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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展示4 人有意气，才能有豁达的胸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子有意气，虽遭官场与文场一齐泼来的污水，但他仍意气风发，“侣鱼虾而友麋鹿”，心胸豁达可见一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遭人诽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虽有昭昭若明星之德，日月齐辉之才，终化为泡影，但他仍意气风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入愁肠三分酿成月亮，七分化为剑气，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若无意气，他怎会有如此豁达的胸襟？ 人有意气，才能有千古留名，流芳百世，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涤荡了风波亭的点点残血；几百年的潮起潮落，早已淹没了零丁洋里的声声叹息；几百年的猎猎西风，早已拂走了牧羊的老者；几百年的漫漫黄沙，早已淹没了西域路上的声声驼铃……然而，岳武穆的满腔热血，文天祥的一颗丹心，苏武的一根竹杖，张骞的十几年牢狱之苦，早已映入史册，成为民族的精神瑰宝。若无意气，他们怎会有如此壮行？(2006年湖南省高考满分作文《谈意气》) 所用话题 谈意气(2006年湖南高考作文试题) 素材点拨 除了在上一例中提到的苏轼之外，这则材料中还用排比的手法写到了丹心谱就《正气歌》的南宋名将文天祥，忠心染出《满江红》的民族英雄岳飞，史称凿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第一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位探险家张骞和“十年持汉节， 白雁上林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刚烈节义之士苏武。选择相似的事例运用排比的手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既充沛了论证的气势，又充实了文章的内容，是近年来常见的也是很出色的用例之法，值得借鉴。在运用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选例的得当和语言的对称，不恰当的例子会混淆论点、影响论证的力度，而一旦为了形式而瞎拼硬凑，就走入了创作的误区，弄巧成拙了。 素材展示5 阮籍目睹世间的浑噩不堪和好友的身首异处，借醉酒逃避现实。他的一生一直在逃避、逃避、逃避，却终因一篇《为郑冲对晋王笺》被人唾弃。嵇康则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不肯向生活做出任何妥协，最终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其实人生由阮籍的醉酒向前一步便是嵇康的《广陵散》，人生由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便是阮籍的醉酒，殊途同归的境遇竟是如此迥异。若是两人各向中间迈出一步，将幻想与现实稍加中和，也许就不会落得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入苍穹，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怅惘。 我们如何才能让仰望星空的人了解现实，又如何才能让飞上星星的人保留梦想呢？ 在那个人人埋怨的时代，沈从文先生目瞩现实的残酷却依然将那个江南小城写成了山美、水美、人美的世外桃源。现实没有湮没他对人生的希望，他用一份最原始的情感和一颗赤子之心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自己的人生。他没有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亦没有让现实麻木自己的心灵。 张允和先生亦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她一生经历了大富大贵，也经历了战火纷飞、十年浩劫，而她却永远保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她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她正视现实并战胜现实，而她那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则使她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不放弃幻想和权利。 (2006年高考山东优秀作文《梦想在现实中起舞》) 所用话题 阅读雷抒雁《星星》，根据自己的联想或感悟写一篇文章(2006年高考山东卷) 素材点拨 这篇高考作文从雷抒雁《星星》这首诗歌出发，阐述了梦想与现实这个话题，“起舞”一词写活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中选择的上述材料中所列材料从正反两方面深入的论述了观点，极为精当。逐次阐述如下： 1、阮籍，字嗣宗，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由寡母抚育成人，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也爱读老庄，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相传他母亲去世时，阮籍正在与人下棋，对手要停止，他却坚持下完，似乎无动于衷。但下完棋后，他饮酒二斗，大哭一场，吐血数升，内心悲痛再也压抑不住。《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葬母，照常饮酒吃肉，不循常礼，人都以为不孝；但当他竭力一哭，吐血废顿，世间所谓的真孝子，又有几人能够这样呢？嵇康，字叔夜，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他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修养也颇精深。他自少即好音乐，他的古琴演奏技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而无与并者，他创制的并于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为世间绝响。他还善书法，由妙于草书，其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至于他文辞壮丽，善写文章，更是受到广泛推崇，被认为是个“奇才”。阮籍与嵇康都是为了躲避曹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牵连迫害而归隐山林，
浅析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美学要素初探
【论文关键词】教材 语文 教师美学要素
【论文摘 要】 美育对中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语文 教师必须把握中学 语文 教材中的美学要素。本文认为, 从艺术风格方面去探讨，中学 语文 教材中的美学要素有雄浑之美、对称之美、悲怆之美、意象之美、柔婉之美、映衬之美、犷悍之美等。 我们的周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基本条件之一。作为教育实施者和主体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感受美。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一定的美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时时贯穿美的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培养学生美的理想、美的行为、美的一切。 一、雄浑之美 雄浑，即雄健浑厚，雄壮浩翰。［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由此可见，雄浑之美，历来是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之一。 “雄浑”之美是一种整体的美，而不是局部的美，如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雄浑的诗境有如一团自在运行的元气，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正象严羽所说：“气象混沌，不可句摘。”如王维《使至塞上 》，其中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写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近人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凸现了大漠粗犷雄浑。无际无涯的大漠中，一缕烽火台上的孤烟，直上青天;长河似带，落日降临，异常浑圆， 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紧接一个“直”字，却又表现了它的劲拔、坚毅之美。沙漠上没有山峦林木，那横贯其间的黄河，就非用一个“长”字不能表达诗人的感觉。 漠之大、烟之直、河之长、日之圆，四个元素浑然一体，营造出一种读者无法拒绝的、心灵沉醉的雄浑之美。 二、对称之美 人们在发现宇宙和大自然的和谐美的现象和规律时总会感到兴奋，赞叹“天道崇美”；见到精美的艺术品时，就会有愉悦感。而这种愉悦的情绪常常是由对称引起的。 对称是重要的美学要素，又分结构对称、功能对称、装饰对称等。对动物来说，结构对称是生存的需要，进化的结果。为了生存，左右结构必定对称，才能跑得快，飞得起来。功能对称是在结构对称的基础上叠加的功能，如左右眼图像的立体感和距离感，使它能够准确捕捉食物；左右耳的声音叠加，使它能躲避来犯之敌。 对称有虚实之分，实的对称可以用物理学对称操作讨论：物体相同部分有规律的重复；虚的对称是概念性的，如左旋、右旋。 三、悲怆之美 悲怆的极致是晋魏时期的作品，“建安风骨”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慷慨悲凉，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是频繁的改朝换代。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 嵇 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 琨 、谢灵运、范晔……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应该说，这是一张相当惊人的名单，而这些人不过代表而已，远不完备。“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留下来的总是这种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这些门阀贵族们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嵇 康），是他们作品中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们的“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作品悲怆的一面。向秀的《思旧赋》虽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像阮籍写得这样悲怆而美丽。 受其影响，唐宋时期的作品，更是将悲怆之情与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 四、意象之美 所谓一草一木总关情。在中学 语文 教材的所选材料中，飞鸟虫鱼，风花雪月，都可能成为表达某种思想或者情绪的载体。这种载体就是所谓的意象。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意象通常是指以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为基础，进而表现或暗示出一种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丰富、深 邃 的美学意境的表现方法。因此，其基本特征应是：首先它具有独特、完整的形象体系，而不是只有局部、甚至孤立的细节形象；第二，它应能表现或暗示出超越这一形象体系的深 邃 、丰富的美学意境。也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个形象的简单比附、单向譬喻，而要有多义性的哲理内涵，应是具象与抽象的深层融合。 意象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承载了超出它本身的感情和观念，而又不把这种感情和观念表达的那么直白。 意象之美还在于，它为每个读者提供了不同的空间。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由于自身的经历、素养、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作品中相同的意象可能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这个意象就愈发显得千姿百态，美不可言。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你可以看三楼的 即使你给700分 都没人给你把论文写了
不是一个人，在先秦可靠的典籍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太昊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荀子当生于战国之末，他在《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两名共见一书，自非一人。
刘歆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将伏羲与太昊相附而并称，推之于古代帝王世系之首，其后班固引之于《汉书》，后世史籍相继采从此说。
太昊，是上古华夏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三皇之首，亦作大嗥、太嗥、风姓，号伏羲氏。以木德王，是为春皇。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定都汶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之虚也。”
伏羲（生卒年不详），风姓，燧人氏之子。《史记》中称伏牺，又写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又称青帝，是五天帝之一。传说其生于成纪，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伏羲是古代传说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是中国医药鼻祖之一。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太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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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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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的。散文大多是作者根据当时情怀书写背景，作为书写主角情怀的方式，古代文学中，散文包括古文、骈文和辞赋，骈文和辞赋基本上属于韵文范畴，但在行文体制上更接近散文。现代文学中，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体裁，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对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除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外，还包括通讯，报告文学，随笔杂文，回忆录，传记等文体。随着写作学科的发展，许多文体自立门户，散文的范围日益缩小，狭义的散文是指文艺性散文，它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常见的散文有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
大学生关于散文文学论文的标准格式 1.引言的修改。请参阅近年已发表的相关论文，特别是作者曾发表在拟/已投稿期刊的相关论文，补充修改引言，简要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交代该文的研究背景，分析前人研究的优缺点以及与本研究的 关系。国外的应用情况如何？本研究的着眼点和特点在哪里？有何创新？按照本刊的格式在论文中引用之处标引（请不要标注在标题上）和文后著录参考文献，把参考文献补充到期刊所要求的篇数以上，一般建议教材和工具书不列入参考文献。建议采用第三人称，不要用第一人称，如“我国”。引言、摘要、结论不重复。 2.作者简介与作者单位。请参阅期刊论文格式，补充作者简介，包括学历、职称、专业方向，详细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若有通信作者也请标识清楚。若论文受基金项目资助请注明项目编号。作者单位署名应准确到院系或研究室等，要写全称，同时注意中英文单位应一致。同一个作者若有多个单位署名可采用数字编号分别指明。 3.关键词的选择。为便于检索用，一般列3-8个关键词,主要从《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选出，或从《汉语主题词表》选出。主要关键词一般包含在题目、摘要、子标题、正文里。正确选取并核对无误。中英文关键词应完全一致。 4.论文的题名。标题应简明、具体、确切，概括文章的要旨，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择关键词。科技论文写作规定：中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字；外文（一般为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一般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尽量不用非公知的缩略语，尽量不用副标题。希望作者仔细斟酌论文的题目，尽量避免用这种套路的题目，如“一种……的方法”或“基于……的研究”等。 5.材料与方法。若文章的材料与方法交待不清楚，应补充详细，交待方法步骤和使用材料的规格，使试验具有可重复性。 6.结果与分析。请加强对试验结果与应用效果的分析。不能堆砌或罗列图表数据，应通过比较、分析、解释、说明、统计、判断、推理、概括等，采用统计分析技术和定性与定量综合法，从数量的变化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归纳出数据所反映出的规律性的东西，使结论水到渠成。在统计图表上出现过的事实，没有必要再用文字重复叙述，只要指出这些数字所说明的问题即可。结论是对研究所收集的事实材料的客观归纳，应以事实与数字为主，文字叙述简洁明了，结论明晰准确。切忌以偏概全，夸夸其谈，任意引申发挥，妄下结论。 7.结论的修改。论文的结论部分需要如实概括文章的研究成果。表述应该精炼，最好分条陈述，条理清楚。讨论应该置于“结果与讨论”中。 8.摘要的修改。请按照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4要素补充修改中英文摘要,对背景材料不要交代太多，但结果和结论尽量详细，应包括重要数据。原稿摘要内容欠详细，语言表达尚需完善。英文摘要还需要改进，请按照补充后的中文摘要认真核对修改。本刊所发表的论文被EI收录比例很高，请尽力写好英文摘要，争取被收录。如果作者对英文摘要把握不准的建议请英文好的同行专家或外籍专家协助把好语言关。 文学论文不仅要深入剖析作家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特色、文学价值，还要熟知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文学团体和主要流派并分析思考出现的文学现象及其兴衰过程、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影响等等，还要参考相关的文学理论，深入了解文学的本质、构成、创作手法、文学鉴赏、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古今中外美学名家对美的本质、特点以及审美问题的探讨和认识。而最重要的则是文学论文的写作实践，要求运用写作理论来指导具体的作文，作者通过不断提高观察、分析事物和提炼主题的能力，能够很好地体现作者谋篇布局、表情达意、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很好的写作技巧。
眼界我是喜欢雪落的，却害怕它们的晶莹在温暖中消失，我是期待花开的，却忧郁它们的湿润在时间里枯萎。从前，我总是这样看世界，美好的事物总会消逝，只留下爱它们的人不知所措。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好友去远方已有半年，我总在仰头看月亮时猜想，我们的目光会不会在夜空最明澈宁静处交汇。我独自走在我们曾经一起路过的地方，捡起秋叶，夹在书页里寄给她，一起读树叶里难以破译的古老文字。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两个季节，思念如林间隐藏的溪流，寻而不见，清灵叮咚声却始终随身。那时，我是忧伤的。我承认我并不那么热爱欢聚，因为相聚意味着有一次告别，就像，花开意味着残瓣，日出意味着夕阳。然而那天的惊喜，让我们一时忘记了想那些遥远的忧伤。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冬日，阴天，寒冷，灰沉沉的。她明亮的声音突然点亮了冬日的色彩，让我在漫不经心中猛然一惊。定睛一看，没错！是她！我来不及想她是怎么从远方飞到这里，奇迹般出现在眼前；来不及想有什么要说，来不及嘘寒问暖，来不及为即将到来的告别叹息忧伤。那一刻的惊喜，只给我无尽的欢乐、温暖和力量迎着寒风奔跑过去，一下子把她抱住。之前的想念和孤独都在一瞬间黯淡下去，细碎的烦恼和冰凉的伤感也都被抛到远处，对快乐终结、美好必将消失的担忧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忽然懂得，相聚的快乐远比告别的伤感来得深厚，花开的色彩可以轻易遮挡凋零的枯涩。告别之时，我们都幸福的微笑。不是在沉重的气氛中抒发不舍和忧愁，而是充满期望的等待下一次相聚。在那个不远的明媚的日子，我会闭上眼，等待她再次从远方悄悄归来，用惊喜把我唤醒。原来，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把眼泪变成微笑，把冬日化为温暖，把忧伤看做快乐。拥有新的眼界，珍惜和享受美好，而不是悲叹它的消失。雪花融化之后是春天。花朵衰败之后，正在酝酿下一次更美的盛开。拥有这样的眼界，即使面对惨淡消沉的夕阳，我也会欣然畅想：地球的另一边，明亮的初阳正在升起！
[1]《太极拳拆架拆手》魏树人著 人民体育，出版日期: 2001年02月第1版。 [2] 《八卦掌答疑》张全亮著 人民体育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 《少林寺与少林拳》《少林寺与少林拳》编写组 广东教育出版1984年04月第1版。 [4] 《八极拳运动全书》安在峰编著 人民体育出版日期: 2005年12月第1版 。 [5] 《中国武术史概要》余水清编著 湖北科技出版日期: 2006年3月。 [6] 《中州武术文化研究》韩雪著 人民体育出版日期: 2006年11月。 [7] 《太极拳发展研究综述》 朱晓东、冯霞， 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8] 《近十年来武德研究综述》 季勇军、杨祥全 ，天津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系。再补充两篇论文，一个是《我国武术文化现状》另一篇是《武术文化之争》
武术得参考文献有官方文献有以下几部《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武术套路》《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武术散打》《中国武术文化散论》邱丕相《中国武术教程》上下册 下册最后一页有大量古武术简介。中国武术，以中国文化（汉族）为基础的、停止（止）战斗（戈）的技术。武术，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打斗等手法、来达到停止战斗的目的、的技术。武，是停止战斗的技术，而并非发起战斗的技术。所以，但凡主动发起、挑衅起战斗的，都违背了武，是灭武的行为。二战后，全球用“体育竞技”方式，来消除二战余下的戾气，导致中国武术被卷入体育范畴“发展”，致使大大扭曲了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真正的武术文化与精华。
高校体育开展武术散打需注意的几个问题摘要：“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提出和武术散打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的不断完善，许多高校体育中已经开展了武术散打教学，这是武术散打发展的结果。但武术散打是一项典型的竞技体育，所以对普通大学生开展散打运动，无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运用，还是教学内容设置都应引起教育者的思考。关键词：高校体育；武术散打；问题 前言散打已经发展成为区别于拳击、泰拳、跆拳道等国外对抗运动的中国特色的竞技对抗体育运动，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体育。在高校体育中开设散打内容，是散打运动发展的必然，也是基层散打教师的期盼，有着广泛的学生基础。练习散打可以增强体质，防身自卫，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尊师爱友、勇于吃苦、奋发向上、乐于助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热爱祖国的思想品质；学习散打可以开发学生智力，提高文化素养。但对普通大学生的散打教学应区别于专业训练，在教学方法、手段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应注意几个问题。一、高校体育开展散打教学需注意的问题1．竞技散打与普通散打之间的差异(以下暂把普通大学生使用的散打书定名健康散打)举国体制下，散打运动更多以竞技散打形式表现出来。注重的是散打的特殊本质(技击性)；而针对普通人群的健康散打，突出的应该是散打运动的一般本质(健身与文化性)。竞技散打和健康散打(或大众散打)两者有着共同和不同之处。两种意义上的散打都是以传统武术为母体。虽说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的产物，但都能突出地反映浓烈的东方民族传统色彩。包含了中国哲学、民俗学、兵学、美学、养生学和中医学，都具有强身健体、陶冶情操、观赏和娱乐、增进交往等功能。两者又表现出不同之处。第一，对象不同。竞技散打拥有稳定的训练群体，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竞技散打形成了从业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运动技术学校到散打优秀运动队的三级人才培养网络。健康散打的对象是学生和一些散打爱好者。第二，竞赛规则不同。竞技散打具有严格的竞赛规则，倡导“费厄泼赖”精神，它不承认除体力、智力之外的任何不平等，昭示了拼搏奋斗的价值。健康散打注重的是健身与娱乐，在安全的条件下，对散打规则的使用某些方面并不做严格要求，如不同级别间的对抗，不同性别问的对抗等。第三，竞争对抗程度不同。竞技散打表现激烈的竞争对抗，竞争是体育活动的固有属性，更是竞技运动的核心理念，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类最高的竞技法则。竞争性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焦点，竞技散打也是传统武术在吸取西方体育竞技思想的产物，竞争对抗是竞技散打区别于其他武术运动的本质属性。竞技散打与健康散打在竞争对抗上表现程度不同。第四，动机不同。竞技散打追求强烈的功利目的，一切竞技散打比赛，争分夺牌都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健康散打注重的是自身的发展，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健身方式，旨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2．健康散打在内容设置和规则上应区别于竞技散打健康散打应该结合学生素质教育、健康教育；结合散打一般本质—— 健身本质和民族文化本质。以散打健身功能为主线重新整合，推出散打相应的“套路”，突出武德教育，强化礼仪规范。针对没有武术基础、没有经过系统身体运动训练的普通大学生来说，以基本技术练习为主，更多以手脚技术为主，结合简单组合动作，限制摔法。实战方面，禁打部位除外，还应主张打击时力量化整为零的练习方法，即拳脚接触到对方身体一刹那，力量收回，或点击到对方身体某个部位，裁判员立即叫停，计算得分。打击只能点击而不能连击，或者连击而不能重击，腿不能击打头部；针对学生的耐力差原因，一局胜利制，比赛时间以1分30秒为一局，以点击数量多的为胜。展现出散打的特殊本质——技击本质即可。3．散打课的教学评价体系以及竞赛激励机制(1)高校体育散打教学的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有利于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学评价体系不科学，对老师、学生都会有消极作用，不利于调动老师、学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尤其对学生的评价考核，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考试上，或者仅仅看几个单个基本技术。应该对学生的散打综合能力进行全面的考核，给学生留有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2)建立大学生散打竞赛激励机制。竞争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体育就是通过刻苦努力来陶冶情操，没有竞争就不是体育，体育失去竞争也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散打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格斗对抗，就是竞争，这种竞争通过竞赛来体现。所以，建立完善的竞赛制度，可以有助于散打运动的发展生刻苦训练的成绩要通过比赛表现出来，个人价值、个人魅力也同时通过竞赛体现出来。有了比赛，也就有了训练的目标，有了练习的动力。在大学生中开展散打竞赛，学校可以建立“新规则”下的校级散打竞赛制度，通过学校的散打比赛，选拔出优秀散打队员参加省级间大学生的散打比赛。通过学校的散打赛事，对散打造成影响，有利于散打运动的传播，通过省级以上的比赛，树立学校的影响，从而加强领导对散打运动的认识。同时通过散打比赛加强学生间的交流学习，提高技术水平。4．散打教材与教学方法市场上散打书籍都是竞技散打用书，它的教学方法、教学原则都总结于竞技训练中，不适应普通大学生使用，对不同兴趣、不同身体素质的大学生进行散打教学，方法应多样化。教材内容趋于过时老化；内容的设置不利于新时代培养人才的需要，也跟不上散打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散打规则的变化，近年来，散打运动在党和政府、广大武术散打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努力下，散打运动发展迅速，散打规则的变化也是与时俱进，教材的使用制约了学生对新知识、新信息的掌握。不利于理论指导实践。应以健康与娱乐为主线创编一本“健康散打”教材。二、结束语正如刘三元先生所云：“弘扬民族文化的误区，最核心、最根本的在于我们不是缺少优秀传统文化，而是缺少优秀文化的教育。”根据散打运动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对抗性、观赏性，它是一项年青人喜爱的运动。大学是传播武术散打的主要途径之一，大学也是年青人接受系统教育的最后一站，所以作为文化传播中心的大学进行散打文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现在的学校体育中，民族传统的东西太少了，缺的就是这方面的教育。武术散打的传播与发展问题，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化在具有高文化素养的大学生群体中传承，弘扬民族精神；而且能通过武术散打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1]杨祥全，姚静辉．武术发展分化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6，6：89—91．[2]洪浩．竞技武术的概念界定与本质新论[J]_体育学刊，2005，12(5)：53-55．[3]邱丕相，王国志．当代武术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体育学刊，2006，l3(2)：76-78希望对您有帮助。
试析意念训练在散打拳法中的作用 摘要：武术散打是一项激烈的对抗体育项目，散打运动员通过踢、打、摔、拿等技术来进行攻击与防守。在散打项目中拳法占有了其主导的作用，拳法可以分为单个拳法的技术动作和组合拳技术动作两大类，近几年来关于“意念”对体育训练的作用备受人们的关注，所以我们将意念拳法巧妙的结合，为了散打运动竞技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 关键词：散打 组合拳 意念 空击 Abstract: Wushu Sanshou is a fierce confrontation sports, athletes through Sanda kick, fight, throw, using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attacks and defense. Sanda projects in the fist holds its leading role in mov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single fist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movements and technology moves straight two categories, in recent years on "ideas" on the role of sports training has the attention of the people, so we will Boxing clever ideas, the combination of athletic sports in order to Sanda raising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Keywords: Sanda combination punches ideas air strike 前言：在以往的专业队训练中，大多数教练认为队员对技术的学习与掌握都靠队员的动作数量与肌肉的力量来获得的，这都是传统中教学理念，近几年来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体育运动科学化研究发展，任何运动技能的获得不仅要依靠外部肌肉骨骼运动的训练，而且还必须配合心理训练，既意念训练。日本“空手道之父”大山倍达曾经说过：“单纯肌肉训练的时代即将结束，人体器官的负担能力已经达到终点，技术也不会给运动带来什么好的成绩了，只有人的大脑还有空在那儿，还没有充分利用。”所以意念训练是必然的产物，所谓意念训练就是通过大脑对肢体的支配而且对技术动作与想象的画面反复记忆的过程，因为人的思维活动，对运动技术的形成起着重要的调解的作用。所以通过散打中的拳法与意念相结合来证明其快速提高的运动效果。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吉林省四平体工队散打2队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 通过运动训练的探索与开发及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定性分析从中整理出相关的素材。 访谈法 通过老教练和训练优秀运动员的访谈和研究，得出大量的资料和素材。 传统拳法练习与意念拳法练习 左刺拳和右直拳的组合拳法左刺拳攻击身体接连击拳攻击下颚进攻者首先左刺拳虚攻对方躯干之有效部位，引诱对方向下防御或躲闪露出面部，上体向左迅速拧转，右脚前掌用力蹬地，右拳直取对方面部，左拳回收护头目视对方。 前上勾拳和右直拳的组合 前上勾拳和右直拳组合的动作要领前上勾拳是打击下颚由下至上的拳法，所以打击时身体偏于前上勾方向左脚蹬地向外旋转并且腰部转动发力一拳打出顺时后脚蹬地向左转腰打出右手直拳。 意念练习前手上勾和后直拳的组合拟想当对方下潜时首先用上勾拳打击对方有效部位，让其失去平衡同时暴露住面部的空然后将冲向对方的上勾拳收回，上体向左迅速拧转，右脚前掌用力蹬地，有拳直取对方面部，左拳回收护头目视对方。 后直拳和上勾拳的组合拳法 传统后直拳加前上勾全的动作要领后手直拳攻击力量大，所以击打时要后脚掌用力蹬地腰部同时带动上肢发力发挥其最大力量，并且上勾拳随接打出前脚掌顺势旋转身体稍转斜左边。 意念练习后手直拳加前上勾拳组合拟想当对方处于相持阶段时，一方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时，用后手直拳突然冲击对方面部，左手拳于防守位置不变，目视对方，看其有鲜明反应吗，如果有下潜意识，身体迅速后左转，身体重心移至左脚，用力蹬地上勾拳击打对方头部，右手防守面部。 传统前刺拳加前平勾拳法动作要领前直拳击打迅速以防御姿势开始，左脚掌蹬地外转腰部同时转动带动上肢出前手直拳，击打 对方时迅速收回前直拳并且腰部第二次发力再击打出前平勾拳，身体稍向右转15°左右 意念练习前直拳加前平勾拳法拟想攻击者出后直拳攻击，防守者头部向右躲闪同时出前直拳迎击对方，击中对方后快速回收拳转变角度右转15°左右同时再变前直为平勾拳二次击打对方面部，右手拳护头目视对方。在上述的几组组合拳法的基础上只要稍加变动便可衍生住各种不同的组合打法，重要的是教练员在教拳法动作的同时要多多鼓励运动员，开动自己的想象力提练出适合于各自特点的组合打法，在平时的训练中给队员想象空间，在空击中多用意念去结合实际打出自己的风格，真正体现出无敌似有敌的进化搏击理念。在散打运动正向更加快速，更大力量，个加灵活的方向发展所以得应用更加创新的新一代的散打科学训练体系，意念空击就是新生的一种具有代灵敏性的科学训练方法。怎样才能体会出它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呢？我们实验组男生15人，对照组男生15人，实验和对照组均在同一名教师同一时数、内容的条件下进行学习，为了避免在实验前存在选材的差异，在对实验对象进行基本情况调查和身体素质基础状况测试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差异性调查，调查结果检验表明：研究对象在实验前学习基础无显著性的差异，见表1。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和身体素质基础差异性检验测验项目实验组对照组p身高（cm）±±＞体重（kg）±±＞身体素质※（分）±±＞※ 原地纵跳、100m、柔韧我们在以左右直拳，左右摆拳，前上勾拳接后手直拳，后直拳接上勾拳和前后上勾拳的应用为例，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训练方法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班的训练方法：对实验班采取念动训练方法，在散打拳法训练中，教练员积极引导队员开动脑筋，多思考和想象正确的技术动作并且联想动作的多种应用方法和应对措施，采取想、练的结合的方式，每次练习前队员进行默念动作技术要领，要点，想象正确的动作过程和应用方法，在他人练习进行记忆，在进行默念观察时，让学生集中精力，把回忆与完成动作的感觉结合在，一起达到神与身体双重提高。对照班的训练方法：采用传统的训练方式，即教练讲解—示范—练习的形式进行练习前不强调回忆正确动作，和联想动作的多种使用方法的应用。通过证明实验班与对照班的不同，我们将模拟实战拳法的使用次数，有效次数和最终的成功率制成表格更明显的进行分析。 表2 实验班的模拟拳法练习使用技能表 拳法名称使用次数有效次数成功率左右直拳563867℅左右摆拳503264℅前上勾接后直拳462963℅后直拳接前上勾拳401845℅前后上勾拳12541℅ 表3 对照班的模拟拳法练习使用技能表 拳法名称使用次数有效次数成功率左右直拳483266％左右摆拳452964％前上勾拳接后直拳382257％后直拳接前上勾拳271244％前后上勾拳8337％表2与表3说明了意念训练方法优于传统训练方法，训练方法的效果更加明显有效，在运用意念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存在的一般的判断推理概念运动，而是直接地观察体会各种变化情景，此时就会在头脑中浮现这个动作，而且对完成这个动作所使用的力量有所体会，和快速的连接连锁反应。意念训练以成为一种快速有效的一种训练体系。 意念训练比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好的原因 从运动机能的形成的过程来看动作的初步形成的过程，视觉是主要作用，教练利用示范讲解，要求学生进行意念练习，使注意力高度集中，通过视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动作概念，在语言联想的提示下进行心理活动，从而作用于完成动作的相应肌肉群上，形成正确的运动知觉。动作的巩固过程：动觉和视觉共同起的作用，对动作技术的在脑海里不断的反复进行重复演练，对技术动作的正确分析。动作的掌握过程，学生通过意念练习动作进行检验，改进动作的结构，使其达到正确自动化的过程。 从运动过程的心理看意念训练法的教学过程是动作表象的形成过程，意念训练中的想象活动使智力活动于肌肉活动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动作技能的过程从模仿的消极完成动作转变为充满智力的积极活动。 从对照表格数据来看在对照的统计数据上分析意念训练可以带动运动员更快，更准确的理解与使用技术动作。 结论在实验研究表明：实验班与对照班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机能等方面无明显的区别与变化，但是在专业技术方面，实验班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班，统计学检验有显著意义。实验证明在训练中使用意念练习，可明显的提高训练效果。使运动员在训练中有明确的目的和自我要求，以培养运动员的创造能力，从而达到训练活动的根本目的。实验也证明了意念训练法在实际的散打运动中是切实可行的。实验效果表明，意念训练不仅可以快速的提高运动技能，对技术动作和技能的形成均有十分鲜明的效果。在不增加训练时间和运动员身体负荷的同时，提高了训练质量。 参考文献：「1」 马晰，刘永明．意念训练在武术套路教学初期的运用「j」．玉溪师范学院，2001，S1：354～355．「2」 冯军政，孟令英，意念练习法在乒乓球中的运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2，16（6）：88~89「3」 周国群，意念训练对投篮教学的影响「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6（6）：93「4」 孙凌云，试论意念放松训练运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转科学校学报，2001，15（5）：63~64「5」 钱键，意念训练法在乒乓求基本技术教学中的实验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17（4）：92~93 谢谢观看，
《中学生物教学》、《中学生物教学参考》、《生物学通报》等，微生物方面有《微生物学报》
贺绿汀（1903-1999），原名贺楷，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湖南邵阳人。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先后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半个世纪以来，贺绿汀共创作了三部大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中外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比较论文，下面我为你带来 本科毕业论文模板 ，欢迎阅读。谢谢!
摘要： 艺术歌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的珠联璧合。它以高雅的艺术品位、完美的艺术表现，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本文拟从中外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和演唱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引导歌者更好地演唱、表现艺术歌曲。
关键词： 艺术歌曲 风格特点 演唱特点 艺术表现
艺术歌曲是一种文学性、专业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音乐体裁，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和奥地利。作为一种声乐体裁，它以特定的表现手段和相应的形式结构，以及浓郁的抒情魅力，成为世界声乐艺术中十分杰出的艺术形态。艺术歌曲以独唱居多，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它是指由诗歌与音乐精密结合的一种歌曲，是一种专业性、室内性、抒情性相统一的音乐体裁，它是由诗、声乐、旋律，相对独立的器乐(钢琴)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文学与音乐，人声与器乐高度融合的艺术形式。
一、外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艺术歌曲是音乐史上一种特定的体裁。在德国，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等作曲家创作的歌曲被称为Lied;在法国艺术歌曲，与之同类的歌曲被称为Melodie;流传到中国，我们将它译为“艺术歌曲”。它原本的意思是“这种微妙的艺术用不同于歌剧的策略，令人领会到歌词中戏剧性的内容”。还有与Lied一词相近的Kunstlied，它的意思则是“不同于民歌的歌曲”。曲此我们可以知道，区别于歌剧和民歌的这种歌曲形式——艺术歌曲，具体说来是指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
艺术歌曲在德国，代表作曲家是舒柏特，他所作的艺术歌曲有600余首，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米勒等人的诗为歌词。他的艺术歌曲曲调优美，意境深邃，《野玫瑰》、《春天的信念》、《魔王》等已成为流传世界的名曲。沃尔夫的200多首艺术歌曲，曲调刻意表达德语声调的特点，与歌词紧密结合，钢琴伴奏富交响性。此外，舒曼、勃拉姆斯、施特劳斯等人也作有不少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在法国称为chanson，代表作曲家有迪帕克、福雷、德彪西等。法国艺术歌曲比较精致纤柔。德彪西的歌曲多根据波德莱尔、魏尔兰等人的诗歌谱成，具有印象派的特征。艺术歌曲在俄罗斯称为романс，格林卡是此种体裁的第一个经典作曲家。随后的代表人物有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俄罗斯艺术歌曲的特点注重心理刻划。
二、我国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我国艺术歌曲的启蒙深受欧洲艺术歌曲的影响，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这时期中国借鉴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第二个时期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很好结合，艺术歌曲的创作日趋成熟。至本世纪40年代，在借鉴欧洲艺术歌曲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高峰。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思乡》、青主的《我住长江头》、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歌曲。
这些艺术歌曲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第一：许多艺术歌曲采用古诗词谱曲，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清雅秀丽，幽若兰香，注重抒发内心情感，重视自传性和心理动态的表现。好似人生写照或是某种情怀的倾诉、慨叹，用词精炼，引人入胜，具有“借抒怀以古喻今，以回归探求现实”的特点。还有采用现代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如黄自的《思乡》(韦瀚章词)，是抒情艺术歌曲的代表之作。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好像一幅色彩鲜明的水彩画。第二：艺术歌曲把诗歌与音乐完美的构成了一个艺术整体，达到“诗中有歌，歌中有诗”的境界。这也是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们在朗诵诗歌时，能感受到诗歌之美。也能感受到诗歌在朗诵当中语调的变化与停顿以及情绪的起伏。那么给诗歌谱上曲，它语调的抑扬顿挫和情绪的变化起伏，尤其是诗歌意境的表达更是贴切。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这首歌曲采用四句体结构，歌曲在语调和情绪的变化与诗词的语调、情绪变化非常吻合，在词曲结合中很好的采用依字创腔，唱歌犹如在吟诵，使人对诗词所描绘的朦胧的景象的遐想的空间更为广阔，给人以无限的柔美感。第三：要求演唱者(包括演奏)严格的遵从曲谱上的要求来诠释作品。
最大限度的、细腻的、发自内心的用音乐来描绘诗歌音乐所创造的意境。这也是艺术歌曲的特征之一。在演唱上更讲究“精雕细琢”，要求演唱者要具有较好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并且必须严格遵守曲谱的要求，不可对音乐或歌词做任何的改动否则会破坏歌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以及意境。第四：钢琴伴奏在音乐的总体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气氛渲染，意境烘托的手法下，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运用色彩的变化，速度的急缓，音的延长与停顿，更深层地对歌词的内涵作进一步地挖掘，为演唱者创造出特定意境，从而加深了艺术感然力，与声乐旋律一起完成对音乐形象的塑造。因此，在艺术歌曲中以“钢琴伴奏”一词来定义不太确切，准确的说钢琴和诗词、旋律一样在艺术歌曲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它能够用来表现旋律不能表现的东西，是艺术歌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中外艺术歌曲演唱风格的把握：
作品的风格或者说音乐的风格掌握得好与坏，演唱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听一些独唱音乐会的演出，有的人声音相当漂亮，发声技巧也很高超，但整台音乐会从中国民歌唱到欧洲的古典艺术歌曲，听起来声音上也好，力度上也好，韵味上也好，总是一个样，一个味，让人听了过耳即忘，缺少心灵的共鸣和艺术的回味，更有甚者太缺少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把各种风格的歌曲混淆在一起，使之南腔北调，南辕北辙，与原作差距甚远。造成这些现象的理由主要是歌唱者没有很好地在歌唱前对作品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区风格、个人风格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了解，没有能恰如其分地用自己的歌唱技巧来表达作品的风格
因此歌唱者要准确地表现作品的内涵还必须事先研究作品的风格(也就是演唱风格)。当然与其它姐妹艺术相比，音乐的风格具有更多的抽象性。音乐是无形的时间艺术，而绘画、雕塑、建筑等都是有形的空间艺术，因而他们的风格往往比音乐更容易一目了然。一个歌唱者文学修养的深浅，会直接影响他对作品的理解和风格的把握，因为风格的形成，主要就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认识基础上的。成熟的歌唱家是能把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风格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能把音乐的全部涵义，让听众“一耳了然”的。
比如演唱勃拉姆斯的作品，他的作品重视和反映德奥民族特点，体现民间诗歌和语言特色。演唱他的《摇篮曲》要注意平稳、连贯地气息制约声音，音量不易太大，唱出柔和委婉的声音效果。表现出母亲对孩子的怜爱和美好的祝愿。切忌伴随着音高的移动，提喉、挤嗓子，使音色不统一、不流畅，破坏了作品的意境。演唱自始至终要保持温柔、充满疼爱的心情，营造出母爱的朴实与伟大。
再比如演唱黄自的艺术歌曲《玫瑰三愿》、《思乡曲》、《燕语》这三首艺术作品充分体现了调式调性转换、临时变化音、临时移调等。以增强乐曲的色彩变化而常用的创作手法。德奥的艺术歌曲作品中运用调式调性转换的创作手法，以调式调性转换、临时变化音的色彩运用和歌词的韵律紧密结合，非常恰到好处的描绘了歌曲内容的意境。
当演唱到《玫瑰三愿》中“我愿那红颜常好莫凋谢”中的高音“红”字，声音既要有力度又不能喊叫;音色既要亮又要柔;既要体现少女渴望幸福的热烈心情，又要唱出当时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压抑心情。所以我们演唱的声音处理必须亮而不艳，体现压抑的心情。只有亮而圆润的音色，加上运用自如的气息配合，以及对歌曲意境的理解，对音乐风格的把握，才能把黄自先生的中国的“玫瑰三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当一首艺术歌曲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部作品，怎样在会唱、学会的基础上去做到完整的表达，这些是需要我们从歌曲的各个不同层面，各个不同角度去体验，去提炼，直到将作品了解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演唱者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演唱技巧与艺术修养，艺术歌曲的特质决定它的演唱者必须具有良好的音质，细腻的声线，清晰的咬字与恰当的情绪表达能力。因此能否唱好艺术歌曲是衡量一名合格歌唱家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
[2]石惟正，声乐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3]李林，论黄自艺术歌曲创作之特征，菏泽学院学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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