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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说》是周敦颐对于《太极图》的解释，它是一篇文字精练而思想深刻的哲学论文，也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纲领性表述。其首句“无极而太极”明白地体现了自无（无极）生有（太极）的道家生成论的影响。它表明在宇宙本原与生成的问题上，在把“无极”或“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之后，具体阐述了太极化生的思想。即太极由于不同的动、静变化而产生阴、阳。阴阳的相互变合产生了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在时间的顺序分布构成了四时。而二气（阴阳）五行的精华的凝聚，则产生了万物和人类，两性亦由此形成。由于太极动静的周而复始和阴阳二气的往复变化，宇宙万物也就生生不穷。
周敦颐，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人，因终生未离开庐山濂溪，所以号濂溪先生。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周敦颐简介 周敦颐简介无非是两个方面——思想和作品。周敦颐是儒家思想先行者，著名的理学家，生于1017年天禧元年，北宋道州人士。周敦颐从小勤奋好学，遇到问题一定要弄懂，并研究其本质，这对于以后周敦颐成为理学家成为了很大的助力，他8岁时就才华过人，聪明伶俐，仁义有孝心，深得龙图阁学士郑向喜爱。 庆历六年，大理寺臣程响也夸他绝非寻常人，并于周敦颐结交为友。 周敦颐一生研究理学，并作品繁多。儿时的周敦颐很喜欢白莲，就此有了以后的《爱莲说》，词中表露了周敦颐不喜名利，像白莲一般洁身自爱的节操。周敦颐的理学作品《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被后人编成了《周子全书》。《周元公集》是周敦颐的代表作之一，主要以平静为主，事实上周敦颐的作品大多都是以平静为主，这也符合了理学的本质文笔。《太极图说》是为《太极图》写的说明，讲的是：太极是宇宙的根源，阴阳之气， 五行 构成人和万物，该作品对于后人的影响很大。《通书》源自于易经。古代人看 风水 ，算卦的人也不少，周敦颐把儒家的思想和易经的心得合在了一起，编成了本书。 周敦颐出过很多论断，把儒学推进了另一个境界。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 阴阳五行 等概念为后世人所不断推敲。总体来说，周敦颐为理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其实是把道学，儒学，佛学等思想汇聚在了一体。 从周敦颐的简介可以看出，周敦颐是一个思想上超时代的人。 周敦颐的 故事 公元1021年，周敦颐时年4岁， 重阳 节时，父亲周辅成和几位好友饮酒聊天，看着远处怡人的风景，心情十分畅快。村前五个土墩子引起了周辅成和他朋友的 兴趣 。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想出别致的名字，大家抓耳挠腮没有头绪。 此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周敦颐沉思了一会，脱口而出说，东边的土墩叫木星，南边的土墩叫火星，西边的土墩叫 水星 ，北边的土墩叫金星，中间的土墩叫木星。如果一起叫的话就起名为“五星堆”，周辅成夫人朋友们认为周敦颐说的很有道理，便采用了“五星堆”这个名称。后来，“五星堆”也成为当地著名的一个景观。 周敦颐年少的时候，常常到月岩内读书悟道。月岩距离周敦颐家大约有七公里左右，月岩洞东西两个方向各有一座门。进入洞穴后，如果站立的位置不同，那么视觉也不相同，看到的景物更不相同。如果从东门进入月岩洞，从洞口看月亮只能看见下弦月，再往前走，月亮由缺变圆。行走到月岩洞中间时，月亮便成为望月，随后又开始了由圆变缺的变化进程。周敦颐14岁时，经常在月岩洞中读书，通过观察月岩内月亮的变化形状，他领悟到了“太极阴阳”的思想。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周敦颐开创了理学，而他年少时在月岩洞中对太极的领悟，为他后来理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爱莲说作品鉴赏 说起周敦颐我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他所写的爱莲说，但是关于他的实际还不仅仅只有这些，事实上他还是中国理学的创始人，在中国的哲学史上，他的理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周敦颐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学习，那时候就是小孩子们的学习榜样，人们都说他长大了一定是个很有出息的人。 周敦颐爱莲说实际上是一篇散文，但是很多人潜意识里都觉得爱莲说是一篇诗词。其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莲花的敬仰和热爱之情，这篇文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了周敦颐对莲花的喜爱以及对莲花生长环境的描述和莲花外形上的叙述，下一部分则主要是叙述了作者周敦颐想要通过莲花的气质来托物言志，他分别评论了菊花牡丹花和莲花，就是希望由此来烘托出莲花的出淤泥不染濯清莲不妖的高尚品质。 周敦颐爱莲说现在被百姓拿来描述 政治 官场上那些不和世人同流合污为官清廉的为人名服务的好官，时间上周敦颐自己也是这样一名政府官员，但是诗中所写的那些关于莲花的优秀品质大概只能算是周敦颐的一种美好愿望，他做官的时候非常正直，什么事情都为老百姓着想，也为很多的冤案翻案，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了。他晚年的时候就开始居住在庐山上颐养天年了，这是中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淡泊明志的方法。周敦颐也将他爱莲说中所写的东西贯彻到底了。 猜你喜欢： 1. 周敦颐有哪些故事 2. 北宋神人邵雍介绍 3. 周敦颐简介及代表作品 4. 南宋理学家朱熹历史简介 5. 《爱莲说》的书法作品欣赏
日本作家井上靖写了一本《敦煌》，你可以看看
那个S同学 莫高窟没有保护系统是日本人发明的 只有莫高窟的陈列中心是日本人出资建的 论文的话你先看下《敦煌学50讲》就算入门了 然后再决定论文走向吧 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将大批敦煌文献带到日本 掀起日本研究敦煌学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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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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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也不会ヽ(￣д￣;)ノ
颐和园是中国清朝时期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5A级国家景区。 颐和园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是国家重点旅游景点。中文名称颐和园景点级别AAAAA级外文名称The Summer Palace代表景点万寿山、昆明湖、十七孔桥所属国家中国北京西北郊原有瓮山，为燕山余脉，山下有湖，称七里澧、大泊湖、瓮山泊、西湖。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颜亮在此设置金山行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接济漕运用水需要，水利学家郭守敬开辟上游水源，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水及沿途流水注入湖中，使水势增大，成为保障宫廷用水和接济漕运的蓄水库。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明孝宗乳母助圣夫人罗氏在瓮山前建圆静寺，后荒废。此后瓮山周围的园林逐渐增多。明武宗在湖滨修建行宫，称“好山园”，为皇室园林。明武宗、明神宗都曾在此泛舟游乐。明熹宗时，魏忠贤曾将好山园据为己有。清朝乾隆初年，北京西郊海淀一带的园林增多，大量的园林用水使得耗水量与日俱增，当时园林用水除了流量较小的万泉河水系外，多来自玉泉山发源、流入西湖之水，而这也是明代以来通惠河的水源。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了筹备崇德皇太后（孝圣宪皇后）的60大寿，乾隆帝以治理京西水系为藉口下令拓挖西湖，拦截西山、玉泉山、寿安山来水，并在西湖西边开挖高水湖和养水湖，以此三湖作为蓄水库，保证宫廷园林用水，并为周围农田提供灌溉用水。乾隆帝以汉武帝挖昆明池操练水军的典故将西湖更名为昆明湖，将挖湖土方堆筑於湖北的瓮山，并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成清漪园，耗银480余万两。清漪园内以中国古代神话中“海上三仙山”的构思，在昆明湖及西侧的两湖内建造三个小岛：南湖岛、团城岛、藻鉴堂岛，以比喻海上三山：蓬莱、方丈、瀛洲。清漪园的总体规划以杭州西湖为蓝本，同时广泛仿建江南园林及山水名胜，如凤凰墩仿太湖、景明楼仿岳阳楼、望蟾阁仿黄鹤楼、后溪湖买卖街仿苏州水街、西所买卖街仿扬州廿四桥等等。园内的主体建筑为大报恩延寿寺，并有一条长达700多米尺的长廊，其建筑与装饰绘画都相当精彩具有艺术价值以及众多游赏建筑。颐和园万寿山清漪园园中理政及居住性质的建筑极少，乾隆帝游览清漪园均为当日往返，从未在园中居住。颐和园鼎盛时期，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平方公里（293公顷），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其中水面占四分之三（大约220公顷）。园内建筑以佛香阁为中心，园中有景点建筑物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3555古建筑，面积70000多平方米，共有亭、台、楼、阁、廊、榭等不同形式的建筑3000多间。其中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为代表性建筑。古树名木1600余株。清朝道光年后，由于国力衰弱，宣布撤三山陈设，清漪园逐渐荒废。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大火烧毁。 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1884年至1895年），为慈禧太后退居休养，以光绪帝名义下令重建清漪园。由于经费有限，乃集中财力修复前山建筑群，并在昆明湖四周加筑围墙，改名颐和园，成为离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园内建筑及文物遭八国联军破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修复。颐和园尽管大体上全面恢复了清漪园的景观，但很多质量上有所下降。许多高层建筑由于经费的关系被迫减矮，尺度也有所缩小。如文昌阁城楼从三层减为两层，乐寿堂从重檐改为单檐，也有加高的建筑，如大戏楼。苏州街被焚毁后再也没有恢复。由于慈禧偏爱苏式彩画，许多房屋亭廊的彩画也由和玺彩画变为苏式彩画，在细节上改变了清漪园的原貌。[1]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溥仪退位，颐和园作为溥仪私产，仍由清室内务府管理。由于皇家经费逐年短欠，清室财源日趋枯竭，为补贴园林的财政，民国三年（1914年）1月14日，清室内务府将颐和园改为售票参观。4月外交部、内务部、步军统领衙门和清室内务府商定：“于开放游览之中、寓存筹款之意”，提出《颐和园等处售券试办章程》。规定从5月6日开始正式对社会售票。自2019年1月1日起，颐和园的门票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去北京玩了三次，给你大概说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第一次是和家人一起，熟人给参的当地旅游团。确实很便宜，可到了北京后，行程太赶太累不说，核心的景点大多都没去到，加了几个购物店。给我的感觉是被转卖给了其她的旅行社，品质根本没有得到保障，反正不好玩。虽然是熟人介绍，还是不建议当地报团。第二次是和同学几个人自己玩的。提前要把酒店、门票、攻略、坐车都规划好。时间和费用过大，而且容易被坑。去古北水镇时包个车也让师傅给坑了，说好的80，到了后却收我140。吃个特色烤鸭花了600多，故宫也没买到票，只能再周边瞎转悠，而且故宫票还要预约，还不一定能预约到，各种排队，找路，特麻烦，浪费了很多时间和钱。如果自己玩的话，一定提前做好所有准备，不然很麻烦第三次也就是去年，也是玩的最满意，最省钱的一次。我们自己订好机票，提前联系了当地口碑很好的导游小云，由她全程安排了5天的行程，根本不用自己操心。也很划算。5天才1000多元，包括4个晚上的豪华酒店、还有故宫，长城，圆明园，颐和园所有景点门票，所有的车费，保险什么的。而且小云是24小时管家式服务，真的很贴心，强烈推荐一下（整个行程下来无自费无购物玩的非常开心）。D1天：上午到达北京，管家24小时接站，入住酒店由于小云帮我们安排的就住在王府井附近，所以下午想去闹市区逛街就非常方便。特别推荐一下小云，想去北京的可以提前找她问一下。小云的电话是：（长按复制添加微信）近期想去北京看故宫600年大展的一定要加小云微信，因为她们有故宫门票。以王府井为中心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的四条步行街满是商场与小吃街。要去南锣鼓巷和 烟袋斜街逛街都非常方便天：京城印象（天安门广场-登天安门城楼-探访国旗班护卫队训练、毛主席纪念堂、故宫、什刹海、天坛，吃皇家菜）天：奥运精神（升国旗、八达岭长城、奥林匹克公园、近观水立方、鸟巢）天：秋染层林（颐和园、清华/北大外景、“赏香山红叶”、打卡和平门全聚德、前门步行街）回到北京后，我们并没有直接返程，而是在北京多留了一天，因为我还没吃够这里的美食其实北京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古北水镇、香山公园、恭王府、北京大观园，有时间还可以去明十三陵要不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肯定还让小云带我去恭王府玩儿次日小云一早就安排好了师傅送我们，临走还特地送来当地的老北京驴打滚作为礼物。用我们成都话来说，真滴巴适的狠
1998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命名中国北京的颐和园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座著名的中国古典皇家园林，集中国园林艺术之大成，其中许多园林景观成为世界园林文化的宝贵财富。比如颐和园的长廊，就有说不完的奥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从课堂上或者书本里开始认识中国的万里长城，也许很多人从那时起就萌生了强烈的愿望，期待着早一天来到长城的脚下，亲眼目睹举世闻名的中国长城……颐和彩廊始建于1750年的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曾经是清朝皇室的夏日避暑行宫。作为中国现在保存得最完整和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它既具有北方园林的庄重浓厚，又兼得南方园林的婉约柔美。中国的造园艺术大师，精巧的构思使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浑然一体，巧妙融合。中国造园艺术在这里得到极大的发挥，留下众多令人称奇的景观。这一道长得仿佛望不到尽头的走廊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拥有一个与同类建筑相比绝无仅有的长度，所以1992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就将这道长廊收录在卷。颐和园建设部主任 李武：颐和园的这个长廊当然是世界驰名了，主要就是因为它占个世界之最，当然也是咱们全国古建筑之最。就因为它的长，因为它全长728米，总共273间。这样长廊就由此得名，闻名于中外。颐和园的中心建设群座落在万寿山南麓与昆明湖交界一带。全长728米的长廊也是这组建筑的一部分，它以颐和园建筑的最高点佛香阁脚下的排云殿为中心，呈东西走向，向两边延伸。以它的长与佛香阁的高遥相呼应。北京古建研究所 古建专家 马炳坚：廊子是古代建筑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建筑在中国是已经由来已久了，比如说唐代，唐代的建筑就是廊院式的，它整个建筑的周围四周都是廊子，然后把所有的建筑把它连通起来。这种廊子也用在民居当中，比如说民居当中比较大一点的四合院，它是带抄手游廊的。同时也用在园林当中。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廊式建筑占有重要的位置。有游廊、曲廊、回廊、爬山廊等等。颐和园的长廊作为皇家园林中的重要景观，综合了各种廊式建筑为一体，而成为一条最长的游廊。北京古建研究所 古建专家 马炳坚：廊子本身，就它的建筑的本身构造来说，并不是那么复杂，应该说是最简单的，构造最简单的一种建筑。一般的廊子都是四檩的廊子，就是说从是最简单的，构造最简单的一种建筑。一般的廊子都是四檩的廊子，就是说从它的构架上这个剖面上看，有四根檩子。廊子的进深一般也不大，像用在庭院里的廊子，一般的是一米多进深，有“四尺廊子”之说。颐和园的长廊尺度要大一些，因为它是皇家园林，有时候呢在功能上，它比这一般的住宅进深要大一些。大概是我记得它是两米多深，也是四檩卷棚式的这种建筑。尽管长廊本身的建筑构造很简单，但从颐和园园林总体设计来看，这道长廊却起到了连接山水的重要作用。万寿山南麓的斜坡直抵昆明湖边，这山水之间只剩下了一条狭长地带，最通常的方法就是修筑一条环湖路，上山下船都很方便。然而，这样做就违背了中国园林艺术讲究含蓄的造园手法。而这条雕梁画栋的长廊横贯于山水之间，北可爷望万寿山色，南可远眺昆明湖光。犹如山之彩屏，水之锦帐。北京古建研究所 古建专家 马炳坚：廊子的作用大概有那么几种，一种是用在民居，或者是下雨，或者是刮风啊、或者下雪天啊、在走路的时候呢可以躲避风雨它有这么一种作用。在园林当中，它有一种连接景点的作用，同时也有引导旅游路线的这种作用。引导行人，从一个景点走到另一个景点。它可以通过长廊把行人把他引导过来。这条彩带般的长廊，把万寿山前分散的景点建筑连缀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风雨无阻的观景线。邀月门是长廊东边的起点，从门外看，亭廊幽深。自东向西长廊随山势而起伏，循湖岸而曲折，中间点缀有“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重檐八角亭，象征阒春夏秋冬四季。这四座亭子不仅使长廊的布局更趋严谨且富于变化，而且它们还是长廊起伏的地势和曲折走向变化的连接点，由于处理巧妙，所以人们在长廊内浏览，并不会明显感到地势和走向的变化。位于长廊正中点的排云殿，前方有云辉玉宇牌楼，象征阒到了这里就已到了琼楼仙境。长廊还连接了两府临水建筑，分别是对鸥舫和鱼藻轩。对鸥舫曾是上下船的码头。鱼藻轩上则可临水远眺湖光山色。是长廊西段重要的一处景点建筑。走到尽头，是长廊西端的终点石太亭，著名的颐和园石舫静静地停泊在这里的水面上。北京古建研究所 古建专家 马炳坚：本身廊子里可以起一个分隔景区的作用。比方说一组建筑，用一组廊子把它串联起来以后呢，形成一个围合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景区。同时廊子本身呢，因为廊子有空透的，有半空透的，它还有本身它还有借景的作用。，它还有这么一种作用。有组景的作用。这座精心打造的游廊，无论外界是风是雨总是以最安适的方式呈现给人们颐和园不同的美，漫步其中，步移景换，每每映入眼帘的，都像是精心构造引领人们去欣赏的山水图画。颐和珍宝现文昌像长廊这样的建筑奇景，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园林财富中的珍宝。但实际上，颐和园还有一大类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宝未得世人赏识。这就是颐和园所收藏的四万多件历史文物。其中一些文物的珍贵性完全可以和故宫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相媲美。这些稀世珍宝就收藏在颐和园的文昌院中。文昌院位于颐和园文昌阁东北侧，是一组独立的传统四合院式建筑群。院内展出了颐和园所珍藏的上至商朝。下至清末的四万多件文物。室内的陈列风格与室外的空气氛围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力求与全国的风格和谐统一。颐和园总工程师 古典园林专家 耿刘同：这四万多件文物，是中国的皇家所最后形成的一个文物的收藏的群落，它的价值这个更重要。里面的藏品除了反映了一些皇家的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清规戒律末这一段的工艺品，中国的确良艺品的精品基本上都在颐和园保存。这部分文物是颐和园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颐和园价值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颐和园的馆藏文物来自清朝宫迁的内外陈设品，这些物件包括了清朝皇家搜罗珍藏的历代奇珍异宝。种类涉及到铜器、玉器、瓷器、书画、古籍、钟表等等。几乎饮食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这两件造型精美的青铜器，是商代的饕餮纹三牺尊和西周埋藏的虢宣公子白鼎，尊与鼎在中国的古代是区分等级制度的礼器，这两件器物不但都有了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在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是颐和园镇园之宝，也是国家级的文物。这些精致珍贵的玩器用具，是清朝王室所使用过的，显示了宫迁生活的铺张奢华，也保留下皇亲贵族在此生活起居的痕迹，这件翡翠插屏，上面有清乾隆皇帝的御笔题字。这几幅四季花卉虽然不是名师巨匠的艺术大作，却是清朝皇帝光绪所亲自书店谏的伤口这些难得一见的亲笔画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而明清时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颐和园汇集了众多瓷器中的精品，这座青花云龙纹大瓷缸，体积庞大，直径达97公分，属于中国大型传世古瓷品之一。龙泉窑是中国古代一座著名的瓷窑，位于中国浙江省的龙泉县境内，这件暗花玉壶春青瓷就是元代龙泉窑出产的名品。还有这座清代的粉彩百鹿尊，鹿群形象细致入微，色彩光泽鲜明考究，体现出当时的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书斋展馆中展出一整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是清康熙时期的陈梦雷所编，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百科类书。全书共有1万卷，达1亿6千万字，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字数的5倍多，它全面收录了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被中外誉为“康熙百科全书”。即使是这座书斋中的笔墨纸砚，桌椅瓶器，当年都曾摆放在御用书房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古董文物。除了皇家文物，文昌院内还收藏了许多来自民间的工艺品。像中国民间十分常见和普通的传统工艺品泥人。这两件民间著名艺人一代泥人张所作的“木兰从军”和二代泥人张所作的细楼梦人物，都是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即使今天看起来仍是那么传神动人，与那些奇珍异宝一样摆放在文昌院中。颐和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在它的园林、山水、建筑上，也体现在它收藏文物的珍贵和丰富。经过25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日的颐和园被称为”中国最完整的博物馆式皇家园林“。长廊彩画浏览了颐和园的珍宝博物馆，让我们再来看一座彩画的博物馆。长廊是颐和园中匠心独运的一大手笔，除了它的长度和它所具有的建筑功能闻名于世以外，长廊最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彩画长廊。长廊的上梁枋之间，布满了色彩鲜明的彩画。人们在长廊中漫游欣赏的时候，就仿佛是走入了一座建筑别致的精妙画廊。根据建筑形式的不同，画师们在长廊四周的梁枋等处，分别纷制了大小不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一万四千多幅彩画。这些彩大体上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建筑风景四大类，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二百多幅人物故事彩画。长廊之上的人物故事彩画所绘制的内容包括古典文学名著、历史人物传奇、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等。但彩画之上却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其表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们只有根据画上人物的容貌神情，穿戴打扮，动作造型，场景设置等等来猜测故事的内容。这就给人们提供了有如猜迹般的观赏乐趣。因为只有对中国文化了解越深，所能讲出的故事也就越多。像这幅画面上的三位人物，中间一位，老成持重，面白长耳，另一位而如重枣，美髯飘飘，还有一位黑脸虬髯，环境又是在桃园中，自然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这幅画面上一位年青开将拉着一位美女，画的是“凤仪亭吕布戏貂蟑”。长廊上四座亭子中的大幅画面称作“门头板”。这副门头板上表现的中国一篇古老的著名文章，《桃花源记》。图画中细致的描绘了那个宁静幽远的桃源世界。这幅画面上，一位画家拿着笔端详着墙上的画作，就欲将喷礴而出了。这是中国古代成语故事《画龙点睛》。还有这幅门头板画面，物造型一看便知是《西游记》里的故事情节——《齐天大圣斗哪吒》。孙悟空威风凛凛，打得天兵天将与哪吒三太子抱头鼠窜，落败而逃。这幅彩画人物、场景都描绘得非常精致生动，堪称长廊故事画中的传世佳作。长廊之上，不仅是人物画包含了许多故事寓意。彩画中的花鸟画同样表达了很多含义。花鸟画看起来象是普通的写实描摹，实际上这里头有各种讲究，利用花鸟的象征意义与汉字的谐音创造出一个个代表着吉祥如意的画面。北京古建研究所 古建彩画专家 蒋广全：颐和园长廊的这个花鸟画不同于咱们一般的绘画，它都是有丰富的寓意的，你比如说，画牡丹，画两只白头鸟。它寓意什么呢，寓意“富贵白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向往。画荷花，画燕子，把荷花和燕子画在一起，寓意着“海晏河清”。谈国家的安定团结。画喜鹊和梅花它寓意着什么呢？“喜上眉梢”。颐和园长廊的很多花鸟画都是有寓意的。颐和胜景长廊彩画就象一个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小窗口，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许多传奇典故和文化内涵。而颐和园则是中国人的骄傲，许多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出对这一文化景观的热爱与自豪。有一支名叫“天场”的中国乐队将纯西洋的爵士音乐中事例进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元素，创作出别具一格的音乐伤口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就叫《颐和园》。天场乐队的代表作《颐和园》，将自然随意的爵士音乐与中国民族乐器三弦进行有机结合，创造出新鲜又似怀旧的音乐氛围。三弦弹奏出的主旋律仿佛在讲述着一个老北京皇城根下的故事，而萨克斯风的回应则清新流畅，变更写出现代感觉。这首轻松洒脱，亲切入耳的音乐作品，使颐和园的清凉闲适与它的美景仿若再现眼前。“天场”乐队这支轻松的乐曲，正如人们在美丽颐和园中游览的心情写照。颐和园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是东方园林的杰出范例，颐和园代表了中国皇家园林的最高水平。颐和园汲取了中国园林造园艺术，利用依山傍湖的形势，七妙布置建筑，以大规模的真山真水改造，修建出这座大型天然山水园林。众多的殿堂楼阁、亭桥廊榭点缀于一片湖光山色，布局得宜，各具特色，有“虽由人造，宛自天成”之美誉。展开了一幅后家园林的宏图画卷。步入这座名园，恍如置身于画卷之中，有‘人在画中游’之感。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颐和园现在已经成为古老东方文明的象征之一。陶醉在这里的园林胜景，才能真正体会到名园以颐和为称的用意，至美和谐，颐养天年。苏式彩画颐和园的胜景的确美不胜收，让我们再回到长廊之上看看那些缤纷的彩画，在建筑上作彩画是中国一门由来已久的传统工艺了。中国的古建筑大多数都是像长廊一样采用木头作为建筑材料的，彩画的油漆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保护材料的作用。因此彩画就成了中国建筑上的一种重要装饰。在中国古建筑彩画的各种类型中，长廊彩画是属于苏式彩画的这一种。苏式彩画大约在清乾隆年间也就是1736年到1795年流伟到北方，据说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下江南巡视时，发现苏杭地区的彩画很漂亮，就叫内务府传苏州匠师来北京绘制他们绘制的彩画于是得名苏式彩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创作自由，生活气息浓郁，和图案严谨、齐整划一的殿堂彩画有很大不同。国家文物局 杜仙洲：为什么皇家园林喜欢用这个苏式彩画，因为这个苏式彩画它这个内容比较丰富，色调比较活泼，山水啊，人物啊，翎毛花卉啊，都可以画。苏式彩画属于民间传统工艺技法，古时候并没有什么教科书，这种绘画的托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口传心授而一代代传下来的。我们所采访的蒋 广全、冯世怀两位古建彩画专家是师兄弟，他们的师傅是当年曾画过颐和园长廊彩画的老艺人。蒋广全、冯世怀两位老先生从十几岁起就拜师学艺，对于这门传统技艺深有心得。古建画专家 冯世怀：古建彩画，它属于这个匠派画，那么匠派画，它也有一个徒刑比例，这个徒刑比例关系呢，它口传心授，都是按照口廖来的边疆绝对不是说当今这种写生，西法的这种解剖学，那个推动了古画的意义了。它是形似，在形似之间。你假如说人，画人物，它先从眼睛说，就是“竖三鼻子横五眼”这个头就出来了。然后这头出来了就是“行七坐五盘三半”，就是站着是七个头高，坐着是五个头高，盘阒苏式彩画主要的画面是被括在形似大半贺的轮廓线之内，民间称之为“包袱”画，彩画底子色调多采用砖红，土黄色或白色为基调，基本构成暖色调子。采用分段布图的方法，中间一段画包袱里的图案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等，外边的彩“退”的手法，就是用一层比一层深的颜色画上包袱框，显得非常有立体感。方体图案突出，辅助图案更是显花团锦簇。北京古建研究所 古建彩画专家 蒋广全：建筑彩画它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它需要接受自然环境，大气啊，空气啊。得经久不衰，得经得起晒，所以咱们的古建彩画所用的这颜色啊，必须得用，很多都是用的是矿物质的石色。至今长廊上这些苏式彩画的色彩仍然鲜明饱满。而使用如此鲜艳丰富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颐和园中的建筑彩画处于一个有丰富色彩的山水自然环境中，要从中突出出来，就必须用这样对比强烈的浓墨重彩来层层描画。才能体现皇家富丽堂皇的气派，达到这样鲜明醒目的装饰效果。苏式彩画虽从江南传来，却在北方园林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尽管久经岁月，颐和园长廊的建筑和这些苏式彩画仍然造像万千，古意盎然。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领略长廊的美景奇观。这条独一无二的长廊，代表了中国园林建筑的高超水平，是颐和园内的建筑经典。它的种种精妙之处，我们的节目是说不尽的，只有您去亲身体验，才能更加深入地感受它的美和韵味颐和园长廊的彩绘艺术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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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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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自从我知道中国有一个敦煌开始，就做着有关敦煌的梦。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作为一个匆匆走过世间的短暂生命，饥渴地虔诚地仰望那百世的珍藏。这种梦是懵懂的，灰暗的，也是遥远的。但是，有了梦，便有了希望。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车子离开敦煌，穿过沙漠，向东南行驶20多公里，在一色的沙漠中看到了几处斑斑点点的绿。绿色的后面还是黄沙，还是沙丘。我以为，还要走多远呢，车子进入了停车场。莫高窟就在那里，那几处绿的背后。看到了几座白色的道士塔。再走几步路，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流。迎面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楼，挂着“石室宝藏”的牌匾。后面是不高不大的土丘，也未见穿行的人流，看不到任何的不平常。这就是我梦中的敦煌么？看不到云岗石窟华丽的窟檐，十几米高的露天的佛雕，气势恢宏、华美壮丽。看不到麦积山石窟高耸的山，山岩上蜂窝状的、一盅又盅的窟窿眼，还有石壁上丰腴的、慈目而悲苦的佛像，饱尽沧桑而不腐不朽。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