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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服饰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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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服饰研究论文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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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研究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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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技巧

(一)写作流程:

1) 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 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 文化诗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语文教学法 美学概论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明清小说研究 唐诗宋词研究 红楼梦专题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元杂剧研究 《史记》研究

古典文献学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儿童文学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青少年儿童文学概论 影视文学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民俗学 民间文学概论 比较文学概论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 外国文学史(欧美) 外国文学史(东方)

(三)参考选题:

1. 文艺学:

1.形象——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

2.“自我表现”与“ 摹 仿现实”

3.说“ 艨 胧”——对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新认识

4.面向生活——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艺术,需要呕心沥血的创造

6.“性文学’是文学表现人性的必然趋向吗?

7.试论文学的不朽魅力

8.艺术典型化的要求过时了吗?

9.“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10.化丑为美——典型化在塑造反面形象上的魔力

11.对实践派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12.试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13.简论“自然人化”与自然美

1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与本质

15.艺术美与现实美关系之我见

16.“意象”与“意境”的比较研究

17.试论艺术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18.试论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

19.社会美与自然美特点的比较研究

20.试论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

2. 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

2.论《诗经》中的爱情诗

3.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4.论《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5.论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的进步倾向

6.被压迫者的心声——汉乐府中的人民自由精神

7.《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叙事诗传统

8.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9.论汉乐府民歌与

宋代诗词研究论文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摘要: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关键词:苏轼 苏轼散文、辞赋、四六 苏诗 苏词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史论、政论—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2小品文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2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造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于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和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3叙事记游之文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的得名,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为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辞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二)、苏轼的辞赋和四六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情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3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只影自怜,寄命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二、苏轼的诗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一)、苏诗题材取向1、向外: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批判现实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蝗旱之灾:《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肌肠痛。”洪涝之灾:《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赋役之祸:《吴中田妇叹》:“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通过反思历史以批判现实。如《荔枝叹》:2、向内: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哲理的思索——苦闷与超脱——乐观旷达的精神(“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哲理的思索。《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3、苦闷与超越。深刻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诗中虽然时时有传达逆境中的苦闷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则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写苦闷者,如《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4、体现乐观、表现超越者。如《初到黄州》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4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二)、苏诗艺术风貌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1)翻新出奇的艺术技巧苏诗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南园》“春畦雨过罗纨腻”《百步洪》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妙喻连生。苏诗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云:“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对仗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山忆喜欢劳梦远想,地名惶恐泣孤臣。”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可复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2)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赵翼《瓯北诗话》云: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临流照影,汲水煎茶,在东坡笔下都写得格外生动有趣。《泛颍》“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续丽人行》咏周昉美人画“背面欠伸内人”,从虚从着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3)刚柔兼济的“清雄”风格苏轼转益多师,曾模仿过陶、李、杜、韩、孟诸家,乃至诗友黄庭坚的诗风,都能惟妙惟肖。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情趣。苏轼尤其重视两种相互对立的风格的融合,在他的创作中,十分注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少余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三、苏轼的词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成为一种可与诗相提并论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一)、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词“为诗之苗裔”(《祭张子野文》)词“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二)、对词境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5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向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生活交际、闲导读书及躬耕田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过湖州作》)有的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用自己的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三)、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具体表现:1、题序的大量使用2、典故的运用四、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综上所述,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其二,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必然。苏轼在当时文坛享有极大声誉,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门四学士,秦、黄、陈、张苏门六君子,秦、黄、陈、张、晁、李苏轼影响下的文人。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总之,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散文、词、书法、绘画都有杰出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新1版〔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3〕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4〕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唐宋诗词研究小论文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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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唐诗有其自有的宏伟霸气宋词有其独特的婉转婀娜二者无可比较既然无可比较如果要我写我就以“各自都很美,不必强求差异”为主题区展开论述。如果你喜欢抒情散文的话,就更好办了,什么“驾着想象的翅膀,梦回唐宋那个纸醉金迷的年代。”然后填充一些诗词展露文采,最后整个主题思想 要么向往当年的文化气息 要么迷恋上了哪个诗人作者啥的。挺好写的。给你一篇我的文章估计和你要的不一样 仅供参考了烟花巷里的词魂名落金榜一朝狂,抛浮名,浅低唱。奉旨填词,三变做情郎。自是穿行烟柳巷,寻佳人,访娇娘。三秋桂子弄荷塘,楚天阔,浸斜阳。心高气傲,谁人解轻狂?终生徘徊风月场,结知己,合金葬。归结你的一生,送你一首江城子。那是怎样的一种落寞,让满腹才情的你愤然选择了舍弃功名?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让年少志高的你甘心放弃执着追求?那又是怎样的一种风流,让无数歌姬为你所倾倒。无法想像,就如同谜一样的,你悄然登上了宋词之巅,又轰轰烈烈地留名而去。纸醉金迷里的风花雪月夜,烟柳巷深却难以遮盖你横溢的真情。长亭外,是你与伊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惜别之情;危楼上,是你独自醉酒“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相思之苦;寒风中,是你空惆怅“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的想念之意。你的词是盛开在温柔的北宋园里的一朵奇葩,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婉约的篇章;你的词是生长在江南水乡畔的少妇,字里行间总是结着幽怨惆怅;你的词是漂泊在湛蓝的天边的半片浮云,优哉游哉间道出没的享受。偶失龙头望,岂不是机缘?不然怎生使你安心写词。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那该是怎样的脍炙人口?莺愁蝶倦,最是离人恨,当一曲满是别离的《雨霖铃》悄然升起在宋词的东方之时,又有多少人不为之怅然?心约无声,却满载不舍。那是怎样细腻的情感,岂是追名逐利之辈能领会得来的?恃才傲物,不会伪装的你就是这样直白地演绎着生活的乐趣。宋朝的男儿,骨子里是叛逆,眼睛里是忧郁,脸上却是温德。这样的虚伪永远不会属于你,敢爱敢恨的你敢于直言:“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你将满腔的情愁洋洋洒洒地留在纸上,留在苍茫天地间。词啊,就是那狂妄不羁的灵魂的归宿吧。终生徘徊在风月场的你啊,是否早已看透?功名利禄,终归尘土,过眼烟云,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罢了。于是乎,花前月下赏不尽才子佳人;春宵一醉道不完千种风情呵!人生在世,于茫茫人海中寻一二知己,既得,尔命尔幸!如飞凤凰,显尽风流。倾千金以换佳人一笑的你,早已是家徒四壁。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片哀声,半城缟素,"群妓合金葬柳七"。青冢旁合葬了那对你一往情深的谢玉英吗?笑着的,你离开了,你的一生能按着你的意愿走完全程,夫复何求啊?轰轰烈烈地,你走了。就这样走了,烟花巷里,却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词魂,你会觉得遗憾吗?

研究唐诗宋词的论文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我读唐诗宋词不知怎么了一向不喜欢文学的我,被同学们刮起的文学风感染了。从此,我逐渐的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宋词有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它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是中国“皇帝世袭制''的光辉侧面体现,唐诗宋词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世界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比起唐诗,我更喜欢的是宋词。宋代的诗词分为两派,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豪放派的作品大多是气势豪放,雄伟壮观,意境雄浑,充满诗人的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婉约的词汇更是情感交替,词语清晰含蓄,让人眼帘湿润不可忘怀。婉转的情绪在词调中深深表达了当时时期的无力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如范成大写的宋词《西江月》十月谁云春小十月谁云春小,一年两见风娇。云英此夕度蓝桥,人意花枝都好。百媚朝天淡粉,六锐步月生销。人间双叶满庭皋,别有东风不老!多么美妙的词句,我好喜欢!我好爱读!唐代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世称诗圣,世界文化诗人,杜甫生活在由胜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被誉为“史诗”在政治黑暗人们饱受疾苦的当时,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意精湛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独自去投靠肃宗中途被安史叛军俘获,他面对凌乱的长安面对国难当头的残酷事变不顾全家个人利益的得失,在安史之乱仍未平息,唐王朝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家事国事事事忧心苦闷彷徨,在这种窖迫的形势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蜀相》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映街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落满襟!此诗写下了杜甫当时的心情,写下了在长安所见到的荒凉悲景,悲愤爱国之情贯穿全诗。向古代诗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为一名中国的中学生应该有的就是爱国精神,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我们要力争上游,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学好科学,为国家!

“唐诗宋词”塑造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民族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词牌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 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并融化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 又如李白的诗歌,在充分表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洋溢着对祖国大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等。每当我们读起这些诗句,无不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如果能再了解一些李白的生平思想,那就更好了。再如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只有了解了北南宋时期国家破败、家园沦丧、爱国志士满怀爱国情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特定历史状况,以及岳飞的生平思想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位爱国将领内心深处那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情怀,进而受到感染和启迪,并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民族文化素养。 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 朗读 → 朗诵 → 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雅”了点,“和”了点,“儒”了些。 随着“唐诗宋词”的感受、感染、感悟及民族情感蕴蓄的加深,特别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情感素质就渐渐地培养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所培养出来的文化素质将释放为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能量,获得意想不到的人文效应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感,更会在获得成功快乐的同时,享受着身为华夏子孙为国献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和幸福,那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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