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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尔的死并不是说他向这个异化的世界屈服，并不代表着其人性的丧失。相反，他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是因为他想借助死亡，割断了自己与异化社会的最后一丝联系，保持了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特征。因为在这个异化的世界，人——宇宙间最高级的生灵，对这个异化无处不在的社会尚无能为力，更何况一只毫无防御能力的甲虫?变了形的格里高尔最终孤独地死掉了，他也不能不死去。因为作者本身对这个社会就无能为力，找不到任何出路，即使变成了一只甲虫，又能如何呢?卡夫卡彻底绝望了!格里高尔绝望了!在以“人”形出现的“非人”群体中，他找不到真正具有人之本质的人的生存环境，只能死掉。也只有死掉才能使他恢复了人的本性，从肉体到意识都摆脱了异化特征，正是他的死，给后来者以反抗绝望和在绝望中追寻人生光亮的决绝和勇气.。
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与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 曦 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他死了，面对死亡，他还为亲人着想，再一次表明他的善良和可怜，又一次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纯粹的自私自利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在这样的异化社会中，注定了主体走不出困境的悲剧。
结语
小说从开门开始，经过开关门的交替，最后又回归到开门上来。开门，关门，出门，进门，门不仅仅表示墙上的一个洞、两扇门板或当途高阙。开着，关着，锁着，半掩着，门虽不会改变它的根本性质，但它表示存在与不存在，召唤或禁止。门所蕴含的到达或者关闭给人们带来希望与绝望等情绪，因此，门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人们超越自我，即将进入或有可能进入最高现实的一种象征。综观整个小说，格里高尔的感觉基本上是通过三头门传递出来的声音而形成的。一方面，他紧贴门站着，倾听隔壁房间里的谈话声;另一方面，他的家人也在通过门倾听他的声音。门内的孤独世界与门外的异化世界，门口的沉思与徘徊，开门与关门间隙形成的焦虑，突出反映了主体的生存困境。一家人隔着门进行的心照不宣、无声无息的交流，正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特征。作品正是通过连接主体与现实社会的“门”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描写了在生存压力下，格里高尔由人变成了甲虫，暂时“逃离”了困境，但他摆脱不了精神的折磨。他想在社会在家庭中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遭到的却是公司的不公平待遇、家人自私、冷漠的对待和厌弃，格里高尔无门可出，无路可走，他始终走不出困境，最终只能走向死亡，并通过死亡，来表达他对异化劳动、对社会、对环境、对人生的抗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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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谢邀：
开篇明义，《变形记》写于1912年，是奥地利德语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最为出色的中篇小说。
卡夫卡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是其创作的永恒主题，这种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追认其为先驱。主要作品有《审判》《变形记》《城堡》等。
《变形记》代表了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每天为了一家的生计辛苦奔波，唯恐失去自己的工作。然而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居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开始，母亲和妹妹还对于发生在他身上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十分同情。
但久而久之，家人对他的同情渐渐变为了恐慌、厌恶甚至是憎恨，盼着他能够早日死去。终于，在一天夜里，格里高尔怀着对家人的温柔和爱意，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格里高尔死后，家人如释重负，都为此而感到庆幸。他们出外郊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在《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如此荒诞离奇的情节，如此冷漠的人际关系。卡夫卡究竟想表达什么，为何又要通过“变形”这一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来表达呢？《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绝不是人变成虫的意象，而是在格里变形之后给这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变形。再深入点说，是对这 些人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
《变形记》有趣的正是在于，表面上看，变形的当然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内心的生活理想，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文学价值。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着理智的比喻。
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我们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我们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我们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影响，甚至胁迫得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让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生存现状。
其次，《变形记》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这种恐惧与无力，挣扎无果后的绝望，是作者表达给读者的近体化情绪，给我们带来一种强烈代入感。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绝不是人变成虫的意象，而是在格里变形之后给这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变形。再深入点说，是对这些人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
《变形记》有趣的地方在于，从表面上看，变形的当然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以及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卡夫卡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地揭示出来。
卡夫卡《变形记》这部看似内容荒诞的作品，讲述了并不荒诞的心理情绪。卡夫卡运用他所一贯擅长的叙事手法，充满精神分析意味的意象及探究主观世界的复合主题意义。格里高尔的变形，是孤独与悲哀的象征。
所谓象征，就是运用具象化的描述代表或暗示某种思想，意念与感情。由于一些社会现象不利于直接在作品中表现，卡夫卡运用虚构的手法来刻画人物，用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某些现象。
在《变形记》的语境中，将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将其置于平凡的环境中，将这种虚构作为正常现象表述。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结果使之与现实生活中紧密相联系，表达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所产生的各种情绪。寓言式的结构将作品更生动性的描写，体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特点。
象征与荒诞的手法也暗示了作品的主题，形象具体地表现了悲观的情绪。明显地体现了“卡夫卡式”的艺术风格。所以，卡夫卡某种程度上改革了小说的叙述艺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卡夫卡是智慧的。又是天真的。智慧在于他把握住了我们所有人扭曲的笑容，天真的是，他竟然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和愚蠢。
卡夫卡并没有放过格里高尔。任由这个“异人”挨饿，遭到令人痛心的委屈，在小房间里步履蹒跚。最终死去。这只甲虫走向死亡的过程，正是卡夫卡用紧扣异化的修辞吟就的绝望哀乐。
归根结底，格里高尔是被自己充满惶恐的心所吞噬，而这种不幸又反倒成为他的罪孽，他自己无法呐喊，无法控诉，只好由卡夫卡来完成一个遭到扭曲的可怜人的葬礼。
《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卡夫卡内心的生活理想，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着理智的比喻。
从语言艺术的角度上来讲，卡夫卡的《变形记》无疑缔造了一场文学的变革，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大门。
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中年早逝的奥地利小说家，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后名声却响彻世界文坛。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到了人的异化，同时又发现了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相互排斥以及主体的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内在悖反。
卡夫卡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人变为甲虫后所经历的种种人世间的变化，来反映出在当时第一次世间大战后当时经济萧给人们造成的影响。人情的冷漠，亲情的淡然，及当时社会在经历变革后将人心里烙印上的那些痛楚回忆。着眼于现在，对于《变形记》所要表现的内涵，每人都不为之警醒和反思。
卡夫卡不仅写了一篇小说。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他为人们描写了一副警世画，画面中每一个甲虫仿佛都是现在活在当下的世人，提醒着我们是坚强地活着还是在退缩着默默无闻的苟延残喘虽看似荒诞的一部作品，却给了现代社会中的各个角色中的人们无限的警示和启迪。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们将卡夫卡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将其奉为典范。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我觉得能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文化的底蕴，也是让更多的人去模仿的。
开启了讽刺主义的先河，对后世代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写作的思路，没必要一直去写宗教类的文章。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一位哲人说：“人会感到孤独，是因为没有信仰。” 可是信仰是什么。 卡夫卡的《城堡》带给我们了彷徨无助。K的信仰就是要进城堡见领导人一面，然而他在城堡外的村子一直进不去，他的生活充满荒谬和不可思议，他一直在诉求和上进，但是一切毫无用处。最终他是得到进入城堡的许可了，但他即将因为心力衰竭而死。 其实我完全看不懂网上对卡夫卡作品的赏析。我能理解的只有他在荒诞中揭示了一种世界就是荒谬的论断。在看完《城堡》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迷幻的梦，我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但一点熟悉的感觉都没有，周围有着许多人，他们笑着说着走着宛如常人，但我只觉得他们都不是真人。在梦里我来到了一个虚无的境地，然后我强烈的感受到了恐惧，这也许就是这时间空间扭曲所带来的晕眩感和无力感。我梦见了卡夫卡？笑话。因为我读不懂他。 以前看了一篇罗萨的短篇小说《第三条河流》。一条现实中的河流，一条生命之河，最后还有一条理想之河。但理想之河是要通过死亡才能达成，因为现实总是如逃不开的梦魇。 我看的书不多，因而像《第三条河流》这样的“现代派”和卡夫卡“表现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也分不清。在我印象中我总把他们归在一类：同样的“象征”手法，同样的“荒谬”，同样的很“意识流”，和同样的难懂。但很奇怪这样的类似的小说我会相当喜欢读，然后查资料试着理解，然后再读。 再谈信仰。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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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现代主义小说家，卡夫卡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就像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一样。英国大诗人奥登评价说：“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的时代的关系”，“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不管从哪方面说，卡夫卡荣登现代主义小说家第一把交椅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谈论卡夫卡是件下力不讨好的事。因为，研究卡夫卡作品的著作实在太多了，结集起来，可达卡夫卡所有作品总数的十几倍。从作品背景、叙述角度、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已经有了极其精辟的经典论述，想有个人的突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说难其实也不难，在中国有这样的说法，画鬼要比画鸡容易得多。鸡的样子是孺妇皆知的，如果你画得不像，小孩子也能给你指出来。鬼就不一样了，鬼没有固定的形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去画，即使和别人画得不一样也没人说你错。谈论卡夫卡也是一样的。“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1782年，政府当局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姓氏改用德语的名姓，许多人迫于压力就用了动物和鸟类的名字。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1883年生于布拉格。他从小酷爱文学创作，上大学时，遵其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1922年因患肺结核辞职。1924年于维也纳病逝。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只留下了三部未写完的长篇《美国》（1914）、《审判》（1918）、《城堡》（1922）和《变形记》（1912）、《地洞》（1924）等几十篇中短篇小说。我们今天能读到卡夫卡的作品，要感谢他的大学同学布洛德，卡夫卡在遗嘱中强烈要求将其作品销毁，是布洛德违背了他的遗嘱，将其作品结集出版。许多研究者和读者都认为卡夫卡是忧郁、敏感的，他们的根据是卡夫卡的作品，这是很片面的。作者和其小说主人公是不能等同的。实际上现实中的卡夫卡是热爱生活的，他的工作一帆风顺，他的作品在文学圈里很受欢迎，他也很善于交际，有很多朋友，也很受女孩的欢迎。卡夫卡受他周围的每个人的喜欢。卡夫卡是表现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以人的外在行为来揭示内在灵魂，善于直抒人的心灵体验。《美国》讲的是一个德国少年，被女仆引诱并致其怀孕，后被父母赶出家门在美国流浪的故事。《审判》叙述的是约瑟夫K在一天早上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捕，在审判中被判有罪，他的活动却不受限制，他还是自由的，可以正常上班。K为了给自己洗清罪名，到处托关系找熟人，结果没人能帮得了他，最后，他被莫名其妙地处死了。到死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城堡》是卡夫卡的代表作。我想重点谈谈。《城堡》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个土地测量员K受聘来到一个城堡管辖下的村子里，发现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后经村长证实，几年前村长曾接到过城堡下发的关于招聘土地测量员的通知，村长当时认为村里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于是写信给城堡，可信送错了地方。这件事就慢慢地被城堡搁置、淡忘了。算是补偿，只好让K去村里的学校当看门人，但学校并不需要看门人，他成了一个城堡不需要的局外人。于是K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进入城堡，接近城堡的政府官员，以便获得城堡的认可。但他屡次遭到拒绝，始终没有成功。小说没有写完，据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附注中说，他在卡夫卡生前曾问过他K的结局怎样，卡夫卡说当K奋斗到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到了城堡允许他在城堡居住的通知。对《城堡》的解读可谓众说纷谈，有人认为它揭露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抨击了奥匈帝国的官僚主义作风；有人说城堡象征人生，追求一生毫无所获；也有人说城堡是作者心中的神，他是想证明神的不存在等等。我个人认为，K试图进入城堡，终其一生而不可得是隐喻了人生的荒诞，也就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城堡是荒诞世界的缩影，是现代人的危机的体现。K的劳而无果的行为代表了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了人生的荒谬和痛苦。卡夫卡的小说可以当成世界的大背景来读，就像一个乐章的基调，像一幅画的底色。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该作为可能来理解。在卡夫卡那里，所有这些都是明确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或许，只有这位卡夫卡的同乡解读地得最准确，最能符合卡夫卡创作时的初衷吧！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我知道发到你消息了
谈论现代主义小说家，卡夫卡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就像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一样。英国大诗人奥登评价说：“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的时代的关系”，“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不管从哪方面说，卡夫卡荣登现代主义小说家第一把交椅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谈论卡夫卡是件下力不讨好的事。因为，研究卡夫卡作品的著作实在太多了，结集起来，可达卡夫卡所有作品总数的十几倍。从作品背景、叙述角度、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已经有了极其精辟的经典论述，想有个人的突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说难其实也不难，在中国有这样的说法，画鬼要比画鸡容易得多。鸡的样子是孺妇皆知的，如果你画得不像，小孩子也能给你指出来。鬼就不一样了，鬼没有固定的形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去画，即使和别人画得不一样也没人说你错。谈论卡夫卡也是一样的。“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1782年，政府当局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姓氏改用德语的名姓，许多人迫于压力就用了动物和鸟类的名字。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1883年生于布拉格。他从小酷爱文学创作，上大学时，遵其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1922年因患肺结核辞职。1924年于维也纳病逝。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只留下了三部未写完的长篇《美国》（1914）、《审判》（1918）、《城堡》（1922）和《变形记》（1912）、《地洞》（1924）等几十篇中短篇小说。我们今天能读到卡夫卡的作品，要感谢他的大学同学布洛德，卡夫卡在遗嘱中强烈要求将其作品销毁，是布洛德违背了他的遗嘱，将其作品结集出版。许多研究者和读者都认为卡夫卡是忧郁、敏感的，他们的根据是卡夫卡的作品，这是很片面的。作者和其小说主人公是不能等同的。实际上现实中的卡夫卡是热爱生活的，他的工作一帆风顺，他的作品在文学圈里很受欢迎，他也很善于交际，有很多朋友，也很受女孩的欢迎。卡夫卡受他周围的每个人的喜欢。卡夫卡是表现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以人的外在行为来揭示内在灵魂，善于直抒人的心灵体验。《美国》讲的是一个德国少年，被女仆引诱并致其怀孕，后被父母赶出家门在美国流浪的故事。《审判》叙述的是约瑟夫K在一天早上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捕，在审判中被判有罪，他的活动却不受限制，他还是自由的，可以正常上班。K为了给自己洗清罪名，到处托关系找熟人，结果没人能帮得了他，最后，他被莫名其妙地处死了。到死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城堡》是卡夫卡的代表作。我想重点谈谈。《城堡》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个土地测量员K受聘来到一个城堡管辖下的村子里，发现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后经村长证实，几年前村长曾接到过城堡下发的关于招聘土地测量员的通知，村长当时认为村里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于是写信给城堡，可信送错了地方。这件事就慢慢地被城堡搁置、淡忘了。算是补偿，只好让K去村里的学校当看门人，但学校并不需要看门人，他成了一个城堡不需要的局外人。于是K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进入城堡，接近城堡的政府官员，以便获得城堡的认可。但他屡次遭到拒绝，始终没有成功。小说没有写完，据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附注中说，他在卡夫卡生前曾问过他K的结局怎样，卡夫卡说当K奋斗到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到了城堡允许他在城堡居住的通知。对《城堡》的解读可谓众说纷谈，有人认为它揭露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抨击了奥匈帝国的官僚主义作风；有人说城堡象征人生，追求一生毫无所获；也有人说城堡是作者心中的神，他是想证明神的不存在等等。我个人认为，K试图进入城堡，终其一生而不可得是隐喻了人生的荒诞，也就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城堡是荒诞世界的缩影，是现代人的危机的体现。K的劳而无果的行为代表了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了人生的荒谬和痛苦。卡夫卡的小说可以当成世界的大背景来读，就像一个乐章的基调，像一幅画的底色。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该作为可能来理解。在卡夫卡那里，所有这些都是明确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或许，只有这位卡夫卡的同乡解读地得最准确，最能符合卡夫卡创作时的初衷吧！
《海边的卡夫卡》的主题思想即透过人的精神成长让灵魂与尊严自由浮现《海边的卡夫卡》通过讲述一个15岁少年的流浪故事， 将绵软未定型的灵魂如何追求自由成长的历程记录下来。光影交错的成长之路《海边的卡夫卡》通过主人公“卡夫卡”的流浪来讲述成长。少年田村在离家之前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并非遭受了外界突然的灾难或迫害，他的流浪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冒险。为此，田村认真学习、勤奋锻炼，并且改名为“卡夫卡”。名字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 田村的改名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首先，“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乌鸦”的意思，暗示了小说中那个叫乌鸦的少年， 就是田村最内在的自我，他的出走便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此外，东京又是一个乌鸦遍布的地方，村上春树给主人公起名为“卡夫卡”，暗示了这个少年成长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正如村上春树所说：“恕我重复，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从内容上看，田村的改名又是对父亲权威的反抗。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是通过侧面刻画出来的， 从“卡夫卡”的话语里我们得知父亲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不但没有给予儿子家的温暖，反而让“卡夫卡”受到威胁。从中田的记忆中得知琼尼·沃克（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残暴的杀猫人。他杀猫“是为了收集猫的灵魂。用它做一支特殊的笛子。然后吹笛收集更大的灵魂。”从本质上说，琼尼·沃克就是自由灵魂的禁锢者，“卡夫卡”的离家出走就是对自由的追求，是迈向了自由灵魂的成长之路。“卡夫卡”来到四国以后，急切地寻找甲村图书馆，然后便什么都不做如痴如醉的阅读。少年对图书馆和书籍的热爱，体现了对成长的急切渴望，他渴望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从无知走向有知。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受他人的影响。“父亲”是反面人物，他的冷漠、专制阻碍了少年的成长，卡夫卡的成长始于对父亲之家的抛弃。帮助“卡夫卡”走向成熟的引路人有很多，“大岛”、“中田”、“樱花”、“佐伯”是“卡夫卡”成长的良师益友。帮助“卡夫卡”成长的主要是“大岛”。从“大岛”与闯入图书馆的女权主义者的辩论， 以及他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评说中看出，“大岛”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卡夫卡”的精神导师角色。如果没有“大岛”，“卡夫卡”不可能游历“异界”，接触到神性的引路——“森林”。“森林”对“卡夫卡”来说，是孕育着无数未知的一个世界。因此，进入“森林”必然是卡夫卡成长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卡夫卡”走进“森林”前的多番犹豫和踟躇， 暗示了他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而又心怀忐忑。强烈的探索欲战胜了畏惧，“卡夫卡”在“士兵”的引导下走进了密林深处，弑父之后的“卡夫卡”一步步地透过精神成长让人的灵魂与尊严浮现、走向成熟。“中田”是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他也曾渴望成长，然而他的成长是不幸的。一方面， 他成长的时期处于战争年代，社会环境是极端的；另一方面，他的成长没有正面引路人的帮助。通过乡村“女教师”的信得知，“中田”有着和“卡夫卡”类似的家庭环境：“与乡下孩子所受日常性暴力不同，因素更为复杂且更为内向的暴力，是孩子只能一个人藏在心里的那类暴力。”不同的是，“中田”没有离家出走，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了年轻的“女教师”身上，渴望在那儿寻找温暖。然而，由于战争，“女教师”本身就已经是“不健全者”了。她虽然意识到了“中田”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但是她却没有给予他保护， 反而成了掐断“中田”成长之路的直施暴者。她那一巴掌使“中田”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再苏醒。“中田”的经历一方面与“卡夫卡”的成长构成了对比，更重要的是，“中田”帮助“卡夫卡”完成了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中田”杀了琼尼·沃克实质上是帮助“卡夫卡”完成“弑父”这一成长的重要仪式。“中田”舍命打开了“入口石”，也是为了成全“卡夫卡”走进“森林”。“卡夫卡”的精神成长实际上也完成了“中田”成长的夙愿。“中田”自身的成长被扼杀在少年时期，他不能与人交流，但自此可以和猫说话。在小说里，“猫”实质上象征了自由的灵魂，如果说琼尼·沃克杀猫是为了禁锢他人的灵魂，那么“中田”的寻“猫”、救“猫”则是为了救取自由灵魂。他杀死琼尼·沃克对他自己而言就是对暴力的反抗，之后，他走向四国之旅就是他完成少年时未完成的成长之路，而在打开入口石那一刹那，他也走进了“森林”深处。卡夫卡成长的多重意蕴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或两者兼有； 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成长是一个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过程。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必须思考一系列的问题，比如： 如何接受自己的性别身份， 如何应对自己的生理变化，如何摆脱孤独等等。虽然“卡夫卡”所遭遇的切肤之痛不是生理的，却在本质上更具破坏力。“卡夫卡”没有亲手弑父却身染血污；“卡夫卡”自幼被生母抛弃，却注定要与精神上的“母亲”佐伯结合；“卡夫卡”深受青春期强烈性欲的苦恼，而不得不依靠“姐姐樱花”帮忙泄欲的经历使得“卡夫卡”反思自我，从无知走向有知。“卡夫卡”的成长蕴含着更深刻而多层次的内涵：其一，从个人层面来说，“卡夫卡”的成长是对责任的体悟。“卡夫卡”的成长是一条洞悉绝对自由选择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勇于承担责任，坚持做最顽强的15岁少年的道路。其二，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卡夫卡”的成长是对历史和传统的接受以及对现实的坦然面对。“卡夫卡”对母亲的寻找就是对历史和传统的不断追寻，“佐伯”象征的不仅是孕育主人公的母体、故土，更象征着整个历史和文化传统。“卡夫卡”与“佐伯”的结合象征了“卡夫卡”对历史和传统的接受。走进“森林”是“卡夫卡”对历史和传统的深入认知。在“森林”中与“佐伯”相遇后，“卡夫卡”最终听从了“母亲”的劝告，返回东京，象征了“卡夫卡”从拒绝现实社会到融入社会，从放弃精神成长到承担责任。《海边的卡夫卡》书写的是绵软未定的灵魂如何透过人的精神成长、聚敛成形，实现灵魂与尊严自由浮现。 小说的叙事为明晰的双线结构：第一条线索以自述的方式讲述主人公田村卡夫卡的成长过程；第二条线索叙述中田的经历和寻找“入口石”的经过。作品以这两点偶合为纽带，从隐喻的运用；传统文类“神话”的借用；照片、歌曲与油画的运用；梦幻与现实的融合三个方面切入的叙事艺术，将两条叙事线索整合为一个完整。 一、隐喻的运用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中的释义即乌鸦。 乌鸦在日本语中，乌鸦被认为是可据其叫声占卜吉凶的灵鸟。 二、传统文类“神话”的借用从情结上看，田村卡夫卡“弑父娶母”的诅咒及“离家出走”和俄底浦斯“弑父娶母”及“出走流放”相似，即两个人的命运和行动十分相象，但他们的行为本质却有着内在的不同。首先，面对“弑父娶母”这一命运，田村卡夫卡的心境和俄底浦斯大相径庭。当俄底浦斯得知神谕的命运时，选择离家出走是对“杀父娶母”这一命运的忤逆或抗争；而田村卡夫卡的离家出走似乎是有意顺应或是为了实现这一命运。他经过长时间精心安排，于15岁生日那天毅然地离家出走。在前往四国的长途客车上，同座的姑娘樱花很关心照顾他，他臆想着：“也许她就是我的姐姐”，分手时便留下樱花的电话号码。到四国后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失去知觉，醒来后在一个公园发现自己衣服上沾满血迹，两天后从新闻报道上得知，就在那个晚上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被人刺杀。此后，他在高松县图书馆打工暂住期间，一直感到高雅而身世神秘的女馆长佐伯就是他的母亲，一天晚上佐伯来到他的房间，他们似梦似幻地过了一夜。而后在睡梦中梦见他和樱花有染，樱花嘴里说着：“我们是一家人，不应该做这种事”，可行动上并未反抗。在模糊的梦幻与现实之间，田村卡夫卡实验或实现了“杀父、玷污母亲和姐姐”的诅咒。现实生活中的少年田村内心世界要比神话中的俄底浦斯丰富且复杂得多：由于家庭变故，自幼在冷酷和暴虐中长大的田村十分憎恨父亲，甚至想从自己的血液中除掉父亲的遗传；对抛弃他离家而去的母亲，他一直都想追问“为什么”并报复她的无情；同时他还很嫉妒当年被带走的姐姐。在这种复杂心理的交织下，“弑父娶母”与其说是父亲的诅咒，不如说是田村卡夫卡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也是他行动的内在动因。所以他的“出走”不是俄底浦斯式的与命运抗争或叛逆，而是叛逆与顺应命运并存。于是直面同样的结局——“弑父娶母”，两人的态度明显不同：俄底浦斯自认为是罪过，亲手刺瞎自己的双眼，再度选择自我流放，所体现的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惩罚精神。而田村卡夫卡却丝毫没有负罪感，他进入森林流浪不是出于的负罪心理，而是以背叛社会伦理为准则。《海边的卡夫卡》表现的是东方人的命运观，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是现代人的叛逆与顺应命运并存的意识，暗示着现代人自主选择盲目的现实。村上春树运用后现代作品的“互文性”技法，既解构了经典文本《俄底浦斯王》，又解构了现代社会。 三、照片、音乐与绘画的运用村上春树在作品中运用音乐、绘画等虚构的世界中断叙事的连续性，打破了叙事“时空”的先后顺序，让现在寻问过去，营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虚幻世界，其目的旨在立体地再现主体的个别情感，有效地表现作品的主题。 照片一张“海边的卡夫卡”的照片。主人公“我”15岁生日那天收拾好行李，毫无目的向四国奔去。临行前想从家里带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3岁时和姐姐的合影照片，这也是母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作者让一位15岁的少年“我”站在“现时点”上凝视“先行在场的过去”的一张照片，蕴涵着双重意义： 一是照片上姐姐的那张“好象在教科书上看过的古希腊戏剧中戴有面具”的脸，隐喻着姐弟俩“预期在场”的未来世界：“光与影、希望与绝望、喜悦与悲哀、信赖与孤独”；二是从“过去”的照片中，折射出了少年“我”现时点的心灵世界：未来的前景虽然变幻莫测。目前的“我”只有“正视前方”，勇往直前，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同时“海岸上除了我和姐姐，没有任何人的踪影”，又暗示了现代人内心的孤独。 歌曲一首题为“海边的卡夫卡”的歌曲。佐伯女士自幼聪颖，18岁那年考入本地的一所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她的恋人甲村考上东京大学。19岁时她自己作词、谱曲，并钢琴伴奏而一举成名。在甲村图书馆，田村卡夫卡听了这首歌后认为：歌词中的“天上落下小小的鱼儿”，与东京中野区有一天小鱼、鳗鱼从天而降的现实一致；“无路逃窜的怪兽的影子变成了匕首,贯穿在你的梦中”，与“我”昏倒在四国的一个公园里，在潜意识中用匕首杀死了在东京的父亲暗合。很显然这种解读表明，作品的叙事不仅呈现出跨越时空的特点，而且明显地缺乏“因果关系”：即“小鱼、鳗鱼”不可能从天而降；“我”不可能在四国杀死在东京的父亲。即歌曲的最后一节，身穿绿色衣裙的少女触摸着“入口处的石头”“暗示”着佐伯女士企图用“入口处的石头”封上“ 15岁的自己和恋人的幸福”，使她和少年永远沉溺在一个完美的圆中。可是人生的旅程是“悲欢离合”的交织，不可能象“圆”一样完美无缺。作品以佐伯女士同意中田封上了通往彼岸世界的“入口石”，并恳请“我”返回现实为结局，体现了作者立足于现实，旨在探讨现代人如何生存。 油画一幅题为“海边的卡夫卡”的油画。主人公“我”在甲村图书馆打工期间，所住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中的少年远望着天空，眼里充满深深的迷惘。天空的一角飘浮着几片轮廓清晰的云彩，其中最大的那块云彩的形状好象半蹲着的斯芬克斯。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反复倾听歌曲“海边的卡夫卡”后确信：油画中的少年与歌词中的那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对应。因为俄底浦斯揭穿斯芬克斯的谜底后，她知道自己要被对手打败便跳崖自杀，而俄底浦斯由此登上了忒拜城的王座，并和王后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结了婚。就在这天深夜，“身着淡绿色连衣裙的少女”和往常一样来又来到了“我”的房间，头枕在放在桌子上的胳膊肘上，凝视着油画中的卡夫卡。“我”屏气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丰姿，正如少女看不够画中的卡夫卡一样。“我”确信油画上凝视怪兽形状云彩的卡夫卡就是少女的恋人甲村，那位少女就是15岁的佐伯女士的幽灵，如此，“画、少女、‘我’”组成的三角关系又与现实生活中的“我”、父亲、佐伯女士组成的三角关系重叠，是追问特定境遇下个人的心境。油画中的人物卡夫卡面对的斯芬克斯之谜，暗示了“我”对未来的迷惘；他的悲剧命运隐喻了人生难逃的宿命。但作为主体存在的“我”仍不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作品由“照片、歌曲与油画”虚构的世界，完全打破了叙事“时空”的先后顺序，从听觉和视觉上同时切断了读者阅读视线的连续性，由此实现了把过去和未来全都融入现在之中的叙事效果，充分体现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 四、梦幻与现实的融合物理世界是一个“梦幻”般的实在。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分别通过“我”和一位小学女教师在“梦幻”中所体验的世界，将虚构的梦幻世界与写实的现实生活相融合，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世界。“梦幻”中“我”和母亲的和解。主人公“我”自从在甲村图书馆见到佐伯女士，就幻想着有一天她承认“自己”是“我”的母亲。为此，作者虚构了一个“梦幻世界” ，让“我”在梦中实现了这一愿望：在梦中“我”被二战时逃入森林的两个士兵带入森林深处的彼岸世界，在那里遇到了佐伯女士。“我”问她：“你是不是我母亲？”她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应该明白。在过去，“我”抛弃了不该抛弃的东西。你能原谅我的过失吗？”“我”回答说：“如果我有这个资格，我就宽容你。” 最后，她还要求“我”一定要“返回现实生活”，“我”答应佐伯女士的请求，获得了生存的动机。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作者让主人公“我”以“宽容”的态度和母亲“和解” ，并愿意“返回现实生活”，无疑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具体地说，多年来“我”一直对母亲抛弃“自己”的行为耿耿于怀，时刻想着有朝一日要“报复”她。可是直面母亲的恳求——“你能原谅我的过失吗？”“我”不是采用“报复”的形式了却对母亲的怨恨，而是用“宽容”的态度接受现实。作者在此提出的“宽容”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联想一下“二战”爆发的前因后果，想想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以及美国政府面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报复”态度，从中不难领会作者的用心，即，一是“我”的“宽容”态度和“二战”的关系；二是美国政府对“ 9·11事件”所采取的对策和“宽容”思想的对立。村上春树在此提出的“宽容”思想不仅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且对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启示。它既表明了作者面对“暴力”的态度——“要想切断消极因素的连锁，除了思考、宽容别无它法。同样，要想阻止暴力的重复出现也只有此法”，又暗示着作者对美国政府现行对外政策的批判。 “梦幻”中一位小学女教师和丈夫的做爱在“集体昏睡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晚上，一位小学女教师的自述：“黎明前，我梦见和已奔赴战场的丈夫在一起做爱。对此，我简直难以区分这是梦幻还是现实。”在梦里“天阴沉沉，没有风，似乎马上就要下雨。黄昏将至，鸟儿急着回巢。我和丈夫在山顶的一快岩石上，默不作声，象野兽般地做爱。因为战争，结婚后没过几天我们就分开了，我的身体强烈的渴求着丈夫。”第二天，她带领孩子们去山上的森林里采蘑菇时，正在采蘑菇的孩子们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倒地昏睡不醒。不久，其他的伙伴一切恢复正常，而唯有一个叫“中田”的学生从此完全失去记忆。这就是1944年11月7日发生在山梨县的“集体昏睡事件”。此后，女教师和学生中田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女教师的丈夫一年后死在菲律宾的战场上，失去丈夫的她只能孤独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中田由此沦落为一个目不识丁的“智障”少年，长大后只能在一家木业社做一些简单劳动，一生孤苦伶仃。作品中女教师在“梦幻”中与丈夫的做爱（“做爱”=在心灵深处渴望的团聚），曲折地表现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即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本应在度蜜月，可丈夫却奔赴生死难卜的战场。梦中似乎马上要下雨的阴沉的天气，不仅暗示着这位小学女教师的内心世界，而且象征“二战”时期的整个时代背景——阴云密布；急着回巢的鸟儿暗示她期盼着丈夫早日归来的迫切愿望；与丈夫的野兽般的做爱，恰恰是战争对人性扭曲的写照。作者通过讲述“梦幻”的形式告示了现代人应该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集体昏睡事件”后，少年田中和这位女教师的命运，正是“二战”对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带来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这也正是“梦幻”世界的现实意义所在。 《海边的卡夫卡》采用了二元并行的结构。写少年的线是写实手法；写中田的线用的是虚幻或者叫魔幻手法。卡夫卡虽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但却在现实和虚拟的世界里行走，在希望与绝望间徘徊。那个叫乌鸦的少年的声音，提醒人们，生活在二元虚实世界的人，同时具备二元的性格特征，即想的和做的未必是一回事。中田失去记忆，生活在虚拟的玄幻世界中。他不识字，和猫可以进行交流。他有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殊功能：能让天像下雨一样落下成吨的鱼。但他的现实生活又很实际，出走和旅行的方式与常人无异。二元并行的结构还表现在人物的双重性格及行为方式上。小说中二元并行的交叉汇集点——甲村图书馆，卡夫卡和中田都遇见了馆长佐伯。从卡夫卡的叙述视角看，40岁的美妇佐伯白天是气质高雅的馆长，夜里还原为15岁的少女，与卡夫卡发生肉体关系。当卡夫卡踏入“森林”的核心，进入另一个“忘却的世界”，佐伯同样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关心呵护卡夫卡。从中田的叙述视角看，佐伯有着神秘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以及痛苦的记忆，与中田的灵异世界有着某种契合。小说中的另外两个结构性的人物大岛和星野，也有着二元双重的性格特征：大岛女身男相，似乎他自己都无法进行身份认定；星野粗鄙，却通过性交完成“自己与客体之间的投射与交换”，得到“神启”。 《海边的卡夫卡》中二元叙述的双重性格，以及现实与虚幻的跳跃穿梭，都在做着并行不悖的二元行为的肯定式的铺垫和推导：另一个不知不觉的我，一个不受现实主体控制的卡夫卡，在不知不觉中杀了自己的父亲，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发生了乱伦的肉体关系；潜意识中思春的女教师，在不能够控制自己和他人世界的情境下，手淫促使月经提前到达，乃至于发生了间接的性暴力，使中田失忆；中田失手杀死琼尼·沃克，冥冥之中来到了甲村图书馆。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没有预谋，没有利益的冲突和勾连。
“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叫乌鸦的少年说，“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你那么好。毕竟你是显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可是我还没弄明白活着的意义。”我说
“看画，”他说，“听风的声音。”
我点头。
“这你能办到。”
我点头。
“最好先睡一觉。”叫乌鸦的少年说，“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不久，你睡了。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在村上小说里少有的积极信号，我们感觉得到，卡夫卡的未来即使不是一片光明，却也是充满希望的。
而在这里，“看画”和“且听风声”自然也是一种隐喻。我不敢说它们有唯一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解释应是如此：
”且听风声“是大岛教给卡夫卡的，在他带卡夫卡进山时，曾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可在山中我做什么好呢?“
”且听风声。“他说，”我经常那样。”
我就此思索。
大岛伸出手，温柔地放在我手上。
“事情一件接一件。那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责任不在预言，不在诅咒，不在DNA，不在非逻辑性，不在结构主义，不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我们所以都在毁灭都在丧失，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建立在毁灭与丧失之上的。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其原理的剪影而已。例如风，既有飞沙走石的狂风，又有舒心惬意的微风，但所有风终究都要消失。风不是物体，而不外乎是空气移动的总称。侧耳倾听，其隐喻即可了然。
我想，这是一种淡然处之的生活态度。飞沙走石也好，舒心惬意也好，我们要做的只是侧耳倾听，如是而已。这也像极了村上一向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风格。
而“看画”则更复杂一些。我们记得的是书中描写看画最细致的是作为幽灵的少女佐伯，书中有那么一段：
少女不再侧耳，视线又折回《海边的卡夫卡》，仍像刚才那样在桌面上手托下巴，那颗心又回到夏日少年身边。
而这份感情甚至引起了卡夫卡的嫉妒，由此可见这幅画对于少女是多么重要。她是如此思恋这画中的少年，这份对爱和美的希求也许就是“看画”的意味。自然不是说是四十岁佐伯对死去恋人的思念和追忆，而是十五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情郎的向往和对世界的美的体会。
第二，这部小说让我想起了许多村上之前的作品。比如佐伯的自白：
“我出生于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深深爱着这座房子里生活的一个男孩儿，爱得无以复加。他也同样爱着我。我们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圈中，一切在圈内自成一体。当然不可能长此以往。我们长大成人，时代即将变迁，圆圈到处破损，外面的东西闯进乐园内测，内侧的东西想跑去外面。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未能那样认为。为了阻止那样的闯入和闯出，我打开了入口的石头。而那是如何做到的，现在已记不确切了。总之我下定了决心：为了不失去他，为了不让外面的东西破坏我们两人的天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把石头打开。至于那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的。不用说，我遭受了报应。“
在我看来，这一段简直像极了《挪威的森林》中直子与木月“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孤岛上”的感觉，同样是在时代洪流中被淹没的少男少女，同样是再也无法重圆的破镜。在《卡》中我再次体会到《挪》里的那份忧伤与悲凉。
另一点则是卡夫卡最终进入的林中世界，由于篇幅太长便不再引用，但读过的人一定会和我一样，重新想起《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那个有着独角兽，古梦与影子的小镇。
第三，这部小说充斥着对文学和音乐作品的评论和感想。譬如大岛一人，就谈论过诸如夏目漱石，舒伯特等等人物。据村上本人而言，这是他在年龄增大后生出的一股“责任感”所致。具体请参考杰·鲁宾教授的《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一书。
至于中田一线，我的体会不多，暂时就不献丑了。
总而言之，《海边的卡夫卡》绝不是一本好懂的读物，但的的确确让人欲罢不能，而且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所得，我想这便足够了吧。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默默地躺在床上，看完了这本三十万字的小说。
坦白地说，我是没看懂的，这本小说不仅篇幅长，而且其中的隐喻，魔幻成分之多远远超出《舞舞舞》，《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作品。因此在读时总有些茫然无措，无法理解。
然而读的过程还是十分流畅，一如村上其他的小说一样，总有一种“不明觉爽”的**。正因如此，虽然我并未充分理解，仍想试着写一些评价。难免有错，希望大家指正。
一如其他几本长篇，小说的结构依然是村上标志性的双线叙事。奇数章节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田村卡夫卡的十五岁少年离家出走二十余日内的故事。他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实现了父亲的邪恶预言，一度进入了无始无终的“理想乡”却又退了出来，决定回到现实，接受自己的人生。
偶数章节的主人公是一位老伯，这位名叫中田的老者虽不认字，却有着能与猫说话的神奇能力。他在中野区杀死了一个名为琼尼·沃克的杀猫人，接着便在神秘力量的诱使下前往四国寻找“某样东西”。期间结识了名为星野的卡车司机，这位星野甚至还与肯德基的山德士上校有过交流。最终，中田完成了打开“入口石”的心愿而死去，嘴中冒出白色的怪兽并被星野杀死。
相信若是没看过这本书的人看了我上文的概述，一定会如坠五里云中，大呼“这都什么跟什么”。即便是看完了的我仍是心中疑云重重，久久不散。不过我还是姑且搞懂了几件事的：
第一，卡夫卡的故事是有关成长的故事。他一出身父亲便向他施加了俄狄浦斯式的诅(甚至更为严重)，并在他的成长中向他不断重复灌输这个概念。最终导致他为了逃避这宿命而离家出走。然而，正如叫乌鸦的少年说的那般，命运之所以被称之为命运，就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的什么地方的两部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唯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暴在高空盘旋。
…………
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卡夫卡最终还是杀死了父亲(通过“活灵”的方式，书中曾有所解释)，奸污了母亲(佐伯)，姐姐(樱花)，一字不差地印证了那份诅咒。此后不知所措的卡夫卡本想选择进入森林，进入那片无始无终的世界：
我置身于闭塞的圆圈中。时间在这里并非重要因素。在这里谁都没有名字。只要我需要她就会出现。在这里她十五岁，想必永远十五。而我将如何呢?难道我也要在这里永远十五么?还是说在这里年龄也不是重要因素呢?
就是这样的一片”世外桃源“，想来对一个力求逃避的人，这里一定是绝佳的藏身处了吧。但最终他接受了佐伯的建议(抑或说命令)，选择了回到现实。
”再见，田村卡夫卡君。“佐伯说，”回到原来的场所，继续活下去。“
”佐伯女士“
”什么?“
”我不清楚活着的意义。”
她把手从我身上拿开，抬头看我，伸手把手指按在我嘴唇上。“看画!”她静静地说，“像我过去那样看画，经常看。“
当然，在离去之时，村上也没忘记借看门士兵之口教给卡夫卡一些人生建议：
“刺刀的用法别忘了。”高个儿说，“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村上式的对社会的反抗一览无余。
今天看了村上春树的名作《海边的卡夫卡》，对于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从前没有看过，就是他的最有名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也没看过，只是在别人的博客介绍里稍稍晓得一点皮毛。本以为《海边的卡夫卡》也应当如《挪威的森林》是一同类的作品，在随意的翻阅中，一页一页而过，慢慢却被吸引了，被村上春树的充满魔幻色彩的想象力而深深触动。《海边的卡夫卡》讲的是十五岁的少年田村卡夫卡的故事，卡夫卡意译——“乌鸦”，乌鸦在当地是一种表示吉祥的鸟，可是乌鸦并没有让十五岁的少年从生下来就很幸运。少年卡夫卡经历的人生有些离奇，自幼生在不幸福的家庭里，他为了逃避诅咒而离家出走，后来父亲又被杀，似乎这一切在冥冥中都是上天注定。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我认为还是相通的，从卡夫卡的'身上也映照出好多中国普通阶层生存的一面。对于村上春树充满想象的文字边读是需要边思考的，小说冒似写一个少年的心迹，其实蕴含着很多的东西，卡夫卡充满了哲理的对生命的探索与追问。在这本书中其实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只有对自由的向往。要坚强地面对生活。对于村上的书，总是一知半解，写这篇所谓的读后感其实表达也很困难，偏于理解。其实，所谓的隐喻，许多的看者不一定会理解村上所说、所指的是什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或许只有在读者遇到某件事后，再来看看此书，不定会发现与所经历的事有某些的契合点，这时会发觉村上书中的睿智，“好像人生过去就过去了，想回头都没有办法。成长的过程都需要自己亲身去体会的。”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责任始于梦中”，喻体的本意是否人生无奈，梦—责任—梦，最后还是责任呢?或许，人在短短的时光里面生存，一如匆忙过客般地在人间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恍如这个过程投下的便是人的匆匆一瞥。梦完成与否它的责任，来自责任的外力还是内心?表面还是实质?我想，这世界，有些的梦是虚设，而有些的责任也纯属浮浅。若说责任象奴役一般地实施，感觉到人生似如奴隶，只是在纯属愿意之间服役。小说假说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却是有着它的深广的含义。
《宾尼兔》里说：不要把生命看的太重要。你不会活着出去的——其实，宿命，从一开始就知道会结束，对于生命的无力感，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拐点，抑或转角处，也许不是产生在十五岁，或许二十岁，或许在更大、更老时的感触。人年青的时候很少有忧伤，忧伤总是在青春失去之后逐渐产生。当你一旦回想起自己的十五岁时，也许会有一种迷惘，抑或已经有了一种重生的感慨。少年卡夫卡所站立的位置，其实亦代表了人的不同的角色。在村上的文字里面感受着少年的那份孤独，那样的孤独感想表达生命的本质是否就是虚无么?我在想象中好象是的，有些的写照其实是在幸福的表象下隐藏着脆弱，还有那些看不见刀口的伤疤。青春伤痛沉静无声，却留心中。孤独的少年会让读者想起有过的青春伤痕，那一年，那一天，艰辛而过，一步步，难回首。
现实生活无论你是如何做的，如何预定某些目标，然而存在的早就存在，它会按照它的目标而实施进行，想后退都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就好比中了诺查***一样的人的预言，更好比进入了一个伏击圈。也许“宿命”，也许是命运注定如此。不过，对于人的灵魂来说，我想确实是可以作自我调节的，不要把这个世界看的太透、太糟糕，这样反而不好，对于自己的精神状态会具有一定的影响。村上说，“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与美好。”村上的文字自有他一种委婉的一面，人的精神家园至关重要，人的精神倒塌了一切也就失去了方向。
书中的田村卡夫卡是一个有着一种被强烈的孤独感所笼罩的人，在文字里面感受着他的孤独，那样的孤独或许怎样的人生也无法缓解或体味。他一开始就处于俄狄浦斯式预言的压迫之下，潜在的弑父的可能性的罪感长久压抑着他，而呈现在田村卡夫卡面前的那个世界则给他以梦幻和怪诞。现实生活的真实与虚空在卡夫卡的内心中徘徊，当觉得只是想象之物的时候，却又发现这个世界的信息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着的。书中有许多的隐喻，对隐喻的解读，在《海边的卡夫卡》各个人物所蕴涵的创作思想上，也许体现了很多现实性的具体指向，而且也颇有说服力。或许隐喻在书中只是形而上的。不过在此书中我喜欢村上春树勾勒的哲学语句，充满了对于人生的说服力。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感觉距这个世界的遥远，读那些神秘感的文字，有些囫囵吞枣。只能恍惚地感知其内心世界的伤痛。想到村上的名句：“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迷失的人是如何迷失的?然而，相逢的人真的能够相逢么?“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地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是的，迷失于一瞬间。当你清醒了，什么都不可改变了。那些青春的疼痛，那些孤独的跋涉都已经过去了，相逢时也不是早先的你了。
因为是写少年的经历，作者运用了想象，我喜欢书中人与猫对话中运用的隐喻。“猫”的随性的语言，让猫说人话，体现了作者的仿佛幼稚、仿佛智慧的一种想象、悬念。正因为喜欢，因而对于小说中细致地拟人化地描写猫的片段似乎看得比较详细。作者以猫作为人的写作对象，此技法是村上春树神奇想象力的一种手段，书中人物可以和猫说话，与猫和蔼地相处，如猫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
书中把猫划分了种类，认为黑猫是一种很乖巧的、对于人的交流很随意轻松的猫，可相处。短毛猫相处默契，能配合，但是在大街上则很少见到短毛猫，因为短毛猫大多是呆在家中的。野猫大多是褐纹猫，而且它的语言波段与交流对不上号，不容易相互间产生交流。作者似在暗示，也许猫与人一样地也有区分的理由。在人与猫的极乐世界周旋，作者的构思很玄幻、隐喻藏有幽默感，人与猫比较丰富的感情跃然在书的章节中。
猫其实是具有孤单的品性的，在现实中的猫们像似社会化了的动物，它们也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并且会成群结帮，猫与猫在一起时常会打架。黑猫是比较聪明的猫，它非常懂人的心理，奇在它的领悟力，能与其它不同种类的猫和睦相处，温驯而又守法，不犯动物中常常容易犯的到处拉屎尿的错误。短毛的猫大多是家猫，家猫因为好吃，只只长得肥大，虽然肥大，但总是斗殴不过瘦瘦小巧的褐纹野猫，老是被褐纹野猫欺负，大打斗间打痛爪挖的厉害时，就会听见失败者的撕心裂肺地哀叫和胜利者散出的粗气。有些的失败终导致短毛的家猫只得规规矩矩地在家里呆着了。
文章最初写了“命运就象沙尘暴，你无处逃遁。只有勇敢跨入其中，当你从沙尘暴中逃出，你已不是跨入时的你了。”《海边的卡夫卡》虽然是在交代一个少年的故事，但是，有好多的含义是读者需要意会的，村上的语言需要读者拐着弯来理解与思索。正如他在序言里写的，“阅读这个故事的时间里，倘若你也能以这样的眼睛观看世界，作为作者将感到无比欣慰。”因时间的限制，书中蕴含着的东西，在一时半会的阅读间，是不能充分感悟的，唯有细心的读，细致的品味，恕我直言，我没有达到作者所期望的，我看书的最大的本事就是只会抓住一个感兴趣的点，比如专喜欢挑选情节类型式的单章节，或伤感，或奇特充满想象的铺排。
或许，以后会找个时间再看看卡夫卡，那也是很难说的事，什么事都是如此，一时兴起的举措，过后便会不以为然，人大多是如此的。
书中说到了生命的无力感，“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想着自已这个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体，甚至觉得自已不过是个毫无意义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有人热心为一支棒球队捧场，可是棒球队的赢能使这个人有多少长进?有一个人一直“在门口为大家擦皮鞋，擦了十年，二十年，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或精彩或平庸都要活着承受。”
《海边的卡夫卡》——从沙尘暴逃离的你已不再是进入沙尘暴的你村上说:在这部作品中他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还处于软绵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此书主人公田村卡夫卡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亦如作者想要塑造的那样。卡夫卡君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五岁少年，他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告诉自己"要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十五岁少年"。他生来就有被"命运"所困扰。不知说是"命运"困扰是否理解不当。但从我看来，父亲的诅咒"迟早会亲手杀死父亲，与母亲和姐姐交和。"深深地刻在了他的人生图画中，以至于他想逃离而又害怕，最终主动去完成诅咒，以为如此便可以摆脱父亲的诅咒。在这里，便让我想到那被命运所愚弄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命运终究无法逃脱。即使知道这诅咒而刻意逃离，熟知最后终究兜回杀父娶母，与母亲交和的命运。悲剧如他，知道事实后自我惩罚。《海边的卡夫卡》多少含有命运困扰之意，卡夫卡君想逃离而又无法逃离的诅咒，中田君的资格，所发生的一起的似乎都在命运安排之中而又出于安排之外。亦如中田君在冥冥之中跑去高松，打开入口石，找到甲村图书馆，等等。 作者以"卡夫卡"命名主人公，亦或是有两种含义。其一，卡夫卡者，乌鸦也。阿拉伯人称乌鸦为"预兆之父"，见其往右飞为吉，往左飞为凶。日本古来视乌鸦为灵鸟，以其叫声占卜吉凶。乌鸦，可以说是悖谬这个意义的象征。从阿拉伯人视乌鸦为"预兆之父"上说，全文莫不淡淡隐含着命运安排之意。其二，《海边的卡夫卡》隐约叠印着奥地利籍犹太血统弗兰茨•卡夫卡及其作品的面影。正如布拉格人习惯以"卡夫卡式"比喻生活的荒谬。《海边的卡夫卡》一书也有诸多荒谬:叫乌鸦的少年，憎恨父亲而离家出走而又返回父亲所留下的居所，精神上为男性而身体上为可以说女性的大岛，最爱儿子而又抛弃儿子的母亲，最爱母亲而又诅咒母亲的父亲，不知字之中田，与猫、石头共语沟通，天上掉蚱蜢与鱼，收集猫头的琼尼•沃克，入口与开口，现实与梦幻，坚定与彷徨…… 文章引子里用叫乌鸦的少年与"我"的对话开篇，叫乌鸦的少年并让了"我"想象很凶的沙尘暴，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暴在空中盘旋，无法逃离，只能径直跨入沙尘暴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暴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甚至没有时间，只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叫乌鸦的少年在"我"离家出走前的这番对话，亦是对"我"离家出走后将会遇到的事情做铺垫，亦是对十五岁的少年将经过锤洗，彷徨，困惑，犹豫的隐喻。叫乌鸦的少年说:从沙尘暴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的你。是吧，这句话也是对后面主人公将遇到的事情与成长、蜕变的一种概述吧。跟文章结尾"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有相联的，已经从沙尘暴中走出的你不再是跨入沙尘暴的你，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叫乌鸦的少年"在文中频频出现，开头结尾都是作用卡夫卡君与叫乌鸦的少年的对话，让人浮想联翩。"叫乌鸦的少年"是卡夫卡君内心的一面？抑或是卡夫卡君的影子？还是作者化身为"叫乌鸦的少年"而给予卡夫卡君建议忠告等。三方面或许都有，"叫乌鸦的少年"贯穿全文，作者化身为"叫乌鸦的少年"参与进文中，客观的对事实进行评价描述。如文中所说:你再也不能忍受让各种东西任意支配自己，干扰自己。你已经杀死了父亲，奸污了母亲，又这样进入姐姐体内。你心想那里如果存在诅咒，你就应该主动接受它。"叫乌鸦的少年"时时刻刻作为一个旁观者，冷静的观察判断，冷静的诉说，仿佛看透了你的心，让人有一种时刻被盯视的凉意。或者说叫乌鸦的少年的言语太过于棱利准确，一针见血，才会产生丝丝寒意。"叫乌鸦的少年"同"乌鸦"一样，都是文中贯穿的意象，都是荒谬的象征。 关于写作特点方面，《海边的卡夫卡》的结构特点也甚是独特。简谈下自己粗读此书后所归纳的写作特点。 其一，文中第一、二、三人称随意切换。 卡夫卡君的篇章大多是卡夫卡君的自述，第一人称居多。当文中需要"叫乌鸦的少年"出现的时候，便运用重复上一句话，改变人称，而转换至第二人称。如: 然而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 "然而你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叫乌鸦的少年说到。 你抱了佐伯，在她体内射精，好几次，她都予以接受…… 又如: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我说 。 "因为你已经决定了"叫乌鸦的少年说。 你再也不愿意让各种东西任意支配自己、干扰自己…… 文中常用重复上一句话，改变人称来转换。渐而引出叫乌鸦的少年那冷静客观的话语，与叫乌鸦的少年与卡夫卡君的对话。 在中田的篇章那一部分，作者多用第三人称。直接客观叙述。而且人物对话独特。体现了各自的特点。亦如中田君的不普通与星野君的性格特点。 其二，心理独白，注重人物心理描写与人物内心活动。在卡夫卡篇章，作者并没有过于注重卡夫卡君的人物形象外部刻画，而侧重内心独白。着重卡夫卡君的心理刻画。如: 我闭目合眼，释放全身的力气，缓松紧张的肌肉，倾听列车单调的声响。一行泪水几乎毫无征兆地流淌下来，给脸颊以温暖的感触。它从眼睛里溢出，顺着脸颊淌到嘴角停住，在那里慢慢干涸。不要紧的，我对自己说，仅仅一行。我甚至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泪水，而是打在车窗上的雨的一部分。我做了正确的事情么？ 文中卡夫卡篇章多用此类独白式文体。这类独白自述式文体能更加体现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内心的声音。彷徨，困惑，犹豫。显现在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甚至没有时间的沙尘暴中一步一步前行的十五岁少年的内心路程。不得不穿越的沙尘暴，将会让少年成长、蜕变，不再是进入沙尘暴时候的少年，而是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表达方式且让我想到了郁达夫的《沉沦》。郁达夫那类自述独白式的揭示亦能容易体现出心路历程与难以诉说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受与体验，与主人公的成长、蜕变。 其三、荒谬，奇特的想象，不可思议的构思。一个十五岁少年离家出走，一个智障老年的不普通。文中充满着荒谬、奇特的想象。如年少突然昏迷的中田君醒后丧失了所有记忆甚至识字能力、与猫和石头交谈、天上掉下蚱蜢和鱼 、入口与开口、活灵、世界的边缘、收集猫头的琼尼•沃克……等等。这一系列荒诞离奇的事情，而又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些荒谬奇特的想法又不脱离"卡夫卡式"的荒谬。 其四、双线结构，并交叉与结尾。文中用章与章之间轮换描写田村卡夫卡君与中田君两个主人公的故事。奇数章与偶数章两条线索。双线同时展开，而双线并不无联系。在前面的描写中潜在着游丝般的联系，而知道最后中田去到高松，找到入口的石头，打开入口，找到甲村图书馆，完成任务死去;卡夫卡君探索森林，进入迷宫般的的森林深处，跨入世界的边缘，逃离世界的边缘，返回现实，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在最后两条线索交叉爆炸，分别刻画了一个故事的两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事进行描写。 同时，卡夫卡篇章多用写实手法，而中田篇章多用幻想的手法。多离奇独特事件。 其五、在人物方面，人物数量及关系简单，人物刻画简单且人物形象鲜明。作品中人物为数不多，但是每个人物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亦如卡夫卡君，作者虽未刻意刻画，却可以从他的内心，他的爱恨情仇而窥睨其性格。 暂且写至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