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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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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之间存在的老问题、新矛盾也日益凸显。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这首先体现在行为主体是新的，即中国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传统崛起国，而美国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国。中国不寻求挑战当前国际秩序，而是成为国际体系建设与完善的参与者与贡献者；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创造更具包容性、开放性，更有代表性、合法性，更富公正性、权威性的国际体系。 其次体现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关系。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美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近5000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中美之间深层次、多领域交流明显强化；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这使得中美两国既无法独自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因为紧密的共同利益而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而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中美两国树立了利益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才具备了基础条件。
美国是很强大的对手，要冷静自持的处理两国关系。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冰山于海平面以上直观看得见的部分，底下一定是全面的考量与连带关系：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的影响力、辐射力，军事方面考虑到极端情况的对抗，还有就是软实力这方面的较量。在这个全景视角考虑，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跟美国可以去做什么对决的平台。
理性的讨论一定要考虑，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和美国对决实力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个中美关系上所谓的质变。这个新的阶段，竞争为主可能就是主题词、主基调了，但是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表现为在这个过程中摩擦、冲突烈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中国方面的一些不当处置，促使这样一个早晚要来的事情加快到来了，这是我们的失策。对这个事情作更多讨论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但是值得反过来想，再往下我们的理性态度能不能水平提高一点儿。
一味高调高姿态，《厉害了，我的国》，到头来，中兴事件有人说实际情况表现为“掐住了，我的脖”，弄得我们很多的被动因素，都被捅出来了。
中美关系演变到现在，如果是做个小结，我认为就是进入新的阶段，关键词是竞争、“过招儿”，而且这个阶段有长期特征。这是没有办法的，丛林法则主导之下的竞争已是现在的基本特点。
中美关系新阶段虽有过去的冷战的可比之处，但是全力避免落入类冷战局面，而且存在着避免的可能性。
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不是近两年才开始的，而是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或者说，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
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到，西方文明面临最迫切的冲突当然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他预测下一个世纪初这两个文明就会爆发冲突，这一点他判断得很准确。但同时他认为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伊斯兰文明一是不团结，二是没有核心大国来挑战美国。
亨廷顿借用李光耀1994年的一个定位，他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她的到来会改变世界秩序，会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所以亨廷顿和李光耀一样看到了中国的规模，以及这种规模可能带来的对于西方统治的世界旧秩序的挑战，所以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序言中这样说：
“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百年变局”下看中美关系
以上内容参考：和讯网-如何认识和正确把握中美关系？
正确看待，根据理性
要谈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范围非常大，也是各种媒体（尤其是网上的）很热门的话题。但大多数观点都是从大处着眼，缺乏小处着手，空洞豪迈的说教很多很多，我就不再凑这种热闹了。但是仔细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观点，甚至没有观点的骂点，有时候到倒反而茅塞顿开了一些，有趣的是，在日华人看日本，或者看中日关系时，越是在日生活经历和时间长的人，越能从小处着眼，从最底层的生活中看那些到国内的人无法接触的一些琐碎细节，再从这些细节来仰视中日关系这个大问题，我觉得视角和觉悟的东西则完全不同，不仅更理性，也会变得更务实，我是在日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企业人，借用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企业管理术语来说，在日华人看中日关系应该是首先重视民意的ボトムアップ(Bottom up)，而不是官方导向的トップダウン（Top down）。视点不同，自然谋求达到顶点或目标的期待角度也不一样，因此在日华人中不乏坚实客观的思想，但往往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无法被人理解，简单地被人斥为“哈日”，“汉奸”论调等等，以至于网上有“现在最爱国的恰恰是被骂为汉奸一族”的最新说法，此乃斗粪之题外话，免去不表。言归正传，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中日关系呢？我认为首先必须认清究竟是谁在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或者说谁是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并不难，历史的纠葛不是我这种非专门人员可以搞清楚的，搞我们这种理工科的人性格也很Dry，那种乱麻既懒得去整理，也懒得看别人剪不断理不清，所以，中日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徒劳的，这么看的话，马立诚的“历史的一页可以翻过去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仅仅是他漏说了注解：“但历史永远不能忘”，历史究竟是什么，其实凭亲身记忆我也只能跟人谈到文革时代，再往前难道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不妨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的中国人至今的20年的变化，这20年我们眼中的日本和中国是如何直观地反映在我们眼前的呢？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为，日本是渐渐粪青化的ZF+相对冷静理智的国民，中国却恰恰相反（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无法公开我精确评论自己国家的文字，在此割爱）。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ZF，国民之间的这种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差异，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介平民，我在日本的力量虽然非常有限的，但是要让自己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主流的一分子也并不难，至少在日本我很有这方面的优势，作为在日华人，我的种种努力肯定要比在国内被埋葬在鸡蛋石头中，或被淹没在一片“卖国贼”的狂呼声中来得有价值。所谓让自己成为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并非到处笑脸相迎与日本人搞无原则的“友好”，其实我非常讨厌“友好”这个词，因为自从中日建交以来，这个词既神圣又有着很多的虚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抱着旧时代的产物去思维，新形势新时代下的中日关系肯定不可能走上正轨。“友好”不过是一种近乎小孩玩家家的游戏，这种游戏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被看成是极其幼稚的，大多数日本人很含蓄的，但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日本人比我们务实，但他们并不会当面指出你的幼稚，这一点很多初来日本的中国人经常被蒙过去，也是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失去谦虚，莫名其妙自大的原因，而这种近代国民性的差异让日本获得了比中国更踏实更实惠的进步和飞跃。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关系，它的基础还在于两国国民，因此民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基础的基础。记得3年前我刚开始上中文网时说过（以前我从来不上网，最多在日语网上查技术资料或偶尔在日语网上反驳右翼），在日华人是中日关系的先锋队，那就必然会遇上很多的枪林弹雨，甚至来自自己人的误伤，有人说我脸皮厚，网上这些年这么多人骂我，我自岿然不动，依然用我的文字向国内传达一个真实的细节的日本，这并不会因为日本**或民间存在很多不明智的荒唐举动而改变我们对日本整体的研究和了解，同样，我也不会因为国内的日资商店被砸，或在日华人犯罪杀人而停止我向日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真诚地传达，是人都会分辨好坏的，也没有必要当场逼问别人答案。日本国民不了解中国，所以很多日本人在看了我的文章介绍后，虽然无法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但是对我的坦诚还是给予评价的，我觉得这就是承认对方，也是具备理解对方的姿态，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国民在这方面很欠缺，因此中日关系如果是放在一个平等的正常框架下来探讨的话，那就应该首先回到人与人平等的原点来谈论，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从大环境上来说很欠缺，也很艰巨，因此只有在日华人去不断创造，去影响所有的中国人，网络是个好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欲罢网而不忍的最大原因。要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之间的责任，也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中日关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与两国国民的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国民之间的主流意识如果发生了偏差，那么**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力挽狂澜的，因此我们很多中国人担心日本右倾化，军国主义化，就近20年的时间变迁来看，的确日本政坛鹰派不断得势，这里面不仅仅是日本政坛本身的一些原因，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国民对未来生计的担忧，乃至国际情势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日本的主流意识依然是珍惜今天的民主主义，坚持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这是非常值得信赖和评价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我这么说，很多中国人也许会反驳我，既然你把日本国民抬举得那么高，民主社会怎么会让右倾**连任这么久？他们不是照样参拜靖国鬼庙了？其实要反驳这种观点，用“无知”两个字就足够回答。日本国民选举的**支持项目中，去看看最关注的前3项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参拜鬼庙所以支持现在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估计会让中国人大失所望。在日华人应该都知道这些数据信息，我就不再拷贝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思维，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地球标准。其实，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我亲身来回中日两地之间接触的各种国人，即使是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也日益活跃，多样化，多元化正在各个领域日益形成，很多是表达的自由度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早于我们成熟了那么多年的日本社会存在右派左派又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可以炒作的呢？实在要炒作，我们也可以炒作日本左派言论啊？那就看我们需要什么了，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白痴，看主流媒体是不是白痴就足够了。日本的媒体相当自由，前几天出差在新干线上我还看了最新的《周刊新潮》，有一篇讥讽驻华使馆的日本官员公开在中国报纸上承认南京大屠杀，说该官员拿了日本国民的税金，究竟是代表哪国ZF在发言？《周刊新潮》表示要采访该官员，遭到拒绝后皮笑肉不笑地说：“他只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发言，日本的媒体就不行了吗？”看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在排山倒海这么多的日本媒体中，拒绝你一个小小的《周刊新潮》杂志就能说是人家拒绝日本媒体了？人家还可以选择亲华的《朝日新闻》，也可以选择老右报纸《产经新闻》，也可以选择中道派的《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等等等，不过既然有那么多媒体，出一个《周刊新潮》这样的白痴也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种记事被国内的人看到了，肯定是又要一番炒作，搞的像全日本就只有一本《周刊新潮》似的（有这种留日海龟粪青偶尔会翻译后在网上传播的，还不忘开头来一段热血抗日骂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被日本右派牵着鼻子走，你越是急吼，我越是让你跳，你们说，这中日关系还有几个人能看清真正的方向？在近期的中日关系上，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ZF的对应基本上还是属于冷静理智的，但是由于中日关系中至今为止积压的负的遗产太多，明显的显得外交智慧（包括政客之间的外围智慧）不够，日本右翼当政者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为自己获取国内政治资本，挑战国际政治舞台，这一点在日华人我想看得应该比国内的人更清楚，日本社会由于信息（无论是正规渠道还是民间小道）比较流通，自由和发达，因此国民能从各种不同的信息中自主地筛取，判别，形成各自的思想。当然也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关心中日关系，就像在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上，日本人有这两种自由，而中国人几乎没有，谁说自己有不爱国的自由，顿时一片骂声。这种滑稽的现象就不可能在日本出现。最后谈谈在日华人具体该如何为中日关系尽力，我认为首先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了解在日华人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所思所想，坦诚客观是最基本的姿态。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仅是先进的科技（虽然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我这种企业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和学习日本还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范围，甚至把留学的概念局限在学日语打工或拿一张文凭上。不久前，有一位在美华人在谈到对留日华人的印象时曾激烈批评我们是光顾拿小日本的工资，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体，我承认在日华人中这样的人不少，但并非全部，客观地说，在日华人的整体素质不如在美华人，这可能与留日和留美的门槛高低设定不同有关，虽然也有偷渡美国的中国人，但是与偷渡日本，乃至假冒留学，假冒结婚，假冒其他等等的混入日本打工赚钱，甚至犯罪的中国人的人数相比，日本远远大于美国，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不等于这就是在日华人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群体的主流。我在想，同样是海外华人，如果在美华人，甚至在欧，在澳华人不能理解我们在日华人这个群体的主流，那么我们怎么期待国内的人理解我们，理解日本，整理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呢？所以我认为互相理解，互相对话在我们民间这一步做得扎实了，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仅适用于不同居住地区的同国人，也适用于不同国家的人，这一点，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有体验的。被妖魔化的日本，我们来到了这里，却有无数的例子可以告诉别人，日本人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扬善抑恶，也有互相帮助，亲情温情，抵制和反对颓废色情文化，他们反战，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热爱和平。因此，中日关系的关键还是掌握在两国国民手中，在日华人理应比国内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有作为。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我认为，如今恶化的中日关系今后能否按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关键在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政策。
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自己的过错，了解他们在人民中间右翼团体的错误，只有改正了这个，两国关系还会好，所以中国、日本很好的互相理解真正的建立起来，友好合作的关系，那将是一个亚洲的幸福，世界的幸福。
作为一名理智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和平方式正确看待和解决中日关系，理性表达爱国热情，珍惜稳定发展局面。首先，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我们大学生不仅要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明白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
因此，大学生在看待中日关系的问题时，既要考虑其两千年的友好又有兼顾其五十年对立全面分析两国关系做出自己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同时在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
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其次，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大学生要铭记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我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将自己的一切都服务于大局和国家利益。再次，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
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作为大学生，我们确信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而我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会为之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的。
人民是每个国家的组建者，参与者，我们要注重中日两国人民和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的沟通，从以文促信，以经促政，以民促言三个方面使民间交流成为促进两国政府沟通的栋梁，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友谊，向着世代友好发展做出努力。
然而我们还应明确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沉着冷静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果断决定，从而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更高更和谐的层次。
中日之间在彼此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加之主权领土的争夺，现在的中日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如要改善，也就只有中国拥有绝对强过日本的国家实力或者日本实力大幅度高过中国，另一种情况就是中日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合作以对抗第三方，比如如果美日关系恶化。
分为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再加点科学技术和软实力什么的，分成几段分别说，扔点儿事例什么的上去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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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中`国`崛`起第一段 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第二段 反面论点 就是 中`国`威`胁`论` `例`子`自`然`是`西`方`霸`权``主`义`第三段 正方观点 就是 温+bao 说的 “`和`平`崛`起`不`称`霸`”` `并`举`出`正`方`观`点`和`平`崛`起`的`例`子` `比`如`大`力`援`助`非`洲`啊` `北`斗`定`位`全`球`免``费`啊 等等第四段 再次阐述正方观点以结束全文具体可参考1.百度 “ 申论 中国崛起 ”2.百度 “ 全国研究生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试题 公关 外交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中国这只雄鹰翱翔于天空之时，她的五千年的文化的影子却匍匐在地踟躇爬行；当中国这只雄师吼响全世界的时候，她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心源却在震颤的呻吟声中瑟瑟发抖；当中国这条巨龙腾飞在世界前列的时候，她的炎黄的血流却冲破血管的阻力，滴穿风雨沧桑的经典。哀哉我之中华，你们现代人的血管里是否还流动着中国人的血液；你们那被时代的劲风冲混了的头脑中，是否还有传统意识的所在？可怜呀，我的国民！ 可怜呀，我的文化！什麽是名著？即没有人去阅读的著作。什麽是经典？即是精华到小心翼翼地收藏再也不去翻阅的经典。岁月的流烟埋葬了百年的屈辱，也埋葬了我们古典之精华。当我们完全丢弃传统、丢弃古典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拖掉一件罩衣，而是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送人。丢弃了传统我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跟之木，还谈何宏揽世界，我们都不知道；饿自己是谁，有如何迈向未来？我们应当清醒将来我们的汉语走出国门，那不是我们的精华之所在，只是一种符号的代称。我的中华呀，这五千年的文明，这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古国之一的中国把跟留住吧！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啦！在过去独领风骚的是我们，在现今独领风骚的又是谁？难道我们把四书五经都忘了吗？难道我们把东方神秘的哲学都忘了吗？难道我们真得要让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断流吗？我的国民啊，我的国民。屈原的头，这颗属于世界的头已摁进了深水里。阮籍的头，这颗智慧的头已放在了祭坛；曹雪芹的脸，这已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具人世沧桑的浮雕。天才呀，天才！“天才和我们相距仅仅一步，同时代往往不理解这一步就是千里，后代又盲目相信这千里就是一步，同时代为此而扼杀了天才，后代又为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我的祖国，难道要让他们在黄泉之下去领受诺贝尔奖吗？难道要让他们死后才可以永垂不朽吗？我们扼杀了多少的天才，我们逼着他们走上绝路，又怎么能在世界的文坛上和人家一争高下呢？这文化的名人啊，名人的死即是生。商品的纸在燥热的空气中狂吠飞，沉闷的书在阴暗的角落里呐喊。为什么我们要一再重复一条老路呢？中国文化这一条软肋已不堪重负，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属品，不是传单，你想发几张就发几张；它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独特个性的所在，丢失了它我们再靠什麽去超越别人，丢失了它我们再去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难道真的要让我们把空间的立体的文化炸成废墟的碎片，再从浮海烟尘中临摹世内桃园的江南水乡； 难道真的要让我们把独然超群的神妙智慧打入地狱才可复见天堂？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当今，我希望也看到文化的曙光射到天地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是人类的东方智慧含茹千秋日月、万古星辰，吞吐五洲四海、欧风美雨的一种伟大造化。那好的，我等待着那一天。
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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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形势主题还是和平和发展，但是我想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朝鲜半岛形式，以及伊朗核问题。不过我相信世界还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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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驳论是跟立论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往往要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论点，以便彻底驳倒错误论点。侧重于驳论的议论文是驳论文.驳论文往往破中有立,边破边立,即在反驳对方错误论点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批驳错误论点的方法有三种:1.驳论点2.驳论据3.驳论证.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驳论点。 驳论文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文体，在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价值尤为突出，但学生在写作中往往感到不知从何驳起，无从下笔。其实，这类文章写作有一个思路，那就是：1、列现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适宜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名篇《拿来主义》为例，对驳论文的这一特征予以探析。列现象对现实中不合道德、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现象进行列举。事例选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们；罗列的丰富性，以求引起读者共鸣；修辞的多样性，以求彰显行文文采，增强气势。例：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016年4月15日是中国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意义重大。国家安全教育就是对公民进行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知识和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则是将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延伸到了全民范围，意指守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其实这种认知是不对的，国家安全涵盖多方面的安全，根据360词条解释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国家安全与每个中国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名中国公民都应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国家安全。
如果说类似主权安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等离自己太遥远，那么像是文化安全与信息安全等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各种舆论信息充斥着人们的视野，博取人们的眼球求得关注。而今年，2016年却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辛亥革命105周年，还是"文化大革命"发生50年。经验表明，这样的时间节点，社会思潮往往比较活跃，总会有一些人围绕这些事件做文章，以此混淆视听，给大众认知带来冲击，给舆论安全造成干扰。
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与公民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自觉抵制不良舆论诱导，尤其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人员，更应该明辨是非，自觉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设立，这是加强国家公民国家安全观教育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不仅对国家下一代进行教育，而且是针对全体中国公民进行的教育。可以说，这是新形势下爱国主义教育的新途径，每名公民都要重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自觉接受教育，改变以往不科学的认知，做合格的中国人。
维护国家安全教育人人有责维护国家安共筑维护国家安全教育人人有责维护国家安全共筑和谐校园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高于一切关心国家安全制校国家安全相关的权利和义我掌握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我主动参与维护国家安全安而不忘危也从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