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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对自己的影响为主题，撰写课程论文。这个我会的
太阳村商业化的社会学思考内容摘要：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于2000年12月在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建村，自筹资金，采取集中供养的方式，无偿替服刑人员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笔者在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观察到太阳村商业化严重，与其公益组织的形象并不相符。追根溯源，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层面上，分析太阳村的商业化，并提出简要的解决办法。关键词：商业化 太阳村 社会保障制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一开始对太阳村的了解，仅限于那里收养着服刑人员子女，但当带着对这样一群弱势群体的本能的怜悯，以及对志愿服务的满腔热情来到太阳村时，眼前的景象一点点摧毁了原有的印象。大门、走道、爱心小屋，各个地方都标志着来自何处的捐赠；小礼堂里在举办商业活动，孩子们为来自各处的叔叔阿姨唱着《感恩的心》，但眼神却是茫然和空洞的；去的次数越多，太阳村的商业化就愈加让人觉得感触。为何一个出于公益而发起的事业，却要用如此商业化的模式运作？对于太阳村，在制度上和管理上还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下面笔者将对太阳村商业化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一）太阳村现状及商业化引发的后果作为服务于这样一群特殊未成年人的组织，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应是进行社会救助，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但是太阳村中现实存在的一些现象，却和我们印象中的公益机构大不一样。孩子们的全部学习生活资金，需由太阳村向社会各界筹措，除了农场、枣园的收入，其它大部分资金都没有保障。除了钱款外，基本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衣物及药品，都是太阳村的急需物品。在笔者进行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的基本生活状况是，捐什么吃什么，几乎顿顿都是太阳村自产的萝卜，其他新鲜蔬菜都很难见到，更不用说蛋类、肉类的食物，只是勉强保证吃饱，更谈不上营养均衡。由于资金条件的限制，太阳村的工作人员也是极度缺乏的。举个例子，只有三个师傅进行太阳村所有枣园的日常管理，并且还要负责两个蔬菜大棚，一天至少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但月工资只有600元。社会各企事业单位的捐助活动大多在孩子们的上学时段，每学期基本都有40-50次，孩子们正常的双休日生活会经常被紧急集合打乱，而在秋天枣的丰收时节，一天数次表演更是常有的事。大多数情况下，捐赠总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宣传回报。太阳村的各处建筑都在明显位置标有出自何处资金捐建；行政楼的挂牌单位除了各大高校，还有进行长期捐赠的一些公司；一些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他们的捐赠总有比较隆重的仪式，并伴随着各式报道宣传；一些公司或组织捐赠之后会有相关内容的讲座，例如某银行面向捐赠者的理财讲座。由于经济困难这个最突出的问题存在，对于太阳村来说，筹措资金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太阳村对于来访者是来者不拒的。捐赠者大多不会深入了解太阳村状况，就他们来访的态度来说，工作人员坦言，他们更多是从所谓自身的公益形象出发，并不是全心为了太阳村。频繁的演出让孩子们变得麻木，随处可见的商业化标签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自己与别人不同。更可怕的是，孩子们接触不同的人，听各类的讲座，他们接受的可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而且大多数讲座只有一讲，孩子们接受的知识不仅形成不了系统，还会彼此冲突，形成矛盾，这样对于未成年儿童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少是弊大于利的，在他们社会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更是无法预知的。提到太阳村，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方面就是志愿服务，笔者就是以义工的身份参与太阳村活动的。虽然志愿服务是太阳村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管理却长期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很多志愿者都还对“做什么”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存在着疑问，近期一些管理制度才刚刚起步，仍存在很多的问题。还有一些志愿者对太阳村的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会出现浪费饭菜的现象，与孩子们交流甚至会提及关于他们家庭的敏感问题。因此志愿者队伍的素质也是太阳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二）商业化现象的分析一方面是资金的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商业化给孩子们的成长和太阳村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是什么造成这样两难的现状呢？慈善，是指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民间开展的扶贫济困、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团体的社会救助活动。慈善事业是指社会成员建立在自愿即良知的基础上，所从事的一种有组织的、无偿的、对不幸无助人群的援助行为。[1]从这样的定义来看，太阳村是一个具有慈善性质的组织。但是当前我社会保障立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缺少完备统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保障法典；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社会保障立法的规定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独立机构进行事务管理；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过小，所规定的项目单一；社会保障法律的实施机制较为单薄。[2]由于现实存在的制度上的种种问题，再加上太阳村面对的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太阳村是无法注册成一个慈善机构的，目前只能登记在工商局。根据1998年10月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各级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现行法律是难以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难以享受关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优惠税制和财政支持方面的法规政策。[3] 并且作为非慈善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是禁止向社会公开募捐的。得不到政府的固定资金支持，获得社会捐赠又存在相当的困难，而太阳村的孩子大多是学龄儿童，并有相当一部分为非北京户口，单是学费、借读费就是一笔很大的花销，更不用说是其他费用。资金的缺少一方面导致了孩子们的生活质量差，另一方面也无法为员工提供优厚的待遇。月工资六百再加上高强度劳动，不用说吸引人才，让现有人员长留于此都是困难。筹措资金的任务繁重，又缺乏专业的人才或者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太阳村的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基本属于比较落后的家长制。而内部管理制度直接影响着志愿者的管理体制，所以志愿者队伍的混乱状况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体制客观所致。对于目前状态下的太阳村，资金意味着生存，而来者不拒和迎合态度似乎才意味着更多的资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太阳村的商业化报以相对宽容的态度。三）解决办法既然是法律的不完善才导致了太阳村的性质难以界定，从而引发了资金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进立法进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颁布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制定有关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统一规范的基本法，修改和进一步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的专项法规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应从制度上对太阳村这类慈善事业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因为太阳村面向的是未成年人，其公益性和社会需要性是很大的，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对太阳村给予特殊的照顾，依靠政府的力量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协助太阳村建立专项基金。政府可以通过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直接资助，也可以通过减免捐助个人或公司税款和太阳村税款的方式，间接资助太阳村。借助媒介进行宣传，募集社会上个人和企业的捐款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招募具有管理学和社会学背景的长期志愿者，直接参与太阳村的日常工作管理，建设规范的管理制度。太阳村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资金是太阳村发展的瓶颈问题。只有解决经费困难，太阳村才能更好的发展。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注释：[1] 武新、刘华锋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十四章补充保障，第二节慈善事业[2] 《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章社会保障立法，第二节中国社会保障法的规体系建设[3] 王名主编：《清华发展研究报告2003：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有关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现行法规政策及其局限性参考书目：王名主编：《清华发展研究报告2003：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版。武新、刘华锋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重视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逐渐在中国大陆上蔓延开来,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社会工作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篇一 社会工作伦理 摘要：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经常面对两难困境和伦理难题。本文通过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案例，分析其主要涉及的伦理问题和困境，并以社会工作者专业伦理价值观和伦理决定筛查 方法 为依据，对案例做出了可能的伦理决定。 关键词：社会工作 伦理困境 伦理决定 1、案例介绍 李先生是一位近50岁的已婚男性，他是一位受过良好 教育 、聪明且能言善道的商界成功人士。他与结婚25年的妻子育有一子，在外人眼里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最近他因为身体经常不适精神状态也不好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李先生承认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他自述自己生于一个保守而严谨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不可能被家庭接纳。社会对于同性恋者没有一丝宽容，充满的鄙夷与歧视。李先生为了父母也为了融入正常人的生活，选择在试婚年龄里与现任妻子结婚，也向妻子家人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婚后的生活被李先生“装饰”地很和谐，然而李先生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无助、寂寞、痛苦，性欲望也得不到满足。于是他在儿子上初中后，开始在网络上找不认识的同性恋者发生一夜情。虽然次数不多，但李先生还是不幸地染上了艾滋病。李先生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后很恐慌，出现了一连串的沮丧症状包括失眠、无助感及自杀念头。李先生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帮助自己，但同时他也声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需要对任何人保密，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2、主要伦理问题和困境 谁是当事人 传统上，当事人指的是同工作者有工作关系、付费给她的人。或者说，当事人是专业人员采取干预 措施 ，要改变或者修正其行为的个人或系统。同时，社会工作干预常常包括要改变当事人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在这个案例中，按传统的当事人定义来说，李先生理所当然是当事人。他不仅染上了艾滋病，还出现了一连串的沮丧症状甚至有自杀念头，社会工作者应该先对李先生进行心理辅导，平复他的情绪，让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病情。但是，社会工作者如果按照李先生嘱托，向他妻儿隐瞒了他艾滋病的事实，那妻儿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地提高。社会工作者也有义务保障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当事人到底是李先生还是李先生的妻子和儿子?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现今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包括服务申请人、当事人、工作对象、受益人、从业人员、机构、社区和其他人。案例中，当李先生、妻子、儿子占据了这些角色时，他们的期望和目标不同，相互冲突，给社工带来伦理上的难题，谁的期许应该优先关注? 隐私权、保密原则和最少伤害原则的冲突 艾滋患者的隐私权是指艾滋患者享有与其他公民相同的私生活安宁，私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保密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的许可，不会向任何人披露从他那里获得的资料。一般认为，当事人信赖社会工作者会为其保密，能增进他们对工作者的信任。如果当事人意识到保密是有限制的，就会伤害他们与社会工作者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大量关于艾滋病患者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发现，艾滋病患者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中以焦虑抑郁最为突出，有时他们的焦虑程度比神经衰弱患者和焦虑症患者更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疾病的长期折磨;社会及家庭角色改变，劳动力降低;自卑心理及求助心理不能得到满足;人际关系紧张等。 社会工作者考虑到与李先生建立的专业关系和其现在不健康的生理心理状况是不应该泄露李先生的隐私。但是，从李先生妻儿的角度出发，他们有权力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的性取向和身体状况。同时，社工也必须认识到妻儿越晚知道实情，他们染上艾滋病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一旦同性恋的事实因为其他因素暴露了，妻儿不仅会受到重大的打击，也难免会把怒气撒在社会工作者身上。如果妻儿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社会工作者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被认定为“帮凶”。当面临的困境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社会工作者应该避免或防止这样的伤害。但这样必然带来保密原则被打破。 价值观的分歧 对专业社会工作者有一个传统期许，就是不把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当事人，即便是从自己的价值观或社会的价值观出发要求对当事人的行为举止做评判，也要暂时撇开。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与当事人的价值观有明显的分歧是常有的事。在案例中，李先生是同性恋者还曾与其他同性恋者发生一夜情，这就容易让社会工作者对李先生的道德品质有质疑。在该不该告诉妻儿自己染上艾滋病的事情上，社工的价值观是保护生命，而李先生更看中自己的利益。在干预过程中，社工的价值观与李先生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很有可能对李先生带有偏见。但李先生现在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他正需要社工的理解、宽容、关爱与支持。在进行决定时，社工就可能朝着专业的价值进行，忽略李先生的感受。 3、可能的伦理决定及依据 伦理决定筛查方法 当社会工作在具体专业服务过程中遇到类似的伦理冲突的时候，会遵循一整套价值、原则和标准以指引作出决定和行为。针对案例中出现的伦理困境，本人将分别使用“伦理准则筛选方法” (ERS)和“伦理原则筛选方法”(EPS)来做伦理决定。 “伦理准则筛选方法”(ERS) 作为社会工作伦理决定的最优先方法，社会工作者应该查阅《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看是否有合适的一个或多个准则综合适用。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并没有标明关于艾滋病患者或者同性恋者信息公开的守则，但参考《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1997)规定：“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的隐私权……一旦隐私信息提供出来，保密标准就要用上”，但同时又规定“预防案主或可确认的第三者遭遇严重的、可预见的立即的伤害时，或是法律或法规要求揭露时就不需案主同意”。通过伦理守则的运用我们可以明白虽然李先生的隐私权不容侵犯，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危害他人或者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即李先生的妻儿很有可能染上艾滋病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以最小程度地只向李先生妻儿公开相关信息。 “伦理原则筛选方法”(EPS) 根据这个方法，社会工作者应该首先列出一系列伦理原则指南并对其进行先后等级次序排列如下：保护生命;平等与差别平等;自主和自由;减少伤害;生活质量;隐私和保密;真诚和毫无保留地公开信息。其次，将伦理困境中的不同伦理诉求归类到伦理原则指南中。再次，按照先满足高级原则后满足低级原则的要求，确定伦理诉求顺序。在这个案例的伦理困境中我们发现对于李先生的隐私保密并不是处于绝对的首要地位，在“为了保障当事人或者他人的生命权，为了促进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相对弱势的差别平等权利，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当事人更加自主或自由，信息保密对其他人的伤害比信息公开伤害更大，信息公开是为了提升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隐私和保密原则是可以适当让步的。 可能的伦理决定 明确当事人和工作目标 李先生、李先生妻子、李先生儿子都是社会工作者的当事人和服务对象。社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缓解李先生一连串的沮丧症状以及打消他的自杀念头。(2)李先生的艾滋病需要专业的治疗和照顾。(3)从医疗卫生的角度保证李先生的妻儿的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4)说服李先生，让他有勇气将自己同性恋和艾滋病的事实告诉妻儿。(5)安抚李先生妻儿的情绪，促进双方的沟通。 知情情况下的授权 根据“伦理准则筛选方法”和“伦理原则筛选方法”的分析，社会工作者应该违背李先生的意愿将实情告诉李先生的妻儿。但是，知情情况下的授权意味着社会工作者或者另外一个专业人员除非是得到了当事人的许可，否则不能介入当事人的生活或者披露与其有关的机密资料。社会工作者必须向李先生讲解关于艾滋病的医学常识，分析李先生的妻儿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说服他，争取征得他的书面同意并跟他详细地明确透露的范围和内容。至于李先生的隐私是否向妻儿以外的人透露，取决于李先生的意愿，社会工作者无须强求。 提供服务 得知实情后，李先生妻儿和李先生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包括身体上和经济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心理压力往往是由于对基本医学常识缺乏了解造成的盲目性，因此，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各种辅导。(1)社会工作者为李先生提供：①心理辅导，减少自身心理压力。社会工作者需要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协助减轻心理负担，从而以理智的心态对待疾病。②及时行为干预。需要为他提供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知识，通过直接干预以促使李先生抑制自身的不负责行为。(2)社会工作者为患者家属提供：①医学常识辅导，改变歧视和排斥观念。李先生的妻儿面对李先生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事实可能存在非理性的认识，极力排斥和歧视，甚至将李先生拒之门外。因此，有必要对妻儿家属进行基本医学常识辅导宣传教育，说服他们将李先生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给予李先生一定的家庭关怀。②加强预防知识的教育。社会工作者还应对李先生妻儿在预防知识上加强全面教育和咨询，使其做到防患于未然。 提供支持 除了提供服务以外，社会工作者还需提供各种支持，包括情绪和医疗支持。 ①提供情绪支持，坚定生活信心。虽然社会工作者与李先生的价值观曾经出现过分歧，但社会工作者仍应以平等、接纳的原则，与李先生一起面对问题，通过深入的沟通，加强情绪疏导，使李先生逐步释放紧张的精神状态，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③提供其辅助支持。例如，通过定期调查、研究和评估患者的病情，协助医疗机构及时调整治疗或缓解对策，更有针对性地减轻患者的痛苦。 参考文献 [1]黄玉华.艾滋病病人的焦虑状况分析及护理对策[J].全科护理，2009，7(29)：2688. [2]拉尔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唐纳?哈林顿.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火学出版社，2005. [3]安民兵.艾滋病防治：一个社会工作的视角[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6，20(10)：13. 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篇二 社会工作灵性研究 摘 要：由于社会传统化的分解、教会的分离、世俗和理性主义猖獗迫切需要人们对生命确定性的诉求、追寻生命的意义以及构建与“他者”的联结。灵性的发展为社会工作价值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社会工作实践开辟另一条道路。 关键词：灵性;社会工作;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5)32-0041-02 新时期的重点是对灵性定义进行扩展，重新构建宗教精神，尊重宗教和非宗教的表达提升灵性张力，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如何理解灵性?这要求我们改变日常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转换惯例自动思维。灵性应被给予更高的目标，反对压迫，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正义。 一、关于灵性的概念 灵性没有普遍一致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灵性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灵性是人类 经验 和已存在的事物的超越维度，为自我寻找更为广阔的本体论语境;一些学者认为灵性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展示人与上帝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与人类追寻价值、目的和意义有关;更有学者将灵性判定为精神性，是物性的对立面，不能诉诸理性逻辑，而是属于超验的范畴。灵性是对神圣的寻索，以超越为核心(对无秩序、不合理和无意义的超越)，强调人的主观经验和宗教信仰倾向，它不仅代表着人的信仰理念、情感道德、价值架构等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人自我整合、自我与他人、环境互动实践功能体系。 二、现代性与宗教 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迸发和扩散，人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威胁____的古老价值。工业生产使我们生活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充斥着生态危机、积聚全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市场崩溃和资本贬值、战争和恐怖主义、信息威胁等字眼，各种毒瘤和毒素等有害物质的全球性问题席卷而来，商业活动人们狂热追逐物质性利益，奉行及时行乐的原则，追逐眼前的快感，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个人主义的盛行，与一般宗教的禁欲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如勤奋、节俭背道而驰。现代法律和伦理要求他律理性行为，而非个体自律行为，人们的行为只有法律的制约，“不犯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没有了道德信仰的制约。法律加在人和事的表层，但没有深入人的意识和内心深处，人们开始逃避义务和责任，彼此产生不信任感及不安全感。大众的崩溃结果来自于个体生活在各种亲密关系的大众生活空间不断地进行“殖民分割”，稳固的生活纽带的逐渐衰退和断裂。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切断了个人与社会连接的各种纽带。社会中的人变得个体化和原子化，产生冷漠无情、无本性、无沟通的、无归属感、无依附感异化现象，人们疏离感加强。丹尼尔?贝尔语重心长地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价值的虚无主义势必造成主体生命活力和智慧创造的瘫痪与休克，引致西方世界精神 文化 贫瘠和道德崩落。著名的灵修学者里奇这样描述现代城市：“这是个腐烂的内城，诉说着各种凄寂与绝望的阴郁 故事 ，显示了一片精神上的荒原。” 现代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渐趋衰微，宗教的衰落和社会内部制度性基础的蚀变，给个人还有社会都带来不良后果。正统宗教观念日渐式微以及社会秩序逐渐消退和崩溃，迫切需要一种确定性的价值观。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就是诉求生命中确定性，然而，灵性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似乎让人们能谨慎从事。 三、对生活意义和确定性的寻索 《耶路撒冷圣经》中有这样的表达：人不光是为食物而活着。“我―它”的关联只是满足我之需求、利益、欲求的工具，这样只会导致个人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人们过度重视物质忽略其他事物，个体理性都被“物性化”或“单一化”包围。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重构生命的意义，摆脱物性束缚，使个体成为“完整的人”。 灵性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帮助人们寻找自我■依和自我归属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意义，将非强加灌输的被动方式加以肯定、勇于面对超越自身所面临的生活限制，探索给予灵感，积极展望未来，而不是聚焦于过去和病态式的生活。 对宗教信仰也是对生活确定性诉求，我们可以理解为对神圣的探索，人们依靠上帝的神能来摆脱世俗的诱惑而追求圣洁的生活，把信仰作为生命活力和驱动力的能量来源，它包括上帝、神圣、终极现实和超越的概念。 灵性需求不是局限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多余无神论者同样适用，虽然他/她不会采纳神的概念，但并不意味他/她对现状、发展变化和规律，人生的意义、目的没有探索和尝试。神圣是宗教和灵性生活的共同点，个人的意识与潜意识心理层面和人的灵魂，寻求对价值、意义、经验、发展、终极现实的超越，使个体道德宇宙的归属感和生命的神圣感。 四、构建他者的世界 “他者”属于人类学的概念，关怀他者无疑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他者”意为边缘，它的存在隐含以自我中心为主义某种弊端，不可避免渗透某种玷污和偏见。鲍曼语重心长地指出：个体只有与社会联为一体，才能保证生活意义和永恒价值，与社会联结需要培养“他者意识”。 “他者意识”存在能促进道德发展，它让当事人站在他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他人的感受。没有“他者意识”，道德的同情心是不可能形成的。自律的道德不仅意味着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能够置身于他人的地位来约束自己，一种去自我中心化过程。这里的“他者”是平等概念中的人，“自我“对”他者”投入能促进相互理解。他者的脸容可以具体命令自我，去执行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他不具备其他力量和财富逼人就范，却具有道德上的权威使人做出责任上的回应，并以正义作为回应。“他者”使人们从没有精神层面的物理场所和空间挣脱出来，现实的物理顺序以某种方式从青睐于关注灵魂的内在生命中抽象出来。并非个体的这种整体性只是通过本身得以实现，而是在与他人、他物以及环境的有意义的关系中得以实现。 五、灵性与社会工作 从历史角度来，社会工作是根植于宗教传统的，宗教的慈悲观念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主要来源。灵性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实务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而且具有普世性，宗教信仰资源的提供在当今中国极其缺乏，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缺少宗教信仰，但是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灵性关怀和灵性社会工作的服务。社会工作与灵性是相连的，他们是个体与社会的良好状态服务的过程中的自然联盟。心理学家发现更多的宗教和灵性为健康和福祉的提供有独特贡献，将个人主动意志追寻和灵性力量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健康价值。灵性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某种美德，如同情、宽恕、谦逊和正义感，灵性的发展也会产生幸福的品质，如达观、平静、满足、喜悦以及明确的人生目标。 灵性中对神圣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超越问题的局限，不是聚焦于过去与苦难，而是引领我们去探索灵感，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灵性在自然灾害、疾病、压力、失去亲人、离异等重大生活事件和死亡及濒死领域中有所作为。信仰宗教与灵性经历、维持的生活方式，总能对困难寻找应对方式，如灵性支持，精神冥想，宽恕、祈祷、悔过、宗教仪式。社会工作者也会鼓励案主采用放松训练(有意识的呼吸等)、冥想积极想象、宽恕与挑战非理性信念等策略。 佛家说，“欲乃万恶之源”，____提倡禁欲主义，“节欲”是我们摆脱生存困境的不二法门。信仰宗教灵性能帮助避免个人暴饮暴食、欲望、嫉妒、骄傲等品质缺陷，在家庭层面中，保持较低水平的酗酒、药物滥用、性滥交等情况。向往宗教灵性生活、不嗔不贪、少私寡欲有更高层次生活满意度和较高自尊，在面对碎片化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保持完整且连贯性的人格。灵性秉承人本主义传统，它积极关注传统理论所忽视的边缘体验及不同的声音，关注人的知觉、感情、信念、意图乃至灵性，避免以固有的、先在的观念去检验所谓的经验材料来理解“被肢解化的人类”。 从宏观层面来说讲，灵性开拓兼容整合的世界体验的新秩序，不仅吸收了基督神学思想，还吸纳了诸如东方哲学、心理分析、医学思想。灵性对社会工作中案主社会系统、个人和家庭运行动力、文化多样性、损失和沟通具有重大意义。如社会工作者要了解临终患者的灵性需求，需要考察他所属的民族、文化、宗教与精神信仰、传统及仪式多元因素。微观层面来说，灵性关怀对患者个人生理的(痛苦、症状控制)―心理的(焦虑和抑郁)―社会的(家人朋友隔离感、社会事务涉入疲倦感)―灵性等做全面考量。 社会工作中的灵性探索全人特质和全家、全程、全面的照护模式，以整体的观点来探究案主以及案主系统，察其案主及案主系统问题背后的意义和阐释，回应道德框架、与他人关系的个人特定层面。案主所产生的幸福感是“超个人的”丰盛感，案主作为“完整的人”体验生命的满足感、与他人和世界的和谐感、与终极世界的同一感。 宗教与灵性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教会团体、牧灵人员或社会工作者的探访让案主感觉自己没有被抛弃，体验到的“极度负面自我评估或任何破坏性思维模式”被慈爱的力量消解。 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衰微并非幸事，人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力量，灵性社会工作试图拯救宗教世界图景的崩塌，但它却又脱离或者超越于宗教，重新诠释意识和灵魂，逐渐向高层次的精神领域延伸。也就是说，只有宗教复兴才能重新恢复代际延续，才能带来全球性的秩序、谦让与爱。 参考文献： [1]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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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内地社会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与深入，社会工作行政既是一种社会工作 方法 ，也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工作行政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控制
摘要：控制行政成本，是目前中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社会工作机构，因其独有的助人宗旨和服务活动而加倍需要对于行政成本进行控制和降低，以便更大的发挥其社会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问题进行分析，为社会工作机构有效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提供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 行政成本 有效控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发展，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提升，关于我国行政成本的讨论也正成升温趋势，越来越多的讨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高居不下的行政成本正在严重影响着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效率和收益，作为肩负维护社会稳定、关注弱势群体生态的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控制和降低是其实现社会使命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控制现状分析
(一)重要概念解释
1.社会工作机构
根据2009民政部发《关于促进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中的界定，社会工作机构是指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坚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服务工作的非企业单位。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专业化和职业化，社会工作机构也日益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社会工作机构有民办和公办之分，本研究中不特别加以区分，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是所有社会工作机构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2.行政成本
本文选取行政管理学中对于行政成本的解释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对自身内部政治、经济、 文化 、 教育 、卫生等各方面事务的管理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与消耗的总和。具体可分为费用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财力成本和其他成本。
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无论规模大或小，都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体独立的行使其行政职能和行政计划，因此，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在其运行过程中，都必须严格制定标准，有效控制行政成本支出。
(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支出现状
根据中国民政部下属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管理中心在2010年10月的一份 报告 中显示，在对中国目前已注册的99家社会工作机构进行抽样调查后，结果显示75%左右的社会工作机构“完全不披露或仅仅少量披露财政信息”。另据统计，目前有的社会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网站和财政情况透露 渠道 ，拥有网站的机构中，有的机构不再更新数据，由此不完全估计，目前中国所有的社会工作机构中，约有65%左右没有明确的财政统计数据。
财政统计数据的难以获得，直接造成了对于行政成本的难以估计，在进过多番查找后，始终没有找到关于目前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统计数据。在对于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所进行的探访和整理中发现，目前民政部对于各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的“年检制度”中，要求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年度财政报表中，显示行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并规定如行政支出所占比例高于整体支出的20%，则该机构不能通过年检。由此，我们现在可见的大多数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中，大多数机构的行政成本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20%上下，然而，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却随着财政数据的“不透明性”，而被大大的打上了一个问号。
《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中称，的民众对于社会慈善机构的捐款“不放心”，这必将极大的导致社会资源的异向流转，对于中国社会工作机构的长期发展，将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建立健全审核机制，革除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切实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做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是我国社会工作机构所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二、社会工作机构在行政成本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设置方面受科层化体制影响
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影响，现在仍存在于我国各级行政体机构设置中。科层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是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政出多门、人浮于事，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机构中，庞大的工作人员工薪、福利、 保险 等支出，使得社会工作机构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二)行政成本控制意识淡漠
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大多属于民办非盈利机构，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行模式，导致其在运行过程中，极少考虑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问题。这也侧面牵涉到社会工作机构绩效评估的问题，即产出产品价值难以评估。由此造成的对于投入的控制意识的淡漠，是对于行政成本控制不灵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人员流动性大，工作规范化程度低
在目前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机构中，很难找到明确的职位描述和工作分析，这是职权不明、工作缺乏规范性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工作组织薪酬待遇等一系列存在的问题，使得社会工作机构人员流动性大，每一次工作人员的流失都代表着“人在政在，人走政息”，每一个新雇员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熟悉业务，这不但造成了之前资本投入的荒废，更加重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运营成本。
(四)受形式主义影响，行政成本浪费现象严重
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运行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是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不惜以重金打造规模宏大的“面子工程”，在宣传方面大量投入成本，横幅、彩喷、宣传图册、纪念礼品等等一次性宣传媒体，极大的加剧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行政成本投入，从而压榨了原本应直接投入于服务对象的资金，这种浪费，极大的增加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财政负担。
三、对于控制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建议
(一)广泛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大力推进效率观念落实
行政成本意识的淡漠，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机构效率和工作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机构内部通过集体学习、培训等方式进行的对于行政成本意识的树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尽机构最大的努力，以在机构内部树立效率为先的意识，将一切成本投入与产出相关联，特别是将行政成本控制的概念深入培植，作为职业素质中的重要内容，将“讲实效、重质量”的思想内容作为培训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建立行政成本责任制度，定期进行行政支出自查
必须指出的是，仅仅依靠培训、学习、观念灌输这样的“软手段”对行政成本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社会工作机构建立详细的行政成本责任制度，以规章的形式切实规范工作人员的行政成本开支。与此同时，务必定期要求工作人员对自己业务过程中的行政支出进行自查，提交自查报告，以实现对于行政成本的自我监督与机构控管相结合，以实现控制行政成本的目的。
(三)规范行政开支审批过程，严格遵守机构财务预算
在控制行政成本的过程中，“节流”是重要的工作手段之一，社会工作机构运行过程中，务必详细制定预算，从预算中严格控制行政支出的数额和范围，以便在运行过程中严格控制。财务报销制度务必做到规范化，做到专人、专章、专管，通过自上而下的财务审批过程，严格规范行政费用支出，从而杜绝过度使用行政费用的现象发生。
(四)精简机构部门职能设置，切实规范工作人员职权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来说，小而精简的社会工作机构可能更加适合于对服务对象的帮助和改善。机构庞大的社会工作机构往往是造成人浮于事的重要诱因，这又从一个侧面增大了行政开支的幅度。因此，精兵简政对于当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
此外，为杜绝因工作人员流动而造成的行政费用增加，社会工作机构应制定详细的人力资源计划，包括撰写详细的招聘计划、部门职能设置、职位描述、工作分析，以规避新雇员进入机构后需要长时间的适应期和学习期和由此引发的行政开支。
(五)积极推行财务公开政策，接受广大群众监督检查
除了社会工作机构内部必须进行的自我监管之外，各机构还应不遗余力的加强对于财务收支状况的公开和透明化，英国的每一个社会慈善机构任何时间都准备接受每一个国民对其财务的检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差距的存在。因此通过网站、开放日等形式向整个社会而不单单是民政部门开展财务公开，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群众对于社会工作机构的信任和认可度，更能防微杜渐，从根本上遏制行政支出高居不下的情况。
(六)杜绝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引入多种手段节约成本
无论是做公益服务，还是社会救助，每一个在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应抱有节省、勤俭注重实效的工作思维，当我们看到为了一个捐款活动而举行的盛大典礼，那些为捐款专门制作的红地毯、展板甚至热气球，我们不禁怀疑这种捐款的目的性，公益者，应以润物细无声之精神，筚路蓝缕而弦歌不绝，在我们的专业工作中，不应存在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要远远的退出视线之外，更多的资源绝不应该被这样无效的浪费在行政支出中，而是更多的洒向那些真正需要的受助者。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而言，多种工作方式与手段的引入，也不失为节省行政支出的重要方法。将无纸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模式引入工作中，不仅仅规避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更将环保和谐的氛围引入社会工作机构的环境中，对于社会工作机构主题的契合和职能的发挥，具有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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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康之.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中降低行政成本.行政论坛.2007(1).
[4]朱慧涛,王辉.行政成本概念鉴辨与重构.中国行政管理.2008(1).
试谈社会工作机构运作中的行政化现象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分担和接力政府社会福利和责任的社会工作机构随之发展起来。然而，社会工作机构出现的行政化现象直接影响到社会服务的提供。本文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角度对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寻求解决行政化问题的途径，维持和提升社会工作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政府购买服务
一、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产生的背景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失范、社会越轨行为屡屡发生，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形势迫在眉睫。在政府回应这些问题和需要显得捉襟见肘时，作为分担和接力政府社会福利和责任的社会工作机构应运而生。
社工机构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其自主性、专业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服务提供的质量。而在社工机构发展的初期，社工机构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主要由政府供给，无论是在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人员配置还是在资金提供方面都受到政府制约，这就导致社会工作的发展往往受制于政府的政策倾向和偏好，产生行政化现象。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可以深入分析在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进一步推动社工机构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及其成因
本文中所提到的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现象是指在社工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过程中，由政府介入带来的影响到专业政策制定，服务实施和反馈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现象。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出现不仅是政府管理越位的表现，而且在无形中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的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能型、管理型政府的延续
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背景是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工机构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助力。同时，转型期政府执政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由“全能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然而，由于角色转变的滞后性，在社工机构发展过程中，政府依然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社工机构的成立、人员资格认定、服务考核评估的政策和程序等都由政府制定。社工机构的发展需要经由政府同意和支持，并非社工机构按照自身和社会需求独立发展。
(二)机构自身资源的缺乏
从组织层面讲，资源可以界定为：组织拥有的，或可以直接控制和运用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既是组织运行和发展所必须的，又是通过管理活动的配置整合，能够起到增值作用，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利益的资源。[1]这里我们将社工机构的组织资源主要划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物质资源的社工机构存在的基础，社工机构在发展初期，实力弱，资源少，其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大部分受制于政府。人力资源的缺乏主要表现在社工专业人员流动性大和安排政府工作人员进入社工机构工作，后者加剧了社工机构的行政化。同时，社工机构缺乏良好的关系资源限制了社工获得专业化学习机会，机构发展也会因此错失良好契机。
(三)非公民社会对社工机构的弱支持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主要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据此，鉴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笔者将其称之为“非公民社会”。正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公共领域并不成熟，公民对社会的参与度、关注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仍然不能脱离政治因素独立发展，营利组织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和贡献有待增加，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育初期的社工机构即只能获得来自“非公民社会”的弱支持。
(四)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虽然社工机构在我国出现较晚，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尽管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轻法治，重权威的传统“人治”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2]这种狭隘的传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社工机构中表现为对政府政策的全盘认可和接受，对机构本身的发展缺乏自主性、创新性认识，在政府的管理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行政化色彩。
三、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解决对策
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环境有关。针对以上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几点成因，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和角色
政府是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主体，也是机构的监督者和资源提供者。政府应尽快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改变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关系，尊重社工机构运作的独立性，给社工机构更多的自主权，提高一些项目指标的灵活性，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减少对社工机构的嵌入和干扰，给其独立发展的自由空间。[3]
(二)创新社工机构发展模式
社工机构之所以出现行政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与政府间的社会权利、责任划分界限模糊。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理论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有四种基本模式，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后三种模式中，社工机构的自主权、灵活性和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有利于根据机构自身和社会需要自主发展。而我国目前处于政府支配模式，因此，社工机构处于被动地位，在未来的发展中，社工机构应找准自身定位，拓宽资源来源渠道，逐步探索向其他发展模式转变。
(三)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理论准确把握住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公民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内部能力使得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显得不必要。[4]公民社会的发展会促使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育和发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和受到的干扰，同时公民社会所提倡的自由独立的价值信仰和行为模式也为社工机构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四)树立现代文化观念
现代先进文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是支持当代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精神文化之一。传统政治文化下，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权威、规则、制度表现为顺从型认同，而现代先进政治文化是破除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人们正视当代社会发展和需要所提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现代文化不仅促使人们思想开放和自由，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拓宽了空间，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四、结语
社工机构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分担政府社会责任、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社工机构的发展初期，由于资源依赖、自主性较弱等原因社工机构出现了行政化现象，通过社工机构自身的不断发展、政府购买方式的转变、公民社会支持力度的加强以及树立现代先进文化观念等途径，社工机构的未来发展会创新发展模式，改变行政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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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践总结论文
一个新的严谨的理论的出世，一定伴随着跨越不同的组织层次。下面是社会工作实践总结论文，为大家提供参考。
2017年12月3日，我们社会工作2012级3班的同学来到了来到了乌鲁木齐水磨沟区苇湖庄雨虹自闭症服务中心，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康复实践。时间不长，我们体会甚多。明白了那句话：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
本次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个人与社会的沟通，进一步培养与人相处的技巧、团队协作精神、待人处事的能力等，尤其是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便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希望能帮助自己以后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会，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一般来说，学校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的工作环境存在很大的差距，学校主要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能，社会主要专注于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结合。要适应社会的生存要求，除了要加强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外，还必须要亲自接触社会参加工作实践，通过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指导课堂学习。实际体会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以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我们在实践期间，与自闭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同参与了三部分的矫治课程，分别是生活自理课、动手实践课、音乐课。三部分课程各不相同，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因而我们也很用心。
首先，我们进行的是生活自理课。在矫治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志愿者每人负责带一名儿童，辅助他们学习戴围巾、戴手套、戴帽子。在常人很容易做到的戴围巾等任务，在我们的课程上却难以进行，自闭症孩子有的不愿意参加，有的不愿意学习，有的认知有障碍，难以理解所教的内容。尽管这样，我们作为志愿者，一点一滴手把手的给孩子们进行教学，让他们认识并学习生活自理，在这节课上，我们深刻感受到自闭症孩子真的很需要人去关爱，社会需要一个爱护自闭症孩子的大环境，我们也应该呼吁更多人加入到这个服务队伍中去。
接着，我们进行了动手实践课。这节课我们来到了矫治中心的活动场地，我们每个志愿者带一名自闭症孩子动手捏橡皮泥，做游戏，折纸等一些少儿的活动。孩子们在活动中展现了他们的天真活泼的一面，我们志愿者在活动中也做到了志愿者的耐心服务。我们很难去想象，对于常人家的孩子，如此简单的游戏，对于自闭症孩子却如此困难，为何这样简单的快乐也要剥夺，我们真心希望社会大众更多的关注到自闭症孩子。
最后，音乐课作为结束活动登场。在音乐课上我们志愿者和自闭症孩子围成一圈坐在一起，我们教孩子打手鼓、唱儿歌、做简单的节奏动作。在这很欢快的气氛中，出现了些插曲，有的孩子玩着玩着突然大哭起来，有的孩子总是欺负旁边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坐立不安，来回走动，很是影响课程的进行，我们看着在这些可爱的孩子的影响下和他们一起玩儿、一起做动作、一起打节奏、一起拍手鼓。
虽然已经是大三，但对于实际社会工作还是茫茫然的，毕竟书本上的只是一个概念，具体操作并没有教你。难得的实习机会，我想把它做好。在这段时间学会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但确实体会到了工作的辛酸，觉得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严重不足，不能适应激烈的工作要求，像那些实际操作性极强的工作，我们这些刚出来没什么工作经验，而且本身就没好好学学校的专业课的人来说，根本无法和那些老手相竞争，有时候感觉确实无从下手。
回顾这两周来，我们的实践情况，扪心自问，坦言总结。在诸多方面还存在有不足。因此，更要及时强化自己的工作思想，端正意识，提高实践的方法技能。
首先，在不足点方面，从自身原因总结。我们在一定程度的存在有欠缺的知识技能，打动服务对象。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架起一坐连接我们与服务对象的桥梁。为服务对象带来改变。在这个方向的指导下，怎样用真诚的心，打动服务对象，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以后的实践工作中，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沟通能力，同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为下一阶段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其次，注意我们在服务过程的细节，谨记助人自助的理念。用自己真诚的微笑，清晰的语言，细致的关怀，体贴的服务去征服和打动服务对象的心。让所有接收到我们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有所改变。树立起我们的优质服务。
再次，要深化我们的实践工作素养。熟悉服务方法，把握服务技巧，做到烂熟于心。学会面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服务技巧。力争让每一位服务对象都有所提升。
最后，端正好自己心态。不论做任何事，务必竭尽全力。这种精神的有无，可以决定一个人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或失败，如果一个人领悟了通过全力工作来免除工作中的辛劳的秘诀，那么他就掌握了达到成功的原理。倘若能处处以主动，努力的精神来工作，那么无论在怎样的工作岗位上都很难有所建树。
实践是学生大学学习课程后的最重要的实践环节。通过这次的实践，我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为详尽而深刻的了解，也是对这几年大学里所学知识的巩固与运用。从这次实习中，我们体会到了实际的工作与书本上的知识是有一定距离的，并且需要进一步的再学习，我们可谓受益非浅。仅仅的二周的实践，我们受益终生。通过此次实习，不仅培养了我的实际动手能力，增加了实际的操作经验，缩短了抽象的课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距离，对实际的工作的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实践是每一个学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打开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的论文选题是“跨学科融通视野下社会工作者专业认知与归属感研究”。
首先整理一下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1.社会工作硕士毕业论文应注重实务研究而非理论，需更换实务课题。
2.整个论文框架逻辑混乱，思路不清晰。
3.论文选题太模糊，跨学科融通并不影响社会工作者的归属感。
4.探讨社会工作的存在意义，多为哲学层面，没有实际研究意义。
师之建议，我之不足，自应遵从并逐令改之。然而因个人兴趣浓厚，且条件多有限制，所研究问题又确实存在，又得导师支持，实属无奈，不愿弃之。开题述说之前，思路并未整理透彻，以致如此。
科学具有主观性。
扎根实务的老师希望学生能多写理论研究的论文，偏理论研究的老师则更希望学生能将理论融入实务。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排斥社会工作专硕研究生做纯理论研究。我们无法排除个人价值观或相同文化群体的影响，考虑到各种原因，如是否能顺利拿到毕业证，老师希望学生保守写论文。
价值观对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及研究工作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影响。社会工作不仅仅是分属不同学科利益的集合，同时还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在科学研究领域，个人观点无足轻重，科学证据是最终的裁判。然而，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真能做到如此客观吗?社会工作者的自身价值观以及人们行事遵循的个人信念，会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工作研究当中?
当价值观以客观事实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常常很难认出它们。客观现实的确存在，但我们总是透过信念与价值观的眼镜观察它们。哲学家休谟于200年前指出的在科学描述与道德评价之间的鸿沟，直到今天也没有缩小。
当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研究工作时，价值观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由于在社会工作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通常持有共同的观点和价值准则，在相同的文化群体之中，他们的研究假设一般不会受到挑战，我们便倾向于认为那些被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表征的共同信念，是相当重要且无需加以验证的。然而，有些时候，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工作中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将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从而引发我们去关注这些假设，如妇女工作者的政治保守主义更倾向于接受对社会行为中性别差异的生物学解释。
不可忽略的是，近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步伐加快，但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 价值理念、知识体系、实务操作的研究还处在非常薄弱的状态。发表的论文缺乏系统性，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衔接也存在重大问题，多为重视社会工作的实务操作而轻视理论研究。
社会工作面临实务与理论脱节的困境，若不能形成专业的本土理论知识体系，社会工作实务的交流只能流于形式，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可取经验。一线社工在所接触到的众多案例中不免会发现无法处理的孤例，仅仅依靠社会工作的介入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学术界与一线社工之间缺乏互动沟通是导致上述现状的主要原因。但是处于许多两难境地，并非无从着手，这时，跨学科如神经生物学(抗逆力)、犯罪心理学(青少年犯罪心理)、医疗(身体及精神疾病)众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及理论同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运用，便有了用武之地。
至于论文框架逻辑混乱，思路不清晰。我承认是自己将“客观认同”和“主观判断”混淆了，很像是一场自说自话的闹剧。本论文思路的着重点是社会工作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并非是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及归属感。我的观点是“社会工作面临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脱节的专业化困境，必须寻求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帮助，以社会工作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为起点，重新理解‘抛却价值评判之后的社会工作的存在意义’，就会使公众乃至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对社会工作的实务开展或新理论的构建都有借鉴意义。”
但客观认同并不一定等同于客观事实，虽然有大量的事实不符合客观认同，但作为有效讨论的基础，客观认同是并不在讨论的范畴之内的。比如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我们大部分人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和归属感，多半只停留在价值道德层面，往往显得廉价而苍白。科学研究是可证伪的，而价值因素是不可证伪的，因此道德是无法用科学研究证明的。
自从卡尔 · 波普尔提出科学必须可以证伪以来，科学界已经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基本标准之一。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他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于是数学和逻辑学便被划分为非科学的。同样，心理分析学说，占星说，骨相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也都是非科学的。它们都不可被证伪。数学和逻辑学之所以被划分到了非科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经验去检验它们，他们被休谟称为必然真理。
然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们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可证伪性”可以增强人们的信念。换句话说，不可证伪性其实是虔信者的催化剂，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越是无法用事实来验证，越是要诉诸于模糊、神秘的因素，他就愈加深信不疑。
虽然很难理解，但请一定要理解，科学往往只是其中一类动机，人们很可能是由于其他更重要的心理动机做出选择，比如传统、意义、价值感、目标感等等。价值因素是归属感的动机，而不是原因，彼此之间只是相关关系，无法构成单一的因果关系。
隐含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概念的正确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隐含这种价值判断，对婚外情的评价是追求"婚姻解放"还是给予“道德谴责”，这取决于我们的个人价值观;人们把自己反对的社会影响称作“洗脑”，把自己从不尝试的性行为称作“性变态”，价值观隐含在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种种建议与标签之中。
既然如此，公众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仅仅是建立在价值评判上，即社会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只不过是运用专业的社工方法而已，忽略了社会工作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存在，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误解。而对事物存在的根本解释是抛却先验价值观之后此种事物的存在逻辑，而不应该建立在这种简单的价值评判之上，将社会工作的存在原因放置在它的学科体系构建当中，也就是各个学科当中的重要理论、学说构成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我还是坚持，一个新的严谨的理论的出世，一定伴随着跨越不同的组织层次。心理学、生物学为什么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是因为它们天生就是跨越不同组织层次的学科，从社会生态跨越到人类的大脑和心灵。21世纪，随着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统计技术等的发展，抗逆力研究超越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形成整合性的多元的跨学科研究，特别强调让神经生物学重新进入现有的抗逆力理论和实践框架中。
所谓的专业化，实不能固守一亩三分地不知变通，而是在跨学科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领域有所突破。要把专业知识普及推广到社会实践生活当中，并从社会实践当中总结本土性理论。一句话，从自身专业限制中跳出来，各学科中对社会工作有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岗位的结合才是发展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现实道路。
以上针对此次开题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建议，重新整理论文思路，以及总结我的论文当下的处境，实在坎坷非常。但我依然坚持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对跨学科融通概念的清晰理解，对于梳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困境有很大帮助——在社会工作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规范、制度只能导致专业的限制。而此时，认知显得比实务更加紧迫。
后续在老师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加强对选题设定及论文逻辑框架的改进。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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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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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模板，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
人文 社会 科学 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 问题 。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 自然 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 方法 、 内容 、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 政治 对学术的 影响 ，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计划和学术的关系
中国 的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包括具体的项目计划到整体的长远规划，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计划往往距学术较远，而距政治或现实需要较近。官方所关切的，学术界不一定关切;学术界关切的，官方却不一定重视;而以官方为主体制定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计划或规划，虽然是学术界要“项目”的对象，却往往不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看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这种毛病一目了然)。学术界对计划有一种“非学术”的或“官方”的感觉，由此而导致了一种现象：许多计划和规划中的重大内容，学术界不觉其重大;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的 研究 课题，又与计划和规划无缘。
计划之所以距学术较远，在于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官方的政策。在计划的制定中，虽然也有专家参与，但是，参与的专家往往是有选择的。坐“冷板凳”的专家一般都进入不了制定计划的圈子，即使他们有制定计划的建议权，其建议也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而学术上的创新，多数是“冷板凳”专家的事情。另外，参与制定计划的专家，一般都是“权威”级人物，而学术权威(即使是胸襟十分开阔的权威)，由于长期的学科浸淫，会不自觉地畛域自封，对计划制定造成相应影响。各种学术计划和规划的偏差，往往与此有关。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管理的本质在于规范。创新往往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如果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它的学术意义就已经在消隐，而社会意义在凸显。计划和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对于创新往往不予支持，这是造成计划与学术脱节的一个内在因素。
计划的制定如何能够与学术进展合拍，值得探讨。在学术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十分多见。即使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这种现象亦非例外。美国自发形成的硅谷红红火火，而日本政府规划的筑波 科技 城则冷冷清清，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各级各类社科规划的制定，应该汲取这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项目和成果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存在着项目与成果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重视项目，而这种重视，也存在一定问题。正如一个学者所言：对项目的评价，就像一个对刚刚怀孕的妇女评判她是否能生出一个天才一样难。
项目往往是“官方”的，主旋律的，因而，项目的成果，在官方的支持下，部头大，印制好，加上足够的宣传，往往规模宏大，先声夺人。但问题在于，项目成果的本身，有许多只能根据“官方口径”，政策含量偏大，学术含量不足，外表的辉煌下面是思想的贫乏，学术界也对这种项目成果并不十分看重。
真正在学术上有影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成果，却往往进不了所谓的项目，从研究到出成果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功成名就”的学者，可以进入项目，也可以结合项目的完成，出一些高质量、有品位的成果。但是，那些开拓性极强、极富新意的课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要进入官方的项目则更为困难，只有已经获得了突破，取得了“圈内”的承认，才有可能立项。而一旦取得“圈内”的承认，其学术思想的最辉煌部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以后的项目，则属于“锦上添花”性质而非“雪中送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中的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项目。在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出一些平庸之作完成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则又为主持人争取新的项目奠定了基础，以后争取项目更为有利，形成项目成果学术质量锐降的恶性循环。
三、大和小的关系
受 自然 科学 重大发现推动整个科学体系 发展 的 影响 ，人文 社会 科学 研究 也强调重大课题的研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什么才算重大?这个 问题 也值得探讨。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思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只不过是给一个妓女作传，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目，根本算不上“重大课题”;甚至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能否进入我们的所谓“重大课题”也有问题;考古学界推崇的夏鼐先生，用来否定“ 中国 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几块陶片，而这些陶片在出土时，丝毫也没有“重大发现”的迹象。类似于这种小课题做出了大文章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比比皆是。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研究 方法 往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小题目做出大文章。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取的年代，是一个毫不起眼、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年代;所取的史料，无非是一些宫廷和官场的琐事，鸡零狗碎。但是，作者却从这种“小”里面发掘出了“大”，写出了明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鲁迅的《一件小事》，写出了散文名篇，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阿q，写出了中国 现代 小说史上最典型的人物。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几乎都是零零散散的小事，却写出了学术阐释的新境界。就连马克思具有划 时代 意义的 经济 学研究，也是从最简单、最一般的商品交换入手的。因此，对于“大”和“小”的关系，我们亦应重新审视。
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学术识见和功力。功力不够，识见不广，缺乏学术上的深邃和敏锐，“大课题”也做不出好文章，相反，“小课题”却能出大成果。从管理的角度言，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大小观”予以调整，不再过份强调“题目”的重大，而是注重“成果”的重大，使管理行为真正起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
四、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大体上，管理部门往往比较强调集体攻关，主张集中力量进行重大项目的研究，而个人研究一般得不到必要的重视。问题在于，是不是集体攻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管 理学 家西蒙，把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中，一般都能排除价值因素，只关注事实因素，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难排除价值因素。即使如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 历史 学、宗教学以及官僚组织 理论 研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偏好。笔者认为，在能够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在不能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个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众所周知，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事实的认定上比较容易，而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价值的认定上则极为困难。人文社会科学的集体项目之所以难以组织，学术观点上之所以难以统一，除了学术以外的原因外，往往产生在价值判断的不同上。一个集中了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公文，但却肯定不能写出很漂亮的小说或散文，其原因就在这里。在价值因素远远超过事实因素的人文学科，提倡集体攻关，充其量只能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味道极浓，顶多只是教材一类的成果，而在以事实因素为主的部分社会科学(如采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则可以形成较为重大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门类、不同课题予以区别对待。
笔者以为，在文史类学科不宜片面强调集体攻关(除非是编写教材)，而应当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有那种确实是因为学术见解、研究思路极为靠近，完全是出于学术原因走到一起的课题，才可适当组织集体研究。即使是在集体研究中，各人的思想脉络也应明确清晰。一般情况下，“拉郎配”式的集体项目，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在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部分社科类学科，则可适当提倡集体攻关，但由于其依然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其作用，仍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研究方式。根据不同的学科性质和课题类型，恰当鼓励个人研究，是人文社科管理工作改革的一个思路。
五、 研究 和宣传的关系
人文 社会 科学 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评价依据什么，这也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 ，主要盛行两种做法：一是看杂志或出版社等级，二是看书评、索引、摘引和转载。除此之外，报刊的宣传介绍以及获奖情况，也对评价有着重要 影响 。如果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评价，主要适用于宣传，而不适用于研究。
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确实和论文著作的质量有关联，一般来说，高层次的杂志(如所谓权威杂志、核心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数质量较高，高水平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的著作，多为上乘之作。但是，普通杂志和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东西，也不乏学术上的创见。特别是因为高层次出版机构的规范性要求，一些非常活跃的创见，往往受到限制。例如，前些年的《读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可能不比《 中国 社会科学》差，但在杂志排名中，《读书》却上不了“档次”。科研管理中按杂志和出版社等级的排名，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与学术见解无关，对于推进学术思想的 发展 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
好的书评，确实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依据。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书评宣传因素过多，真正属于学术性的书评十分少见。摘引和转载，确实也能起到学术促进作用，但不可一概而论，如《新华文摘》的转载，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是，无可否认，《新华文摘》的转载，其指导思想是把 政治 放在第一位的，学术只能屈居第二。我们不必要、也毋需要改变《新华文摘》的办刊方针，它本来就不是为学术评价而是为现实政治办的刊物。因此，参照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 艺术 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建立一个我国人文社科的学术性检索系统，有可能给我国人文社科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基础。
至于报刊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媒体炒作性质，学术评价不仅不能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防止其对学术评价的误导。北京老山汉墓的报道，就是这种媒体炒作的明显一例。而社科成果的获奖则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比较规范的奖励，具有较重要的学术评价性质，有些评奖则五花八门，其目的往往不是学术性的。
从总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依据，目前的明显偏差是宣传性居多，学术性偏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管理，涉及到多种因素，较为复杂。但是，如果不解决一些基本的认识 问题 ，就有可能导致管理的偏差乃至失误，甚至会使人文社科研究出现部头越大、水分越多，外表越精美、质量越低下，炒作越厉害、 内容 越贫乏的现象，产生出更多的"学术垃圾"。
当然，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很难达到一个理想模式，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弊端也不现实。不过，有关方面应当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以调整管理思路，尽可能地消除过大的偏差。譬如，在计划的制定和项目的设计上，可以用宏观方向的确定取代具体课题的确定，在成果的评价上，少一点政治因素而多一点学术因素。西蒙在管 理学 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最优型决策和满意型决策的区分，认为最优型决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无法达到，而现实中的决策都是满意型的，即能够满足最低需求以上、可以接受或可以容忍的。人文社科研究管理，也应该尽可能达到西蒙所说的"满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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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般包括封面、扉页、目录、论文摘要(中、外文)、缩略语表、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等几个部分。其中正文由前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论、讨论、对策等几个部分组成。
论文题目（宋体：3号字）基金项目作者姓名、单位、地址、邮编关键词：xxx（宋体，5号字）摘 要：xxx（宋体，5号字，300字以内）正 文：……（宋体，5号字，正文字数不少于2200）参考文献: 按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列出,给出编号,并在文章中引用的地方上标此编号,注明引文出处、作者、出版社、页码（宋体，5号）
参考文献按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次序，用中括号的数字连续编号，依次书写作者、文献名、杂志或书名、卷号或期刊号、出版时间。参考文献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2005）标准执行。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于文后。“参考文献”四个字左顶格，黑体，四号，段前段后1行。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与后面文字间空两格，如需要两行，第二行文字要位于编号的后边，与第一行文字对齐。参考文献序号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每一条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参考文献内容采用宋体，五号，行间距20磅。（1)参考文献格式[序号]专著作者．书名[M]．版次(第一版可略)．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序号]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序号]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序号]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文献题名〔P〕．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序号]报纸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序号]报告作者．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序号]电子文献作者．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2）文献类型及其标识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望采纳！
按要求是有的，我们学年论文都会有。不过老师一般不要求！文法学院本科专业论文的书写、装订格式一、专业论文的装订格式本科专业设计（论文）采用A4纸（210×297mm）标准大小的复印纸，页面设置上、下、左、右页边距为。二、专业论文的书写格式1、专业论文一律采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书写，采用计算机排版、打印。论文要求语言规范、通顺、论述严谨。2、专业论文采用文法学院本科生专业论文统一封面。封页上的内容可用计算机填写。封页上日期统一为2012年9月7日。3、专业论文文本依次为；（1）封面；（2）专业论文正文。4、专业论文正文部分包含的内容有论文标题、内容提要、关键词、正文。排版具体要求为：（1）论文标题：论文题目采用二号宋体字加粗居中，如有副标题，副标题在主标题下空一行小四号仿宋体居中，前加破折号。（2）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在标题（副标题）下空一行 。“内容提要”四字为小四号黑体，后空两格（不要加冒号）开始内容提要内容。内容提要通常为200-300字，小四号仿宋体，行距倍。内容提要首行不缩进。（3）关键词：内容提要下为关键词。“关键词”三字为小四号黑体，不缩进，后空两格（不要加冒号）为关键词内容，通常为3-5个，小四号楷体，中间以空两格隔开（不要加逗号或分号）。关键词首行不缩进。（4）正文：关键词下空一行开始正文。正文的全部标题层次应有条不紊，整齐清晰，相同的层次应采用统一的表示体例，正文中各级标题下的内容应同各自的标题对应，不应有与标题无关的内容。各级标题编排方法应采用汉语习惯方法，第一级为“一、”、“二、”、“三、”等，第二级为“（一）”、“（二）”、“（三）”等，第三级为“1.”、“2.”、“3.”等。一、二、三级标题均单独占行书写，第一级标题为黑体四号字居中书写，第二级标题为黑体小四号字，第三级标题为宋体小四号字；第二、三级标题序数缩进两个字符书写，空一格接写标题，末尾不加标点。正文内容为小四号宋体字，行距倍，首行缩进两个字符。（4）注释专业论文中有个别名词或语句需要解释时，可加注说明，注释用页末注(将注文放在加注页稿纸的下端)，而不用行中注(夹在正文中的注)。若在同一页中有两个以上的注释，按各注出现的先后编列注号，每一页均单独编号。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隔页。注释字体为五号宋体，注号采用①②形式。注释内容应包括：著（译）者、书名全称、出版单位、出版年份、引文页码。所注对象为杂志，应注明刊期；所注对象为古籍，著名刊刻年份和卷数；所注对象为现代影印本的古籍，另外注明出版单位、影印年份、册数及页码。 例文：东晋应制诗之萧条及其文学史意蕴 内容提要 晋门阀政治使皇权衰微，并导致代表宫廷文学的应制诗的萧条。这种萧条，显示出最高统治阶层放弃了对文学的领导和干预……关键词 应制诗 皇权 门阀政治 应制诗的兴起（一） 应制文学1. 应制文学的发展 （封面在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