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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到来。支撑中国崛起的是在60年间，主要是在30年里，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堪称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视野中观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认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创造了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奇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万吨，仅为印度的八分之一。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10位，人均国民收入190美元，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腾飞。1979 —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的速度。这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人均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人均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3亿国民的人口大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史上发展的奇迹。 第二，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动荡。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阶级对立，以至社会动荡屡见不鲜。西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就是一部血泪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亦十分坎坷，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对立，有的陷入了长期动荡，甚至发生内战，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历程尽管遭受了不少磨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地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成就显著。中国工业化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上，更为难得的是经济发展成果普遍地惠及了广大人民。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农村尚有绝对贫困人口约亿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5%。2007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1479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2%。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伴随着工业化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2007年的70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倍。从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看，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下降到，农村居民家庭由下降到。中国人居住条件大幅改善，2006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平方米。中国人预期寿命2005年达到岁。 此外，中国的教育、卫生、体育和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教育发展成就显著，9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和巩固，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迅速发展，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常常弥漫着战争硝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一部殖民掠夺的历史。以美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崛起和称霸世界的道路一直伴随着战争。从独立至今，美国卷入海外军事行动总共超过250次。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战争和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为美国开疆拓土。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而当前正在进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名为“反恐”，实则维持霸权。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部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没有海外军事占领，没有殖民掠夺，主要是依靠自身力量和资源实现经济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与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78 — 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跃居第3位。1979 — 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贸易与合作的方式和世界进行交往，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行销全球，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实现了中国最根本的权利，实现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权益。这一历史事实从根本上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的中国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民主的中国模式，既包含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普遍性因素，又有反映中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因素，是支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制度保障。 11111第一，我们所指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合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第二，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把握；第三，既纠正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现了将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的统一。 222222中国外交事业取得的成就：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进一步树立主持正义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例：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领导并参与“六方会谈'机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二.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中国坚定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进行和解与合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领导建立上合组织；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地区对话与交流机制；三.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和澳门得以顺利回归，中俄边界问题得以解决；四.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中国先后加入APEC，WTO,“二十国集团”，“金砖四国峰会”；五.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多达17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每当耳边响起这句歌词时，我总是感到异常的亲切与莫名的兴奋。 说起亲切，大概是因为歌词中的年份，对我来说有一份特殊的意义，因为那一年我出生了。说起兴奋，是因为197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迈入了对外开放的崭新旅程，开始了那辉煌的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30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这30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成长的；这30年，我是紧跟着改革开放的速度而前进的。 细数这30年的历程：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蓬勃发展：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宏观地讲，这是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 细数这30年的历程： 小时候，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回头看看自己的成长历程，现在有幸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再看看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微观的讲，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巨变呢？ ◆ 变化中的对比：我们的出生年代 听妈妈讲他们小时候，什么都是限量供应，什么都要凭“票”购买：食油要“票”、鸡蛋要“票”、 禽肉要“票”、买布也要“票”，竟然连火柴、肥皂都要“票”。在那个票证满天飞的年代里，也是我们物质短缺的时代。妈妈说，那时候，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只鸡，过过瘾。 70年代末，我出生了，我出生的那年，正是市场逐渐开放的年代，市场上的各类商品开始逐步敞开了，出现了“议价”商品。妈妈说，那时候，我吃鸡蛋就不用再看“票子”的脸色了。 再看看现在我们孩子们的出生：母婴病房、妈妈沙龙，光是尿片、奶粉，那就不下千种阿。还有满大街、满荧屏的婴儿用品广告，铺天盖地，那才真正称得上是应有尽有！ ◆ 变化中的对比：我们的童年时光 爸爸妈妈的童年是在弄堂、乡野中度过的，打弹珠、香烟片、跳房子……，他们手中所谓的玩具都是一些就地取材的物品，茭白壳、木棍、粉笔等等，有个布娃娃，就是很奢侈的玩具了。 我小时候，那可不一样了，虽然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但商店里的玩具就已经开始丰富了，什么布娃娃，那时都换成黄头发、蓝眼睛的洋娃娃了，还记得我有一套模拟医生的听诊玩具，现在我还完整的保留着呢。 再看看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别说洋娃娃，单是一个芭比就何止成千上万，还有那层出不穷的各式电子游戏、智力玩具，孩子们个个都是玩具高手、电子强人。他们的童年是与世界同步的高科技时代。 ◆ 变化中的对比：我们的求学征程 进入求学时代，妈妈们遇到了插队落户、上山下乡，大好的求学时光被他们那不熟练的耕种动作所替代了。 到了我们这批独生子女时代，是改革开放后的幸运一代，高考不再是独木桥，多元化的求学之路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阳关大道。 而到了2008年的今天，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小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到高校、海外留学，多层次、多方位的学校选择，简直让我们挑花了眼。 ◆ 变化中的对比：我们的工作岁月 工作了，爸爸妈妈们那时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没有喜不喜欢，没有擅不擅长，分配你上哪，就得去哪。 新世纪初，我们大学毕业那会，已经是改革开放发展的蓬勃时期了，完全开始了自主择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了。 2008年的今天，不但择业需要竞争，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岗位上，不论职员还是领导都引入了竞聘制，就是把最适合的人留在最适合的位置上，也就是把每个人的优势、长处都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籍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人生之路、成长巨变。 总之，30年的改革开放是我们祖国的沧桑巨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巨变。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光辉，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书店里有售一本书《大国崛起》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中的资料或copy
中国，一头威猛的雄狮。虽然他曾满目创伤，虽然他曾疲惫不堪。但是，今天他苏醒了，他再度崛起，他豪迈地走向世界，向人们展示他的王者风范，让世界拥抱了他…… ——题记 “你是谁？” “我是狮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中国！” “你是狮子吗？我看不像，你满目创伤，连一头小鹿都敢欺负你。” “不，那是过去了，现在我苏醒了，我将再现王者风范！” “好！我等着你！” 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段对话…… 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注定是不眠的，注定是不朽的，注定是永恒的，注定有13亿颗心在紧张跳动着。因为多少年来的企盼，将在这个夜晚，写下一个永久的答案。22点，莫斯科的申奥大厅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庄严地宣布着：“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他停顿了一下，全世界人屏住了呼吸，“——北京！”“吼——！”这一刻我仿佛听见这头狮子的怒吼，这吼声响彻祖国大地，响彻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国向世人证明了他的威严，向世人宣告他走向了世界。这一刹那间，13亿颗心在宁静的夜空中激烈跳动着…… 2001年11月10日傍晚，在夜色中，这震耳欲聋的吼声又一次响起，他仿佛在宣泄着这几百年的怨气，同时又向世界宣告，他真的崛起了。因为这一天在卡塔尔萨瓦尔饭店内，世贸组织大会主席卡迈尔，举起手中的小木锤，用力敲了一下，一锤定音。这个夜晚，13亿人民炽热的血再次沸腾了。中国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他的强大，向世人宣告他走向了世界，让世界拥抱了他。 中国这头狮子，一次次倒下，一次次爬起。迈过了千秋坎坷，洗净了百年屈辱，挺起五千年雨雪风霜打造出的钢脊铁骨走向了世界。回望祖国走过的脚印，我体会到了那一步步的艰辛。在这条路上，布满许许多多荆棘，但它们挡不住祖国前进的脚步。历史，给了我许多启迪：十九世纪，西方列强撞破了国门，皇宫内老太后竟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门洞开，中国走向世界了吗？不！这是不能自立的国家，这只不过在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屈辱而窘困。所以，我体会到一个国家，要不受凌辱，要强大，就要自立，就要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明，有着灿烂的历史，难道会输给那些西方列强吗？不！不会的！从“四大发明”到“丝绸之路”；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号飞向太空”；从“一国两制”到“加入世贸”……这一切的一切，不都证明中国正走向世界吗？ 我是一名中学生，阅读了《走向世界的中国》一书，我更加坚信祖国这头狮子已经苏醒，正向世界挺进。但是，中国身上仍有污点，走私现象依然存在，腐败分子依然猖獗，他们不顾国家利益，贪赃枉法。可喜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支持下，反腐倡廉工作正深入开展，一个个腐朽的贪官污吏被拉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一个个为人民谋利益廉洁正直的好官清官被人民永远牢记着。展望未来，祖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我们中学生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给祖国这头雄狮插上翅膀，并抹去污点，让他飞起来，飞向世界。 我从小就想当国家领导人，在梦中，我曾梦见自己把国家带入一个全盛时期，完全走进了世界，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望着无限的大好河山，我满意地笑了。对我来说这只是个梦。我必须付出行动，去实现这个梦想，把中国带入世界这个大家庭中。我深切期望着不久将来的那一天，实现我的理想。 21世纪，这个特殊的世纪，是属于中国的，13亿中国人已经在上面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祖国未来前途无量，走向世界的中国，一定会在灿烂辉煌的世界史书上，描绘出最绚丽的图画，焕发出最耀眼的金光。 中国崛起了，这头雄师在怒吼！“吼——”…… 点评：文章开头的题记具有象征意味和抒情色彩，增添了本文的文化底蕴和抒情意味。紧接着文章独辟蹊径，采用对话的形式，运用拟人的手法，让中国与世界对话，增添了文章的形象、生动性。小作者从“申奥成功”“加入世贸”这两件事入手，谈自己的认识、体会和感受。最后作者联系自己，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畅谈自己的理想和志向。作者人小志气大，梦想着有朝一日当上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这头雄狮，走向世界，让他屹立在世界的最前列。 文章首尾呼应，中心突出，一气呵成，让读者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足见小作者不匪的文学功底。
中华崛起，民族复兴 河南一考生是谁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远古走来，叱诧风云？是谁携着以人为本，从现代走来，绽放和谐之花？是谁自尊自强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标，维护着和平正义？是中国，一个不断书写着奇迹的民族，一个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崛起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一个潜藏着无限动力，迅猛发展的国家。大国的崛起，是她对人民生命的尊重，是在她的国际影响力中升华中来，并在时空中传播、延续、发扬，影响着一代代的人们。利比亚，战火纷争，国际局势动荡不稳。我们的同胞，在战火中正思念着祖国。于是，我国一声令下，几千名同胞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渴望的家园。这是对人权的高度赞扬，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展现给世界的最美的剪影。大国的崛起，源于其对民生的关注，人民拥护，才是一个大国的不懈追求。重庆的打黑刚刚拉下帷幕，国家再次出台关注民生的政策。从免除农业税到农业补贴，从严打非法投机商品房，到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人民的根本利益，绽放在惠民政策中，民生的改善，为大国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剪成一贴贴丰满的记忆，温暖着人们的心。大国的崛起，源于其对城市化进程的重视。世博会，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展现了中国城市的变迁。以“城市，让生命更加美好”为主题，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朝起蓬勃的新面貌。拥有最多的艺术表演，也让世博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笑脸和真心的赞美。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是时代的继承者。我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继承者。让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向着如同太阳般的信仰努力的向日葵，只要有阳光，就有我们！总想为你唱支歌河南一考生当昔日的阴霾散去，当沉睡的巨龙在枪炮声中被惊醒，我看到他奋力的舞蹈，以篮天当幕，以五岳作伴，以江海为盟，。中国，你可曾看到，山川为你起舞；中国，你可曾听到，日月为你喝彩；中国，你可曾感到，世界为你的摇身一变而震撼；中国，你可曾听到，亿万华夏儿女为你引吭高歌。为你唱一支开放的歌。当画轴展开，向世人展示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那清新淡雅的祥云符号已不再只是和平与安祥的象征，更成为了你向世界敞开臂膀，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拥抱每一个宾朋，你以东道主的博大胸襟向世界展示你的友好。此时的你，已不再是那个关上大门，自以为是的小民，也不再是那个曾被人肆意践踏的落后者，而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为你唱一支开放之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大力投入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学可上，你也尽力保护着每一个公民都能在经济、教育上取得平等的权利。我看到，无形中许多国民偏狭的国民情感被理性思维代替，形成了更加积极向上，自信开放的建康的国民心态。我欣喜的看到，在日本地震海啸期间，中国派出第一支救援队，国民积极募捐，给隔海相望陷入困境的人们最倾力的帮助，当偏狭不再，中国人以更加自信乐观的心态走在奔往小康的康庄大道上。总想为你唱支歌，唱颂神七飞天，中国人向宇宙迈出一大步；唱颂改革成果，国民生产总值稳步上升，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严寒后，以蓬勃的态势复苏；唱颂每一个华夏儿女，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优势，为你的发展增彩添辉。我庆幸有这样一双巨手，开拓进取，吸纳创新，为世界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我庆幸有这样一个港湾，包容我们的一切烦恼，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拥抱阳光；我庆幸有这样的一个怀抱，海纳百川，对外开放，向世人展示她的博大胸怀！总想为你唱支歌，为着昨日的光荣，也为着明天的辉煌！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30年代以为抗日胜利了就能崛起......40年代以为全国解放了就能崛起......50年代以为分到田地就能崛起......60年代以为学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崛起......70年代以为少生孩子就能崛起......80年代以为改革开放就能崛起......90年代以为勤劳就能崛起......00年代以为有鸡的屁就能崛起......现在恍然大悟原来猿类早已经崛起...................
友情提示中`国`崛`起第一段 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第二段 反面论点 就是 中`国`威`胁`论` `例`子`自`然`是`西`方`霸`权``主`义`第三段 正方观点 就是 温+bao 说的 “`和`平`崛`起`不`称`霸`”` `并`举`出`正`方`观`点`和`平`崛`起`的`例`子` `比`如`大`力`援`助`非`洲`啊` `北`斗`定`位`全`球`免``费`啊 等等第四段 再次阐述正方观点以结束全文具体可参考1.百度 “ 申论 中国崛起 ”2.百度 “ 全国研究生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试题 公关 外交
这都不知道，中国撅起都不知道？都说祖国版图像雄鸡，你贴张地图，告诉老师这个图上中国的确是撅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举例子。这些方面都证明了中国的一步步崛起，同时已发了我们对崛起的政治学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的优点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法律的完善化，监督方式的多样化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高瞻远瞩总结，中国的崛起是本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相对完善，以及社会稳定等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当代的社会，中国某些领域虽有所欠缺，但只要集中精力干大事，调和各方面的矛盾，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更大的崛起是不远的目标。
百度一下 之后自己总结-v-
央视于2006年11月推出十二集政论专题片《大国崛起》，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九个国家的崛起史进行评述。在中国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益显重要，深化改革面临瓶颈之际，此剧当有寻求历史借鉴，探索自身路向的积极意义。《大》剧结尾处，提出了“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这样的大考问，一种以崛起为历史责任感的豪情壮志跃然毕现。最近世界各地舆论普遍关注中国崛起，大多肯定中国渐进融入国际主流体系的良性趋势，既显示正面期待，但又疑虑重重。美国《时代》周刊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发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为题的封面故事，尤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大》剧旁征博引之余，并没有回答究竟什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要素；“封面故事”反映了美国传媒全球战略的视野，对于中国自身的决定性内因，若有若无，一笔带过。欲问“新王朝”如何发端？尚须冷静、理性、诚实应对“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的大考问。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央视《大》剧选列的九国，是近代世界“大国崛起”由普遍走偏锋转向循正道而行，体现崛起性质、规模、命运历史性大转折的颇有代表性的选集。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大》剧中许多专家反复强调了文化因素的非常重要性，说到底，应指“根本的文化”，或“文化的根本”，那就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软体平台，本文正名为“心态文化”（“观念文化”），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西汉初期“独尊儒术”，表面上孔子思想大获全胜，实则根本篡改孔孟之道，曲解变造成为反人性的御用儒教，一种否定个人本位、取消自我意识，提倡愚忠愚孝的社会控制论。从此“政教合一”，“教为政用”，误尽苍生。西汉盛唐，一时“盛世”，只是缺乏持续性和进步意义的平面型崛起而已。宋明后儒高唱“存天理、灭人欲”悖论，将“心态文化”伪儒化推向了极致，从此中国社会与虚妄的“国民劣根性”结上不解之缘，几乎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自绝于发展进步的一切机遇；一朝与西方大国碰撞，一触即溃，竟至沦为任凭宰割的俎上鱼肉。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皇帝同汉家君主一样力图变造基督教为巩固王权的政治工具，实行“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为新兴蛮族国家接受，形成大一统的教会同分散的世俗国家并立，即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立的“双城记”型“凡圣两立”局面。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大家知道，《大》剧九国中，除了“脱亚入欧”,走上歧途，后经美国大力扶持，追随西方有成的日本，那八个“原生”的崛起大国统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可在更大范围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最前列。
《大国崛起》观后感 最近看了电视片《大国崛起》，它对九个大国的兴衰史作了一个扼要的、生动的介绍。我来谈谈个人的几点观后感。 本来西方大国还应该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可能这些国家的历史还不够典型；而像荷兰那样的小国，却被列入大国行列，显然影片对大国的定义，并没有以国土和人口的大小或多少来衡量。那么，该片所定义的大国，有什么共同点呢？一、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历）对外扩张的历史或现行；二、曾经或正在称霸世界、或进行殖民统治；三、曾经经历推翻封建王权或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四、在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和社会改革方面有过突出表现。五、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正反两方面）。影片所介绍的九个国家，基本上都具备上述的条件。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虽然是个东方大国，但却不能“入围”世界大国之列，连日本都不如。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我们几乎不曾具备上述大国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而只是大国列强的蹂躏对象和殖民地。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进而赶上和超过西方呢？有人说，我们的制度不行；有人说，我们的人才不行；有人说，我们的科技不行；有人说，我们的教育不行；甚至有人说，我们的人种和民族性格不行。“狼图腾”一书就指出，农耕社会使汉族人天生就养成了“羊”的性格，恐怕连山羊都不是，属于绵羊。别说像成吉思汗那样横扫欧洲了，一见到日本兵打过来了就哆嗦，当汉奸、伪军的中国人就多达几百万，比日本侵华军队人数还多（按照曹刚川文章的说法，当年被我军歼灭的日军和伪军的比例是一比二）。不仅如此，台湾还有不少中国人去充当日本兵，到东南亚为日本人卖命，李登辉的胞兄不就是当了日本兵、死在菲律宾的嘛！ 所以，别人敢于看不起我们、欺负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软弱、太缺乏民族气节。一个人，总想委曲求全、不敢得罪人，是不会有出息的；一个民族，不敢冲向世界、征服世界（通过合法途径），就不会强大起来。说我们的制度不行，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国家没有分裂，证明历代的制度还是起到了维护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作用。说我们的人才和科技不行，可是四大发明是中国的。没有火药，就没有热兵器和火箭，没有指南针就不能发现新大陆，没有造纸和活字印刷就无法产生信息产业，说明中国的古代文明是辉煌的。那么，是否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存在问题呢?我比较同意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落后的原因。首先，我们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西方大国的崛起，还是德国、日本在战败后的迅速复原，都得益于教育基础的雄厚。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很大，一是教育的普及率低，二是教育的效果不好。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落后地区缺乏人才。其次是，再教育水平低。“一招鲜、吃遍天下”、“隔行如隔山”，是我们的普遍就业观，我们的人才往往不是复合型的，一行干不下去，其他的就干不了，也不想再学习新的技能，只能下岗回家。我到过一些省份，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图书馆都很少，麻将馆倒是比比皆是。打麻将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了，人们一有时间就去赌钱，却不愿意买两本书看一看。像这样下去，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文化是什么？它好比是计算机中安装的软件。你的计算机硬件再好，但如果软件不行，甚至感染了病毒，也无法正常运行。同样，即使我们的物质条件再丰富，军队装备再优良；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人，我们的孩子就会去吸毒，干部就会腐败，军队就会打败仗。一百多年前，北洋水师的铁甲船并不比日本的差，水兵也是训练有素，为什么还打败仗？因为清政府腐败，指挥官方柏谦临阵脱逃，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即“软件”不行，不是“硬件”不行。这么说，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主要原因是文化落后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大文化”概念。它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学、法学、宗教等广泛的领域，属于上层建筑。过去，在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曾经出现过“康梁变法”，但被顽固不化的“老佛爷”镇压下去了。后来，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思想的感召下，孙中山终于发动革命、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划上了句号，并提出了“三民主义”进步思想。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倡导新文化的运动，陈独秀提出要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来救中国，俄国“十月革命”又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可见，这些“大文化”和先进思想是引领社会进步的火炬，也是驱动社会机器快速运转的“软件”。没有这些先进的文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一般地说，自然科学是有价的，可以花钱买回来的，比如专利、know how以及机器设备。但是，社会科学则是无价的，无法用金钱买回来，更不能照抄、照搬。日本人当年从欧洲学了一些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理念，并不是拿回来就能用的，而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才能付诸实施、发挥作用。在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一个世纪当中，经过了几代人的牺牲和努力，中国终于开始走上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与上述大国不同的是，我们不可能再走他们的老路，通过对外扩张和侵略实现自身的强大。但是，我们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而中国的强大，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距离成为大国的目标还很遥远。我们庞大的躯体里是空洞的，缺少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反而充斥着许多封建的、腐败的、落后的、愚昧的东西，也包括来自西方的垃圾。随着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包括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的否定），人们的思想好像出现了“真空”。老的东西被否定了，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文化空白”。除了金钱以外，人们似乎什么都不相信了。不管是伏尔泰的启蒙思想，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管是过去的孔孟之道，还是今天的市场法规，人们似乎都不感兴趣。实用主义、钱权交易、急功近利、损人利己，却成为了不少人遵循的“潜规则”。连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迅速滑入了“传销”的团伙之中。我们的民族急需建立和谐的、健康的、先进的文化，急需倡导科学的、理性的、法治的观念，否则就无法抵御和消除封建的、腐朽的、愚昧的文化和陋俗。旧中国不能强大，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文化；国民党反动派打不过共产党，就是因为没有健康的文化；后来我们出现了“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也是因为缺乏科学和法治的文化。没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和文化教育，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成为了世界大国，也会像过去的一些大国一样，再次衰落下来。法治也是一种文化。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法治文化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和谐世界，就是法治世界。安南最近讲，伊拉克现在已经陷入了内战，甚至比内战还要糟糕。这是他在即将离任之际，感到最遗憾的事情。他还说，如果联合国当初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可见，世界需要法治，建立和谐世界更需要法治。任何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都不能再通过武力扩张和超越国际法的途径去实现。了解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一方面能使我们警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差距。电视片《大国崛起》，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它不仅对我们成年人具有教育意义，而且也可以作为学校历史课的有益教材。
帝国春秋(德国) 当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之际，欧洲大陆中部的一片国土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对分裂有着痛苦记忆的德意志人在思索中呼唤着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过不懈努力，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得以实施，关税同盟的建立使贸易壁垒被打破，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则在欧洲列强环伺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作足准备后，最终以三场对外的战争，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统一。第一步是1864年初挑起对丹麦的战争。把属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居民多数为德意志人）并入德国。第二步是1866年挑起对奥地利的普奥战争。1866年7月3日在萨多瓦战役中，普鲁士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根据1866年8月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兼并了荷尔施泰因以及战争中站在奥方的几个德意志联邦诸侯国，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建立起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第三步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1870年9月17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法国向德国宣战。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一次“到柏林的军事散步”。但他碰到的已不是昔日的普鲁士，而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坚决反对分裂的德意志民族。1870年9月2日，德军在色当战役取得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生俘了拿破仑三世。至此，统一南德的障碍已除，德国的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俾斯麦驱兵直入巴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告了德国的统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也同时出任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他遵循欧洲大国的均衡原则，为德国带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的德意志，迅速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随后德国却很快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德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再次统一（1990年10月3日0时）。个人建议你依据上述资料写，概括要点加上自己的看法，小论文就成了。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