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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姓名：陈帅 摘 要：《三国演义》是一部以男人为主体的历史演义小说，那是一个充满尖锐矛盾的政治军事斗争的世界。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作为小说中的女性是很少被人重视的，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之中，女性仅仅占到，也就55位。于是罗贯中对女性的“奇闻”，“奇事”的描述，更显得重要了。本文就要在飞鸿踏雪式的出场方式下，对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找出小说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女性形象，品格，内涵 一、引言 《三国演义》 中人物众多，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涉猎广泛。清人.毛宗岗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 时说道：“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而《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志》为蓝本的，同样令人爱不释手，有观止之叹。对女性人物来说，又以其特有的魅力，让人流连，笔者试对其分析如下： 二、流芳百世的女中豪杰 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小说中有不少，如貂蝉、孙夫人、祝融夫人、徐母等。这也是作者描写得最为详细，性格最为丰满，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群体，她们智、勇、节、烈、义的品格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闪光点。然而，这类人物也是扑朔迷离的，如同昙花一现，在最能体现她们个性的事件结束后便淡淡地退出，虽如惊鸿一瞥，也足以令人铭记。 （一） 智与勇的貂蝉 作为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以拜月闻名遐迩，她在小说中的出场是比较早的，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首次亮相的她是王允家中的歌妓，美艳动人、知书达理，是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键人物。作家在写她之前，先不惜笔墨写了董卓残暴、吕布助凶、群臣举手无措，徒叹奈何，将一美人放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下，足见她的地位，也看出她的不同寻常。王司徒眼看董卓将篡夺大汉天下，回府流泪不止，叹息悠长，于是貂蝉登场，一句“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 之后，命运变了，局势也变了。这种明知是险走之欣然的性格是勇敢的，这种自有道理是自信的有智慧的，直到取信于董卓，迷惑于吕布，她在自己的特殊战场上游刃有余，成功离间二人，于是董卓成了吕布戟下之鬼，圆满完成任务。如此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若是没有大智大勇，是绝不能巧妙出色地完成使命的。假使少了貂蝉，诛董的行动也不会如此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哪还有后世的津津乐道，传唱不已呢！然而大功告成之时作者却给了她一个匆匆的退场，一句“吕布至郿乌，先取了貂蝉”后便消失了踪迹。 毛宗岗有两句评价写得极好，赞扬了她的作用，突出了她的品格形象，“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不能战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足见其功。“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矛戈，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骑设服，女将军真畏哉！”足见其智勇。虽然，她不作为主要人物来描述，但是这惊鸿一现，就把一位智勇双全，大义凛然，灵动鲜活的女子，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钦佩！她可以做个女将军，不必冲锋陷阵，凭着一腔热血，两排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杀敌于无形中！有人说她出卖色相，不光明正大，然而战争年代哪少得了兵不厌诈呢？她和西施都是美女，也都是于国于家有利的真女子，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无可厚非。让男儿汗颜，让后世钦佩！ （二）忠与烈的孙夫人 在《三国演义》中，孙夫人正面的出场只有三次。第一次在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孔明二气周公瑾》，作者将她怒斥吴兵、帮助刘备回到荆州所表现的忠与勇描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可见其忠，丁奉、徐盛追赶，夫人斥道“你只怕周瑜，独不怕我？周瑜杀的你，我岂杀不得周瑜？”可见其勇。毛宗岗有一幅对联写的好“老新郎学作妇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妇偏饶男子气，壮哉贤妻.” 对孙夫人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次在小说第六十一回《赵云截江救阿斗，孙权遗书退老瞒》，这一次一改往日形象，表现的是孙夫人无可奈何的样子，痛苦地夹在忠孝之间，对张飞和赵云的截江之举虽然也是怒斥，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痛快酣畅。先是喝道，后来讲明原委，最后以死相逼，哪还有剑拔弩张，冲天的豪气！ 第三次出现在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这一次退场也是只有一句话：“时孙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 ，生的富贵，死的凄凉，不得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氏也给了相应的点评：“当夫人怒斥吴兵之时，何其壮也！及观其携阿斗而归，疑其志不如前也。今观其哭先主而死，则其烈不减于昔矣！”从孙夫人的出现到退场，她所持有的那份真与烈在简便的故事叙述中表现得可叹可敬。这似乎是在成长，年轻时的孙夫人英雄气盛，脾气刚直；在荆州生活几年后俨然到了中年，锐气磨尽，也滋生出母爱的情怀，变得稳重了不少；猇亭之后，人到暮年，无所挂怀，多了份岁月磨练出的情感，于是随夫归去！活的壮烈，死的惊天动地！不得不让人佩服。 （三）直率豪爽的祝融夫人 祝融夫人的出场和王熙凤一样的与众不同，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小说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中，忽然屏风后一人大笑而出：“既为男子，何无智也？我虽是一妇人，愿与你出战。”，这一笑多么直率豪爽，这一言，多么有勇有担当！然后简单介绍了她的出身和本领，祝融氏之后，祝融乃火也，暗示她火烈的性格；五口飞刀，一把长标，骑的卷毛赤兔马，多么奇怪的装备，体现出夫人之奇，奇人必有奇艺。而独不写其外貌，只用了张嶷的心理活动“暗暗称奇”四个字，无论丑也罢，不管俊也罢，都无关紧要，反正是奇人一个，不同寻常，为后文她的本事，她的举动做了铺垫。夫人出手不凡，一举生擒马忠、张嶷，大振蛮兵威风，将她的英勇善战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里毛宗岗也有评论：“貂蝉可当女将军，然未尝用兵也；孙夫人虽好兵，然未尝战也；此处真一员女将出来……”。三个人的高大形象顿时呈现在读者目前，写的多么深刻啊！ （四）深明大义的徐庶之母 徐母出现在小说第三十五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曹操为了拉拢徐庶进曹营，用计取来了徐庶的母亲，并令人模仿徐母的笔记给徐庶写信，言称病重，引诱他去许昌。徐母见到曹操后，曹操劝她归降，她也是怒骂曹操，并举砚向他砸去，好一个刚烈的妇人，这里渐渐淡化了男女的性别，把徐母写的英雄万丈，突出了她的形象，一开始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接着见到徐庶之后，开始用“汝”，后用“孺子”，最后“愚夫”，体现了对儿子态度的变化，她说投皇叔才是正确的，因小事而改变阵营，有辱祖宗颜面，辜负了母亲的教诲。多么深明大义啊！最后，自缢于梁间，以死明志，以死训子，多么有气魄！徐母流芳千古，她可比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这是作者树立的典型，是最具色彩的一笔，她的形象是可感的，是不可亵渎的，是令人振奋的！ 又如刘备之妻糜夫人，危难时刻，投井而死，托阿斗于赵云，留后嗣于刘氏，这份忠与孝是难得的。这类女性都有“奇事”，都开“奇闻”，也建“奇功”，以其特殊的事件和影响力，在那个动荡不安，群雄逐鹿的时代，换来了一席之地，其魅力是无穷的，其手法是不朽的。罗先生，三言两语，将这惊鸿一瞥，描写成了美丽的战场之花！ 三、身份高贵、命运悲惨的女性 权利历来是十分诱人的，争夺者会万死不辞，不惜一切，这里全是血与泪的战场。男性争权夺利是无可厚非的，封建时代毕竟是男权社会，然而，女性的权利欲望也是不能够忽视的，比男人更可怕，更阴险，也更可怜！小说中的这类女性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们在女性中身份特殊、地位尊贵，大多是帝后、皇妃、诸侯军阀的妻妾以及少女，她们总是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影响着男性掌权者，从而对政治和历史命运产生影响，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笔。但是，作者好像不太刻意细致地描绘她们，她们的性格没有那么明朗，多倾向于符号化，似信笔由来。这里列出三种类型：立嗣事件后的女性，皇帝身边的女性，联姻下的女性。 （一）不同性情的国母形象 首先出场的是董太后和何后，在小说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中：“灵帝病笃，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商议后事。”于是二人出场。随后在立刘协和刘辨的争论中，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势反目成仇，最终董太后被诛杀，何国舅惨死，十常侍为乱，国家因此陷入危难之中。可见女性在立嗣上对国家的作用，后宫干政一向是忌讳的，很容易致乱。毕竟女性是柔弱的，虽然容易干扰男性，但是也容易被别人控制，像武则天那种女性也是少的。 再一个例子就是蔡夫人。她是荆州刺史刘表的后妻，也是荆襄九郡的旺族，她的出场是在小说的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把她放置在夜语的背景上，在卧榻之侧谈论刘备，她的出场是阴暗的，因此她的心也是阴险的。再后来她隔屏听刘备和刘表密语，并设计陷害刘备，她的专横、强权的形象跃然纸上。后来在小说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关于立嗣的问题上，她设计驱赶刘琦，立下了懦弱的刘琮为荆州之主。蔡夫人的跋扈和毒辣的心机，再一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形象是独特的，比任何女性形象和个性都要鲜明，这一类的女性还有袁绍的妻子刘夫人、郭太后等。这样的女性，虽然能一时得逞，最终的命运也是悲惨的，蔡夫人最后还是被曹操害死！ 相比之下，东吴的吴国太则显得贤明多了，她相夫教子，安稳东吴天下，得江东太平。她的手段是高明的，绝不参政议政，不给人留下把柄，曹操命孙权送子去许昌做人质，当时孙策方死，孙权刚刚十八岁，江东还没有稳定，如此艰难，作为江东之主的孙仲谋没了主意，便去问吴国太，吴国太并没有自己决定怎么做，只说“请周瑜、张昭商议”，把难题推给大臣，听完讨论之后她还是没有拍板决定，又说“公瑾之言甚善！”，再一次说明不是我干政！既解决了难题又树立了好的形象，吴国太不愧为贤能之人也！和她比起来，董太后、何后未免太过沉不住气，毫无国母凤仪；蔡夫人也显得没有远见卓识，目光短浅，也有失主母姿态。同一类型的人，也有不同的品格，不同的形象！ （二） 被符号化的后与妃 这一类的女性是被符号化的，不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有的是以一种势力介入被介绍，有的作为事件的结果和引子被提及。如，伏皇后和董妃。 伏皇后的出场是在小说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中，汉献帝在她面前哭诉，只有面对她，皇帝才敢将自己的无奈和痛哭说出来，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感到一丝安全，她就是个温柔的妻子，她的出现是引出国贼、讨伐国贼。 第二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中，也是在密讨曹操的事件当中，此时的伏皇后是一位计谋勇敢、知人善用而又果断实施的女性。从哭诉的出场到绝望的拖出处死，她的形象是渐渐清晰的，她的人物也日趋真实了，能够打动人心，有所震撼。 再说董妃，国舅董承的妹妹，她的出现和消亡很快很短，在第二十四回《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中写道：“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众人，怒气未消，遂带剑入宫，来弑董妃……时怀孕五个月。”直到末尾她才说了一句话：“董妃哭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曹操遂令人取白练至前。可见她的出现只是一个衬托，是为了说明曹操奸雄的本质。正因为只有一句话，才体会到她的不幸，皇帝的懦弱无奈，更揭露了国贼的专横跋扈。 还有曹皇后也是值得一提的，她是曹操的女儿，可是在小说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中她的哥哥曹丕篡汉自立时，她大骂“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而且痛斥曹仁、曹洪为富贵而做贼子佞臣，作者仅仅用了几句话就将她的深明大义表现了出来，不由得人眼前一亮，赞叹不已！ （三） 有姓无名的豪杰之女 唐.戎昱《和番》中写道：“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历来都把和亲作为政治手段之一，来化解危难。在三国这个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时代，女性的参与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类女性也是作为构成事件极小的因素被提及。她们往往有姓而无名，只是政治的角色，都是一笔带过的。 比如吕布之女，在小说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中只说“……为严氏有一女，吕布最为钟爱。”，《三国志》中袁术也说道：“布不予我女，理当自败！”当时曹操来讨伐吕布，布为了化解危难，不得不把女儿许配给袁术之子，她出现三次，一是袁术求亲，二是吕布送女，三就是她的退场了，也是一笔带过的：“曹遂将其妻女送往许昌安置。”结局没交代，可想而知必然是悲惨的，为奴为婢的。 再一个就是关羽之女，在小说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抜襄阳郡》，孙权想以自己的儿子娶关羽之女结为秦晋之好，可是被关羽以“虎女安能嫁犬子乎！”的话拒绝了。以后关羽之女便没了音信，也没有名字，她的出现也是为了引出孙刘干戈起，云长麦城缚亡的事情罢了！ 历来凡是在政治联姻下出现的女性结局都是悲惨的，昭君便是如此，最后只落得个“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境地。这一类的女性虽然不是主角，毕竟也是生活中存在的，若不是罗贯中思虑周全，怎么能够浮现在读者眼前！ （四）战争的牺牲品蔡琰 蔡琰的出场是在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敌众》，此时写的蔡文姬似一闲笔，与战争闲暇之际，略带一提。先叙述了她的身世，蔡琰乃中郎将蔡邕之女，文中说“先时其女蔡琰，乃卫仲道之妻；后被北方掳去，于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怜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赎之。左贤王惧操之势，送蔡琰还汉，又嫁董祀”生活一波三折，悲惨之状可谓强矣！她和昭君都有出塞的经历，命运却是不同的，昭君独留青冢，而蔡文姬忍辱偷生，活的让人心痛，倒不如昭君痛快！ 作者也知道蔡琰是不幸的，如果直接写出来未免太过冷漠，因此，他又对蔡文姬家中的装饰做了说明，曹娥之孝，黄绢幼妇的品题，外孙齑臼之颖悟。一来衬托了蔡家不愧文坛巨子之室，侧面赞扬曹操的文化气息，二来这些孝子贤孙，令人感慨的故事，表达了对蔡文姬不幸命运的同情。 毛宗岗这里也作了批注：“前卷与此卷，方叙战胜攻取之事，几于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于武功之内带表文词，猛将之中杂见列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聪、黄绢幼妇之品题、外孙齑臼之颖悟，令人耳目顿换。纪事之妙，真不可方物。”除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之外，也让人顿生感叹。即便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性，也还是逃脱不了那个时代对她的蹂躏。作为物的被占有方式而存在的命运值得我们深思！ 四、《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与重点描写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如《金瓶梅》、《红楼梦》、《镜花缘》等相比，《三国演义》在对女性的关注、刻画等方面虽仍显不足，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它所出现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作品女性的塑造和描写提供了借鉴，其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三国演义》以干净的笔墨描写女性，提升了后世文学塑造女性的品味。作者突破了“红颜祸水”这一观念的束缚，站在肯定的立场上，以干净的笔墨、钦敬的态度塑造了女性形象。即便在写与人私通董承侍妾云英和黄奎之妾李春香时也不涉及淫秽之词，点到为止，摆脱了低级趣味，这种简洁的手法为后来《聊斋》写风月事不用风月之墨、《红楼梦》写秽事摒弃秽笔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提升了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和道德品味。 其次，《三国演义》对女性的描写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以男性视角审视女性思维。男性作者写女性的模式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尤其是古代诗词中常常见到男子代女性立言的作品。但这些男性作者还往往以女子的身份和口吻来描写女性，表达的是闺怨思乡之情，风格比较柔美，比如《涉江采芙蓉》。《三国演义》则完全采用男权社会男性的思维和道德标准来衡量、评判女性，这种模式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颇深。如，《水浒传》中的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之类的女性形象，很显然是根据男性强盗的标准打造的，《红楼梦》在描写和观察女性的视角和观念上虽然有了很大的突破，然而还是未能摆脱男性视角对女性的审视，就是以男性对女子的同情、理解、爱恋和歌颂来描写女性的。 再次，《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作品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崇尚道德的女性形象和巾帼英雄形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如，《水浒传》之林冲妻、《金瓶梅》之吴月娘、《儒林外史》之鲁小姐等就是对《三国演义》中忠义刚烈女性形象的模仿。明末清初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德兼重、情而守礼的佳人，都与《三国演义》中崇德的女性形象一脉相承。后世文学中的穆桂英、樊梨花更是对《三国演义》中巾帼英雄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虽是惊鸿一瞥，但是，在转瞬即逝间留下来的光辉如同流星一样划过文学的夜空，照亮了后世文学在女性形象描写上的前进道路，罗贯中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五、结论 《三国演义》不愧是千古不朽的著作，寥寥可数的女性形象，被它诠释得如此多姿多彩，仿佛在看世间百态。《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凭借她们独特的出场方式，参与了历史，参与了生活，争得了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的权利和机会。成为《三国演义》中不可忽视的群体，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我们依然能够从书籍、文献或影视、戏曲中看到她们的身影，还能感受到罗贯中先生伟大的艺术造诣，这是我们所庆幸的！总之，《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是多种多样的，虽然都是飞鸿踏雪式的出场，可是留下的却是深入人心的印象。参考文献： [1]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61,57. [2]陈寿.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三国志 [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点，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200,747,748. [4]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点，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下）[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98,199. [5]罗贯中、毛宗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论《三国演义》中美女与政治的关系 【内容提要】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侯与诸侯之间连年争霸，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美女成了统治者攻击和防御的肉器，美女在改变历史的同时，同时也造成了绝代佳丽自身的不幸遭遇。笔者从当今人们感兴趣的“美女”入手研究《三国演义》中放映的美女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揭露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的低下。 【关键词】 《三国演义》；美女；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男性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根据《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份版本）的介绍，小说中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名可考证的大约有1000个，出现的女性却只有50人，50人中绝色美人占15人。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女在《三国演义》中的生活情况。在宏观方面，一方面从美女对《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影响入手研究；另一方面，从《三国演义》中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变化对美女的影响入手研究。在微观方面，分别从“门当户对”封建婚姻本质，美女的个人素质，与其他文学作品美女形象的比较来展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描写美女的独特性。 一、从宏观角度看美女 1、 美女对《三国演义》政治、军事的影响 三国时代的藩镇割据、战火纷飞，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战争，各种事情几乎都与政治色彩沾上了边。《三国演义》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接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数名美女“以纫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以统治者达到政治目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美女的介入，政治格局为之一变。 首先说貂禅。貂禅出山前，董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鸩酒杀少帝，白练绞唐妃，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汉献帝完全成了他的傀儡，自号“尚父”，兄弟宗族皆封列侯，别筑楣坞收刮钱财。对内实行残暴统治，“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大臣对之都是敢怒不敢言，有敢怒敢言的丁原、伍孚、周蓖、任琼、丁管等人全都死于非命。董卓掌握军政要权，更有吕布帮助，一代枭雄曹操刺之，十七路诸侯伐之，都没有成功。司徒王允有报国之心，看穿董卓吕布二人好色，以貂禅之色离间而人。貂禅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导致父子二人反目，吕布一枪戳穿了董卓的喉咙，结束了董卓的统治。正是读书人说云：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再来说孙尚香。在刘备的众多夫人中，论对蜀国的功劳，当属孙尚香最高。刘备借了荆州不还，让有勇有谋的关羽守之，孙权千方百计想讨要回来都没有结果，最后用“美人计”——让妹妹孙尚香当诱饵引刘备入赘。眼看大耳朵沉醉温柔乡不知返之时，赵云用了诸葛亮先前给他的三个锦囊，刘备才有回家的准备。孙权知道若放刘备回家无异于放虎归山，毅然授剑于蒋钦、周泰二人，并说：“汝二人将这把剑去取吾妹与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是孙尚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三次挡回了吴国的追兵，使刘备得以安全返回。没有她的得力相助，哪有后来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时曹操势力如此强大，各路诸侯都被他消灭，最后只有吴蜀两国走联合路线跟他相持多年（从赤壁之战到吴蜀联合，两国虽有矛盾，但没有战争打响），但两国为什么能够联合这么多年呢？除了战略上的需要外，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尚香的功劳。我们可以举例子对比说明：第六十一回写顾雍进计趁刘备远行，未易往还，差一军先截断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正当孙权准备用此计时，屏风后闪出来孙尚香的亲生母亲，吴国太大喝：“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大骂孙权狼子野心而不念骨肉亲情，孙权是至孝之人，只好依着国太。而当孙尚香回国以后，孙权要对蜀国用兵就全然没有顾虑，一个小小的周善被杀都成了战争的借口，正如孙权所言：“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余周善之仇，如何不报！”从这两个事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孙尚香对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最后来说说甄氏。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曹丕在袁绍家发现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面，发现了甄氏，身边袁绍之妻刘氏为了保全家姓名，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儿媳妇让给了别人：“非世子不能保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后家长曹操见了甄氏后，十分满意，发出：“真吾儿媳也！”的感慨，并令十八岁的曹丕纳下为妻。《三国演义》中甄氏未发一言而全家命运甚至河北命运为之一变，可见她的魅力是多么大。袁绍与曹操交战多年，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袁绍战败后，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袁家老小要么被杀头，要么被冲军，要么被塞到厨房当丫鬟用，曹操却没有动袁家一根毛，而是把持着怀柔政策，后来曹丕进位，甄氏还当了皇后。曹操可不是什么心胸广阔之人，当年为绝后患董妃肚子里的六个月孩子都没有留下，足见其心胸狭窄。要不是出现了甄氏，曹操必视败军之命如同草芥。 2、《三国演义》政治、军事对美女的影响 首先，政治婚姻导致了个人爱情缺失。在统治者的眼睛里，政治利益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女只是他们的一件得力肉器：在遭遇政治危难时，美女就是防御的盾；在处于政治优势时，美女就是进攻的矛。一切围绕的政治利益转的婚姻导致了真爱的丢失。 孙尚香自是少有的痴情女子，吴国的郡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择偶观念是“非天下英雄不事之”，当嫁给天下英雄刘备后，便是对刘备忠贞不二：“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与刘备生死与共，逃回荆州，苦苦追随多年，当听闻刘备军中而亡，她望江西遥哭，投江而死。为他所忠守的爱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无所后悔。在后人看来，孙尚香俨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他苦心追随的大英雄也在御驾亲征为关羽报仇时，放弃了吴蜀两国重新联合，共灭曹魏的大好时机，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便放弃了他们的结发之恩。 貂禅与吕布，美女配英雄，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女中貂禅”刚好是般配的一对。吕布杀董卓，英雄和美女走到了一起，结局本来足够告慰人心。实际上，貂禅只不过是吕布的小妾，家中地位很低。曹操包围吕布，吕布入告貂禅，貂禅害怕吕布死后自己无所依靠，劝吕布“将军与妾做主，勿轻骑自出”。结果吕布命殒白门楼，貂禅果然成了寡妇。相传曹操念其杀董卓有功，封其为“护国圣女”，修圣女殿终日奉养。又相传貂禅后来被关羽所获，但关羽不近女色，怕她成人间祸水，把她头砍了。 赵范之嫂樊氏算是最有爱情观的人——她宁愿当寡妇也不愿意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樊氏对赵子龙一见钟情，委托小叔子赵范传达自己的择偶标准：1、文武双全，名闻天下；2、相貌堂堂，威仪出众；3、与赵范同姓——这明摆着是非要你赵云不可了。这樊氏也不是寻常角色，书中记载其“有倾国倾城之色”、“丹阳太守赵范之嫂”，然而这桩连诸葛亮都称作“此亦美事！”的婚姻却被赵子龙拒绝了：“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又道：“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其妇再嫁，便失大节，二也；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刘备听后发出：“子龙真丈夫也！”的感慨。我们可以看出并非赵云不喜欢大美女樊氏，也不是嫌弃人家是寡妇，而是咱们的大英雄为了忠君之事，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人类婚姻的目的，本为结二性之好，应以人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为基础。然而三国美女们的婚姻都是由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任由政治利益摆布，个人意愿完全被扼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悲剧是彻底的。 其次，政治关系的尔虞我诈，决定了美女们的命运悲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种政治婚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事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结婚违背个人意愿倒也算了，导致命运不幸才叫大悲大惨。 貂蝉的命运传说纷纭,有的说是自刎而死,有的说曹操为笼络关羽连同赤兔马一起把她送给了关羽,关羽留下骏马却让貂禅走了。民间有不少戏剧、评书和传说述说着的貂禅命运结局都不尽如人意。倒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貂禅结局,倒是最好的：紫陌红尘，西风古道，风尘恋恋，老马旧车。貂禅身着红裳，最后凝望了一眼那曾经风虎云龙的长安城，然后黯然垂下车帘。 孙尚香疼过的阿斗在即位后对先主的几位夫人也进行了封缢：皇后吴氏为皇太后，甘夫人为昭列皇后，靡夫人也被追封为皇后，但独独落下了孙尚香。论功劳，孙尚香远远在三位夫人之上，没有她刘备当年早死于乱刀之下，安能有后来进位汉中王。没有她，吴蜀两国或许早已战火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便可知晓：阿斗即位是章武三年，当年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先主白帝托孤，正是吴国和蜀国关系发展到最低谷之时——这种情况下，孙尚香没有被封是必然的。 甄氏自被曹丕纳下为妻，深得曹丕宠爱，更兼生下曹睿，自幼聪明，夫妇俩喜欢得不行，这样的结果自是夫荣子贵，足慰人心。然而郭永之女出现后，与甄氏争宠，郭贵妃买通近臣张韬。“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把两个美人放在后宫争斗中是多么一件残忍的事情，洛神就此烟消云散，可悲，可怜。 吕布的女儿，当年吕布为了保住徐州，欲把女儿送到袁术处成亲，但后来曹操从中作梗，袁术父子丧命，她连夫君的面都没见着就成了望门寡。曹操女儿，当年曹操为了取河北之地，不顾“仇家不婚”之大义，许配给袁谭，后来袁谭被曹洪杀死，也成了寡妇。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女儿远远没有当代社会达官显贵子女般万千宠于一身，她们只是父王的一件礼物，父王有用，随时可以送给别人。 我们曾经痛声疾呼刘兰芝被婆婆强行夺走了恩爱，赵五娘被丈夫抛弃，林妹妹没有嫁给贾宝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子佳人不得善终，唐明皇身为皇帝与杨贵妃也不得善果，却忽略了三国女子们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连起码的感情欲望，爱情要求都被扼杀，他们不是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是连选择自己向往对象的权利都没有，甚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都得不到，三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惊滔巨浪下不可能有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 二、从微观上分析美女 1、 倾城倾国的美丽佳人。 美女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她们的审美价值高，《三国演义》中的美女被罗贯中放置于 英雄豪杰审美取向和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外突出。美人不同体而皆悦于目，罗贯中刻画美人形象入木三分，寥寥数笔便使形象栩栩如生。 貂禅。《三国演义》中描述美女着墨最多的莫过于貂禅了。“闭月修花”一词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则“闭月”典故就出自貂禅。有词赞道：“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王允见了貂禅以杖击地曰：“谁想天下却在汝手中耶！”；吕布见了貂禅“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禅”；董卓见了貂禅，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纳貂禅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真也难怪，人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大乔和小乔。都说这一对姐妹花漂亮，《三国演义》里面却没有具体的描述，二人之绝色有何依据？《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里有这样一句“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作注，跟二乔有关的也只有一句：“桥公二女虽流离（理解为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曹子建《铜雀台赋》表达了曹操的想法：“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1、孙策和周瑜对大小乔这对姐妹花是满意的；2、曹操对这对姐妹花也是很有想法，更有人曹操说曹操进攻江南只是为了夺取这对姐妹花——以曹操、孙策、周瑜之类的大英雄何愁天涯无芳草？但对这对姐妹花情有独衷，足见大小乔的魅力。 甄氏。甄氏绝对是惊艳型的女子，这点从曹氏三父子对甄氏的觊觎之心可以看出。袁绍新败，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本欲杀之，但看到甄氏的脸“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就决定做下英雄救美的事；曹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如果不是甄氏美貌，曹操会让曹丕娶一个没有了依靠的寡妇，当时曹丕只有十八岁，常人父母善不肯，更何况神通广大的曹操！曹植对甄氏完全是小弟弟对神仙姐姐的崇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直接把甄氏写成了洛水女神，通篇充满了曹植对洛神的向往和爱慕，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情书。 孙尚香。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描写孙尚香就只字没有提及其外表，但周瑜先前有言，用的是“美人计”，可见孙夫人姿色应该不会太差。还有两点是《三国演义》中其他美女所没有的：首先，孙尚香家庭背景好，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古代女性很少有字，然而却在历史上留下全名，足见其贵重；其次，孙尚香十分尚武，闺房内“刀枪簇满，侍女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另外”，足见其个性十足。第五十五回中有一句话：“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刘备可是作梦都想收复汉室江山的人物，此番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惊人之举，全仗孙尚香的美丽姿色。 步夫人。《三国志·吴书》有记载：“吴主权步夫，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荹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步夫人是孙权众多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最大优点就是不爱吃醋（《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经常介绍女孩子给孙权认识，孙权也因此最宠爱她，后来还追封她为皇后。 甘夫人。刘备的偏房太太。《三国志·吴书·甘皇后传》记载：“（兴平元年194）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其时纳为妾则尚应有嫡室夫人）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据说甘夫人皮肤甚好，刘备夜晚喜欢把她与一座羊脂玉做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怜一代美人跟随刘备东奔西走，四处逃亡，寸福未享。刘备打起战来老婆乱丢，被吕布、曹操夺了去。刘备刚刚安顿下来，她就香消玉殒了。 邹氏。张济之妻，在宛城攻略战中被曹操看上，结果送了典韦一条性命，可见红颜祸水，为害之甚。书上说："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推算一下，那曹操也是个好色之人，天下美色又任其取舍，想必品位不会差，而这邹氏，从年纪上算至少也有三十岁了，居然还能迷住曹操，可见一是平时保养得好，二是确实貌美。这个是成熟型的。 胡氏。胡氏为后蜀大臣刘琰之妻，极有颜色。因入宫面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刘禅私通，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这是《三国演义》第一个因为打老婆被杀的，都怪他老婆太漂亮了。 两个少数民族的美女：祝融夫人和马云璐。一个是南王孟获的老婆，一个大将赵云的老婆。祝融夫人相传是火神祝融之后裔，世居南莽，善使飞刀，百发百中，看样子是个野性十足的大美人；马云露是马超的妹妹，汉胡混血健美女郎，个子应该是很高的模特身材，白马王子赵云舍弃倾国倾城的樊氏不要，娶了她过门，模样儿自然难以用言语形容。 其他诸如芙蓉娇艳般的樊氏，被张飞看中的夏侯氏，后宫之争逼死甄氏的“女中之王”郭永之女，第一才女蔡文姬等等，三国美女何其之多。 2、 男权世界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显然是没有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作家习惯于以男权价值为中心，站在自我性别的立场去描写女性形象，命名女性的文化符号——伟大的罗贯中也不例外。在他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三国演义》第一回议郎上疏,将种种不祥天象归咎于“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所致”，到第十九回猎户刘安杀妻取肉以食刘备，再到一百三回诸葛亮以巾帼女衣羞辱司马懿，无不体现着对女性的歧视。虽然用墨不多，但《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出场对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故事完整性，对推动情节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出现的美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体为男性消灭政敌；二是成为英雄本色的试金石。 笔者在写作之前，试图在《三国志》、《后汉书》这些正史上找些关于貂禅的资料印证观点，但没找到关于貂禅的一言一语。只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里头提及“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也并没有指明是貂禅。罗贯中大胆采用了“于史无征，采用传说”的写法，并且根据情节需求，舍弃了貂禅原本为吕布妻子，于战乱中失散，流落他乡，被王允收容，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是与远在长安的吕布团圆的艺术真实。这位年方二八、色技俱佳的小女子为报王允的教养之恩，毅然决定出山平乱，冒一身事两男的失贞之污，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好色男人之间，出色完成了“令布杀卓，以绝大恶”的任务。一个自幼养在幕府，涉世未深的少女何以如此老练成熟，风尘味为杜十娘，宋引章，赵盼儿之流所不能及？其不合情理处显而易见。其实，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从根本上源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误解。在男性的眼中，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具有祸水的一面，会瓦解男性的权利和事业，也可以随时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这首赞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罗贯中的立场：维护男性的权益，男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女性的美貌和肉体。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写曹操欲乱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后关公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此处十名美女完全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作为曹操拉拢关羽的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关羽一世英雄，非女色所能征服。又如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樊氏倒追白马王子赵子龙，赵子龙拒绝了，表现了赵子龙“真丈夫也”的气概。孔明之妻黄氏，其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相赞助焉。娶个丑老婆并没有显得诸葛亮品位低，相反让读者看到了他智慧的一面。罗贯中的原版《三国演义》本来就很强的“尊刘贬曹”思想，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改，“尊刘贬曹”思想更加突出。像关羽、赵云、孔明这些人就没有性格缺陷。 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董卓则是一副反派的逆贼嘴脸：残暴、贪婪、专权、外表上也是胖子一个，不如关羽、赵云这班正面人物般气宇轩昂（《三国演义记载“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三国演义》第八回写董卓离长安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万人筑只；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囤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同样写美女，此处又表现董卓好色，横征暴敛的罪行。对待这样的人物，作者也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财产被没收，美女都被释放，全家被杀光，自己死后“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甚至无法下葬，“临葬之期，天降大雷，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 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好色与否实际上已成为罗贯中塑造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 《三国演义》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形象都是有很深的高度的：写英雄豪杰则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的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写大将之才则有勇冠三军，武艺高超的关羽、赵云、张飞等人；写贤臣良相则有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孔明、姜维、司马懿等人。写美女娇妻则有貂禅、甄氏、大小乔这些绝世美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后人只可观赏，无超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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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最佳答案-网友投票选出 论《三国演义》中庞统形象审美特色【内容提要】在《三国演义》众多文臣武将和如云强手中，庞统可谓独具特色的一位。庞统在作品中存在时间不长，所占篇幅不多，生卒短暂。然而却以其曲折的生平、独特的个性、奇绝的才智、辉煌的人生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意趣。庞统是个难得的奇才、刚正的狂士、豁达的诤臣。(一)难得的奇才庞统形象的审美意趣，首先源于其性格中奇的特征。奇者：一曰罕见，二曰杰出、超凡。本文称庞统为奇才，二者兼而有之。庞统的奇才大智享誉荆襄，盛传江东。孙权早闻大名，周瑜多用其计；刘备久闻芳名，孔明深服其智；鲁肃称其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然而却遭遇坎坷。或埋没于襄阳，或屈沉于江东；或遭孙权冷落，或受刘备屈待；甚而公瑾屡用其谋，竟未授其职；为东吴建奇功，却不被吴主所认可。庞统之屈可谓奇也。正是庞统之奇才被屈待构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意趣。1.名士交口赞奇才称庞统为奇才，首先在于庞统颇得当时天下名士贤才的赞赏，盛名布于海内。刘备为躲避蔡氏兄妹所谋杀身之祸，马跃檀溪，逃难至南漳水镜先生庄上，水镜指点道：“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12月第3版308页)小说作者在此通过著名隐士司马德操之口将庞统作为天下奇才推荐给刘备。庞统不仅享誉襄，而且名播江东。据小说介绍，庞统因避难寓居江东期间，周瑜通过鲁肃多次请教庞统，并多用其谋。鲁肃因深知庞统之大智奇才，在刚继任督都之职时，就向孙权举荐了庞统。肃称统：“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关于孙吴；往日公谨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同上488页)可见，庞统之奇才大略深得当时天下名士赞赏推崇。孙权以貌相人，以偏爱取才而冷落庞统。鲁肃深感惋惜，称赞关安慰庞统道：“公抱匡济之才，何往而不利?”(同上489页)当肃得知统欲投刘备时，支持并嘱咐道：“无使孙、刘互伐，同力破曹。”统答曰：“此某平生之素志。”(同上)可见统之见解高远，枢机超凡。倘孙、刘长期联盟，同力破曹，便会无往而不胜。可惜孙刘两方众多文臣武将持此见解者仅鲁肃、庞统、孔明等寥寥数人。甚至连被称为世之枭雄的刘备也能认识到孙刘联明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岂有夷陵之败?乃至孙刘两大集团最终被魏方所灭?象庞统这样才智过人，机谋深远之士也被孙权所冷待，只能证明孙权也是一个目不识珠之辈。三国之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之争。在小说中作者对庞统之才极为赏识推崇，对其才智被埋没，被屈待深感惋惜。鲁肃在写给刘备的荐书中推崇道：“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展其骥足。”并特别提醒道：“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同上490页)孔明在东吴吊丧期间，曾面晤庞统，并写有荐书给刘备，推荐庞统。当孔明从东吴回，问及庞统时，刘备称统“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闻言笑道：“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并指出：“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同上)刘备方根据张飞、孙乾考察的情况和鲁肃、孔明的举荐，纠正屈待大才的过失，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选方略。小说在描写庞统曹冷遇被屈待的情节时，充满赞赏而惋惜的审美情调。这情调是作者对人才被屈待的深深遗憾，对健全人才环境的热切呼唤。它撞击着读者的心灵，感染着读者的情绪，启示后世善待贤才。2.巧授连环展骥才在名士的口碑中，庞统是学识渊博而未展骥足的奇才。在实践中，庞统谋略枢机如何呢?在现实中，庞统不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贤士。小说作者以极为赞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在实践中所显示的奇智神谋，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美不胜收的审美享受。鲁肃将庞统推荐给孙权时说：“往日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此非虚言。在庞统寓居东吴期间，虽未正式拜授任何职衔，但在事实上已充任着东吴谋士之职。《三国演义》第47回“庞统巧授连环记”就描写了庞统受周瑜之邀，以过人的智慧机敏向曹操巧授连环记，使操自锁战船的精彩场面。其间，庞统的谋略枢机得到出神入化的表现，达到令人惊叹的境地。面对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压境之势，周瑜使鲁肃问策于庞统，统先献“火攻”之策，后献“连环”之计。周瑜犹伯乐得千里马，深服庞统之论，使肃请庞统出山为其施行连环记。曹操被称为世之奸雄，对其施计谈何容易!非智谋超常、胆识过人者莫敢当此大任。周瑜知人善任，对肃曰：“为我行此计者，非庞士元不可。”果不出周瑜所料，庞士元以杰出的才学、超凡的智慧、随机应变的高招圆满完成了巧施妙计的任务。统先装成怀才不遇、对周瑜极为不满、而遁迹于西山草庵的隐者，赢得了生性愚拙、出使东吴的蒋干信任，得以被引入曹营。得见曹操后，就根据操之心理、性格特点，用骄兵之计和献媚之词，又获得了操的信赖。从而乘机查清了曹军布阵情况。同时，极尽夸赞奉迎之能事，使踌躅满志的曹操得意忘形，完全失去了戒备，进而获得了与操同桌共饮，畅谈兵机的殊遇。此时，庞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操“高谈雄辩，应答如流”，使操“深为敬服，殷勤相待”。当统获得操深深敬服之后，便开始佯装醉意，又以关切的语气、投石探路船问道：“敢问军中有良医否?”当操答：“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时，统便指出水军呕吐的原因：“大江之中，潮涨潮落，凡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而此问题正是操所忧虑之事。如何不求良策?于是庞统乘机便授其计，使操“以大船小船各皆搭配，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铺上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它风浪上下，复何惧哉?”(同上)操入魔也似中计，反下席而谢。真乃智者奇者庞统也!正如小说中诗曰：“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决策尽皆同。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同上)庞统能智胜生性多疑、诡计多端的曹操，可见其智绝才奇和出神入化的应变能力。小说中庞统奇智胜奸雄的情节场面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漾溢着袭人的妙趣。读之，令人兴味盎然，精神愉悦。3.明察善断理事才若说在赤壁之战中，庞统智献火攻之策，巧授连环之记显示出庞统高超的决策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话，那么“耒阳县庞统理事”则表现了庞统非凡的理事才能。庞统满怀匡世之志、济民之才欲意安邦济世却遭冷遇，最后只得抱屈来到山僻小县任县令。终日以酒取乐，不理政事。刘备得知便派张飞、孙乾前往巡察。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张飞见之，责其尽废县事。统不加申辨，“随即唤公吏，将百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析，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日所积之事，尽断毕了。”(同上490页)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同上)在此作者以叹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明察善断的洞察决断之才、干炼果决的理事之才和快捷神速的办事效率。目睹此情此景张飞惊叹道：“先生大才，庞统不仅是位面对险境强敌能随机应变、智胜强手的奇才，而且是一位明察善断的理事奇才。目睹庞统敏捷干炼的理事情节，不禁令人叹为观止。4.经天纬地匡济才庞统的满腹经伦和雄才大略，犹如蓄足能量的熔岩，直至为刘备取川时，才得以愤发。刘备取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庞统的运筹决策。在议取西川的过程中，庞统的学识机谋得淋漓尽致的表现。刘璋纳张松之策，拟引刘备入川，以拒张鲁入侵。璋遣法正为使面晤刘备后，刘备仍犹豫不决，独坐沉吟。刘备所犹豫沉吟者何?其实先取西川为基业，而后图谋大业之方略，早在孔明“隆中决策”中已定。刘备自起事以来，东奔西走，走征北战，无立足之地。暂时驻足的荆州，在名义上还属借用东吴之地。刘备如何不时刻想取西川?他曾对孔明、张松、法正等表示：非欲不想取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而代之，而是顾忌“同宗相攻，恐人唾骂，失信义于天下。”此即刘备困惑犹豫的根本原因。庞统以敏锐的观察、理智的思考抓住张松议献西蜀的契机，运筹谋划，制定出取西川的谋略方针。尤其是针对刘备以“仁义取天下”指导思想的偏执之处，提出了“宜从权变”的英明思想。从而为困惑中的刘备指点迷津、拨开云雾和大展宏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清除了开拓西川基业的思想障碍。庞统为刘备消除思想顾虑，先从树立取川信心开始。他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西川优势、荆州劣势。在“天时”方面，他根据张松所讲：“刘璋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张鲁在此，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的西川形势，督促刘备迅速取川。否则，将失去这一天赐良机。在“地利”方面，把益州与荆州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张松的见解，指出：“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地成业”的地理位置；又指出益州的地利优势：“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在“人和”方面也分析了取川的有利条件：“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可谓千载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听 2009/01/07
一、曹操形象的对比分析（一）史料对于曹操的记载历史上的曹操是怎样一个人呢？首先，《三国志》中的曹操，机智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有济世之才。曹操机警，有胆识。《三国志?武帝纪》中描写到：“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yu）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这里的描写，给予曹操极高的评价，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肯定了曹操的军事才能：“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仿佛孙吴”。他还说：“先帝每称操为能”，说明了刘备对曹操的才能也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随后在《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和武德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原文这样写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一直到西晋末年，人们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肯定性的，这即和当时作者和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和魏晋时期人们的英雄观念有密切联系。（二）两部作品中曹操的对比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所体现出的曹操，在后世是颇具争议的一个人，《三国演义》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性格特征的人。《三国志》不是这么描写，也不可能这样描写，前面说过陈寿是西晋的大臣，而西晋承袭曹魏，《三国志》就属于当代史，对曹操的描写则可能较为隐晦。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且看两部作品的对比描写。
多看几遍自然就可以写了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性格分析作为主题，可以从曹操的生性多疑、狠毒残忍性格作为第一点，接着描写该性格同时给曹操带来什么优点，优势的一面，正文：
一、 曹操生性多疑、狠毒残忍
曹操是一个天分极高、权谋极高的人，他好忌、缺乏安全感、容易冲动，所以造就了他生性多疑、狠毒残忍的性格。
曹操生性多疑这一性格特征，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重视有才华的人，但是忌才。杨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后来杨修辅助曹植对抗曹丕，令曹操心生猜忌。曹操信奉的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准则，所以杨修不得不死。
二、曹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
怎样使用人才对战争来说非常重要，得天下的战略就是使用人才的战略。三国中曹操是会用人才的典范。曹操实在是爱才，因此，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也是曹操性格的一大特征。
以关羽为例。曹操对关羽算是找个有加，他知道关羽走了之后势必成为心腹大患，所以对关羽十分礼让。这也体现了曹操用才得雄才大略。
三、尚礼重法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
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曹操的性格虽是多面的，但最突出的还是他的狡猾奸诈。《三国演义》中，曹操无论做事还是为人，无时无刻不体现他的这一个性。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巨著，一部古代的“全景军事文学”。关于它的总体美学风格，一些学者以“阳刚”二字加以概括，这是正确的。不过，对这种阳刚之美的具体表现和美学渊源的研究...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
<远大前程>中的悲剧人物郝维仙小姐的刻画,更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从社会、家庭及郝维仙小姐自身的角度,对其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旨在揭示在男权统治下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地位与悲剧命运.ESTELLA是全书最为突出的角色，她一出场就使人眼睛一亮，美丽与孤傲是属于她的。匹普小小的心完全被迷住了，但她的冷淡与鄙夷却伤了匹的心，也使他从此幻想有一天成为一从位真正的上等人，不再让ESTELLA看不起。可以详，匹普的人年是由ESTELLA的一双纤手引导的，没有对ESTELLA强烈而又盲目地热爱，他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追求上等人生活的愿望。ESTELLA的骄傲与冷酷是她的抚养人赦微香小姐为了报复自己的不公正的命运的工具，是这残酷世界的牺牲品，在她给匹普带来痛苦的同时，自己也遭受着痛苦。当她与郝薇香小姐发生争执时，她俩的那一番争锋相对的对白更将这位冷艳女子的性格刻画发挥到了极至。“郝薇香小姐一面用双手撩开散乱的白发，一面呻唤道：‘太傲慢了，太傲慢了！艾斯黛拉答道：’是谁教我傲慢的？我把这一课学到家的时候又是谁夸奖我的？’郝薇香小姐又呻呼道‘真狠心，真狠心！’艾斯黛拉道：‘是谁教我狠心的？当我把这一课学到了家后，又是谁夸奖我的？’” 这是ESTELLA对生活的控诉，使人为之寒心，这就是英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女性形象之一－－一个艳若桃李，心如铁石的女人。
女性形象论文提纲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女性的人物形象。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又该如何探究呢?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着名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写作条件、女性形象、双性同体等方面阐述了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她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建立自己的写作传统;鼓励女性大胆地拿起笔进行创作，摆脱男性作家塑造的不实的女性形象;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双性同体的创作模式。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和理论，证明其思想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从小特殊的家庭教育使伍尔夫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倾轧让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体内生根发芽。其次，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伍尔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她养成了最敏锐的审美观，产生了对道德教养的怀疑，培养了作家的社会使命。再次，伍尔夫所在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土壤。
第三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伍尔夫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历史的遮蔽，于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写作的传统，她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性，书写女性文学史，进而建立女性文化。
第四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伍尔夫清醒地看到父权制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不实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在个人创作实践上不断打破旧有的创作传统，始终将抵制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倡杀死“家中天使”,描写真实的女性形象，肯定书写女性体验的做法。她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对男权社会写作模式的一种有力的颠覆。
第五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关系的表达。她对父权社会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批驳，主张抛弃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呼吁两性间进行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进一步提出一种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良性策略--“双性同体”.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在基本肯定中也指出了其缺陷。并且通过对后来女性主义历史进行梳理，说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双性同体”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was honored as the forerunner of 20th centuryfeminism. Woolf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real life, expound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women's writing condition, women's image, “androgyny”and other stressed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women's women toestablish their own writing tradition. To encourage women to writing. Get rid of thefemale images of the male writ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gender differences,Woolf advocate androgy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Woolf's feministideas and theories, 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VirginiaWoolf's feministthough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view.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special family education bring her some literary skills, patriarchal familylet feminist ideas take rood in her body. Secondly, effect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ofWoolf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Aga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ided abase for her feminist thought.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VirginiaWoolf 's thinking on women and writing. Woolfrecognizes the shadow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history, she devoted todiscover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writing.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emale image under Woolf's creation. Woolf clearlysaw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created a series of false images of women. She constantly break the old tradition ofwriting in the personal creatio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killing of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is is a subversion to the writing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ifth part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VirginiaWoolf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gender. She refut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gender. She appeal to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the “androgyny”.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By comb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his paperpro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Woolf Virginia's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VirginiaWoolf , feminist thought, “a room of one's own”, “androgyny”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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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感染
(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一)杀死“家中天使”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中国女性形象研究现状分析作者：***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2期 [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如何分析？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哪些作用？靳迪编导艺考公开课为您解答。
摘要：《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其书主要记载了东汉到东晋社会名士的言行，该书主要分为三十六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隐、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而本文旨在选取贤媛部分的女子做简要的女性形象分析。 关键词：世说新语、贤媛、女性形象 正文：此书有大量的篇幅来写当时的魏晋名士的风度和气象，像嵇康、阮籍、王羲之、谢安（及其谢氏家族）等人在《世说新语》当中就曾多次出现。对于其魏晋风骨，在我看来可以一言以蔽之——“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尽管男士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女性形象的出彩。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说：“妇女有（文）集行世，则六朝最多。”在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同时又有门阀等级制度制约着人们，这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束缚同样对于女性来说也未必轻松，但是在当时却涌现了很多的才女，如：谢道韫、蔡文姬、左棻、薛涛。 一、道韫之咏絮才男子难及 这些才女之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谢道韫，在《世说新语》（中华书局·沈海波译注）之中提及谢道韫的有两处。其一《言语·七一》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其二《贤媛·二六》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就从这两则故事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集才情和孤傲于一身的女子形象。她出生于名门世家，在与叔父和和哥哥讲论文义时仍旧能够对答如流，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将兄长的“撒盐空中差可拟”比了下去，其兄之言少了的不只是动态之美更是少了一种神韵。因此谢道韫被称赞有“咏絮之才”，可见谢道韫确实是个才女，以男子的才气相比之她也是毫不逊色的。但是谢道韫也是孤傲的，从《贤媛·二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但是她对于王凝之是十分看不上的，认为他及不上谢家兄弟的半分，并且感叹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可见在谢道韫的心中对于自己的丈夫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谢安安慰她说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人又不恶，哪里会使你如此的遗憾呢？谢道韫就反驳说谢家的子弟是何等的光辉，而他凝之是万万不及的。 由此可见，即使是谢道韫这样的才女在婚姻上也是没有自主权的，她嫁给了王凝之但是对于王凝之她并不满意。她要的不是一个比不过自己周围的兄弟男人，她要的是一个丰神俊朗、风流倜傥、才气、才情都胜过自己的人。但是谢道韫这样的才女有多少男子是能够比得过的呢？在《晋书》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幛自遮，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可见在“辩论会”上谢道韫也是丝毫不输于男子的，她的才气确实是远胜过很多平常男子的。这样的女子其实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异类”，太过于聪慧，超过了男子，这才让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留下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位置。 但是谢道韫这样的女子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历代对于女子的教育都是不重视的，除了家学渊源以外，女子可以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很有限的。在《周礼》中有提到“妇学之法”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但是刘义庆却给了这样“异类”的才女一片空，由此可见谢道韫这个女性形象确实是独特而又另类的。 二、许允之妻容貌虽丑四德兼备 在魏晋南北朝那个“看脸”的是时代，长得好看的男子备受推崇，潘郎出行一次“掷果盈车”满载而归，左思这样相貌丑陋之人出行一次便被满街的女子吐唾沫，最后颓丧而归。（《世说新语·容止·七》）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还不止一次，卫玠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人们都争相想见他的容貌，一睹他的风采。在卫玠从豫章郡来京城时围观的人多的像一堵墙，因为他体弱多病，体力不支最后病重而死，时人谓之“看杀卫玠”。 可见在当时人们对于人容貌之美、体态之形的追求。魏晋时期的男子还要像女子一样涂抹脂粉，让自己看起来面色如玉，对自己的个人形象非常注意。对于容貌之美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男子身上，对于女子也一样。如晋朝许允的妻子阮氏就是一个是个相貌极丑之人，但是她却用自己智慧赢得了丈夫的尊重。《世说新语·贤媛·六》就有记载如下：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且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白行，君有几？”许曰：“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为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人公阮氏因为貌丑而不得丈夫的待见，但是她并没有独自在房内哭泣而是想要丈夫来见自己一面，尽管长得不是很讨喜但是因为自己机智化解了丈夫对自己提出的貌丑的难题。女子在当时被三从四德（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品德、言语、仪容、女工）所束缚，但是阮氏确实利用自己具备三从四德来化解自己貌丑的尴尬。尽管貌丑但是智慧却显露了出来，这样的自信是现代女性也比较缺少的，对于容貌的丑陋她以智慧和德行来稍弥补之。从这番对话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阮氏本人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她先是以丈夫是否具备士人的所有品格来发问，接着再以丈夫好色并非具备士人所有的全部品德来反驳。可见其肯定受过相当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丈夫嫌弃自己貌丑之时她并没有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而是积极的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点机会，让丈夫见自己一面，对自己的印象有所改观。 这样的奇女子是少见的，对于她的外貌刘义庆并未过多的描摹，短短的“奇丑”二字就可见其容貌是何等的丑陋。但是容貌的丑陋却丝毫不影响她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面对丈夫的“好色”她循循善诱，使丈夫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无法窥知当时阮氏的心境但是可以隐约的察觉到这又是一场不令人满意的婚姻，与谢道韫的“女方嫌弃男方”不同这次是“男方嫌弃女方”。对于这样的婚姻还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婚姻肯定不在少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等级制度很是严格，上层阶级只能和上层阶级联姻，因此这样的爱情悲剧可能会导致男女心理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三、王济之母有先见，不肯嫁女短命郎 在《世说新语·贤媛·一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为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这样的女子很有先见之明，她的一番推论合情合理，致使儿子断了要将妹妹嫁与兵儿的念头，使妹妹免遭了丧夫之痛。母亲在帷帐之中悄悄的观察就可以推知兵儿的情形，可见其识人的功力深厚。从钟氏的言谈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远见，她不同于一般的妇女一样见识短浅而是将那目光放在了长处，虽然眼下见到的兵儿是出类拔萃但是他却不是一个长寿之人，对于女儿以后的日子钟氏则更为担心。 在这里钟氏是作为一个慈母的形象出现的，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尽心尽力，兵儿短寿不是能托付的良人因此母亲就拒绝了兵儿成为自己女婿。这样的一个慈母同时又是一个颇有远见的聪慧女子。她观察人细致入微，通过形态、动作就可以做出较准确地判断可见其非一般的常人，而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钟氏当年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就让人联想到了另一个“爱偷窥”的聪慧女子——山涛之妻韩氏，据《世说新语·贤媛·一一》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这个故事当中的妻子韩氏也颇有识人的眼光，一眼就看出自己丈夫与嵇康、阮籍的才情的差距，但是同时也看到丈夫身上所具有的气度，认为只有这样的气度才能使他与阮、嵇二人能够有所交往。 无论是王浑之妻钟氏还是山涛之妻韩氏都是能够慧眼识珠的有远见的女子形象，他们二人在作为母亲和作为妻子上都是合格的，帮助女儿选择良人帮助丈夫结交友人。这样的母亲、妻子形象在魏晋之后是很难再见到，尤其在宋代之后三纲五常是女子的地位更加低下，完全依附于男子，能够这样帮助自己的女儿挑选良婿的、帮助自己的丈夫结交友人的寥寥无几。因此这样的女子形象才更为可贵和难得。 四、王湛之妻郝氏有母仪垂范，李家之络秀愿委身为娘家 王湛之妻乃是洛阳太守郝普之女，据《世说新语·贤媛·一五》记载：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王湛虽然被其父认为有些痴傻，但是从他选择媳妇可以看出他其实并非真的是个痴人。在暗中观察之后发现郝普之女举止合乎礼节，不逾矩，因此在考虑之后就将她娶为了妻子。 在这则故事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容貌秀丽，举止规范的大家闺秀，郝氏的能够被记载在《世说新语》当中，不是因为其过人的才华，也不是因为其聪慧有远见而是因为她具有一种典范作用。她在王氏一门当总分是为人母的典范，因此这样的母仪垂范之人物在当时应该具有相当大的表率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女子形象为大家所带来的典范意义。女性该具有怎样的品格，母亲该具有怎样的仪态，这才是郝氏这一女子形象在当时带给人们的思考。 另一位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则出自《世说新语·贤媛·一八》，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络秀家中富有然而门第低微，为了家族的利益她嫁与贵族周浚做小妾。这样的女子有远谋，有深见，为了自己的娘家的门第她甘愿委身做小妾，但即便是作为小妾她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 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当时为了自己的家族的利益愿意委身为小妾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尽管她是一个小妾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看低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地位据理力争，使李家在上层社会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得到了上层社会人士的尊重。 络秀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在上层社会有一席之地嫁与周浚为妾，按照李家的富足程度来说嫁女儿为妾这种事情并非十分的有面子，因而父亲和兄弟都极为反对。但是络秀却觉得这是李家可以攀上上层社会的垫脚石，通过这样的联姻可以使李家受到上层社会的尊重。就是因为络秀的远见和她在为小妾时仍旧不失尊严让李家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门第低微变为了受到上层社会礼遇的家族，而络秀也得到了自己族人和儿子的尊重。 《世说新语》列于卷首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所谓的“孔门四科”。《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我们从这四科的排名来看就知道德行是排在首位的，不仅是男子需要德行，女子也同样需要。谢道韫才情与德行兼备，曾有人说她是最具有魏晋风骨的女子；许允之妻样貌虽丑但是仍旧具有良好的品德；王济之母、王湛之妻皆为有品有德之人。因此一本《世说新语》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魏晋风骨的名士生活状况，更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女子的生活风貌。 我们看到被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上层社会的女子，而那些劳动妇女被记录下来的却很少。我们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女子风貌，而下层社会的女子风貌我们是无法窥见的。位于社会上层的女子因为家学渊源大多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兄皆为有见地之人，她们有大都聪慧过人才会在史册上留下一笔。 因此我认为《世说新语》里的女子们是具有典型性的上层社会的女子的风貌，在她们的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状况。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受到大众的认可的，更是受到社会的认可的，从这一方面来讲她们可能就是一些典型，为了社会的女子做出榜样的典型。女子自古以来就是附属于男子的，但是在《世说新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子也是具有独立的人格的，如：谢道韫就曾公开的嫌弃王凝之无才。她们就是这样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的活生生的女子，她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呆板女子而是具有自己的个性，具有自己的想法的女子。 参考文献：《世说新语》（中华书局 沈海波译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 胡应麟《诗薮》 《论语·先进》 徐虹《从“世说新语”女性形象看魏晋女性观》 李丹《“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研究》 甄静《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朝士人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