于怀。因而，情调设计虽基于平常却发挥出非同寻常的内涵，它归属于一个视觉出发点，但都又远远地超越了画面的视点，它所营造渲染出来的气氛和意境境给人们造成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回味感。也就是说，如果善于在广告设计中将审美性融合到创意表现中，巧妙地进行“感情投入”，通过各种抒情手法的运用，把消费者引进“情文（图）并茂、情景交融、物我交融、情理相随”的艺术境界中，自然就会使消费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现代的商业广告十分注重表现感情因素的运用，情调设计也多被利用。情调设计需要将奇异的构思、非凡的想象力和充满智慧的激情结合在一起，将现实和超现实、自然和非自然、理想和浪漫的事物及观念揉合交织在一起，运用多种表现技法综合而成。在这方面，日本的美能达复印机广告可视为是比较成功的，它采用滑冰者的艺术表演和游泳比赛的精彩场面来表现复印机具备的快速传达，并让精彩场面完美体现的优良性能。此外，国外的很多酒类、香水等广告也多采用情调设计的手法并获得了成功。2．4 激情诱惑——无法抵制的冲动激情及其令人震惊的诱惑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抵挡的，它可以满足存在于人类意识深处的需要和欲望。性感就是美，就是激情，就是性格的表现。“自然界中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人体更有性格，人体由于它的力，或者由于它的美，可以唤起种种不同的意象”。这就是罗丹关于人体美的深情描绘。如果说有一种线能体现力度，能表达情感，能对人微笑，能令人心醉，无疑就是人体完美的曲线；如果说有一种形体能表现柔软、轻盈、丰满、充满生命的活力，又象花儿一样婀哪多姿，至善至美的话，那肯定是女性的体态美。人体以其严格的对称，精美的比例，完美的轮廓，微妙的起伏，新鲜的色泽及和谐的节奏构成了宇宙间最完美的部分。可见，在现代广告中通过这种诱惑而达到广告的目的是多么重要。当今世界公认的日本优秀广告设计大师斋藤诚就经常以清晰又强烈的人体设计形象，以男女两性之间的依恋与激情作表现，对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吸引。我们知道，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里，女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费群体，而且具有非凡的消费潜力，因而女性从来就是广告瞄准的重要诉求对象。现代女性天生感情丰富细腻，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希望，经常以感情因素来左右自己的消费行为，因而特别容易受广告的诱惑，因此激情诱惑的广告较利于实施于女性。一旦女性在广告上发现了美的楷模，她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效仿，以期能象“她”一样洋溢诱人的魅力。同样，男性也因女性的曲线美而很容易被征服，特别是看到极富激情的场面更是无法抗拒，故激情诱惑的手法更易实施与男性，其命中率会令人出其预料的高，往往会让商家产生无限的惊喜。这种广告一般多用于香水、香烟、服装、酒类等跟美与风度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日常用品。如Moods香水广告，画面展现的是一对浪漫情人无法抵制信香水带来的激情冲动，它把人体的美与香水的香宣泄得出神入化。这样的诱惑对消费者来说真的是无以抗拒的。3．感性诉求广告创造遵循的一般原则。感性诉求广告具有极大的魅力和说服力，但它毕竞基于人类的感情，人的感情是最复杂而又最易变的，要想真正使感性诉求广告达到预期的目的，它还是必须在遵循一定的原则下进行的。3．1 现实基础的原则消费者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施加影响的消极主体，而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要求、信念、定势和意向，有着判断是非标准的积极客体，他们对广告的内容完全是根据自己要求的价值标准加以摄取或排斥的。所以，说实话、抒真情是广告的生命，是赢得受众的本质力量，也是对社会负责，对消费者负责的表现。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艺术创作是以知觉为基础的，它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以生活积累和生活体验为基础的，而艺术家的生活积累则以知觉为媒介，艺术创造的基础就是对客观对象的表现性的知觉。感性诉求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浪漫型的艺术，它的创作也应以现实及基础，以现实为对照，不满足于现实而表达理想和激情。同样，这种激情应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真正被受众所接受。3．2 谐趣幽默的原则幽默是生活和艺术中的一种特殊的喜剧因素，又是能在生活和艺术中表达或再现喜剧因素的一种能力。它通过比喻、夸张、象征、寓意、双关、谐音、谐意等手法，运用机智、风趣、凝练的语言对社会生活中不合理、自相矛盾的事物或现象作轻微含蓄的揭露、批评、揶喻和嘲笑，使人在轻松的微笑中否定这些事物或现象。幽默广告之所以受人们的喜爱，根源在于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与审美价值，它运用“理性的倒错”等特殊手法，通过对美肯定和对丑的嘲异两种不同质的情感复合，创造出一种充满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幽默境地，促使接受者直觉地领悟到它所表达的真实概念和态度，从而产生一种会心微笑的特殊审美效果，感性诉求广告正是通过幽默的情趣谈化了广告的直接功利性，使消费者在欢笑中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接受某种商业和文化信息，从而减少了人们对广告所持的逆反心理，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3．3 理性浪漫的原则感性诉求广告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有创作的冲动，在广告中表现激情，只有在这种情感状态下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感性诉求广告创作中，情感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广告艺术设计师松井桂三说过：情感经常是一种在广告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它能够把观赏者的心吸引过来，让他们就得全新的感受。但关于艺术创作中的情感极限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众说不一。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创作的时候极其需要灵感，他认为创作的灵感就是一种“迷狂”状态。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柏格森更是认为艺术创作应该舍弃理性，注重直接、刹那间的情感，他认为只有在直觉中人和客体世界才能在本能冲动下互相渗透，达到统一，从而同察到世界的本质。但是，我们知道，感性诉求广告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创作，它的目的是促进消费，它的目标受众是消费者。如果说自由艺术创作的情感可以是隐晦的、深奥的，别人不理解也可以的话，感性诉求广告则不能这样，它必须注重效应，因此它要求较为直观和外露，使人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理解。因此在进行感性诉求广告的创作时，我们鼓励宣泄激情，但这种激性的宣泄又必须在一定的理智控制之下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浪漫”，只有这样它才能把主体内在的浓烈的情感作为对象纳入一定的视觉形式之中，使之对象化和物态化，成为有意义的形式。澳大利亚著名广告设计师靳祈岛就特别重视设计的情感控制，他说：“我喜欢高尔夫，就是因为其需要高度控制感情”。这一点在感性诉求广告创作中十分值得借鉴。3．4 艺术表现的原则感性诉求广告的目标受众是消费者，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市场竞争日新月异的今天，它的表现形式更应该向艺术化的方向发展。今日的消费者不再是纯粹的追求物质满足，他们不仅要求广告能告之他们信息，而且要求有艺术性和娱乐性，满足其心理上的审美需要，所以，没有强撼的艺术感染力的广告是很难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的。众多的广告活动表明，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表现力的广告总是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与兴趣，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因为它使人们在获得信息的同时得到了艺术美的享受，正因为具有艺术表现力，它才能造成一种生气勃勃、富于情趣的意境，才能极大地增强了广告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感性诉求广告中可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谐趣幽默外，还有对比、抒情、夸张、比喻和联想等，应在不同的场合下运用不同的创意以期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在竞争日益激烈、广告铺天盖地的当今社会里，感性诉求广告已经成为悦取消费者的一把利剑，特别是在中国这么一个“情为上”的国度里，这种情况更加显得重要。只有在感性诉求广告中尽量减少点商业味，把丝丝情感融入到无情商业之中，才更能被消费者所接受，也只有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感性诉求广告的创作与实施方法，才真正达到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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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广告学》广告的发展史-第一节 中国广告历史第一节 中国广告历史(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广告阶段中国古代广告萌芽于公元前l o世纪左右，距今3000多年。根据《周记》记载，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济生活中，凡是进行交易都“告子士”。在商周时代，交易要以铭文形式铭刻于青铜器之上，这种铭文可以称为最早的广告萌芽。随着战国时期商业的繁荣，中国早期的商业活动者开始采用广告形式来传播交换信息，出现了广告的最初形式。1．声响广告这是利用击打响声来传递独特销售信息的广告形式。这种广告实质是以人员推广为基础，把广告销售与人员推销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商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声响代表不同广告信息内容，以叫喊为主的声音推销形式和以金属、实物撞击的声响宣传，构成了声响广告。2．文物广告这是古代社会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经常采用的广告形式，其具体表现是在出售的物品上插上大家都认可的标记，主要是“草标”，以明示该物品待售。作为出卖物品的物主，根据待售物品的特性，而采用不同的出售标志。3．幌子广告幌子广告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是指以幌子来传递出售物品信息，从而使古代广告传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表现出明显的广告传播色彩。幌子是指特意制作的一种旗帜，当时称“望子”在周代幌子作为一种广告形式既在民间被采用，又在官方管理活动中运用 。4．烽火广告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广告萌芽，这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这些广告形式，为以后广告的发展，起到了渊源和促进作用。(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广告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广告的大发展，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宋代广告主要有以下形式：1．灯笼广告灯笼作为一种标志，常常悬挂于官府、宅第、酒肆、烟华之地以及特定场合，逐渐形成灯笼广告，这可谓是霓虹灯广告的初级形式。在灯笼上一般都标明主家名称、姓氏。灯笼在当时又称“杈子”或“桅子灯”。2．悬物广告这种广告形式是由实物广告发展而来，是把商品悬挂起来作为广告的形式。3．幌子广告这时出现的幌子广告主要存在于官员出行或审案、军事活动之时和酒肆茶馆之地。像官员出行，随行人员高举“回避”旗幌，审理案件时周围衙役高举“肃静”旗示；军事活动中旗进则进、旗退则退；酒肆茶馆门口斜插“酒”幌、“茶”幌。宋代出现的幌子广告已经超越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幌子广告，其涵义更加明确，且运用领域也更加具体。4．招牌广告这种广告，在形式的表现上既可仅用文字，也可图文并茂。店主可根据自己的性质确立招牌式样，也可以由招牌反映行业性质。5．招贴广告这种广告形式在宋代以前已经出现，但是在宋代时被广泛运用。招贴广告是指把文字和图画写到纸上，然后贴到城中繁华地段或城门口，以告示人们的广告形式。这种广告形式主要为官府所用，像把通缉某人的画影图形，四处张贴，就属于这种形式。6．印刷广告这是把自己的商品名称、制作者姓名、商号、商品质地及销售办法制版印刷，以印制品做宣传的广告形式。印刷广告始于北宋。北宋时期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这则广告采用铜版印刷而成。这张铜版广告刻版四寸见方，上面雕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是白兔儿抱铁杵捣药的图案，左右各有四字，即“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面说明自己商品质地和销售办法：“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为贩，别有加饶。请记白”。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到现代广告的轮廓。而这种印刷广告的出现，标志着当时广告已有较高的设计水平。该广告铜版现存于上海博物馆。7．插图广告宋代以后，广告的突出形式就是明代的插图广告。由于明代在文化上出现了小说热潮。为了有利于小说出售，书商同绘画者、雕刻者相结合，以书籍的插画作广告，推动书籍的销售。我们现在可以从《水济传 》、《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看到这些插图广告。二、中国近代广告在本书中界定的中国近代广告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广告发展状况。中国近代广告最大的突破或称最突出的特征是利用近代西方出现的先进的传播媒介即报纸和广播电台进行广告。(一)广告形式1．报刊广告报刊广告是报纸和刊物媒介进行广告宣传的广告形式。之所以称为报刊广告，是因为中国近代报纸和刊物很多是融在一起，报纸和杂志尚未严密区分开来，报刊广告是报纸和初期杂志刊物广告的笼统称谓。19世纪初叶，出现了用欧式活字印刷而成的华文书报。1834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招来刻工，派助手米怜前往马六甲创办印刷所，用欧式印刷技术印制书刊。第二年，马礼逊与华人梁亚发等共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创了华文印刷新纪元。在创刊号上，登有该刊主编人米怜的《告贴》，宣传此刊为免费奉送的非卖品，1853年，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发行《遐迩贯珍》刊物，并在刊物上登载招揽广告，该刊物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地销售。 1872年英国商人米切尔在中国创办《申报》，1893年出现了外国人丹福士与华人共办的《新闻报》。在这些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国外洋行、商行的拍卖告示和商品介绍，。在解放前的城市中，招贴广告中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娱乐、销售、求购、寻人、治病等许多领域。2．广播广告3．霓虹灯广告4．交通广告5．招贴广告6．橱窗广告橱窗广告是实物广告形式的演变，讲究实物商品与橱窗光线、色彩及陈列的和谐和突出。本世纪40年代我国的一些大城市的商店，许多都开始用橱窗广告来推动自己本店的销售。(二)广告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广告业发展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到30年代达到鼎盛。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许多都设立了广告部。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广告业的兴起。许多报纸都辟有广告栏，大多数报社都设有广告部，一度推动广告业迅速发展。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些很有名的广告。例如：上海一家出租车公司电话为20189，电话号码没有什么特色，便利用上海人的方言，在广告宣传上改为“两拳一杯酒”，在广告的发展中，对于行业约束和监督上，许多报馆都有广告简章，在广告简章中都规定“有关风化及损害他人名誉，或迹近欺音，概难照登”。全国报界联合会还通过了《劝告禁载有恶影响于社会之广告案》。对于广告的管理，基本上仅仅处于行业内部约束和自我限制上，政府对于广告几乎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因此广告中经常出现虚假和蒙的内容，对于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证；(三)广告理论的研究中国对于广告理论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前后。在初期，广告理论被作为新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组成部分，而后来才逐渐从新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18年，我国成立了最早的广告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它把广告作为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一部分。1919年12月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徐宝璜所著的《新闻学》一书，其中有一章对“新闻纸之广告”做了论述，初步对广告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随后出版了一些有关广告理论的著作，重要的有1930年出版的苏上达编的《广告学纲要》，1933年出版的丁馨伯著的《广告学》等，把对广告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自1920年到192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北京国际大学、燕京大学和上海南方大学先后成立了报学系，广告学被列为该系的一门课题。其中，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开设了《广告学》课程，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和哲学专修科把《广告原理》作为必修学科之一。三、新中国的广告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广告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恢复一停滞—发展”三个阶段。(一)广告恢复阶段此阶段是指自新中国建立至60年代初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首先对旧的广告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使其适应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从传播媒介来看，《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大众日报》等253种报纸从建国初开始创刊、复刊，并陆续刊登广告。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83座广播电台在建国不久就开设了广告节目。随着各地传播媒介业的发展，从客观上使广告开始恢复和发展。但是，广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从广告实务来看，1956年6月刘少奇视察中央广播事业局，肯定了广告对于经济建设的积极的作用，对轻视广告的思想提出了批评。1957年，商业部派观察员赴布拉格出席由13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广告工作者会议。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第一次与外国广告界的业务接触。1958年，商业部在北京组织介绍国际广告会议情况，介绍了国外广告业的发展现状，并对我国的广告业发展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议最突出的成就是：归纳出我国社会主义广告的特点，即“政策性、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二)广告停滞阶段从60年代中期，由于“左”的路线影响，我国与国际广告界的接触交往几乎断绝。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广告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传播媒介上，取缔了广告传播，在报纸上撤掉了广告版面。(三)广告发展时期中国的广告理论和广告活动真正的发展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上海药材公司的参桂补酒广告，这是拨乱反正之后，国内的第一条电视广告。同年2月10日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对于广告人的素质要求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十多年来，在广告人材培养上，全国各地针对当地实际开办了不同形式不同期限的学习班、辅导班、培训班。中国广告协证书班。目前全国有70多家高等院校开设了广告课。厦门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深圳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院校均开办了广告专业。广告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除了广告刊物不断增多之外，我国的广告著述也由一般论述转向深层次、较系统的论述丛书上。同国家加强对广告的法制建设。1982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同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87年l O月国务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式颁布了《广告管理条例》，1988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95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逐渐与国际广告接轨。除了在广告立法和管理上的工作之外，我国广告界与国际广告界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密切。1996年6月我国广告界首次组团参加被誉为广告界奥运会的夏纳广告节。国际广告离开中国广告界的参与已不能视为世界性的广告活动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国内广告与广告业的发展可谓是：“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国内广告从允许其存在到完全禁止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发展，其历史的阶段性极为显著，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态势是紧密结合的。建国初期由于思想认识未能解决，导致广告和广告业发展缓慢；60年代以后，计划体制的影响和“左”的思想限制，取消了广告的作用，使广告陷于停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之后，客观上带动了广告和广告业的繁荣发展，使广告业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从而为世人瞩目。
1,盛宣怀的卖国行为与辛亥革命的联系.2,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败与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关系.3,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关系
这个时期的商业史。也算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历史 后清--军阀分立--民国---抗战---TC 建议题目定为，论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商业~ 需要更全面帮助，再联系我~
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黄花岗起义、护国运动开始。
围绕以下问题，题目自拟：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内在的自我变革力量”，必须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推动它的发展。殖民主义则以暴力的方式在亚洲落后国家传播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此观点你怎样看待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二。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思考如下问题： 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脱亚入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失败了？三。结合孙中山生平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思考如下问题： 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20世纪以来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人？四。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对当代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启示。我学的就是要求写这些话题老师出的 我写的孙中山那个 肯定行 采纳了吧
一、杂志简介《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支点。二、刊物定位 《国家人文历史》的主要阅读群体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人物、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关心时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城市中青年白领。他们爱好文史、关心国内及国际最新资讯信息，他们多数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成功人士。三、发行范围 《国家人文历史》每期发行54万份，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除邮局系统订阅外，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报刊亭、超市、书店零售；同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机场、五星级以上酒店、高档写字楼、高档餐饮场所均有展示。四、主要栏目 封面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冗长，庞大而不庞杂的故事。这是一篇高深而不艰涩，考究而不考据的文章。那些曾经震撼我们心灵的人和事，那些左右我们生活的人和事，那些影响我们未来的人和事，那些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心思考、精心解读、诚信对待的人和事。我们抽丝剥茧，给您的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文大餐、历史饕餮。 人物 网罗精英学者，汇聚文化名流。让我们带您与这个时代最聪明、最睿智、最有价值的人物，喝茶聊天、海阔天空。 旅行 走过一段恢宏的历史，观察一种文化的印记，感受一个文明的精神，记录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标、一段历史的丰碑、一个文明的烙印。 唯物 洞悉策展人心中的美丽，探寻博物馆背后的玄机。 收藏家心中的天地，尽是珍玩；发烧友眼中的世界，全是宝贝。 吃喝玩乐的学问，笔墨纸砚的道理，酒色财气的真谛…… 别小看任何一个老东西！讲述那些寻常玩意儿里的大学问，传统手艺里中真智慧。 视听 一部一部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明星、剧情和特效； 一组一组的看电影，我们看的是一位导演的小标签，一个明星的老套路，一类影片的旧情怀。 一曲辉煌乐章之前的人生悲喜，一段优美旋律背后的人文故事。
《中国近代史刚要》
有以下可供选择：《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 《档案学通讯》。中国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抗日战争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史学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世界历史》。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文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农史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中国科技史料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党史研究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百年潮 》。中共党史学会《档案学研究》。北京·该刊编辑部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院 《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胡适研究丛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考古学报》。北京·科学出版社《考古与文物》。西安·该刊编辑部《历史档案》。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民国档案》。南京·民国档案杂志社 《明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农业考古》。中国农业博物馆《史学月刊》。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史学集刊 》。长春·吉林大学该刊编委会 《史林》。上海·该刊编辑部《苏联历史问题》。陕西师大 《文博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西北史地》。兰州·该刊编辑部《中国地方志》。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史研究动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档案》。国家档案局《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经济研究杂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北京·文物出版社 《自然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 以上均为国家级期刊
《历史是什么玩意》近代篇
我们最常说的是日本在古代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而从明朝开始虽然倭寇没有停止对东南沿海的骚扰，但总体来说，日本还是对中国出于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迅速发展，之后开始垂涎朝鲜和中国，到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日本彻底成为瓜分中国列强之一。而日本一直没有放弃这种策略，一直以大陆政策为基础，逐步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直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彻底失败。这种被刻意粉饰过的历史事件，其逻辑和说法看似无懈可击，一直被我们深信不疑。但直到我与友人一次交流，彻底对这段历史产生怀疑。平心而论，抛开一切民族大义之言，日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其强大能力甚至不亚于犹太民族。举个例子，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缺乏，市场狭窄的国家，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竟然一跃成为世界列强（考虑到中国经历辛亥革命后的差强人意，明治维新的成功，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另外，在日本二战战败后，虽然有美国的扶持，但还是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难望其项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是否能这样简单地去看待其在近代史上与中国的关系呢？就是只有所谓野心，吞并与侵略吗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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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