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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民族英雄，1。张自忠：对日血战，以身殉国！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牺牲之级别最高的中国军人！山东人！2。张灵莆：英勇抗日，建立奇功。视死如归，浩气凛空！陕西长安人！3。池峰城：台儿庄血战，刺刀见红，令日寇胆寒！4，孙震：死守腾州，以身殉国，堪为军人楷模。后其后代孙元良、秦汉生活幸福，实孙震积德之功也！四川人！5。曾泽生，八路军排长。平型关大捷中与日军拼刺血战，拉响手榴弹与日寇同归于尽！！壮烈场面，令人思之泪涌！！。。。。。湖南人！6。杨靖宇，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苦战日寇，直至生命最后一分钟，血性正气惊天动地！河南满族人！7。狼牙山五壮士：奋战日寇，宁死不降！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8。冷云：八女投江，誓死不降。巾帼须眉，令男儿亦为之折服！有这样的好儿女，菩萨怎能不保佑我们这个民族！9。王二小：视死如归，以身诱敌，壮烈牺牲，令后人热泪长涌！！孩子，菩萨会保佑你的！！！！！你是山西的骄傲！10。马本斋：率回民支队驰骋疆场，打得日寇闻风丧胆，是穆斯林的自豪！河北人！
曾泽生（1902-1973）名士杰，字泽生，永善县大兴乡驿马村人，童年失学，13岁时到昭通读书至高小毕业，入昆明明进中学，一年后入唐继尧军士队，毕业时免考入讲武堂。入校不到一年，因不满校方行政腐败而离走，到广东黄埔军校，为第三期学员，并任区队长。1927年毕业到前线，1928年任第五师军官队少校队长，不满腐败，辞职到上海学汽车驾驶。1929年回滇，因散布对蒋介石不满被下狱，经卢汉保释。1937年到60军任团长，1938年任副师长，参加台儿庄战斗任师长。1945年升任60军军长。到越南受降。抗日战争结束后任东北第四绥靖队副司令兼军长、吉林守备军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1948年10月，率全军在长春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参加解放战争，获一级解放勋章。1950年率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授中将军衔。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政协全国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全国人大代表。1973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说起解放战争，就不得不先提林彪的东野。
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争夺尤为激烈，我军在林彪和罗荣桓的率领下，在东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数次血战。
林帅凭借自己超强的大局观和统帅能力一次次地击败国民党军，最终取得了东北地区的大胜利。
而在整个东北漫长的拉锯战过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却让林彪大为恼火，这支部队就是184师。
在1947年五月发生的梅河口战役中，韩先楚的部队迎面撞上了184师。
随即他就接到了林帅的电报： “对奉吉线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不解除武装之起义！”
从林帅的电报中能清楚地读出来，林帅对于184师是非常痛恨的，而韩先楚在接到命令后也是没有丝毫的疑问，立即执行了林帅的命令。
我们一向是以怀柔政策对待国军的，林帅为何会下达这样严厉的命令？
我们先来看看这支184师的履历， 184师隶属于滇军60军，60军后来有个非常有名的军长，叫做曾泽生。
而184师则是曾泽生起家的老部队，是滇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作为地方军阀龙云的部队，184师向来是被老蒋视为炮灰的。
毕竟这些不能受自己控制的部队，老蒋向来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这也是国军内部始终不能团结一心的根源所在。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184师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型战役，其中徐州会战，184师在台儿庄血战日军，战功赫赫。
但是作为地方军阀部队，整个60军都没有得到蒋介石政府的重视。
对于60军以及184师在台儿庄取得的良好战果也只是口头表彰了一下，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奖励。
而到了武汉会战，蒋介石更是不顾滇军的死活，为了保存自己嫡系部队的战斗力，60军的两翼部队几乎都已经全线后撤，导致60军处于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日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果断包围了60军，但幸运的是，60军仍然在激战后成功突围。
可是，这也让60军上下官兵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国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作为炮灰部队，摆明就是希望自己送死。
借助日军的手来削弱地方军阀的实力，蒋介石的这一手操作实在是让人心寒。
然而60军的噩梦依然没有结束，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将滇军首领龙云死死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再次征用了60军的部队，派往了遥远的东北。
一支云南部队被派到东北，60军战士上上下下都对这样的安排表示非常不满，但是军令如山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只好遵守命令，前往了东北。但这一去，60军就再也没有回来。
60军第一个被拆出去的部队，就是184师，到了东北后，184师归新编第六军指挥，驻防海城和鞍山，184师师长，名叫潘朔端，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生。
熟悉 历史 的朋友们可能很快就能反应过来，林帅也是黄埔四期生，没错，这个潘朔端和林彪确实是认识的。
就这样，184师开始了在东北的驻防，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蒋介石仍然不放心这些地方的部队， 派出一个由39人组成的“谍报组”，密切监视着184师的一举一动。
潘朔端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此时的潘朔端内心已经有了其他想法。
潘朔端手下有个参谋长，此人名叫马逸飞，曾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由于后来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导致马逸飞从此中断了和党中央之间的联系，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此时正在184团任职。
在看到潘朔端对国民政府心存不满后，马逸飞第一个提出要让潘朔端试着接触一下我党的政策，并且建议潘朔端收听延安的广播。
这一下可是让潘朔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党的一系列先进的政策，让潘朔端意识到，这样的政党是可以挽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
他开始秘密地每日收听广播，整理新华社发出的各种资料、新闻等，并且偷偷传阅给部下。
慢慢的，整个184师都开始接受了新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排挤，而此时他们所处的位置也正是“炮灰”的位置。
鞍山和海城一线，看似是相对后方的地带，但是由于地处“中长铁路”枢纽位置，一旦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东北野战军的前身）需要打通补给线，那么自己这个位置首当其冲的就会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主要攻击对象。
届时如果自己陷入包围，除非关乎到全局问题，否则断然不会有部队来救自己。
自己的老长官曾泽生此时也远水解不了近渴，潘朔端开始不断地担心起自己和这支部队的命运。 果然，没过多久，“鞍海战役”就打响了。
鞍海战役，顾名思义，就是鞍山和海城。 为了打通铁路线，林彪指示韩先楚的四纵，务必要拿下鞍山和海城。
战斗首先于 1946年5月24日 打响，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四纵的战士们向着鞍山发起了冲锋。
守卫鞍山的是184师的551团，激战一天一夜之后，551团少部分部队突围而出，其余被歼灭于鞍山。
韩先楚率先意识到，面前的184师是一支可以争取过来的部队，于是果断命令优待551团的俘虏，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一名被俘的营长。
然后给他和几名士兵吃了一顿饱饭后，送回了184师师部。
信中明确指出希望潘朔端弃暗投明，加入我军的战斗序列，共同反对内战。
而此时的184师正在为了鞍山的丢失急得团团转，且不说上级会怎么怪罪，战局再这么发展下去，整个184师都有被全歼的风险。
更何况，战争刚开打，潘朔端就已经发出了求援电报，按说鞍山和海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一旦失守，沈阳门户大开，面临的很可能是东北民主联军兵临沈阳城下。
届时整个东北的局势可能都会改变，蒋介石此时就坐镇沈阳，怎么可能会看着184师灭亡？那不是把自己也置于危险之地了吗？
但是蒋介石偏偏就这么做了，潘朔端收到了一封蒋介石亲笔发送极为严苛的电报，要求184师战至一人一枪。
但这封严厉的电报也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新编第一军和60军182师已经出发，增援184师了，可问题是，新编第一军会全力增援吗？
182师倒是来全力增援了，但是遭到我军的阻击，很难前进，潘朔端眼见新一军出工不出力，深刻地认识到，这仗再打下去，整个184师必然全军覆没。
于是，潘朔端在做好手下的思想工作后，终于决定战场起义！
就这样，潘朔端成为了整个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成建制起义的国军部队，东北民主联军也成功收复了鞍山。
蒋介石听说184师起义后暴跳如雷，声称这是在关键时刻给自己拆台。 丝毫没有考虑到，正是自己一步步让人心寒的操作，才导致了这场起义的产生。
作为第一个成建制起义的部队，我们是不会放过这大好的宣传机会的，借着此次事件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以争取更多的国军部队可以弃暗投明，参与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来。
但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我军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改编、改造起义部队的流程，导致184师上下因对老蒋不满意而起义，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军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认可。
最关键的一条就在于，在我军内实在是没什么油水可捞，184师上下尚未形成“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这也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首先，550团团长杨朝伦在潘朔端率领部队起义时，就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要求其固守待援，并许诺一旦坚守成功，将提拔他为师长。
杨朝伦此人和184师其他官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一门心思地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加入蒋介石的中央军。
因此在184师起义时，驻守大石桥的550团并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是顽强抵抗，但是在我军的严厉攻势下，550团被打残，团长杨朝伦也被捕了。
正常来说，杨朝伦这样的行为，应按照俘虏的身份处置。
但是潘朔端却给杨朝伦求情，保下了他，并且还举荐杨朝伦为新编184师的副师长，希望可以用恩惠来感化他，但是杨朝伦还是辜负了潘朔端。
潘朔端的力保和升职，并没能走进杨朝伦的心。此时的他尽管已经处于我军的战斗序列，却依然念念不忘杜聿明答应自己的那个师长的位置。
于是没过多久，趁着东北民主联军北撤和蒋介石调集部队发动攻势时，杨朝伦带着手下1200余人叛逃了，回到了国军的怀抱。
杜聿明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重建了184师，并且任命杨朝伦为副师长。
虽然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师长位置，但是杨朝伦自认受到了杜聿明和蒋介石的赏识，自己的前途那是一片光明。
杨朝伦的叛逃，从林彪，到韩先楚，再到潘朔端，无一不是咬牙切齿。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只好默认了这个事实。
在林帅超高水平的指挥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野战军逐步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野展开了对国民党军全面的“夏季攻势”。 而在这个夏季攻势中，韩先楚在梅河口又一次撞上了184师。
于是，梅河口战役打响。林彪在得知驻守梅河口的是184师后，便发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一份电报，对于这样的叛军，必须坚决消灭！
韩先楚也读懂了林彪的意思，所谓不接受不解除武装的起义，意思就是，除非投降，不然坚决消灭。
毕竟“解除武装”和“起义”这两个说法本身就是冲突的，如果解除武装，那就代表184师投降了。
可是，深知自己投降就是必死的杨朝伦又怎么会投降呢？ 经过数日激战，我军成功歼灭了184师大部，但是可恨的是，杨朝伦还是逃掉了。
突围出去的杨朝伦受到了杜聿明极大的赞赏，并再一次为杨朝伦重建了184师，并安排杨朝伦带着部队防御锦州。
这一次，杨朝伦终于得到了师长的位置。重建的184师隶属于第六兵团直辖，受锦州范汉杰指挥。
但是，随着辽沈战役开打，锦州被林帅的百万大军围的如铁桶一般，随着锦州城破，184师也再一次被东野打残，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朝伦这个家伙，又跑了！
杨朝伦南下逃跑到了天津，被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收留， 随后陈长捷再一次恢复了184师的番号，杨朝伦仍出任师长，这已经是184师第三次重建了。
但是杨朝伦整个“逃亡”的 历史 ，就是东野一路势如破竹的 历史 。在解决完东北残敌后，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杀入关内，平津战役开打！
这一次，杨朝伦没有跑掉，他跟着他的184师师部，一起被东野俘虏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184师还不算完。
杨朝伦在被俘后，因为其地方军阀的身份特殊性，没有被关押或枪毙，为了争取云南地方军阀龙云起义，曾作为龙云警卫排长的杨朝伦再一次被释放回云南。
按理说像杨朝伦这种顽固派，我们是不会相信他能忠于党和人民的，但奈何杨朝伦和龙云、卢汉的关系都太好了，卢汉亲自出面力保下了他。
到了云南后，卢汉又一次重建了184师，只不过这一次，目的是为了云南起义。
云南起义成功后，不死心的杨朝伦仍然想要趁着李弥和余程万反攻昆明时里应外合，破坏起义，但是没能成功。
昆明彻底解放后，杨朝伦仍然从事地下工作，想要内部瓦解云南地区，最终事情败露被捕。如果非要说的话，杨朝伦也算是国民党的“忠臣”了。
1950年3月，潘朔端将军调回云南，担任昆明市市长。杨朝伦的一生也在潘朔端到来后即将走到终点。那个制裁他的人终于还是潘朔端这位他的老长官，最终，杨朝伦被执行枪决。
四野官兵对184师都印象深刻，称其为：这是一支“打不死”的部队，也算是另一种对杨朝伦的夸奖了吧。
但是，破坏全国解放的杨朝伦，终究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罪有应得罢了。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回答者：zbs101 - 高级经理 七级 6-4 17:41曾巩 出生年代：1019—1083 名人职称： 名人国家：中国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
曾巩 出生年代：1019—1083名人职称：名人国家：中国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原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予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
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节选自《宋史》
译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
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当时声誉不大，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和行为道义，不在扬雄之下，但因为他吝啬的缘故所以比不上扬雄。”
皇上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是说他勇于作为，但吝啬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啊。”神宗赞同他的这个看法。
注释：委废：家境衰败。
单弱：弱小，无所依靠。
宦：出仕。
工：擅长。
行义：行为道义。
扩展资料：
曾巩的主要成就：
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
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主要事迹：
曾巩绝弊讲述的其实是曾巩在福州的时候当官不与百姓争夺利益的故事，更多的是说明曾巩廉洁自守的品质。曾巩是北宋散文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南丰七曾”之一，也位列唐宋八大家。
曾巩这个人为政比较廉洁奉公，又勤于政事，十分的关心百姓们的生活。他有被朝廷派遣到明州、毫州等地当过知州。每个地方，只要是曾巩到过的地方，他都有政绩，在百姓的眼中曾巩就好似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使者。
在他在福州任职的时候，因为福州的寺庙很多，而且当时的和尚认为福州的很富饶，所以都争着要当寺庙的主事。所以为了能成为寺庙主事，都跑来贿赂曾巩。曾巩就派自己的弟子去查访和辨别，然后按照应该有的次序授予他们应有的职位。
他还在府院张贴了公告，说要一律禁止贿赂事件的发生，这样便断绝了大家想为自己谋个好前程去贿赂的弊端。
后来，他又发现福州没有守官的官俸田，以前都是每年卖蔬菜和水果作为地方官的收入。每年的收入有三四十万两之多。曾巩就说：“太守和百姓争夺利益，真的可以这么做么?”随后就放弃了这种做法，从那以后在福州任职的人就再也没有收取这个钱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巩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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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民国时期？就是49年前？汪曾祺大部分好的作品都是80年代的啊~异秉好像是建国前写得后来修改的，但是应该是小说，不好意思，就了解这么多~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 散文 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写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韵味，那么在看完他的散文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现在由我收集整理的六篇汪曾祺散文选 读后感 ，欢迎阅读!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 文章 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 典故 ，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 身边平凡的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人间草木》第一篇就是《花园》。读了几遍，每次都是一边读一边笑，一边读一边叹，一边读一边摇头——唉，天籁之作啊，我怎么就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呢。
汪先生的散文好在哪里呢?掩卷思考，说不清楚好在哪里，反正感觉好像就是在一个静静的冬夜，坐在火炉旁，手捧着一杯热茶;又好像在风和日丽的早晨，行走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更多的时候，就是回到了童年，在体味童趣时，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淡淡的忧伤，“逝者如斯”啊。
就我的阅读水平，我想这篇散文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就在于作者用浑朴自然的文字，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之美，于看似不经心、不刻意之中设传神妙笔，写出了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
通篇并没有多少景物的描写，而是用 儿童 的眼睛扫描花园。你看，花园的背景是灰青色、褐色、黑色的老宅，里面充满了影子——伸拔到无穷高的大柱子(儿童的眼里当然是“无穷高”)，神堂屋里挂着的鸟笼和“永远眯着眼睛假寐的鸟(儿童的心理!)”。写园子里的草，并不写草如何青如何绿，而写“巴根草”的儿歌、“我”躺在草地上拉草根的声音、草根的甜味和似有若无的水红色、写“我”与草的“游戏”，写被草磨得发光的鞋底、写难闻的“臭芝麻”，一笔带过的虎耳草的腥味和紫苏的红色。写虫，写天牛、蟋蟀、鼻涕虫、蝉、蜻蜓、土蜂，都不是描写虫如何如何，而是写“我”与虫们的 故事 。写鸟，写冒冒失失飞进花厅里的鸟，写吃偷吃米粉，灶饭，碗儿糕的鸟，写自己养的鸟被猫吃了的“哭”。写花，也并不写花如何美，而是写供花，写掐花，写穿花，甚至写绣球花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以及它们是主人小姑姑，还有花匠、花房、含羞草、荷花……。通篇文章都是儿童纯净的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儿童纯真的心灵里感受到的美。特别是土蜂的那段描写：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
在汪先生的笔下，蠢头蠢脑的土蜂，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那对东张西望的“近视眼”，拖着的肚子，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的神情，酣态可掬的小动物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觉得土蜂在花朵上撅来撅去有点不配而对土蜂的愚弄，则体现了童趣和对花朵、动物、花园、大自然的热爱。
独到的审美，也是这篇散文特点之一。美在身边，美在本分，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 文化 ”“小话语”“小叙事”。《花园》让我感受到的艺术神韵，就在浑朴自然的文字中，在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文人的雅趣和 爱好 中，在小事的叙述和刻画中。
文章开头并没有讲花园，而是讲老宅，灰青色、褐色与黑色的老宅，充满了影子的老宅。试想，在这种背景下开放的报春花，深红、纯白、碧蓝、紫红、浅黄等色的报春花，“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更何况，还有花园，色彩斑斓，鸟语花香，能不美吗?这是对比的美。讲桂花，是这样写的：“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甚么”，这是意境的美。写腊梅，“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磁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伺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和白磁碟子以及穿花时立在身边头上戴着花的小女孩，就是一幅美丽的写意画，这也是色彩的美。最使我感动的是这段十分唯美的描写：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东西。
我真不知道，作者是带着怎样的感情来写的，绣球花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有什么联系——那是一个旧时女孩闺房的东西啊，这个女孩是作者的小姑姑又是好朋友。爱素雅的白绣球花和白缎子绣花拖鞋的女孩，该是多么圣洁啊。
当读到“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一点的开，在我看书作事时，它会无声的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时，我的眼泪突然涌上来，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
这样的小场景，在《花园》中比比皆拾：
夜宴，点一个纱灯送客，灯光照在花上树上;槐树上看到的佛院，关着的那两扇门，关在门外的一片田园，悠徐单调的钟鼓声，抱柴草打水的小尼姑来抱一捆草，水东东的滴回井里;半夜在园子里抽烟的父亲和我……一幕幕的小场景温馨又有点伤感，这种美，就像清丽澄明的溪水沁入了我的心。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花园》通篇的笔调是清淡委婉、浑朴自然的。读这些文字，就像在听一个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即兴偶感，娓娓道来，平淡质朴，如话家常般的自然。每每读到会心处，不觉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这种不事雕琢的风格，恐怕缘于作者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而就是这种看似不经意、看似闲适恬淡中包孕着一种文化、一份厚重。
另外，我在想，《花园》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恐怕不仅仅是美好童年的回忆，对家乡亲人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还有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不清楚，但我感受得到，感觉就像《寻找家园》、《融入野地》这样的作品一样，在引领我们寻找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是真善美?精神家园?或许因为我们就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向往的就是泥土和自然?当然，和那些作品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文字是宁静、闲适、恬淡的。
我想，《花园》带给我的，是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雅趣，让我体味到含蓄、空灵、淡远的艺术风格、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花园》创造的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引领着我步入精神世界的净土。从这个角度来看，《花园》就是我们不断寻找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中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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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大多写在建国以后的八十年代，民国时期写的散文大抵有几篇：《花园》（载一九四五年六月第三期《文艺》）；《背东西的兽》（载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大公报》）；《蔡德惠》（载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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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变得十分发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脑、手机、MP3等产品层出不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电脑
窗帘盖得虽严，但太阳光仍一片片地落在地上。仔细看去，阳光中有些许灰尘上下舞动。
又是熟悉的开机音乐，我迫不及待地点开浏览器，照着屏幕输了个网站。网站打开后，我十分焦急地死死盯着屏幕，上下飞快地翻着页面，最后在最底下找到了我要找的。我长长地舒了口气，点开网站，慢悠悠地抄了起来。
网络让我们的信息传输更加快捷。
手机
时间较晚了，但桌子上的作业依旧成堆，我飞快地翻着资料书，但始终没有它们的踪影。
“爸，手机给我!”我气得大喊一声。手机一来，我就拿了过来，本想打开浏览器却因过于激动而点错了几次。“这都是什么书，这都没有。”我把“getmad”这个短语输进去后，立刻蹦出了这个短语的意思，我不由得感叹：还是手机有用!
手机，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传递更加方便。
MP3
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但更多的是黑漆漆的田野，和火车内的颜色相映衬，我又喝了口咖啡，继续看着窗外的夜景。
“嘿，玩会儿吧。”上铺突然伸出一个脑袋。“行啊，听会儿歌吧。”我提议。“好!”上铺一下子钻进了我的被窝，我拿出了MP3，插上耳机和他一起在音乐中进入梦乡。
MP3，让我们在无趣的时候获得些许乐趣。
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在发展科技。只有合理运用，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
初二生活作文600字范文2
要放假了!我的心情十分的兴奋、期待!放假前，我就像一位快乐的小仙子，自由自在的，每天等待着假期的到来。
但我幻想中的假期却和现实相差了好多、好多!幻想的假期是全家一起出去玩，但现实是姐姐在考试，我也只能跟着待在家中。当时，想待在家里好像也没太差，但我又错了!妈妈不但叫我练小提琴和钢琴，还要我帮忙做家事;虽然我的心中有许多的不满，可是看见妈妈一副快生气的表情，我也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去练琴。那时，我好希望我是姐姐，不必忍受妈妈暴躁的情绪;但我觉得妈妈好像会读心术一样，听见我的心声，把我臭骂了一顿的。
过了一天后，我拜托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的，但爸爸和妈妈好像已经安排好要做什么一样，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他们说得又快又急的，这让我知道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的，我也只好参加了妈妈的“魔鬼训练班”。但最后令我印象深刻的，则是我和妈妈两座火山同时爆发，发生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我和妈妈吵架时，谁也不让谁，吵到最后爸爸跑来说话了;因为爸爸很凶的，所以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姐姐回来时，我和妈妈还是心存芥蒂，不知情的姐姐也被生气的妈妈骂个臭头的;但随着假期的过去，妈妈也渐渐地忘记这件事。
这次的假期，不但不是我想像的样子，反而变成了魔鬼训练班，整天忙东忙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我好像变成了灰姑娘，整天在做家事，一下子打扫、一下子练琴，忙得令我喘不过气，真是个令人失望的假期。
这次的假期，虽然不是我幻想中的那样，但这次的假期也令我印象深刻，希望下次的假期也能像这次的精彩、有趣!
初二生活作文600字范文3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是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有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也是衡量一个好学生的标准之一。课外生活可以帮助我们褪去心灵的紧张，还原到童真童趣的生活。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陪伴我最多的便是钢琴了!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那年夏天，我在家没事干，每天不是玩电脑就是看电视，爸爸很讨厌我这样无所事事就带我来到了一个暑假班。他问我想学什么，我选择了钢琴。从此，我踏上了钢琴的道路。
俗话说，干啥事都有坎儿。对于学钢琴，我曾几度想过放弃。因为弹钢琴是很枯燥的。一首练习曲，弹到能倒着弹都能滚瓜烂熟的程度都弹的很平淡。那时候，总觉得每天练琴是很浪费时间的，别人在那玩，而我确要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自己并不喜欢的曲目，这对于一向爱动的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但只要想起那一首首悦耳动听的曲目，我就又斗志昂扬了，直到我的努力有了收获，很多明曲都被我攻克下来了!每当看见同学们对我拥有一手流利钢琴的演奏充满了羡慕的眼神，便又使我充满力量。
现在，钢琴对我来说的确成为了一种乐趣。我每天活动课如果没事都会去练上一阵钢琴，每天紧张的学习之余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放松下来，沉淀自己的心灵。同学们有时也会点上一两首曲子，我都会弹给他们听。看到他们陶醉在我的琴声中，我内心便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虽然小时候一直处于和钢琴反目的状态，但现在我们的确成为了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我有着怎样的心情它都知道。五年前和它结下的缘分，注定要陪伴我一生的。我会坚持这个曾经让我很恼怒的选择。正是有了钢琴，我在初中的苦闷与刚来时的不适应全都消失了!它帮助了我，我还要谢谢它呢!
初二生活作文600字范文4
因为未来九个多月的紧张战斗生活，因为老师反复强调的“要静的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因为父母不断重复得的“该收收心了”，我不得不痛下决心，在这个有限的假期里，规规矩矩的做一位“宅女”;“宅男”“宅女”是最近流行起来的新名词，特指整天呆在家里很少出门的男女。
第一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我看来，这开头还真不是一般的难;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上午内，共接电话一次，去洗手间两次，喝水三次，起身闲逛若干次;只完成试卷两张，还不如在学校两节自习课的工作量。
同学找我出去玩，拒绝了;好友邀我去逛街还是拒绝了。不禁为自己小小的觉悟感到骄傲。
又一日
我开始想念与密友一起散步，一边唧唧喳喳地笑着;想念在超市购物，还没到超市门口一大袋零食就被一扫而光;想念……
听说在家带着很容易发胖，我写写作业，走到体重计前，折回，再走过去……如此反复。据说独居的人每天都要刷好几遍牙因为长时间不说话，容易口臭。我总隐隐约约觉得口腔中有臭气在酝酿，屡次举起牙刷。
我盘算着，还能坚持多久。
再一日
当清晨的曙光穿过玻璃，映到我的脸上，我轻轻推开窗，深吸一口带着露水的新鲜空气，俯身看看，早起的人们来来往往，坐下来，开始朗读英语，就像在学校里时一样。
当电视机里传出诱人的声音，我不再犹豫是不是应该装着路过，去看看在播放什么，而是自然的忽略它，继续看书。当夜已深，躺在床上，回想这一天来的学习成果，不禁露出微笑。
我知道，已经慢慢习惯“宅女”的生活了;其实，有时候，换一种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初二生活作文600字范文5
许多亲戚朋友都夸我听话，我也因此而感到自豪。可渐渐得，我发现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听父母的话了。如果父母让我去做一件我不感兴趣的事，虽然我还是会去做，但心里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忍耐下去，但在那一晚上，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向妈妈反驳!
那晚刚吃完饭，我进房间做作业，妈妈突然进来，发现我在做《政治》作业，便问我其它四门主课做好了没，我摇摇头说，还有一门。妈妈便立刻开始唠叨，说我不重视主课，所以成绩上不去，又说我不会安排时间什么的。我感觉很委屈，便控制不住自己地大声反驳：妈妈，我也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不会胡乱安排时间的!妈妈一听，十分生气，抛下一句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便门而出。我悄悄走出房间，往洗手间瞄了一眼，发现妈妈肩膀在抖动，妈妈哭了?!
我回到房间，拿起那门为完成的主课作业本，问：我错了吗?是的，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大声地反驳妈妈，这是对妈妈的不尊重，不礼貌!我真的错了吗?不!我没错!虽然课与课之间可以分主次，但知识与知识之间是不能分主次的!我的心回答了我的问题。
第二天吃早饭，妈妈夹了一块蛋放在我的碗里，说：昨晚，妈妈也有过错，妈妈把主课看得太重要了，忽视了副课，以后不管先做哪门，只要都做好就行了，妈妈原谅你昨晚的无礼。妈妈就这样原谅了我，可我的泪水却止不住地流着，但那泪水好暖，真的好暖!
一次小小的冲突，一块小小的蛋，但从中体现的母爱难道不比海更深，天更高吗?
哲学，即是 方法 论。哲学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对于哲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的论文加以描述。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哲学，即是方法论。它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它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永不过时。它指导人们由已知的，去了解、认识未知的。它的矛盾囊括宇宙万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懂得这些后，就应该把它应用于生活，从而减少生活中少犯错误的次数。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爱上智慧，并运用智慧来提高生活质量。
摘要：哲学，生活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 总结 。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科，它能指导人们追求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思考，哲学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哲学是美好生活的向导，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
从哲学的任务上看，哲学能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由哲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哲学观点都是由人提炼出来的，而人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哲学观点也是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大脑的主观印象，都是生活的烙印。 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17、18世纪,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不同的元素组成的，元素是组成化合物的基本单位，各种元素的分子又可以分解为原子。原子是当时科学所达到的对物质结构最深层次的认识，因而，人们就认为原子就是最小的物质单位，原子的属性就是一切物质形态的不变的属性，各种元素的原子既不能分割，也不能转化。哲学家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世界的本原于是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原子就是世界的本质的结论。例如伽森狄和霍尔巴赫，他们关于物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及其属性都是不变的，世界上形形色色不同性质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原子的结合和分离在空间位置的变化所造成的。哲学家从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中研究出了世界的本源，这足以说明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
哲学的思想是随着生活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例如原子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徳谟克尼特是第一个提出原子论的，当然在当时的古希腊并没有近代的科学仪器来发现原子，所以他说的原子并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经常所提到的原子。徳谟克尼特认为“真正的存在由无数微粒构成，这些微粒在虚空中运动”，而这种物质微粒就是原子。他认为原子是微小的物质粒子，是不可分得;在时间上是永恒存在的;数量上是无限存在的;从空间上说，这无数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着。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物理学上的原子，当时的哲学家用这一自然发现来研究世界的本原于是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原子
就是世界的本质的结论。从古代的原子论到近代的原子论，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哲学思想也在不断进步。
哲学对生活具有指导作用。哲学是照亮人们生活路途的明灯，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和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 我个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他提出一下几个观点：第一，幸福是终极目的。他认为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第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性的现实活动。 第三，德行非生于天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包括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性。第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第五，幸福是实践的果实。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人光有德性还不够，还必须要把德性付诸现实活动。第六，幸福不是一时一事的事，终身幸福才能算作真正的幸福。第七，幸福还需要好的外在条件为助。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高尚的事情，需要朋友、财富、政治权力才能做到，借助这些条件比较容易获得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以外在的好处作为追求幸福的目的。他强调财富、名誉、门第、闲暇等外在好处并不是幸福的原因。他还明确表达了一种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在他看来，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那种为了朋友和国家尽其所能，在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是抛弃财富、名誉和人们普遍争夺利的利益，保持着自身高尚的人;是宁可要短暂的强烈的快乐，也不要长期的平和的快乐，宁可高尚地生活一年，也不要庸庸碌碌生活多年的快乐的人。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告诉了我们要在德性的指导下追求幸福，在生活中要通过学习来增长智慧、加深理解、使自己明智，要用德行来调适情感和行为的，因为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为人们追求幸福指明了道路，这体现了哲学对生活的指导作用。 哲学与生活密切相关，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看，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真正的哲学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弊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哲学还可以遇见和知名社会的前进方向，指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同时能够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变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现在我们中国遵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它是以往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思想结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生的根本指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哲学的思想库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利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杨敏姣,万小龙.伽利略的原子论思想——近代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基础[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5期
[2]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9—90
[3]周华.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4]罗洪铁，徳谟克尼特的原子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02期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一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 哲学源自、适用于生活
三 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四 结论
一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的问题，这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客观标准。在哲学史上，凡是主张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即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意识是有物质派生的，是对的，属于唯物主义派别。凡事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即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源，物质是有意识派生的，是错误的，属于唯心主义派别。
二 哲学源自、适用于生活
由哲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哲学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抽象出来的理论体系。
就拿伏羲氏的《连山》来说，据曾仕强教授的观点：“当年伏羲氏看到了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就仔细思考啊，通过各种推理假设，虽然不怎么科学，但是是哲学的概括，提炼出了阴阳---太极。一个作用力把太阳拉上去---阳;一个作用力把太阳拉下来---阴。一上一下，一阴一阳，才能是太阳东升西落。上下组合、阴阳组合才能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万物正常生长繁衍，生生不息”。阴阳融合极为太极，太极---象征着每个正常运行的“小宇宙”，在生活中推而广之，“小宇宙”可以是一个人的心情，喜(阳)和忧(阴)组合才能形成一个正常人的心情(太极);“小宇宙”可以是一个人身体的成长、衰老过程，同化作用(阳)和异化作用(阴)相互作用，使人的身体呈现出成长、衰老的外在形态(太极);“小宇宙”可以是逻辑判断，真(阳)和假(阴)的组合，才会出现精彩的逻辑世界(太极)。“小宇宙”也可以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力、可以是数学里面的一对互逆运算、可以是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是一对恋人、可以是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其本质就是0和1)、可以是阶级斗争、可以是敌对国家…你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因为他是矛盾的统一体。
接下来用“小宇宙”来分析一下人类的繁衍。
精子(阳)和卵细胞(阴)相遇、互动，就形成了受精卵(太极)，“小宇宙”形成，就往下发展，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两个变四个…最后就形成了婴儿(新太极)。
婴儿体内的同化作用(阳)大于异化作用(阴)，所以婴儿呈现出来的是生长和发育;发展到青年或中年的时候，同化作用基本上等于异化作用，停在生长;人到老年时，异化作用大于同化作用，呈现出衰老，最后死亡。
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哲学观点都是由人提炼出来的，而人都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
的哲学观点也是生活作用于他们的大脑的主观印象，都是生活的烙印。哲学是源自于生活的。
三 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当你爱上智慧，并懂得运用智慧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本人对生活的体味太浅，加上现阶段的同龄人对恋爱比较感兴趣，所以只能拿生活中的爱情的某一方面来开始说事。
一对恋人是一个“小宇宙”，他们是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但都统一于爱情这一主题下。现在大部分的人啊，只要一谈恋爱，都爱分分秒秒，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或者是熬电话粥既影响生活，又影响学习。他们无原则地黏在一起或者太深地介入了对方的生活，本是想与对方亲近，舍不得对方的离去，但实际上他们是适得其反的。我曾在火车上问过一些人，他们都不喜欢熬电话粥，但是迫于形势或者不好向对方说明，他们的感觉是累的。我也见过一对恋人由于没有了私人空间，最后选择了分手。 累的感觉、分手的结果，都是他们不懂得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要懂得控制矛盾的发展。一旦两个人成为了恋人关系，他们间就少了很多顾虑，为了对方他们可以做某些牺牲，影响了个人生活，最终导致了分手。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少了顾虑，为了对方可以做出某些影响生活的让步。懂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为事物向相反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潜在的分手结果在孕育着。明智的人就不会那样，他们知道“掉线的风筝是飞不高的”所以他们还是有所顾虑的，而对于自己不想做的事也敢大声地说出来，他们看似无情、不懂恋爱的规则，但是他们的恋爱会更长久，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没有隐藏疙瘩。物极了，就容易反;两个人异性的关系太好了，好到了恋人关系的程度上来了，这时就容易反、出问题(无顾虑是关系太好造成的)，所以要特别小心，注意控制矛盾互化的条件，从而把握矛盾的发展方向。
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通过不断地努力，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后便开始自翊、飞扬跋扈起来，自以为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是他骄傲的资本，殊不知，正是这些他的个人成就，才使他的人生向反的方向发展，最终跌入人生低谷。 你自翊、飞扬跋扈的时候，是目中无人的，自然就会得罪你身边的人，当然对于忠告你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你正被光环所包围，更不用说“吾日三省吾身”、注意个人修养和能力的不断提升。这样，能力被限制了，承担不起大事;关系弄僵了，承担不到大事。很自然，跌入人生低谷。
问题同样是出在“极”了。物极(相对于以前没有获得地位和财富来说)后，必然导致心理变化(正常人来说)，行为变化，反向发展，跌入低谷。我还是那句话，看清事物的本质，控制矛盾互化的条件，把握矛盾的发展方向，才能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 结论
哲学，即是方法论。它源自于生活，自然适用于生活。它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永不过时。它指导人们由已知的，去了解、认识未知的。它的矛盾囊括宇宙万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懂得这些后，就应该把它应用于生活，从而减少生活中少犯错误的次数。哲学，爱智慧，才会爱生活。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与问题是可以被批判并最终超越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一原则是无法超越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方式，其并不会随着内容而改变。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生活的关系也是密切而复杂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 联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2095-3089(2016)11-0033-0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上个世纪初期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基础上，结合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历史上优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而创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源泉。单纯的理论与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即使这理论与实践是来源于实践的积累。理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实践就会变得空洞而无内涵，当然也就没有了实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的论述，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出其实践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这既体现在理论的阐述中，也能够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过程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与实践的，而实践的最直接参与者就是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显然即是人的活动。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人的活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调了的是现实存在的，现实的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段历史的早就则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断付出与劳动，是人们的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与文明，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力理论，是以物质为独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肃的实践的理论，但其不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其哲学范畴放大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并且其自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一种底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其能够适用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理论开始，同时还要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现象、问题与矛盾，只有不脱离现实的研究与阐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也是科学，同时更是方法，其显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生活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批判性方法，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严谨分析复杂问题中的本质现象，从而为做出做正确的决定提供最为正确的支持;而对于问题的多样性来说，则要运用理论联系实践来帮助解决，通常认为，生活中虽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通过对这部分联系与相似性的考量与把握，人们能够将多样的问题归类化简，是的负责多样的问题群类得到简化，更加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通过指导人们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即是具有 反思 精神的人类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的旅途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就主要通过给人们提供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为人们提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基础上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实际和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任何行为和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离不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法。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像技术那样使哲学直接实用，但是，它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助益已足以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哲学的应用，绝不是哲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教育 ，使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崇高理想信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中的问题会显著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则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不是简单的提上理论的标签，而是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底层性，做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这样在我们面对新问题新环境时，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帮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完善与丰富。
参考文献
[1] 李昕桐. 施密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感性活动思想[J]. 学术交流，2014(03) .
[2] 罗许成. 马克思对自由的感性活动理解[J]. 浙江社会科学，20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