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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的研究综述，找来看看：陈吉德的《穿越高粱地——莫言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78-81）；黄萍的《莫言小说研究述评》（《新世纪论丛》，2006年第1期，171-173）；马艳艳、裴秀红的《莫言小说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6年第6期，66-67）；房赋闲《莫言创作研讨会综述》（《文史哲》，1989年第1期，99-102）。此外，莫言主要研究专著及资料汇编：《莫言论》，张志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怪才莫言》，贺立华、杨守森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评传》，叶开，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莫言研究资料》，贺立华、杨守森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施战军、路晓冰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转帖] 8XZ d)H avQh,M S 《生死疲劳》讲的是一个地主死后.投胎六道轮回,他变成了各种家畜,通过他的眼睛看人类的社会发展，主要是1950年到2000年的中国农村,体现人们的精神、社会的变革等。 b!VMN5 小说《生死疲劳》的题目经查出自《佛说八大人觉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只是不明白后面三句的意思.听说莫言的书一向罗嗦，这本倒是要好很多，也许是写书时间短的缘故。读完后，感觉还算一本上乘之作! J[1< szC? 说说读完后的感受! 西门闹,本书的主人公之一.其实他不是人,他一出场就被小鬼架着见了阎王.这是莫言的高明之处,没有按照纪事或者其他角度进行故事叙述,而是整出这么个鬼来,呵呵,是鬼就要投胎,不过他投的是不同的牲畜.西门闹通过几次的轮回,从一个局外人（姑且认为他是人）的眼光注视我们的祖国从建国开始到如今这个漫长社会的发展历程.故事本身没有对社会进行任何的评价,但是通过其中的人物演绎的故事,给我留下的是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另一位主人公是坚决不入公社,单干了一辈子的蓝脸.看书得知那时候的政策是:入社自由,于是很多人劝那些不入的人。不入社的人就像驴一样倔.好在那时讲民主,你不如就不入.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氛围是比较开放,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骂娘,但你不可以强迫谁做什么.就冲这点,我们后人给毛爷爷磕头,我虽然不会,但是能理解.毛爷爷,纯爷们 ?X-Q+ 当然我出生在新社会没有目睹一下毛爷爷创造的那个旧社会,也不能理解当时人们生活与环境.表达没有那么好.我想写个小长篇点的,以示对于那个社会的文字上的补充. 但是书中写的西门闹做狗时的一章叫“狗精神”.和90年代很相仿,人们在看到经济日渐发展的同时,社会风气的变味出现了.学生出现比吃比穿结帮结伙,年轻人也浮浮夸夸,年纪大的有权的开始贪污有钱的包养情人.社会的贫富有了差距.这点应该能感受的到 西门狗最后走的很安详，和曾经的主人单干户分别躺在那片土地中走了.这个时候,土地里已经有了他东家夫妇俩、妻子、俩个儿媳、老朋友夫妻俩、养子、养子情人、驴、牛、猪的坟墓. GNQiR “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他的墓碑后来这样写道.很感动看到这. D#QHcTF})P 给自己最深印象的是那种轮回，那种精神状态的轮回。从一开始的无知，到慢慢拥有，然后人心的贪欲逐渐膨胀，直到最后的回归为零。真的，阎王就是阎王，看我们人类不爽是有原因的，你不是贪么？那让你多几个轮回，多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贪不欲我们应该慢慢学会。 活着就是疲劳,有钱的疲劳,没钱的也疲劳,当官的疲劳,不当官的也疲劳,天啊,人为什么总是疲劳呢,想想自己现在,虽然不像小说说的那样的疲劳,但是偶尔也会身心疲劳一下,不满于现在的生活,感情不满于现在社会,实在不该!如果真的不满的话只能也六道轮回看看!对于书中的很多地方也不尽理解.对其中所赋予的内涵还不能领会。我是八零后一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年代，不能感同身受，也许上目前不能理解此书全部内容的原因吧。 但是看完了书,写完了读后感之后我只能记住两个字了那就是"疲劳"先说一下自己这个读后感的标题。这标题，是我为图简便，从莫言这部小说里的两句话中化生出来的。这两句话就在紧紧相邻的两章中。第一句出自第三十章：“但我清楚地知道，它是一个勉从猪舍暂栖身的英雄。”说这话的，是叙事“主人公”之一的“西门猪”，“它”，是指另一头叫做“刁小三”的猪。第二句话，是他在第三十一章里说的：“他说这个戏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带着荒诞但又庄严的色彩，是一个活生生的后现代的标本。”说这个话，还是“西门猪”，而这句话中“他说”的“他”，是小说中的“莫言”。由于这两句话相距不远，虽说现在记忆力比不了年少时的差不多“过目不忘”，年岁不饶人嘛，但是，在读到第二句时，总还算记得第一句。想起博客有几日没有更新了，没什么文字可写，不正好写几句读后感，一是聊作更新充帐，一是可以顺便显摆一下，证明最近读了莫言的小说，别让人说农夫就是农夫，连鼎鼎大名的莫言的小说都没有读过，所以，就有了这个标题：勉借荒诞叙庄严。读莫言的《生死疲劳》，不会让人打瞌睡，那海阔天空的想象，那优美精妙的语言，那数不清的暗喻名言，纷至沓来，赏心悦目，令人精神振奋，不读不快。而一读之后，总会让你心潮起伏，联想翩翩，不吐不快。读后感的第一点，就是莫言这《生死疲劳》，从叙事方式分，肯定属于荒诞叙事。开荒诞叙事先河的，诚然算不到莫言的名下。最著名的、人所共知的《西游记》，就可以归于这种叙事形式。但是，以荒诞叙事，演绎半个世纪的一地历史、世事沧桑、社会变迁和人生沉浮的，当非莫言莫属。至少，前无古人。而且，他说得是那么一本正经、胜似正史，让人不能哭，也不能笑，不能相信，也不能怀疑。尤其是我们这些与莫言同时代过来的人，对此，会感触尤深。莫言运用荒诞笔法，叙历史、社会和人生如此庄严之事，借用得可是一点也不勉强。一路读去，你会感觉到，《生死疲劳》是“满纸荒唐言，全为庄严事”。庄严者何？是对人的解读，对一个时代的解读，对一段历史的解读。最庄严者，当数书中说及在1976年9月9日，那蓝脸的一骂一哭，那抒发的何止是愤懑！是对举国对于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误读的声讨：蓝脸的眼睛里慢慢地涌出泪水,他双腿一弯,跪在地上，悲愤地说：/“最爱毛主席的，其实是我，不是你们这些孙子！”/众人一时无语，怔怔地看着他。/蓝脸以手捶地，嚎啕大哭：/“毛主席啊——我也是您的子民啊——我的土地是您分给我的啊——我单干，是您给我的权利啊——”听听，这可有半点荒诞的滋味儿？一丝一毫也没有！一骂一哭中所阐述的，在那整整的一个时代内，只有这主人公、这执拗无知的犟农民、这举国唯一的单干户心里明了！这是对举国误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的声讨！莫言不惜借用荒诞的叙事手段，不惜洋洋洒洒铺展几十万字之巨的精言妙语，就是为了这一声讨，就是为了对这一举国误读、以至贻害一国的庄重反思。（这可是自己对《生死疲劳》的误读？）“勉借荒诞叙庄严”，看来是借用来的标题，才是拼凑得很勉强。说“且借荒诞叙庄严”，会稍稍不“勉”一些么？还是说回荒诞叙事。当然，假若莫言能不让蓝解放，不让大头儿，也不让“莫言”出来当叙事主体，那么，这荒诞叙事，就完美了。作为作者的莫言，可以说这出于这部小说叙事的必需，出于让叙事更灵活更精彩。那么，作为读者的我，可以说是因为你作者对传统叙事尚有所畏惧，是对自己荒诞叙事能力的信心还不够足。总之，是如此一来，就让你的这荒诞叙事在我们读者的心中，有所不完美了。我们只有寄望莫言有下一部更完美更彻底的荒诞叙事大作的问世。读后感的第二点，就是猜想，莫言大学读的肯定不是中文，攻的不是文学，而是农学院的畜牧专业。不然，那些驴呀，牛呀，猪呀，狗呀，怎么会那么地顺从，那么地听他使唤？他牧的那些驴呀，牛呀，猪呀，狗呀，为什么会是那么地机敏有型，那么地聪明伶俐？武功高深者，拈花可以伤人。精于畜牧者，役驴牛猪狗之类，胜于使人。中国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全入于莫言所牧所养的驴牛猪狗眼中，心中。莫言者，神牧矣！当然，人畜牧，为役使，为肉食，为皮毛。莫言畜牧，却是为了让它们看世界，观世事，品人生。书中的叙事者，评说书中的莫言，说他从来不是好农民。作为读者的我，绝对认同。我评说他是畜牧工作者，但是，因为他不务正业，所以，肯定不是好畜牧工作者。不过，还好。子不语怪力乱神，莫言因之只役使驴牛猪狗，没有让众畜尽出。说来莫言应该还算是孔孟信徒，至少是孔孟fans。读后感的第三点，就是想对莫言表达愤怒。这些天来，莫言所牧之驴牛猪狗，害得咱家老汉我神经过敏。他的驴，是如此折腾不休。他的牛，是那般执拗倔犟。他的猪，是那么聪明那么善于撒欢，他的狗，是那样地狂傲精神。在办公室，听到走廊有脚步声，就感觉到会不会是他的驴在蹶蹄。走在路上，看到一棵树枝叶摇晃，就猜测会不会是他的猪在撒欢。走回家，关上门，听到有所响动，就害怕是他的牛，在用角顶门撞墙。此刻，时至子夜，窗外霓虹渐熄，万籁俱寂，只有淅淅沥沥的雨点砸在遮阳棚上，发出丁丁冬冬的滴响，忽有声音从远处传来，竟恍觉是他的狗，边飞奔边狂吠而来……。如此神神道道，叫人如何度日。得赶紧将这《生死疲劳》合上，置之高阁。得赶紧收拾精神，拿出道德经，念上一段：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而况莫言之驴牛猪狗乎！唉！还是莫言。还是莫言的驴牛猪狗！本是凡人，还是无梦至人的好。再继续谈读后感。最后，我还认真地读了莫言为新版《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写的“随笔”，《小说是手工活儿——代新版后记》。他告诉我们，他只用了四十三天，就写出来了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得益于使用“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这种放弃电脑回归手工的写作，使他感觉到自己拥有了一种与时代对抗的姿态，这令他“感觉好极了”。笔动字出，字出形显，免了心中得随时想着输入法、随时要选字的烦恼（哈哈，这一点可以判断，莫言应该是使用拼音输入，而不是五笔），免去了关机之后，写作成果仿佛归于空无的虚幻感。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笔走龙蛇、胜马由缰、潇洒奔放的写作姿势，几乎可以感觉到他每日放笔临睡前，抚稿自珍、喜从心溢的满足样。不说这些大而言之的东西，捡出两个细节猜测，就可以知道这种“回归手工”写作他所得的收益，他所免受的损失。这两个细节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上“入”下“肉”，一个是 “尸” 盖 “求” 底。说到前一个字，回想自己读初一时，出于卖弄，将从《红楼梦》里捡到的这个字，在下课时用粉笔写到黑板上，叫同学认，同学们当然认不了。我读出来后，惹得教室里的女同学一个接一个地低头往外跑，男生们疯狂地高声大笑，只有一个男同学，他当时除了作为一名学生，还同时担任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悄悄地走出了教室。如果不是班主任与几位老师的偏爱，就这一个字，让自己差点将刚到手的“共青团员”称号弄没了。题外话，打住。还是说这两个字。回归手工的莫言，写这两个字，最多用了两秒，对他的思潮毫无波阻，甚至有所浪激。然而，倘若用电脑输入，大概他那点击键盘的手指，不知道弹挥多少次，也会打不出来。于是，他的思路便会受到阻扰，说不定多少奇思妙想，多少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精言妙语，就在那一瞬间消散了。即使莫言拥有专业打字员的水平，会人工造字，这种阻扰，也是避免不了的。想到用笔的种种益处，我差一点就要将这破IBM笔记本，从六楼的窗户甩出了。当然，我没有甩。读新《后记》，让自己得到了不少阅读认同的幸福感。但是，他其中的有一个观点，自己不肯苟同。并且，还令自己感觉极度挫折与沮丧。他用了二百五十元的软笔（五十支，每支五元），写出了这部四十三万字的小说。他说：“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他弄出的这个观点，里面偷换了许多的逻辑与概念，这一点，动动大脚指就可以想出来。用250元的笔与一大摞懒得去计算高度与价格的稿纸，写出43万字来，其成本肯定高出正常使用电脑不知道多少！他的忽悠，简直又令人愤怒（呵呵）。当然，这种不便宜，是相对与我们这些贫于蚂蚁、无才无名的码字人而言。对莫言，当然不是。我好想E一个请求给莫言，用一个新笔记本电脑去换他那一摞用250元写出的稿纸，苦于没有E的地址。不过，即使找到他的E，即使E过去，即使他看到我给他发的妹儿，他也是断然不肯交换的！“一切皆有可能”。这广告语，用在这事儿上，绝对不合适。
——莫言小说《大风》赏析 莫言把自己的作品《大风》编入小说集里，有的地方把它节选后编入了中学教材，归入散文中，均是有道理的。回忆了“我爷爷”的勤劳能干的一生，歌颂了“我爷爷”在与大自然斗争中表现出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深刻表达了“我”对爷爷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故事叙述栩栩如生，渗透于文字中的感情真挚饱满，作品散文特色十分鲜明。而作者为什么把它编入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中呢？我以为主要缘于作者的创作实践。这篇文章，作者是以形象刻画为中心来揭示主题的。小说与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虚构的，即使有生活的原型，也都是按照作者的表达需要进行艺术创作的，是作者通过形象来表达创作主旨。而散文中的人物，一般都会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虽然也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但是人物的原型特征是非常突出的。 《大风》中的人物是作者根据表达需要创作出来的，所以它更是一篇优秀的小说。用阅读小说的方式阅读《大风》，或许更能够比较深入地把握作品的艺术特色。 不同于莫言其它小说粗犷豪放的风格，这篇小说的笔调极其细腻，几乎通篇运用了细节描写，把人物、环境刻画的出神入画。写人，神情毕现，写景，细致入微。使读者感觉到，小说中的人物，就站在你面前，小说中的物就在你身边，触手可及。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故事跨度到许多年以前，一般来说，这类文章易于从宏观上去粗线条的勾勒，依靠富有力度的生活情节去展示人物，用波澜壮阔的场面描写去烘托主题。而不易于过分的从细节描写中去表现形象。然而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其高超之处，就在于在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叙述中，把臆想中的人和景，完全通过纤细入微的笔墨镌刻出来。写场面，三言两语便让你如临其境，如写爷爷干农活的本领，“爷爷割出的麦茬又矮又齐，捆出来的麦个中，中间卡，两头奓，麦穗儿齐齐的，连一个倒穗也没有……像宣传画上经常画着的那个扎着头巾的小媳妇怀里抱的麦个子一样好看。”先描述其形状，继而又通过妇女劳动中的场面进一步从侧面表现爷爷的超乎寻常。“娘儿们把麦子往铡刀下一送，按铡的娘儿们一手叉腰，单手握着铡刀柄，手腕一抖，屁股一翘，大奶子像小白兔一样跳了两下，“嚓”，麦个子拦腰切断，根是根，穗是穗。要是碰上埋汰主儿捆的麦个子，娘儿们就搜罗着最生动形象的话儿骂，按铡的娘儿们双手按铡刀，奶子颠得像要插翅飞走，才能把麦个子铡断。而麦根部分里往往还夹带麦穗。”乍一看，或许觉得有些字眼粗俗，但是熟悉了莫言的风格，你似乎又找不出什么语言能把这种劳动场面更直观的展现出来。 写爷爷干活精细，“我爷爷的镰刀磨得快，割草技术高，割下来的草干净，不拖泥带水。晒草时又摊得薄，翻得勤，干草都是很新鲜的淡绿色，像植物标本一样鲜活，爷爷的干草向来卖最高的价钱。”而这样的劳动，不是听人说的，是我亲眼见的，“我至今还留恋在干草堆里打滚的快乐——尤其是秋天，夜晚凉凉爽爽，天上的颜色是墨绿，星星像宝石一样闪闪烁烁，松软的干草堆暖暖和和，干青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甜香味……” 环境描写是莫言作品中十分突出的表现手段，在莫言的笔下，几乎他的每一段环境描写都是那样的独具特色，似乎他也有用不完的笔墨能够把眼前的景象鲜明准确地描绘出来，呈现出让你即熟悉又似从未见过的的场景。如《大风》中，作者在写爷爷带我去割草的途中，极为精彩的一段，“堤顶也就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了野草，行人的脚压迫得它们很瑟缩，但依然是生气勃勃的。河上有雾，雾很重，但不均匀，一块白，一块灰，有时像炊烟，有时又像落下来的云朵。看不见河水，河水在雾下无声无息地流淌，间或有泼剌的响声，也许是因为鱼儿在水里动作吧。爷爷和我都不说话。爷爷的步子轻悄悄的，走得不紧不慢，听不到脚步声。小车轮子沙沙地响。有时候，车上没收拾干净的一根草梗会落在辐条之间，草梗轻轻地拨弄着车辐条，发出很细微的“劈劈劈劈，叮叮叮叮”的响声。我有时把脸朝着前方（爷爷用小车推着我），看着河堤两边的景致。高梁田、玉米田、谷子田。雾淡了些，仍然高高低低地缠绕着田野和田野里的庄稼。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刚秀出的高梁穗儿，很结实的谷子尾巴，都在雾中时隐时现。很远，很近。清楚又模糊。河堤上的绿草叶儿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珠儿，在微微颤抖着，对我打着招呼。车子过去，露珠便落下来，河堤上留下很明显的痕迹，草的颜色也加深了。”还有写遭遇龙卷风，“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圆柱飞速旋转着，向我们逼过来。紧接着传来沉闷如雷鸣的呼噜声……我们钻进了风里。我昕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风托着我的肚子，像要把我扔出去。堤下的庄稼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齐倒伏下去。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 通过形、色、声的描写，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部调动起来，即有静态的描写，又有动态的描写，运用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拟人修辞手法，加之富有韵律的语言节奏，把壮丽的环境和人物兴奋的心情，完美的交融在一起，书写生活的快乐。 通过人物肖像和动作细节，刻画人物形象，作者也做得恰到好处，“他的头秃了，秃顶的地方又光滑又亮，连一丝细皱纹也没有。瘦得没有腮的脸是木木的，没有表情。眼睛是茫然的，但茫然的眼睛中间还有两个很亮的光点……”“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我看到爷爷的双腿开始颤抖了，汗水从他背上流下来。”“爷爷又把腰煞下去，双腿又像生了根似的定住了……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爷爷眼里突然盈出了泪水。他慢慢地放下车子，费劲地直起腰。我看到他的手指都蜷曲着不能伸直了。通过这一系列的形象描写，一个饱经沧桑，坚毅勤劳，倔强不屈，可亲可敬的老者，赫然伫立在读者面前，让人不得不惊叹作者的神奇的观察和表现功力。 形象、主题和创作风格是小说的灵魂，主题蕴含于形象和故事情节的表现中，而创作风格才是文学艺术最具表现力的标志，读过许多莫言的小说，每一篇作品，都无不被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所吸引，在阅读和学习之时，如同享受诺奖得主的一顿美味大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 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二 那么，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理论的批评实践，从这其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令人信服的启示。 在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解构批评正在跨越文本分析而迈向泛文化批评的尝试与努力。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西方哲学文化造成哲学与诗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谬误。在德里达看来，诗（或隐喻）正是哲学的生命，而传统的西方文化一贯尊崇哲学而抑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驱逐诗人可见一斑），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观充分显示了传统西方文化的虚构性和暴力性。这种自我虚构性和文化暴力性在文学文本中的写作与阅读中更是无处不在。从语言文字的“延异”本质出发，德里达认为语言文字的意义指涉不过是能指的差异游戏而已，这种能指的游戏本质决定了任何本文（文学本文、艺术本文、哲学本文、历史本文）的写作或阅读永远处于一种自我解构和自我指涉的运动之中。由此，本文间形成一种“互文性”（即任何本文都是对其它本文的吸收与转化），文学本文与哲学本文、历史本文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文学批评由此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德里达断言：“在今天，再好不过地宣称写作的不可还原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失败，是某个特定方面和某个特定形式的文学实践”。（6） 在回答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为什么文学为你构筑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对象？”这一问题时，德里达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批评立场。德里达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写作的体验，写作留下了一种踪迹，“这个踪迹的可能性无疑超越了被称为艺术或文学的东西，超越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辩认出那个名字的基本法则”（7）。由此，文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被称为真理、小说、幻觉、科学、哲学、法律、权利、民主的东西相关联”。（8） 这种泛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取向在罗兰·巴特后期的文本理论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巴特称：“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9）“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10）在《文本理论》一文中，巴特进一步强调：“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辩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11）“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互文的概念是给文本理论带来社会性内容的东西，是来到文本之中的先时的和当时的整个言语”（12） 在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泛文化批评的立场显得尤为彻底。保罗·德·曼通过读解卢梭的《信仰自由》发现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他说：“我们发现《信仰自由》在结构上实际上同《新哀绿绮思》（卢梭的小说）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绿绮思》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由》中被称为“‘判断’）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本文系统所取代”，因此，“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的观点来看，两个本文之间不可能有区别”。（13）通过这种修辞学阅读，保罗·德·曼取消了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本文的界限，将其解构理论从单纯的文学本文推广到一切文化本文中。他的文学解读成了一种泛文化意义上的解读或语言学分析。这种泛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取向还表现在希利斯·米勒对《失乐园》和《呼啸山庄》、杰弗里·哈特曼对艾略特《神圣的丛林》等大量文学本文的解读中。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并非寄生或依附于历史事实，而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构塑。（14）新历史主义有这样一句名言：“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正是从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出发，新历史主义拒绝了以往赋予文学本文特殊地位的研究模式，代之以对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模式，将文学本文置于一切文化本文的框架中，由此，正典、野史、传记、非文学的政令、文件、报章、书信、日记、游记、档案、庆典仪礼、宗教巫术或民俗活动的文献记载等都进入到新历史主义者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因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15）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文化批评的倾向在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斯蒂芬·葛林伯雷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中阐述得尤为详细。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如《哈姆雷特》中政权与色欲的交织：哈姆雷特的母亲与其叔叔结合后，马上让其拥有政权）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孟酬土分析说，这种将政治、经济加以“色情化”或把色情欲求政治化的（戏剧）排场，正显示出女王是文化的中心和权力角逐的对象，同时也道出女王是被臣民所包围和塑造的。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16）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是一个同义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展开的前提是建立在对如下问题回答上的：女性文化与文学同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与文学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非主流的女性批评能够通过广泛而细致地阅读自己的文学本文而总结出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吗？在对与男性文化传统格斗的女性天赋的分析中，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性的沉默与空隙能够得到充分揭示吗？作为性别差别的女性写作的异类体验包容了什么样的文化向度？类似对妇女胸围、臀围进行学术测量的“大男子批评”（phallic criticism）隐含了怎样的文化歧视？仙女、悍妇、巫婆、红颜祸水等男性写作传统是怎样一种的文化隐喻？ 正是从妇女的双重文化身分（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在她们看来，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17）反映到妇女批评中，则表现为，妇女书信、日记、妇女手册、妇女小说、社会学著作、医学文献与杂志、性手册、生育手册、新闻报导、政治或文学宣言等，都进入到妇女文学符码的互文性解读活动中，形成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的批评图景。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non—conspiratorial）文化网络”。（18） 在西方马主义阵营中，路易·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理论、彼埃尔·马库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释义学、特雷·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阿多诺的“否定性”美学等各种文学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即认为文学研究更有阐释文化意义的任务。亦即“通过作者用以作为材料的那种意识形态来看到普遍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观念走形成特定社会的主体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的性质”。（19）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性质。例如，阿多诺就曾以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快乐的日子》、《终局》等系列荒诞剧进行剖析，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来阐释文艺的批判功能。而詹姆逊通过分析海明威的《非洲青山》，要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要从作品神秘的表层结构中揭示出作品被压抑的潜意识，伊格尔顿则更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活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种泛文化的文学研究立场或取向，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朱丽叶·弗劳尔·麦卡乃尔所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要害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20） 三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首先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并非简单的多元并存，而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它与女性主义政治、妇女史、女性主义人类学和人种学、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妇女心理学等交织在一起。七十年代后期崛起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把探索性别与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批评的原则。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侧重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进行跨学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侧把文学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更是涉及到哲学、文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全面批判了男性文化（或文学）优于女性文化（或文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认为女性写作最善于在文化和社会的压抑中利用身体的语言进行自我渲泻，具有对传统形而上学强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同时精神分析方法也深深渗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欲望与语言的关联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文学文本的沉默、空白和矛盾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集体”的“一块探索的高产田”。可见，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在本世纪初至六十年代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等）一直占主导倾向，文学的自律性和内部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六七十年代以后，这种主导倾向就逐渐为文化批评所取代。就连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21）不独研究兴趣由内转为向外，研究对象也从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研究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通俗文学。就批评本身而言，它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结构分析或语言修辞解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创造活动或文化创造过程，这种批评，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林达·哈奇所说，它业已“超出了一种已经固定或正在固定的解释，它是一种‘诗学’，一种永远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22） 其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23）而文学批评则应当去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两极对抗关系，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者由于把文学批评看成是干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抗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詹姆逊也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作“征兆”分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遏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途径与方式，詹氏本人对海明威小说的解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詹氏看来，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一个异已的商业社会面前，硬汉形象是作者对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是在利用意识形态（文学）来批判现存社会与文化。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 “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24）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同传统的标榜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一种高度参与现实的实践精神表现出明显的伦理取向或价值立场。换句话说，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禀有一种关注现实的斗争精神和干预主义的信仰。 再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策略性和诊断性。策略性源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在现实的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面前，文学批评要通过干预现实达到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的目的，只能在策略性的文学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实现。例如，解构主义的文化反抗就是一个明显的策略性活动。它不是从正面来批判传统文化，而是从颠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入手来揭露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在耶鲁学派中，保罗·德·曼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流年》的解读就是从语言的修辞性特性来消解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并进而将其修辞学解构理论推广到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权力结构分析也大多是从权力结构的载体——话语形态分析入手的。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征兆”分析、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都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学和文化解读。正是在这种策略性的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使批评实践本身更加复杂化。 由于是在隐蔽的策略性活动中进行着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又往往是诊断性的。这种诊断性突出表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往往依赖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语境或背景。问题意识和语境意识使文学或文化研究者们往往采取一种诊断性的阅读方式和分析方式进行文化或文学分析，“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麻疹或精神分裂症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以实施急需的治疗，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25）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
“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着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着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着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毛泽东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我先给你提供一份大纲你看下合适不合适内 容 摘 要本文以人民币升值背景为开端，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综述，重点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运用基本经济模型与数据进行分析，详细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总结出我国政府应对的策略。文章最后，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现今人民币升值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币适时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建议。
68. 东北方言词汇与多元文化(字数:9192,页数:12 )69. 王家卫电影的人物精神分析与都市表达(字数:9573,页数:12 )70.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材料取舍与改编(字数:10818,页数:14 )71. 艰难的辩白——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重新解读(字数:8905,页数:11 )72. 景点命名的语言分析(字数:10523,页数:12 )73. 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救赎向度(字数:8695,页数:11 )74. 《儒林外史》对士阶层现状与命运的省思(字数:21174,页数:28 )75. 从《好奇害死猫》看都市人精神的扭曲(字数:9260,页数:10 )76. 徐志摩、林徽因情诗考述(字数:9045,页数:13 )77. “汉字繁简字之争”的思考(字数:9112,页数:12 )78. 闽南方言词语谐音现象研究(字数:9860,页数:14 )79. 艰难的辩白(字数:8905,页数:11 )80. 宋词中的杭州城市文化研究(字数:11198,页数:14 )81. 论白居易中隐诗(字数:8809,页数:11 )82. 从“穿越小说”看当代女性意识(字数:9438,页数:11 )
莫言短篇小说的需要艺术的研究意义莫言短篇小说的需要艺术的研究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以及莫言所表达的思想和主题。莫言的短篇小说中充满了深刻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是通过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的，因此，研究莫言短篇小说的艺术性，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他的作品。此外，艺术研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莫言的文学风格，以及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因此，艺术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莫言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家简介：莫言的名字被读者熟知，应该是电影《红高粱》公映之后的事情，这印证了影视媒体对文学界的巨大影响。虽然在文坛上莫言名气很大，也不断获奖，但我一直不喜欢他的文字风格，故不多置评。（宇慧按）莫言（1955-），男，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如《酒国》及《丰乳肥臀》等，不少的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由于童年大部份时间也在农村度过，莫言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就正正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的，也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小档案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年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莫言创作年表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孙在一篇短文中说这篇小说有一种空灵之感 。 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秋天，得到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赏识，进入该系学习。 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大风》（小说创作）、《三匹马》（奔流）、《秋水》（奔流）、等。 1986年，春天，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苍蝇、门牙》（解放军文艺）、等。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也是多年之后，才有评论家对该作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1988年，春天，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天，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大概只有一个名叫林为进的人，在河北的（文论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又有港台的几个人写过评论。作者认为此书是一部真正的“先锋”之作。 1989年三月，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四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 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 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 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太阳有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创作话剧《钢琴协奏曲.霸王别姬》（与人合作）。 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师傅越来越来越幽默》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作家简介：莫言的名字被读者熟知，应该是电影《红高粱》公映之后的事情，这印证了影视媒体对文学界的巨大影响。虽然在文坛上莫言名气很大，也不断获奖，但我一直不喜欢他的文字风格，故不多置评。（宇慧按）莫言（1955-），男，原名管谟业，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如《酒国》及《丰乳肥臀》等，不少的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由于童年大部份时间也在农村度过，莫言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就正正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的，也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小档案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7年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莫言创作年表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孙在一篇短文中说这篇小说有一种空灵之感 。 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秋天，得到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赏识，进入该系学习。 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大风》（小说创作）、《三匹马》（奔流）、《秋水》（奔流）、等。 1986年，春天，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苍蝇、门牙》（解放军文艺）、等。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也是多年之后，才有评论家对该作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1988年，春天，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天，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大概只有一个名叫林为进的人，在河北的（文论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又有港台的几个人写过评论。作者认为此书是一部真正的“先锋”之作。 1989年三月，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四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 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 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 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太阳有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创作话剧《钢琴协奏曲.霸王别姬》（与人合作）。 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师傅越来越来越幽默》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现成的研究综述，找来看看：陈吉德的《穿越高粱地——莫言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78-81）；黄萍的《莫言小说研究述评》（《新世纪论丛》，2006年第1期，171-173）；马艳艳、裴秀红的《莫言小说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6年第6期，66-67）；房赋闲《莫言创作研讨会综述》（《文史哲》，1989年第1期，99-102）。此外，莫言主要研究专著及资料汇编：《莫言论》，张志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怪才莫言》，贺立华、杨守森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评传》，叶开，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莫言研究资料》，贺立华、杨守森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杨扬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莫言研究资料》，施战军、路晓冰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摘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莫先生的这部小说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关键词：红高粱 历史 民间世界 战争“《红高粱》是我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换成批判和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换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是我对人生对作品的态度。这种态度灌注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并成为作品的灵魂，所遇，这作品就会出现纷繁多彩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1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前一条抗日故事的线索，写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致死，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伍，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成斗争。后一条爱情故事线索中，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的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苟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成为她的地下情人。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条故事线索中，始终凸显出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和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与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要进入红高粱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梁，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在我看来，“红高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我们在最初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是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2”，那股弥漫田野是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郁的注视着我的父亲，父亲也虔诚的望着他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3”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是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的人和物粘和贯通为一体。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究竟是什么。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像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蕴底。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 的打在高粱是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4”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越加变得浓烈感人，无疑作家是把民间作为理想是生活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的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是热情奔放是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是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先生在红高梁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是主体情绪下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先生还运用了大量充满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注释1：莫言于1989年与罗强烈的谈话234：《红高粱》 莫言著 南海出版公司参考文献： 莫言《红高粱》 《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研究》
小说烘糕令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分析，《红高粱》的主题反映了一种反抗的精神。人物是那里的？章子怡扮演的最后反抗精神。
红高粱这部书的主题思想是反抗。红高粱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故事，高粱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但是在高粱地中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高粱地也被鲜血染成了红色，代表着那个时期战争的残酷。其实在红高粱整本书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作反抗，在面对日本人的侵华战争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这种反抗，宁愿用自己的身躯去阻挡住日本人，也不想让他们继续侵占更多的中国土地。一代代的先烈前仆后继的牺牲，才换来中国现在这样的江山。这其实就是一种反抗精神，我们不主张侵略别人，但是也绝不能让别人侵略我们。在面临别人的侵略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进行反抗。余占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和他的兄弟们一起与鬼子对抗。而戴凤英同样也反抗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为了追求幸福放弃了很多东西，也反抗了很多东西。在这一片高粱地中洒下的不仅是热汗还有热血，更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最真切的爱国之心。
红色向来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喜庆，人们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去穿红色的这个衣服，在过年的时候也会去挂红灯笼之类的。但是红色的另外一面也代表着血液与残忍，这一段历史每个中国人都有很大的这种感触，而莫言通过红高粱这本书传达了那个时间段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红高粱这部书的主题思想就是反抗。这本书里面的人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反抗，为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为了国家而反抗，这种精神是现代人所需要学习的。反抗精神从另外一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拼搏精神。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反抗，而不是举起双手来投降。中国人的这种热烈感情都藏在了这一片红色的高粱地中，这些感情是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而不是随着时间而慢慢的淡忘。
小说烘糕令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分析，《红高粱》的主题反映了一种反抗的精神。人物是那里的？章子怡扮演的最后反抗精神。
主题思想就是告诉人们，在改革前期使人们对生命来说也是有着非常解放的赞扬。而且也体现了一些民族精神的赞扬。
摘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莫先生的这部小说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关键词：红高粱 历史 民间世界 战争
“《红高粱》是我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
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换成批判和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换成赞美的批判。
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是我对人生对作品的态度。
这种态度灌注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并成为作品的灵魂，所遇，这作品就会出现纷繁多彩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
”1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
前一条抗日故事的线索，写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致死，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伍，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成斗争。
后一条爱情故事线索中，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的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苟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 *** 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成为她的地下情人。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条故事线索中，始终凸显出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 *** ，它包容了对性和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根本。
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与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要进入红高粱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梁，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
在我看来，“红高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
我们在最初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是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2”，那股弥漫田野是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
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郁的注视着我的父亲，父亲也虔诚的望着他们。
“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是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的人和物粘和贯通为一体。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究竟是什么。
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像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蕴底。
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 的打在高粱是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4”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 *** 的民间色彩。
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 *** 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越加变得浓烈感人，无疑作家是把民间作为理想是生活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的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是热情奔放是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是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 *** 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
莫言先生在红高梁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
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是主体情绪下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
此外，莫先生还运用了大量充满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注释1：莫言于1989年与罗强烈的谈话
234：《红高粱》 莫言著 南海出版公司
参考文献： 莫言《红高粱》
《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研究》追问
要回答简答题的~~~~~简明扼要一点~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 *** 的民间色彩。
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
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 *** 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