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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元洪武（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统治时间277年，其间经历了16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下落不明，没有营建陵园外，其余15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园。太祖朱元璋死后埋葬在南京钟山脚下，称孝陵；景帝朱祁钰，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礼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又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帝陵。其余的13位皇帝均葬于北京昌平县境的天寿山一带，通称明十三陵。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朱世珍），被追尊为仁祖淳皇帝，就安徽凤阳原墓建为皇陵；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追尊为熙祖裕皇帝；曾祖父朱四九，被追尊为懿祖恒皇帝；高祖父朱百六，被追尊为德祖玄皇帝；因德、懿二祖葬址不详，遂就江苏盱眙熙祖原葬处建陵。葬三祖帝后衣冠，陵名祖陵；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原为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后，追尊其父为睿宗献皇帝，将湖北钟祥原王坟扩建为显陵。明显陵保护范围：东、西、北三面以外罗城为起点向外延伸150米，南面以山曲碑为起点向外延伸300米。建设控制地带（即缓冲区）：东西两面经保护范围界桩为起点分别向外延伸500米，南、北两面以保护范围界桩为起点分别向外延伸600米和550米。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孝慈高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的明孝陵壮观宏伟，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依历史进程分布于北京、湖北、辽宁、河北等地的明清帝王陵寝，均按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营建，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故而有“明清皇家第一陵”的美誉。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2003年7月3号决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修建工程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动工，于洪武十六年完成了陵墓的享殿等主体工程，先后调用军工10万，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其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明孝陵在清代曾受到过多次重创，尤其清代咸丰年间的战火几乎让明孝陵地表建筑毁于一旦，康熙手书的御碑甚至倒地破碎。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曾国藩奉诏祭陵，才着手修复明孝陵。当时，曾国藩派员勘估，明孝陵维修实际需白银20万两，但是清朝财政拮据，结果最后只用了740两银子做了一些小维修，那块「治隆唐宋」御碑也被扶起粘合，至今碑身上还看得到一道补过的裂痕。原本人们可以从石碑左右二边绕过，而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石碑左右都被水泥所固定，一直到屋顶；所以要先从御碑殿出来，才可以看到龟趺的后面。方城的后面是朱元璋及皇后马氏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宝城厚实坚固，依山势高低起伏，下砌巨石，上用明砖垒筑，厚约1米；在南边石壁上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大字。整个陵园明朝时曾种植松树十万株，放养悬挂银牌的长生鹿一千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损失净尽了。至今明孝陵从未被盗过。史料记载，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下令建陵。第二年8月，马皇后去世，9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明孝陵永乐3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明皇室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建成时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十万株，养鹿千头。明孝陵原有红墙周长公里。自下马坊至宝顶，绵延十数里，布局宏伟，规制严谨。自前至后有下马坊、神烈山碑、崇祯时期立禁约碑、大金门、碑亭、渡嵛桥、神道石刻、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殿门、孝陵殿、宝城明楼、崇丘。因屡遭兵火，明孝陵除陵寝地宫外，现仅存神道、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等。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做了31年皇帝的朱元璋去世，礼葬孝陵。朱元璋及皇后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它的四周有条石砌成的石壁，其南边石壁上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7个大字。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历经600余年的风雨之后，宝城墙体出现了局部坍塌，墙面剥落，个别地方因为地基沉降逆向撕裂而形成巨大裂缝。南京市文物部门先后投资300多万元，采用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的保护方案，按照修旧如旧的要求，对墙体进行了维修，如“缝合”裂缝，整平“墙面”，对变形的墙体进行修补和防水防渗漏“手术”。为方便游客一睹“龙脉”真容，还修建了一条青石板游览步道，让游客能登上宝顶看到明孝陵全貌。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皇家陵寝的总称，依次建有长陵（明成祖）、献陵（明仁宗）、景陵（明宣宗）、裕陵（明英宗）、茂陵（明宪宗）、泰陵（明孝宗）、康陵（明武宗）、永陵（明世宗）、昭陵（明穆宗）、定陵（明神宗）、庆陵（明光宗）、德陵（明熹宗）、思陵（明思宗）。明十三陵坐落于天寿山麓，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距离北京约五十公里。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代术士认为，这里是风水胜境，绝佳吉壤。因此被明朝选为营建皇陵的万年寿域。该陵园建于1409～1645年，距今已有300～600多年历史。陵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明代时，于途中的沙河镇北，建有七孔石造朝宗桥。在镇东，则筑有壮丽的巩华城。该城原为嘉靖皇帝祭陵时中途休息的行宫，现仅存遗址。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原名黄土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明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见图）。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 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千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明十三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并将十三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2011年，国家旅游局批准明十三陵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明显陵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公里纯德山的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壑献皇帝朱祐杬和母亲慈孝献皇后蒋氏的合葬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最具特色的一座帝王陵寝。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圆陵墓面积平方公里，是我国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王陵墓，是中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其“一陵两冢”的陵寝结构，为历代帝王陵墓中绝无仅有。明显陵的建筑格局，从整体看，宛如一个巨大的“宝瓶”，分内外围城，外围城高6米，宽米，长3500余米，红墙黄瓦，随山势起伏，雄伟壮观。外围城南端为两重陵门，称新、旧红门。红门内似如游龙的神道连陵寝，神道两侧建有龙凤门，石雕文武臣、将军、立马、臣马、麒麟、像、骆驼、狮子、獬豸、华表、御碑亭及龙行神道，九曲河蜿蜒其间，其上架有五道汉字白玉石拱桥。内围城建有棱恩门、棱恩大殿、陵恩门、明楼、茔城、瑶台等，建筑宏大，雄伟壮观。特别是呈“8”字形的两大茔城，两座隐密的地下玄宫由瑶台相连，神秘莫测，隐藏着一段动人心魄的宫庭历史。外围城外，原建有陵卫、更铺、军户、礼生乐户等。明显陵布局巧夺天工，工艺浮雕精美绝伦。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共47年，其围陵面积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蜿蜒起伏于山岚叠嶂之中，雄伟壮观，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遗存最为完整的城墙孤品，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布局构思巧夺天工，殿宇楼台龙飞凤舞，工艺浮雕美绝伦、一陵双冢举世罕见，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显陵之奇特主要源于王墓改帝陵而形成的一陵双冢举世无双的孤例而弥足珍贵。显陵的墓主朱佑杬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熜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3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献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显陵以其独特的环境风貌、精巧的布局构思、宏大的建筑规模、丰富的地下宝藏及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而受到国家文物专家的高度重视，八八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九年三月国家文物局又将其作为明代唯一的一座帝陵，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已投票通过，将我国湖北钟祥市的明显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0年明显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联合国专家让.路易.卢森先生视察显陵后感到十分惊讶，将显陵称之为“神奇的明显陵”，对至今已历时115年仍保持完好的外逻城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对显陵的保护维修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显陵的建造是明嘉靖初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礼议”的产物。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因武宗没有子嗣，慈寿皇太后和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决定遵奉“兄终弟及”祖训，在他们炮制的武宗遗诏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的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 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是为明世宗。按照封建主义的伦理，朱厚熜应过继给孝宗皇帝做儿子。但世宗为自立体系，效仿朱元璋迫尊四世先祖为皇帝的例子，追尊死去的父亲为皇帝。此举引起朝臣激烈反对，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大会公卿召集言官，六十余人联名上疏，极力反对。而以张聪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则阿谀世宗，提出“继统不继嗣”，双方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争论。1524年（嘉靖三年）朱厚熜敕渝礼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反对派见此“大集群臣九卿23人，翰林21人，给事中、御史、诸司郎官及吏部、户 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属及大学士毛纪、石瑶等200余人，相继跪在左顺门，自早至午”。世宗数次命司礼监传其手偷，令群臣退去，可是群臣依然“伏地如故”，进行抗议。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显陵是18座明陵中第12座帝陵，建筑时序属于中期，在明代帝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意义。 月芽城制度 月芽城是方城与宝顶之间的一个月芽形小院，俗称哑吧院。月芽城是供皇帝行覆土礼而设置的。每年清明节，皇帝要在此向宝顶培置13担净洁的黄土。月芽城制度由孝陵开始，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及显陵一直沿用。 前朝后寝制度 明代帝陵是按前朝后寝的制式而布局，前朝即棱恩门、棱恩殿和左右配殿等组成；后寝即方城、明楼、圣号碑、宝城、宝顶及地下玄宫等组成。前一部分是举行日常祭祀的活动中心，棱恩殿中设有三间暖阁，中间放有神寝即皇帝、皇后的神主牌位；后一部分即墓主人棺椁安寝之所。原则上只有皇帝才能进入这一区域。这一制度为显陵所继承。“陵制当与山水相称，恐难概同。”明世宗崇信道教，显陵在继承“天寿山七陵之制”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些新的建置。 新旧宝城与瑶台 在明代帝陵中，显陵两个宝城的建置可谓绝无仅有。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墓主人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前宝城建于1520年（正德十五年），是墓主人为藩王时按其规制所建造的亲王坟。后一宝城建于1539年（嘉靖十八年），是墓主人被迫尊为皇帝后所建造的宝城，两座宝城之间以瑶台相连，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独特的排水系统 显陵以一条弯曲的九曲河，将松林山主脉（祖山）流下的水，巧妙地从陵区排除。九曲河上按地势高低设有聚水泄洪的堤坝，分区段保留了明净的水面，净化了陵区的环境。虽然明代各陵都非常重视陵区的排水、泄洪，开挖或利用天然河流形成御河，然而显陵御河以其排水体系之完善、体系风水理论之完美，与前七陵形成显著的区别。显陵的前后宝城各有向外悬挑的散水螭首16个，将宝城上的水直接排向城外。此前，天寿山七陵宝城是向内排水的，其后修建的永陵、定陵继承了显陵这一排水方式。龙形神道的做法，显陵中轴线上修建有一条弯曲如龙形的神道，其做法是中间铺石板，两侧镶嵌鹅卵石，外边以牙子石修束，俗称龙鳞道，也为明代其他陵寝神路所无。外罗城前端因池塘和东南砂山影响，依山就水建造歇山顶宫门一座，名新红门，面 阔18．5米，进深8米，有券门三洞。门前有下马碑两座，上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新红门右侧依原有天然池塘建有外明塘，外明塘后为三道御桥。过御桥为正红门，正红门红墙黄瓦，歇山顶式，面阔18米，进深7．8米，有券门三洞。进正红门神道正中毫立着高大的睿功圣德碑亭，平面布局为方形，面阔进深均为18．3米，占地334平方米，汉白玉台基，下设石须弥座，上为重檐歇山顶，四边各开有券门，正中立龙首龟蚨睿功圣德碑。碑亭后63米处设御桥三座。 过桥便是陵区最主要的墓饰建筑，迎面为汉白玉望柱，通高12米，下为方形须弥座，柱身为六棱形，二层束腰云盘托着圆柱形有云龙纹浮雕望柱头。望柱后排列着石像生群、计有狮子、懈貂、卧骆驼、卧象、麒麟、立马、卧马各一对；武将二对，文臣、勋臣各一对，造型生动，排列有序。其后为龙风门，作为石像生的依托，龙风门设计十分精巧，为六柱三门四楼冲天式牌楼，方柱上悬出云版，上覆莲座，莲座上各雕有一尊朝天吼、正身立火焰宝珠，石墩，坊身仿木作设额枋、花板、抱框，上额枋设有门簪，方柱前后夹有抱鼓石，影壁墙下设须弥座，上盖黄色琉璃瓦，整个龙凤门不仅洁白耀眼而且金碧辉煌。
明朝陵墓特征：
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这是明清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的明代诸皇帝的陵墓区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明十三陵”。
明代前期，由于皇权专制，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严禁后妃参政，这个政治特点在葬制上也有所体现。在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据史书记载，在宣宗的嫔妃殉葬的队伍中，有一名宫廷女官叫郭爱，擅长诗文，入宫才二十天就被迫去殉葬。
据《李朝实录》记载：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她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活活吊死，惨不忍睹。明朝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谋从谋一律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祗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边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真可谓壁垒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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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陵墓代表——中都皇陵特点：
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西南方向。陵冢高大雄伟，登上陵顶环顾四方，南有丘陵绵亘数百里，北临淮河滔滔东流去，东西二隅地势逐渐内底。皇陵头枕山峰，足登淮水，犹如仰卧在巨大的躺椅之中。
皇陵陵园前的神道石像雕体形高大，雕工精美，都是用巨大的青石细细雕琢而成的。其中的石马是群雕中的佳作，石马背负锦鞍，昂首嘶鸣，鬃毛披动，形态逼真。据说，南来北往的马匹，远远望去总是挣脱缰绳跑到石马前欢跳，这真是可谓以假乱真！可见雕刻技巧之高超了。
陵园里的石碑仅剩下“皇陵碑”和“无字碑”两通，都是龙首龟跌，气势壮观。皇陵碑的碑文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以及参加起义军、东渡大江、建立明王朝的峥嵘历程。文字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浓烈。无字碑，寓意朱元璋祖辈功德无量，难以用语词表达。今碑以断为三截。
明中都皇陵是明朝第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其豪华侈丽的规制继续了汉唐两宋的传统，开创了明清时代的风格，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都皇陵
百度百科-陵墓
明清陵墓墓室全部用高级石料砌筑的拱券，与无梁殿相似。数室相互贯通，形成一组华丽的地下宫殿。陵墓建筑并非是单一的建筑体，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已逐步与绘画、书法、雕刻等诸艺术门派融为一炉，成为反映古代先民多种艺术成就的综合体。
古代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其中以佛教最为兴盛，道教、伊斯兰教次之。现存的宗教建筑无论是数量、技术或者艺术质量，都在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反映了建筑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
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
（一）“前朝后寝”规制，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生前死后都应有同样的规格生活。
（二）严厉的“下马碑”和禁止出入禁约，反映了皇权的不可侵犯，君臣规矩不许逾越。
（三）十三陵主神道上石兽、文武百官石像为死后的皇帝服役侍立，反映皇权无比威严。
（四）火焰牌楼等神化建筑，象征死去的皇帝威焰仍然冲天，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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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陵主要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殿宇、房舍千余间，陵丘、石刻群等。明末以来，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宫阙殿宇废为遗址，现仅存陵丘及石刻群。
明皇陵与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为同一制度，明皇陵虽非帝王之陵，但“宫阙殿宇、壮丽森严”，享殿、斋宫、官厅数百间，皇陵神道总长257米，石像生32对，皇陵碑文为朱元璋亲撰，石象生数量之多、刻工之精美为历代帝王陵之冠，其艺术风格绝妙，堪称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大型石雕艺术精品。
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皇陵
明代陵墓形式，不管是皇陵还是王陵都为中轴对称，就是有一条贯穿中轴，从最外的牌楼开始，直通到五供台的一条甬道。一般是从石坊、牌楼进入甬道，穿过翁仲石兽，过升仙桥到城门，从城门进去再到棱恩门，经过广场到棱恩殿，殿后过一道牌坊进入主陵区，主陵区首先是五供，之后是供品石台，再后是神道碑，碑后面看到的就是宝顶（墓穴封土），在神道碑和宝顶之间有墓门，从墓门进去就是倾斜向下的墓道台阶，最下段通前墓室，前墓室是下葬时举行仪式和祭祠的地方，前墓室与墓道用金刚墙隔断，但是如定陵已打开，进入前墓室的墓门上有翘角飞檐，通常前墓室两侧有随葬品室，后侧为后墓室，后墓室后部有石台，即棺床，是放棺椁用的。
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实行科研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秦俑博物馆决定设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拟定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并提交馆党委会研究，2007年8月27日，经馆党委会研究决定，通过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产生办法、组织形式、权利义务、议事规程。依据章程，每一委员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群策群力，积极为秦俑博物馆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献言献策，在馆党委的领导下，紧紧依凭学术委员会，制订博物馆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审查、推荐及评审办法；科研成果评奖管理办法；课题申报与管理办法；科研课题及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通过制度来管理科研，促进科研的发展。2012年9月13日，秦陵博物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委员改选大会，依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根据投票选举结果、经2012年9月19日院党委会议研究：一、曹玮、田静、周铁、吴永琪、郭向东、张卫星、党士学、朱学文、史党社、彭文、赵昆同志担任秦陵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二、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曹玮同志担任，副主任由田静、周铁同志担任。下设办公室，主任由田静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武天新、朱学文同志担任，秘书由芦建华同志担任。 获奖人 获奖论著或项目 获奖时间、等次及颁奖单位 袁仲一 《秦代的陶文一组》（论文） 1982年获得陕西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秦俑考古队、秦俑博物馆 《秦陵二号铜车马》（专刊） 1986年获得陕西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袁仲一 《秦代陶文》（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文立 《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论文）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仲立、党士学 《秦陵铜车马车舆结构与车舆衣蔽再探》（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文立等 《秦始皇帝陵》（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孟剑明 《秦汉经济学说之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复制技术 1995年7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4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四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袁仲一等 二号坑陈列艺术照明工程试验研究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97年12月获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命名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吴永琪等 计算机多媒体文物管理系统 1997年9月获得1996年度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张文立 《秦始皇帝评传》（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文字类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仲立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 《传播在博物馆中的作用》（论文）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等 《秦政治思想述略》（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等 陕西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陪葬坑第一阶段发掘 1999年11月荣获1996年至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获得2001年——200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仲立 《才士才官考论》（论文）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 《秦都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4年1月获得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2005年1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俑土遗址及相关文物防霉保护研究 2005年11月获得国家文物局2005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溢彩流光——陕西出土秦金银器展”（展览） 2005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最佳综合效益奖 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陕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秦陵二号铜车马》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考古与文物丛刊 2 《秦代陶文（上中下三编）》 袁仲一 三秦出版社 3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袁仲一、吴永琪、张文立、张中立 西北大学出版社 4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5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6 《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 《文博》编辑部 陕西人民出版社 7 《秦俑研究文集》 武伯伦、张文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8 《秦俑研究文集》 袁仲一、张占民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9 《秦陵传说轶事》 王宝玲、黄晓明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秦史人物论》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1 《秦文字类编》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秦刑罚概述》 王关成、郭淑珍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博物馆学论文选》 李淑萍 西北大学出版社 14 《博物馆学论著要目》 孟剑明 西北大学出版社 15 《讲解艺术论》 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 西北大学出版社 16 《秦建筑文化》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7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 张仲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 袁仲一 文汇出版社 19 《咏秦诗》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 《秦成语典故》 朱思红、朱君孝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1 《秦俑艺术论集》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2 《秦政治思想述略》 徐卫民、贺润坤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3 《秦始皇帝评传》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4 《秦俑学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5 《秦帝国史》 王云度、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6 《秦始皇帝陵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三秦出版社 27 《博物馆里的计算机》 郭宝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8 《秦宫廷文化》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9 《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 张志军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0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31 《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2 《秦史研究论著目录》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3 《秦文字通假集释》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4 《秦俑学》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5 《遗址博物馆学概论》 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36 《秦都城研究》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7 《秦军事史》 郭淑珍、王关成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9 《秦俑秦文化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出版社 40 《秦陵兵马俑》 何宏 陕西旅游出版社 41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讲解词汇编》 何宏、芦建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2 《秦俑百题》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3 《秦战争述略》 张卫星 三秦出版社 44 《中华秦文化辞典》 袁仲一 西北大学出版社 45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 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 三秦出版社 46 《秦汉文化史大辞典》 林剑鸣、吴永琪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47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袁仲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 48 《博物馆工作研究》 田静 陕西人民出版社 49 《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 雷衣群、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50 《秦学术史探赜》 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51 《话说秦史——秦始皇帝》 彭文、赵震 陕西旅游出版社 52 《骊山史话》 张敏、张宁 三秦出版社 53 《历史的瞬间——各国领导人在秦俑》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54 《秦兵马俑坑》 袁仲一 三联出版社 55 《秦甲胄研究》 张卫星、马宇 陕西人民出版社 56 《秦始皇陵及秦陵兵马俑》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7 《秦文化论丛选辑》 《论丛编委会》 三秦出版社 58 《秦俑博物馆二十五年纪念集》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9 《陕西出土秦金银器》 吴永琪、罗文利、郭向东、朱学文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60 《梦幻的军团》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61 《秦始皇》 张敏、张文立 西安出版社 62 《博物馆学论文集》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63 《华县东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4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雷玉平 西安出版社 65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6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7 《战国铜鼎回归记——捐赠实录》 吴永琪 68 《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 张文立 科学出版社 69 《走出帝王陵》 刘珺 西北大学出版社 70 《秦陶文哦新编》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71 《回顾与创新——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三秦出版社 72 《开创宏图——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西北大学出版社 73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4 《文物巡展的探索与思考——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5 《平庐影谱》 董作宾 三秦出版社 76 《殷暦谱》 董作宾 巴蜀书社 《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汇集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的大型图录。《秦陶文新编》：袁仲一、刘钰著，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编，共收录秦代陶文及刻符3370件，是在《秦代陶文》艺术的基础上吸纳新发现的资料纂成。《平庐影谱 平庐印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先生遗稿》：董作宾著，三秦出版社出版。《殷暦谱》：董作宾著，巴蜀书社出版。全书线装，一函8册，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手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初版影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秦始皇陵的二号兵马俑坑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报告。《回顾与创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纪念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而出版，分“回顾篇”与“创新篇”。《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张文立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文物巡展的实践与探索——“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巡展工作的亲历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回顾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有朋自远方来——参观秦俑的各方贵宾》：吴永琪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精心选辑了200余幅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中外贵宾参观秦兵马俑时的情景，以此角度反映出秦俑的巨大魅力与广泛影响力。《开创宏图——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献礼之作，由集体创作编纂，回顾了博物馆三十年来各方面工作情况。《走出帝王陵》：刘珺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文化散文形式叙述历史与生活的学术作品。通览全书可见，作者认为在显见的历史之外，另有一种隐藏的历史存在。《走出帝王陵》所欲达成的，正是对这种隐性历史的探寻和理解。《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的顺利召开，将参会代表提交的85篇论文，分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博物馆研究学研究三大类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顺利召开，将专委会成员提交的涉及考古与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博物馆管理模式、展示方式、教育活动、与媒体合作形式，以及文化遗产管理、虚拟博物馆技术、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等20余篇学术论文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
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灭六国而完成中国的统一，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这里简要概括一下： 一、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此之前，中国地域内有许多分封的国家，各国有自己的国君或王，中央的商或周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限；各诸侯国之间常发生战争，极大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度，设立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郡、县、乡、亭、里等多级管理基层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延续。 二、统一文字、货币。在此前，各国使用的文字不同，来往的文书经常相互之间不能看懂，对国家的文化和交流十分不便；秦始皇时强制统一成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作为中国唯一规范的文化一直用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区使用的货币也不一样，有圆形的、刀形的、铲形的，还有贝壳、龟甲或玉片等等，秦始皇将货币统一金和为外圆内方的铜币，这种铜钱直到沿用两千多年后的清朝。 三、统一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在秦始皇前，各地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比如说，你想买一尺布，到其他地方连一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或者这边的一斤米，到那边的称不叫一斤，又叫另外一种单位了；秦始皇时规定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叫分、寸、尺、丈。这些名称现在还在使用；量具容积的单位叫合、升、斗；重量（衡）的单位叫铢、两、斤、石，这些单位也是到现在还在使用。铢是由于铜钱的重量是以铢计的，如半两重的铜钱叫5铢钱，后来把“1铢”叫做“1钱”了。现在还是10钱=1两。 四、修建驰道，疏通河道和渠道。也就是连接全国各郡县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和省道）。大大的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 五、修建长城，原来各国之间都有一些长城，但北方的长城不完整；统一后他下令把原来国之间的长城拆除，再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六、开拓边疆。在中原各国相互征战，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乘机南侵，攻掠秦、赵、燕三国的北方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派数十万大军万大军北伐，击败了匈奴，稳定了北方边疆；南攻岭南的百越，把两广并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 上面几条是对秦始皇的所做一些简要的概括；这些事情在他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创于他，并且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在他以后的皇帝，治国管理无一不是在他这个机构框架下对国家进行管理而取得成就的，他们创造的伟业，有很大的原因是得益与秦始皇为他们奠定的基础；在前人没有的前提下，完成这么多的体制变革和文化变革，以及众多的建设工程，需要做多少工作呢？而且从秦始皇完成兼并六国，到他去世，仅有11年时间；就在这短短的11年里，秦始皇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不仅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君王，而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最高的领导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秦始皇，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和贤人都不可能做得到的。 再看看历史上其他被称为贤明的帝王，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以及康熙、乾隆等等，他们创造的“伟绩”有哪一个能和秦始皇相比呢？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和能沿用数千年的“软件”呢？从这方面讲，秦始皇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伟大的君王。 然而，秦始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其他几个皇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始皇被带上了一个头号暴君的头衔。这个“暴君”的称号，不仅使他一生的绝世光辉大失色彩，甚至在传说和戏剧中多成反面人物，这么一个最伟大的君王的地位，往往被其他超过。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真的如同人们心目中那样的暴君吗？ 人们了解和分析历史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是很片面的；史料的编辑者的观点和心态，往往会影响到读这部史册的人。如果史册记载不实，会给人们带来与错误的结论甚至与历史情况相反的概念。作为历史人物的秦始皇，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所了解的秦始皇，无一不是从史册中的记载和描述，形成了他的形象和对他的看法。更多的人们都是从传说、演义、和戏剧中得来的。人们从这些途径中得到的秦始皇的形象总结出这么一个秦始皇：残暴、贪婪、寡恩薄义，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滥杀无辜，嗜杀成性……把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征都加到了他的头上，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都不是坏事：统一六国被认为是贪婪；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独断专行；修道路疏通河渠修水利的好事没人提；修长城本来是为了保护北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结果又被编出一个孟姜女哭倒800里长城的荒唐神话…… 史书上对秦始皇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多有记载，但一些没有根据的，或者是莫须有的事件扣加在了他的头上；在加上演义，小说和戏剧的渲染和扩大，使他戴上了“天下第一暴君”的帽子；由于这个印象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极深，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致现在如果谁说秦始皇不是很残暴（不敢说其不暴），就会被众人认为在歪曲历史，受到责问甚至攻击。这些坚持认为秦始皇是“头号暴君”的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心中根深蒂固这个概念的正确性。 为什么秦始皇会给人们留下如此的印象呢，这地从他所出的时代和所做的事情来分析。他所做的被人非议且具有影响的事情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讨论：（1）兼并六国进行的战争造成的相当多人员伤亡；（2）在执行统一后的体制改革，文化统一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高压政策；（3）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征调了相当多的人民服徭役；（4）开拓疆土和保卫边疆的战争中征调了相当数量的人们服兵役。 在以上四项中，第二项看似不如其他难，实际上却是难度最大，并且对中国此后两千多年历史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废除地方割据，实行中央以下的郡、县、乡各级管理机构，要对全国的每个区域进行分划，安排任命各级官员以及规定他们的职权及上下级之间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在过去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完成全国各地的布置和安排，要进行多么庞大和繁杂的工作在。在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过程中的工作也是相当庞大的，比如说，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还必须把标准的文字式样样本分发到各地，找人负责宣传和推广执行；当时不仅没有印刷，而且连纸都没有，用刻抄的竹简和帛书分发到各地，并且在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而度量衡的统一，必须做好标准的尺，标准斗、升量具，以及标准的称，分发到全国各地；这么大的国家，知名度的地方，要做多少，如何安排使用和推广，需要相当仔细的考量啊，因为当时生产和制造能力远不能和现在相比，怎样才能以最小的花费达到效果，需要有相当的能力和智慧。秦始皇在短短的十一年就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以致这些工作的成果被我们中华民族各代享用了两千多年。但也就是这项工作使他在他之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千古第一号“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统一文字，必遭到原来六国文人的激烈反对；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文字统一，他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和高压政策，对拒不执行并阻碍他人执行者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由于在文化领域上的强硬行动，得罪了以儒家为主的读书人；而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的文化领域几乎都是被儒家子弟所左右，史册书籍和文艺戏剧、演义、小说基本都是出于儒生之手，从这些人手中出来的书中所描写的秦始皇是个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们对秦始皇残暴的证据多数都是从司马迁的《史记》等“正史”中引摘；而作为读书人的司马迁，他和秦始皇生活不是同一个年代，书中的史料也来自前人的记载和传说，也同样受在他之前的读书人心态的影响；书中也难免有失实的地方。很多书中记载的阿皇宫，并没有说，地广三百余里；但多种史书和故事戏剧及诗词都加以扩大，加以想象和发挥而至。最近考古发现的阿皇宫遗址，前殿8万多平方米，总面积仅60多万平方米，还不如现在的故宫（72万平方米）大，而且还是建到一半就停工的未完的工程；另外多种史书中记载的长平战役，秦军坑杀被俘的赵军40余万，这是大可推敲的问题，赵军参加战役的军队总共45万，出去进攻时不可能一个守城的都不留，另外就是在战斗中60万秦军损失过半，而40多万赵军却还能保持原来40多万的人数，这对当时强悍的秦军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出了一个取得歼敌一半而自己保持完好战绩的40万赵军，竟然被剩下的30万秦军全部俘虏的可笑结局。 假设赵军在战斗中损失一大半，剩下的10多万被俘后坑杀，这样的结局似乎更站得住脚；这些史书的坑杀40万战俘的记载给人们加深了秦军残暴的印象。由于得罪了读书人，所以从他们手中出来的各种史料不仅把他描述成为魔鬼般的暴君，而且对他的形象加以丑化，把自己民族的一个伟大人物描述成为一个身形猥琐、身体孱弱的形象。 “峰准,长目,挚鸟膺,挚,豺声”。他们笔下的秦始皇不仅五官身形无一是出，而且可以从这些描写中推断出他有比较严重的气管炎和软骨病，伴有身理变态和心理变态。。。。。。我们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君王，究竟是不是史书上描写的这个模样呢？ 对于史料记载的真实性，生活在距他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无法直接证实史料记载的真伪，用其他史料来做依据，并不是好的办法，况且，几乎所有的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的秦始皇，都被描写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君；因此只借助史料，我们无法做出正确的推断。从史料记载的其他和秦始皇相关的事情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和史料记载的秦始皇有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秦始皇健壮威武，并且武艺高强。 他是否英俊潇洒不能确定，但身体健壮可以确定的，其一，他每天阅读和批示的奏折都是用竹简雕刻的，全国各地每天送来的竹简奏折重量至少在几百斤之多，但他在五十岁的年纪还是亲阅奏折，并批示；第二就是“图穷匕首见”之事，荆轲是燕国万里挑一选出来的杀手，武功一定不同寻常；结果在占有先机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竟然伤不到秦始皇，并且在秦始皇拔出佩剑后与之也是单打独斗，这万里挑一的高手都不是秦始皇的对手，几招过去就败在秦始皇剑下；可见秦始皇武功之高。至于他的威武，叙述他威武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与荆轲同去的秦舞阳，本来是抱着必死之心而去的，但看到秦始皇的威武，竟然被吓得失态。 二、秦始皇胸怀宽阔，对人诚恳，善于用人、勇于改过。 秦始皇的手下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他们能够如此长时间为秦国效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如此多的事业，与秦始皇的胸怀宽阔，对人诚恳是分不开的。 三、最富有了中华民族宽阔包容的心和 他不像当时欧洲的亚历山大、古罗马那样，只重征服，过后只是奴役被征服的国家和民族；秦始皇在征服六国后，即刻开始对原六国各地进行修道路，疏通河渠，发展农业，把原六国的人们和原秦国的人们同等看待。为这些人们融合形成汉族打下了基础。 四、大规模的徭役多数是出于当时的形势所迫。 当时中原刚统一，各地原来的贵族势力还很强，若不保持中央各地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国家随时会处于再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必须尽快改善中央到各地及其他各郡、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因此须尽快建设道路。 由于多年的战争，原各国的农业设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或因战争而年久失修；在统一后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花相当大的人力来疏通河道，修复水渠，对水路交通和农业灌溉都有利，是很有必要的。 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很大的负担。秦始皇修长城不是他开创的，他只是把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史书上却把修长城造成的苦难全归罪于秦始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史书上谴责和攻击最多的是他动用70多万人修建长达300里的巨型宫殿---------阿房宫。这个尚未建成的宫殿并不像一些史书和文人描写的那样宏伟巨大，言过其实。巨大的陵墓，的确耗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给人民增加了许多负担；消耗了国家的大量人力和财力。 五、与其他皇帝相比，秦始皇并不算什么暴君。 这是最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个观念能成立，那么我们几千年的观念就得被推翻。排除史书人为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件来分析秦始皇的行为，看其是不是一个暴君。 首先，我们从当时的人口变化来看秦军的杀戮性，据多方面史料分析，在秦国兼并六国之前，七国人数合计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而秦统一后的人口大约在两千万左右；经过如此规模的战争，全国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减少；而其他朝代的更替过程中，人口减少情况一些数据如下：西汉--东汉（合邪去死），人口从5900万减少到2700万；东汉--三国--西晋，人口从5900万减少到800多万；隋朝---唐朝，人口从4600万减少到2000多万，南宋+金-------元朝，人口从1亿减少到2300万；蒙元----明朝，人口从7400万减少到6100万；明朝-----满清，人口从7000多万减少到2000多万；与其相比，秦朝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造成人民死亡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并且从正史和野史都没有提到秦军大规模的屠城和屠杀平民的事件；也没有看到关于战后田野荒芜，城市变废墟等现象的描写；说明秦始皇手下的军队并不是一只嗜好杀戮的军队。 第二就是，秦始皇在他的陵寝中陪葬了成千上万的兵马俑。 这说明秦始皇是爱惜人民生命的。在过去，君王以活人陪葬是及其普遍的事情，不仅君王，就是贵族都时常以多人陪葬；秦始皇作为一个当时拥有天下的大帝，完全可以用一些活人为他陪葬，连年征战抓获是战俘应该也是人数众多；但他没有这么做，安排这么多人，花这么多功夫做出了成千上万的陶人来代替过去常用的活人，这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为此后绝止活人殉葬做出了表率。 第三就是善待原六国的贵族后裔。部分贵族被俘后没有对他们进行杀戮，而是将他们迁居到自己所住的咸阳附近生活，这样便于管理，防止他们重新分裂国家。此举是非常仁慈的方法；而且也没对六国其他贵族后裔和军人、进行追杀，如当时的魏豹，甚至曾经消灭秦军20万的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项梁和项羽，都没有对其追杀；大家想想，能做到这样宽容的君王，会是“暴君”吗？ 第四就是“焚书坑儒”事件。如果不对当时的文字和文化进行统一，不仅国家面临随时分裂的可能性，甚至连汉族这个民族都有可能不会形成；所以统一文字是当时最迫切的工作。为了使全国能够尽快统一文字，也许他自己也预感到上天给他的时间并不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面前这么多的工作，不得不采取一些高压手段，迫使自己的政策和计划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在文字统一的工作中，受到了原六国的读书人（主要是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的反对使秦始皇的文化统一工作被严重迟滞；经多次努力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将460名儒生处死，这一行动起到杀一儆百的效应，使自己的计划得以在他有生的十一年之中完成。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不是秦始皇在他统一后有生的这11年间完成文字文法的统一，他一死，儿子是没法完成了；要等几代才能将文字统一呢？所以说，他采取这一行动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这一行动对中国文化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在杀了460个人，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震慑效果，并不能以此说明秦始皇嗜杀；与历史上其他皇帝（抛开成吉思汗和蒙元几个杀手）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朱元璋、朱棣、以及满清的文字狱，哪个皇帝杀掉的人没超过460人？尤其是满清的剃头令，在“留发不留头”的过程中，杀害的人数以万计；就是“贤明”的唐太宗，所杀的人应该也不会比460这个数少很多。与这些君王相比，他似乎并非够得上“暴君”的称号，“天下第一暴君”的帽子更不应该扣在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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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始皇的生父：公元前259年，嬴政生于赵国。
从秦国国君的世系看，他的父亲是当时为质于赵国的秦公子楚（即异人，后立为庄襄王）。
《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记载了一个嬴政实为吕不韦之子的传奇式故事，说吕不韦先与一个能歌善物的赵姬同居，知赵姬有身孕后，让赵姬去勾引子楚。
不久子楚爱上赵姬，吕不韦便把赵姬献给子楚。
赵姬生下嬴政后，子楚就立赵姬为夫人。
子楚回国继承了王位，死后把王位传给子政。
……说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形象。
如孔子和耶稣都是私生子。
2、秦始皇的长相：《史记??秦始皇本记》有一段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据此，有人指出，秦始皇的相貌是无法恭维的，因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这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
所谓“挚鸟膺”，就是医学上所说的鸡胸，这是软骨病的一种症状。
“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鼻梁凹陷。
“豺声”则表明秦始皇有气管炎。
软骨病患者，骨的发育不正常，因而胸廓、鼻梁的形状都发生变异，胸、鼻的畸形，又造成气管炎的经常发作。
至于“长目”，即“马目”，是眼球突出的病状。
由于上述种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不仅丝毫谈不上相貌堂堂，而且多病缠身，难怪他脾气那么暴躁。
3、秦兵马俑：秦兵马俑坑，位于陕西省临潼骊山县骊山脚下。
自1974年被发现以来，引起国内外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以及广大旅游者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
兵马俑坑建造规模宏大，埋藏的文物丰富、精湛，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秦兵马俑坑布局严整，结构奇特，布成军阵的陶人或着铠甲，或披战袍，手持矛、戈、戟等兵器，姿态神情各异，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身份、兵种、性格、可谓 如生。
由于兵马俑坑建造坑近于秦始皇陵，因此自发掘以来，国内外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是秦始皇的陪葬坑。
也就是说，这支装备齐全、威武雄壮的兵马俑队伍，是守护黄泉之下的秦始皇。
……这些陶俑的数量如此巨大，仅被发掘出土的就近万个，且它们真实而规范，又带有不同的个性。
兵马俑在流传至今的任何史书中都毫无记载，可以说是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实在很令史家惭愧。
4、秦始皇陵在今陕西省临潼县成城东五公里外，南靠骊山，北临渭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座帝王陵墓。
陵墓的朝向为坐西向东，这是一个奇特的布局。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以朝南的位置为尊，帝王即位常称“南面称孤”，这“南面”也就是面朝南的的意思。
历代帝王的陵墓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而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愿意坐西向东呢？一种意见认为，秦始皇生前派谴徐福东渡黄海，寻觅蓬莱、瀛洲诸仙境，又多次亲自出巡，对东海仙境十分向往。
可惜徐福一去杳无音信，回归无期，使始皇帝亲临仙境的愿望如同泡影，这不能不成为秦始皇晚年的一大遗憾。
即使生前得不到长生之药，死后也要面朝东方，以求神仙引渡而达天国。
于是秦始皇建造了这坐西向东的陵墓。
5、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自己的功绩，是历史上的帝王不可比拟的。
他认为品德超过三皇，功盖五帝的，自称皇帝。
皇帝自称“朕”，下令称“诏”。
崇尚黑色。
6、秦始皇迷信：他有一次因风水受阻而不能渡湘水，归罪湘君女神作崇，于是遣发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树木以资报复，可见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对，而不是震惑于超自然的力量。
7、秦始皇实施一系列的统一措施：
①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大权独揽，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
“三公”由皇帝任免，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
在地方建立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每一个郡有守（等于省长）、尉（等于边防区司令）和监（等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设县，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
②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中国的文字在战国时代已有分歧的趋势，自此以篆为标准。
度量衡的单位也标准化，车轴的长度也随着划一。
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迁居于国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
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没收销毁，铸成12尊庞大的铜人，放置在皇宫之前。
③统一法律。
据《史纪》《汉书》的记载，秦法仅死刑就分为戮、腰斩、车裂、坑（活埋）、 凿颠（凿破头脑）、抽胁、枭首，并推行连坐法和族诛，实施严重的刑法，以镇压人民。
④“焚书”、“坑儒”，除了医药种树之书，其余尽行烧毁，焚书后引起儒生的不满，前212年，秦始皇又进行“坑儒”，活埋儒生460人。
……秦始皇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土，当中有两人有秦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秦始皇性情燥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
皇帝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
上述两个人未寻获，可是被捕者460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式。
最后这400多人全被活埋。
⑤为了抵抗匈奴的入侵，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于前215年收复河套地区，设置44县。
因怕匈奴在再次入侵，秦始皇征发农民，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长城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近万里防御线，史称“万里长城。”
评价秦始皇的功过
① 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诸侯割剧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② 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
③ 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开创了幅员辽阔的秦帝国，促进了民族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④ 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压制了人民的思想
⑤ 焚书坑儒，摧残文化
⑥ 实行暴政，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陵墓，耗费民力；法律残酷，最终促成农民大起义，使秦朝灭亡。
总体评价：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其功绩是伟大的。
但是，秦始皇横征暴敛，农民被迫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上交赋税，还要负担沉重的遥役，被征去修阿房宫、陵墓、筑长城达200多万人。
秦始皇的暴政，给自己种下覆灭的恶果。
档案信息服务及产业化的经济学分析思路：时至今日,档案资源终于以其独具的与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伴生关系及所载内容的原始性、真实性等特殊性质,而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档案信息服务状况也大为改观,逐渐成为社会信息服务系统中重要的一员。产业型档案信息服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全不同于公益型档案信息服务的模式,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就其。题目：档案与历史的关系研究思路：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它形成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记录着历史,后人又通过它去了解历史。显然,档案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思辨性很强,本文将其放入档案学理论内涵中进行探讨,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利用定性分析法和数学模拟法进行研究,对档案和历史之间的。题目：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研究思路：“记忆需要催生了记录行为,记录控制选择了档案方式,档案方式保存了历史标本——文化的历史时空系于档案传承”。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档案文化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这种历史地位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并通过凭证、传播、宣传、教育等多种作用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历史地位的演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不同。题目：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思路：当社会由信息资源建设阶段过渡到信息资源管理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信息资源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与社会对信息资源需求的综合性和便捷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信息资源整合、信息资源共享等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时下,档案信息作为一种富有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原生信息,正在成为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生产要素。档。题目：档案学专业认同研究思路：发展档案事业,档案人才是关键。而由于社会档案意识的普遍淡薄,档案工作的实际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档案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较为困难,同时又引发档案人才的流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档案界专业认同水平不高。专业认同是专业发展的基础,是情感持久的源动力。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档案管理人才,首先就要让他们热爱档案事业,只有这样。题目：我国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研究思路：干部人事档案是考察和正确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如何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干部人事档案的作用,是当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不仅能够切实解决干部人事档案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干部人事档案信息的全面、准确、真实、可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发展进程。
档案是依托于档案制成材料这一载体而存在的，我整理了档案职称论文题目，欢迎阅读! 档案职称论文题目 1.“中国共产党在江苏”档案史料研究 2.“江苏历史沿革”档案史料研究 3.档案工作“三个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 4.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的途径和 方法 5.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6.档案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及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 7.档案行政执法和监督研究 8.国家综合档案馆拓展公共服务职能的途径和方法 9.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进馆对象及其移交进馆档案实体的范围 10.档案文献征集与征购的关系、档案征集过程中所有权转移的法律依据研究 11.档案馆馆藏档案划控标准、方法及运用研究 12.上网档案信息的鉴定与发布 13.新形势下档案资源、特别是民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14.电子文件归档及移交体系的建立 15.数字档案馆建设及对档案管理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16.数字档案馆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开发与应用 17.加强档案馆安全工作的研究 18.常用档案数据备份技术和方法 19.档案加固、仿真复制技术的应用 20.机关文档管理中心运行模式的调查和分析 21.开发区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的特点及档案的归宿与流向研究 22.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及其监督指导方法研究 23.改制企业档案工作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2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档案管理研究 25.农村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研究 26.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专业管理系统档案管理规范化、现代化和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现状的调查和分析 档案职称论文 浅谈档案利用中的档案安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A 文章 编号：1674-1145(2016)10-000-02 摘 要 档案的利用的档案安全是提示档案信息及其价值，通过各种有效手法，使档案资源直接服务于企业的各项工作，满足各种利用需求的一项档案业务工作。档案利用是实现档案价值的途径。必须保证档案利用安全。档案利用与档案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档案安全，才会有档案利用工作的存在;如果没有档案安全，档案利用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档案安全是基础，是档案利用的实现条件。 关键词 档案利用安全 实体安全 信息安全 国家秘密安全 安全是基础 一、档案利用安全的类别分析 档案利用中的安全事关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防护，也关系到有关各方的利益，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档案利用安全类别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实体安全 档案是依托于档案制成材料这一载体而存在的，这里的实体安全，主要是指不同制成材料的档案安全。这里提到两种档案。一是纸质档案。这类档案历史悠久，相关的保管保护 措施 已经明确。但由于各种原因，纸质档案的安全还存在一些漏洞。如发生被盗，影响严重。档案柜未锁，档案材料取出后撕毁，扔入垃圾箱。虽然会受到法律惩治，但对档案的损害已经造成，给单位带来极其恶劣影响。还有档案室未建立档案登记簿，致使档案被随意借走，长期不还。二是电子档案。它是档案工作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与纸质档案相比，它具有易修改性、易删除性、易复制性、易损坏性。电子档案对保管和使用条件要求较高，确保电子档案实体安全主要避免人为破坏及条件损失。 (二)信息安全 档案信息是档案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信息传播的加快，信息安全工作日益提上日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子信息安全。主要是确保电子档案的长期有效性和完整性。由于电子档案的读取与相关数据、背景信息等紧密相连，在保证电子档案实体的各项防护措施符合相关保管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将电子档案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等相关要件一起保存。曾经由于没有及时实现数据安全、有效、完整的迁移，也没有保存产生这些电子档案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的材料，导致当时形成的电子档案到如今打不开、读不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同时，网络基础环境下的电子信息安全还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安全基础上的，因此要做好对系统外部非法用户和不安全数据侵犯的防护。二是开放档案的信息安全。依法公开档案信息是各级档案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和基本义务。随着档案信息公开的广泛实施，保存在档案室和档案馆的档案信息正在由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型管理转变，档案开放的利用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对档案利用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准确把握哪些档案信息应开放，哪些档案信息暂时不宜开放是当务之急。 (三)国家秘密安全 由于档案内容丰富，函盖面广，其中有很多涉及国家安全，一段时期内不宜开放。这类档案主要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些档案从形式到内容均涉及国家安全，是档案资料保护的重点。确保这些档案不失密、不泄密是各级档案部门应尽的义务。如今，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泄密 渠道 明显增多，也给各级档案部门的安全保密带来了新问题。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范围、文件作用、保密级别也在发生改变，部分档案部门关于涉及国家秘密档案的认定体系还停留在以前，这些都直接影响利用的国家秘密安全。 二、确保档案利用的安全措施 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对国家安全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泄密渠道明显增多，也给各级档案部门的安全保密带来了新问题。具体档案利用的安全措施如下： (一)进一步增强档案安全责任感意识 确保档案安全不仅是各级档案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个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局(馆)要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档案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做好档案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把安全责任意识贯穿与档案接受、保管、存储、利用、销毁、编研等工作的始终。同时，要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决防止和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防微杜渐。要经常开展 安全 教育 和安全提醒，把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讲深，把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讲透，把泄密的危害和后果讲足，让安全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大家筑牢思想防线，提高履行安全责任的实际能力，真正树立起安全重于泰山的责任意识。 (二)进一步完善档案开放认定体系 在档案工作体系之中，档案馆是主体，档案室是基础，它们都肩负起做好档案利用安全的责任和义务。由于馆藏档案来源于利用的广泛性，各级档案馆应进一步完善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解密划控工作。由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不是一成不变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认定也不宜终身制，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相应的变化。国家档案局应修订相关标准，以便更好适应档案工作发展需要。各级档案馆应依据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适应自身发展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认定审批体系，力争该人大体系能够在较长的时段内全方位、多角度地满足馆藏档案解密划控要求。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安全防范措施 在档案信息公开过程中，各级档案部门要加强各项档案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如档案信息资源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档案信息资源目录、档案信息资源更新和档案信息安全审查制度等，确保在提供利用过程中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同时，各级档案部门要加强内部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制定严格的信息保密制度，在档案录入、扫描、信息存储、管理、利用等各项操作中注意信息安全管理。要在物理安全、运行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做出不同的规定，积极推进档案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工作。要按照国家规定和标准，逐一确定涉及国家秘密档案信息系统内的涉密计算机和涉密存储介质的密级，确定相应级别的保密标识及具体保护措施。并要严格依照计算机存储信息的密级，加强信息的分级管理和分层提供利用。 (四)进一步加强档案实体安全保管工作 一方面，档案库房的科学管理，是做好档案保密、维护档案安全的基本保障。各级档案部门要积极争取领导支持，建设符合档案安全防护要求的库房，保证库房面积、各项设施设备满足工作需要，并随时做好各项设施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落实双人双锁等库房管理制度，有条件的还应安装先进的监控和报警防盗系统，安装符合特殊载体档案保管防护要求的设施设备，确保档案资料万无一失。由于各级档案部门保存的涉密的档案有的是被单独保管;有的是在不涉密的档案之中。对于这部分档案要重点保护，及时监控，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专室专柜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各级档案部门要夯实档案业务基础，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管理程序，形成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要摸清档案馆(室)藏档案数量、内容、存放位置，编制各种检索工具，对涉及国家秘密档案要标明保密级别，保证心中有数。要坚持日常监管与重点检查相结合，不定期组织全面细则的安全检查，认真清点核对档案的实有数量，及时发现和消除档案利用安全中的隐患，尤其是重点部位和档案安全保管的薄弱环节，要进行重点检查。要对检查的情况和发现的隐患因素进行认真梳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堵塞危机档案安全的漏洞，坚决防止档案丢失、损坏事故的发生。同时，要从工作机制上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档案利用审批按相关法规制度进行，不得擅自开放或扩大利用、接触范围，确保档案完整安全。 参考文献： [1] 杨红.档案管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 宗培岭.科技档案管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 李和平.企业档案工作规范[M].上海挡案出版社，. 看了“档案职称论文题目”的人还看： 1. 档案类职称论文 2. 档案类中级职称论文 3. 档案专业职称论文 4. 档案系列职称论文 5. 档案中级职称论文
1. 网络环境下科技文件的质量控制策略 2. 电子文件登记备份制度研究 3. 数字档案销毁方法及制度研究 4. 档案数据迁移模式及规范研究 5. 声像档案数字化研究 6. 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研究 7. 国内外档案人员教育培训研究 8. 基于物联网的实物档案管理研究 9. 中外档案法规比较研究 10. 地方档案法规建设研究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轮修改问题研究 12. 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 13. 档案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14. 档案信息异地备份机制研究 15. 档案信息安全应急响应机制研究 16.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安全研究 17. 数字档案馆网络安全研究（侧重网络物理隔离与逻辑隔离） 18. 档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研究 19. 城建档案信息资源三位一体管理（电子文件、声像档案、纸质三部分） 20. 信息资源管理的经济问题研究 21. 电子文件管理流程与电子文件流程管理问题研究 22. 电子文件运动理论与电子文件管理技术问题研究 23. 声像档案的保护研究 24. 新型字迹材料的耐久性研究 25. 新型载体材料的耐久性研究 26. 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创新 27. 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28. 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29. 科技档案形成规律研究 30. 文件中心问题研究 31. 商业性文件中心问题研究 32.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问题研究 33.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模式比较研究 34. 档案管理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 35. 科技文件运动规律研究 36. 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的优缺点比较研究
明代的军屯主要有四类：民屯、谪屯、商屯以及军屯，而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这本书中主要以军屯为主题进行论述。王毓铨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是介绍明代军屯的具体内容，如：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军屯的组织结构和作用等。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是讲述了明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不断的民田化导致了军屯的破坏。 中国历史上的军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汉到宋是第一个阶段—边防军屯，军屯主要以局部驻防军兼营屯种，以供局部的需要。兼营屯种的驻防军几乎全在边缘，不在腹里，期间军屯制度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边镇屯田为的是省转运、固防守。由辽金到明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军屯制度变化从开始到完成阶段。辽金特殊的军事制度以及他们都是从外来占据腹里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军屯制度变化的开端。辽金统治者为了镇压和防备被占据着的反抗，把军队散驻在被占据地区之内，因此，军屯遍布各地。由此便可以看出军屯制度前后的不同了，此前的屯田是边镇屯田，重在外境，辽金以后的则是遍地屯田，内外全有。但是金代的军屯还没有操守正军和屯田军的分离，直到元代，正军、屯军分别组织，分别管理，这是元代军屯制度上的新创设。明代的军屯制度是元代制度的延续、加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不仅使军役来源有保证，也要军队的供应有保证。 明代军屯的建置主要是设卫分军屯田，并制定几种极为重要的屯田法令，完备当时的军屯制度。主要体现在军屯的新增上 ，洪武以后增设的军屯，其性质不外乎是腹里军事据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水陆交通枢纽以及边防地区，随着军屯的创设，卫所也有所改变和增设。 王毓铨主要就旗军拨屯分数、余丁顶种、屯田分地亩数、军屯地土来源，及其总额、牛具种子、屯田子粒和屯种组织、管理监督等几个方面叙述了明代军屯的具体经营情况。以下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 根据明代初年的军屯法令，在屯地上进行生产的，是由各卫所拨出来的一部分旗军，也叫屯田正军，有别于屯田军余。旗军拨屯分数主要是遍地三七守屯，腹里二八，但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屯守分数是没有严格准则的，因时因地都有些差别，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更定屯田法，守屯分数只有两种：十之五和五之四，冲要卫所旗军屯守中半，其余的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后，屯田法又有所改变，“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七分屯种，三分守城这三七比例合乎一般所知的边地守屯制度，但并未被严格执行。到了永乐二年，再次更定屯田法，只给了个原则，各地因地制宜。总体上看，明代卫所旗军屯守分数一般的发展趋势是屯田军士分数逐渐减少，到宣德时期开始破坏，最后是名存实亡。 按明朝的军政制度，正式军役由特定的军户担任，每军户出正军一名，携带军余一名，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这个军余是不当军差的，也免杂差役，主要开种土地供给正军和自养自食。军余开种的土地不仅是荒地，也开垦新地，但这与屯地无关，军余交纳的也不是屯田子粒，因此，军余不做防守正军，也不做屯种屯军。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军余不仅被派做屯军，而且还被挑选操备，成了防守的旗军。这主要是因为屯军失额，明代政府才采取了抑配军余派种和顶种的办法。派种多是因为有多余土地或是在营空闲军余多，而顶种则是因为屯军失额、土地抛荒，顶种是一种以军余代替正军，进行屯田，交纳屯田子粒的制度，不仅意味着军屯制度的破坏，也代表着对军户的剥削加重，军余拨屯还直接影响了正军的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健全，加重人民供军的负担，破坏了军屯的生产力。 军屯分地是为保证屯军进行生产，每军授给一定亩数的屯地，一般都称为‘分’，由于各卫所土地肥瘠程度不同以及远近不同，军屯分地一分的亩数不一样。不仅如此，屯军实在耕种的分地亩数和法令上规定的也不完全一致。在此，王毓铨特地分析了分地短额的原因，他提出，虽然有了定制，但也存在未拨补的军屯分地，以及‘虚拨’现象，除此之外，总兵等官占夺，屯军欺、典卖屯田也是短额的原因。 屯地总额各朝数量不一，且差距十分大。此外，关于屯地的来源，腹里的屯地来源主要是‘官田’、‘没官田’、‘废寺田’以及‘绝户田’等；边镇屯地的主要来源是‘闲田’和‘荒田’。 此外，理论上，明朝分拨土地有两个原则：右武、屯种附近土地。官田是属于官府而直接为官府经营的土地，军屯便是其方式之一。没官田是官田被以犯罪的名义没入官的田土。废寺田是寺观废弃了，田土归官。绝户田是人户死绝，土地归官的田土。闲田是未经垦种的，而荒田是经垦种后来荒芜的土地。总体上看，明代作屯田的土地从本质上都是官田，尽量不夺民田，但这也造成了卫所屯田分散，屯田与民田交错，屯地远离卫所的状况。 明代设有‘屯部’，专门负责供给军屯工具和耕牛，是为了使屯军有条件进行屯种，除此之外，明代军屯项目还有‘牛具银’等是为了购置屯军所需要的耕牛和农具的。王毓铨列举了几个关于屯牛的来源，其中主要是屯用官牛孳生的牛只、因为抄籍而没入官的牛只以及因战争虏获的牛只。但是，这些屯牛到了后期却因被敌人虏获、管屯官员的吞没以及倒死而急剧失额，尽管倒死的牛只‘例该追赔’，但因屯军贫乏至极无力赔偿，牛只也不见增多，到了宣德以后，仍然很多屯军没有官牛具，屯政逐渐败坏。在关于牛具种子输租与还官方面，王毓铨提出屯田所用的牛只是可以租用官牛的，但是相比于永不起科的土地，牛具必须按地亩征收。 屯田子粒是由旗军把他所承种军屯分地上的收获物上交官府的一种贡纳，通常以本色交纳，也就是土地上所生产的物品交纳。通常，屯田子粒不征本色的情况有三种：折银、折纱、折布，其中基本形式是折银。折银输纳一般使用于原额子粒输纳艰难或地质差少收；新增屯田及屯田余地子粒浮于原额以及遇有灾荒，屯军不能交纳本色等情况。尽管如此，受灾的时候，屯粮也不能免额，这主要是因为屯地丧失，屯粮失额，统治者试图通过加重对屯军的剥削以补足失额的缘故。相对而言，折银不仅有利于解决路途遥远，输纳不便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军需，且不影响官军俸粮原额本色的供给。 在太宗即位之后，屯田子粒有了定额征收和制度的划一，一般每军田一分，纳屯军自用的正粮十二石，上交国家的余粮十二石，都得上仓盘量。但因一些贫困地区无法达到这些要求，后来太宗不得不下令‘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可以说这一次的免余粮一半是永制，以后交纳子粒上仓无正余之分。虽然如此，但因实际征收重于法定的科则、屯军交纳的子粒远高于总旗和小旗的，因此屯种军丁仍赔纳不起，纷纷逃亡。屯田子粒的征收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但主要的是‘不问肥瘠、不查等则；子粒定额，一概取盈’。因为不顾地质等则的缘故，屯田子粒的征收实际上很少有满额的，此外，还造成了屯田丁种的逃亡。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进行改革呢？这主要是因为改革之后的子粒的征收将不足原额，会影响到官军的俸粮。因此，‘务足原额’是统治者征收屯田子粒所制定的苛刻的原则。除此之外，屯租中还包括屯草的征收。 明代军屯的生产组织是以‘屯’为基本单位的，屯的基层组织是‘屯田百户所’， 屯所上还有千户所，有指挥所，无论是百户所还是千户所，它们所属的屯田旗军人数多寡不一，而屯所的每个屯军，都被授予‘户由’一纸。一般来说，屯所存在于腹里，边镇则以‘屯堡’为主。屯所的设立，意味着守御旗军和屯种旗军在管理上的分离，也是卫所屯种监督的专门化。至于军屯生产的督理，包括督理的机构、体系以及督理的方法。督理的机构存在区别，军屯土地和屯田子粒属于户部，而屯种旗军隶属于兵部。而在各地负责监督军屯耕作的管屯官自上而下分别是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屯指挥以及管屯都指挥，因此，耕作的好坏，子粒征收的多寡与他们的责任直接相关，但因职位不同，责任有别，赏罚也不同。除此之外，还有间接管理屯种的官员。管理军屯土地如管理民户土地一样也必须凭借图籍，军屯的图籍是‘屯田黄册’，其主要内容是屯军姓名、屯田坐落地方、屯地亩数、子粒额数等，是军屯生产管理的基础。到了永乐三年，把重新规定的屯田则例写在红牌上。除此之外，为了便于督比，太宗制定了两种法令：屯田赏罚例和样田，但这两种法令在实施过程中都遇到或多或少的问题。 关于军屯的作用，王毓铨指出，军屯主要在供给官军俸粮，加强统治阶级的武装和复垦抛荒田土、开发成熟的荒田两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第二个作用往往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忽略。到了宣德以后，军屯的作用也就逐渐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屯田子粒的递减和军屯土地的亡失。屯政的败坏，屯军的逃亡使得屯田抛荒，屯粮失额，因此屯种在供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造成京运的增加，国家财政减少。 明代的屯种旗军虽然从事屯种，但是也要‘军法从事’，他们在派种屯田、固定于屯地、勒令交纳定额子粒和非法派当各种杂差上都体现了他们自由和人格的丧失。此外，屯军的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屯地贫瘠不能耕种和屯地分散、隔的很远使得屯军不能生产，而且土质不好和生产条件差的屯地，不仅使得收获少而且还必须耗费更多的劳动力，此外，一些重要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如牛具的缺失、水利不便。尽管如此，无论欠收还是无收，屯军都得赔纳足额，还且还得为屯地的丧失和子粒的受灾而赔粮，这些都加重了屯军的负担，加剧屯军逃亡，也造成了明代军屯的败坏。 因此，为了不使屯军逃亡，明代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主要有利用军法和屯田法等；使军士赴卫携带妻子；使屯军共同负责交纳定额屯田子粒，限屯做军等。 无论是旗军还是军余，他们的来源都是军户，因此要了解屯军的性质，必须了解军户。军户就是被强制要求提供军役的人户，很难脱籍，且差役是军、民、匠、灶中最中的，不仅正军要承担各种差役，连军余事实上也未免差役，而且应差已经成为了法定事项，有力差、有银差。除了这些，在不解除屯差的情况下，屯军还得征操守备；养马、烧炭；修渠筑堤；运粮等，还得被指挥、千户等官豪势要奴役当私差，主要是耕种庄田，在这种情况下，屯军相对于被强制生产的农奴。对此，屯军也进行了斗争，先是怠耕，后来逃亡，最后举行武装反抗。此外为了防止逃跑，军户一般都不在附近卫所服役，他们是军籍隶属于兵部，多数是世袭的，此外，一些新军户的来源包括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抽籍等。从征军事元末起义的农民，归附是元降军和败军，谪发是因罪充军的，而垛集是以民户补充缺额军户，抽籍则是抽民户人丁的为军，由此加深对民户的破坏以及军籍混乱。 促使明代军屯破坏的原因，除了屯军的反抗和屯地的被侵夺外，还有军屯土地的转佃、民佃和民田化。典卖土地原是绝对禁止的，是被压迫的屯军所采取的一种反对封建压迫的方式，此外，管屯的官员也乐意典卖土地来谋求利益。而屯田典卖所造成的屯田失额和屯粮拖欠恰是明代屯政破坏的重要原因。除了这个原因外，明代军屯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屯田的丧失，而屯田丧失的主要原因是屯田被官豪所欺隐和占夺。因此，一方面屯地丧失，屯政破坏，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大量的勋贵地主和卫所武官地主，而随着他们私业的增多，私役军士也就越多，这就直接地剥夺了军屯生产的劳动力，加剧屯政的破坏。第三种原因使得军屯土地在非法的、半合法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性质上的变化，而屯田的民田化则是封建土地制度上的一个进步发展，是屯政被破坏的最终结果。 三、问题阐发 （一）明朝发展军屯的合理性 每一项制度在其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都顺应当时的时代背景，具有其合理性，明朝的军屯制度便是如此。屯田之制，一曰军屯，一曰民屯，其中军屯被誉为‘寓兵于农，其法最善’，便可见其一斑。王夫之就曾对明初的军屯做过全面评价，他强调军屯的六大好处：“战不废耕，则耕不废守，守不废战，一也；屯田之吏士据所屯为己之乐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无室家则情不固，有室家则为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家室，出而战，归而息，三也；兵从事于耕则乐于与民亲，而残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也不欲凌而噬之，敌境之民且亲附而为我用，四也；兵可久屯于边镇，束伍部分，不离其索，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调发，符旦下而夕就道，敌莫能测其动静之机，五也；胜则进，不胜则退有所至，不至骇散而内讧，六也。” 陈小霞 1108030216 国政二班 中国政治社会分析 6 关于明朝军屯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元末农民大起义，‘又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规划，故得据山东者三年’，元末农民起义中屯田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借鉴使得起义中的军屯事业后来发展为明代的军屯。朱元璋在起事之初，就提出了‘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饿，田地荒燕。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而随着军事的胜利，屯田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屯田范围也更大了。可见，明初大兴军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导致的军饷匮乏，为了解决大批军队的粮饷问题，朱元璋就设立卫所，创制屯田，组织军队垦荒耕种，力图自给自足以求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而军屯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推行，很大原因在于边地地区地广人稀，荒田较多，军事上有趋向于稳定，自各卫所设立以后，军役较少，能够专心从事垦荒，再加上，军屯的成绩被列作考核的标准，这些都促进了军屯的发展。（方楫：‘明朝的军屯’，《历史教学》，1956年06期） 军屯的设立符合了统治者巩固全国统治的需要。明初的统治并不是十分稳固的，北方边疆地区还有元朝的残余势力，一些已被征服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不时发起叛乱，企图摆脱明朝的统治，而朱元璋在强化君主集权统治过程中，特别重视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捍卫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些不稳定的形势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派驻大量的军队到边疆地区，因而，边地驻军的巨额军饷就随之成了严重的问题。如果是靠内地运输的话，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从内地向边地运输粮食十分困难，还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是全靠内地提供粮食也不是长久之计，会加重百姓的生产负担，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就地兴屯，足兵足食。《明史.食货志》载：“因海运饷辽有弱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恳辞矣。”由此可见，军屯是明初为了加强军事统治而实行的一种经济政策。 明代的军屯制度也适应了明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自此之后，军屯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并与移民垦荒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成为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经济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军屯制度的实施不仅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军士耕种的土地不仅仅来源于官田的授予，还包括他们自己开垦荒田，复垦被抛弃的田土，扩大了耕地的面积。再加上为了能够满足屯田子粒的足额条件，他们在许多地方兴修了水利，不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也改善了当地农业的生产条件。此外，就地兴屯，对边远地区来说，除了可以改变缺粮的情况，使粮食价格得到稳定外，而且省下了巨额的转运费用，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在手工业领域，屯军长期驻扎在屯田地区，所需生产、生活用品不同程度地来自于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军屯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使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数量相应地增加，贸易更加流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军屯地区的商业发展。此外，为保证边地与内地的政治、军事联系，明代在各交通要地都设立了驿堡，并派屯军驻守，这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驿堡客观上也保障了商业的顺利进行。 军屯除了在巩固地方统治，足兵足食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外，同时由于军屯过程是一种由组织、有计划的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因而客观上军屯推动了生产了和生产关系的横向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赵艳霞：‘明代军屯及其私有化’，《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尽管如此，随着军屯的实施，其弊端越加明显，这主要是由明代军屯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 （二）、明朝军屯的性质 明代的军屯，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将属于国家所有的荒地授给军士，并用军事编制强迫屯兵进行生产劳动，向封建国家交纳租税；屯田军士不过是拿着武器的国家佃客，即位国家服兵役，又承担沉重的封建剥削。这是一种落后的和残酷的封建生产关系。（杜涛：‘试论明初的军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因此，要想了解明代军屯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性质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军士的来源。 屯军进行屯地生产的土地是属于封建国家的官田。屯地的主要来源包括‘官田’、‘没官田’、‘废寺田’以及‘绝户田’，‘闲田’和‘荒田’等，其中，就其性质来讲都是系官田土，因此，明朝的军屯基本上都是以官田作为屯田。明政府从解决军饷的私利出发，将土地授予屯兵使用，屯兵对生产资料——土地只能在充当屯兵期间使用，在封建国家的官田上从事生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更为严苛的是，关于屯田子粒方面，‘不分等则，一概取盈’的原则，再加上不顾实际生产情况，即使是生产受灾了也要求子粒足额交纳，并且屯军要自备差役条件，这些都是对屯军的残酷压迫。 军屯制度是明代卫所兵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封建国家通过军户制度严格控制屯兵，对屯兵实行强制劳动。因此，要了解明代的军屯，就得明白屯军和军户的性质。在明代，当军是一种强制性的差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统治者实行‘人户以籍为断’，将天下户分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明政府对军户进行严格的控制，实行世袭军户法，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从性质上来说，军户的军差最为繁重，且是军户对封建国家或代表这个国家的皇帝，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封建义务。‘垛集令者，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三丁以上，卫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以贴户补之。成祖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其弊也，有逃，有受抑为军，有黠者匿籍，诬攘良民充伍’（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明初的制度，仍在可承受范围内，直到后来‘重役’的出现，‘重役’就是强令一个军户出一丁以上或三五丁充当正军，军户的负担大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此外，作为不从事征操的屯军，仍要军法从事，也就是说屯军的自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除了这些，屯军还遭受了残酷的封建剥削。照理说，屯军（这里主要是指屯田军余）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生产活动，并不需要承担其他的劳役，但实际上，屯军除了屯种及支付有关屯种的一切负担外，还被迫承担其他额外的差役，如征操守备、修渠筑堤、转输运粮等。以上还仅仅是官役而已，此外，屯军还经常被很多官僚势要驱使充当私人差役，这些都加大了对屯军的负担，及至后来的屯军出逃，典卖土地等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在关于田租方面，屯军受到了压迫比其他的民户等人要深的多，屯地的生产不仅要留作自用，还要上交屯田子粒，而军屯的屯租是民田的三倍多，一般官田的一倍多，与设官田相等，由此便可见一斑。 军屯这样一种落后的和残酷的封建生产关系，其必然结果是军屯的衰亡。对军士过度的剥削，使得军士逃亡现象屡见不鲜，尽管明朝的统治者想出多种法子来抑制军士的逃亡，但其结果仍是不尽如人意。而由此造成的军丁的严重失额，屯地的亡失，屯粮的丧失等都加剧了屯政的破坏。屯地、屯丁、屯粮失构成明代军屯制度的基本内容，三者的严重失额，是明政府‘寓兵于农，强兵足食’的愿望落空，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三）、军屯的破坏——民田化 屯田的失额造成了军田逐渐民田化的过程，而军屯的败坏恰是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曾经在生产上、军士上发挥过作用的军屯，至此随着明朝的腐朽统治的覆灭而告终。明崇祯初年曾宣布‘不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这标志着明代军屯私有化的基本完成。 民田化是指承种者或占有者在对土地的关系上，以及他们在由此关系所生产的封建义务上，军屯地土转化为民田。而军田与民田主要的区别在于还不还官、准不准传袭、准不准许买卖以及交纳的是屯田子粒还是民粮。以此为判断标准，在明朝后期，军田照民田起科，且永为己业在本质上军屯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此，明政府主要持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在无法从屯军身上获得足够的子粒以供军饷的情况下，官府主动召民承佃，将官田变为民田，不再顽抗历史发展趋势；还有一种是官府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承认屯田占夺、屯丁逃亡、屯田抛荒、子粒失额的既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官府采取了很多的应对措施，但是其对军屯的破坏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为了获得军粮，不得已放弃军屯也是可行的。 民田化的根本原因是屯种军丁进行反封建反压迫的阶级斗争。明朝晚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疲懦，国力日趋衰弱，边境上设守驻防等制度以及军屯工作越加一蹶不振，明朝统治者为了获得足够的军粮而加重了对军士的剥削，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军士想方设法地逃离，在明末，边境上军士逃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这些完全动摇了军屯制度的基础，从而大大削弱了边防的力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被奴役的军士不得不起来反抗，其主要途径就是怠耕、逃亡和武装反抗，由此造成的大量土地被抛弃，可供屯田的面积减少，其必然结果是屯田子粒的少征或无征。而统治者却不问实际情况，一概取盈的做法更加加重了屯军的负担，加剧了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刺激下，屯田的典卖、抛荒、占有、租佃等情况屡屡发生，其最终结果是军田民田化的出现。 屯田的丧失是明代屯政遭受破坏的主要标志之一，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四个：抛荒；势豪武官霸占；租佃；典卖。这个过程,也就是土地占有关系转移,即民田化私有化的过程。（吕景琳：‘论明朝国有军屯土地的私有化’，《江海学刊》，1996年01期）虽然屯田抛荒等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使军田局部或全部地转变为民田，但最直接也最合法的道路是官府召人承种军田，并承诺‘许为世业’，最后并将屯田子粒改为民粮，照民田起科。开种抛荒屯田，给开种者永为己业，从嘉靖后几乎成了禁止屯军逃亡，屯田抛荒的最重要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因承种者不是军士了，土地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封建官府因此丧失了它原来对军土地的直接管理权。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明政府为什么会愿意放弃对军田的直接管理权而主动地‘给为己业’？我想，除了对军田民田化的趋势无力阻止外，主要原因还是想刺激承种者的生产积极性，以此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军队。 在明代，屯军屯种实际上是强制派种，再加上屯田最终得归还官府，这些因素都在主观上抑制了屯军的生产积极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只有当人们有了奋斗目标之后，才能够安心从事各项工作，‘永为己业’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固定在土地上，即使不为自己，为了子孙后代，也会很好地照顾所获得的田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实施这一项政策的初衷。 万历末年御史左光斗提出‘（屯田）间有隐占，多不可问，然亦不必问也。’实际上是使官府认可官豪势要占夺屯田的事实，并企图以法令巩固他们对屯田的兼并，是对明初军屯制度的全盘否定。‘治不如其私’，‘官屯薄收，不特地土之故，盖官耕者必卤莽，难同于民’，由此可见，‘治不如其私’、‘难同于民’暴露了封建社会军屯制度中的矛盾，以及预示明代军屯必然败坏和转化。
卫所是明朝一种屯兵的制度,一卫就相当于一个军事和后勤(军人家属等)的基地,而哨所一般是指简单的军事观察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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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屯是“寓兵于农”的政策。明代军屯的规模之大实历代从未有过，为了促进军屯的发展，朝廷调拨耕牛、农具和种子，初期土地不征收税粮。洪武六年（1373）各地军屯月粮完全自给且有盈余，朱元璋曾夸口：“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明代卫所制保留了府兵制的特点，就地解决军队粮饷问题，“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明代军屯分为常操军、屯军两种。，就地区分布而言，有边屯有营屯。洪武二十二年（1389），凉州等十一卫有屯军33500人，屯地16300余顷。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有军队180万人以上，到了永乐二年（1404），“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永乐二年（1404），又一次公布屯田法：“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宣德以后，屯粮的作用越来越小，军饷要靠户部库银支给。嘉靖年间，梁材指出：“军饷不敷，一切仰给有司；有司不敷，近又仰给内帑；内帑不敷，将来何所仰给乎！”嘉靖时，屯军破产流亡，九年（1530年）由于土地荒废严重，方日干建议南京镇南等卫“荒芜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量力开耕，待成熟之后照旧纳粮，令永远管业，不许补役复业者争告”。
这个还挺难的！
这是因为秦始皇陵的研究价值是非常大的，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些文物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秦朝。
秦始皇陵位于临撞县城东5公里，距西安市约37公里，南倚骊 山，北临渭水。为什么选位在这里呢?有人认为，这与古人迷信风水宝地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地质学家根据卫星拍照的图片看:从骄山到华山工好像一条龙，秦始皇陵正好位于龙头眼睛的位置。众所周知，自古就有“画龙点睛”之说，到底是古人有“高瞻远瞩”的本领，还是今人附会之风过重，一时间还弄不清楚。 秦始皇陵墓近似方形，顶部平坦，腰略呈阶梯形，高76米，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占地120750平方米。 根据初步考察，陵园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呈方形，周长3000米左右，北墙有2门，东、西、南3墙各有1门。外城呈矩形，周长6200余米，四角各有门址一处。内、外城之间有葬马坑、珍禽异兽坑、陶桶坑;陵外有马厩坑、人殉坑、刑徒坑、修陵人员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公里。陵墓地宫中心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桶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0000平方米以上，出土陶桶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其中一号坑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佰、陶马约6000件;二号坑有陶桶、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三号坑有武士桶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 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这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秦始皇陵园除从葬坑外，还发现石料加工场的遗址，建筑遗物有门砧、柱础、瓦、脊、瓦当、石水道、陶水道等。 秦始皇陵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但秦始皇陵有没有设计蓝图呢? 据史书所说“使水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来看，秦始皇陵的修建绝非任意，必定是按设计图有计划地营造，纵观历代帝王陵建造史不难想像其中的关联之处。具体设计蓝图如何，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是谁主持了秦始皇陵的修建呢? 据推测，少府是主管建筑的，国家陵墓当由其管理。当然最高的管理上级还是本相，只是本相日理万机，由少府具体操作办理而已。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少府一官是秦统一后命名的，在统一之前有无这一官职无从考证，但无论有无，肯定有一种机构专管宫廷的土木建筑工程。至于这一机构名称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秦始皇陵有多深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其“穿三泉”。《汉旧书》中对秦始皇陵的描述有“已深已极”、“深极不可人”之语。有人认为，秦陵地宫不浅也不深，书中提到的“三泉”无外乎人们经常提到的“九泉之下”之类。据《吕氏春秋》记载:“浅则狐狸扬之，深则及于水泉”，即最深到泉水。在古代由于受技术限制，要在泉水下施工实为不易，并且如果地宫位于地下水位之下，地下水长期渗透，定会使地宫遭受“浸”害，秦始皇及其皇陵的设计者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当然这些都不过是推测，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秦始皇陵地下墓穴的结构如何呢? 从已发掘的秦始皇陵遗迹看，似乎秦始皇要把生前的宫室、山河及其他一些都带到地下世界去，而要实现这一点，非建造广阔的墓室难以如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这里，既提到中羡门、外羡门，想必肯定有内羡门。这似乎表明地宫中有通往主墓的通道，工匠只能闭在中羡门以外的地方，内羡门以内才是秦始皇棺樟置放之地。至于墓道之长也就可想而知，若说有三百丈洞室的存在自在情理之中，难怪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地宫的洞室就在现在人造封土以南直达骑山中心主峰——— 望峰之下。 据考古勘探，以及对墓道兵马桶位置的判断，专家认为，陵墓的朝向为坐西向东。这是一个奇特的布局。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以朝南的位置为尊，历代帝王的陵墓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而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愿意坐西向东呢? 有人认为，秦始皇生前派遣徐福东渡黄海，寻觅蓬莱、瀛洲诸仙境，并多次亲自出巡，东临喝石，南达会稽，在琅邪、芝朱一带留连忘返，这一切无不昭示其对仙境的迫切向往。可惜徐福一去否无音讯，秦始皇亲临仙境的愿望终成泡影。生前得不到长生之药，死后也要面朝东方，以求神仙引渡而达于天国，大概这就是暮年秦始皇的最大愿望。基于此，秦始皇陵也就只能坐西向东了。 有人认为，秦国地处西部，为了彰显自己征服东方六国的决心，秦王嬴政初建东向的陵墓;并吞六国之后，为了使自己死后仍能注视着东方六国，始皇帝矢志不改陵墓的设计建造初衷，所以我们看到的陵墓只能是东西朝向。 还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坐西向东，与秦汉之际的礼仪风俗有关。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从皇帝、诸侯到上将军，乃至普通士大夫家庭，主人之位皆坐西向东。秦始皇天下独尊，为了保持“尊位”，陵墓的朝向可想而知。 其实，让人不解的不仅是秦始皇陵墓的朝向。据考察，陕西境内已发掘的917座秦墓，绝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秦公陵园的32座大墓，也全部面向东方。秦人葬式的这一特点，越是早期越为明显。是什么原因让秦人采取这东向的葬式呢?坚持秦人起源于东方的学者认为，由于东方是秦人祖先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地方，他们对东方怀有特殊的感情，然而东西悬隔，路途遥远，其间又强敌林立，“叶落归根”的希望非常渺茫，因而采用朝向东方的葬式，以示不忘根本。相反，坚持秦人起源于西方的学者认为，秦人采用“头朝西方”的葬俗，是想彰显他们来自中国西部。但如果头西足东的葬式表示秦人来自西方的话，那么华夏诸族流行的北首而葬之俗，是否说明他们来自北方呢?现代文化学与民俗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秦人流行的西首而葬之俗和他们曾流行过的“屈肢葬”一样，与甘肃地区的古代文化或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比如“白马藏人”对本民族盛行的西首葬的解释是，日落归西，人亦随太阳走。也许，秦人对他们的葬式，也有本民族特有的解释。 一切都不得而知。 时常有人问，秦始皇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泥人泥马来陪葬呢?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实质上是按古代礼制“事死如事生”的要求特意设计的。因为秦始皇即位后，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他率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从而并吞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为了显示他生前的功绩，以军队的形式来陪葬似乎是一种必然。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秦兵马桶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反映的是秦始皇生前的军事情况，但在具体问题上观点叉不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秦桶坑出土的这支秦代军队的大型群雕是秦始皇创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秦桶坑大批兵马桶的军事阵容，正是秦始皇统治下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形象记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 一种观点认为，秦兵马桶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兵马桶军阵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兵马桶坑为左军;未建成的废弃坑当为四号坑，即拟议中的中军;三号兵马桶坑是统帅右、左、中三军的幕府。俑坑本身象征着屯兵的壁垒。三军拱卫京师，是秦始皇希图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一统江山的反映。 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四号坑的问题，秦俑军阵是由正、奇兵和指挥部组成的军阵，从而否定了三军说。 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陵兵马桶军阵乃一项未竟工程，全部建成应有50000兵马桶坑。这个庞大的军阵按前、后、左、右、中配置兵力，实为秦代“乘之”所演习的八种阵法申最基本的阵法方阵。方阵阵法的特点之一是“薄中而厚方”，中军兵精而少，接敌的外围四队兵力较多。秦俑军阵正是按照“薄中而厚方”的方阵法来配置兵力的。 一种观点认为，兵马俑三坑，不是象征左、中、右三军，而是反映秦代中央军的三个组成部分。三号坑绝非人们通常说的指挥部，它应该是象征郎中令统领的宫廷侍卫郎卫;一号坑是反映卫尉统辖的宫城卫士，或称之为南军;二号坑是反映中尉统领的京师屯戍兵，可称之为北军。 对于三号坑，有人认为是军伍社宗，是用来进行军祭的，是作为在军祭祖的对象的社主和迁主以及安置社祖二主的地方。 对于二号坑，有人提出是四兽阵，即弯兵阵为朱鸟阵，战车、步兵、骑兵混合阵为玄武阵，骑兵战车组成的阵为青龙阵，战车阵为白虎阵。 有的学者认为，兵马俑军阵为《尉缓子》所云的“常阵”。 有的学者认为，兵马俑军阵就是为始皇帝送葬的俑群。 究竟建造兵马俑军阵是出于何种目的，一时还无法确证。 一代伟人秦始皇，诸多谜底墓中藏。
秦始皇陵以其宏伟的规模、神秘的地宫、丰富而令人遐想的陪葬品闻名于世。可是人们却被皇秦始陵究意是否被盗、是否真的如《汉书》所记载的那样，已经被火焚毁了等问题，困惑了两千多年。 如果说秦皇陵的确曾被人盗掘，那么其损毁程度究又如何？这些都关系到这座伟大陵墓的发掘价值的问题。 自从一九七四年发现了兵马俑坑之后，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大量的钻探，科技工作者又对秦始皇装地宫中的汞含量进行了测量和鉴定，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再结合历史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解决这一历史悬案提供一些有力的旁证。 过多年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虽然秦始皇陵还没有发掘，对秦始皇陵盗焚的问题，还不能做出结论，但大多倾向于其地宫并未遭严重破坏。 在典籍中第一个记载秦始皇陵曾被项羽盗掘的是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了公元前二O三年，刘邦和项羽率在河南广武对峙的时侯，刘邦曾历数项羽的所谓的十条罪状。其中的第四条是“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其次，记载秦始皇陵被盗掘，并且被火焚毁的是成书于东汉初年的《汉书》。 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中说：“项籍燔其宫室屋宇，往者成见发，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忠，岂不哀哉。” 这种说法又与《史记》有所不同，只说是“项籍燔其宫室屋宇”、“外被项籍之灾”，并未明确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而是“往者咸见发掘”，并又增加了牧者“失火烧其藏椁”的记载。 第三个比较完整地记载秦始皇陵被盗掘焚毁的是成书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楟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这里明确记载了秦陵地宫被盗掘一空并遭彻底焚毁的情况。相比《汉书》还增加了“关东盗戴销椁取铜”的记载。 第四个记载秦始皇陵被掘的是成书于唐代的《晋书》。由房玄龄等人主编的《晋书・载记》说石季龙“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这是说后赵国主石虎也盗掘过秦陵，目的是为了取铜。 另外，明代工部主事都穆撰写的《骊山记》中亦写道：“项羽、黄巢皆尝发之。”没有提及石虎盗掘一事，但增加了黄巢掘陵的情节。 如上所述，秦始皇陵从秦末到唐末先后四次遭遇劫难，即项羽盗掘、关东盗贼销铜取椁、石虎掘冢取铜柱、以及黄巢的发掘。 客观分析这四种记载，应首先从《史记》入手。《史记・高祖本纪》中讲：“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是借用刘邦之口讲的，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却只字未提项羽掘秦始皇帝陵一事。只谈到了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妇女货宝而东。” 刘邦一共指责项羽十条罪状： 其罪一，“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日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 其罪二，“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 其罪三，“项羽己救赵，当还 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其罪四，“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其罪五，“又强杀秦降王子婴。”其罪六，“诈院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其罪七，“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其罪八，“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自多予。”其罪九，“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其罪十，“夫为人臣而试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其中，除第四条外，其余皆有实据，并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都有记载。唯独第四条中“掘始皇帝家，私收其财物”却无法找到旁证材料。所以司马迁对项羽是否盗掘了始皇陵并盗走了其中的珍宝，无法确定，因此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此事避而不谈，只是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如实记录了刘邦对项羽的指责。 《汉书・楚元王传》亦未记载项羽盗掘始皇陵，只谈到“项籍燔其宫室屋宇”，“外被项籍之灾”，这些说的是项羽对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物的破坏。考古调查证实，在秦始皇陵封土的北侧和西北侧有大片的建筑遗址，在这些遗址内又有大量的红烧土和成堆的残砖破瓦，这说明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物确系毁于火焚。 顶羽之所以一入关中，就要杀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对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物肆意破坏，是源于秦楚两国的历史恩怨。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如此说：“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 在秦昭襄王十四年，秦将白起“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秦攻破了楚国都城郢，迫使楚国迁都于陈。最令楚人愤恨的是白起烧了楚国的王陵。而且项梁父亲项燕被秦将王翦所杀，项羽的叔父亦被秦少府章邯所逼杀。作为楚国贵族后商的项羽在进入关中之后，他的行为被强烈地报复冲动驱使。掘开地宫，将秦始皇焚尸扬灰，将其中的财物劫掠一空是他最迫切地愿望。 但项羽从入关到离开关中，这段时间很短，因此，项羽无法派三十万人以三十日的时间去掠夺秦始皇陵中的财物。秦始皇陵的修建，尤其是地宫的建造无疑是采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使用了最优秀的工匠，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要进入秦始皇陵地宫极其困难，但摧毁地面建筑要容易得多，因此项羽在无奈之下选择了焚毁秦陵地面宫殿屋宇来泄愤。 如果说秦始皇陵真的如《水经注》所记载的那样，被项羽盗掘一空，为何距离秦始皇时代只有百余年的《史记》中并未明确记载，而到了其后五百余年的北魏时期却被记载得如此详尽，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一般？ 汉朝建立后，刘邦在公元前一九五年派人为秦始皇守陵，这一做法，除了稳定人心、显示其仁义外，也说明刘邦认为秦始皇陵有保护的价值，否则派百余人守一座空墓还有什么意义呢？《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了秦始皇陵地宫中有防盗的“机矢”，并且能做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如果秦始皇陵被盗，必然会有盗墓者被机矢所伤，但历史文献中从没有盗墓者被努矢所伤的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明言秦始皇陵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如有人盗墓，必然会被水银散发出来强烈的毒气所伤而死，可史料中也从无这种记载。 后世对秦陵已被盗掘也不相信，否则数百年的石虎、千年后的黄巢为什么还要去掘秦始皇陵呢？ 对项羽是否派人掘陵进入墓室，宋代人亦持怀疑态度，如宋人卢氏在注解张华的《博物志》时说：“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宝多，故高作山，从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项羽争资之时，发其陵，未详甚至棺否？” 明代的学者李贽也说：“秦亡而项羽掘始皇陵，浩劫三月，未可信者，无一字言其始皇棺木之事。” 古代历来有以盗墓为业者，那么这些人是否盗掘过秦始皇陵呢？据《吕氏春秋・安死篇》记载：“惮耕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移食之乐，知巧穷屈，每以为之，于是乎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数，扑击过夺，又视名丘大基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 《陆判手卷》中说：“有人自关中来者。为言奸人，率于古贵人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据之形也，而藏已空矣。熟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为之者。小人求利，无所不至初无古今之异出。”《史记・货殖列传》也说：“中山地薄人众，民俗环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惊慨，起则相随椎剽 ，休则掘冢作巧奸治。 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古时一直有好吃懒做又贪图一夜暴富的人打古墓的注意，盗墓早已成了风气。始皇陵随葬品之丰富珍贵，必然使这些仰机利而食之徒垂涎三尺 ，但秦始皇陵修建之竖固，连拥有数十万军队的项羽黄巢大张旗鼓地发掘都无可奈何，何况这些鸡鸣狗盗之辈。因此，这些人偷偷摸摸地盗掘行为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封土周围进行了大量细致的钻探工作，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地宫四周均有4米厚的宫墙，宫墙还用青砖包砌起来，并且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的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的迹象，只在泰始皇陵封土西侧，铜车马陪葬坑的通道部位发现两个直径1米，深度不足9米的盗洞。这两个洞椭园形，根据其形状与遗物判断，似为宋代人所据，但这两个盗洞均远离地宫，说明盗墓者并未进入秦始皇陵地宫之内。 秦始皇陵地宫中存在大量水银的事实，更是其未遭受大规模盗的有力证据。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人们历来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现在，经过现代先进探测仪器的测定，这一记载已经得到证实。 经过多次取样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位于秦始皇陵地宫正中上的封土中，大致在1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汞含量高出其它土填280倍，其分布的密度呈有规律的几何形状。科技工作者还对当时挖封土形成的鱼池土壤进行了取样分析，并没有发现汞异常，这就排除了泰始皇陵封土中出现的汞异常是从鱼池的土中带来的可能性，证明了始皇陵封土中的汞含量异常是地宫中水银蒸发形成的，如果秦始皇陵有通往地宫中的盗洞，水银早就顺盗洞挥发掉了，如今不会检测到这种异常。 日本人足立喜六曾于1906年亲身考察了秦始皇陵，他也认为《水经注》中的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等记载“全属空漠之想象，殊难凭信也”。 以上材料完全可以说明，秦始皇陵地宫没有被掘开。不论是项羽、石虎，还是黄巢都不可能进入地宫之中，他们只是实施了对墓室的发掘，但并未成功。因此，关于牧者进入墓内求羊，火烧地宫之说不能成立。即使牧者能进入墓内，也未必能火烧其楟。历史文献虽然对秦始皇所用棺椁之质材的记载有两种不同说法，但两种说法都认为棺椁用的是不易点燃的质材。一说是石椁，如《汉书•楚元王传》中说“石椁为游馆”，另一说是铜椁，如“关东盗销取铜”，显然石和铜都不可能燃烧，只有木椁才可能燃烧。但《汉旧仪》又说秦始皇陵的深度已经“烧之不燃”，说明地宫中空气稀薄，含氧量极低，即使是木椁也难以燃烧。故火烧藏椁之说不可信。 唐代以来，有不少文人骚客都曾吟咏过秦始皇陵，对秦始皇陵被盗焚发出了惋惜的感叹。如唐代诗人张九龄在《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中道：“始掘既由楚，终焚乃因牧。”唐代杜牧在《过骊山作》中写道：“牧童入火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结。”李白在《登高丘而远望海》中叹曰：“君不见，丽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唐代诗人鲍容在《经始皇陵》中写道：白昼盗开陵，玄冬火焚树”。清代诗人袁枚在《始皇陵咏》中则感叹：“生则张良椎之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这些诗文都认为秦始皇陵已被盗掘，地宫已被火焚。他们的根据就是来源于《汉书》和《水经注》，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不能当做考古史料。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秦始皇陵终有一天会得到科学合理地发掘，那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将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先秦文物宝库，秦陵发掘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考古发现，全世界都将饱览中国先秦时代的科技成果和文化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