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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在目前人口学界争议还比较大。现在主流观点基本认为是不靠谱的，高估了不少，但是具体是多少见仁见智。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生育率。下面很多回答提到了“育龄妇女”这个概念，只说了这个概念的一半。生育率描述的是社会上一个女性整个育龄周期生育的子女数。理论上，是每个妇女到了49岁后，统计一下他们平均生了几个孩子。这个数据用来描述妇女，家庭的平均生育水平。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数据只能来源于已经过了育龄的妇女，比如说25岁的妇女，你无法知道她们未来平均几个孩子。50岁以上的妇女往往不是我们研究关注的对象，我们更关注现在还在生育的妇女，所以用上一段说的那种方法就会出现严重的滞后，不能反映近期的生育状况。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假想队列”。把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的妇女当做同一时期出生的来看待，算是一种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折中。这个算法是：从15岁开始，到49岁结束，计算这一年每一岁的人平均生了几个孩子，这个叫作“年龄别生育率”，然后把年龄别生育率加起来。比如说，15岁女孩平均生了个，16岁生了个……25岁生了个……49岁生了个，得到一个数，叫做“总和生育率”。这个概念就是公布的还是的统计量，俗称“生育率”。用活产数除以育龄妇女总数，是不正确的算法。根据201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而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在之间。不过这个数据不一定代表了长期中国一个妇女只生个孩子，这个数据的解释要考虑以下三个点：1.生育政策的影响，这段时间放开了二孩政策（主要是单独二孩），虽然影响有限，但是肯定有所影响，导致数据偏高；年是农历羊年，这一年同一年龄段妇女平均生育孩子应该是偏少的，如果用这一年去描述，总和生育率可能偏低；（之前说法有歧义，现在修改：之前说的是出生孩子偏少，是不严谨的）3.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婚育年龄的推迟，可能导致生育率降低，但这种降低不代表平均一个妇女（修改，增加平均一个妇女）生的孩子少了，而是孩子出生时间延后了。也就是意大利人口学家邦加茨（我自己音译的），提出tempo效应。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所有的妇女都在25-29岁生育，年龄别生育率都是。所以这个妇女人群的总和生育率就是。一年之后，所有人的生育都推迟了一年，29岁的人30岁再生，28岁的29岁再生，以此类推。因为假想队列，这一年用的30岁的人29岁已经生过了，她们的生育统计到上一年去了，但是25岁的人推迟到26岁生，今年的数据就没有，你可以看到在数据上就少了一年，所以生育率只有了。其实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并没有变化，但是就是推迟了生育，生育率就降低了。这也是“假想队列”这个方法的弊端。以我的个人观点，猜一猜，我认为现在全国的生育率可能在左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能在左右。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年平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元，两项相加接近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10年前上升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和。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年前上升。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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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或即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在“银发浪潮”的冲击下，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日渐加深。如不加以化解，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后，潜在危机极有可能酿成现实风险。有鉴于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了解这些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创新养老模式、制订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才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我们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也因特殊的国情有着特定的改革道路和政策选择。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养老基金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养老保险体制的潜在风险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到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本课题就是要认真总结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养老保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充分借鉴国内外社会保险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采取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制度，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多角度审视了我国养老体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险模式与制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建议。全文由导论、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机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现行制度的政策建议等部分构成，共九章，约13万字。第一部分导论。介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研究范围，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及主要结论。第二部分运行机制由《全球养老保险制度综述》、《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机制》、《模式转轨的路径选择》、《转轨成本与筹资分析》等四章组成。侧重于养老模式的经济学描述，运行机制比较，模式选择引发的问题及其争议，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转轨模式的路径选择及其筹资成本的比较分析。第三部分制度选择与政策建议由《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养老保险模式、问题及政策选择》、《国家储备基金》、《个人账户基金》、《企业年金》等五章组成。本部分重点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历程与成就、“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评价、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若干政策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力求在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体系、国家储备基金的投资运营、企业年金以及个人账户基金的制度安排与模式选择等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本文对于养老保险模式与制度研究的主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相结合，鼓励自愿性的职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世界各国养老制度改革的方向。这种模式实现了管理多样化（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筹资多渠道（劳动力和资本）和投资分散化（股权和债券，国际和国内），有利于化解养老金的管理、筹资与投资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论文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机制以及模式运行面临的问题，提出任何单一的养老模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是最稳妥的制度安排。2、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或多支柱模式转轨是大势所趋。论文对典型国家的不同转轨模式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制度转轨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转轨成本是制约一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并对各种化解转轨成本的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如果一国公共养老金规模相对较小，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并不突出。如果采用NDC模式，基本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不存在转轨成本问题。相反，如果采用拉美模式，在改革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遇到一个现实而严峻的转型成本问题，或一个稳妥的过渡方案如何设计的问题。养老金隐性债务较为沉重的国家正面临从现收现付体系向多支柱或积累制体系转轨的困难。一些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养老体系的模式转换有高度路径依赖，一旦一国已经实行现收现付制体系，体系已趋于成熟，要完全转型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改革面临大量的隐性养老金债务、转轨成本，以及围绕旧体系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阻力。从各国实践情况看，无论是隐性债务，还是转轨成本，都可以通过提高缴费率，推迟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替代率、严格领取条件等技术手段适度缩减。尽管如此，转轨成本毕竟是一笔很大的公共债务，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筹集资金，以确保制度转轨的顺利实施。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论文提出，值得中国借鉴的国际经验是：最好在覆盖面、隐性债务和转制成本上升到难以解决之前选择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只有这样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3、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有些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原因引起的，需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有些是当初时机不成熟，使某些项目，如机关、事业单位、农村养老保险等改革相对滞后，现在应组织力量加强研究；也有些是由于我们工作或管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必须着力加以改进。论文指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的改革应重点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资金缺口，二是管理体制。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养老保险的重点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加快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步伐，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基金，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基金管理与投资运营体系。4、个人账户“做小做实”，有利于明晰个人账户所有权。个人账户基金经过历年积累和投资运营，其储存额成为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一定的替代率水平，为个人退休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论文指出，个人账户制度的完善面临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做实个人账户是“钱”的问题；其次，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是“体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能否实现其初衷：既发挥社会统筹的共济功能，又实现个人对其养老承担责任。5、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问题出现已久。试行国家储备基金之前，各国政府曾经多方寻求缓解之法，这些办法包括：提高缴费率，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严格领取措施，降低养老金水平等等。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对维持现收现付制的运转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无望从根本上化解未来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储备基金，成为一些国家新的选择。就其性质而言，国家储备基金与我国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极为相似，其改革经验颇有借鉴价值。论文指出，完善储备基金需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法制环境，修订投资办法，放宽管制，由严格限量监管逐步过渡到谨慎人规则；二是资金来源，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预算拨款应逐年增加，启动国有资产的划拨工作，补充全国社保基金；三是机构定位，人事薪酬等问题应根据社保基金的实际情况以及事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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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光源氏公子具有“泛爱”的特性，光源氏与分拣等级制度密切相连，光源氏的泛爱体现的是一种肉体上的需求。他自私自利，完全从个人的欲望出发，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在他的思想里没有伦理、道德、情感，只是对女性的一种心理需求。对于葵姬，他敬而远之，嫌他缺乏情调；对于藤壶女御因其长得酷似其母，从而想方设法与其接近并乱伦私通。后来，他又先后与六条妃子、空蝉、轩端荻、夕颜等贵族女子发生恋情。而后，他巧遇藤壶女御的侄女，当时年仅10岁的紫姬，便找机会偷偷将其抢至自己隐秘的住处，将其按照自己的意愿精心培养。然而，光源氏对女性的野性并未因紫姬而收敛，他又从老宫女源内侍到弘微女御的妹妹胧月夜，长相并不好看的末摘花和花散里。后来，与已成为朱雀帝的尚侍胧月夜幽会被人发现遭遇贬谪流放，离开京都远赴须磨与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女人明石邂逅并结婚，回到京都后，光源氏又垂涎六条妃子的女儿前斋宫及薄命情人夕颜的女儿玉曼，后又娶朱雀帝的女儿三公主为妻。紫姬是《源氏物语》中众多女性当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作者紫式部通过对紫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紫式部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紫姬处处按封建礼法行事。言谈举止贞静庄重，不仅深得长辈的看重，也受到同辈的乃至下人的喜爱。当光源氏的种种风流韵事连接不断的传到紫姬的耳朵里，她虽忧思满腹，却尽量隐忍，不肯留露于表。三公主下嫁光源氏对紫姬来说是莫大的威胁。因为三公主“姿色既艳年纪又轻，威势甚大，是可凌人。”紫姬虽忧惧在心却又不形之于色，相反为了迎接三公主入门，紫姬把大小事情都料理的十分周到。在光源氏众多的妻妾请人中，她之所以自始至终深受恩宠。靠的不仅仅是姿色，哭哭啼啼的哀怨，而是她自身发散的美德。
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于11月1日迎来千岁华诞，这部被誉为“让日本民族整整骄傲了10个世纪的文学名著”，以其独具魅力的小宇宙，影响了从江户时代至今的几代作家，在文学史和小说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源氏物语》的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便作为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300多年前由江户时代文学巨匠井原西鹤创作的《好色一代男》就在结构上模仿了《源氏物语》，将主角“世之介”人生中7岁至60岁的经历写成54帖短篇，各篇既独立又连贯，单读不失其趣，通读又另有一片天地，因而被誉为江户时代的《源氏物语》。 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在用现代日语翻译完《源氏物语》后，发表了巅峰作品《细雪》，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将悠然舒缓的叙事节奏与登场人物的心理活动相重叠，生动地展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而主人公的生活场景也恰恰同《源氏物语》中晚年光源氏所住的六条院颇为神似。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中学时就倾慕《源氏物语》，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极大。评论界称，川端最著名作品《雪国》表现的虚无与《源氏物语》的物哀思想一脉相承，然而雕琢更细，变化更奇。川端的另一部代表作《古都》也带有浓重的《源氏物语》色彩，其中描写的那一对在贫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几乎就是藤壶和若紫的“现代翻版”。 《朝日新闻》认为，千年《源氏物语》影响了几代文坛大师，除了已故的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时下大红大紫的村上春树也尽染《源氏》色彩。在村上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以“变奏”的方式演绎了六条妃子借生魂显灵将葵姬折磨至死这一《源氏物语》的著名情节，而且少年田村卡夫卡还读起了谷崎润一郎翻译的《源氏物语》。学者三田村雅子教授说，村上春树将《源氏物语》的情节“悬空”在了少年卡夫卡的无意识之下，两部时隔近千年的名著实际上有着相同的构造。 86岁的著名尼姑作家濑户内寂听说:“如果要找一本浓缩日本文化精华的书，《源氏物语》是唯一的选择。”濑户内寂听花费十几年时间，把《源氏物语》翻译成了现代小说，译作销量近300万册，成功地把这部古典名著呈现在大众读者面前，因此于2006年荣获由明仁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就在不久之前，濑户内寂听赶了一回时髦，首度试水眼下最热门的手机小说。她表示，从自己所用的笔名“紫”，到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光”，此番创作的灵感恰恰来自古老的《源氏物语》。这正如《读卖新闻》所言:时至今日，《源氏物语》依旧在不停地刺激着日本作家的想像力。传播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除劳动和语言之外，区别于动物界的又一个重要标志。（1）而文化传播又是其中非常重要并值得研究的一部分。文化传播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互动。（2）单就文学来说，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传播上的意义是人们记录、表达、传授和交流知识与思想的工具，主要在精神领域里起作用。由于文字的记载，使得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信息持久地、确切地保存下来，并且有公开性和普遍性的特点。（3）正因这些传播学的特点，《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才得以广泛流传，甚至影响到全世界，为今人所感叹。当然，文字传播将写作者和阅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隔开来，因而比起亲切的全息性的口语传播来是一种片面的传播方式，因而才会有评点派的苦苦翻卷探究和索引派的种种奇思妙想。 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向和很广，影响它的因素也很多，但其中分享与控制将一直占据主要的地位，是两个关键要素。分享又是重中之重，它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化的传播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播给受众，让其他文化圈接受；另一方面，对受众者来说，也不是完全被动消极地接受文化进入，而是积极、主动、合理地吸取其营养成分，获取新文化带来的益处。就第一方面来看曹雪芹将自己的毕生心血融入这部著作之中。以其“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知识展现于世。那么受者是这样做的呢？在这里，我试从《红楼梦》的续书情况及《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说明这部惊世之作的影响。 一，《红楼梦》的续书情况 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问世，从而结束了《红楼梦》仅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形式，使这部名著的影响面大大地扩展了。自从嘉庆元年，逍遥子托名曹雪芹撰的《后红楼梦》出现，旋即，或从第九十七回或百廿回等章回为起点的“续梦”，“补梦”，“圆梦” ，“幻梦”……之类的红楼梦续书纷纷出笼，终清之世不绝，其影响延及当代。我们应该注意到：续书现象主要是名著本身的影响所致，研究文学史上的续书问题，实际也是对名著影响研究的延伸。（4） （一）产生原因 任何一种传播结构都离不开传播情境、传者、受者和传播渠道四个基本要素。传播渠道可以理解为查媒介，包括民族语言，社会传播工具和设施等。这里就不详谈了。单就前三个要素分析如下： 1，社会原因 文化适应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之一，它是文化传播的选择性。（5）社会政治结构与传播结构存在着共协关系。传播体制直接表现着社会政治文化机制。（6）英礼士说：“传播方式与频道决定社会控制的方法和政府的体制。”（7）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传播体制。社会环境从广义上说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想意识的综合表现。从狭义上说，社会环境就是指社会风俗和风气。（8）传播行为是指一切社会组织与群体之中人与人的信息交流活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对他人施以影响的传播行为。但不管是个人传播行为还是群体传播行为，都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中明确指出“环境对人类的传播行为的影响带有多方面的性质。这种多面性是由环境的宽广性、传播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两者的互感、互动所引起的。尽管许多传播学研究者对环境中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人们的行为、观点、信念给予重大影响的是周围的环境，人世间不仅不存在绝对孤立和封闭的传播系统，而且人类的传播活动根本无法摆脱环境对它的影响和制约。”（9） 清王朝虽以文化落后的民族入主，但随着经济的恢复文化也开始复苏。清廷曾采取过一些客观上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如恢复科举，纂辑类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随着小说社会影响的日益广泛，有时皇帝也抱以喜闻乐见的态度。据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及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j拣择旗员中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字栉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10）这种喜好小说之风波及民间，对小说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当时清政府对小说的宽容有限，而且仅止于对统治无妨碍的小说，红楼梦续书能在禁书很严的乾、嘉时代产生并存在，很有意味。也许在清廷看来，这类书无大危害，况且续书中描写的宝黛爱情一般也都纳入了封建伦理的轨道，尽管笔墨有涉风月，但也还能为清廷所容忍。 2，《红楼梦》本书的原因 就《红楼梦》本身而言，最早流行与世间是以抄本形式传播的。曹雪芹在世时，仅仅是在其亲朋好友中流传，曹去世后，流传范围扩展，并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小说读本。正程伟元在序言中说“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于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径而走者矣。”可见它一问世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喜爱，王公贵人，黎民百姓争相阅读。自程甲本，程乙本刊行之后，流传更为广泛，一时间京城竟出现红楼热的文化时尚。逍遥子在《后红楼梦序》中记述：“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需数十金。字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郝懿行在《晒书堂笔录》中记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⑾当时流传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虽然《红楼梦》曾多次遭到朝廷的禁毁，但屡禁不绝，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为中多的续书产生提供了前提。并且，《红楼梦》一书包孕之丰厚，思想之深邃，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任何一部名著，人称它为“百科全书”，中华民族的“文化小说”。的确它提出的问题太多了：社会的、家庭的、道德的、伦理的、婚姻的、科举的……包罗万象。它吸引着人们试图去解答这些问题，很多人也是在续书中揉进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独特看法。 1，续书作者自身原因 文人的思想应该是受其所处的时代的文艺思潮影响的。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明清以来思想界追求个人价值，主张个性解放的人文注意思潮更加深入人心，这股思潮对文人真正的独立创作其了决定作用。从本质上说，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传播行为的具体过程即使指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的交互作用中，个体能动地接受生活技能、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完成社会人的塑造并讲这种结果反作用于社会的双项互动过程。（12）人们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分析社会，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这恐怕也是红楼梦续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曾写过名为《新石头记》的红楼梦续书的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吴研人，在其书第一回中的一段话可能代表了当时许多读者的心声：自曹雪芹撰的《红楼梦》出版以来，后人又撰了多少《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绮楼重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到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我这个《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了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一定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干。吴研人的话很有代表性，其中“写写自家怀抱”道出了不少续书作者的主要创作动机，这是这种动机在不同作者身上的体现，才会有多种续书的产生。 （二）《红楼梦》续书的影响 《红楼梦》续书一经产生，就有多家书坊刊刻梓行，当时刊刻这些续书的主要书坊有：贵文堂、聚珍堂、文光堂、经训堂、疏景堂、金谷圆、抱瓮轩、红蔷阁、藤花榭等等。 这些续书还多次被刊刻。因此，同一部续书其版本也很多。这些续书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有不少还流传到了海外，而且海外收藏的版本有的还是国内少见的。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有“嘉庆乙未本”《红楼复梦》，从前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云此书“未见”；一栗《红楼梦书录》则认为这个本子并不存在，是因为作者自序末语“嘉庆四年岁次乙未中秋住与春州之蓉竹山房”而讹。现在看来，可以证实这个版本的存在了。又据日？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东京大学藏有《红楼后梦》，此书国内迄今未见，可是据这个书目，系“同治元年刊，羊城文光堂藏板，不分卷，二十四回，每页九行，行二十字，无图。”如此确凿记载，说明此书确实存在过，而非《后红楼梦》的异名。象这类续书如注意寻踪，或许还会发现一些。此外，俄国汉学家JI？TI缅希科夫，B？JI李福亲在“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一文中记载，国文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藏有《补红楼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圆梦》、《增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前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也有红楼梦续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汉学家对这些续书的态度也不寻常。如俄国瓦西里耶夫院士在其藏书目录中评论到“据说，这些模仿者都没达到原作的程度，但我们知道，它们同样是应该体现中国人的那种生活和体现其精神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全然没有兴趣的。”（13）而且，韩国还曾翻译过红楼梦的续书。由上可观红楼梦续书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二《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 传播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从最普遍意义上讲，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影响另一个系统（信缩）的活动，这是一个操作意义。（14）在古代，随着船舶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人们能够跨越海洋，翻越大自然的种种障碍进行跨国界的交流，从而使先进的知识、技术、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造成了文化的融合。文化融合使文化圈吸收了营养，使文化的适应、文化的整合功能得到增强，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实现文化的重构。而《红楼梦》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耐人寻味的语言风格，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悲金悼玉的爱情故事不仅征服了我们，一经流传出国，就在国外造成很大影响。迄今已有16种文字30多种译本。（15）《美国百科全书》把它与日本的《源氏物语》、俄国的《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召开了第依次国际红学研讨会。1986年6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红楼梦》讨论会，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原苏联等国的学者参加了这次的研讨会。 （一）《红楼梦》在日本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两国文化关系之密切自不必说。因此，《红楼梦》在日本影响甚大，自传入后就有人翻译与研究。在日本的外国语学校把它作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 据考，《红楼梦》最早是从钱塘北的乍浦出海，东渡日本的。（16）据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簌平先生考证：一直在长崎从事清贸易的日本富商村上家的私人文书中有一本记载货物的“差出帐”，其中记到：宽政暌丑五年（公元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船从浙江乍浦港起航，十二月九日抵长崎。在“寅二番南京船”栏下，有“船主王开泰，唐人八拾人”的船载品的目录，其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的记载。这是到目前为止在红学研究史文献中《红楼梦》传至海外走向世界的最早记录。乍浦何以成为《红楼梦》传播的重要一环？可从其地理环境分析。在传播学中，环境是指围绕在发生传播活动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等。（17）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和社会性的动物，其传播活动必然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传播活动将永远受制于环境。而地理环境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又是明显而深刻的。乍浦港的地理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它地处钱塘江之北，依九龙山为伴，面向大海，自古以来就是内地航海之佳地，独具海河联运之特色，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海上地位突出。19世纪乍浦地方有名的诗集《乍浦集咏》中有一首是高士奇写的“茶花诗”，其诗序具体地反映了乍浦地区和日本在民间很早就有了花事交流，由此判断，文事、书事也会有所贸易交流。另据日本有关史实，在清代前期，日本曾发生过几次大火灾，许多皇家图书被焚，日本急需中国图书补充。所以有中国图书从日渐繁荣的乍浦港运入日本也是情理中事。 19世纪末叶，日本开始翻译《红楼梦》，最初是节译。自1892年日本汉学家森槐南翻译了第一回，在《城南评论》杂志第2期上发表，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18）在他之后，各种日问节译、全译本陆续问世。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好似松枝茂夫和伊藤簌平的全译本《红楼梦》，它是最早的全译本。这本书共14册，120回，前80回据有正戚序本译出，后40回据程乙本译出，1940年动笔，1950年脱稿，由日本岩松波书店作为“岩波文库”的一本出版，卷首有译者的解说，书末附译注、贾家世系图表。这个译本于1963年又由东京平凡社作为“世界名著全集”第五卷再版。 随着《红楼梦》日译本的大量出版，日本的《红楼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迄今为止，日本汉学界研究《红楼梦》的资料书、专著有三、四十种，报刊论文多至数百篇。 东京大学的藤堂明保，京都大学的清水茂，神户大学的太田辰夫，东京大学的松枝茂夫，曾在北海道大学和大阪市立大学任教的伊藤簌平等都是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其研究方向也很多：宫田一郎写了《红楼梦语汇索引》，摘录了《红楼梦》中的联语、成语、俗语词汇，村松英的《红楼梦的小说性》对其语言和艺术技巧进行了深入研究，伊藤簌平等学者对其版本也做了系统的研究。1951年桥川时雄、金子二郎等人利用文部省的科学研究经费在京都组织了《红楼梦》研究班。 （二）《红楼梦》在韩国 根据朝鲜后期文人李圭景的著录年代曾推断“传入朝鲜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830年以后。”（19）又有一说：《红楼梦》流传到韩国的时间可能是《程刻本》出现以后的十八世纪末年或十九世纪初年前后。（20）1960年，大正音社出版了朝文《红楼梦》120回的节译本，1969年，乙酉文化社出版了李周洪翻译的120回《红楼梦》5卷全译本。 韩国对红学研究也很重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21）一，朝鲜后期（1892——1910） 始至《红楼梦》传播到朝鲜各地，形成不少读者层，翻译等工作留下很好的成果。倍受红学界和翻译学界重视的现存在喊归精神文化研究院的乐善斋本就是这时产生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译本。二，日本占领时期（1910——1945）三，韩国光复后（1945——1980）这两个时期由于时代条件与学术环境原因，红学成果不显著。四，1980年出现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论文一直到现在，红学研究突飞猛进。 （三）《红楼梦》在俄国 众所周知带有脂砚斋批语的列藏本，为远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所收藏，这个抄本我国国内从未见到，倍受国内红学家重视。有人说它为“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22）更有证明“列藏本《石头记》就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经过琉璃场书肆辗转卖给在华的俄国人，后再流传到俄国的。”（23）不管这样。俄国重视红楼梦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1812年。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就给予它很高的评价。1843年，传教士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科万科把《红楼梦》第一回的部分内容译成俄文，并在彼得堡出版的《祖国记事》杂志上发表。十月革命以后，原苏联非常重视《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1985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帕纳秀克翻译的《红楼梦》俄文全译本。 （四）《红楼梦》在德国 中国与欧洲的真正意义的文化交流是近代史的事，可以说它是伴随着西方的基督教向中国的传教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发生的。 西方第一个撰文介绍《红楼梦》的人是德国传教士郭士腊。（24）1842年5月，他写了《红楼梦》一文发表在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的第11册上，他是第一个发表研究《红楼梦》论文的外国人。 1932年，德国莱比裼英泽尔出版社出版了今800页的《红楼梦》德译本。译者是当时已经成名的汉学家库恩。他自称是第一个登上《红楼梦》这座高峰的欧洲人。 当然，由于东西方固有的文化、思想等方面差异，库恩在再现了宝、钗、黛为核心的主要故事情节的同时，删去了于这条主线关系不甚密切的枝节，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圈的时候，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特殊情形。他的原则是：针对传播的作用点是对象的心理这一点，凡是刻画主要人物特征的细节，尤其是对西方人既新鲜，又有文化史意义的内容，他都准确地翻译过来，在断裂处，施展艺术家蒙太奇的技巧，巧妙的将上下文连接起来，不使人感到有断裂之感。这样，虽然作了大量删节，仍保持了原作的全貌和轮廓。传播者要把传播内容送到受传者的心灵里去，首先得把这道心灵的大门打开，在这点上库恩的手法巧妙的很，为《红楼梦》这部东方名作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作了积极的贡献。 除此以外，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在红学研究上均有较大成果。篇幅有限，恕不评论。 《红楼梦》这部经“曹雪芹于悼红轩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鸿篇巨著影响之深之广，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这片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红楼梦》影响的拙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红学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提问者： 凝霜孤月 - 经理 四级
你好，同学，你的中国家电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方面开题报告老师让你往哪个方向写？开题报告有什么要求呢开题报告是需要多少字呢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开题报告选题通过顺利。 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①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②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③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④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2、目的意义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3、成员分工成员分工应是指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具体职责，要人人有事干、个个担责任。组长负责协调、组织。4、实施计划实施计划是课题方案的核心部分，它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时间安排等。研究内容是指可操作的东西，一般包括几个层次：⑴研究方向。⑵子课题（数目和标题）。⑶与研究方案有关的内容，即要通过什么、达到什么等等。研究方法要写明是文献研究还是实验、调查研究？若是调查研究是普调还是抽查？如果是实验研究，要注明有无对照实验和重复实验。实施计划要详细写出每个阶段的时间安排、地点、任务和目标、由谁负责。若外出调查，要列出调查者、调查对象、调查内容、交通工具、调查工具等。如果是实验研究，要写出实验内容、实验地点、器材。实施计划越具体，则越容易操作。5、可行性论证可行性论证是指课题研究所需的条件，即研究所需的信息资料、实验器材、研究经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及教师的指导能力。另外，还应提出该课题目前已做了哪些工作，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学校和老师帮助等等。6、预期成果及其表现形式预期成果一般是论文或调查（实验）报告等形式。成果表达方式是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等形式来表现。
论文国外文献综述怎么写内容如下：
外文综述是研究者在其提前阅读过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融会贯通，综合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不同于研究论文的文体。而外文综述则是用汉语以外的语言来完成综述的写作。
1、首先根据你的论文主题想出5个关键词，依次输入谷歌学术搜索引擎（或者其他学校资源论文库）
2、在电脑里准备两个参考文献文件夹，一 个文件名写useful （有用），另一个文件名写maybe useful（可能有用）。
3、接下来浏览搜索到的文献的标题，看到和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题目就点进去， -目十行扫视文献，其中最主要看Abstract , Introduction和Conclusion三部分，也就是头和尾。
4、把扫视后觉得和自己的论文主题相关度高的，保存放进useful文件夹，如果看完觉得emmm（这个语气词是我导师给我讲的时候的原话，哈哈哈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概就是觉得有那么点关系，但又不舍得pass的文献，就放进maybe useful文件夹。
面向创客教育的众创空间与生态建构
摘要
该文结合创客实践和创客教育的特点，探讨众创空间生态的理念与模式，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持。在创业教育的大背景下，创客实践在高校已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基于创客模式的实践教育，从参与模式、学习内容、师生互动以及学习环境等各个层面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众创空间作为承载创客实践的平台，其核心要素包括合作社群、创意实践、开放资源和协作空间——合作社群是参与式创新的基础，创意实践则包含从课程、工作坊到各类交流与比赛，开放资源包括开源设备、工具和方法，协作空间以灵活多变的空间支持参与式的创新。四个核心要素相互支撑，形成了有机的生态系统。
关键词：创客；教育；空间；社群；生态
创客一词源于英文单词Maker或Hacker，指乐于动手实践和分享，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连线》杂志前主编Chris Anderson[1]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中，将创客描述为：“首先，他们使用数字工具，在屏幕上设计，越来越多地用桌面制造机器、制造产品；其次，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所以本能地通过网络分享成果，通过互联网文化与合作引入制造过程，他们联手创造着DIY的未来，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TechShop的首席执行官Mark Hatch[2]在《创客运动宣言》一书中认为，创客运动的核心是更好地获取工具，获取知识和构建人人参与的开放分配系统。
一、创客空间的发展
创客早期的发展一直带有技术民主化以及反主流文化的特色。随着美国重塑制造业、中国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创客迅速成为创新的核心力量。对创客的认知，需要结合创客空间和创客文化来整合认知。
密西根大学的Silvia Lindtner[3]归纳了四种创客空间的形态：早期会员制社群、网络开放组织、国际化的创客运动以及产品孵化平台。美国波士顿L0pht创客空间在1992年开始运营时便只对少数会员开放；建于1995年秋的柏林C-base则更倾向于公众化，目标是增加计算机软件、硬件和数据网络的知识和技巧，并且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去推动互联网的自由化。该组织从事大量的相关活动，例如在儿童节，他们引进年轻人喜欢的机器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主题。旧金山湾区的Noisebridge是一个备受赞誉的创客空间，引导了全球的创客空间运动。Noisebridge受到欧洲创客空间维也纳Metalab和柏林C-base的激励，开始于2007年，是分享、创造、协作、研究、开发、指导和学习的空间。Noisebridge还延展到世界各地的基层社区。目前大量的创客空间以初创团队孵化器的形式存在，如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它在研究和开发领域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制作》杂志主编Dale Dougherty[4]对创客空间给出这样定义：“不同职业的具有创意的人们和社群聚集在这里，通过彼此分享，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将想法变为现实。”[5]认为可以从一系列开源软硬件与数据等要素相关的共享技术、治理过程和价值观来定义一个创客空间。Noisebridge的创始人Mitch Altman[6]则认为在创客空间中人们可以通过黑客行为来探索他们热爱的东西，并且可以得到社区成员的支持，而黑客行为即指最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且愿意分享。
针对创客社区和活动，开放式的Hackerspace、Makerspace以及TechShop提供了创客线下聚集的场所，创客们通过举办工作坊、黑客马拉松、制汇节（Maker Faire）等活动来学习、团队竞技以及自我展示。TechShop是一个会员制的自造空间，它提供数字和机械制造工具来制造任何东西，包括机器人、登月飞行器、iPad套和手工商品等[2]。创客空间代表了设计、工程、制造与教育的民主化。创客空间是配备了工具的社区中心，通过整合制造设备、社区和教育，为社区成员提供设计、原型制造和创造作品的资源。这些空间有形式松散的个体共享空间和工具，运营方可以是盈利的企业、非盈利企业，也可以隶属于或托管在学校、大学和图书馆等[7]。
1、美国的推动政策
创客活动促进设计、制作以及科技工程学的发展，并能培育企业家精神。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年初为1000所美国学校引入创客空间，以培养新一代的系统设计师和生产创新者。2014年6月18日，美国白宫举办首届创客嘉年华，同时也推出全民参与计划，使更多的学生和创业者能接触到创客所需的工具、空间以及导师。这些政策包括：让企业支持学校的创客空间以及课外计划，企业员工可以休假担任导师，企业成为创客空间的“大客户”，就像福特与TechShop的合作伙伴关系，或作为多渠道零售商帮助消费者成为有创新能力的创客或初创企业。大学可以在招生环节中添加一个“创客作品集”选项（如MIT），同时在校园为学生和社团建立更多的创客空间，并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层面，支持更好的硬件和软件工具，如MIT FabLabs的设备。政府机构和社区团体可以实施类似生产设计聚集区的项目，让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举措。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社区组织建立更多的创客空间，使大众能够有更多的接触创客导师和参与创客活动的机会。基金会和慈善家也要为有兴趣接纳创客的社区提供相应的资助[8]。
2、创客教育的特点
创客教育强调行动、分享与合作，并注重与新科技手段结合，逐渐发展为跨学科创新力培养的新途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已开始将创客实践作为交叉学科创新、体验式学习的重要模式，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学生自主运营的创客空间MITERS，斯坦福大学变革学习技术实验室（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echnologies Lab）正在为全世界的创客空间和快速原型实验室创建开源课程（Stanford FabLearn Fellows Program）。
在创客实践中，学生被看作是创作者而不是消费者，学校正从知识传授的中心转变成以实践应用和创造为中心的场所。学术性创客空间和快速制造实验室迅速增多，学生们能够在其中开展课程项目和自我主导的课题，同时开展以内容及产品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这些空间正以创新的形式展示出对教育的价值。创客实践正在创造一种组织文化，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并针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高等教育版）》中预计这一趋势会在三到五年内产生强大的影响力[9]。
二、创客与创业教育
教育是一个改变人类行为模式的过程。这里的行为指的是一种广义的行为，包括思考、感觉、以及明显的行动[10]。创业教育关注于学生在思考和认知上的改变，其所强调的是以创业精神带动行动和思考，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教育成果，即孵化出成功的企业或企业家。
1、从STEAM到创客教育
早年被大范围推广的STEM教育经过演变和改进，加入“艺术”（Art）要素，便成为了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Mathematics）教育。STEAM教育与创客教育的相遇，将更全面地推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进程。虽然STEAM教育在欧美国家广泛应用，但是创客理念的加入，建立了学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同时也弥补了工程教育方面的不足。在美国，60多所高校已经陆续在校园里开设了创客空间。为促进创客运动在教育界的发展，斯坦福大学还设立了创客教育研究学术奖学金，以激励广大教育者去发掘创客运动在不同教育领域的应用。
创客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开创性个性。创客教育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体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项目教学法（Project-Based Learning）、创新教育、DIY（Do It Yourself）、DIT（Do It Together）等理念之上。同时创客教育注重教育体验的整体性，学习过程本身代替学习成果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教育专家Sylvia Libow Martinez和Gary [11]总结了好的创客项目所需的八个要素：目标与相关性、充分的时间、复杂性、强度、合作、可获取的材料、可分享和新颖性。这些要素在创客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开展中成为可参考的规范。欧洲科技展望研究所开发的“Up Scaling创新课堂”（CCR，Creative Classrooms）框架也由八个维度组成：内容和课程、评价、学习实践、教学实践、组织、领导力和价值观、连通性和基础设施[9]。此框架将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视为学习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对所处的情境和文化做出回应。模型的八个维度形成一个体系，鼓励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环境以多维方式拓展创新教学实践。
2、从创客到创业
自Milwaukee创客空间邀请公众参与活动以来，创客空间逐渐聚合成了一股强大的非学院派的学习力量。由此让很多大学发现其中的学习机遇，玛丽华盛顿大学的ThinkLab、斯坦福大学的FabLab都先后成立。自主自导的学习是创客在创客空间中的主要学习方式。创客之间的互动孕育出了一种动态的具有极高合作性的学习行为，团队的力量以及同辈的支持、建议和协助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可以自己控制和主导基于问题的学习。最终，创客空间会促进校际的连结，并推动合作项目的进行。
应对创新发展的需求，高校纷纷开展创业教育，将实践教育与社会、产业需求以及创新价值连接起来。创客作为一种人人参与创新的形式，成为高校一股新生的力量，从创意到创新，并为创业教育营造了更好的氛围。清华大学将“三创”（即创意、创新、创业）作为整合的视角来考虑，创客教育成为“三创”教育的重要连接点，创客实践一方面是自发将创意转为现实的重要模式，同时也创造通向创新创业的机遇。
3、从创业到开创
早期的创业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的领域，其出发点大都在探索创业者的角色、功能及其对竞技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因管理学者的投入，其角度逐渐转向组织个体，思考如何有效进行创业决策与行动[12]。“开创”（Entrepreneuring）概念的提出，将创业动名词化，意在表现“创业”的历程化。从历程化的角度来看，结果不能作为判断创业成功与否的唯一要素，因为创业是持续的、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行为。Hjorth和Steyaert[13]认为创业在本质上是“社会创造的形式”，不仅仅发生在商业领域，而是发生在社会整体之中。创业不只是表面上宏伟事业的建立，反而是从日常细微事物中制造差异，以量变带动质变的过程。创业也被看做是一种“对话式创造”（Dialogical Creativity），其发生且成型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故事、戏剧、谈话、表演之中。Gartner[14]认为是行动造就了创业者，因此对创业的研究也可从分析创业者的行为出发。为此，注重参与和过程的创客实践，也在内在推动力方面与创业形成了密切的关联。
1. 大部分“创客教育从业者”拔高了 “创客”在小学生范畴内的要求。 近年来，创客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创客教育的理念也日益受到教育者的重视与认同，然而大部分“创客教育从业者”（包括管理者、一线教师、以及校外机构、科技公司等）并不能真正理解“创客”的真正含义，他们往往对“小学生创客”要求过高，希望他们创新，创造，能制作一些智能化的“上得了台面”的作品。殊不知，这些“拔苗助长”的举动并不符合“创客文化”的最初定义。“创客”在百度百科的定义—— “创客”本指勇于创新，努力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人。这个词译自英文单词“Maker”。我认为“创客”在小学生范畴内应该被重新定义，应该被理解为他们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热爱动手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并且乐于分享的小学生。“创客教育从业者”对“小学生创客”的要求不能过高，只要小学生喜欢动手制作，坚持不懈地捣鼓一些“小玩意儿”，就应该认为他是“Maker”，鼓励他们，给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保持“持续动手”的勇气、动力，从而度过一个有点“科技风”的快乐童年。“小学生创客”的重新定义，应该是创客教育者的基本共识。 2. “小学生创客教育”正在逐渐地被给予“厚望”，继而功利化。 “创客教育”虽是时代发展和教育变革的产物，但它并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如今，在创客教育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渲染、媒体的炒作、教育者面对教育变革的焦虑和热切变革心理等多重作用下，“创客教育”似乎成为了“万能处方”。普罗大众似乎对“创客教育”寄予了“对中国应试教育的伟大补充”般的厚望。只要一件事物被给予厚望，那么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的乐趣，取而代之的是“‘厚望’带来的逐渐增加的压力”。我没有说“创客教育”的不对或不好，而只是怀疑如此规模浩荡的“创客教育”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否还在“还给孩子最真实快乐的创客教育”的道路上努力？在“创客教育之风”盛行之下，理性审视“创客教育”及其作用，警惕“创客教育风”，是有必要的。尊重，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敬畏，不随意破坏孩子的童年；支持，对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我们理解的“创客教育”支持。以上三点是创客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3. 优质“创客课程”的缺失，不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课程铺天盖地。 “创客课程”是开展“创客教育”的“支点”，有可能成为撬动整个创客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创客教育从业者”往往忽视了“创客课程”的重要性。管理层有时急于求成，大刀阔斧地建设“创客空间”，当“创客空间”建设完毕后，才发现“创客课程”没有匹配到位。还有些学校意识到“课程”的重要性，但是缺少对课程优劣的甄别能力。市场上和学校里都比较缺少优质的“创客课程”——由专业的课程团队写就，并经过一线教师和学生检验的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发展特点的课程。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国内已有少数高校、 中小学以及企业探索性地开发了一些“创客课程”，但这些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创客设备”是缺少课程支持的。 4. “创客设备”的大量购置，大大丰富了“吸收灰尘的创客库存”。 “创客设备”是开展“创客教育”的基本保障，没有“创客设备”，再好的老师配上再好的“创客课程”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目前“创客教育之风”盛行之下，创客设备被大量购置，例如“创客教育三件宝”——激光切割机、3D打印机和无人机。这些 “创客教育大跃进”时期的设备，因为无人使用而逐渐被封存。这么巨大的教育投入，最后换来的教育产出非常渺小。那么，如何将“创客设备”可持续地使用起来，成为了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 5. 不解决“缺少师资，缺少课时”的问题，“创客教育”只能是小打小闹。 “创客教育”的推出和普及，是自上而下的短时间内“大行其道”的，这样有好处——普及速度大大加快，然而也有它固然的弊端——学校并没有配备专业的具有良好“创客素质”的师资，也没有对应的用于多数学生的“创客课时”。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政府和学校的层面都在研究办法——有开展四点半课程的，有开展半日化社团课程的，有借助 “校外力量”的，也有 “在固定年级固定专用课时”的。但这些还是无法从根本解决这两大难题，因为无法保证“有兴趣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到良好的创客教育”，这里指的是“每一个孩子”。 注：以上所有观点仅代表工作室某成员的观点，不代表工作室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