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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前提和途径，历来都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就业岗位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最严峻的问题，解决好劳动就业问题其意义极为重大。不仅涉及到求职者的工作安置和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回顾西方经济学主要的就业理论，提出这些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关键词：就业理论；就业问题；借鉴一、引言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进一步讲，就业形势的好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大学、大专毕业生面临就业选择，甚至毕业就失业的境况。可以说，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局部就业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
浅析美钢铁进口限制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 3月5日美国宣布针对部分钢铁进口产品设定高达30%的进口关税,以帮助国内不景气的钢铁产业。新税征收范围包括10个产品类别,征收额度从8%至30%不等。征收从3月20日开始,征收产品复盖从巴西、韩国、日本、台湾、俄罗斯、德国、土耳其、法国、中国、澳洲和荷兰进口的卷钢板及其它钢材。征税期为三年，对钢板征收的30%纳税额度,在第二年将减少到24%,第三年为18%。而钢板进口占美国钢铁进口额的约60%之多。而且布什此番推出的征税方案经过了精心设计，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把加拿大、墨西哥两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排除在外。反恐战的重要盟友土耳其也享受了免税待遇，而对另一个在反恐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国家－－俄罗斯，也被给予了优惠的配额。受这一决定打击最重的将是欧盟、日本、中国和韩国。美国钢铁行业对布什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决定是拯救该行业的必要举措，但是外国钢铁生产商对这个决定进行了猛烈抨击，称这种做法是保护主义，而且也是对自由贸易的打击。美国的决定立即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对，一场国际钢铁贸易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美国作出提高进口钢铁产品关税决定事出有因： 1、受经济放缓及需求下降的影响,去年全球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主要钢铁生产国预测,因钢铁过剩，至2005年将有产能亿吨钢铁的工厂永久关闭。为避免继续增加库存，全球将减产逾2亿吨钢铁。布什政府官员表示,进口限制将确保美国钢铁业不会为全球钢铁减产付出更多的代价,其中包括关闭工厂。 2、来自美国钢铁业内部的压力。 布什当天宣称，他的决定是为了拯救处于困境中的美国钢铁业。但美国钢铁业不景气并非进口钢材的价格冲击。外国制造商反驳说，美国钢铁业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由于该行业无法进行自身重组和关闭亏损工厂造成的。近年来，由于多家美国钢铁公司倒闭，数以千计的钢铁工人失业。两周多以前，伯利恒钢铁公司破产。几乎就在布什宣布实施201条款的同时，美国第五大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过去4年中第三十二家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钢铁企业。专家分析认为，造成这种不景气并非只是因为进口产品价格的冲击，需求量下降、改革不力和技术革新缓慢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美国钢铁业却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外国产品。"身陷囹圄"的美国钢铁行业垂死挣扎，抓住布什政府这棵救命稻草不放，控告欧盟拿安全标准作挡箭牌，限制钢铁进口，以摆脱目前的困境。近年来，他们展开舆论攻势，在国会赢得了广泛支持。布什的这一决定就是在钢铁业和国会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 3、布什政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贸易问题专家哈沃德·威恩律师对记者表示，此案实质上已经成为"政治案"。 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显出明显的不合理性。就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他不同意布什总统提高多种进口钢材关税的决定。他说："我并不同意这个决定，但我知道这是布什总统不得不作出的非常困难的决定。" 2000年，布什在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险胜对手，几个月来，美国钢铁工业的院外集团一直在对国会议员们进行游说，这种情况下，布什总统对几乎所有钢产品展开了保障（safeguard）性调查。去年10月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进口钢材损害了美国的钢铁工业。12月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建议对进口钢材加征关税，任何一种类型钢材的税率不超过20%，美国钢材进口总量的80%左右将受到影响。然而，与反倾销措施不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保障条款的实施上没有最终决定权。总统有权对其建议做出更改。从理论上说，此权力使得总统在征税前仔细斟酌公众利益所在。几乎每一次实施保障条款时，总统提出的修改方案都不如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初始方案严厉。事实上，在过去25年中，总统的最终决定中有一半左右是不对进口品实施保护措施。这一次布什总统却打破了先例。根据布什总统的建议，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钢材都要缴纳30%的关税，其中包括钢板、热轧薄板、冷轧薄板、热轧带钢、冷轧带钢等。对于另一种主要钢材厚钢板，布什要求实施进口配额，布什的方案远比委员会提出的配额方案严厉。仅所涉及的八类主要钢材就占美国钢材进口额的70%以上。 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GT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晋蜀说，布什的做法根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对消费者非常不利。据估计，关税增加，像汽车、建材等许多产品的价格因此会有相当幅度的上涨。布什总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不得不考虑中期选举。在这个问题上?quot;政治压倒了一切"。美国CATO研究所专家艾肯森指出，美国的钢材用户创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而钢材生产厂商只占％。目前美国钢铁企业的产量也远超出了国防工业所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用提高关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挽救美国钢铁产业都是不合理的，它将使下游用户不得不相应提高产品价格。美国消费工业贸易行动联合会计算，对钢铁进口的税率保护可能拯救4375个钢铁业内的就业机会，但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将高达20亿美元，还将使其它相关行业的36164个就业者丢掉饭碗。美国将在11月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布什政府面临钢铁产业的巨大政治压力。由于布什总统一直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使进口的钢铁产品价格下降，引起国内钢铁行业的不满。布什希望通过加徵关税，减少钢铁行业的不满情绪。正如东京三菱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布朗所说，此举是布什政府为赢得中西部钢铁地带的关键选票作出的决策。西部的几张反对票就可能决定11月份国会选举的结果是否对布什政府有利。 4、美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 美国贸易限制越来越严，主要还是缘于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强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西欧、日本与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强有力的挑战。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其商品出口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0年的15．2％下降到1990年的11．5％。对外贸易逆差自1971年首次出现后急剧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外贸累计逆差高达10362亿美元。巨额贸易逆差已同巨额财政赤字一起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如何利用全球经济正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之机，扭转这一不利格局已成美国对外贸易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1993年9月，针对当时美国对外贸易不断恶化及知识经济崭露头角的状况，克林顿政府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出了"国家出口战略"。1997年7月克林顿又公布了被他称之为未来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全球网络贸易战略"。它们被付诸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原先对外贸易每况愈下的状态得到有效的扭转，市场份额与贸易逆差均明显改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又节节攀升。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滑坡，失业率上升，贸易赤字逼近GDP的4．5％，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势必卷土重来，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保护本国厂商的利益，甚至不惜大打贸易战。 在分析传统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比较成本说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理论强调，比较成本优势是双边贸易的基础。一国可选择比较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行生产并出口，换取比较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从而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好处。在分析国际贸易中较有影响的另一理论是要素禀赋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差别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及各类要素的比例不同，各国所拥有的资源及受资源制约的生产要素量也不相同，而资源与要素的流动则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各国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要素密集型的产品进行生产，而后进行交换。按其解释，有些产品需要劳动力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产品则需要资本量较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国家劳动力丰富，工资率低，有些国家则资本丰富，资本价格低。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之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 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熊掌与鱼都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成本劣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在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的部分产品上劣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美国的某些行业面临如此窘状，不是去加快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而是坚持抱残守缺，于是，只能筑起重重壁垒阻挡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进入。 5、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这场"前所未有"的争端，原因是美国在""事件后单边主义的表现达到了顶峰，全然不将别国放在眼里。近几个月来，美国的这种"强权地位"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诸多方面，外贸也不例外。 二、美国作出提高进口钢铁产品关税决定后果： 1、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1）对美钢铁业的影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市场。去年美国进口2700万吨钢材，包括2120万吨成品钢材和580万吨半成品钢材。实施201条款后，美国对成品钢材的进口在今后几年里可能会减少500万到1600万吨。布什的决定将导致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但其价格不太可能因此回到钢铁工业要求的1997年的水平上。由于美国频频使用反倾销法，加上美元坚挺，美国的钢材价格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目前钢铁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为75%；只有钢材需求回升才能推动价格大幅度上升，对该产业进行保护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且，美国小型钢厂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扩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提高关税的影响。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的小型钢厂增加了上千万吨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能力。就在上个月，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Nucor宣布将建立一个生产能力为200万吨的钢厂。 美国对外国厂商关闭国内市场的举动将加速小型钢厂的扩张计划。根据公认的估算，与大型联合钢厂相比，小型钢厂至少拥有每吨钢100美元的成本优势。布什总统的决定不会使这种差距有所缩小，钢材价格上涨意味着即使是低效率的美国钢铁企业也可以依靠外部支持生存。钢铁工业的养老金和医疗基金仍有130亿美元的缺口，这部分基金需要通过本阶段的销售来筹集，这将使一些厂商每吨钢材的利润减少50美元。 （2）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折：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格兰特·阿尔多纳甚至扬言，如果欧盟国家和日本经济不能复苏，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限制措施将从钢铁贸易扩散到其他行业领域，范围将包括农业和半导体行业等。这是布什政府首次把钢铁贸易措施和全球经济的大问题挂钩。这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5年来，美国贸易政策几乎只关注开放海外市场，帮助美国出口商。虽然布什政府口口声声说它仍希望进一步实行贸易开放政策，但是此次对钢铁制造商的大力保护明确承认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已大大削弱。 （3）提高钢铁进口关税还可能削弱美元汇率。新的关税制度不仅暴露了强势美元对美国贸易的不利影响，而且显示出强势美元政策已经对美国钢铁企业造成损害。去年夏天，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华盛顿组织示威游行，要求让美元贬值。从那时以来，美元仍然持续攀升，对那些在海外开展业务和试图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钢铁业公司可谓雪上加霜。对美元来说，提高关税令投资者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受到企业的强大压力，其强势美元政策可能发生改变，因而影响投资者对美元前景的信心。雷曼兄弟外汇策略师表示，虽然美国徵收进口钢铁产品税不会改变强势美元政策。但美国这一决定显示出布什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这对美元是不利因素。 2、对国际的影响。 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谴责了美国的决定，即使美国计划给予优待的国家也不例外。美国挑起的这场纠纷已经产生了连环效应，世界钢铁市场的正常秩序由此遭到破坏。经合组织内部就削减世界钢铁生产规模进行的讨论也因此而夭折。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指出的，美国的决?quot;不仅对美国经济是件坏事，对钢材市场和世界贸易体系同样是件坏事"。日本、韩国、巴西将联合欧盟共同抵制这一决定。它们已经向WTO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申诉状，美国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将面临重重困难。与适用于反倾销措施的含糊规则不同，WTO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则极为严格。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已经在WTO中输掉了两次涉及保障措施的贸易案件，大多数专家认为，此次美国的决定严重违反了WTO规则，程度非常严重。但是，WTO的争端解决程序极为冗长，恐怕判决尚未做出，美国实施保障措施的三年期限就已经结束了。美国的决定将产生多方面的国际影响： －－争端解决机制的弱点。几乎可以肯定，WTO将裁定美国的决定违反其规则，但这对美国并无约束力，这表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美欧都曾受损于WTO的裁决，有人担心，双方都会寻求采取行动取消或削弱这一机制。 －－生产能力谈判。鉴于美国的决定，各国在经合组织的主持下展开对话，削减全球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前景越发黯淡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钢铁工业中必然增加上千万吨过剩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生产能力，由此产生的问题很难解决。 －－政治利益的权衡。美国的贸易伙伴所受的影响将是不平衡的。土耳其的钢材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俄罗斯钢材所受影响也不会很严重，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巴西和阿根廷的钢材受到的待遇大大优于欧盟和东亚。美国正力图建立囊括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区，因而希望减少相关国家的反对。 中长期影响。各国直接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极小。欧盟已经表示，不会立即进行报复，而且没有把钢铁贸易争端和出口补贴问题联系起来；关于后者，WTO已经同意，欧盟可以向美国加征至多40亿美元的关税。任何国家都不愿被视作与美国开始一场贸易战，尽管如此，美国的决定将产生许多中长期影响： －－各国可能以较为巧妙的方式进行报复。俄罗斯已经宣布将禁止从美国进口禽肉，其表面理由是担心美国禽肉中使用了有害的添加剂。 －－这一行动使得日本和欧盟难以推进将产生重大国际意义的农业改革，因为美国以其行动表明，国内政治利益高于国际承诺。 －－全球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虽然布什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谈判气氛，好在"多哈"回合还远未达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美国的决定可能在其贸易伙伴的决策中产生"多米诺效应"。从去年秋季开始，加拿大已经开始筹划自身的贸易保障措施，目前唯一的疑问只是它将在何时开始调查。既然美国已经宣布实施保障措施支持钢铁工业，欧洲的钢铁企业也开始要求欧盟进行保障性调查。加拿大和欧盟都担心本应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将转而流入本地区市场。然而，与美国不同，加拿大和欧盟很可能将等待钢材进口增长之后再实施保障措施，以免像美国那样公然挑战WTO规则。 近期内将在国际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于，该决定可能导致许多国家争相采取类似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使本国钢材市场免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因为美国的行动将使全球钢材的价格下降。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称，美国决定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大退步，欧盟也将考虑采取贸易壁垒，以防止来自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钢铁出口因被美国拒绝而改道进入欧洲，使欧盟国家钢铁进口激增。美国进口的高附加值钢铁产品的25%来自欧洲，而这类产品将被徵收最高的30%关税。每年将有超过200万吨出口美国的欧洲钢铁会受到影响。欧盟称，可能将有1600万吨其他国家的出口钢铁转向欧洲。WTO规则允许欧盟在进口产品可能大幅增加时，徵收钢铁关税或实施配额以保护其工业。 除了欧盟外,俄罗斯、日本、南韩和巴西都表示若华盛顿设定关税壁垒,它们将采取报复行动。巴西的钢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称，此次美国提高关税，首先将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名存实亡。俄罗斯的钢铁工业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俄罗斯外交部发出警告，称美国的作法将迫使俄国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低价谷物的进口额度，并将严重影响双边关系的友好气氛。美国提高关税后，日本的出口钢铁将基本被拒之门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6日对美国徵收进口钢铁关税的决定表示"非常遗憾"，并置疑美国钢铁业所承受的严重打击是否到了需要美国动用保护手段的程度。日本将考虑同欧盟及韩国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投诉。 美国徵收高额钢铁关税将给亚洲钢铁产业带来很大影响。世界五大钢铁生产国中的三个在亚洲，布什政府提高钢铁进口关税使亚洲成为最主要受害者。根据国际钢铁协会汇编的最新数据，亚洲是世界钢铁产量最高的地区，1月份，该地区产量占全球钢铁产量的43%左右。中国在世界钢铁产量的排名中高居首位，1月份的产量估计为1,450万吨。日本以848万吨的产量排在第二位，而韩国的产量为381万吨，排名第五。7日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的钢铁制造商的股价都急剧下跌。此外，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亚洲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将出现下降，而是全球所有过剩的钢铁供应可能会被倾销到亚洲，从而进一步压低亚洲地区的钢铁价格，进而使亚洲钢铁企业盈利大幅下降。预计钢铁供应量的潜在增长将损害目前亚洲地区的钢铁价格的回升，对亚洲经济的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亚洲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美国此举对亚洲钢铁企业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据美方统计，亚洲主要钢铁生产国韩国、日本去年对美出口钢材分别为222万吨和188万吨。与欧盟相比，数量都不算多。但对一些钢铁业骨干企业的冲击仍相当大。况且亚洲各国也面临着钢材回流的风险，在今后数年里有可能对市场造成打压。 中国加入世贸后也会成为各方钢铁厂商争抢的市场，国内钢铁业会面临激烈竞争。美方统计表明，中国在美钢材进口榜上排名第八，对美钢材出口量去年约为72万吨，总金额约为7亿多美元。贸易专家布鲁斯律师说，中国对美钢材出口数量有限，直接影响不大。但应该考虑到，这与近年来美国采取反倾销多次打压中国钢铁产品有一定关系。此次征税使中国输美钢铁产品再次受挫。更重要的是，美国市场对中国未来钢材的出口十分重要，市场份额一旦失去将难以夺回，因为获得免税待遇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是决不会放过这个空额的。
提供一篇西方经济学论文，供参考。对边际生产力论文的探讨一、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用于阐明在生产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所得到的报酬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当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的减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该种生产要素一个单位的服务报酬或其他报酬。这里很明显，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用生产函数来表明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边际生产力理论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厂商的生产函数是Y=F(x[,1],x[,2],x[,3],x[,4]……)，Y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出，x[,1],x[,2]……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F是生产函数。一般情况下，生产函数满足下面假设：产出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满足一阶偏导数大于零，二阶偏导数小于零，即附图。一阶偏导数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带来实物产出的增加，即边际产品大于零，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公理，厂商没有必要在产量减少时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量。二阶偏导数小于零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凸性假设，表明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会随该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递减的，这是一个比一阶导数大于零较强的假定，这就是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边际产品递减规律。“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规律，而是大多数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页。）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种要素的报酬超过了在少使用这种要素时损失的产值时，那么就会少使用一单位该种生产要素，并且如果这种不平衡没有消除，就会继续减少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直到相等为止，即：附图，（注：实际上应该要素的报酬应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边际产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P为产品的价格。这个结论可以很简单地从给定生产函数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出。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来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两要素是指总资本和总劳动，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多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种类，就是在本文开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两要素形式可以使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简化，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何将一个厂商投入的不同质的劳动和不同质的资本进行加总，（注：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这样边际生产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对于一个厂商的生产函数Y=F(L,K)，劳动者的报酬也就是工资附图，资本的报酬也就是利润（息）率附图。二、总额相符问题(Adding-up Problem)边际生产力在直觉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理论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变时，一种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要素的每一单位都按照相应的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报酬，那么厂商的产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些分配份额加起来等于每个厂商的净产量。”（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7-409页。）这个结论的详细描述是：在生产函数是一次（线性）齐次性时，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乘以其投入量的总和正好等于其产值，这就是总额相符，也就是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从而使边际生产力在理论上更加完美。如果用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种投入要素的报酬总和正好等于总产值。（注：在欧拉定理Y=MP[,L]×L+MR[,K]×K两边同时乘以产品的价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厂商的（超额）利润等于厂商的收入（总产值）减去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总和（总成本），即总额相符，厂商的利润为零。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条件，就是生产函数必须是线性齐次的，即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通常用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来表示规模报酬。齐次性是一个数学概念，它表明一个函数F(x,y)如果满足条件：P(ax,ay)=a[n]F(x,y)，这个函数就是n次齐次性。如果n=1时，就是一次齐次性，也称为线性齐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个生产函数是n次齐次生产函数，那么当n＞1时，该生产函数就是规模报酬递增，n＜1时，是规模报酬递减，n=1时，是规模报酬不变。这就意味着总额相符只有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才能成立。同样可以容易证明出：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小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不足”；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大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过剩”。那么，谁来弥补“不足”和得到“过剩”呢？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为它与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相矛盾，除非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在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就可以把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来生产，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一般认为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性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是逐渐集中，大规模生产可以实行分工，采用先进设备，聘请高级专家，节省管理费用，都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些足以表明现代化的生产肯定是存在着规模递增现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会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规模报酬呈递增。斯拉法在《经济学杂志》1926年12月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指出“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只要产量增加伴之有内部经济，厂商便不会处于完全均衡状态”，“递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协调的”。从此也就揭开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序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但是“根据复制的观点，不变规模报酬是最自然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情况不可能发生……递增的规模报酬通常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适用。”用复制来说明不变规模报酬的存在是有疑问的，这种复制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厂商扩大产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规模上扩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厂复制原来的工厂，范里安这种认为不变规模报酬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很难否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四、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既然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后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 论文报告 ● 作品简介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1981年猛增至，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现在就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深深的震撼着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之疯狂。在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财富，而在早期，人们认为财富就是贵重的金银，而他们又直接来源于流通领域，所以经济学家们就得到了结论要保护流通领域，也就是要保护商业的发展，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义，也是最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行和资产阶级革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经济思想逐渐产生。真正的经济学也就从此而产生，这便是古典经济学，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萨伊。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千古绝唱。他认为：任何一个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明确提出了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到了生产领域,从而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思想,认为市场上生产者的利己的目的会在客观上达到利他的效果,由此,政府只要作为一个守夜人就行了,不需要去干预经济。这一时期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分配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萨伊定律。这里最重要的可以说是萨伊定律——萨伊的财富生产理论和销售理论：关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来说是供给决定需求，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即一种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需求。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供给是小于需求的，社会的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只要有生产就会有销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即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价值由劳动决定。但是还有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来自于我们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效用，这一潮流被称为边际革命。渐渐地两派不断的开始争论：在边际学派看来，价格取决于需求，需求取决于边际效用。主流的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取决于供给，供给取决于生产成本，即劳动时间和节欲的牺牲。在两派争论的时候，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出来，对经济学体系进行了一个比穆勒更大的综合。他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他同时吸收了边际效用论和生产成本论，用边际效用说明了需求的额推动，用生产成本说明供给的变动，从而，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决定。对主观价值论和客观家支行论做了一个折中。从而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另外他还吸收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学说，奠定了现在的微观经济学，也正是我们所上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另外，马歇尔还是首位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中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的经济学家。其经济理论体系的特点主要是综合性，并贯穿起理论的始终。新古典的这一套理论一直知道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知道1929-1933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新古典的理论已经完全不能知道经济的发展，于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站出来对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并否定其最终结论。我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他通过研究如何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均衡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吸收更多的就业者，消除经济中的失业现象，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自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俄经济学了。他的理论也就是我们先自爱所上的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传播，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过经济危机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继而有着一批又一批的凯恩斯追随者，他们对凯恩斯最易进行研究，发现凯恩斯质疑有着两大缺陷：缺乏微观基础，缺乏长期动态分析。于是他们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着凯恩是主义，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发展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们指出，市场总的趋势是均衡的，当市场均衡的时候就用新古典的理论，当市场不均衡时，就用凯恩斯的理论，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新古典的一个特例，所以称之为新古典的综合。形成的标志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遇到了问题，经济进入滞涨阶段，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而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不能解释当下的经济情况了，于是，反凯恩斯主义兴起，相继出现了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学派等主张经济自由的学说兴起，主张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潮中，逐渐形成了以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为理论中心的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四个自由主义学派。其中，哈耶克先后在这四个大学中任教，被公认为四所大学的理论权威，是当代公认的新自由主义的宗师。明星的效应是无穷的，仍然有那么一批人坚定的站在了凯恩斯的这一边，他们根据经济的发展，修改了凯恩斯的一些假设，如他们提出了价格粘性的理论等等，形成看新凯恩斯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利茨等。当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幻的今天，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层出不穷，有些思潮对现代经济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等。其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的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和博弈论。公共选择学派又称为弗吉利亚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公共选择的主体——公共选择者的行为的研究，在不同的决策规则下，政府的决策可能会产生的不同的结果等等。公共选择理论以公共选择者与经济人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在进行政治决策时与他们进行经济决策时一样，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而行为特征，都会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作为衡量的基础，尽量去趋利避害或者趋大利避小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投票行为等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行为。而博弈论是研究行为主体存在策略相关性的情况下，决策主体的理性选择以及相应的均衡问题。以上基本上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至今的历程，当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必定会给这个学科注入新的生命力~
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学理论产生和演进历史的一门学科。西方经济学说史，就是展示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历史上西方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经济思想的萌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经济思想显著名的早期创立者。尽管一些思想家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过见解，但往往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因此，在亚当·斯密之前，经济学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把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作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那么至今经济学不过200多年的历史。本书对古希腊至20世纪中叶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演化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不仅概述了古代经济思想，而且介绍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的主要理论观点，着重对亚当·斯密以来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阐述中，力求全面、客观、公允。本书努力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博采众众长。书中还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各学派和学者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脉络进行了探讨，对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所作的理论创新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使读者能从中获得关于经济学说史的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1981年猛增至，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论文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探讨一、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用于阐明在生产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所得到的报酬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当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的减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该种生产要素一个单位的服务报酬或其他报酬。这里很明显，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用生产函数来表明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边际生产力理论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厂商的生产函数是Y=F(x[,1],x[,2],x[,3],x[,4]……)，Y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出，x[,1],x[,2]……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F是生产函数。一般情况下，生产函数满足下面假设：产出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满足一阶偏导数大于零，二阶偏导数小于零，即附图。一阶偏导数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带来实物产出的增加，即边际产品大于零，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公理，厂商没有必要在产量减少时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量。二阶偏导数小于零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凸性假设，表明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会随该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递减的，这是一个比一阶导数大于零较强的假定，这就是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边际产品递减规律。“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规律，而是大多数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页。）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种要素的报酬超过了在少使用这种要素时损失的产值时，那么就会少使用一单位该种生产要素，并且如果这种不平衡没有消除，就会继续减少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直到相等为止，即：附图，（注：实际上应该要素的报酬应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边际产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P为产品的价格。这个结论可以很简单地从给定生产函数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出。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来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两要素是指总资本和总劳动，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多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种类，就是在本文开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两要素形式可以使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简化，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何将一个厂商投入的不同质的劳动和不同质的资本进行加总，（注：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这样边际生产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对于一个厂商的生产函数Y=F(L,K)，劳动者的报酬也就是工资附图，资本的报酬也就是利润（息）率附图。二、总额相符问题(Adding-up Problem)边际生产力在直觉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理论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变时，一种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要素的每一单位都按照相应的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报酬，那么厂商的产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些分配份额加起来等于每个厂商的净产量。”（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7-409页。）这个结论的详细描述是：在生产函数是一次（线性）齐次性时，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乘以其投入量的总和正好等于其产值，这就是总额相符，也就是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从而使边际生产力在理论上更加完美。如果用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种投入要素的报酬总和正好等于总产值。（注：在欧拉定理Y=MP[,L]×L+MR[,K]×K两边同时乘以产品的价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厂商的（超额）利润等于厂商的收入（总产值）减去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总和（总成本），即总额相符，厂商的利润为零。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条件，就是生产函数必须是线性齐次的，即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通常用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来表示规模报酬。齐次性是一个数学概念，它表明一个函数F(x,y)如果满足条件：P(ax,ay)=a[n]F(x,y)，这个函数就是n次齐次性。如果n=1时，就是一次齐次性，也称为线性齐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个生产函数是n次齐次生产函数，那么当n＞1时，该生产函数就是规模报酬递增，n＜1时，是规模报酬递减，n=1时，是规模报酬不变。这就意味着总额相符只有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才能成立。同样可以容易证明出：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小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不足”；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大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过剩”。那么，谁来弥补“不足”和得到“过剩”呢？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为它与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相矛盾，除非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在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就可以把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来生产，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一般认为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性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是逐渐集中，大规模生产可以实行分工，采用先进设备，聘请高级专家，节省管理费用，都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些足以表明现代化的生产肯定是存在着规模递增现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会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规模报酬呈递增。斯拉法在《经济学杂志》1926年12月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指出“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只要产量增加伴之有内部经济，厂商便不会处于完全均衡状态”，“递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协调的”。从此也就揭开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序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但是“根据复制的观点，不变规模报酬是最自然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情况不可能发生……递增的规模报酬通常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适用。”用复制来说明不变规模报酬的存在是有疑问的，这种复制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厂商扩大产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规模上扩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厂复制原来的工厂，范里安这种认为不变规模报酬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很难否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四、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既然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西方经济学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考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认识到“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这才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道路。
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高潮，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
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
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
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
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
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
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推翻，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经济学方法论反映了运用者的世界观和对经济学的认识，受到客观外部环境和个人主观因素的制约，各个学派关于它的争议可归结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交锋和融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界也应一分为二看待：其局限性在于：(1)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整体，把经济现象个别抽象进行静态分析的适用性有限;(2)经济主体在信息掌握程度、知识构成等方面是不同的，经济学主要分析方法是选取代表性主体，解释力有限;(3)经济行为很大程度受非理性因素支配。
其优点在于：(1)抽象逻辑演绎可以极大简化复杂经济现象，研究工具严谨有效率;(2)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受人本主义影响，但基础是理性主义，但却经历了多各发展阶段，每一次都取得新的突破和做出贡献;(3)对博弈论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省到其理性假设前提的缺陷性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复杂性，弥补其传统方法论的不足。
所以，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新的方法论建立在总结前人基础上，好的方法论是适应主客观因素，认识到“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经济学界中对理性主义的批驳，不是要用人本主义方法论替代科学主义方法论，而是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在争议中互相发现问题，互相弥补，激励该领域创新，共同促进经济学理论建构，把握好这一方向，才能得到发现与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新角度。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基本理论视角下的异质性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中国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坚持并不断吸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因此，中国只有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客观对待两者的理论内容，各自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备中国主体地位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真正迎来中国经济学的春天。
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十大趋势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及启示外资流入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内部人控制”与利益集团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关系从经济实力和“软着陆”现状看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现代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理论综述
可以尝试一下，1《欧美沟通非语言文化的异同》2《美国的同性恋文化》3《美国的橄榄球文化》4《铁汉精神与海明威以及美国影视中的英雄主义》5《从<第一滴血>到<星球大战>看美国电影观众的审美趣味》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关于经济学的论文该如何选题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与选题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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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读《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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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国际经济学》案例教学探析
4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霸权稳定论为视角
46、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分野与发展前沿:基于英美学派局限性的视角
47、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48、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地区主义的不同理论解释述评
49、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
50、对外开放深化经济安全何在?——评《经济发展安全论——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51、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
52、论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的作用——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53、美国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霸权稳定论的视角
54、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55、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
56、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衍变——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理解
57、“文明冲突”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58、对外贸易利益的效用分析与价值分析
59、致力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大厦——评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60、当代经济民族主义论析(摘要)——关于民族主义的一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61、服务贸易开放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不同组成部分的比较研究
62、国际经济学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性分析
63、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践
64、绿色壁垒对进口国的福利影响
65、国际经济学中的套利与平价理论
66、国际经济学中套利与平价理论刍议
67、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
宏观经济学论文题目
1、生产率冲击与经常项目失衡--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的研究
2、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经济稳定的动态分析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税收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方法
4、对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分析
5、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6、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麻烦”能解决么?
7、美国金融负债产生的非生产性GDP--经济虚拟化和危机的宏观经济学
8、浅析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9、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下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
10、对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思考
11、罗默关于“宏观经济学困境”的困境--基于“理论三分法”的分析
12、休生养息与强筋健骨--卡莱斯基宏观经济学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13、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国模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变
14、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分析
15、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研究
16、中国货币之谜:假说
17、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原理方法的综述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对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
18、问题导向型的知识建构方案设计--以“宏观经济学”为例
19、宏观经济学的创新与调控方向的转变探讨
20、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
21、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
2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与未来分析
23、贫困救济的宏观经济学思考--以英国《济贫法》为例
24、商品与信用:货币理论的两种本质观--兼论宏观经济学的重建
25、我国行为人认知特征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
26、经济核算原理在现代制造业定量研究中的应用
27、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对比与结合
28、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盲点
29、关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
30、试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系
31、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模型与估算--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理论
32、宏观经济学中理论的应用
33、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学分析
3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借鉴与启示
35、布兰查德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36、20x年岭南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37、浅谈宏观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及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38、探究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的威胁及 反思
39、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团队简介
40、生态宏观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41、由诺贝尔奖看当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42、宏观经济学重构发展的实证研究
43、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44、从“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看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45、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与投资
46、贸易条件与经常项目的动态变化关系
47、反思宏观经济学区块链带来新启示
48、论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
49、罗伯特·巴罗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50、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51、宏观经济学的重构发展
52、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53、从宏观经济学百年简史看“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54、DSGE会使宏观经济学“大一统”吗?
55、香樟系列推文之2:DSGE与宏观经济学
56、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与问题
57、宏观经济学演进:一个新视角
58、宏观经济学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研究
59、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的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60、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理论研究
61、阿莱西纳对政治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62、刍议宏观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
63、宏观经济学中金融市场影响经济的分析
64、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
65、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
66、试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和未来
67、互联网改变就业的宏观经济学机理
68、意大利货币循环学派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69、基于主体建模方法及其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70、新供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71、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探索
72、全球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学思潮转变
73、浅析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74、论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
经济学 毕业 论文题目
1、我国绿化工程监理微观环境分析
2、知识产权对微观经济的作用机理研究
3、外生驱动互联网消费增长的微观空间计量研究
4、房地产市场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绩效的微观探析
5、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财务层面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6、宏微观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7、经济责任审计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途径--基于“中国之谜”中政府官员的作用
8、中级微观经济学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9、基于半鞅过程的中国股市随机波动、跳跃和微观结构噪声统计特征研究
10、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表象和微观基础
11、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12、微观权力、自我技术与组织公民行为-- 人力资源管理 的后现代分析
13、增值税转型对我国微观经济的影响
14、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市场定位微观制度因素分析--以某村镇银行和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
15、城乡关系重构下乡村人口城镇化微观进程研究--基于家庭流动人口的视角
16、微观商业视角下的微信经济
17、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独立学院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
18、微观开放性视角下创造力的多层次影响机制探究
19、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20、微观经济与 企业管理 探讨
2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22、房产税、房价与住房供给结构--基于上海、重庆微观数据的分析
23、基于微观经济学方法的网格资源分配管理模型研究
24、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25、我国纺织业企业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微观测度
26、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下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
27、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28、从微观管理视角浅析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问题
29、“双创”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微观分析--基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视角
30、我国众筹融资的微观机理及宏观效应
31、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综述
32、利率调控对房地产营销市场波动的微观作用机制探究
33、中国对外并购的绩效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分析
34、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35、市场微观结构下高频交易流动性--基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
36、工商行政管理在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中的职能与作用
37、典型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微观机理
38、贫困地区特色农业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微观农户视角的分析
39、中国政策性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观与微观解构
40、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视角--微观产品质量角度
41、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微观运行障碍调研与政府责任分析--以吉木萨尔县为例
42、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经济分析--基于价格机制与制度结构的视角
43、微观视角下煤炭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44、优化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微观运行机制的策略研究
45、低碳经济政策失灵的原因分析及应对 措施 --基于微观经济个体的视角
46、税制改革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47、论宏观调控与微观自主的辩证平衡
48、基于微观动力视角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49、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
50、以“供给管理”激发微观活力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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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经济学论文题目
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 IPHCC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任京生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说到两个民族思想与行为的不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中国与美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差异，首先要理解中美两国文化方面的差异。中、美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中、美文化的几个特性之上。 一、中国文化的古老性与美国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古老的岁月本身就具有无尽的财富，文化也同名胜古迹一样，时间愈久远，便愈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然而她也像一棵千年古树，一方面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一方面又含有一些枯枝败叶。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你望着这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你会为她的苍劲美丽而折服，你也会想象有多少岁月神奇的秘密蕴藏其中。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深深植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的，她已不可能被移植，中国的一切现代文明都只能在这棵大树上进行嫁接而成；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关系也就好比这棵大树的根系，树越古老，根系越繁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 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现代人，按照现代人的意志和思维模式构建起来的一座现代文明的宫殿。美国人没有丰富的历史宝藏可挖掘，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去承受，美国人完全在按现代人的需要去创造科学，创造财富，创造民主的社会制度。美国的人际关系也是按现代人的标准建立起来的。美国发达的商业文化、科学技术是其现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极为复杂，世界各国的人才在这里群英聚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美国文化的经济性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要统治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统治失调，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诸侯纷争、战乱不休。因此，自古以来，稳定和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政治是统帅，集中统一是灵魂。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系统，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统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教育统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学，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重农轻商，重文轻商，科举制度使文化与政治密切相连，文化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贯穿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而美国是一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性，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而好莱坞电影、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快餐等等发达的商业文化更是受世人瞩目。美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带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亲兄弟明算账。 四、中、美两国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很多探讨中美文化差异的文章都指出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使我们产生困惑。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个人主义思想也很严重，缺乏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当我们来到美国，却发现很多的美国人很关心社会和集体。有人做过这种观察，一群美国人开大会，会前不同观点会展开很激烈的争论，但一旦会议主题决定了，大家就会安安静静地一起开大会；但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却往往是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各自为政。关于这个文化与现实的差异问题，我们从社会学中找到了答案。一个社会中，不仅有统治阶层所推行的正统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间流行的亚文化。亚文化往往是对于主文化的一种逆反，一种对立和统一。由于中国文化过分宣扬国家和集体，轻视个人，所以民间社会的亚文化又使个人利益得到补充，得到平衡。美国过分地宣扬个人主义，人们不满足于彼此隔阂，彼此冷漠的现象，又重新回到互相关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上来。由此我们知道，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不仅要从书本上了解他的主文化，还要到那个民族中去生活一段时间，从民间去了解那个民族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在人的本性上，有些东西是人类共有的，如个人主义思想，在美国是得到公开承认，而在中国却被加以批判，但不管你怎么否定，它却是深藏在人们心底的。就像中国古代宣扬禁欲主义，但不管你怎样宣扬，男女相悦却是怎么也不能从人们心底抹去。 五、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与美国文化的多极性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 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六、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和美国文化的开放性 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就连接受西方文化最彻底的台湾、香港、新加坡来讲，也并没有完全西化，而是仍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文化的传统。然而，与正统文化相对立的是，开放式的中国民间文化却是以敞开的胸怀迎接着外来文化。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店、西方哲学思潮，等等西方文化，无不是借着中国民间文化的东风吹遍了中国的村村落落。 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欧洲，是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化。而美国的民主与法律制度又保护了美国的文化自由发展，不受政治的打击和控制。加上美国每年招收大量的外国学生与学者，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不同文化与碰撞。美国对于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吸收其中优秀部分以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 七、中国儒家主文化与美国基督教主文化 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关系，宗族血统，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两大特点是，第一，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父母管教孩子，孩子孝敬父母，二者不可逾越。第二，以亲情、血缘为纽带，由此延伸到社会，讲究朋友之间以兄弟相称，四海之内皆兄弟，讲哥们义气。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大部分美国人信教，相信上帝。按基督教义，无论什么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家庭，只是替上帝抚养孩子的场所，因此，即使是父母，也不能随意打骂自己的孩子，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基督教讲究博爱，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也体现了这一价值观。 八、中国文化的统治性与美国文化的大众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中间小，两头大的社会。即中产阶层占少数，统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占主体。而统治阶层又驾驭普通大众之上，对于文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利益。 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美国文化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的利益。加上严密的民主与法律制度，使普通大众得以自如地参加文化的构建。因此美国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大众性。 九、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与美国文化的科学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伦理道德与诗词歌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条主线。伦理道德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诗词歌赋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 美国人以欧洲移民为主体，人数最多。因此美国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现代欧美文化。欧洲文化的重理性、重科学等特性在现代美国文化中也有所继承。美国人协调社会关系用法律，而不是用人情；美国人热爱科学，相信实力，以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向世人说话。 了解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再看彼此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就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豁然开朗之感觉。因此研究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社会和社会关系，有利于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交往。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差异的对比，认清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优点，在交流与学习中取长补短，发展自身文化。
哥大一时候写的党校征文，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之路，漫漫修远，唯有激流勇进，立志求索，方能中流击水，触摸真理的光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科学的理想信念，正是我们当代大学生乘风破浪、搏击沧海的灯塔和动力之源。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在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理想，既是自身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又是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盼，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核心。在中国古代，理想信念叫做“志”，即志向，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指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一方面理想信念是人们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同时它又超越了今天的实践；另一方面理想信念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同时它又指明了进一步实践的方向。理想信念产生于实践却又指引着实践，理想信念与实践相互作用、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推动着人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奋斗中追求，在追求中奋斗。总的来说，理想信念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理想信念对于大学生成才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社会是大海，人生是小舟，那么理想就是引航的灯塔，信念就是推进的风帆。没有理想信念的人生，就像失去了方向和动力的小船，在生活的波浪中随处漂泊，甚至会沉没于急流险滩。大学时代，正是人生风华正茂之际，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将帮助一代有为青年扬起生命的风帆，开辟和探索人生新的航程。首先，理想信念能为大学生指引人生的奋斗目标。人生是一个在实践中奋斗的过程，要使生命富有意义，就必须在有意义的奋斗目标的指引下，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理想信念对着人生历程起着导向的作用，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定向器。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确、精神振奋，不论前进的道路如何曲折、人生的境遇如何复杂，都可以使人透过乌云和阴霾，看到未来的曙光，永不迷失前进的方向。在大学时期，同学们普遍面临着一系列人生课题，如人生目标的确立、生活态度的形成、知识才能的丰富、发展方向的设定，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总的原则和目标，这就要确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大学时确立的理想信念将对之后的人生之路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将使我们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使宝贵的一生富有价值，卓有成就，充满自豪。想必周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详了，青年时代的周总理正是凭借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理想信念，刻苦用功，发奋图强，最终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反观现在网络上热议的“考霸”张非，曾几度被学校退学。他能进“北大”、“清华”等名校，学习能力自不是问题，关键因素就在于他缺少了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缺少了指引他前行的那盏明灯，从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在大学生活中陷入迷茫，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失败。其次，理想信念能为大学生提供人生的前进动力。理想信念是激励人们向着既定目标奋斗前进的动力，是人生力量的源泉。一个人有了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就事业、创造奇迹。古今中外无数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在充满困难的条件下最终成就伟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胸怀崇高的理想信念，因而具有锲而不舍、披荆斩棘的动力。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理想信念的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激励大学生为什么而学上。为什么而学的问题，是与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有把个人的奋斗志向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才能使理想信念之花结出丰硕的成才之果。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曾经在俄国留学。那时由于中国国力衰弱，许多外国人都很瞧不起中国人，不少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都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歧视，童第周也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有着同样的遭遇。一天，一个俄国青年又在取笑中国人，说和他一起的中国留学生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考取生物学硕士学位。这次，童第周被彻底激怒了，他向那个俄国学生下了一份战书：“你代表你的祖国，我代表我的祖国，我们比比看，谁先取得硕士学位！”此后，为了祖国的荣誉，童第周废寝忘食的学习，终于做成了一个当时条件下没有人能够完成的实验，轰动了整个欧洲生物界，他也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硕士学位，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不可辱！童第周正是在“为祖国争光”的崇高理想信念激励下，才取得了这傲人的成绩。再次，理想信念能为大学生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人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辅相成的统一过程。理想信念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能使人的精神生活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使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健康有序的系统，保持心灵的充实和安宁，避免内心世界的空虚和迷茫；另一方面又能领导人们不断的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提升精神境界，塑造高尚人格。一个人的理想信念越崇高、越坚定，精神境界和人格就会越高尚。当代大学生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升华大学生的人格与灵魂，从而为大学生“做什么样的人”指引出了一条明确的方向，让每个大学生切身明白自己的人生价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感动中国”人物当选者，当代优秀大学生代表徐本禹，为了支援贫困山村的教育建设，主动放弃了大城市里优越的生活，放弃了研究生的机会。他的所作所为朴实无华却又意义非凡，他在执着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的同时成就了自己高尚的灵魂和伟大的人格。徐本禹，不愧为当代大学生的楷模！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说，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那么，唯有实践才是联系两者的桥梁。我们只有先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再经过实践为之努力奋斗，我们在能真正的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如何才能科学的树立并实践我们的理想信念呢？诸葛亮曾说过；“志当存高远。”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确立一个远大的理想信念。青年时期是理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立志的关键阶段。志向是青春的火焰，是生命的动力；远大的志向如太阳，唯其大，才能有永不枯竭的热能；如灯塔，唯其高，才能照亮前进的航程。有志者，事竟成；有大志者，人生事业才会辉煌。远大的理想信念，一是要放开眼界，不满足于现状，也不屈服于一时一地的困难与挫折更不斤斤计较个人私利的多与少，得与失。二是要立志做大事，即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己任，不以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人生之理想。在今天，做大事就是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时代大学生应该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立志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真正做到“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在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理想。大量事实告诉我们，那些在事业上取得伟大成就、对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人，都是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鸿鹄之志，并为之坚持不懈，努力奋斗。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郭沫若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青年时期就立志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并将之付诸于实践，最后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树雄心、立壮志，这关系到了大学生一生的前途和命运。有了远大的理想信念，我们还需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去实践它。漫长的征途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崇高理想的实现需要一点一滴的奋斗。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崇高的理想，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平凡的工作做起。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曾语重心长的对青年学子说，踏踏实实、循序渐进，与雄心壮志、力争上游并不矛盾。他认为，雄心壮志只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叫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需要有步骤，一步步地，踏踏实实地去实现，一步一个脚印，不让它有一步落空。”荀子在著名的《劝学篇》里也提到了这层意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本着务实的精神，戒骄戒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为达到理想的彼岸而奋斗。前一段时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一定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导方针，以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确立自己的理想信念，紧跟党中央步伐，在树立自己的理想信念上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生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真可谓是生逢其时。高速发展的祖国给了我们展现自我，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奋勇拼搏，开阔进取，“仗凌云之志气，明万物之法理”，我们坚信，只要能树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为之不懈奋斗，那么定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后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 论文报告 ● 作品简介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
提供一篇西方经济学论文，供参考。对边际生产力论文的探讨一、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用于阐明在生产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所得到的报酬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当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的减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该种生产要素一个单位的服务报酬或其他报酬。这里很明显，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用生产函数来表明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边际生产力理论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厂商的生产函数是Y=F(x[,1],x[,2],x[,3],x[,4]……)，Y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出，x[,1],x[,2]……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F是生产函数。一般情况下，生产函数满足下面假设：产出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满足一阶偏导数大于零，二阶偏导数小于零，即附图。一阶偏导数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带来实物产出的增加，即边际产品大于零，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公理，厂商没有必要在产量减少时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量。二阶偏导数小于零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凸性假设，表明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会随该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递减的，这是一个比一阶导数大于零较强的假定，这就是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边际产品递减规律。“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规律，而是大多数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页。）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种要素的报酬超过了在少使用这种要素时损失的产值时，那么就会少使用一单位该种生产要素，并且如果这种不平衡没有消除，就会继续减少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直到相等为止，即：附图，（注：实际上应该要素的报酬应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边际产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P为产品的价格。这个结论可以很简单地从给定生产函数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出。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来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两要素是指总资本和总劳动，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多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种类，就是在本文开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两要素形式可以使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简化，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何将一个厂商投入的不同质的劳动和不同质的资本进行加总，（注：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这样边际生产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对于一个厂商的生产函数Y=F(L,K)，劳动者的报酬也就是工资附图，资本的报酬也就是利润（息）率附图。二、总额相符问题(Adding-up Problem)边际生产力在直觉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理论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变时，一种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要素的每一单位都按照相应的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报酬，那么厂商的产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些分配份额加起来等于每个厂商的净产量。”（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7-409页。）这个结论的详细描述是：在生产函数是一次（线性）齐次性时，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乘以其投入量的总和正好等于其产值，这就是总额相符，也就是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从而使边际生产力在理论上更加完美。如果用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种投入要素的报酬总和正好等于总产值。（注：在欧拉定理Y=MP[,L]×L+MR[,K]×K两边同时乘以产品的价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厂商的（超额）利润等于厂商的收入（总产值）减去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总和（总成本），即总额相符，厂商的利润为零。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条件，就是生产函数必须是线性齐次的，即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通常用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来表示规模报酬。齐次性是一个数学概念，它表明一个函数F(x,y)如果满足条件：P(ax,ay)=a[n]F(x,y)，这个函数就是n次齐次性。如果n=1时，就是一次齐次性，也称为线性齐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个生产函数是n次齐次生产函数，那么当n＞1时，该生产函数就是规模报酬递增，n＜1时，是规模报酬递减，n=1时，是规模报酬不变。这就意味着总额相符只有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才能成立。同样可以容易证明出：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小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不足”；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大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过剩”。那么，谁来弥补“不足”和得到“过剩”呢？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为它与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相矛盾，除非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在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就可以把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来生产，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一般认为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性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是逐渐集中，大规模生产可以实行分工，采用先进设备，聘请高级专家，节省管理费用，都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些足以表明现代化的生产肯定是存在着规模递增现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会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规模报酬呈递增。斯拉法在《经济学杂志》1926年12月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指出“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只要产量增加伴之有内部经济，厂商便不会处于完全均衡状态”，“递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协调的”。从此也就揭开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序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但是“根据复制的观点，不变规模报酬是最自然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情况不可能发生……递增的规模报酬通常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适用。”用复制来说明不变规模报酬的存在是有疑问的，这种复制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厂商扩大产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规模上扩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厂复制原来的工厂，范里安这种认为不变规模报酬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很难否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四、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既然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一共四篇，链接两篇，下面文字两篇?an=0&si=2&wtp=wk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2003年工业生产增长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各项改革也有序推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一、2003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去的显著成绩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控，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8．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财政收入增收较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原煤和电力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产销衔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不断推进，畜牧业和养殖业较快发展。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六小”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国债投资进一步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启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倾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继续提高，民间投资更趋活跃，投资自主性增长因素有所增强。居民消费受“非典”冲击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过后很快恢复，预计全年增长9％。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居民用于汽车、通讯、住房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原油、成品油、钢材和汽车等进口增加较多。全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通过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改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得到加强。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稳步实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始启动。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增加国债投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新增城镇就业800万人以上。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二、2004年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仍具备较快发展的条件：（1）扩大内需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2）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拓宽；（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使一些多年阻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4）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一些地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增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三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盲目兴开发区的问题比较突出，能耗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粗放经营的状况比较严重，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信贷投放偏快，贷款投向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六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增大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利用外资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势，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200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监测预警和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一）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点。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区别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推进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要求，应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挥国债资金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和基层政权建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在建重大国债项目的建设。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重点向“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对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遏制一些地方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资机制，形成稳定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逐步解决多年来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过多的问题。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注重“预调”和“微调”，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全国性的基本农田保护执法大检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2）坚决纠正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现有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建设的投入，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田和保持必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产品优质化和区域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储备、良种繁育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4）努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重点做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中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草税外，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力争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税费负担比上年有所减轻。（三）加强引导和调控，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导，经济手段加以调节，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建立行业信息发布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推进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用地管理，对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达不到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4）加强金融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依据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有市场、有效益、符合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贷。（四）将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创造的就业机会。切实落实中央已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抓紧抓实。（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责任制，加大对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2）在税收、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3）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分流职工。（4）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五）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增强国内需求增长。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一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既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二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流通设施、商业网点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非义务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动存量住房交易。鼓励居民汽车消费。推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电信消费。继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发展体育和文化产业，鼓励居民扩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引导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急于求成、过度消耗资源的倾向，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1）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2）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做好电力调度，增加电力供应；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合理调配运输能力，加快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建设。（3）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等重点行业节水、节能技术改造。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完善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调整改造。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突出重点，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事业。（1）抓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紧缺人才培养。（3）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5）做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八）努力扩大外贸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年。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1）进一步做好进出口宏观调控。培育国内优势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加强重要商品进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加强对外谈判工作，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注重提高引资质量，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3）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全面落实并逐步完善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九）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会会的部署，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利用当前经济增长较快、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抓紧研究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要协调好改革进程中各方面利益，注意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1）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和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改革，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步伐。（2）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投资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3）稳步推进财税、金融和价格改革。逐步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健全金融企业监管机制，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内控机制。选择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出台电价改革配套法，完善水、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4）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十）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1）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在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2）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规范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做好灾区和贫困户的税费减免，切实解决好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3）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4）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引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第二篇：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讨论述评[摘要]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一、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不同判断大多数争论不休的问题，多半与问题的含义或边界不清晰有关。这次关于是否“经济过热”问题的争论也是这样。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看，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不过热”，即总需求（增长）是不是超过总供给（增长），只能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但是，当前对这个问题却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主要观点可概述如下：1．认为经济存在着过热的趋势或苗头最初引起对经济过热问题争论的，就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种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其背后则是货币供应和贷款增加偏多。如到2003年7月底，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3．2％，均达到了偏高水平。对此，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于2003年7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同时，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兆头。2．认为经济只出现局部过热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只是出现了局部过热，而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或总体过热。局部过热的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30％）；一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建材、汽车等）投资和发展过热；很多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圈地）过热；地方政府主导性投资过热。这种观点可能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大多数国外报刊和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过热主要是一种投资性过热。局部过热论的另一种看法是过量供应的货币流向了资产市场，导致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和价格上涨，而消费品市场则不出现过热和价格上涨问题。3．认为当前的经济过热是一种“非典型”过热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过热状态，但这种过热与过去不同，与世界多数国家的过热也不同，是一种无通胀的经济过热。这种观点提出，不要笼统地讲经济过热，要将经济过热区分为合理性经济“过热”和非理性经济过热；要弄清究竟是合理性经济“过热”占上风，还是非理性经济过热占上风。并且，从目前经济“过热”的微观机理看，内生性的市场推动型是主要的，外生性的政府推动型是次要的，这是此次经济过热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从总体上看，目前出现的经济“过热”既有合理性也有非理性，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它既属于内生性的市场推动型的经济过热，又属于外生性的政府推动型的经济过热，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它既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很大不同，又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某些相同，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因此，是一种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较大区别的非典型性的经济过热。不过，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经济过热”问题这种对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增长的客观现象的判断，转变为一种主观的、微观的分析，似乎已经偏离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不完全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4．认为经济不存在过热问题不同意或坚决否定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也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依据如下：----现在说经济过热不符合实际。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水平，根本不存在着过热的问题。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空间，开发西部现在只是起步阶段，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才刚刚开始，如此广阔的市场完全可以使投资增长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这一轮扩张，与10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2003年与1992年经济扩张的机理不同；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达到改革开放以来9．4％的年均水平，不能对当前经济运行总体上做出“过热”的简单判断。炒作经济“过热”对经济的运行非常有害。----判断经济过热的依据不存在。如：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能力；价格上涨水平仍然较低；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处于低迷状态，股票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资料价格的短期内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倾向较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金供给没有出现紧张，利率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贷款增长快是前几年因惜贷而导致的存贷差太大的结果，是贷款紧缩后的恢复性增长，而货币供应（从M0到M2）的变化离开贷款的变化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没有引起投资价格的明显上涨；国民经济运行整体的供求格局仍是供大于求；除了电力、钢铁等供应相对较紧张外，没有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经济运行领域没有出现明显的“泡沫”；处于高增长期的房地产、汽车、钢铁等产业供求协调增长，发展速度虽高但没有出现过热，更没有引起经济运行的过热；个别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有特定的原因，的是结构问题，而不是经济过热的问题。----从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否定“经济过热论”。理由是：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相对于前几年增长速度的连续下降，现在的反弹是经济自身发展规律性的表现，不能人为地回避甚至违背这种势头；看宏观经济形势不能只盯着一年、一个季度，不能对短时间的变化妄下结论，而应看到长期趋势；要在今后20年实现全面小康，必须保持年平均7．2％的增长速度，而有些年份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不能拿我国经济的增长同国外简单类比，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有水份，有重复计算的问题；目前的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五个同步现象，包括：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同步、与经济效益提高同步、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同步，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与涉外经济增长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