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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我也没太看明白。。。就我国立法而言，有关合伙的规定集中在《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中。《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企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另，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合同法所确定的15种有名合同中，并未有合伙合同，这足以体现我国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设计所遵循的团体性原则，而不强调合伙的契约性。如果你怕的话，我考虑你是不是可以去公证一下
对方要求不能透露是合伙开的，可能他与别的公司有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或者他在其他公司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再从事与原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或其他资格限制。当然也有可能他的技术存在使用权上的限制。从以上可见，若采用你父亲出资、对方出技术的方式成立合伙企业或者有限公司，你父亲将面临很多的法律风险。你爸爸可以自己开公司，然后公司与那人签订一份技术许可使用协议，并约定若技术侵犯他人权利导致的一切损失由那人承担。技术许可使用费用可以约定按照净利润的一定比例来支付。
隐名合伙及相关的法律问题一般而言,合伙为二人以LK相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同。合伙企业正是以合伙为纽带而产生的一种商事组织。在英美法系,合伙有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之分,而在大陆法系,合伙则有出名合伙与隐名合伙之别。笔者认为,普通合伙、出名合伙为典型合伙,而有限合伙与隐名合伙则为非典型合伙。在典型合伙中,合伙人之责任形式为无限的连带责任;在非典型合伙中,合伙人之责任形式则是有限的。 我们知道,隐名合伙(Dormant Partnership)是合伙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西方,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对隐名合伙均有明文规定。 我国于1997年2月23日颁布了《中华入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同年8月1日生效),但该法没有明确规定隐名合伙。而《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法《意见》)之中是否规定或解释了隐名合伙,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不揣冒昧,试对隐名合伙作如下探讨。 一、隐名合伙的特质 《法国民法典》第1871条规定:“合伙人得约定不进行注册登记。在此种情况下,合伙被称为‘隐名合伙’。此种合伙并非法人,亦无需经公告。此种合伙得以一切方式证明。德国法、日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它们是规定在商法典之中。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00条规定：“称隐名合伙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对于他方所经营的事业出资,而分受其营业所生之利益,及分担其所生损失之契约。” 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隐名合伙作了规定,但人们对隐名合伙的概念、实质、法律地位却存在分歧。 我国学术界对隐名合伙也存在着各种认识和解释,主要观点有： 其一,隐名合伙就是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对他方所经营的事业出资而分受其利益的契约。营业的一方称为出名营业人,出资一方称为稳名合伙人。 其二,隐名合伙,是指双方当事人以订立契约的方式约定一方对他方所经营的事业进行投资,分享利益, 责任时所采取的企业经营方式,契约当事人一方称稳名合伙人,他方称出名合伙人。 其三,隐名合伙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对他方所经营的事业出资并分享利益。该出资划入经营者名下,由经营者支配,出资者仅以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隐名合伙作出了不同的描述和界定。尽管三者表述不同,但是在其进一步的阐述中却都勾勒出了隐名合伙区别于普通合伙的一些重要的法律特征。 (一)隐名合伙为诺成契约和不要式契约隐名合伙契约的成立,各国或地区法律特别规定,解释上依当事人之合意即可,既元待于履行出资,亦无须作成书面文件,因此属于诺成性不要式契约。 (二)隐名合伙当事人为隐名合伙人和出名营业人 1.出名营业人。所谓出名营业人是指在隐名合伙中,将隐名合伙人之出资以自己名义经营事业的一方当事人。在隐名合伙下,当事人是否均以商人(尤其对出名营业人之资格或身份)为限,各国或地区之立法有多种主张,有为积极规定的,如南美各国商法是;有仅限于出名营业人须为商人,而隐名合伙人则否者,如德、日商法是(至少在解释上主张出名营业人须为商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不加限制,只须为营业却不论双方当事人是否为商人。其是否为自然人或为法人,为单独之营业人或为合伙,在所不问。所经营之事业是否为商业,不必介意,唯必须以之营利。至于隐名合伙契约是订立于营业开始以前抑或在其后,无关紧要。尽管出名营业人必须为营业人,但隐名合伙契约不必及于营业全部,就营业之一部,亦不妨碍成立隐名合伙契约。 2.隐名合伙人。所谓隐名合伙人是指在隐名合伙中,依约定对于他方所营事业投资,并受损益之分配的一方当事人。隐名合伙人之资格,并无限制,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商人或非商人。行为能力之有元,在所不问。 (三)隐名合伙为双务有偿契约 在隐名合伙中,隐名合伙人负出资义务,出名营业人负营业义务和分派营业利益义务,双方互负债务,而且互为对价,因此为双务有偿契约。隐名合伙人出资,意在分享利益并承担一定损失。出资而不分享利益,或出资而不分担损失,是为狮子合伙。 二、隐名合伙与其它类似契约之比较 隐名合伙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伙,作为一种独立的有名契约,。有别于合伙(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或两合公司)、 临时合伙、消费借贷、雇佣契约,但又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由于相似性容易掩盖差异性,在现实中极易造成混淆,因此辨析其不同之处是必要的。兹分别比较如下。 (一)匀普通合伙比较 隐名合伙与普通合伙均为契约,但前者为出名营业人之单独营业,隐名合伙人出资的财产权让渡于出名营业人;而后者则为合伙人之共同营业,合伙财产为合伙人之共同共有。隐名合伙人不显名于登记,原则上对于出名营业人之债权人不直接负责;而普通合伙之合伙人均显名于登记,对合伙之债权人各直接负责。普通合伙之当事人可以为数人(一般为2人以上,20人以下),而隐名合伙则限于两当事人。 (二)与有限合伙比较 在有限合伙中,至少须有一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负无限连带责任),同时至少须有一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人(负有限责任)。换言之,有限合伙是包括一名或数名普通合伙人和一名或数名有限合伙人的一种商事组织。有限合伙是来自英美法系的概念,而隐名合伙则主要还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当然,英美法系中也有隐名合伙人的概念, 相应地,在大陆法系中也存在有限合伙的规定,如德国。 1.类似之处。(1)有限合伙人与隐名合伙人,对合伙商号之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其相对一方即普通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则要承担无限责任。(2)有限合伙人与隐名伙人无权参与合伙之经营管理,并无权约束合伙,即对合伙事务没有表决权,无权对外代表合伙。若以自己名义与他人缔约,则须单独承担责任。(3)有限合伙人与隐名合伙人均对合伙事业享有监督权、建议权及利益分享权,亦即除了分享利益外,有权亲自或委托其代表查阅合伙帐册、查询合伙经营的业务状况及其前景,并据此提出建议。(4)有限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转让其合伙之份额,须经普通合伙人或出名营业人同意;而任何人被接纳为新合伙人的,却无须征得有限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之同意。(5)有限合伙人与隐名合伙人,不因其死亡、破产或丧失常智而引起合伙商事散伙,但我国台湾地区例外。而普通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之死亡、破产或丧失常智等则往往是导致合伙商号散伙的重要原因。(6)合伙解散时,其各项事务应由普通合伙人或出名合伙人予以清理,而有限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则无权参与,只能等待分配剩余财产。 2.不同之处。(1)隐名合伙人必须以金钱为出资内容,不得以信用、劳务出资,而有限合伙人之出资构成不受法律限制。(2)隐名合伙勿须登记而仅以当事人之间之契约即告成立,而有限合伙则必须登记。(3)隐名合伙是作为隐名合伙人的出资者与商事企业(独资企业、合伙或公司)业主之间的一种契约。出资者并不因这种契约而成为商人及企业财产的共有人,也不从企业财产的增值中取得一份。而有限合伙则是一种合伙组织形式,而且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同是合伙财产的共有人,因此他们可以参与分享任何内部财产的增值。 (4)有限合伙只存在于合伙商号之中,而隐名合伙则可能发生在独资商号中,如经营人为一人时,对外界而言就是独资商号。(5)如隐名合伙的期限未经确定时,隐名合伙人有权通知合伙人解散合伙,而有限合伙人则元此权利。 (三)与临时合伙比较 所谓临时合伙是指当事人之间为了实现临时性目的而出资缔结的契约。其对外表现为合伙商号和独资商号(或一个事业)。在后一种表现巾,出资人可能为他人之商行为而出资,也可能为他人之非商行为而出资。不论临时合伙是合伙商号,抑或独资商号,其缔约目的是临时性的。这一点是区别于隐名合伙之连续性、一般性的关键所在。 (四)与消费借贷比较 按大陆法系之分类,借贷分为使用借贷与消费借贷。从隐名合伙人只负出资义务而不参与营业活动这点上看,它类似于消费借贷关系中的贷与人(出借人)。然而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表现为: 1.消费借贷是要物契约,Rli出借人将物之所有权移转于借用人之后始生效力;隐名合伙契约为诺成契约,即一侠当事人意思联络而生合意即生效。 2.消费借贷为单务契约,即借用人负返还义务,出租人不付交付义务;隐名合伙契约为双务契约,如前所述。 3.消费借贷中,出借人之给付没有目的要求,唯借用人应返还同种同等同量之物;隐名合伙中,出资人之给付以他方营业为目的,营业人仅返还相等于出资额之价款即可。 4.出借人依约享受确定的利息,而隐名合伙人仅依约分享利润。 5.出借人对借用人之其他债务不承担风险,其风险仅为借用人支付不能(元力偿还);隐名合伙人不仅要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损失,还要冒出资减少或出资全部损失的风险。 6.隐名合伙人享有监督权,而出借人无此权利。 (五)与雇佣契约比较 1.营业者定期向出资人分配利益,那么该营业者为隐名合伙之出名营业人,出资人为隐名合伙人;反之若营业者受领薪金或者受领薪金并分得利益,则可判断为雇佣关系存在。 2.营业主权完全握于营业者,仅参考性听取出资人之建议,是为隐名合伙;若营业者对出资人唯命是从,使自己处于消极被动从属状况者,为雇佣关系。 三、隐名合伙之立法例 世界各国各地区,对合伙、隐名合伙之性质、地位、特征之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不同之法系有不同的作法,即使在同一法系中的不同国家也存在分歧。这种差异性正好也显示了多样性。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发现其共同之处。 (一)大陆法系的作法 1.法国。在大陆法系,合伙一般分为民事(民用)合伙与商事(商用)合伙两大类。在民商分立的法国,隐名合伙被安排在民法典之中,不过这是1978年民法典再次修改后才增加的新的一章,最初并没有在法律上确立隐名合伙的地位。显然,法国人宁肯将法律上的人只分为自然人和法人, 而不愿承认所谓第三主体。为了迎合法律上的人的两分法,法国的法律还赋予商事合伙以法人资格, 而隐名合伙例外,这是因为它只是简单的民事契约,而不是复杂的商事人合。因此,法国的商法典排斥了隐名合伙。 2.德国。《德国商法典》第335~342条专门规定了隐名合伙。德国也有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的观念,民事合伙立于民法典,商事合伙编于商法典。德国商法典中依次规定了普通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与隐名合伙。将隐名合伙置于商法典的独特立法风格,无疑开创了商法典立法的先河。如果说法国的民法典、商法典是对以往人类法律文化的伟大总结和发展的话,么德国的民法典、商法典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20世纪乃至以后的展望与鸟瞰。 3.日本。日本称陷名合伙为匿名组合。从安排上讲，日本是学习德国的作法，将匿名组织合编人商法典之中。.. 4.我国台湾地区。从很大程度上看,其法律是德国化的,但是隐名合伙则像法国一样安排在“民法典”中。 (二)英美法系的作法;JjiF;E· 1.英国。在190币年以前,英国法院是不承认隐名合伙这种合伙形式的,直到1907年英国颁布了〈有限合伙法〉,隐名合伙才正式被承认。 它与两合公司一起统称有限合伙。英美法系的法律迥异于大陆法系,其法律渊源主要是普通法飞衡平法和制定法。普通合伙法和有限. 合伙法就属于制定法,但这决非商法典之一部分。因为英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民法典和商法.典。 2.美国。美国承袭了英国的法律传统,制定了《统一合伙法》和《统一有限合伙法》。但这两者亦绝非《统一商法典》的特别法或构成部分。《统一商法典》并非大陆法系意义上的商法典,它只是以买卖为中心的商业规范。美国的立法对合伙人的分类与众不同:(1)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s)与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2)名义合伙人(NOminal partners);(3)不参与经营的合伙人(Silent partners);(4)隐名合伙人(Secret partners);(5)不活跃的合伙人圃(DortIIaht partners)。 笔者认为,只有(5)才是与本文所涉的隐名合伙人同义,而secret partners应译为“秘密合伙人”。 总之,各国或地区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形式对隐名合伙制度作出了规定,这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和差异性是由各国或地区之实情和法律传统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各国或地区均较好地将隐名合伙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配合、相协调。 (三)在我国现行法中寻找隐名合伙 1.在《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之中寻找。我国，《民法通则》对个人合伙和团体合伙分别作了规定。前者列入第二章公民(自然人)第五才苦,后者列入第三章法人第四节,立法称为联营。这种立法上造成的分化的结果,是由于一种“动辄问资格的思维模式”导致的。 这样,合伙被分为:个人合伙(在自然人之间适用,但外国人除外);法人联营(中国法人之间);家庭合伙.(个体工商户之间或农村承包经营者之间):中外合作经营的合伙企业(专门由《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调整,中方合伙人为法人或经济组织,外方合伙人为法人飞经济组织和自然人，中国的自然人没有资格);私营合伙企业(适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合伙人为私营企业主)。 虽然中国的合伙形式很多,但是其划分标准并非以责任形式来衡量,而是以所有制、身份来划分的。而且有一点很明确,合伙人必须参与经营,除法人联营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可能是有限合伙之外,其余之合伙责任均为无限责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约定参加盈余分配,约定承担亏损,但不参与合伙经营或共同劳动的合伙,却大量存在。这些合伙所引起的纠纷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于是最高法《意见》第46条规定:"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是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这一司法解释对解决现实中的纠纷,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何解释这一司法解释呢?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它已经确认了隐名合伙的合法地位;一种认为,它并未确认隐名合伙的合法地位。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显然,最高法《意见》第46条之规定,确实具备了隐名合伙人不参与合伙经营但参与盈余分配等法律特征,甚至突破了国外法律规定的隐名合伙人只可投入金钱的限制,扩大到可以提供技术性劳务。孤立地研究这条规定,的确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律解释。但是,倘若我们把它与《意见》的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以及第48条(只提供技术性劳务,不提供资金、实物的合伙人,对于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司法解释中的合伙人仍然是承担元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并非有限合伙人,更不是隐名合伙人。换言之,该司法解释显然不符合确认隐名合伙人对合伙事业之债务仅负有限责任这一重要法律特征。综上所述,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合伙的规定,均未确认隐名合伙制度,甚至是排斥的。 2.〈合伙企业法〉有关规定及其相关立法背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已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1997年2月23日通过,自1997年8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元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第5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第8条第1款规定:"有二个以上合伙人,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根据这些规定,我们知道,该法排斥了有限合伙,也没有规定隐名合伙。 〈民法通则〉等一系列80年代的立法没有确立隐名合伙,笔者认为,情有可原,因为那时还未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而晚至去年才出台的〈合伙企业法〉为什么仍未确立隐名合伙度呢?恐怕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纵观全球,有关合伙之立法无外乎两种思路:第一是确立合伙契约制度,其立足点是契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旨在调整所有合伙关系,形成一部规范合伙人之间以及合伙人与第三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第二是确立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其出发点是主体,旨在规范以合伙契约为基础的营利性组织,主要是从便利合伙企业与外界交易,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加以规范。我国〈合伙企业法〉即采第二种立法思路,走的是依主体立法的道路。我们知道,契约法是行为规范,交易规则,当事人之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可充分体现,而依主体立法道路产生的主体性合伙企业法,则首先是组织规范,然后才是行为规范。在契约法之中,任意规范居多,给予当事人更多的选择,以体现自由原则,而组织法则更多地是强制规范,投资者或经营者受到的约束较多,同时更多地体现政府干预(管理)。隐名合伙实质上是一种契约,体现的是一种债的关系。而我国〈合伙企业法〉走的是主体立法的路子, 并且在〈合伙企业法(草案)〉通过前删去了有限合伙一章, 这样就决定了〈合伙企业法〉不可能容纳隐名合伙契约和隐名合伙人。 四、关于确立我国隐名合伙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规定隐名合伙制度，那么，我国是否应该确立该制度？怎样确立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应该确立隐名合伙制度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在其法律中规定了隐名合伙制度，尤其在市场经济发达、成熟的国家、地区，隐名合伙存在的合理性和好处无疑早已被证实。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却大大滞后了。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该确立隐名合伙制度，这是因为： 1、确立隐名合伙制度有利于将一部分闲散资金吸引到一个新的投资领域。一般来说，普通合伙一方面要求合伙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合伙人亲力亲为，亲自投入精力和时间。而许多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工作环境的影响，不能或不原亲自参加投入精力和时间。而许多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工作环境的影响，不能或不愿亲自参加经营管理，因此也就不能入伙。另外普通合伙的连带无限现任风险太大。因此隐名合伙可为一些愿意直接投资的人提供方便并消除顾虑。 2、确立隐名合伙制度有利于规范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第三人。确立隐名合伙可以厘清混淆的法律关系，避免或减少投资纠纷，维护交易安全。 3、确立隐名合伙制度有利于解决司法中的疑难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隐名合伙纠纷日益增多，而我国没有确立隐名歙为制度，导致纠纷的司法解决无法可依，随意性大。若建立起隐名合伙制度，应当可以克服当前这种就同一性质之纠纷产生两种不同判决结果（不合法理的）的不下常现象，切实保护作为隐名合伙人的投资者的合法权利。 （二）我国隐名合伙制度立法模式选择现行法律尚未确立隐名合伙制度，法学界一再有呼吁确立者。那么，我国应选择怎样的模式呢？立法作如何安排呢？笔者主张如下： 1、在《统一合同法》中确立。既然认为《合伙企业法》是一种确立市场主体的法律，而隐名合伙实质上是一种契约，那么将隐名合伙契约制度安排在《统一合同法》并在其中确立隐名合伙制度那么这种确认的方式与法国、我国台湾地区相同。 2、在《统一商法典》中确认。这一主张拟有冒昧。从目前我国立法现状看，涉及商法之立法已颁布的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拟颁布的有《独资企业法》等。这些单行特别法之颁布很像英美法系的作法，与大陆法系的传统不符。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将来制定一部《统一商法典》的可能性。若出现这种结果并将隐名合伙确立于其中，那么可以看做是以德国、日本、瑞士模式确立隐名合伙。 3、在《有限合伙法》中确认隐名合伙。按照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将《合伙法》分为《有限合伙法》之中，让人们感到放心。 五、余论 也许，有关隐名合伙的问题，在外国法水灾界中是个陈旧的话题，甚至是一个没有讨论意义或研究价值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的生活中存在着隐名合伙现象，而法律未能提供规范，司法解释又产生歧义从而导致学理上的不同解释。引起人们讨论隐名合伙的原因，除了实践中出现的现象，还有《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流行的研究是从《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的规定开始的。该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这个“除外”留下空白条款，再加上最高法《意见》第46条的司法解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产生了我国法律“不否认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法律鼍有规定”的“规定”并未诞生，“除外”条款的生效条件还不具备，因此依据这一条款认定我国法律规定了隐名合伙的不能成立的。 在这里，笔者要澄清一个问题，即讨论隐名合伙问题不可以联系《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因为，从债的分类上看，以债的主体分类可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所以连带现任相对应的应该是按份责任。 因此，该条所谓“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就是水灾理上说的连带之债。那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空白条款，应对其相应地解释为“按份之债”。而将之解释为“有限责任”是偷换概念，亦即将“连带责任”偷换为“无限责任”，并由此推导出相应的“有限责任”，这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责任形式是不能与债的分类相混淆的，两者不可通约，更不可对换。因此，那种将最高法《意见》第46条与《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相加起来考察，并由此推导出我国已确立隐名合伙的合法地位的观点， 更是不能成立。 尽管立法尚未确认隐名合伙的合法地位，但是现实生活中却确实存在着隐名合伙。合伙，这种古老的契约形式或经营形态，不仅存在着法律上的合伙，而且还丰硕大破着事产上的合伙。 而事实上之隐名合伙也就大量地隐藏在事实上的合伙之中。 面对法律规范的缺乏，面对司法中之困惑，笔者所能做的就是慎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力求寻找合理解释并乘机求教于学者同仁。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有限合伙优势的分析，阐明了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然后在比较国外有限合伙的立法选择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直接采用有限合伙制；最后，笔者对制定有限合伙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中提出了立法建议。关键词：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法一、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多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有限合伙在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德国1998年有限合伙的雇工人数占全部民法合伙、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与私营有限责任公司雇工总数的51％。[1]在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中，有限合伙制公司约占80％，而在90年代，美国有限合伙公司参与的风险资本所占的市场份额已达到80%以上。[2]为什么有限合伙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有限合伙具有其他经济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有限合伙中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业投资的有效选择甚至是最佳选择。“想开办商业的人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哪一种商业组织对于商业利益是最适当的。有几个因素要加以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建立的难度、出资者的责任、税收考虑和资本需要。”[3]我国目前基本存在两种企业制度，一是无限责任的合伙制和独资企业制，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制。独资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有限，在所不问；下面仅以合伙和公司为例与有限合伙进行比较。首先，就有限合伙的成立而言，多数国家仅要求有限合伙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即可。如在美国，成立有限合伙只需所有合伙人按照《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的事项签署一份有限合伙证书并在州务卿官署备案，即可成立有限合伙。相比公司繁琐的设立程序，严格的法律要求，复杂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限合伙设立显然相对简单，尤其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其次，就投资者的责任而言，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极大的调动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一般合伙中，所有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无疑要大得多：一旦投资失败，投资者不仅丧失了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还可能会负上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这样，投资者势必不会轻易选择一般合伙作为其投资对象。再次，就税收而言，选择有限合伙可以避免双重纳税问题。当今各国对于企业征税的通常做法是：只有对具有法律上独立主体资格的企业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直接征收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其所得税。即对公司来说，要对公司和股东分别征税，公司要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股利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就有限合伙来说，有限合伙本身不征税，仅对从有限合伙取得投资回报的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对于中小企业，尤其对我国刚刚发展的创业投资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后，就资本需要而言，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筹集资金，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短缺，它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筹集资金并非易事，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有两条渠道——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就贷款而言，在我国，从事贷款业务的银行性质上属于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银行在向外发放贷款时，首先要考虑贷款能否如期收回，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往往被放在首位。而中小型企业受经营规模、资本规模的限制，在资金借贷市场上通常处于劣势，由于其担保能力较弱，银行出于营利及资金安全的考虑，往往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4]况且，即使贷款成功，利息率再加上分期偿付，也会使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增加企业失败的危险。就发行股票而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公开发行股票，而条件中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无疑是天文数字，因此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显然是行不通的。至于发行企业债券，根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在我国，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同时企业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并且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这些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表明国家倾向于只有那些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的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发行债券。[4]因此，中小企业要想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也实属不易。既然我国现存的融资手段不能有效的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这就要求我们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道路。而有限合伙正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手段。投资人（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并按照略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但不具有合伙事务的管理权；普通合伙人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虽然出资较少，但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既有助于使有限合伙吸引较多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达到资金在供求间的直接融通，减少了投资的中间环节，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有效的筹集大量资金，从而实现了资本的放大功能；又把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为普通合伙人专心一意、提高有限合伙的经营业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避免或者降低了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也使得有限合伙人能够比较信任普通合伙人。不仅如此，有限合伙还有效实现了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拥有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英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对于创业往往有心无力；而缺乏管理经验的投资者也不敢贸然创业。有限合伙为这二者搭了一架桥梁：投资者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不具有管理权；拥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精英作为普通合伙人，独揽经营管理权，但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将责任与风险搭配得恰到好处，实现了知识与资本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公司与普通合伙都不具备的优势。二、有限合伙立法方式的选择（一）有限合伙实现形式的选择：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选择既然在我国确实有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那选择有限合伙的实现方式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限合伙是英美法系的称呼，大陆法系称“隐名合伙”，其前身为“康曼达”契约，后身为两合公司。应该说，从大陆法系来看，康曼达契约--隐名合伙--两合公司，构成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5]因此，有限合伙有三种实现方式，即有限合伙、隐名合伙和两合公司。笔者在此就隐名合伙、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做一比较。1、隐名合伙。大陆法系把隐名合伙看作是隐名合伙人（出资者）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该契约，隐名合伙人负责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的参与企业的盈利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并且无须登记。隐名合伙的这一特点在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比较薄弱的现实下，很有可能成为进行金融或腐败分子洗钱犯罪的掩护工具，因此，并不可取。2、两合公司。在大陆法系，两合公司是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在一个共同商号下组成，无限责任股东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有限责任股东不具有经营管理权，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难发现，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两合公司是公司法人，而有限合伙不是。这点差别导致了两合公司无法享受有限合伙税收上的巨大优惠，无法避免双重纳税，而这一点正是有限合伙最有利的优势之一。另外，作为公司，设立程序相对繁琐，治理结构也相对复杂，还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相比之下，有限合伙设立简单，形式灵活，信息披露的义务大大减少，更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由此可见，有限合伙最适合我国现状的制度，应在未来立法中直接规定有限合伙，这样既能较好的和国际接轨，也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修改法律与单独立法的选择学者对我国的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加入有限合伙的规定；其二是单独制订《有限合伙法》。无论是单独立法还是修改现行法律，都要首先解决普通合伙法与有限合伙法的关系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都将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的特殊形式，在有限合伙没有规定时适用普通合伙的有关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是在商法中列专章规定有限合伙，即在商事组织中设专章规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的规范是合伙的特别规范，在有限合伙一章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的规定。因此，德国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形式；英美法系的英国虽然对有限合伙进行了单独立法，但依照其规定，在有限合伙法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法的基本规定。而美国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将有限合伙视为一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经营组织来规范，是在美国有限合伙出现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之后的1994年《统一合伙法》，而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仍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个特例来加以规范，允许在有限合伙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伙法。”[6]我国有限合伙的立法和实践都刚刚起步，均处于探索阶段，目前现实中采取有限合伙制的企业几乎没有，并不具备美国有限合伙发展成熟，已向大型化发展的实践背景，不宜将有限合伙作为单独类型的经营组织来看待，应学习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将其看作是合伙的特殊类型加以规定。这样，从立法体系、逻辑性上来考虑，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在适用上不少共同之处，尤其是关于普通合伙人方面的内容。若将有限合伙单独立法，恐怕会有合伙法和有限合伙法的立法体系不够完整，逻辑不够连贯之嫌。因此，笔者认为，应修改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将有限合伙作为其中单独的一章。三、建立有限合伙应明确的相关问题（一）主体问题：法人是否可以成为合伙的主体1、比较法上的考察世界各国关于法人是否成为合伙人，存在着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立法例。采许可主义的国家既允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又允许其成为有限合伙人，代表国家为美国、德国、法国。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6款规定，公司可以充当任何合伙、合营企业、信托或其他企业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合作者或经理。在美国各州的实务上，当设立有限合伙时，为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往往由仅负有限责任的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7]由此可见，法人成为合伙人在美国极为普遍。禁止主义在立法上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是其代表。如依据瑞士《债法》第552条、第553条的规定，法人不能成为合伙人。2、我国的立法选择我国在制定《合伙企业法》时，对于法人是否可为合伙人，在学者中争论得相当激烈，在提交的草案中允许法人成为合伙的主体，但在审议草案时又改为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最后，我国《合伙企业法》第9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我国合伙采禁止主义，仅适用于自然人。采禁止主义的学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负有有限责任的法人再承担起无限责任，这些法人不能保证履行无限清偿责任，其有限责任成为一纸空文[8]；二是如果允许我国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人，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由此可见，对于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禁止，仅指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对于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是不禁止的。第一条理由是各国采禁止主义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该理由对有限责任存在着误解。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有限责任是指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承担有限责任的是出资人，而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此意义上，公司承担的其实与普通合伙人一样，也是无限责任。而公司作为合伙人，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其出资人仍然承担有限责任，并不会出现采禁止主义的学者所说的使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的情况。因此，这并不能成为阻止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理由，法人应可以成为合伙人。第二条理由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的。国有企业若成为普通合伙人，确实存在因承担无限责任而使其资产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但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否定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主体的意义。如上文所述，有限合伙的许多优点是普通合伙和公司所不具备的，而且它还是风险投资的最有效方式，这在美国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这样，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就是市场化投资经营和交易发展的必然需要，若单单否定国有企业作为合伙主体的地位，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国有企业，但其结果恐怕反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也应该可以成为合伙人，但为了避免国有财产流失，必须对其进行限制：其一，国有企业可以决定其成为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但是出于国有企业资产维持的考虑，其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的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其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国有企业，其投资占其资本总额的比例须进行限制；其三，国有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时，为避免使整个财产参与合伙，可以以一定的财产投资与他人合作设立一个新的法人企业去参与有限合伙，从而使该法人企业与有限合伙之间形成一堵“防火墙”。[9]（二）有限合伙的人数：是否进行人数限制有限合伙的人数，立法上有限制主义和不限制主义之分。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如根据英国1907年《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的最高人数不得超过20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有限合伙中，其人数才可以超过20人。不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如美国有限合伙法仅对组成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最低人数作以规定，即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有限合伙人，而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最高上限则根本不予规定。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有限合伙的有关规定，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地方性立法中对其做了规定。在有限合伙的人数的规定上，基本均采取了限制主义。如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2月21日颁布的《有限合伙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杭州市人民政府2001年10月26日发布的《杭州市有限合伙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3款也有同样的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限制主义与不限制主义导致了不同的法律后果。英国对有限合伙人数的限制致使英国的有限合伙规模都比较小，筹资功能的发挥也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限合伙的发展。而美国的不限制主义使其有限合伙得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甚至许多有限合伙通过上市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致使有限合伙的筹资渠道相当广泛，大型有限合伙不断涌现，并且那些股份在证券市场中公开交易的大型有限合伙恐怕成为以后有限合伙发展的主流。[4]而且合伙人数量越多，有限合伙筹集的资本越多，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就相对高些。因此，我国在未来立法中，应学习美国做法，对有限合伙人数采取不限制主义。（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普通合伙人是在有限合伙中负责合伙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人。由于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较重，为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美国在有限合伙实务中普遍采取由公司担认普通合伙人的方式。普通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中享有的权利有：其一，经营管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有限合伙。其二，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这是因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承受的风险要比有限合伙人大得多；而且普通合伙人负责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对有限合伙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是数倍于有限合伙人的，因此，以高于出资比例分取回报正是责权利相统一的体现。普通合伙人承担的义务有：其一，无限清偿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负有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的义务。其二，忠实义务。普通合伙人不能从事竞业禁止活动，不能开展利益冲突交易，不得以牺牲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其三，善管义务。普通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的管理者，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二）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有限合伙人是指向有限合伙出资并分享利润，但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且仅以其向有限合伙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其一，知情权。有限合伙人有权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查阅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资料，从而了解和监督有限合伙的经营状况；其二，参与分配利润的权利，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其三，咨询权。有限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向普通合伙人提供咨询、提出意见。有限合伙人的义务：其一，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缴纳出资的义务。有限合伙人有义务按其入伙时同意缴纳的金额提供资本。其二，对有限合伙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其三，不得参与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如果有限合伙人参与了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应视为其放弃了有限责任待遇，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从有限合伙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主要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有时比法律更及时有效。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在制定有限合伙法时应当注意有限合伙经营管理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对相关细节的规定不宜过死过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除了法律的硬性规定外，主要是依据合伙人间的合意即通过合伙契约来设定。参考文献：[1] 刘俊海：《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势在必行》，中国民商法律网，[2] 谢强华：《创制有限合伙 推进风险投资》，战略研究院网站，2003年6月4日。[3] Denneth W Clarkson 等：《韦斯特商法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709页。[4] 马军：《有限合伙价值论》，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5] 江平：《从有限合伙所想到的》，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所做的演讲。[6] 宋永新：《美国有限合伙法的新发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7] 马军：《合伙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697页。[8]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9] 朱少平：《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与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2003年10月5日。
新安晚报讯（金宇） 受安徽纳税人俱乐部的邀请，我国著名税收筹划操作实务专家、被誉为国内“税法答疑第一人”的高金平教授日前来到合肥，为近200家省内知名企业的财务总监或总经理讲课。高金平教授认为，目前，一方面偷税的企业较多，另一方面，多缴的“冤枉”税也很多，企业老总和财务总监应该多想想税务筹划，学会合理合法地少缴税，而不是违法偷税。 国家审计署2004年第4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在审计署重点抽查的788户企业中，2003年1至9月少缴税款亿元。而这788家企业大都是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管理相对较好的重点税源大户，管理规范的企业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好说了。 企业之所以偷税，高金平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税制复杂，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二是企业存在侥幸心理。高金平说，目前企业税负偏高。一个普通的工业企业整体税负大约是，还要加上行业相关税种，比如应税消费品行业要交消费税、开采矿石要交资源税、房地产公司要交土地增值税等等，现在如果一个企业赚的还没有交的多，这是很正常的。所幸的是，国家已着手进行税制改革，原则就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尽管税负压力大，但高金平告诫企业财务人员：不要冒着巨大风险去偷逃税款，因为一旦被查到，一要补足税款，二要缴纳滞纳金，三要罚款。而滞纳金和罚款很多企业是根本交不起的，往往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很多企业没有清楚地算过这笔账，自以为很精明，直到毁了企业才后悔不已。” 高金平教授还断言，“你们在座的每个企业肯定都多缴过税。”高金平认为，未实施税务筹划、未用足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会计差错、放弃权益、税收滞纳金及罚款等都会造成企业多缴税，“但关键还是应在事先实施税务筹划”。我国涉及到税务的政策法规包括各种“解释”共有几千种之多，每年下发的相关文件也不少，各地还有各自的优惠政策，企业要想彻底弄明白，真的不是很容易，这就需要“税务筹划”。高金平同时强调，避税分成非法和合法，税务筹划是合法避税。关于税收筹划的论文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投资、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或现金流量最大化。税收对国家来说是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按预定标准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而对纳税人来说则是资金的净流出，节约税款支付等于增加纳税人的净收益。本文从税务筹划的必然性和如何进行税务筹划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对税务筹划的认识。一、税务筹划的必然性我国是法治国家，纳税人必须根据税法的规定性履行纳税义务。而纳税必然减少纳税人的净利润，为了在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达到节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纳税人必须进行税务筹划。即，环境是一定的，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改变自我。我们的环境是：来源于市场，适应于市场。而在市场运行中又必须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适应、掌握并较好地运用这些市场规则，最终实现纳税额度最低，企业利润最大，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进行税务筹划是我们的必由之路。1、企业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使税务筹划成为必然；企业要生存、发展、获利，盈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获得投资者最大额度的投资。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他的根本目标。实现该目标的途径总体来说有两条：一是增加企业收入，二是降低企业成本费用。而税款就作为一项费用而存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税务支出，就等于降低成本费用，从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2、税法的规定性、法律的严肃性使税务筹划成为必然；所谓税务筹划，是指在投资、筹资、经营、股利分配等业务发生之前，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事先对纳税事项进行安排，以达到最低纳税额度。而一旦投资、筹资、经营、股利分配等事项已发生，那么纳税义务就已经产生，这时再想方设法少交税款，就成为偷税、漏税，必将受到法律处罚。合理、合法、合规、及时、有效地进行税务筹划就象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企业遵纪守法；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费用，增加净利。最终达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的。3、税务筹划是纳税人行使的一项基本权利，经过税务筹划纳税义务会变得积极、主动、简捷而明了。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矛盾。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税务筹划则是纳税人行使的一项权利。进行税务筹划使纳税人被动的纳税行为（即税务机关征多少，纳多少）变成了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为了使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纳税额度，纳税人会进行一系列测算、规划、分析、对比，设计几套纳税方案，然后选择其中最优的使用。这里所指最优包括税额最低；操作最简便；使用最明了等等。对征税机关来说，利用纳税人的这种积级性，不但抑制了偷税、漏税、逃税；而且方便了征税。从而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二、如何进行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战略性筹划活动，具体来说，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一）全局性是税务筹划的显著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济出现了多元化、多渠道、覆盖面宽，涉及范围广的趋势，税务筹划不再仅仅是一种行业、一个部门、一种产品基础上的单纯的筹划活动，而成为触动企业发展全局，减轻企业总体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战略性筹划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合并、分立、重组不断拥现，税务筹划的全局性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筹划缩小税基、适用较低税率，合理归属企业所得的纳税年度，延缓纳税期限，实行税负转嫁，进而降低整个企业的税负水平。一般可以考虑的操作方法有：1、企业组建过程中的税务筹划。包括企业组建过程中公司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的选择；设立分公司与子公司的选择。公司制企业既要交纳企业所得税又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合伙制企业仅交纳个人所得税；如果设立公司享受税收优惠则设立子公司，如果经常亏损有负债经营的好处则设立分公司。2、企业投资过程中的税务筹划。投资涉及选择投资地区、投资行业、投资类型。比如，在中、西部与东部投资会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选择服务行业和生产行业会适用不同的税种；而选择了生产行业，生产不同的产品又有不同的税收规定。3、企业筹资过程中的税务筹划。企业筹资无外乎有两个途径，一是自有资金，一是借入资金。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所产生利润应承担税务额度是不同的。4、股利分配过程中的税务筹划。企业经营已结束，本会计期间的净利润已结出，现金流量数额已确定。面临的工作就是是否进行股利分配，怎样行股利分配？如何为投资者节税？采用何种方法分配股利才能为投资者谋得最大利益？这些都是在股利分配中需要考虑的税务筹划问题。（二）程序性、法治性、前瞻性是税务筹划在市场经济中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1、遵守企业业务流程，研究企业自身特点，全方位、全过程进行税务筹划。纳税人必须了解自身从事的业务从始至终涉及哪些税种？与之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法律、法规是怎样规定的？税率各是多少？采取何种纳税方式？业务发生的每个环节都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业务发生的每个环节可能存在哪些税收法律或法规上的漏洞？在了解上述情况后，纳税人要考虑如何准确、有效地利用这些因素开展税收筹划，以达到预期目的。2、税收法律、法规是纳税人缴纳税款和进行税务筹划的依据。纳税人在准确掌握与自身经营相关的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需要利用一些恰当的税收筹划方法，对现行税收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与经营行为相适应的突破口。3、进行税务筹划，要考虑企业空间和时间经济效益的统一，前瞻性是税务筹划的显著特点之一。税务筹划的主要目地是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是一个整体概念，从企业的建立至企业消失，从企业的总体负税到企业的个人负税。降低税收负担，要从横向、纵向、空间、时间上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三）成本核算是企业管理目标对税务筹划提出的要求；企业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必须降低成本、扩大收入、提高市场占有率。税务筹划在市场经济下条件已成为必然。作为纳税人的一种权利，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财会人员接受和运用。但为了赶时髦、随大流一味追求税务筹划，为筹划而筹划，不遵循成本效益原则，笔者认为，是不附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理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要想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必须降低税务筹划成本。税务筹划成本是指由于采用筹划而增加的成本。税务筹划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节税是其目的，但同时要纵观全局，充分考虑节税与筹划成本之间的关系。忽略筹划成本的税务筹划，结果往往得不偿失，有时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事先筹划、事中安排、事后总结，最终达到筹划目的。税务筹划是一项应当全面考虑、周密安排和布置的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费。”在税务筹划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出“筹划”这一特点。从资金、时间、业务类型、办事人员质量、数量等各个方面统筹规划，达到最终目的。税务筹划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如何进行税务筹划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讨和摸索的问题，笔者仅就自己的认识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社会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和税收法制环境的逐步健全与完善，税收筹划的浪潮开始滚滚涌入中国。在中国税收筹划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所以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政府、征税机关、企业、税务中介机构等各方面，严重制约了我国税收筹划的发展。税收筹划在我国作为蓬勃发展的新事物，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税收筹划需要理解，不能将税收筹划看成为钻国家税法“空子”的行当；税收筹划需要鼓励，常言道：走正道，不走歪门邪道。税收筹划促使纳税人走正道；税收筹划需要规范，加强有关监管，使这个新生事物能在健康的轨道上成长；税收筹划需要研究，有助于国家的规范管理，有助于纳税人的理财，有助于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为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税收筹划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研究解决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加强防范，以促进我国税收筹划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如果是学习会计方面的，税务筹划是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以后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吃饭问题，建议自己好好写一写，找些资料。感觉大学毕业时的论文如果好好写，一定能让自己在毕业前多学到很多知识。建议自行搜索资料，自行完成。以上网址为百度搜索的税务筹划相关网页，可以找找资料写一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近一年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其中个人所得税应当具有什么社会职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去年为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而由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交锋。纵观媒体的诸多报道以及这次听证会各位参与者的观点，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职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权利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如果将扣除标准提高，将使得有的公民由于不能达到该“门槛”而不能行使其纳税权。义务说。持该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任何人都不得逃避此项义务。荣誉说。该观点跟权利说相关联，并以权利说为基础，但不同于权利说。该观点认为每个纳税人都为自己能够为国家纳税而感到光荣，国家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剥夺任何公民的此种荣誉感。反映到对待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态度上，就是要求维持现有的扣除标准不变，甚至降低扣除标准，以使更多的人能够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感。财政收入说。该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而其他功能则是其副产品，是由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而自然产生的。缩小贫富悬殊说。当前大多数人对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动机在于要缩小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认为富人应该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认为，如果穷人不用纳税，那么其收入就相应的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保障人权说。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的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首先应当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首先应当保证人们为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部分不纳税。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那么，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对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功能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向学界同仁请教。一、无疑，个人所得税之纳税人有权根据法律之规定向国家交纳其应缴之税收，但即使国家规定其应当履行且无法规避的，称之为权利似乎不及称之为义务更为妥当。当然我们不否认纳税人不止负有义务，其在纳税过程中也享有一定权利，如知情权、拒绝缴纳超过其应缴之数额的权利等等，但这种意义上的权利跟作为整体的纳税行为是权利抑或义务似乎有所不同。我国出版的《法律词典》对“权利”一词的解释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可。” 其本质特征是权利主体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某一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为某一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一项权利，而应当说是一项法律义务，因为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换句话说，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不做，政府就要强迫他做，如果义务人要反抗或者逃避，还要他进行惩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征收管理法》也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可见我国立法上是将纳税作为纳税人应当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作一项可以任由纳税人处置的权利来对待的。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偷税、漏税列为一种罪刑。这说明，无论中外，都把依法纳税看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将纳税当作纳税人的一项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可以享有的权利跟整个纳税行为等同起来了。至于有人认为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定的较高（其实这也是相对的），以至于未能超过扣除标准的人就不能向国家缴税了，从而剥夺了这部分人的“荣誉感”的观点，只是极个别现象，在税法学界并不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对纳税的本质存在误解所致。任正隆委员的话里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即越有钱、交税越多的人越有“荣誉”。这种鼓励人们纳税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味地认为纳税越多越光荣。这还要看税收征管部门征收的税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纳税人通过诚实合法地劳动，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缴纳大量的税款，这无疑是件好事。如果对于税收征管部门违反法律规定让纳税人多交税款，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荣誉，那就很不应当了。这不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应当制止的。如果想多向国家作贡献，完全没必要建议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向社会弱者或者国家作出捐献同样能够为他带来荣誉感。而相反，如果调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则增加了全国数以万计其他纳税人的税负，这不符合当今税制改革的潮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看法，这跟我国的税制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我国的税制结构的特点是，它不是以直接税为主，而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中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还不足10%，而商品税则占总收入的60%～70%。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直接税的纳税人不能将其税收负担转嫁给他人，而间接税的纳税人则能将其纳税负担转嫁给他人。因此，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之类，最终都是通过减少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而实现的。由于商品税的税负容易转嫁，而且最终多转嫁到了终端消费者身上。因此，即便个人收入没有达到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但他实际上仍然在向国家交税，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税收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通过商品经销者直接交纳，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而已。正因如此，才有人认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名义纳税人并不就是实际纳税人，这种隐蔽和错位构成对纳税人荣誉感的极大不尊重。因此，如果改革中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格局，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这样，隐蔽性不存在了，误解也就随之消失。二、对于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否应当成为调节贫富悬殊的手段，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且从媒体的报道看来，似乎肯定说占了上风。有撰文指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有学者通过比较我国和英国、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不同作用，结论性的指出我国的所得税规模偏小，起不到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否应当是调节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事实上，基尼系数反映的不只是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它更多地是反映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收入不等于财富。收入的多少能够影响到人们财富的多少，但不是唯一因素。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存量高度相关，而个人所得税针对的是资产流量，对资产存量则无法调节。其次，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只在于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而不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财富。再次，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尤其是较高的边际税率加上较低的征管水平和较弱的纳税意识——不但强化了纳税人的偷逃税动机，而且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征税效率，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因而也限制了它在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富豪体现在工资表上的收入都不是特别高，有的比他们所聘请的员工收入少得多，甚至只是象征性的领取一点工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居多数。因此，主要用来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很难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的。从理论上说，个人所得税确实具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这只是其副产品，而不是主要职能。其主要职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指为了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即便在目前讨论非常激烈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问题上，重要财政税收部门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否会因此而减少或者到底会减少多少，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效地减少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如果真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的话，政府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开征财产税或者拉大个人所得税的级差。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急于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该说主要是为了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心理上安抚低收入者，而不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因为通过调整扣除标准不只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更何况人们通过调整扣除标准所享受到的实惠（从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对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来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三、从历史角度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也主要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1799年，英国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举债，而且只对中上等阶层开征，税率为10%。1802年，这项税就取消了。1803年，英国国王埃廷顿又开设了一种新的所得税，采取了按照来源将所得分类的方法。在当时确定的五种来源中，其中四类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这税种到1816年又一次被取消了。1842年，皮尔又一次临时引进所得税，以解决遗留的财政赤字。但是皮尔反对针对富人实行高税负政策，认为这将使富人停止经营业务，甚至逃往国外。因此，他对低于150英镑部分实行免税，只对高于150英镑部分征税，税率为3%。同时，他还降低了间接税，以促进制造业、贸易和商业部门的发展。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其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但是战争开始后，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寻找其它财源。1861年，北方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部所得税法，以冀充实军费。根据这部法律，联邦政府对年所得在800美元以上部分征收税率为3%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的表述不够清楚，因此一直未能实施。一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部所得税法，并且得到了实施。根据这部法律，1万美元以上部分的最低税率为3%，最高为5%。这部法律于1872年废止，在此期间共征收了亿美元，相当于那段时期美国国内税收的20%。1894年，由于国际贸易量下降，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随之减少，美国财政收入告急，于是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4000美元以上的所得征收2%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宪法规定，“除与已进行的人口统计的数字成正比例的直接税外，不得课征其他直接税。”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判定，所得税是直接税，要在各州人口比例分摊。因此，1894年的这部税法由于违宪也未能付诸实施。1913年，美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赋予国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同年底，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后的第一个个人所得税法，从此该税种在美国迅速发展。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主要适用于少数高收入阶层，豁免范围较宽、税率累进程度也较温和。在“二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豁免项目，并提高了税率档次。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上升。1939年个人所得税大约只有10亿美元，1988年收入额达到1000亿美元，1996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6564亿美元。近年来，联邦预算收入约有45%来自个人所得税，它已经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税制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拿大是在1917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各项开支剧增，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考虑征收个人所得税。甚至其个人所得税法的名称就叫做《战时所得税法》(Income War Tax Act)。这个名称一直到1949年才被新的《所得税法》所取代。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1887年开始征收的，其主要动因也是为了筹集军费，因为自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就在个人所得税开征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谏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六块，以最终灭亡中国。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1948年，韩国共和国成立，并开始建立税制。在当年颁布的八部基本税法中就包括了所得税法。加拿大、日本、韩国的经验更是说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该是组织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跟英国和美国也很相似。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起始于20世纪初。1914年，中国民国即颁布了《所得税条例》，但是由于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未能真正实施。1935年，国民政府重又提出《所得税法案》，次年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行政院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细则》，个人所得税制即行实施。国民政府拟定先行对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利息所得课税，其余各类所得自1937年起全部课征。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开始。194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法》，其中就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但是在它成立后到198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建立独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简单，收入来源单一，个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差距不大。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解决来华工作的外国人的所得税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开始研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根据这部法律，征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利息等六大类。工资、薪金按照六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税率从5%到45%不等，其他五类均按照20%的统一税率征收所得税。为了适应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对其中的高收入者进行调节，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并与同年开始实施。其主要适用对象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以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同时，为了进一步调节个人收入，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过大，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缴纳人为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征税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等八类，税率从20%到60%不等。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并于1994年1月1日施行。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1994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的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免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此后，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建立个体工商户的会计制度，针对企业管理者使用年薪制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四、尽管个人所得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调节收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的某些做法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个人所得税的这一效果。首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收入——逐渐显示出多源化的趋势，即从多个来源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除了来自薪金外，还来自于其他许多不同类别，如各种投资所得。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各种不同种类收入使用的税率各不相同。这样，人们可能通过混淆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不同税率）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或者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收入，由于在税收征收方面的困难，这些收入也往往很难被税务机关发现。于是人们便可能通过混淆境内和境外收入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税收义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由境外关联公司（母公司）支付本应由境内企业支付个人工资薪金的方式，达到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目的。实际征管中，由于一些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没有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境外企业支付其雇员的工资薪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 241号）的要求执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其次，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条件利用税法上的漏洞逃避税收义务。这一方面包括利用本国税法上的不完善的地方偷逃税款，另一方面包括国际税收协定来实现少纳税的目的。任何国家的税法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完善之处。高收入者往往可以通过聘用有经验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来帮助其实现少纳税的目的。而国际税收协定的制定，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所得的重复征税，但高收入者往往也可以利用这些国际税收协定来避税。例如，根据国际惯例，税法用住所和实践两个标准来界定居民和非居民。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此规定，凡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次离境超过30日或者多次离境累计超过90日（即“90天规则”），将不失为全年在中国境内居住，也就不是居民纳税义务人，因而只需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容易造成纳税人利用居住时间来合法避税。第三、企业代表处、分支机构劳务地和纳税地不统一也可能造成外籍人员少交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目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内地城市设立隶属于北京、上海等的中国公司或亚太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其财务核算相对简单，发生的业务费用一般实行报账制，员工的工资及补贴等全部由北京、上海等中国公司总部发放并在当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出现外籍人员的纳税地与实际工作地（提供劳务地）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在总部之外发放给员工的各类补贴和津贴游离于两地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外，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实际享受了工作地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不在当地纳税的现实，也有违公平原则。第四、许多高收入者都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有条件将个人收入与企业支出相混淆，以此来减少个人的所得税。部分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实为外籍人员的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往往采取只领取少量工资、却在公司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费用等手段，一方面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报销的个人费用达到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目的。第五、许多地方为了吸引高级人才，往往制定一些有利于降低高收入者税负的规定，使得他们能够合法的少缴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例如，根据《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北京市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将本人上一年度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80%用于购买商品房、汽车和以现金出资在本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给本企业增加资本金的投入。这项政策后来被延伸适用到来京工作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以及所有外资企业的高级人才。第六、国家面向某些高收入阶层还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这也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例如，个别地区在律师事务所全行业实行核实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其核定的税负明显低于法定税负。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帐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 12号）精神，容易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者的作用。并且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任何地区均不得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核定征税办法。” 但这一文件所禁止的是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而不是完全禁止核定征税。换句话说，只要当地的税务和司法管理机关没有要求统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就可视为没有违背国发[1997] 12号文的精神。事实上，该文同时又规定：“对按照税收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实行查帐征收的律师事务所，经地市级地方税务局批准，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中确定的应税所得率来核定其应纳税额。”实际上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各地税务管理机关，从而使自己下发的文件基本上成了一纸空文。五、在确保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得以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保障纳税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使其用于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就无法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对于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精彩的阐述：(1)从平等权角度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从而缩小其差距，促进平等权的实现。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将使低收入者负税增加，不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的宗旨，不利于公民平等权的保障。(2)从生存权角度而言，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必须要得到保障，对于属于最低生存条件范围的收入不能征税；如果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势必会损及公民生存权的保障。(3)从发展权角度而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发展权的倡导和保障应提上议事日程。就扣除标准而言，除了对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予以保障外，还应该考虑到公民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并享受相应发展成果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显然不利于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世界各国都规定了一定的扣除标准，以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例如，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且对于家庭的生活开支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扣除项目。除了为纳税人家庭开支规定了一个扣除标准外，还对一些跟家庭发展或者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其他项目规定了扣除标准，这些扣除项目主要包括：教育开支、购买保险、购买高科技消耗品如汽车、电脑等。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规定一个扣除标准以促进传统道德建设。例如，泰国鼓励纳税人成家，有配偶的纳税人比独身纳税人有更多的免税收入。马来西亚规定对父母亲的医疗费用支出可给予一定的扣除，为身体残疾的妻子、子女、父母亲购置支撑身体的设备的支出也给予一定的扣除。美国的个人所得扣除项目更加完善（尽管也更加复杂）。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其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办法分为标准扣除和列举扣除两种。标准扣除法是基本扣除额和额外扣除额的总和。基本扣除额由依照申报纳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申报纳税这是残疾人还可以享有额外扣除额。对于列举扣除法，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列举的项目包括：巨额医药费用和灾害损失、慈善捐赠、房租支出、自用住宅贷款利息、投资利息、员工业务费用、地方税等。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了纳税递减项目，即从纳税人的所得税额中之间扣除的项目。这些纳税递减项目包括：商业抵减、个人抵减、和外国租税抵减。其中个人抵减又包括个人可退税抵减和个人非可退税抵减。个人可退数抵减包括劳务所得抵减、所得税扣缴抵减、社会保障税扣缴过多抵减和低吨位柴油车辆业主抵减等。个人非退税抵减包括子女领养抵减、子女租税抵减、地产贷款抵减、老人残障抵减、亲属看护抵减、助学希望抵减、终生学习抵减、合格电动车抵减和强制最低税抵减等。六、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在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调节，从而使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趋合理。但是它很难通过提高扣除标准的方式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目的。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任由纳税人行使和处分的权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不会剥夺纳税人的荣誉权。同时，我们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尽可能早的重新制定一部更加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之更公平、更能保护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从而更有利于人们自觉遵守。来源于网络。。。。
摘要：我国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建立了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度，在普通合伙企业中适用有限责任，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的重大突破，是有限责任制度的重大发展，突破了有限责任只适用于法人的传统适用条件，其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但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削弱了债权人保护，需要替代赔偿机制的配合。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中有限责任的替代赔偿机制在种类、覆盖范围、具体制度设计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关键词：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潜代赔偿机制；职业保险：执业风险基金一、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核心创新：责任形态的创新我国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的一个突出亮点之一就是建立了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度，我国新《合伙企业法》第57条规定：“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特殊的普通合伙的“特殊”之处在于合伙人的责任形态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合伙，后者合伙人的责任形态是无限连带责任，而前者的合伙人的责任却是一种有限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的混合体。作为普通合伙，其合伙人可以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受有限责任。在普通合伙企业中适用有限责任，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的重大突破，是有限责任制度的重大发展，必将对有限责任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责任形态是责任形态的一个崭新形式，其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命题，如其建立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其对有限责任的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其能否和如何平衡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利益?本文拟就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这个崭新的制度做一些探讨，以利其在我国顺利推行，有效实现其预期的制度价值。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分析(一)特殊的普通合伙的产生原因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来源于美国的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主要适用于以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有限责任合伙，是20世纪90年代才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形态，最先进行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是美国1991年的得克萨斯州的立法，随后其他各州纷纷仿效，在全美国引起了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热潮，至1998年初，除佛蒙特外，所有州都已通过了有限责任合伙的立法，1996年，在综合了各州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对1994年的新统一合伙法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有限责任合伙和非本州的有限责任合伙，作为该法的第10条和第11条，以便向各州提供立法的蓝本，使各州的有限责任合伙立法走向统一。但加州、内华达和俄勒冈与纽约州一样，只允许专业性合伙成为有限责任合伙。它是指在普通合伙中，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火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只以其存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的一种合伙。它实际上是普通合伙的变种，但对传统合伙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与发展。有限责任合伙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诉讼，使传统普通合伙法的简单无限连带责任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合伙制度责任形态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在美国，有一类称做“节俭社团”(thriftassociations)和“存贷社团”(savingsandloanassociations)的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限于吸纳一般的存款、并给储户发放利牢较低的用于购房目的的贷款。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律允许实行浮动的市场利率的情况下，这类金融机构根本无法从住房贷款中获利。为此，他们中许多转向风险较大甚至投机性业务，最后，由于许多贷款无法收网，许多金融机构宣告破产。在破产程序处理过程中，发现此类金融机构在其经营活动中有严重的违规行为，为他们提供会计和法律服务的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因有严重的渎职行为，被追究责任。由于这些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是合伙组织，这样，在合伙财产不足偿还债务时，全体合伙人均要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包括那些未参与此类活动的无辜的合伙人。这显然有失公平，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追究此类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个人责任的诉讼成了一种新的合伙类型——有限责任合伙诞生的直接原因。(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分析——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普通合伙企业最显著的特征，而我国新《合伙企业法》第57条的规定实质是对无过错的合伙人进行责任限定，允许其在特定情况下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分配制度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使合伙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更为公平合理。由于现代合伙的规模已十分庞大，又由于合伙特有的业务执行模式——任何合伙人都可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业务，各合伙人的业务义相对独立，这样，任何一个合伙人都可能面临对自己不知情的众多的合伙人的行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尤其足当该合伙人的行为是出于放意或重大过失，这种责任形态显得尤其不合理。传统的无条件的无限连带责任使得合伙人处于非常不安的境地，直接抑制了合伙企业的发展。让在执业中有重大过错的合伙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其他合伙人则对之承担有限责任的责任分配，实际上也是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体现，其本质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商事领域的应用，无疑更为公平合理，有助于促进投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制度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一直以来，在商事领域，有限责任正当性的重要依据被认为是效率价值，是效率优于公平的表现：为了鼓励投资，当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可以只以投资为限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这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然而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制度则完全是公平原则的运用：让有过错的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豁免其他无过错投资者对之的无限责任，而过错原则本身是来源于公平原则。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有限责任制度的早期，我们更注重其效率价值，而在有限责任充分发展的今天，我们同时也开始注重法律的最高价值——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有限责任制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已自不待言。有限责任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责任的逐渐限定过程，将不确定的责任限定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是对市场主体的一种人性化关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投资者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三、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突破了有限责任的传统适用条件(一)传统有限责任的适用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为前提法人具有独立人格，这一点已获得各国普遍承认。法人制度虽然产生于罗马法时期，但将其发扬光大得益于近现代商事领域里公司法人制度的广泛运用。而现代公司只有在有限责任机制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样，有限责任制度与法人制度紧密相连。或者说，只有法人的投资者，才能享受有限责任成为承担有限责任的必备条件。目前，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只有具备法人资格，才能享受有限责任是世界上人多数国家的通例。在我国，从《民法通则》第37条，将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1][2][3]一开始，到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我国法学界根深蒂同的只有法人才能承担有限责任，只有法人的投资者才能承担有限责任的主流观点得以形成并反映在市法中：无论是《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法》、还是《外商投资企业法》，都规定了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其经营或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只有在法人独立责任的前提下，投资者才能承担有限责任。(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适用不以法人为前提从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适用条件来看，传统有限责任的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为前提适用条件被突破。特殊的普通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的条件是对其他投资者执业行为无过错即可。有限责任与法人资格分离了。近年来，已有极少数学者通过分析法人制度的演变历史，得出有限责任不是法人制度的必然内涵。确实，法人的主要功能在于塑造团体的类似于个体的主体资格，与其成员的责任形态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可以从有限责任的演变发展史看出。如康孟达(有限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其部分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又如特许合股公司早期，已具有法人资格，但其成员仍然承担无限责任。再如后来的有限责任合伙，更是如此，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不影响其部分成员享受有限责任。实际上，有限责任是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以投资者的投资为限，因此，只要投资者投资的财产与投资者其它财产区分开，就具备了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这样，无论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还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其投资者都有可能承担有限责任(至于最后是否能享有有限责任，取决于投资者之间的约定和投资者与债权人的约定)。只有企业所有投资者都享有有限责任，企业才可能承担独立的责任，因此，是投资者责任独立才导致企业责任独立，而不是相反：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责任独立)，投资者才享有有限责任(责任独立)。从有限责任承担的物质基础来说，投资者的投资独立，即具备了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基础。四、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一)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的适用需要替代赔偿制度的配合普通合伙是一个古老的制度，其设立条件和程序简单，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企业内部实行契约式管理，普通合伙享有这些宽松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的基石在于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任意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不问合伙人有无过错，其他合伙人都要对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合伙企业的信用来源。而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中，免除了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而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减轻了合伙人的责任负担。在合伙人内部，这种责任分配确实更为合理和公平，但在合伙企业的外部关系中，带来的问题是合伙企业与债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失衡。原合伙制度术做任何变更也就是在保持了普通合伙原有制度优势的情况下，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地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故意或有重大过失的合伙人外，其他合伙人都不再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担保大大削弱，直接降低了合伙企业债权人的保护，这对债权人来说，显然缺乏正当性。为失衡的投资者与债权人利益寻找平衡的方法是建立替代性的赔偿资源。可见，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责任形态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是责任形态的一个崭新形式，其能否有效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伙企业的替代赔偿机制是否有效建立。我国《合伙企业法》第59条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除执业风险基金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职业保险则认为保险法有规定，而不再做规定。实际上，作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中有限责任的重要替代赔偿机制之一的职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产生的背景、性质和负担的功能与普通的职业责任保险还有很大的区别，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才能正确实施。而执业风险基金的具体制度设计至今仍是空白。(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替代赔偿制度存在的缺陷1、职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责任保险所承保的危险是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人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是侵权责任，尽管合同所引起的责任风险非常重要，但其范围受到限制。决大多数重要的责任风险都源于侵权行为。因此，保险人的责任是建立在被保险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原则也是以被保险人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基础的。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种方式：一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加害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是有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简单说，就是行为人致人损害，并不当然负赔偿责任，受害人要向加害人请求赔偿，必须证明造成其损失的加害人行为时主观上有过错，否则，其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为减少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在过错责任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即过错推定。它是指受害人向加害人求偿时，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推定其有过错。二是无过错责任，亦称严格责任，即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是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行为人不可免责。由于过错责任原则是公平原则的基本体现，因此，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一般实行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辅，后者需要法律作出特别规定。根据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般商业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一般实行过错责任，即保险人只对被保险人在加害行为上主观有过错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才承担保险责任，对不是因为被保险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保险制度的射幸性特征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至高要求，几乎所有险种都将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如美国保险法规定，“一般商业责任保险包含几个一致的除外责任，例如，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失。”那么，实际上，准确地说，一般商业责任保险的归责原则是“过失责任”。“过失侵权构成了责任风险的主要基础。……过失的特征是：从造成伤害的角度来讲，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是粗心大意或疏忽的结果，而非故意。”就我国目前开展的几种职业责任保险如医疗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和会计师责任保险的责任形式来看，都定位于“过失”，不包含“故意”。强制责任险与非强制责任险在性质与社会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归责原则上的巨大差异。强制险侧重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在遇到意外事故时，还要证明侵害人的过错情况，显然不利于保护第三人，基于此，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的承担多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严格责任，不管被保险人有无过错，保险人都要对第三人承担保险责任。如产品质量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等都如此，而且，一般而言，这些险种中的侵权行为本身的归责原则即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严格责任。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非强制险的性质决定了其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在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中，合伙人享受有限责任的条件是其他合伙人在执业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故意不在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内。换言之，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只能就有限责任适用范围的一部分风险承保，即只有“重大过失”可通过职业保险替代补偿，这无疑大大削弱了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功能。2、特殊的普通合伙的债权人[1][2][3]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者所享有的权利非常有限。在商业责任保险中，责任保险转移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的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直接赔偿给被保险人，第三人无权向保险人直接主张。但是，在强制保险中，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为了保护第三人，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许多国家的强制保险都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三人可直接向保险人追偿。而且，“外国立法例如强制保险甚至规定，保险人不得以其他的对抗被保险人之事由(如保险费支付迟延或违反应尽义务等)对抗第三人，唯有于赔偿第三人之后，行使代位权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而已。”作为商业责任险，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债权人)显然不享有强制保险第三人的权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能直接向保险人追偿，只能向被保险人(合伙人)追偿，而相对于保险公司，要从合伙人处得到赔偿，无疑更难。3、执业风险基金制度。实际上，除必须购买职业保险外，我同还规定了执业风险基金制度。
合伙企业的分类及合伙企业的责任承担参考以下：1、合伙企业的类型，两类三种，普通合伙企业（一般普通合伙企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的限制，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至少有一个普通合伙人，至少有一个有限合伙人；2、合伙人不仅要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而且在法律无其他规定的情况下，还要承担连带责任。所谓合伙人的连带责任，是指每一个合伙人均负有清偿全部合伙债务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二个以上合伙人。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有书面合伙协议；（三）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四）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十九条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法律分析：合伙企业法律责任形式涉及以下几个各个方面：
民事责任。即当事人违反合伙协议或从事其他民事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合伙企业法规定民事责任的基本要求是对违法行为造成的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并消除危害等。
行政责任。即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危害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合伙企业法规定的行政责任包括当事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职权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刑事责任。即当事人从事损害合伙企业或合伙人利益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即应受到刑事制裁。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提交虚假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手段，取得合伙企业登记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企业登记，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合伙企业未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字样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领取营业执照，而以合伙企业或者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名义从事合伙业务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停止，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未按期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或者善意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第九十六条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法与金融学视角下法制建设与金融发展研究论文
一、法与金融学理论及文献回顾
法与金融学理论主要是研究法制建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MM定理认为，证券的本质在于它所代表的未来可预期的现金流，但是它对存在同类型证券的不同国家之间为什么出现金融发展程度差异却无法给出答案。自此，LLSV首次将法律因素引入到解释金融发展具体研究中，强调法律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国别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很大原因是法律制度的差异。同时，该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法与金融理论的诞生，并从此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金融学家和法学家们的关注，共同推动法与金融理论进一步完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门由金融学和法学交叉形成的新学科——法与金融学。它主要是应用经济金融学与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法律制度建设与金融、金融体系、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影响。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法制建设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就国内学者而言，由于他们选取的指标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金融法制建设取得很大的进步，这为重新检验法制建设是否促进了金融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本文在借鉴谈儒勇、吴兴奎和魏锋的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他们的研究方法，并对指标、研究方法加以改进，选择2005-2013年的.数据，研究我国法制建设是否促进了金融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鉴于研究所需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省等8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安徽、海南、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7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和重庆等8个省（市、自治区）。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需的变量主要有金融发展、法制建设和相关控制变量等3个指标变量。
（三）研究模型选择及方法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有效地结合起来。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金融发展指标变量和法制建设指标变量以及控制指标变量表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征。东部地区样本除了财政支出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其余指标均高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样本除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全国样本平均水平外，其余指标均低于全国样本平均水平，同时，与西部地区样本相比，也仅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西部样本平均水平。这可能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利用2005-2013年23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法制建设变量指标与金融发展指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说明法与金融学理论在我国是适用的。同时，通过分地区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看，法制建设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呈现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说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缩小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因此，本文结合上述结论，就如何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是金融发展建设的基础条件，更是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建议废除那些不合事宜的、阻碍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法律法规，并以“健全基础金融法制法规法律、填补金融制度空白、改善金融执法环境、整合金融法规资源、完善金融保障”为目标，通过“立、改、废”等措施，制定适应我国金融改革和稳定发展相匹配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法规。就目前而言，应进一步加快完善《商业银行法》《信托法》《证券法》等系列基础性金融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立法，健全法规，为金融机构和业务开展、退出等提供法律依据。进一步健全金融安全网立法、特别是针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民间融资等方面的立法，建立金融创新和法制建设联动机制，防止风险转嫁，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对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等改革深水区方面的立法，为改革保驾护航。
（二）进一步提高监管执法水平
坚持依法行政，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树立执法权威，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综合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检查主体、程序、责任等透明化，完善金融综合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封存文件资料、案卷评查等制度和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和公信力。进一步制定、完善和细化处罚标准，防止出现随意处罚、盲目处罚现象。加强“一行三会”等部门间的合作，明确职责分工，防止监管交叉和空白现象发生。进一步加强金融执法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新法解读、法律培训、合规宣讲、案例警示等宣传教育形式，定期开展集中教育，持续推进金融执法人员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法治思维和专业能力。
（三）进一步加大违法惩戒力度
加大对于违法失信行为，提高市场主体失信成本，用足、用好现有法律法规，加大惩戒力度，让“有水分”“掺假”者付出沉重高昂的代价。进一步明确处罚程序，处罚标准，改变以往金融机构胜诉容易，执行难的困境，切实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金融学位论文
论文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以下是我收集的金融学位论文，欢迎查看！
对于金融管理工作而言，金融会计在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大多数企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金融危机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金融会计的重要性，因此，对金融会计的风险要予以高度的重视。本文主要围绕金融会计风险的防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化解方法。
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各种金融案件的频繁发生，人们对金融会计的风险规避变得更加重视。而在金融会计的主要功能中，核算与经营管理是其中的主要功能，故此，通常所说的金融会计风险，也就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因为核算出现了失误，继而导致企业的决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进而引发一些不确定的损失，金融机构也会受到信誉乃至财产生的损失。因此，我们要切实安继强对金融会计风险的防范，一旦出现风险，那么就急需要用最快的方法进行解决，以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
一、金融会计风险的主要类型
1.信息失真
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人为的原因，也就是会计人员做出了一些违规行为，以促使自己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二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当会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不高，对会计准则以及制度的理解不够深入，也会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而会计信息失真又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因为其掩盖了真实的情况，导致经济运行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最终造成决策失误。
2.监督乏力
会计监督属于一种监督方式，能够进一步改善企业管理内部的经济，能够极大的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由于会计工作往往会与金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会计工作人员很容易做出一些违规行为。而这些违规行为的产生主要还是因为会计核算的监督不力，虽然我国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企业要依法经营，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惩罚制度却未能跟上。与此同时，内部监督力度不强更是会导致会计人员更加嚣张，不仅会存在技术上的失误，还会导致一些携款潜逃的案件发生，这种违规行为也就增加了经营风险。
3.财务成本风险
财务成本核算主要是对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成本耗费进行计算，故此，与经济利益有着较深的影响。然而，如果在财务核算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不恰当，那么就会蒙受较大的财务风险。对于银行而言，存款就如同救命草，它能够促使银行的资金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银行在扮演着存款角色的同时，还扮演着支出大户的角色，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然而对于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都面临着融资困难的困境，向银行借款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银行就是其救命草。然而，无论什么银行都不愿意提供长期信贷，所以，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困难，而这就会产生债务风险。若投资者没有对所筹集而来的资金予以科学合理的利用，那么就会造成银行的财务成本风险。
4.操作与管理
若操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或者说操作人员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那么也会带来较大的财产损失，而这项风险往往是由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所导致的，一旦处理不当，那么会导致企业的信誉受到损失，此外，还会导致领导的决策出现失误。
5.会计创新风险
不管是从摆脱当前的困境出发，还是要应对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会计都是需要不断创新的。特别是在财务管理方面，有着较大的发掘潜力。但是如果创新不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导致一些无法控制的效益风险的发生。
6.支付结算风险
会计结算制度历经多见的发展与实践，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然而，在实际工作之中，尚有较多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在大额提现方面，需要高度重视。而在大额提现中，越权办理大额支付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一些会计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极度缺失，这种状况的表现非常突出，并且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对大额的提现不进行严格的审核，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支付结算风险的产生。另外，随着票据的使用范围被逐渐的扩大，许多伪造的票据纷纷涌现，而这就给我国银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假票所设计的范围较广，存在着较大的隐蔽性，一旦出现内外勾结的情况，那么将造成恶劣的影响，会扰乱企业的正常生产，会使银行的经营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假票泛滥的现象，还是因为我国各部门对票据风险的认识较为缺乏，制度观念较差。主要来说，假票泛滥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1）协调不够、（2）票据的印制不够规范、（3）票据的质量存在较大的问题、（4）银行辨别假票的技术还较为落后。
二、金融会计风险的防范
在金融这种高风险行业中，金融会计是其中的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够稳固、不够扎实，那么就会使金融安全难以有效的运行，会导致企业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因此，对金融会计风险进行防范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对相关的'制度规范进行完善
现如今，金融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与之有关的会计制度去没有得到完善，因此较易导致一些会计风险问题的存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各金融企业应该对会计的职能管理进行完善，加强对会计的工作秩序的整顿，以提升真实核算资产的质量，进而更好的来防范会计风险。与此同时，在对制度进行不断完善、不断规范的同时，还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础，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现状。在制度上，我们又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会计工作制度、第二，管理职能制度。会计的工作制度主要是以自身为基础，改变一些方法，例如，对一些账目的条件限制进行放宽，对于一些苛刻的规定进行相应的改革。但是管理职能制度则不同，其主要是为了实现内部控制，为了实现监督职能的更好发挥。
2.建设内部控制监督制度
在金融机构中，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与监督是其中的运行机制。从决策实施再到控制与监督，能够促使金融企业的管理者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发现所存在的风险，进而予以及时的解决，以减少因为监督乏力而导致的利益损失，促使会计工作能够井然有序的运行下去，从而促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若没有一个较好的内部控制，那么就会造成信息失真的现象频繁发生，会导致混乱的财务收支管理出现违规操作，这就会导致国家或者是单位蒙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加强会计人员的建设
加强会计人员的建设，对会计人员的基本知识与专业技能进行培训，防止它们在技术上出现失误，从而减少因为技术失误而导致风险的产生。此外，要对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进行教育，防止他们因为满足自身的私益而出现了违规的操作。还要加强会计岗位的考核制度，对于表现优秀的会计人员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工作不负责的会计人员给予一定的惩罚。如果会计队伍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政治素质好、（2）业务素质硬、（3）管理水平高，那么就能够有效的防范与化解金融会计危险，
4.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操作手段
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操作手段，是对金融会计风险进行防范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由于计算机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对各种报表进行整理，当对各类账目进行查看与分析时，只要进入到会计核算系统之中，就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这也就提升了企业的工作效率，继而大大降低了出错率。因此，要提供信息完整的的会计信息，就要建立一个计算机会计核算系统。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计算机会计核算系统在今后必然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三、分析与建议
综上，会计金融的风险与以下几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1）机制、（2）企业的管理、（3）会计工作人员，因此，我们就需要予以各个击破。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会计制度，建立一个科学的内部控制机制，通着这个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来对会计人员予以管理，以培养出素质较高的会计人员，进而防范因为个人的疏忽大意而导致效益的风险。
四、结语
对于金融管理工作而言，金融会计在其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大多数企业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在金融工作中，金融会计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金融会计的防范措施。而这就需要我国对与金融会计有关的制度机制进行不断的改革，要求企业要加强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此外，企业还要以当前的市场情况为基础，结合自身的实际经营状况来不断的完善本企业的经营策略，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规避金融会计风险。
摘要 ：在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改革，金融体制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波动而波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核心是金融行业，而拥有良好的金融环境对金融行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金融行业的生存和发展。金融行业存在着高风险性，世界经济秩序发生混乱，发生金融危机，也就会制约着金融行业发展。因此，金融行业为了有效防止和控制风险，就必须事先做好防范措施。本文介绍了新型金融环境下金融会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措施。
关键词 ：金融环境；风险；措施
一、浅析金融会计风险的成因
1.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实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过快的前提下，市场经济的不足日益显露，垄断、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不公平竞争等，使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加重了金融会计的风险。
2.金融会计机制存在问题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推动我国经济越快越好的发展，金融行业实行了金融改革，促使金融机构设立门槛相对降低，更多的金融机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金融机构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相差甚远，发展还不够成熟，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尤其刚起步的金融机构还不能完全符合金融会计制度的要求，对风险发生的防范意识薄弱，不能做好控制和防范措施。而且，我国的现行的金融会计制度存在不足，它更多强调金融机构在运行过程中的情况，并未对前期的风险防范措施做出合理准确的说明。
3.管理模式不健全
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一系列关于金融会计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出台，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外部减轻金融会计风险，营造了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但是最主要的风险出在金融机构的内部。很多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管理模式不健全，管理机制混乱。内部的改革停滞不前，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管力度差，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金融会计机构内部的人员不能坚守职责，出现一些凭证填制错误，会计信息失真、不按工作流程走，越权工作、私吞企业内部资金等混乱内部管理现象，内部更容易产生金融风险。
4.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从业人员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行的重要主体，当前，很多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无法达到金融行业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而这个金融机构的发展。我国虽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大力支持金融企业的发展，高校设立专门的金融专业来培养和训练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最后都不能成为金融机构的中坚力量。而且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往往会降低招聘标准，招到一些综合素质不高，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员。所以，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也是加大金融风险的一个因素。
二、金融会计风险的防范措施
1.建立健全金融会计体系
建立健全金融会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是金融机构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就要建立健全金融会计体系，建立内部规范化体制，加强内部管理体制，明确各岗位职责。与其他业务相互配合，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效的防范金融会计风险。
2.有效发挥金融会计核算监督职能
不管在各行各业，监督这个职能是必不可少的。规范金融监督体系是防范金融会计风险的有效举措。有些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把监督这个职能直接缺失了，从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和降低风险，必须有效发挥金融会计核算的监督职能，做好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制定好事后补救措施。各个部门相互独立，以避免出现越权工作，互相串通勾结等现象，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从业人员也要积极参加监督工作，调动从业人员监督的积极性，坚持工作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工作原则。最大限度的防范风险。
3.注重综合人才培养
人才对于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在人员配置方面要慎重，要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培训和学习，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为金融从业人员提供合适的岗位。并要求从业人员熟知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开设专门的职业道德课程，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建立奖惩措施，激励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在工作中要优秀表现的，自觉加强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知识，又能对工作有效监督的人员进行奖励。对于工作不认真，违反法律法规，不遵守规章制度的人员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而提高了整个从业团队的素质。
结语
金融环境是金融机构的依托，没有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机构也很难实现良性发展。当前，在新型金融环境下，金融机构想要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实现自身的健康快速发展，获得更多的基金，那么也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金融风险和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各行各业相互关联，金融行业出现波动也会影响着其他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要对新金融环境下的金融会计风险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把握金融发展的大局，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以促进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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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的文献资料已经给你发过去了，请查收sohu那个，上边那些事代写，请忽略。。。
可以帮你写。
(一)受破产法思想的束缚严重 1.直接引入破产财产、破产债权等法律概念,作为破产清算条件下的会计要素概念(钟传家,1996)。会计学与法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由于目的不同,会计学上的概念与法律上的概念出发点是不同的,其结果也当然不同。会计学简单地使用法律概念会导致:(1)会计要素涵义的不规范。会计要素,西方亦称作财务报表要素,是为了对企业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而设置的,因此,其概念必须规范和准确。如会计上的资产概念是严密的,而法律上的财产概念则过于笼统,不能简单地用法律上的财产概念来代替会计上的资产概念。(2)违背会计主体假设。破产债权与破产债务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将破产清算企业会计主体的“破产债务”认定为“破产债权”,显然是站在法院或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待债权与债务关系的,其结果不仅违背会计主体假设,而且很容易导致与破产清算企业本身的债权债务相混淆。(3)反映和监督的内容不完整。破产财产与破产债务(权)并不能囊括破产清算企业的所有财产和债务。破产财产只是企业破产时清算财产一部分,清算财产还包括担保财产、抵销财产等非破产财产;同理,所谓的破产债务(权)也只是企业破产时清算债务的一部分,清算债务还包括担保债务、抵销债务等非破产债务(权)。2.照搬破产法的逻辑思路。破产清算会计理论的构建必须以破产法为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198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性。会计学者如果过于迷信破产法就会将破产法的缺陷带人会计领域。如根据笔者的研究,198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对破产财产的前后定义就存在如下逻辑缺陷:第一步,将破产企业拥有和控制的所有财产定义为破产财产(破产法第28条);第二步,使用排除法,将不依破产程序优先分配的财产(如担保财产等)、依破产程序不能分配的其他财产(如福利财产等)排除在破产财产之外,认为这两类财产都是非破产财产(破产法第28条、破产法第29条);第三步,得出结论,认为从第一步的破产财产中去掉第二步的非破产财产,剩余财产就是破产财产(破产法第37条)。用公式表示如下:破产财产(第一步)-非破产财产(第二步)=破产财产(第三步)可见,法律上的破产财产显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严密的定义。与破产法对破产财产的前后定义极为相似,许多会计学者照搬破产法的逻辑思路,仅仅简单地用破产资产来代替破产财产,其结果必然也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用公式可简单表示为:破产资产(第一步)-非破产资产(第二步)=破产资产(第三步)(二)受持续经营会计理论思想的束缚严重主要表现为简单地套用持续经营会计要素的构建思路,如持续经营会计有六大会计要素,破产清算会计也相应地构建为六大会计要素,只不过在原有会计要素的基础上加上清算两字,甚至直接简单套用。其代表性观点有:破产清算会计要素应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清算收入、清算支出、清算损益等六项构成(佟玉凯等,1996)。该观点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1.将资产、负债会计要素照搬下来,忽略了企业破产清算业务活动的特征对破产清算会计要素的影响,也抹煞了持续经营与非持续经营条件下资产、负债等要素的本质区别。 2.将所有者权益会计要素直接保留下来,会导致如下问题:(1)无实际意义和与法律事实不符。在持续经营条件下,企业的投资者①被视为企业的所有者,所有者权益也被专门用来核算其权益。然而,在破产清算条件下,一方面,清算组接管了企业,投资者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这时如果仍称企业的投资者为企业的所有者显然与实际不符;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破产清算企业早已资不抵债,这时仍然保留所有者权益会计要素,就会出现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现象,而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者在企业承担的义务以其投资额为限,投资者权益为负数显然与公司法的精神不符。(2)不利于反映破产清算企业会计核算的真实情况。当企业资不抵债时,如果仍然保留所有者权益会计要素,收益增加,似乎给人一种投资者权益仍要增加的感觉,而实际上,收益增加的应该是债权人权益;同理,费用损失发生,好像给人一种投资者权益仍要减少的感觉,而实际上,费用损失发生,减少的应该是债权人权益。因此,保留所有者权益会计要素,会造成投资者权益虚增虚减的幻觉,不利于反映破产清算企业会计核算的真实情况。(3)会计要素的不必要增多。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分类,这种分类应该是比较大的分类,不应该过细。如果保留了所有者权益会计要素,势必要增设清算收益、清算损失、清算费用、清算净损益等反映破产清算企业资产变现损益、费用支付等清算成果的会计要素,这样必然导致会计要素的不必要增多,增加会计人员的工作量。3.设置清算收入、清算支出、清算损益会计要素,容易让人得出清算收入与清算支出之间具有配比关系,清算损益就是清算收入与清算支出之间配比的结果,而实际上在破产清算企业,清算收入与清算支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用说存在配比关系。(三)对相关会计要素的定义不准确主要表现在目前学者对破产清算条件下会计要素的研究,仅注意到了与持续经营条件下会计要素的区别,但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导致对相关会计要素未能准确定义。其代表性的观点有:破产清算条件下的会计要素应分为六项:清算资产、清算债务、清算净权益、清算损失、清算利得(唐国平,2003)。该观点虽然注意到了与持续经营条件下的会计要素之间的衔接与区别,有较大的创新,但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1.该观点认为“清算资产是清算企业所拥有的用来清偿债务的全部资产”,然而破产企业的有些资产,如专用资产(包括福利资产、企业社团组织的资产等)和不具备变现或清偿债务能力的资产(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借项等)是不能用来清偿债务的,将这些资产排除在清算资产之外,显然不符合破产企业清算资产的实际情况。按此定义,清算资产难以核算破产企业的全部资产。2.该观点认为“清算债务是清算企业所承担的需以清算资产偿付的债务”,然而破产企业的有些债务,如未申报及逾期申报的债务、破产宣告后的债务利息、递延所得税贷项等是无需以清算资产偿付的将这些债务排除在清算债务之外,同样不符合破产企业清算债务的实际情况。按此定义,清算债务同样难以核算破产企业的全部债务。 3.该观点认为“清算净权益是清算企业投资者实际享有的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然而,破产清算企业绝大多数已资不抵债,也就是说,其净资产为负数,投资者在企业已没有权益,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归企业债权人所有,此时的“清算净权益”已不再是企业投资者在企业实际享有的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4.该观点认为“清算损失是清算企业在清算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清算净权益之减少”,将清算费用也包括在清算损失之中,显然没有注意两者的区别。为了便于分清破产清算中的责任,考核清算组的工作成效,不宜把两者混在一起。二、破产清算条件下会计对象的变化对会计要素的影响破产清算条件下的会计对象是指破产清算企业的资金运动。与持续经营条件下的企业资金运动具有循环性和资金增值性的特点不同,在破产清算状态下,企业资金从短暂的冻结状态开始运动,经过接管、变卖、清偿、分配过程,从非货币资金转化为货币资金,用以偿付债务、分配剩余资产后,资金运动就终止了。可见,破产清算条件下的企业资金运动具有非循环性、一次性和不能增值等新的特点。破产清算条件下会计对象的变化,必然引起会计要素的变化。会计要素设置的目的不再是服务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是破产清算,会计核算也由动态变为静态。具体而言,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六项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都将发生如下变化:1.资产扩张停止,货币资金流量增加。企业破产清算时,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停止,资产扩张失去了主体的内在驱动力。由于清偿债务是破产企业的主要目标,企业的各种有形与无形资产都必须尽快变现,因此,企业的货币资金流量会随着资产变现而迅速增加。2.负债额成为清算时间的减函数。持续经营条件下,企业一般会保持一定的负债规模,而在破产清算条件下,企业一方面由于终止经营一般不可能产生新的债务;另一方面将按照偿债顺序归还原有的债务。因此,负债规模便会随着清算时间递延而逐渐减少以至最终消失。3.“所有者权益”转变为“投资者权益”,不再具有保值增值特征而是最后一次实现或自动消失。破产清算企业的“投资者权益”是指企业破产清算期间投资者在企业享有的经济利益,在数量上等于破产清算企业清算资产与清算负债的差额。如果清算资产小于或等于清算负债,则投资者权益为零。4.收入转变为清算收益,费用转变为清算损失、清算费用,利润转变为清算净损益。持续经营条件下,收入、费用、利润等项目都是在相关性、配比性和权责发生制等原则指导下按会计期间动态核算的。当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状态后,会计核算不再受这些会计核算原则的约束,持续经营条件下的收入转变为破产清算条件下的清算收益,费用转变为清算损失、清算费用,利润转变为清算净损益。
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双方互负的债务是可以抵消的，但破产抵消权的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破产债权必须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受理后发生的债权，本身不属于破产债权，更不允许抵消;第二、破产债权人对破产企业的债务必须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发生在受理后的不允许抵消，债务人必须向破产企业支付。除了上述条件外，为了防止双方当事人出于故意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企业破产法》从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对破产抵消权的行使作出了限制：一是债权人已知破产企业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不得抵消;二是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已知该企业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不得抵消。上述两种情形下发生的债权、债务，如果是因为法律规定或者在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受上述限制。对照上述条件，如果符合法律规定，到时就可以行使破产抵消权。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 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一)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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