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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黑暗势力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的积极乐观、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玉皇的昏庸暴戾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缩影；而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淫恶则反映了社会上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英雄人物。也正是因为书中突出了斩妖除怪的内容，而使取经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仅有象征性意义。对于唐僧这个人物，作者是批评大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迂腐顽固，不分是非，从而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也是《西游记》与传统的取经故事的不同之处。此外，书中还刻画了猪八戒这样一个既憨厚纯朴、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同时又贪馋好色、不能辨识敌我、以及嫉妒心强、斗争不够坚定的社会小生产者的形象，作者对他给予了戏谑嘲笑和善意的批评。作者正是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描写，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的斗争精神，鞭笞了黑暗、邪恶势力，劝戒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对敌要狠，除恶务尽。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了深刻的寓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论《西游记》中女妖形象的审美意义周 乔(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市 152000)摘要：《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为了衬托唐僧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坚定，吴承恩特意安排九九八十一难，共有41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有神与魔的对立构成故事的核心。41个故事里出现了众多的神、魔形象，吴承恩在神魔形象塑造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女妖形象的成功塑造更突出了这个特点。关键词：西游记 女妖 形象分析 审美意义《西游记》中的女妖都有“原型”出处，但都是经过加工、改造，与“原型”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白骨精的影子见于多种典籍，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有枯骨幻化成妓女的故事，《集异记》里也载有书生金友章之妻乃枯骨所变之事，这是较早出处;又比如狐狸的影子在多种典籍中出现，《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清丘之山有售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人不蛊”;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九尾白狐造于禹”，这就是金角大王之母“九尾狐狸”，牛魔王爱妾“玉面狐狸”的较早出处;因而《西游记》中的女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男权文化下的女妖形象女性，自古都被男性披上“蔑视”的外衣，所谓“自古红颜多祸水”。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申述为“女人是人类罪过的根源”的观点。同样国外女子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直到今天，信仰穆斯林教的妇女仍要用面纱遮脸……中国，特别是在明朝，妇女受歧视的现象更加严重，男权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为男性所奴役，受到男性的歪曲和歧视。“程朱理学”在明初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被定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1]。在该理学的专制下，男权主义者对妇女的迫害也越加严重。“贞洁烈妇”是当时男性给女性的最高荣誉，极力推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洁观。《西游记》中女妖形象是作者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性视觉塑造出的，结合时代背景特点，她们就是明代妇女被歪曲的真实写照。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西游记》里透露出的女性观是作者的女性观，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普遍男性对女性的观点。(一)女妖的外貌。《西游记》中的男女妖怪在外貌上有着天壤之别，男妖精们生得面目狰狞，极其丑陋。第二十八回黄袍妖怪的模样“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呵呵。两边乱蓬蓬的鬃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而妖精们几乎个个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吴承恩笔下塑造出貌美如花的女妖们主要是为了衬托唐僧取经的虔诚意志和坚定信念，从这里笔者知道吴承恩对女妖刻画得越入木三分，越表现出女性得不到男性的尊重。吴承恩在第二十七回中描述：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这是白骨精幻化成“月貌花容的女儿”时的媚态，是唐僧的第一次美色考验。这里也可以看出女性是为刻画男性形象服务的，女妖们受到的歧视和歪曲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吴承恩通过女妖的美貌来考验唐僧的取经意志，女妖越美也就意味着他们更加受到男性的歧视。(二)女妖的形象。《西游记》中女性形象很少被刻画出女子与身具有的可贵品质，如温柔体贴、宽容大方、善良得体等等，女性处于被辱骂，喝斥、玩弄、歧视的地位，她们都是邪恶的象征，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把女妖刻画为具有残酷、恶毒、下流、卑贱、荒淫、狡猾等恶劣品质的女性;另一方面是通过男性对女妖的态度——痛恨之至，随意喝斥和谩骂女妖，可见男性对女性是多么鄙视。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中出现的对蝎子精的粗言粗语：“孽畜、泼贱”，特别是猪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倒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即使蝎子精已经死了，可是猪八戒还上前，一只脚踏住那怪的胸背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俗话说“死者为大”，可猪八戒还不忘旧仇，仍对女妖进行肆意践踏。(三)女妖的“祸水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把一些弱不禁风的女子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很早就流传着“红颜多祸水”的观点，女子总是被看作罪恶的根源，她们都充当着悲剧的角色，朝代灭亡的导火线都推到貌美的女性身上。传说中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苏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之夏姬、文姜、西施、桃花夫人、唐朝的杨贵妃、明末清初的陈圆圆等。她们的共同点都是貌美如花但又背个祸国怏民的黑锅，因而形成了“祸水论” [2]。《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僧恨逐美猴王”中白骨精三次戏弄唐三藏，只使了点小伎俩，便让唐僧师徒四人出现了分歧。吴承恩塑造白骨精主要是为了证明女妖的狡诈和富有心机，以此贬低和歪曲女性形象，因而吴承恩认为白骨精是一股祸水。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男权社会下的男权文化，男性受到保护，而女性处于被男性控制，任其摆布的地位。通常男性作家会把男对女色的追求歪曲为女性勾引男性，并把可能产生的后果全部推到女性身上，可见男子对女子是多么的仇视。从白面狐狸的下场笔者深深体会到女妖的不幸命运[3]。二、女妖的社会属性《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奇葩，女妖形象的人情性特点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女妖们主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是在追求自主婚姻，这是不同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妖们大胆挣开这个束缚女性已久的无形精神枷锁[4]。妇女们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腐朽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成长，基本上都顺从男性要求，即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们都遵守“沉默是金”的要求而不敢言语，但《西游记》第九十三回“给孤园问古谈因天竺国超偶遇”中有提及到玉兔精也就是假的天竺公主，她采用抛绣球的方式择婿，这是种新颖的择婿方式，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已经比较开明。抛绣球打破了旧时“女子不可抛头露面”的禁锢，有点趋向现代的自由婚姻。女妖的人情人性特点还体现在亲情上，特别是铁扇公主的形象，她对丈夫的爱是包容的，难能可贵的，但也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她说：“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这表现出她对丈夫的依赖，因而对丈夫娶妾，导致夫妻俩分居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不满，她也只是在擎杯奉茶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水”稍露不满。为救丈夫，她宁愿用宝扇换取丈夫的生命，表现出她深受“丈夫至上”伦理思想的禁锢;对儿子表现出的母爱是十足的，她对孙悟空充满愤怒和怨恨，起源于“失子之痛”。红孩儿被观世音菩萨收做善财童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这对修炼之人来说是个难得的造化，也是他吃唐僧的最终目的——长生不老，此举既不影响取经大事，又是红孩儿的造化，可罗刹女却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伟大的母爱情流露无疑，使人为之动容。三、女妖的审美意义审美活动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活动，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感性”的方式最为丰富、全面地触及人生的真相，打动人的心灵;二是不仅如此，它还提升人，在审美活动中，生活在片面性中、异性状态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揭示，随着审美境界的获得与递进，人的生命境界也得到了提高。从上述意义来看审美本身，对于人生就是一种“培育”，美育的价值与根据深深地扎根在这一点上[5]。自古世人评价女子都带有片面性，总认为美女是为了陪衬英雄而诞生，正如吴承恩塑造女妖是为了鉴证唐三藏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信念的坚定。事实上女妖们具有他们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唐僧是呆板的、木讷的;徒弟三人虽然时常斗嘴，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乐趣，但是如果没有女妖的存在，这只是一部男性与男性间吵吵嘴，乏味十足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特别是女妖的生动活泼、古灵精怪等等都让作品打破这种局面，使得作品趣味性十足，富有喜剧色彩。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最本真、深刻、得以充分实现的审美关系。女妖们不全是恶的表现者，她们的美是最真实的美，流露的是最真诚的情，她们也道出了人类最感性的一面，并触及到社会的真相——男性对妇女的极力贬低和压抑的事实。女妖们大胆，毫无顾忌地随性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些当时妇女不敢做的行为和行动：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等等[6]。这是一种进步。女妖的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体现出来的优良美德，特别是罗刹女铁扇公主伟大的母爱和夫妻之情，蜘蛛精深厚的手足之情……这是一种无形的美，值得称颂的美。吴承恩笔下的女妖富有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为后来作家们大胆创作新型女性形象提供模范和基础，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和创新。
《西游记》中这群外表迷人的精灵，同时也被赋予了狠毒邪恶、残酷狡猾、吃人肉、纵情欲的妖魔性。有时就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奈何不了她们。（一）食欲形象 在《西游记》中很多妖魔都想吃唐僧肉而求长生不老。作者刻画的这一群体中女妖精有：第27回白骨夫人，第34回金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第48回灵感大王的义妹斑衣鳜婆，第72回盘丝洞七个蜘蛛精。她们的形象都非常鲜明、生动。 这里面与唐僧师徒有过正面交锋的有白骨夫人和盘丝洞七个蜘蛛精。 白骨夫人是西行路上第一个想吃唐僧肉的女妖精，她狡猾善变，邪恶狠毒，专吸人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被吃光了。她是独挡一面的地头蛇，她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以及怕“笑破他人口”的想法，连续三次变化，几番戏弄，花言巧语，虽未能逃脱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终浑身碎骨，但她的解尸法也搞得师徒反目，糊涂的唐僧赶走了孙悟空。 盘丝洞那七个蜘蛛精，也是吃人的魔头。“那四个到厨中撩衣敛袖，吹火刷锅。你道他安排的是些什么东西?原来是人油炒炼，人肉煎熬，剜的人脑煎作豆腐块片。唐僧不吃，要走，那些女人便露出凶相，拦住门，怎么肯放，俱道：‘上门的买卖，倒不好做！放了屁儿，却使手掩，你往哪里去！’”她们被悟空称为“七个美人儿”，美貌连唐僧也不觉“看得时辰久了”。[1]她们当着唐僧的面脱了自己的衣服，唐僧还只怕打他的情，没有想到那个精并不要打他的情，只是要抓住他，然后吃他的肉。 （二）色欲形象《西游记》林林总总的女性形象中，与色欲有关的有：第55回毒敌山琵琶洞蝎子精，第59回牛魔王的妾玉面公主，第64回荆林岭树精杏仙，第78回比丘美后白面狐狸，第80回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第95回天竺假公主玉兔精。这些女妖无不美丽绝伦，以色迷人，她们构成一个整体，象征着色欲。 第55回蝎子精摄得唐僧回到琵琶洞，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说：“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2]使出各种手段来勾引唐僧。 第64回树精杏仙长得：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星眼光还彩，蛾眉秀又齐。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弓鞋弯凤嘴，绫袜锦绣泥。妖娆娇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姐姬。但见到唐僧时“挨挨轧轧，渐坐渐近”，低声悄语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耍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几何？”[3] 第80回第涌夫人老鼠精更是执著，从第80回《姹女育阳求配偶，心猿护主识妖邪》到第83回《心猿识得丹心，姹女还归本性》，用了四回的篇幅写了她费尽心思，使出种种伎俩色诱唐僧，做出那千般娇态，万种风情，口里叫道：“长老哥哥妙入，请一杯交欢酒儿。” 上面的几个女妖精都是以唐僧作为色诱的对象，而78回中比丘美后白面狐狸就另当别论了。她色诱的对象是比丘国国王。她使皇帝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弄得精神疲惫，身体羸弱，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国王为了治病，竟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这是何等的暴虐，昏淫。但在作品里，是白面狐狸弄坏了国王的龙体，使千百小儿的性命危在旦夕。这样，一切的罪恶根源都倾向了女色。接下来，就是唐僧师徒如何去与这一女妖战斗，并且引导、点化国君认识美后是狐狸的真身，使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从此国泰民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寿星身边的白鹿变成道人，把白面狐狸献给比丘国王，也是他有所谓海外秘方，要用小儿的心肝作药引，但最后要为此承担的一切罪过都放在了白面狐狸的身上，她被悟空一棒打死，而白鹿却被后台寿星带走。（三）女妖的“狡诈阴险”《西游记》中的女妖不仅有狠毒邪恶的一面，也有“狡诈阴险”的一面。她们都能认真把握并利用人性的弱点以逞其目的。对于女妖的狡诈阴险当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中的白骨精。白骨精本是一个粉骷髅，她同其它的许多的妖精一样想吃唐僧肉，长生不老。但她的本领不及其它的妖怪，可她了解并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与阴暗面。在她的三戏三藏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她第一次变化用一个“美”字。利用美色来设陷阱，果然奏效。“那八戒见她生的俊俏，呆子就动了凡心。”这妖怪虽在孙行者护道下未得逞，却挑拨了唐僧师徒关系，弄得行者受皮肉之苦。第二次用了一个“衰”字，变成一个老妇人，哭泣自己的女儿遭不测。利用了唐僧作为出家人的那种慈悲心肠。同时更加验证了行者第一次的打杀是误杀良家妇女，虽然又失手了，但孙悟空却遭到了唐僧的惩罚，可怜把行者的头勒得似个亚腰葫芦，十分疼痛难忍，滚将来哀告道：“师父莫念了，有甚话说了吧！”唐僧还要他回去，好在行者知恩报，未曾回去。第三次，这妖怪变化为一个老道念着佛经，拈着佛珠，似十分向佛。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唐僧在这荒山野岭遇到老道，真是他乡遇故知，产生了亲近感，好在“那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灵光。”只可惜那圣僧被妖所惑，反倒怪罪行者，一纸修书逐走了美猴王。怪谁？只因那妖怪通人性，并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第七十八回中，比丘国白面狐狸为了迷惑君主，残害无辜，假装为国王治病，实则欲取唐僧心脏，使尽了手段，幸好被孙悟空识破，阴谋才未得逞，国王方得以明智，小儿才摄去鹅笼。第五十九回中，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本是天界嫦娥身边的玉兔，因怀恨那一掌之仇，私自下界，正巧遇着唐僧师徒，为了宿缘竟盅惑国王抛绣球招驸马为了达其目的，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女妖们“狡诈阴险”的本性在这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四）女妖外表的美《西游记》中众多的女妖最大的共性便是容貌的美丽。作为取经人的对立面，妖精均非善类，但书中的男女妖怪在外貌上有着天壤之别：男妖精生得面目狰狞，极其丑陋。如第二十八回黄袍妖怪的模样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呀呀，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样的眼儿巴巴。而女妖几乎是清一色的美人，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第二十七回写道：“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衬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这是白骨精为迷惑唐僧师徒而变做“月容花貌的女儿”，这般俊俏，也难怪八戒不禁动了凡心。第六十回中写到玉面狐狸“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藏碧鸦，双睛蘸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徽舒粉腕长。说什么暮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滑腻娥眉秀，塞过文君与薛涛。”怪不得她又叫玉面公主，原来是因她有着倾国倾城之美貌，也莫怪牛魔王会为她抛弃了结发妻子罗刹女。第七十二回中写七个美人儿，“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岫，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绛裙。却似嫦蛾临下界，仙子落凡尘。”[1]使得那一心向佛，六根清净的唐三藏都“看得时辰久了。”足见蜘蛛精的美是不同凡响的美。好色之徒猪八戒更是荒唐，变成一条鲇鱼精在蜘蛛精的腿裆里乱钻。怪不得吴承恩大师将第七十二回取名为“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 。”第七十八回写比丘国美后白面狐狸“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貌若观音”。陛下爱其美色，宠幸在宫，使得比丘国王恋其美色，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体虚弱，饮食少进，命在须臾” 。由此可见白面狐狸的美让人“爱不释手”。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元神护道”中写白毛老鼠精更是传神：“发盘云髻似堆鸦，身着绿绒花比甲。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团团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端端正正美人资，月里嫦蛾还喜恰。”就连嫦蛾都惊喜她的姿色，因而孙行者担心师父会为美色所惑，“不知他的心性如何”。《西游记》中女妖外表的美是无可比拟的，美本不是过错，但这种美是有诱惑性的，是有害的。这些女妖的出现不仅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的重重障碍，更是对唐僧取经信念和意志的考验。 ~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及时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手机提问的朋友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O(∩_∩)O，互相帮助，祝身体健康，学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西游记》中这群外表迷人的精灵，同时也被赋予了狠毒邪恶、残酷狡猾、吃人肉、纵情欲的妖魔性。有时就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奈何不了她们。（一）食欲形象 在《西游记》中很多妖魔都想吃唐僧肉而求长生不老。作者刻画的这一群体中女妖精有：第27回白骨夫人，第34回金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第48回灵感大王的义妹斑衣鳜婆，第72回盘丝洞七个蜘蛛精。她们的形象都非常鲜明、生动。 这里面与唐僧师徒有过正面交锋的有白骨夫人和盘丝洞七个蜘蛛精。 白骨夫人是西行路上第一个想吃唐僧肉的女妖精，她狡猾善变，邪恶狠毒，专吸人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被吃光了。她是独挡一面的地头蛇，她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以及怕“笑破他人口”的想法，连续三次变化，几番戏弄，花言巧语，虽未能逃脱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终浑身碎骨，但她的解尸法也搞得师徒反目，糊涂的唐僧赶走了孙悟空。 盘丝洞那七个蜘蛛精，也是吃人的魔头。“那四个到厨中撩衣敛袖，吹火刷锅。你道他安排的是些什么东西?原来是人油炒炼，人肉煎熬，剜的人脑煎作豆腐块片。唐僧不吃，要走，那些女人便露出凶相，拦住门，怎么肯放，俱道：‘上门的买卖，倒不好做！放了屁儿，却使手掩，你往哪里去！’”她们被悟空称为“七个美人儿”，美貌连唐僧也不觉“看得时辰久了”。[1]她们当着唐僧的面脱了自己的衣服，唐僧还只怕打他的情，没有想到那个精并不要打他的情，只是要抓住他，然后吃他的肉。 （二）色欲形象《西游记》林林总总的女性形象中，与色欲有关的有：第55回毒敌山琵琶洞蝎子精，第59回牛魔王的妾玉面公主，第64回荆林岭树精杏仙，第78回比丘美后白面狐狸，第80回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第95回天竺假公主玉兔精。这些女妖无不美丽绝伦，以色迷人，她们构成一个整体，象征着色欲。 第55回蝎子精摄得唐僧回到琵琶洞，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说：“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2]使出各种手段来勾引唐僧。 第64回树精杏仙长得：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星眼光还彩，蛾眉秀又齐。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弓鞋弯凤嘴，绫袜锦绣泥。妖娆娇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姐姬。但见到唐僧时“挨挨轧轧，渐坐渐近”，低声悄语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耍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几何？”[3] 第80回第涌夫人老鼠精更是执著，从第80回《姹女育阳求配偶，心猿护主识妖邪》到第83回《心猿识得丹心，姹女还归本性》，用了四回的篇幅写了她费尽心思，使出种种伎俩色诱唐僧，做出那千般娇态，万种风情，口里叫道：“长老哥哥妙入，请一杯交欢酒儿。” 上面的几个女妖精都是以唐僧作为色诱的对象，而78回中比丘美后白面狐狸就另当别论了。她色诱的对象是比丘国国王。她使皇帝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弄得精神疲惫，身体羸弱，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国王为了治病，竟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这是何等的暴虐，昏淫。但在作品里，是白面狐狸弄坏了国王的龙体，使千百小儿的性命危在旦夕。这样，一切的罪恶根源都倾向了女色。接下来，就是唐僧师徒如何去与这一女妖战斗，并且引导、点化国君认识美后是狐狸的真身，使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从此国泰民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寿星身边的白鹿变成道人，把白面狐狸献给比丘国王，也是他有所谓海外秘方，要用小儿的心肝作药引，但最后要为此承担的一切罪过都放在了白面狐狸的身上，她被悟空一棒打死，而白鹿却被后台寿星带走。（三）女妖的“狡诈阴险”《西游记》中的女妖不仅有狠毒邪恶的一面，也有“狡诈阴险”的一面。她们都能认真把握并利用人性的弱点以逞其目的。对于女妖的狡诈阴险当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中的白骨精。白骨精本是一个粉骷髅，她同其它的许多的妖精一样想吃唐僧肉，长生不老。但她的本领不及其它的妖怪，可她了解并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与阴暗面。在她的三戏三藏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她第一次变化用一个“美”字。利用美色来设陷阱，果然奏效。“那八戒见她生的俊俏，呆子就动了凡心。”这妖怪虽在孙行者护道下未得逞，却挑拨了唐僧师徒关系，弄得行者受皮肉之苦。第二次用了一个“衰”字，变成一个老妇人，哭泣自己的女儿遭不测。利用了唐僧作为出家人的那种慈悲心肠。同时更加验证了行者第一次的打杀是误杀良家妇女，虽然又失手了，但孙悟空却遭到了唐僧的惩罚，可怜把行者的头勒得似个亚腰葫芦，十分疼痛难忍，滚将来哀告道：“师父莫念了，有甚话说了吧！”唐僧还要他回去，好在行者知恩报，未曾回去。第三次，这妖怪变化为一个老道念着佛经，拈着佛珠，似十分向佛。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唐僧在这荒山野岭遇到老道，真是他乡遇故知，产生了亲近感，好在“那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灵光。”只可惜那圣僧被妖所惑，反倒怪罪行者，一纸修书逐走了美猴王。怪谁？只因那妖怪通人性，并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第七十八回中，比丘国白面狐狸为了迷惑君主，残害无辜，假装为国王治病，实则欲取唐僧心脏，使尽了手段，幸好被孙悟空识破，阴谋才未得逞，国王方得以明智，小儿才摄去鹅笼。第五十九回中，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本是天界嫦娥身边的玉兔，因怀恨那一掌之仇，私自下界，正巧遇着唐僧师徒，为了宿缘竟盅惑国王抛绣球招驸马为了达其目的，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女妖们“狡诈阴险”的本性在这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四）女妖外表的美《西游记》中众多的女妖最大的共性便是容貌的美丽。作为取经人的对立面，妖精均非善类，但书中的男女妖怪在外貌上有着天壤之别：男妖精生得面目狰狞，极其丑陋。如第二十八回黄袍妖怪的模样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呀呀，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样的眼儿巴巴。而女妖几乎是清一色的美人，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第二十七回写道：“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衬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这是白骨精为迷惑唐僧师徒而变做“月容花貌的女儿”，这般俊俏，也难怪八戒不禁动了凡心。第六十回中写到玉面狐狸“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藏碧鸦，双睛蘸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徽舒粉腕长。说什么暮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滑腻娥眉秀，塞过文君与薛涛。”怪不得她又叫玉面公主，原来是因她有着倾国倾城之美貌，也莫怪牛魔王会为她抛弃了结发妻子罗刹女。第七十二回中写七个美人儿，“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岫，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绛裙。却似嫦蛾临下界，仙子落凡尘。”[1]使得那一心向佛，六根清净的唐三藏都“看得时辰久了。”足见蜘蛛精的美是不同凡响的美。好色之徒猪八戒更是荒唐，变成一条鲇鱼精在蜘蛛精的腿裆里乱钻。怪不得吴承恩大师将第七十二回取名为“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 。”第七十八回写比丘国美后白面狐狸“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貌若观音”。陛下爱其美色，宠幸在宫，使得比丘国王恋其美色，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体虚弱，饮食少进，命在须臾” 。由此可见白面狐狸的美让人“爱不释手”。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元神护道”中写白毛老鼠精更是传神：“发盘云髻似堆鸦，身着绿绒花比甲。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团团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端端正正美人资，月里嫦蛾还喜恰。”就连嫦蛾都惊喜她的姿色，因而孙行者担心师父会为美色所惑，“不知他的心性如何”。《西游记》中女妖外表的美是无可比拟的，美本不是过错，但这种美是有诱惑性的，是有害的。这些女妖的出现不仅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的重重障碍，更是对唐僧取经信念和意志的考验。 ~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及时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手机提问的朋友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O(∩_∩)O，互相帮助，祝身体健康，学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关于西游记中女妖精形象的分析
《西游记》是我们自小便熟知的作品，然而，不同年龄时间的我们对于《西游记》又有着不同的见解。由最初的看热闹，也开始分析故事情节，了解人物形象。其中吴承恩在创作中刻画正面形象的同时，还向读者展示出许多女性反面形象，接下来笔者将对于女妖精形象做出系统而简要的分析。
一、女妖的美貌
《西游记》中的女妖魔，虽为取经人的对立面，均非善类，但与那书中的男性妖魔相比，却几乎是清一色的美人。个个有沉鱼落燕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共写到十一个(群)女妖，她们大都美比天仙。作者在第二十七回对白骨精的描写“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这是白骨精为迷惑唐僧师徒而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怪不得八戒动了凡心。 第六十回中写玉面狐狸精“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始,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难怪玉面狐狸精又叫玉面公主，原来她有倾国之色，也怪不得牛魔王会抛弃自己的结发前妻罗刹女。
第七十二回中写七个美人儿，“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灿，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降裙。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使得那一心向佛、六根清净的唐三藏都“看得时辰久了”。而八戒那贪色之徒就可想而知了，怪不得吴承恩大师会将七十二回取名为“盘丝洞七情迷本，垢泉八戒忘形。”
第八十二回“妮女求阳，元神护道”中写白毛老鼠精的美貌更是传神，“发盘云髻似堆鸦，身着绿绒花比甲。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团团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里嫦娥还喜恰。”连嫦娥都惊喜她的美色，而孙行者则担心师父为美色所惑，“只怕一时动心”。
作者从外貌、肌肤、身材这几个方面来描写女妖，把女妖写得很美，中国古代对美女的描写也不过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写。《西游记》中女妖外表的美是无可比拟的，作者在塑造这众多女妖的美貌时显然是别有用心，同样也应合了曹植《美女篇》中“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描写女人美丽即为妖艳的说法。既为女妖，那也就少不了妖艳了。
二、女妖的魔性
美虽是女妖们的外表，但妖是一种反常的事物，因此狠毒、邪恶、怪异、纵欲等就不失为女妖的内在魔性。美也罢、毒也罢，都成了女妖最基本的含义。女妖也就成为中国自古以来那种不符合现实社会普遍要求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
她们作恶害人，阻碍取经大业。她们接近唐僧，大多是为了吃其肉、采其元阳，以成太乙金仙。白骨精是《西游记》第一个想吃唐僧肉的妖怪。为此，她三次变化，几番戏弄，花言巧语，挑拨是非，虽然逃不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后命丧金箍棒下，却也使得师徒反目，悟空被逐。也许是唐僧命该步步逢灾、处处有难，第五十五回，刚刚摆脱了西梁女王的柔情羁绊，又落入蝎子精的琵琶洞府。那妖怪虽然貌美如花，甚至在与悟空交战之前也不忘“烧汤洗面梳妆”，但却心狠手辣。孙悟空那颗修炼过的头，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锻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可蝎子精使出倒马毒桩，
只把他扎了一下，就使行者叫声“苦啊!”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抱着头，只叫“疼!疼!疼!”蝎子精的毒不仅使悟空吃了亏，八戒着了道，观音不敢近前，连如来佛祖都惧怕她。
就连心存善良的罗刹女也不例外。孙行者第一次借扇中，念及罗刹女是结拜兄弟牛魔王的结发妻子，以嫂子之礼相待。无论孙行者如何的诚恳，罗刹女都是在大骂之后举剑便砍。后来，她被孙悟空降服以后借出的扇子却是假的，可见她有多狠毒，多狡猾。
星官，方能降伏。”盘丝洞的蜘蛛精，肚脐里能放出无数软粘丝缕，把人和蜻蜓、蜜蜂粘住，想占便宜的八戒就吃足了她们的苦头。陷空山的老鼠精，居住在无底深涧，洞内周围有三百余里，一重又一重，一处又一处，巢穴甚多，其刁钻狡诈、诡计多端，堪称女妖之最。
吴承恩在描写女妖法力强大之外，还描写了女妖的善变。我们知道，神魔皆会变，以变来欺诈对方达到目的。孙行者会七十二变，女妖也不例外。在牺游记肿，唐僧取经，没有孙悟空的炼魔降怪，单凭八戒沙僧是不会成功的;而孙行者在危难之时没有神仙启示帮助，也难成正果。这其中与女妖的善变分不开。在第二十七回中，白骨精三变三戏唐三藏，使得唐僧师徒关系紧张，最后是唐僧的一怒之下撵走了悟空，弄得行者好不凄惨。
三、女妖的爱与情
中国传统的妇女观主张婚姻之事要听“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女妖精却毫无此禁忌。唐僧是取经路上所有妖魔的共同目标，妖怪们都希望通过占有他这条捷径，免去修行之苦，直接成仙得道。但男怪女妖，目的相同，方式有别。在与取经人的冲突中，男妖怪大多以力相较，女妖精则常常以色迷人;男妖怪抓到唐僧，只要刷洗干净，蒸熟了便吃，女妖精得到唐僧，则多数要逼其成亲，“耍子去来”，既能采其元阳，又享天伦之乐，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女妖精总是主动追求，全无别的顾忌。玉兔精假扮天竺公主，结彩楼、抛绣球，“欲配唐僧了宿缘”，被悟空识破后，大骂弼马温“破人亲事，如杀父母之仇”。蝎子精摄得唐僧，回到洞府，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女怪拉拉扯扯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缠到有半夜时候。”女妖对情欲的渴求表现了晚明社会“以情反理”的社会思潮，这在《金瓶梅》、《三言二拍》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女子自媒自证、自主婚姻，本是明代启蒙思潮影响下通俗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话本小说与明清传奇，所涉颇多。
关于西游记中女妖精形象的分析
在第六十四回中写杏仙生得“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星眼光还彩，蛾眉秀又齐。”活生生一个大美女，且还充满柔情，为人谦虚、贤惠。她给大家进茶，吟出“雨润红姿娇且嫩，烟蒸翠色显还藏”的妙句，还说自己“妾身不才”。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美，却不淫。不以美色迷惑唐僧师徒，她对唐僧是有“爱之情”，就算成不了“姻眷”也未曾伤害唐僧丝毫。在唐僧识破其为树妖后都对其有怜惜之情，只有那呆子，“不识好歹”，结果了她，好生可怜。杏仙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讲，她所追求的都是一种爱与情。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追求自由的“搅局者”
孙悟空是从石头缝中蹦出的神猴，是大自然创造的神物，这就意味着从一出生他就不受任何社会关系的束缚，自由本就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他的生活环境是桃花源般的花果山，在这里自由平等的到了最大的发挥。本性的自由加上生活环境的自由，使他不允许任何东西破换阻挡他自由自在的生活模式。这也注定了他必定成为那个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的“搅局者”。所以当“勾魂鬼”来勾魂夺他生命，剥夺他自由生存的权利的 时候，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大闹地府并销毁生死簿，使其肉体得到了自由不灭。这是他追求自由的第一步同时也拉开了统治者对他追求自由进扼杀的序幕。统治者是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搅局者动摇其固有的统治秩序的，因此大规模的围剿开始了。天兵天将、托塔天王、二郎神、太白金星、如来等对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孙悟空也不屈不挠的进行了一次有一次的回击。虽然结局以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而告终，但是在追求自由中展现的斗争精神令人既感动有敬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孙悟空就像我们的梦，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二、嫉恶如仇的战斗者
西行路上艰难险阻，魑魅魍魉，妖魔鬼怪遍地，孙悟空从不畏惧退缩迎难上。他扫荡妖魔鬼怪不仅是为了保护唐僧取经，也是为民除害。这是他疾恶如仇的本性使然。同时他能明辨是非善恶，他除妖要么是因为妖怪阻碍了取经事业，要么是因其危害百姓。悟空就“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所以他与妖怪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对那些危害百姓进行的斗争使孙悟空的形象更加的鲜明和深入人心。如：在比丘国，孙悟空得知妖怪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个小儿的心肝煎药，而他却要取妖怪的黑心煎药降伏了妖怪，解救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孩子的性命；他三借芭蕉扇，熄灭了火焰山的大火，既开通了西行的道路，又解救了当地人民的困苦。经过高老庆，他不由分说地把除妖之事包揽下来，而且说什么：“你的造化，我有营生…….这正是一来照顾郎中，二来又医得眼好”这些都表现出了孙悟空的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形象。
孙悟空在嫉恶如仇的同时还保持着充沛的战斗力，不论妖怪多么的凶险狡诈他都战斗到底。这样的战斗精神使得他嫉恶如仇的品质落实到了实处。每次都与妖怪斗智斗勇，如八十一回为对付鼠精在陷空山无底洞中，孙悟空先后化为小虫儿、老鹰、苍蝇最后变作一个红桃儿翻进妖精的肚腹中机智顽皮地将它教训了一顿。再比如在六十一回，送悟空三借芭蕉扇，分别变身为小虫、牛魔王巧取芭了蕉扇。并且每次降完妖后悟空还都不留后患斩草除根，以免再危害百姓。从狮驼国逃走后他们还没有忘记狮驼洞还有万数妖精"进洞后变作三头六臂"将大小妖精悉数打死。
除上述这些形象的外，孙悟空还显示出率性而为的孩子气和爱戴高帽等缺点，比如在和如来斗法的时候在居然在他的“五指山”里撒尿。偷桃就把熟桃给吃光，偷喝蟠桃宴会的酒就要喝个醉醺醺就把宴会上“百味八珍吃个遍”。这些都好像是一个孩子似的行为。爱戴高帽的主要体现在他两次去天宫做官的经历。第一次他被封为“弼马温”先是高兴，尽职尽责，当他得知是一个“未入流”的卑贱官职，连入朝的资格都没有，他感到极大的遇弄和侮辱，推倒公案、打出天门、自封“齐天大圣”。第二次是王母娘娘设立蟠桃会，宴请各路神仙，做“齐天大圣”的孙悟空自以为可以奉为“座上客、席上宾”，没想到根本没他的一席之地，一气之下，便大闹蟠桃会，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可见这些缺点的描写并没有损害孙悟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反而使其显得更加的可爱，更加的令我们喜欢
总而言之作者从多角度全方位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至情至性，率性而为，嫉恶如仇，善恶分明，勇敢斗争并且又极其可爱的这样一个形象。他是一个英雄，他是追求自由的搅局者，是恪尽职守的守护者，是嫉恶如仇的战斗者。但他又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也有我们凡人有的小心思和缺点——孩子气、爱戴高帽。作者立体式的塑造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喜欢这样的英雄。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黑暗势力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的积极乐观、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玉皇的昏庸暴戾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缩影；而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淫恶则反映了社会上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英雄人物。也正是因为书中突出了斩妖除怪的内容，而使取经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仅有象征性意义。对于唐僧这个人物，作者是批评大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迂腐顽固，不分是非，从而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也是《西游记》与传统的取经故事的不同之处。此外，书中还刻画了猪八戒这样一个既憨厚纯朴、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同时又贪馋好色、不能辨识敌我、以及嫉妒心强、斗争不够坚定的社会小生产者的形象，作者对他给予了戏谑嘲笑和善意的批评。作者正是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描写，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的斗争精神，鞭笞了黑暗、邪恶势力，劝戒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对敌要狠，除恶务尽。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了深刻的寓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论《西游记》中女妖形象的审美意义周 乔(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市 152000)摘要：《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为了衬托唐僧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坚定，吴承恩特意安排九九八十一难，共有41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有神与魔的对立构成故事的核心。41个故事里出现了众多的神、魔形象，吴承恩在神魔形象塑造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女妖形象的成功塑造更突出了这个特点。关键词：西游记 女妖 形象分析 审美意义《西游记》中的女妖都有“原型”出处，但都是经过加工、改造，与“原型”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白骨精的影子见于多种典籍，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有枯骨幻化成妓女的故事，《集异记》里也载有书生金友章之妻乃枯骨所变之事，这是较早出处;又比如狐狸的影子在多种典籍中出现，《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清丘之山有售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人不蛊”;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九尾白狐造于禹”，这就是金角大王之母“九尾狐狸”，牛魔王爱妾“玉面狐狸”的较早出处;因而《西游记》中的女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男权文化下的女妖形象女性，自古都被男性披上“蔑视”的外衣，所谓“自古红颜多祸水”。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申述为“女人是人类罪过的根源”的观点。同样国外女子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直到今天，信仰穆斯林教的妇女仍要用面纱遮脸……中国，特别是在明朝，妇女受歧视的现象更加严重，男权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为男性所奴役，受到男性的歪曲和歧视。“程朱理学”在明初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被定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1]。在该理学的专制下，男权主义者对妇女的迫害也越加严重。“贞洁烈妇”是当时男性给女性的最高荣誉，极力推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洁观。《西游记》中女妖形象是作者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性视觉塑造出的，结合时代背景特点，她们就是明代妇女被歪曲的真实写照。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西游记》里透露出的女性观是作者的女性观，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普遍男性对女性的观点。(一)女妖的外貌。《西游记》中的男女妖怪在外貌上有着天壤之别，男妖精们生得面目狰狞，极其丑陋。第二十八回黄袍妖怪的模样“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呵呵。两边乱蓬蓬的鬃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而妖精们几乎个个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吴承恩笔下塑造出貌美如花的女妖们主要是为了衬托唐僧取经的虔诚意志和坚定信念，从这里笔者知道吴承恩对女妖刻画得越入木三分，越表现出女性得不到男性的尊重。吴承恩在第二十七回中描述：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这是白骨精幻化成“月貌花容的女儿”时的媚态，是唐僧的第一次美色考验。这里也可以看出女性是为刻画男性形象服务的，女妖们受到的歧视和歪曲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吴承恩通过女妖的美貌来考验唐僧的取经意志，女妖越美也就意味着他们更加受到男性的歧视。(二)女妖的形象。《西游记》中女性形象很少被刻画出女子与身具有的可贵品质，如温柔体贴、宽容大方、善良得体等等，女性处于被辱骂，喝斥、玩弄、歧视的地位，她们都是邪恶的象征，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把女妖刻画为具有残酷、恶毒、下流、卑贱、荒淫、狡猾等恶劣品质的女性;另一方面是通过男性对女妖的态度——痛恨之至，随意喝斥和谩骂女妖，可见男性对女性是多么鄙视。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中出现的对蝎子精的粗言粗语：“孽畜、泼贱”，特别是猪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倒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即使蝎子精已经死了，可是猪八戒还上前，一只脚踏住那怪的胸背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俗话说“死者为大”，可猪八戒还不忘旧仇，仍对女妖进行肆意践踏。(三)女妖的“祸水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把一些弱不禁风的女子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很早就流传着“红颜多祸水”的观点，女子总是被看作罪恶的根源，她们都充当着悲剧的角色，朝代灭亡的导火线都推到貌美的女性身上。传说中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苏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之夏姬、文姜、西施、桃花夫人、唐朝的杨贵妃、明末清初的陈圆圆等。她们的共同点都是貌美如花但又背个祸国怏民的黑锅，因而形成了“祸水论” [2]。《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僧恨逐美猴王”中白骨精三次戏弄唐三藏，只使了点小伎俩，便让唐僧师徒四人出现了分歧。吴承恩塑造白骨精主要是为了证明女妖的狡诈和富有心机，以此贬低和歪曲女性形象，因而吴承恩认为白骨精是一股祸水。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男权社会下的男权文化，男性受到保护，而女性处于被男性控制，任其摆布的地位。通常男性作家会把男对女色的追求歪曲为女性勾引男性，并把可能产生的后果全部推到女性身上，可见男子对女子是多么的仇视。从白面狐狸的下场笔者深深体会到女妖的不幸命运[3]。二、女妖的社会属性《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奇葩，女妖形象的人情性特点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女妖们主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是在追求自主婚姻，这是不同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妖们大胆挣开这个束缚女性已久的无形精神枷锁[4]。妇女们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腐朽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成长，基本上都顺从男性要求，即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们都遵守“沉默是金”的要求而不敢言语，但《西游记》第九十三回“给孤园问古谈因天竺国超偶遇”中有提及到玉兔精也就是假的天竺公主，她采用抛绣球的方式择婿，这是种新颖的择婿方式，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已经比较开明。抛绣球打破了旧时“女子不可抛头露面”的禁锢，有点趋向现代的自由婚姻。女妖的人情人性特点还体现在亲情上，特别是铁扇公主的形象，她对丈夫的爱是包容的，难能可贵的，但也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她说：“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这表现出她对丈夫的依赖，因而对丈夫娶妾，导致夫妻俩分居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不满，她也只是在擎杯奉茶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水”稍露不满。为救丈夫，她宁愿用宝扇换取丈夫的生命，表现出她深受“丈夫至上”伦理思想的禁锢;对儿子表现出的母爱是十足的，她对孙悟空充满愤怒和怨恨，起源于“失子之痛”。红孩儿被观世音菩萨收做善财童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这对修炼之人来说是个难得的造化，也是他吃唐僧的最终目的——长生不老，此举既不影响取经大事，又是红孩儿的造化，可罗刹女却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伟大的母爱情流露无疑，使人为之动容。三、女妖的审美意义审美活动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活动，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感性”的方式最为丰富、全面地触及人生的真相，打动人的心灵;二是不仅如此，它还提升人，在审美活动中，生活在片面性中、异性状态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揭示，随着审美境界的获得与递进，人的生命境界也得到了提高。从上述意义来看审美本身，对于人生就是一种“培育”，美育的价值与根据深深地扎根在这一点上[5]。自古世人评价女子都带有片面性，总认为美女是为了陪衬英雄而诞生，正如吴承恩塑造女妖是为了鉴证唐三藏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信念的坚定。事实上女妖们具有他们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唐僧是呆板的、木讷的;徒弟三人虽然时常斗嘴，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乐趣，但是如果没有女妖的存在，这只是一部男性与男性间吵吵嘴，乏味十足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特别是女妖的生动活泼、古灵精怪等等都让作品打破这种局面，使得作品趣味性十足，富有喜剧色彩。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最本真、深刻、得以充分实现的审美关系。女妖们不全是恶的表现者，她们的美是最真实的美，流露的是最真诚的情，她们也道出了人类最感性的一面，并触及到社会的真相——男性对妇女的极力贬低和压抑的事实。女妖们大胆，毫无顾忌地随性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些当时妇女不敢做的行为和行动：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等等[6]。这是一种进步。女妖的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体现出来的优良美德，特别是罗刹女铁扇公主伟大的母爱和夫妻之情，蜘蛛精深厚的手足之情……这是一种无形的美，值得称颂的美。吴承恩笔下的女妖富有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为后来作家们大胆创作新型女性形象提供模范和基础，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和创新。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环境对狐女形象的影响是巨大的。环境可以影响狐女从外表到行为习惯的一切，也可以影响她的态度和思想。环境可以决定狐女外表的审美，影响她的穿着打扮，可以改变她的审美观念，从而改变她的形象。环境对狐女的行为习惯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可能会导致她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可能会增加她的自信心，提升她的形象。环境也可以影响狐女的态度和思想，例如，环境可能会影响她的情绪，从而影响她的形象。总之，环境对狐女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可以改变和影响狐女的外表，行为习惯，态度和思想，从而改变她的形象。
痴男怨女却是最真挚人性的表现...
狐女形象是指一种既具有狐狸的智慧和机智，又兼具女性的美丽和魅力的形象。环境可以对狐女形象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环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狐女形象的意义和象征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狐狸被视为神秘、灵异的动物，狐女形象也常常与妖怪、鬼怪等有关。而在西方文化中，狐狸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智慧和机智的象征。2.社会环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期望和评价也会影响狐女形象的塑造。比如在传统社会中，女性被期望以柔弱、温顺的形象出现，而现代社会则更加注重女性的独立和自主。3.媒体环境：媒体对狐女形象的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电影、电视剧、动漫等媒体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往往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对于某种形象的认知和印象。4.时代环境：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狐女形象的需求和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提高，对于狐女形象的塑造也更加注重女性的独立和自主。总之，环境对于狐女形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社会、媒体和时代等方面。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塑造出不同的狐女形象。
“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的艺术的出现。”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社会相较于前代而言更为自由，同时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各种宗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削弱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这样的“气候”改变了人们对妓女的看法，人们眼中的妓女形象不似前代“下贱”，同时元代还存在“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士人地位的下降等都成为解释元杂剧中妓女多次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原因。元杂剧中的妓女是颠覆前代的“新形象”。不同于以往的出身低贱、淫荡无度、泼辣狠毒等匪妓形象，元杂剧中大多数妓女多是才貌双全、一往情深、敢于抗争、渴望从良的意识觉醒了的贞妓形象。 在元杂剧中，妓女的“色”被作者刻画的入木三分，作者毫不避讳对妓女的美的描述，但在刻画妓女外在美貌的同时作者还将笔墨倾注在妓女内部才情。对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进行归纳分析，不难发现这群女性不仅拥有美丽的容貌，而且天资聪颖，心地善良，具有纯洁的心灵，在她们身上少了些烟花之地的艳俗，多了些端庄清雅的淑女气质。 这些妓女先天容貌出众，同时她们后天大多受到过特别教育，加上本身的聪明伶俐，因而多才多艺，“歌舞弹唱，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无所不会，无所不晓。《玉壶春》中李素兰“见一朵娇兰种，似风前睡海棠，睡浓时素体鲜红玉，觉来也慧魄散幽香，眼檬檬如西子春娇团，汗溶溶似太真浴罢妆”；且“年方十八，诗词歌 赋、 针指女工，无不通晓，生得十分大有颜色。《谢天香》 中的谢天香同样是兰心蕙质、才华横溢，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青衫泪》中裴兴奴“颜色出众，聪明过人，吹弹歌舞，诗词书算，无所不通，自小时曾拜师曹善财为师，学的一手琵琶”。元杂剧中的妓女更多的是一种内外兼修的淑女形象。 剧作家赋予妓女如此才情与美貌，究其根本，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元代科举制的废除、重吏轻儒使得儒士社会地位下降，位于娼丐之间的残酷现实更是给了儒士致命一击。失去精神支柱的儒生心理是极大不平衡的，科举制的废除更是剥夺了儒生实现人生价值的权利，他们没了目标和追求。处于尴尬窘迫地位的儒生开始玩世不恭，纵情声色。无疑，这给士妓的交往提供了机会。在交往过程中，他们不再像前代一样，带着挑剔的目光去审视妓女，摒弃偏见的儒士发现了这群女子的美丽与可爱。 元杂剧中的这些风尘女子，虽身处在一个风月场所，看似多情滥情的地方，却依然能够保持专情。对爱人一往情深，对爱情忠贞不渝。面对爱情，她们勇敢坚定，不惧鸨母的威逼，不为商客的利诱，坚守自己的爱情。《玉壶春》中的歌妓李素兰钟情于穷书生李斌，拒绝了山西富商甚舍的追求。《金线池》中的杜蕊娘因为爱恋落魄秀才韩辅臣，受到势利母亲的百般责难，还要“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哩！”如若不从，“怕不都敲断你的筋”。但她唱出：“今旷漾人头厮摔，含热血厮喷，定夺俺心上人。”为了真正的爱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仍然对韩辅臣表示即使母亲“拷的我皮肉烂、炼的我骨髓枯”，也决不变心。这些风尘女子对爱情执着，勇敢地反抗那些她们爱情中的封建恶势力。 在元杂剧中，这些一往情深，忠贞不渝的对象多是儒生。在儒士与妓女的交往过程中，儒生自身的才华得到了妓女的赏识和肯定，他与妓女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愫。剧作家笔下的这些青楼女子不为金钱所动，不因利益而改变爱情选择，对商人不屑一顾，钟情于儒生。这种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作家对自己不平衡心理的一种慰藉。在元杂剧中，士妓相恋大多数都有幸福美满的结局，妓女对儒生一往情深，士子也不负其深情，成功高中，获得成功与爱情。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这些，于是通过艺术手法塑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来平衡自己的内心。 元杂剧中还反映了妓女对从良的渴望与争取，这是元杂剧区别于前代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她们身上体现了她们对自身奴隶地位的不满和人格意识的自我觉醒。她们意识到“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制下的，忒低微也呵”，日日思考着“怎生勾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在作品中，这些女子们大多选择儒生作为自己嫁人从良的对象，她们时时刻刻都渴望着成为独立的人，获得人身自由。她们拒绝任人摆布，不屈服于命运，她们大声地呼喊，愤怒地控诉，勇敢地进行反抗。她们身上的叛逆精神是与前代青楼女子的服从软弱不同的，这是元杂剧作家所创造的闪烁着新的思想光芒的妓女形象。 元杂剧中妓女渴望从良，体现了她们的正直的人格。她们敢于反抗，勇于斗争，作者对她们的反抗精神持赞赏态度，反映了作者对封建恶势力的义愤，同时也是作家自己对现实压迫的一种反抗，这是一种泄愤的表现。元杂剧中妓女反抗斗争都是以胜利的告终，作者这样子的设计，其实也无形中反映了作家对实现理想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王文卿 编写 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娼妓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争论焦点。最近20年来，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发展出来一个新流派[2]，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许多国家都有她们的各类组织、刊物与运动，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观的认可。正如任何一本够格的性别研究专著都应有妇女运动或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或参与一样，西方任何一本有价值的性产业研究专著几乎都有新流派女权主义运动者或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或参与。我们也认为，无论国家、社会以及每个个人对待卖淫和妓女的态度如何，我们都应意识到我们所不熟悉的另一种声音的存在，我们都应听听新流派女权主义运动者、理论者以及妓女她们自己是怎样说的。只有从多元的视角对性产业作全面的观察，我们才能够避免歧视和沙文主义渗透学术研究。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在中国大陆，不但主流媒体缺乏新流派女权主义观点的呈现，就连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也对此知之不多，故而我们深感有必要深化对性产业的讨论，强化对新流派女权主义观点的认识。这也正是我们向大家系统地介绍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的初衷。 妓女的传统形象 中国有句古话，即“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要想说服别人，则必先为自己正名。新流派女权主义运动者和理论家也认为，要想获得对妓女完整清晰的认识，则必须首先去除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污名，纠正人们对妓女的一些错误的普遍认识。这是为妓女争取基本人权的第一步。在英语中，Prostitute（娼妓）当名词时意思是“出卖自己身体，毫不挑选地提供各种性服务的女人”——至少《牛津简明词典》是这么解释的——这个词作动词时，还可进一步解释为：为了少许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尊严、或是将自己的能力用在卑贱的用途上。其他词典则在名词解释中还顺便加上男性（男妓），动词解释的部分则特别在卑贱（dishonor）之后加上羞辱（shame）,在“卑贱的用途”之后加上下流（unworthiness）与犯罪（wrongdoing）。这么来说，名词prostitute明确地指涉一个人——特别是女人——为了金钱而提供异性恋的性交服务；动词prostitute则可指涉任何性质有争议的活动，倒不一定与性有关。很多人将第二个解释并入第一个，如此一来，prostitute的解释就变成：一个女人出卖尊严，为了卑贱的利益或卑贱的目的，提供她的身体给他人使用，特别指性交行为。这也正是一般人的看法。而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却努力向我们表明，在词典的解释和娼妓的实际行为之间，以及在普通人的看法与妓女自己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 来者不拒（妓女对顾客的毫不挑选）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妓女对顾客是毫不挑选的。“你们卖淫就是为了赚钱，只要有人给钱，你们还挑什么呢？”这就是他们的思维逻辑。然而大多数娼妓却认为，有选择权——也就是挑选客人——是从事这项行业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性工作环境的好坏高下，是由妓女有多少权利挑选顾客来判定的。有很多娼妓没什么权利挑选客人，这也是真的，但是妓女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选择权，并不是因为卖淫工作的本质如此，而是因为他们的安全和人权受到剥夺。在一次集会中，大约三十位妓女列出他们对工作的要求，其中最优先的就是在所有的工作场合中都有权拒绝客人。许多妓女建议拒绝的客人包括：1.醉汉；2.不愿带避孕套进行阴道性交、口交或肛交的人；3.粗鲁的人；4.会让她们想到过去不好经验的人；5.不愿预先付钱的人；6.直觉感到有暴力倾向的人；7.强迫妓女做不愿做的性活动的人；8.身体上看起来有传染病的人。一位美国的妓女说：“只要我对顾客有任何一点疑心，我就会拒绝。”另一位加拿大的妓女说：“几年前，我完全相信我的直觉判断，现在日子不好过，我对那些危险信号也比较不敏感——因为我实在是太需要钱了。”事实上，除了第三方的压力之外（比方说在夜总会没有拒绝权），经济压力大概是使得妓女没有选择权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多种行业都常会因为管理的要求和财物上的压力而限制工作自由，而由于性工作的性质，这些限制会特别对娼妓造成伤害或羞辱。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对娼妓而言，卖淫并不表示毫不选择。实际上，说妓女会和“任何人”上床，也是错误的假设；并不是所有妓女都这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妓女这样想。词典告诉我们，这些女人是“出租”的，这就表示一定要有金钱的交易。许多娼妓都仔细挑选客人，但是一般人仍然认为她们毫不挑选客户，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一般人普遍的以为很多（男）人就代表任何（男）人。可是，事实正好相反，娼妓不但常常挑选客人个人，还特别挑选某些社会阶级或是某种性偏好的男人。无疑的，比起应召女郎或是自立门户的橱窗娼妓，阻街女郎常常是贫穷的、有色人种的、年幼的、有毒瘾的，因此也比较没有选择客人的权利；但是缺乏选择权并不是卖淫这个行业天生如此，而是由虐待、贫穷、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经验或是绝望造成的。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娼妓们想要的是改善工作环境，而不是改行。性交这个词也不足以涵盖所有娼妓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性交易并不包含性交。奇怪的是，就像“毫不挑选”一样，性交一放在卖淫的脉络中，它的定义也就变得特别狭隘而脱离现实了。在现实中，性活动本身就和它的费用一样，都是可以协商的，妓女可以提供选择，客人也可以提出要求，但是最后决定权仍在妓女手上。性交只是一种可能的活动形式，而且可能对某些妓女来说是常态，对其他妓女来说是特例。正是因为妓女并非对顾客毫不挑选，所以她们也存在被强暴的问题。一种情况是妓女被迫无偿提供性服务，很多性工作者都曾亲身经历警察、律师、法官或其他有权势男性的性要求。一种情况是，妓女对顾客不满意，而顾客则强迫妓女提供性服务。在后一种情况下，尽管顾客愿意出钱，但他的行为仍然构成了强暴。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他们会说：“不就是多了一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和谁做不是做呢？”然而这只是他们的看法。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却认为，妓女也是人，也应享有最基本的免受强暴的人身权利，强奸妓女与强奸其他女性在性质上无任何区别。 二、 暗夜的泣妇——完全被动的弱者形象在一般人的头脑中，有关妓女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模式的：家庭的不幸、离家出走、被拐、卖淫、遭受凌辱和殴打、偷偷哭泣。在这一形象中，妓女完全是被动的、悲惨的、屈辱的、奴役的。然而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研究显示，就未成年娼妓而言，在家中被父母忽略和性虐待的比例较一般未成年者家庭要高；在成年的人口群中，妓女和非妓女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成年娼妓曾经被虐待的比例仍然较高。但这些数据绝不表示其他一般女人童年被性虐待的例子不普遍，也不是说没被虐待的妓女是极少数。事实上，童年的受虐经验与日后成为娼妓之间并无必然的、明显的联系。各种文学作品和调查报告总是倾向于把妓女的从娼描绘成被迫的。的确，有一部分妓女是被迫从娼的，她们或者是来的，或者是被人口贩子贩卖给了妓院的老板。但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有许多妓女是自愿从娼的。她们之所以从娼，乃是因为她们认为卖淫是她们所能看到的、最适合她们的工作。在她们看来，卖淫相对于女性可以从事的其他工作而言就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既相对轻松又可以赚不少钱。而且她们认为，同那些家庭主妇们相比她们的处境要好多了——家庭主妇们整日忙碌而毫无任何报酬，并且还要无偿地向丈夫提供性服务。然而生活中许多人总是倾向于否认这一点，偏执地认为性产业就是黑暗的、丑恶的、不人道的，所有的妓女都是被迫卖淫的，而不去思考性产业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性产业中之所以存在人口贩卖、强迫和大量的犯罪行为，不是因为性产业本质上就是黑暗的、邪恶的，是人们不愿进入的，因而只好采取强迫的手段驱使某些人进入；而是因为政府的严格管制、法律的严厉惩罚以及社会强加给妓女的种种污名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入。法律的本意是保护妇女和拯救妓女，但由于它无法根除人口贩卖及其他与性产业有关的犯罪和暴力，它也就通过把卖淫逼到更隐秘的社会下层而使妓女处于更危险、恶劣的环境之中。妓女并非完全被动、任人欺凌的弱者，妓女之挑选顾客以及许多妓女的自愿从娼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说现在的妓女还是比较孱弱、比较被动的话，这也是由外部强大的打压造成的，而非妓女天生的积弱。因此，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若要使妓女变得更加主动、更加坚强，若要保障她们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铲除性产业、消灭娼妓，而是要在被迫从娼与主动从娼、性产业及与性产业有关的犯罪之间作明确的区分。 三、 艾滋病传播的渊薮人们普遍认为，妓女不负责任地滥交是导致艾滋病在社会上迅速传播的罪魁祸首。而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确提醒我们：妓女真的是不负责任的吗？身体是她们自己的，她们怎么可能自己糟蹋自己呢？事实上，由于妓女所面临的传染艾滋病的危险更大，她们比一般人更关注艾滋病，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研究资料也显示，大部分妓女在从事性交易时，不管是阴道性交或是手淫和口交都使用避孕套。除了那些极度贫困、走投无路或者无法当场取得避孕套的妓女之外，大部分妓女都会要求客户带保险套，否则便拒绝进行性交易。安全的性交易并不会传染艾滋病，性交易中真正具有威胁的是高危险的性行为，即在不带套的情况下进行的性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戴套的阻力不是来自妓女，而是来自客户。许多国家强迫妓女定期接受体检，以检查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国家意志的本意是防止艾滋病的泛滥，然而事实上它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强迫的体检只是助长了顾客的错觉，让他们以为有检查就能保证安全，因此也就不必戴套了。许多妓院老板规定妓女在进行性交易时不准戴套，而有些顾客则强迫妓女在不戴套的情况下进行性交。妓女的无权地位使她们无法拒绝高危性行为，这更加剧了艾滋病的威胁。而幕后的罪魁祸首是妓女的不合法地位和她们所承受的各种污名。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要真正解决性交易中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就不能废除性产业或将性产业置于完全非法的地位，也不应强迫妓女定期接受体检，而应建立健全的性交易规则，祛除妓女所承担的社会污名，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使她们有力量抵抗来自顾客的威胁。 四、 妓女的性冷淡许多男性在嫖妓后都说，妓女在进行性行为时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丝毫感情投入，有时她们还边做边看电视或报纸。这样便形成了妓女性冷淡的形象。然而大量的娼妓案例却显示，娼妓在私生活中的性反应比非娼妓女人更为活跃。妓女性冷淡的刻板印象可能来自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差异。在工作的时候，许多妓女都自觉地将自我从性行为中抽离出来，她们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自我（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投入感情与达到性高潮无疑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大部分妓女也的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而工作时的超然态度并不代表与朋友或情人在一起时也是如此。许多妓女认为，她们比一般人更有感情，而且在感情上也更自由。能将性工作和感情分开，并不表示就失去了爱的能力，也不表示即使想要时也无法有性反应。 五、 淫媒——清一色的恶棍所谓淫媒就是与卖淫有关的第三方（其他两方就是妓女和嫖客）。以法律的用语来说，淫媒就是从性工作者的收入中获利的人，他们的收益正是来自妓女那被视为卑贱的、不合法的性劳动。通俗地说，淫媒就是所谓的拉皮条者。在大部分人的头脑中，淫媒是这样的人：他们诱拐女性，痛打她们、强暴她们，让她们染上毒瘾，强迫她们卖淫，残酷地剥削她们。必须承认，他们这样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的确有暴虐的淫媒存在；但很明显他们是过于偏执了，因为并非所有的淫媒都如此。关于淫媒的刻板印象可能是一种模式的男权主义（男人是禽兽），也可能是一种模式的女性主义（女人是受害者），然而正如妓女并非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一样，淫媒也并非都是残暴、缺乏人性的。事实上，许多妓女是自愿选择雇聘淫媒的，她们这样做是为了抵御风险。虽然法律扬言要保护她们，但当她们遭受殴打、强暴时它却坐视不管；相反，当男人付钱给她们时，它却要惩罚妓女，甚至拘捕嫖客。法律不能保护她们，她们只好求助于淫媒。而且，并非所有的妓女都是由淫媒带入门的，也并非所有的妓女都有淫媒。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淫媒与凌虐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去诋毁淫媒，而应该要求法律和社会去谴责凌虐。妓女们也反对片面地将淫媒单向地定义为恶徒，因为在这样的定义中，社会假设女人受害、女人依赖、男人全能。奇怪的是，妓女们的故事显示，娼妓有自由意志或淫媒有良好行为的说法，反而会强化而非减少社会的不悦。或许，大家还不太能想象一个女性工作者养活她爱恋或需要的男人。更有可能的是，不考虑女人是自愿还是不愿，就把下流之名扣在淫媒头上，可能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在扮演男性角色上是失败的。男人要是在经济上不能自主，那他们就被假定至少在身体上是掌权者；如果女人很独立，那她们就被假定为不需要男人保护，因而应该被虐。女人的卑贱和她的独立牢牢相关，尤其是经济和性的独立；男人的下流和他的依赖密切相关，不管是淫媒那样的经济依赖还是嫖客那样的性依赖。要抢救自己的名誉和价值，女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自称是受害者（这便取消了她的自主权），男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展示支配的力量（用来弥补他对她的依赖）。 六、 妓女憎恨嫖客/男性在一般人眼里，嫖客将妓女置于被动、奴役的地位，随心所欲地玩弄和虐待她们，因此，妓女一定非常憎恨他们。然而事实表明，这种常识是有缺陷的。首先并非所有的嫖客都是所谓的虐待狂，很多嫖客是把妓女作为性交易中平等的另一方来对待的。的确，许多男性都会表现出一定的进攻性和侵犯性，但多数情况下妓女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策略应付他们，毕竟妓女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受人宰制的。在卖淫非法的国家中，嫖客作为性交易的一份子同样是有罪的，但是法律对嫖客和娼妓并不是同等对待的。当然，也会有嫖客被捕的例子，想在瑞典和美国，男人（尤其是有名气的男人）就会因为同妓女谈价钱而被法律传唤，且被公开羞辱。这些偶发的、轰动社会的特例或许宣示了国家的道德和正义，但娼妓并不为所动，甚至还会觉得困扰。一位妓女说：“第一，逮捕嫖客会影响生意。第二，这会逼得我们更秘密地工作，也就更容易被欺负。第三，这种做法根本就搞错了：我要的是有权卖春，就像男人有权买春一样。因此我们根本不要嫖客受罚——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剥夺别人的权利。”在一般人看来，嫖客的卑鄙在于他们将女人性化和商品化。而妓女们所观察到的嫖客下流行为和社会看到的大不相同。她们比较不会批评嫖客的性或商品化，而倾向于批评嫖客的虚伪。一位前妓女说：“当我明白那些私下是我的朋友的客人，在公开场合竟变成我的敌人时，我就离开这一行了。”许多在职妓女都有同感，因为警察常常要她们服务而不付钱（也就是强暴她们），然后还依卖淫之名将她们罚款或逮捕。简言之，妓女认为真正的下流是背叛，是残害，是欺。妓女们认为，和她们做生意，然后却公开贬斥她们、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关系，这才是嫖客们真正的恶行。比起将女人象征化、客体化、色情化、商品化，嫖客依赖妓女却不肯公开尊重她们，这更受到妓女责难。 七、 对家庭的威胁许多人都说，如果我们容许娼妓或色情业的存在，幸福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结构就会受到威胁。但是他们的立足点究竟是什么呢？是妓女勾引嫖客，让他们留连忘返、不愿回家，还是男人不需要家庭生活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妓女在性交易中很少投注感情，在工作场合和私人场景之间她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区分。她们要的是顾客的金钱，而不是顾客本人。既如此，妓女又如何会勾引嫖客并破坏他们的家庭呢？再说，向来没有只靠嫖妓生活的男性，他们决不会为妓女而放弃家庭。因此，说男性嫖妓会威胁家庭是没有根据的。如今，家庭的确有核心化、小型化、松散化的趋势，但这一趋势与妓女卖淫没有多大关系。家庭松散化的趋势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一趋势并非洪水猛兽，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所以，说卖淫会威胁家庭结构亦是无稽之谈。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人们还有诸多理由来为他们的反娼、废娼立场辩护，比如说“妓女和淫媒的精神都是异常的”、“卖淫的存在会导致道德的沦丧”等等。在以后的论述中，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将会向我们表明，这些理由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社会大众对妓女的错误认识是如此之多，他们对妓女的偏见是如此之深，因此除非我们马上站起来呼吁为她们除去污名，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妓女是个什么样子，妓女的基本人权也无法得到根本保证，性产业中的罪恶也就会不断地表演下去。但是，仅仅呼吁还不够，这样做显得太过单薄、太缺乏底气。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还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对性及性产业作新的思考。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社会历史的断裂 卖淫向来就是卑贱、无耻、下流、堕落的代名词，它代表的是社会的阴暗面，它标志着被压迫、被奴役。正如没有人把奴隶所从事的活动称为工作一样，卖淫向来也不被称为“工作”。“工作”总是代表着一定的优越性、正当性、合法性，而卖淫要么被判定为非法的，要么即使不是非法，也会被认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行当。那么，在卖淫依然被贬损和诋毁的今天，那些坚持社会正义，主张平等、自由、人道、尊严、进步的女性主义者（新流派女权主义运动者和理论者）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卖淫就是工作”呢？她们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吗？新流派女权主义理论者认为，卖淫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它切合了历史发展的两大趋势，从而成为与传统“卖淫”具有不同性质的现代“性工作”。 一、 性模式的多元化——性平等的趋势一般讨论卖淫时，反娼者都自动地假设了卖淫是件极不道德的坏事，或武断地认为卖淫剥夺人性尊严，或者人云亦云地大谈“物化”，或独断地以自己的人性观或道德观作为所有人的规范，但是反娼者却没有说明这些假设是如何建立的，反娼者也从来没有解释卖淫为什么可以被当作犯罪、为什么不能作为一种正常的工作。我们要求反娼者很明确地提出他们的理由。但是不论反娼者将提出什么反娼理由，以下我们也将说明，这些反娼理由不应该和“性”相关，因为从“性”的角度来批评性工作是个错误的选择，对于性工作的讨论和批评应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很多人或许会奇怪为什么不能用性方面的理由来批评性工作；毕竟，卖淫所涉及的“性”的部分，是很多人谴责卖淫的关键原因。可是，由于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养成对性事或情欲持负面的看法，性是危险的、羞耻的、污秽的，甚至“万恶淫为首”，所以在思考卖淫时，很容易就以最直接的嫌恶感做直觉反应，但是这种源于童年教养的制约反应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性工作的“性”作深入分析。所谓“性工作”，除了卖淫外，还包含像陪酒伴游或暴露身体等等，但卖淫却被认为是性工作中最糟糕的一种，特别是女性卖淫还被认为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仔细分析女性卖淫的性模式，可以发现女性卖淫包括了好几种情欲模式的想象：不是“为爱而性”（不涉及人情或私人关系的性——impersonal sex,也就是功能式性爱）、交易性质（以性换取金钱、利益、包养、服务等）、滥交（性对象很多）、“一夜情”（也就是和陌生人性交）、某种主动程度的女性情欲（淫荡或人尽可夫）——最后一点有时被“受害者”所取代。以上这些性欲模式中，以“功能式的性”和“性交易”这两种被认为是性工作的最重要“性”质；但是其他性模式也都包括在卖淫的文化想象中；例如，人们总是认为妓女有很多性对象（滥交）、和陌生人性交（一夜情）；对于淫荡的女人总是以妓女或婊子来形容；等等。不过由于这些情欲模式都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它们可以单独存在于所有的女人身上，而不限于性工作者。例如，一个女人可以滥交，但是不涉及性交易，也可能都是为爱而性；或者，一个家庭主妇也可能以功能式的性模式来对待其丈夫；或者，一个并不淫荡、也不滥交的女人，总是以性作为交易某种利益的手段；等等。如果一个人认为以上列出的任何一种卖淫特质都无法见容于现代社会，都是法律应当取缔的，那么卖淫当然是不应该被除罪化。可是在我们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把上述任何一种性模式本身当成犯罪（只有被法定机关认定为卖淫的性交易才是犯罪，其他形式的性交易则不是犯罪），而且这些性模式也很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或许有人认为上述像滥交、一夜情、非为爱而性等性模式是极不道德的、贬低人性的，但是这种看法的理由根据又何在呢？很明显的，我们不能先预设这些性模式是不道德的，不能预设“和大量的陌生人进行没有爱情关系的性交”就是人格的贬低，也不能预设单一性对象、性爱合一等“传统”性模式就必然是不对的，更不能预设现行的婚姻家庭形式不可以多元化转型。事实上，在应用论理学中很早就有对这些性模式的辩护说法，十分有说服力地显示了滥交、一夜情、有性无爱等等也是正当的1；此处无法重复这些辩护，只能指出一个最基本的地精神：人的性或情欲是多样化的，而且，没有哪一种性的表现或情欲模式是“正常的”、“自然的”、“正确的”、“符合人性的”。在过去，我们的社会只能允许婚内性行为，而视婚前性行为、同性恋、手淫等为不道德的行为。而且，即使婚内性行为是有性无爱的、强迫的、可能导致意外怀孕、堕胎、性病传染等等，也没有人质疑婚内性行为是否道德，是否不应该存在。现在，我们则看到一个性道德更宽容的趋势，不同的性模式、性偏好、性取向，只是人们性口味的变换、生命情调的安排、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贬低人性或人格的问题，只要是两情相悦，不像强奸、性骚扰等方式伤害别人，都是道德可允许的。换句话说，多元道德社会在性道德方面不应当只允许一种生活方式，单一价值观：也许你认为滥交者很过度、一夫一妻很单调乏味、双性恋很诡异、性很污秽（或神圣）、为爱而性也是一种性交易、手淫和口交都很变态，等等，但是这只是你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你没有权利去歧视和压迫别种性价值和性生活方式，媒体和教育也不能进行带有性歧视意味的宣传，例如把同性恋、滥交者、变性人等刻画为缺乏道德意识、下场悲惨、心理不健全的人等等。更有甚者，多元开放的社会正义要允许不同价值观的人都能平等地追求与实现自己的选择，所以，像同性恋的婚姻或各种另类家庭都应该取得正当性。以上所说的理念，亦即所有不同的性模式都是平等的，就像所有的性别、所有的种族或阶级都是平等的一样，正是进步的社会运动所致力实践的理念，也是近年来在学术界性研究的焦点之一。学术研究不但反驳一些常识的谬见，也追溯各种性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呈现，以显示许多此时此地被认为不正当的性模式，在某些历史时期和社会却并非不正当的。同性恋（肛交）性模式在当今许多社会仍被视为犯罪，但是却曾在其他社会视为当然，即是一例。再以性交易为例，许多社会的婚姻均起源于性交易，亦即古代人类（男人）彼此交换女性因而产生了婚姻。而人（特别是女人）以性来交换各种有形无形的利益、长期或短期的保障，则一直被认为是颇为正当的模式。同样的，和陌生人性交的性模式则一直是很多社会历来都有的，中国媒妁之言的婚姻，都是始于这样的性模式。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同一种性模式会因为不同的社会安排或脉络而被认为是正当或不正当；像婚姻之内的性交易、夫妻之间无爱情的性行为、皇帝有多个性对象、男人外遇等等，都被认为正当或可以谅解；但是婚姻之外的性交易、有爱无性、女人外遇等等，则可能不被谅解，或不被认为正当。自主爱情的性模式则是另一个例子——如果是异性之间则是正当的，同性之间则是变态的；如果是导向婚姻的自主爱情则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是在父母之命的年代，则又是不正当的。这样的现象是我们反省到，也许今天问题的焦点不是某个性模式本身有什么内在的道德性，而是社会的安排是否合乎人权与社会公平的原则。换句话说，在今天，两情相悦的性模式当然都可以是正当的，但是我们要质疑的是社会有没有提供相应的制度和安排来使这些性模式都能平等地实现。例如，一般人认为最正常与道德的婚姻内异性恋性模式，在女性主义眼中就是父权社会中宰制女性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婚姻内的异性恋性模式当作一种本质上邪恶的性模式，而是应该去改变父权社会的许多制度安排（例如，只准许异性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使这种性模式不再有宰制女性的功能。也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我们认为卖淫问题的焦点不应该是卖淫的性模式，因为卖淫所涉及的这些性模式，在一个性道德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不但应当被容忍，而且应当和其他性模式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故而我们要把问题焦点转移到那些社会制度的安排与脉络上，正是它们使卖淫造成了对卖淫者和其他人的伤害。这也就说，如果我们反对或批评性工作，我们不应该去批评性工作的“性”，而应该去批评性工作的“工作”。性工作的“性（模式）”是人类（或女性）情欲多样化的表现；这些模式也会在不同的社会脉络或历史时期中被视为正当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不正常、不自然，也不必会在一种神秘的方式下伤
有需求就有市场存在即合理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提到《西游记》不能不讲到孙悟空，就像提到《红楼梦》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要知道一个真正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一番寒砌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本文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孙悟空形象分析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好名，勇敢好斗，爱开玩笑，活泼乐观，重视承诺。大闹天宫的起因是由于好名。他接受招安以后，第一次打出天门是因为弼马温的官儿太小，根本未入流，面目无光，因此怀恨而去。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齐天大圣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因此不请他，于是跑去偷食，后来连太上老君的金丹也偷吃了，更进一步把蟠桃会的玉液琼浆偷来开“仙酒会”才犯下弥天大罪。结果失手被擒，太上老君把他推进丹炉，炼就不坏之躯，出来后造反虽是为了报仇雪恨，但提出“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口号，显示他是不满意才高而位低的待遇。后来在取经路上，他经常想到不要坏了名头，如七十六回，大鹏雕说他不像是万里传名的好汉，是个小辈猴头，专在人肚里做勾当，他为了顾全名头，只好出来决斗，他被唐僧赶走。三十一回猪八戒故意使用激将法他出山降妖，也是因为悟空好名才受激，他后来还为此当面质问黄袍怪：“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可见他对“名”看得很重要。孙悟空的好斗表现在他经常主动捉妖，视作一桩桩好买卖。当然，他是勇敢的，每次临敌，丝毫没有恐惧。他认为自己的买卖“一定先输后赢”，自信心十足。一、“仙石迸猴”成佳话，洞天福地猴中王——“美猴王”英雄《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众猴白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实至名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二、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齐天大圣”英雄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为他那种挑战传统，蔑视权贵，战天斗地的反抗精神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孙悟空已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生命的自觉首要体现于他对生命的深虑：“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一语道破心机：“今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老王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猴王忧的是“不能躲过轮回，不能做到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于是海外“寻师访道”，求学问能也就势所必然。正因为他畏惧的是生命无常，那么他想要的必然是“永生永寿”的法术技能，对于师父须菩提祖师提供的“流字门中之道，静字门中之道，动字门中之道”，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而对“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神异变化”情有独钟，也正如此，为他后来西天取经“降妖服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齐天大圣是什么？”“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这就是他的铿锵之言，也是他以“英雄”为自己正名的豪迈之气。为什么要做“齐天大圣”？仅仅因为玉帝的“轻贤”（“弼马温”未入流）？不！这顶多只是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他骨子里所渗透的反抗权威，蔑视尊严的勇气与胆量。加上他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下海，七十二般变化超强的本领，一根横扫天下妖魔的如意金箍棒，又何愁“齐天大圣”旗帜不出，名号不响。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第3回），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三界”准备了现实基础。“大闹三界”是他震天动地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此时英雄本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地府除名，龙宫索宝，大闹天宫”这是孙悟空欲将自己的威名“远播”而做的三件大事，使“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晓其能”。特别是“大闹天宫”更把他敢争，敢拼，敢斗的反抗性英雄性格展露无遗。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青年时代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狂妄自大”，“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大闹天宫惨败遭压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三、西天取经显英豪，功成正果美名扬——“斗战圣佛”（一说“圣战斗佛”）英雄“吃一堑，长一智”。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艰苦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斗战胜佛”（这是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追求理想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忠于事业的矢志不移，一往无前”是这一阶段英雄性的核心，也是由生命的自觉到生命的自为的光辉再现。（一）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诡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二）敢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1，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2，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首次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一度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度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30回），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3，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诡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4，接受磨难：“艰难困苦，玉浴于成”。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为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为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三）不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囿，坚定的信念“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四）警惕之心，清醒之志，深隧之神“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即指我们生活的环境，其中隐含着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子。既要“识”，首先必有警惕之心。“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明辨善恶曲直，洞悉正邪黑白，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西游记》虽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但唐僧似乎并不是全书的正面人物形象，很多时候作者把他放在与孙悟空对立的层面加以善意的讽喻。唐僧身上集中了封建儒生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他成天念叨着对一切“妖魔虫豸”讲仁慈，“行恕道，”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正邪不清，人妖颠倒，自己对恶势力一味的屈服，软弱，却对忠心耿耿保护他安全，肃清西行路上障碍而“除妖灭怪”的孙悟空不能容忍。轻则斥责惹祸生事，残酷不仁，重则骂他“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甚至“念咒贬逐”。唐僧这种迂腐不堪给西行之途“蒙上”多少阴影，给孙悟空频添多少艰难困苦。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四，孙悟空英雄形象的底蕴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有品格的孙悟空用勇敢与执着谱写正义之歌。（一）作者理想的化身孙悟空是作者在《西游记》中精心塑造的英雄，因而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作者之所以这么浓抹重彩，为的是“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第7回回末诗句）。“齐天大圣”大反天宫被压五行山下，作者极力歌颂他的反抗精神并称之为“英雄”，然后又历史性地安排他忍受天灾困苦的磨难，以“奉佛上西方”，这“隐喻着”吴承恩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追求，意味着作者希望培育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来使国家天下达到太平。表现他渴望在孙悟空身上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寄托他美好的社会人生理想。（二）建功立业的儒家英雄史观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大一统的明朝，儒家思想是正统，主流。曾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的他，既痛恨这种腐朽的制度，又对之予以了深刻的反思，但儒家所宣扬的那套“英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理想实现的铁的法则。孙悟空既然是代表作者意志的理想人物，但这个理想人格能不能经受得住时代，社会的考验，必须从实践中求得答案。西天取经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作者特意为孙悟空安排的一番“磨心厉志”之旅，“八十一难”的漫漫“修身”，这是孙悟空必经的一个过程，谁能经受得住考验，奋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谓之为“英雄”，也才是真正的一番“建功立业”。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为将来的“治国平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作者英雄理想与针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现实作者在《禹鼎志》序中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徽有鉴戒寓焉。”可见，借助神话以“鉴戒”现实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通过超凡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怪诞的变形的艺术手法所描绘的漫漫“西游”全景，无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西行路上，除了遇到那些“为祸一方”，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之外，还经历了“宝象，乌鸡，车迟，西梁，比丘，灭法，祭赛，朱紫，天竺”九个人间国家和“凤仙郡，玉华州，金平府”三个地方。这些国家与地方，之所以妖精横行，因为这里“君政混乱”。“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一切，无不是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特务横行等等丑恶黑暗现实的大胆暴露与反映。“国势日蓑”的混乱时势必然造就作者笔下“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呼唤这样的理想英雄人物来扫清天下，正本清源，匡国救民。（四）历史英雄的渊源孙悟空是一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神异的本领，人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孙悟空又是神，人，物的三位一体。西天取经路上，作者是把他作为“人类英雄”的典型来重点塑造的，从而使得形象亲切感人。对于英雄性格的刻画作者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与历史上那些记载与歌颂英雄人物的文学著作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三国演义》中一代枭雄——诸葛亮为全书的关键人物，为报答刘备“三顾茅芦”之恩而穷尽毕业生精力辅佐，治理蜀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心耿耿，感人肺腑。《西游记》中孙悟空也是为了报答师父救他出五行山之恩，而对之四拜（孙悟空一生只拜过三个人：观音，须菩提祖师，唐僧）。“师命”与“父恩”交织在一起，使他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路途，十四载寒暑春秋，矢志不移，忠心不改。《水浒传》塑造了梁山泊上以宋江为核心的一百零八条英雄好汉那种疾恶如仇，见义勇为，锄奸扶弱，除暴安良，与黑暗腐败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史迹。而这又显然与孙悟空那种与邪恶势力作坚决，彻底斗争的反抗精神构成了鲜明的映照。五，英雄性的深远意义（一）孙悟空英雄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孙悟空由一代“美猴王”终成“斗战胜佛”。昔日那个勇敢中难免年少轻狂的孙猴王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有品格的，散发着人性美光华的“斗战胜佛”。一代英雄的真我本色与风采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孙悟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断完善，成熟的英雄性，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获得了再生，也就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孙悟空”形象，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二）取经大业终成正果“斗战胜佛”的被封赐，也就表明取经已获得圆满的成功。西天取经的成功，孙悟空功不可没。西天取经是他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与正义事业。为了它，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与邪恶势力作彻底斗争，为理想而勇于献身等等，这些英雄性格为他赢得无可否认的头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西天取经缺少了孙悟空，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悟空身上那英雄性格作保障，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别说取经成功，就连“踏进”西天“雷音寺”都是“难于上青天”。（三）对后世的深远启发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仅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意义。文学的这种影响既有文学作品的题材，立意，构思，艺术手法等等文学本身物质形态方面的，更重要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时空穿透力。《西游记》的成功得益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而孙悟空身上“最闪光”之处集中在“英雄性格”这一内在灵魂之上。这是作者理想在现实中的超越，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碰撞的产物。孙悟空虽是一个神话式英雄人物，但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富于人性美的英雄品格，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通要求，美好愿望，理想追求。因而这“神话”外衣的内里或多或少地集中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在市场经济之旗高高飘扬的时下，商潮翻滚，货币坚挺，金钱飙升，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浸入，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邪恶势力猖獗，“卖毒，贩毒，制假，售假，坑门拐”等等丑恶现象弥漫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贫血”，“理想的阙失”，也呼唤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再生”。1，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方面既要与之严格划清界限，特别是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在斗争策略上，不能逞匹夫之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悟空在除妖降魔的过程中经常与猪八戒，沙和尚合作且配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忽视，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打击邪恶势力。一方面又要与之作坚决，彻底斗争，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屈服妥协。对于他们我们既要准备“最狠的心”，又要把握住“最利的刀”，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胜利，不能在屈服中求得生存。2，有大志，有情操，不为狭隘物欲所囿，坚定的信念有志向，有崇高追求，才会有无比的动力，才能激发自身的潜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要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差点送命），有时要抵挡住各种诱惑，特别是权势，美色，金钱，要做到“坚如磐石”，心不被外物所役使。没有坚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有时需要调整自我，改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身养性，完善升华自己的人性与人格。我们要靠一种心灵之美，精神之光去赢得自己的未来与生活，赢得社会的重视。当然，对于孙悟空那种神奇怪异的“非人”本领，我们无能为力。但那种英雄品格与精神确是我们光大发扬的瑰宝。在这样一个“乏英雄”，“非英雄”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脊梁”来坚强自己，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不仅我们，时代亦然。传说：孙悟空，之所以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渊源太大了，女娲补天的时候召集各地灵石来报名。补到最后只剩下了最后一颗石头，这颗石头由于一直在女娲的身边，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灵性。直到有一天这颗石头迸裂了，便有了石猴——孙悟空。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闯下那么大祸，还能有保护唐曾，最终修得正果——斗战胜佛。是因为他在女娲补天时，早就应该象那些石头一样修成正果了，所以孙悟空修成正果一切都是缘分与命中注定好的。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他的故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前后两个阶段的斗争对象不同，性格基本一致。 要分析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聪明机智、不畏艰辛、心丝急躁还有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的化身。 孙悟空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后，就在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府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在冥府、他使十殿阎王躬身作揖。他敢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大闹天宫、打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帝吓得惊慌失措。平日里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水界、冥府、天宫等最高权威在他面前一个个威风扫地。此外，他还敢于辱骂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骂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对人间之王,他更是蔑视.他对乌鸡国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朱紫国国王生病,他就用马尿配药丸给国王治病.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水界、人间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
：《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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