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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1，民贵君轻，人民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孟子·尽心下》）无土地无以立国，无人民无以存国，无政事无以治国，把人民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可贵的是，他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在人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人民最为重要。田野之民虽然卑贱，但是得到他们的拥戴就可为天子；天子的地位虽然尊贵，但是得到其赏识也不过为诸侯。如果诸侯君主的行为危及到社稷，就更换之。如果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灵效，也可以变更神位。君主，社稷都可以变置，惟有人民是永存不可以动摇的。变更君主，更换社稷，都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很显然，孟子把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君、臣、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民”凸现到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他是把“民”作为国家的主体。2，君主要得民心、顺民意，与民同乐。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如果君主想要保证邦固国宁的话，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借上古先民对周文王和夏桀的态度说明只有与民同乐，人民才能拥护他。文王借助民力修台建池，老百姓却很高兴。王说不急，百姓却更卖力。这是因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夏桀暴戾，人民诅咒道：“时日害丧，余及女偕亡。”夏桀你何时才能死掉啊，我宁愿和你一起去死。到了“民欲之偕亡”的地步，“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孟子·梁惠王上》〉要做到与民同乐。就须顺民意、得民心。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真心爱戴拥护这个君主。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给予人民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不是把他们所厌恶的强加给他们，就会得到民心，人们就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去归依施仁政的君主。所以，孟子概括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1]（《孟子· 梁惠王下》〉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孟子警告统治者在思想上要重民、爱民，军事上要避免战争，安民、救民，在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富民、利民。3，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主因素。由于孟子所处的时代条件所限，他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君主专制的大框架，但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因素，而民主思想恰恰是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第一，君主无道，可以更置。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用类比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如果朋友不信则弃之，士师不称职则不用。那么，如果君主不治，当然也可以废之。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1]（《孟子·梁惠王下》）这里面包含一个逻辑关系：君主行仁义之道时方可称作君主，如果不行仁义那也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资格，只是一个“独夫”，他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那人民讨伐他就是“诛一夫纣”，是合天道的的。这其实是孟子把孔子的正名思想运用为一种革命理论，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第二，国家政事要征求人民的意见。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统治者的权利是人民让予的，所以治者的权力要征得被治者的同意。孟子在这方面也有相关论述。他认为举荐贤人，决狱刑罚，必须尊重民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孟子·梁惠王下》）左右、诸大夫代表的只是少数的意见，所以不听。政事必须听取人民的意见，以国人的意见为标准，这是“政出于民”的思想。孟子是提倡“禅让”制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禅让已经不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强调举荐贤人要征得人民的同意。所以近人宋恕谓：“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3]（p51）第三，对君主权力的制约。虽然孟子并没有提出三权分离，相互制衡等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也并不认为君主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孟子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天威压制君威，又以民有偷换天有。”[3]统治者自称为天子，即天之子，他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守天的命令，其实质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但是，孟子又引用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孟子·万章上》）这就是说，天意是以民意为标准的，天意代表的是民意，那么民意也就是天意。这样一来，君主表面是受天帝制约，而实质上是受民意制约，为民众负责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种‘天子政治’之组织，其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之领袖。天子对于天负责任，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4]依此推理，如果君主对人民不负责，人民便可以将其罢免。这里隐含着一种思想，即人民实质上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第四，给予臣下一定的独立权力。孟子说：“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1]（《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通过形象的比喻来论证他的学说：比如说现在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必然请专业的玉师雕琢，才能成器。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国君臣子说，放弃你的特长，只能按照我的意志去办，这同教玉师按照君主自己的意志去雕琢玉石有何区别？这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国君不仅要选拔和任用各种有专业知识的贤能之士，以各尽其才，完成治理国家的各种任务，而且要尊重人才，使他们能够独立行使权力，而不可任意干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主张含有分权的意思。第五，强调道德对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双向性，强调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1]（《孟子·离娄下》）。另一方面，道德尊于权势。孟子主张君臣双方在德与位的关系上是互为主从的。“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1]（《孟子·万章下》）他所说的“何敢与君友”是一种“假惺惺”的自谦，实质上是不屑于与君为友的。他所说的“奚可以与我友”则是一种“骨子里”的自傲，实质上是要为王者师。[3]（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包含着许多民主因素的，但何以并没有最终发展为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呢？除了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尚未具备外，我想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原因：1，孟子的民本思想只强调君主的义务，而不提倡人民的权利。用梁启超的话就是：“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4]《孟子》一书多是孟子对诸侯王的说教，劝告诸侯要“为民做主”，而不是倡导人民“当家作主”。很显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君主是施动者，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而民众则是受动者，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那么，如果有幸遇上了圣君贤王就可以安居乐业，而不幸遇上的是昏君暴君，那就只好被被虐待被岢压。虽然孟子有民众可以废君重立的思想，但是那也只是孟子对君主的警告，而不是面向民众的呼吁。而且，废君重立只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下的暴力革命手段，是以社会动荡，人民流血牺牲作代价的。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国君并不是十恶不赦、无可救药，是难以发起革命改朝换代。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没有合法的、和平的表达利益的渠道。所以，梁启超说：“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之民主，其效几何？”[4]2，民本主义总是企图假借天威或道德的说教来使专制君主向历史上的圣君看齐，却很少乃至从未考虑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避免政治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天威使人畏惧，但毕竟遥远；虽然道德可以“格君心之非”，但毕竟软弱无力。于是，正如梁漱溟所说，民本“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为一不落实之文化。”[4]没有法律制度的保证，民主理想只能沦为空想。当然，我们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去苛求古人的思想，古人有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指出孟子的局限性并非是要否定孟子的思想。实际上，在先秦时代孟子能有此宏论，本身就难能可贵，孙中山就曾说过：“依我看，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言论，没有形成事实。”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找出他的局限，只不过是要完成今人的任务——实现民主。民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而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灵魂，民本与民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现代性不能通过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通过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取。如果我们将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夸大为对抗，将会斩断民主主义的传统资源，只有从两者的联系发展为会通，才能找到民本主义的现代出路
“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在现实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关于“民本”思想，孟子有具体阐述。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其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之可焉，然后去子。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对人民的认识，民本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问题严重，连年的战争，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到了战国后期，战争的规模又不断升级。饱受战争之苦的是广大平民。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离娄章句上》）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秦将白起引水灌鄢城，淹死百姓数十万。孟子与梁惠王有几句对话：“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章句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人民的强烈愿望。统治阶级为满足侈欲，聚敛财物的手段十分残酷，君王的苛暴和贵族的奢淫，使劳动人民难以承受，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有的国家发生了平民暴动，人民为躲避战乱，大量逃亡，社会一派混乱。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到各诸侯国游说，强调以仁政治天下。 孟子推行仁政王道，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的这段话，讲述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走险犯罪。等老百姓犯了罪，再用刑罚惩罚，这是陷害百姓。英明的君主应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使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安定下来。从这段文字中，孟子是实实在在地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像孔子对民人小施恩即可。民有恒产，进有恒心，君主要保民而王。 孟子强调：“省刑罚，薄税敛。”重刑罚、暴敛税，是历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焦点。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法律很多，国家正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向农民纳税，这是几千年来一直不变的国家财税政策。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税收的主导地位一天天减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不存在索取，而是给予，有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仍处在索取阶段，这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国家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减少农民的税赋或取消农民的税赋。中国的农民很穷，特别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民还有很多的困难。国家如果不要农民那点钱，也能支撑住的情况下，可免去对农民的税赋。有的人说，城市人每月收入超过800元，交所得税，而农民一个月只有一二百元的收入，还要交5%以上的税，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用仁政来解决君民关系。“仁政”的提出是伴随孟子“性善”学说提出来的。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几个方面发展下去，就可以成为“仁、义、礼、智”。君王应相信人民的这种善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安于生产生活。君王要为民父母，保民而王。这些思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古为今用，学习古人的经验，是为了检查我们今天的行为。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包含着深刻的爱民思想，这也是对古人 进步思想的发展。每一个当权者，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乎所以，一定要善待百姓，百姓安，才能天下安，百姓富，才能天下兴。
仁政王道之光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孟子思想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百家争鸣。历史的车轮呼啸碾过尘封的记忆，超越时空的对话带领我们聆听亚圣孟子灵魂的真谛。孟子名轲，邹国人，降生于那个古老而纷扰的年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后受学于孔子之孙，在战国时期把儒家学说继承流传，发扬光大。孟子在各国游说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时他不贪恋名位，毅然罢官而去，着书立说，广招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而后与他的弟子们把自己的学说整理成书，即为《孟子》。位列四书，流传至今。《孟子》的出现，是古典散文从章到篇的划时代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是义正言辞的说理文也好，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好，幽默的谐趣的讽刺文也好，都具有明畅、犀利的风格。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站在士的立场上将他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穿插其中，读之醍醐灌顶，令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知识浅薄，接触的过孟子精髓不过是冰山一角。从最初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用兵观再到“鱼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就义观；以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生观，孟子的思想延续至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篇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齐桓晋文之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文中勾画的是一副多么温馨祥和的图景；书中讲述的又是一个多么浅显而深奥的道理。在那个兵戈相向的年景，诸侯各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陷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路有饿殍。”广大下层民众在战争，贫穷，饥饿的夹缝中步履维艰，却还是摆脱不了苛政峻法的剥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所以，孟子提出“仁政”观点，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书中很多篇章都彰显了这种“人民性”，他能够超越阶级的束缚，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关系，为民请命，是孟子学说进步性的一个体现，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想要顺应时势的发展，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上立足。都应该“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方能“王天下”。这种的仁政学说的基础是以是“仁、义、礼、智”四德为标志的“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是人们注重自己的灵魂修养，“养浩然正气”，国君“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助，那社会秩序自然井然有序，文明之气随之蔚然成风！仁政和民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王道。王道亦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本章中，孟子就是通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方式，循序渐进鼓励齐宣王舍“霸”图“王”，分析了以力求霸必定失败保民而亡必定成功的两种既然不同的结局。这种王道的思想也同样贯穿于《孟子》中的其他的篇章：比如《寡人至于图也章》中孟子针对梁惠王自满于移民，移粟的矜功思想，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生动比喻，规劝他回归事物本质，施行王道才能“望民加多”，孟子曾多次借喻梁惠王实行王道，众所周知的“缘木求鱼”典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如《夫子当路于齐章》中，承接本章，孟子对公孙丑首先表示鄙视霸道的态度，反映出当时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的呼声；还有《宋小国也章》中点明了“王政”就是同情人民疾苦，替人民做好事，就像尧舜殷汤一样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就算国再小也不怕大国侵略；另外《易其田畴章》《齐王问卿章》中多次提到实行的王政施行后“老有所养”，“路不拾遗”“民胞物与”其乐融融的社会景象……无不在方方面面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王道思想。虽然在弱肉强食，称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有些不切实际，脱离潮流。但王道主张的“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天下归往”却为统治者设计了一条较为科学和清醒的统治道路。在当时为缓和阶级矛盾，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先承孔子的“仁”，为政以德，后被董仲舒异化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思想主流，和“礼”并用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与大多儒学思想一样，王道受时代的制约，却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一，王道思想片面的强调了“仁”和“徳”，没有考虑到社会所处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法学的作用；其二，受“性善论”驱使太过注重人的自身操守，强调发挥人的自制力和能动性，具有一定的主观唯心的倾向；其三，社会大背景从分裂走向统一，战乱在所难免，孟子笼统反对一切武力有些过于盲目，不如墨子的“非攻”主张来的科学；其四，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道德感化”不利于有力地加强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统一，孟子在那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单纯美好的设想；其五，仁政和儒学都是为小农经济占基础的封建社会服务的上层建筑，所谓的仁政爱民，是一种有阶级的“小爱”而不像墨家所推崇的那种“兼爱”。“民贵君轻”的思想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于当今社会，王道中的某些闪光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中就包含了现在很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雏形，指出开发索取要有节制，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要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既要保证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生存资料供其繁衍生息。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先声先导之妙，可见孟子超凡的远见和惊人的卓识！还有孟子和世世代代的儒学家门孜孜追求的那个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里边畅想的当大道也就是“王道”施行的时候，能“天下为公”，人们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期待的世外桃源，还有西方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社会形态所要求的程度时，一切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般蓬莱仙境罢了。但毕竟在那段民不聊生的黑色日子里，能或多或少的在精神上给予身心困苦的人民大众以安慰。而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日趋进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个追寻了千年的理想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王道”的精神发扬光大，依然强调社会道德。但这种以德治事的思想是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为基础，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保障，依法治国为方略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完成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官文！“仁政王道在，光焰万丈长”，虽历经历史的洗涤，时光的锤炼，正真的精华也不会因年代的沧桑而褪色！“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我们学着领悟的圣人思想汲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开创明天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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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
他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
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
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孟子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韩非子》（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
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
他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
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扩展资料：
民本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创新性发展：
一、民惟邦本：民本思想的传统内涵
民本思想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重要内容。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语，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民惟邦本”的基本含义，是承认“民”为国之根基、源泉与主体。
孔子“仁者爱人”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则对先秦时期儒家“民本”思想作了经典阐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国之根本，君主只有得到民之拥护，方能保证政治的稳固。故他强调民意即天意，主张以民意作为评判国事之根据。
二、为人民服务：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资源。
三、以人民为中心：民本思想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而且是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子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在现实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孟子告子上》参考文献格式放在篇章之后写。标准格式如下：1、期刊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起止页码。2、专利文献题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3、报纸作者，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论文如下：在教学思想上.孟子同孔子一样，强调学与思的结合，但孟子更强调“思”。这是因为孟子偏重内向，认为人人具有天生的善端，只要思，便能得到。他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但忽视“闻见”之知，是他的一个缺点。孟子对于书本知识很重视，主张“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他认识到博与约的关系，作为教师，要把一件事情扼要地讲明白，如果没有关于某件事情的广博知识并能够融会贯通，就很难把那件寡情的要点向学生讲得清楚。由此他注重，学生的“自得”，要求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得的匆识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自得的知识用起来可以棵本求源，左右取之不尽，运用合宜，这样便可以步步深造。孟子要求循序斯进，象流水一般，“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既要不断努力，又不能揠苗助长。他又要求学习要有存疑精神，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很有道理的。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孟子的启发教学法。存疑也是为了启发思维，疑可以促进思维，疑则思起。孟子同孔子一样，善于启发思维，善于使用问答法达到他预朔的结果。他也善于用比喻的方法，使学生容易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他要求学生主动积极，开动脑筋，不急于代替学生作结论。这又要和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结合起来。他举例子说，一个大匠不要为了教好拙工而改废绳墨（法度），因为如果没有绳墨，工就做得不正不直;好弓手也不能为了教好拙射的人而改变操作方法，想其他取巧的办法。善于教射的人，只要按照法度，引弓而不发，作出跃跃欲发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者，激发学者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的要求不能降低，也不要太高，只要他天天自己勉励学习，就都能学到手。孟子还要求学习有恒，不能一曝十寒。譬如掘井，巳经掘到快出水的时候，只剩十分之一的工程，又怕难，停止挖捆了，结果前功尽弃，就如放弃了这口井。他又要求学习要专心，举了个学习下棋的例子。有两个人学下棋，一个不专心，心里想天空将飞来一只天_，用枪去射击它，这个人就学不好。而另一个专心学下棋，就能学好。这两个人智力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原因在于一个人专心，一个人不专心。孟子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总的在于因材施教，诱导启发，有的象时雨一般加以润泽，有德的成其德，有材的成其材，有的用答问法加以启发，有的用自己的言行使之效法，甚至有的不屑教导，让他激励愤发。来源：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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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孔子相同点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孟子和孔子区别：人格不同、著作不同、主张不同
一、人格不同
1、孟子：孔子偏向敦厚。
2、孔子：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
二、著作不同
1、孟子：《孟子》
2、孔子：《论语》
三、主张不同
1、孟子：孟子主张“义”。
2、孔子：孔子主张“仁爱”。
一、人格上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激进。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
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历经磨难，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不仅如此，孔子也善于、肯于向别人请教。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倾向激进，并强调“格”、“气节”。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2、仁与仁政
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孔子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体系，仁分为成德之仁和为政之仁两个方面：成德之仁要求个人在爱的基础之上，遵守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实施以忠恕为核心的方法体系以塑造个人的完美人格。
为政之仁就是把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以周礼为落脚点，通过正名回复周礼。成德之仁是出发点，为政之仁是目的。成德之仁主张仁的核心精神是“爱”，“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
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他的仁学思想是继承孔子仁学的核心基础之上的，通过鲜艳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得出仁政，要求执政者“保民而王”：贵民是其核心，以德配君和制民之产是对贵民思想的落实。仁政与孔子的思想相比，更加具有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特征。
扩展资料
孔孟——世界影响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人文）、仁道、文明、和谐、中道思想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家文化圈。
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易经》的“以同而异”（求同存异理论来源）、“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出处）“和谐社会”（保和太和、万国咸宁）思想都成了世界共同遵循的治国方略。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孔孟
简析孔孟思想中的之“仁”的异同摘要：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是对国人影响最深的一种流派。“仁”是早期儒家学说的重心，从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概念到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也”的转变，简单说来应该是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仁政”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孔孟对于“仁”的理解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伦理和政治两个方面。关键词：仁；仁爱；恻隐之心；仁政孔子的“仁者爱人”拉开了中国儒家学说关于“仁”的探索的序幕， “仁”可以说是其理论的中心，而在其去世百年后，孟子又重新举起“仁”的大旗，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孟子最推崇孔子，司马迁《史记》载：“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通过对孔子"仁"的推演、对孔子事迹的述评和对孔子的高度评价，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同样也对“仁”作了一定的自我认识上的探索和阐述，渐成一家之言，“仁”内涵的改变也反映了从孔子到孟子思想发展的理论轨迹，揭示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的深层面联系。而对于“仁”具体的理解，就属于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为之智”了（《易·系辞上》），孔子的“仁”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职尽责，也就是主张“仁爱”，关注人的行为与价值；孟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仁”就成为对于人民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德体现，发展成包括思想生活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这也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孔孟在仁上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各自的区别所在。仁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仁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它新的内涵，孔子《论语》中多说明仁的表现、适用范围，强调的是人性伦理；所有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施仁的一种手段，是“仁”这种人生至理得以达到的一种方式方法，即“仁为体，义、礼、智、信为用”；而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思想和自己主张的“性本善”的理论用于现实的政治领域，把根源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引向对社会的仁德，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不忍之心”，孟子把道德的取向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问题，提出人的天然的“不忍”的本心是“仁”的开始，也就是仁的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在思想上架构起了孟子的“仁政”思想的基础。孔孟二人对“仁”的阐述不尽相同，这些阐述恰巧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孔子虽然多次提到仁，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孟子给出了仁的定义，这多少是对孔子思想的补充和丰富。孔子讲“仁者爱人”，亲人当然是自己的“仁”的首要对象（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孟子的恻隐之心作为本能的人之为人的一种爱，首先当然反映在对亲人的爱（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孔孟二人对“仁”不同的阐述在结构上有很大的重合性、互补性，即在伦理层面上的“仁”是一种递进的、互补的关系，而孔孟在社会政治方面对“仁”的不同阐述则体现两代圣人对施“仁”于天下的各自独特的体会。牟宗三先生说，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只有治道没有政道，所谓治道就是治权的道理，即有效地进行社会和政治管理的方法论原则，所谓的政道，就是政权的道理，就是证券的合法性问题，治道是运用的，而正道是架构的（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对于牟先生的鉴理不敢悉同（可能存在感悟功力尚浅以及理解偏差问题），我认为儒家思想关于正道的建构从孔（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开始萌芽，一直到秦末的“陈胜王”以及后来的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君权神授，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王朝建立者所倚重的重要根基。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历来注重的是内圣外王，我认为孔子的模式应是“内圣及外王”，是一种成之而反观的关系，是反思的、发散的；孟子则主张“内圣而外王”，是因果的；孔子认为“外王”最好的方法是先内圣，孟子则认为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必须做到内圣才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才有外王的权利，主宰之天才会降任于斯。在外王学特别是治道的理论上“仁”的运用方面，孔子强调“仁德”和以礼治国，孟子突出强调其“民贵君轻”思想，要求君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孔子在政治上的仁爱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去关爱民众的一中思想，而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不忍人之心人有恻隐之心则君主要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要求君主体谢下民与民同乐，君主与民众是一种利害相同礼乐相融的关系；孔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在治道上如何实行“仁”的思想，都是“仁”的思想外延，是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理解与阐述。来源：群文天地
首先，对待人性问题，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我们如果稍微留心一下他们二人的观点不难发现，孔子在许多场合都要求人们尊奉“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臣”的愚忠思想，他因此也就要求人们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的接受统治者的奴役，要“温良恭俭让”而不可“锋芒毕露”；但是孟子却主张“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孟子还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孔子要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局限在“礼”的权限范围内，不让人们对统治阶级有丝毫的反叛；而孟子以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也就是说，孟子更主张一个人要有个性，不能畏首畏尾，惟命是从。据说孟子初到齐国打算劝说齐王不要好战喜功，应“乐民之乐”，不成想被齐王称病拒绝接见，而是派了手下应付孟子的到来。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称病不见来使。身边的人怕触怒了齐王都纷纷劝说孟子“王命不可违”，要孟子三思而后行，但孟子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更可甚者，孟子为了显示他对齐王的蔑视，第二天一大早就若无其事的赶出门到东家送殡了。孟子的这种行为在孔子看来那可是“大逆不道”“不可教也”但孟子却认为“其横逆由是也------此亦妄人也已也。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与禽兽又何难哉？”。这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反叛啊！ 其次，在人格培养方面，孔子一味强调“克己复礼”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他让弟子们磨砺意志其实就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孟子以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也就是说孟子主张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磨砺才能真正具备“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德才，也才能奉献于社会造福于他人的，他并不认为磨砺意志就单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个人的节操等也有作用的。 另外，在君臣关系上孔孟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而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尤其在对待“仁义理智”方面，孔子侧重强调“克己复礼”而孟子主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最后，在对待学问上，孔子以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孟子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 一言以蔽之，有关孔孟思想的异同之处是枚不胜举的，前人本来就已经有过更高深的见解了，我在这里只是只言片语的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以求同仁和大家不吝赐教，以期提高我对儒学的再认识。 孔子、孟子同为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后世也将孔孟并称,然而考察<论语>和<孟子>,我们却发现孔孟有很多不同之处:孔子将政治理想摆在自己人生价值的首位,而孟子则有更多的人生追求;孔子无法忘怀于政治,孟子则寄情于"大丈夫"人格;孔子谨小慎微,孟子则狂放豁达;孔子因理想与现实的不和谐而矛盾,孟子则执着于人格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