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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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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是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财政税收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税收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上市公司的相关利益者可以通过会计信息来进行经济决策，会计信息是通过具体的会计实践来反映出会计信息的经济信息的，会计信息质量对于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我国的税收政策，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要加大税收政策的重视程度。
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质量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不断的提升，但是个别的上市公司中会计信息质量水平还不够高，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计信息披露不够及时
企业经济信息按照及时性的要求，要进行及时的披露，为了防止内幕人利用不能够公开的内幕消息进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我国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当上市公司。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重大的事件并不能得到及时的披露。
2.会计信息披露不可靠
可靠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可靠性，但是一些利用会计报表人为操纵利润和会计舞弊的行为依然存在于上市公司当中。有的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采用了虚构交易事项的方式，导致收入虚列、资产虚增的财务问题。有的上市公司还通过新会计准则中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了会计信息披露不可靠。
3.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
会计信息披露充分性也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也可以对会计信息使用者起到重要性的作用，可以达到抑制内部交易和抵抗风险的目的。但是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上市公司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并没有完整的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重点披露的是对上市公司有利的会计信息，对不利于本公司的会计信息采用的是轻描淡写的方法，并没有做出客观的披露，这就导致了会计信息披露不够充分。
4.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
对会计信息的披露要做到认真严肃、规范，利润分配方案一经确定，就不能随意更改，这样更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做出正确的财务分析和评价。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一部分的上市公司不能够在年底做出详细的财务报告，或者披露上存在着漏洞，误导了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
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会计信息可靠性和可比性的影响
(1)所得税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靠性影响
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33%降低到了现在的25%，相对于原来企业所得税适用15%和24%的企业来说，其税负是有所提升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税负，企业缴纳税款后的可分配利润也会受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上市公司税后可分配的盈余在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后，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在同一起点上公平竞争，企业所得税实现了统一税率25%，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2)所得税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影响
所得税实际税率通常可以表示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也可以用ETR来表示所得税实际税率，统一的25%企业所得税税率促进会计信息披露可比性的提高，但是企业名义所得税负担和实际所得税负担存在着差异性，ETR与公司名义税率不同，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不能够通过法定税率来真实的体现，同时在不同税制的下的税率之间的可比性较差。企业所得税税率越高，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的难度就越大，提高了上市公司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的机率，这就会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可比性。
2.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会计信息可靠性和可比性影响
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可比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上：
(1)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
一方面，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对符合国家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将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要求取消，对符合技术转让条件的所得，可以享受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上市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在科研产品的开发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提高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两税分制的情况下，在投资公共项目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政策，但是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下采用了“三免三减半”的政策，这就代表了内资企业在投资这样的项目的同时也会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的税收政策会减少上市从事的企业所得税，提高上市公司的利润，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可以有效的降低上市公司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2)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
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以下特点：①根据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对符合国家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将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要求取消。②税收优惠方式存在着差异，有的实行减半征收，有的实行减税或者免税，有的实行的是减按15%的税率征收。③上市地点存在着差异，在1993年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在香港上市的9家企业，可以按照15%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虽然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会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中得到提高，但是从以上差异来看导致了企业税收负担的差异性，对上市公司净利润信息和企业所得税费用信息的可比性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所得税会计核算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所得税会计核算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可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量采用应付税款法，降低了会计信息决策的有用性，首先在应付税款法中损益表的收入和费用配比性较差，其次应付税款法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在应付税款法中并没有考虑到暂时性差异的纳税影响，再次在应付税款法可以导致在财务报告中的法定税率和实际税率不一致;最后应付税款法不能够反映出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金额的影响，造成会计信息使用者不能够根据会计信息来预测企业未来发生的所得税费用。
另一方面方法的多样性，导致了信息质量的可比性下降。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所得税会计已经与国际惯例向接轨，纳税影响会计法和应付税款法是可以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上使用的方法，多种方法的选用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可比性。
四、增值税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增值税对会计信息可靠性与可比性的影响
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了消费型增值税，在现行增值税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些相关的不得抵扣购进设备进项税额的规定在增值税条例中进行了修改，修改后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这样的修改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一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其中主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值税对可靠性影响
一方面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在增值税转型之前，其进项税额是不可以抵扣的，但是在转型之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将其进行全额抵扣，当销项税额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应交的增值税额就会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保持初始投资额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会受到增值税支付的影响，即会随着增值税支付的减少而上升，并且也降低了以后年度现金流量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影响程度也会逐渐提高，现金支出在投资当年会有很大提升。
(2)增值税对可比性影响
在增值税刚开始转型的时候，上市公司的投资受到了消费型增值税的影响，上市公司新购买的固定资产增值税可以得到一次性全额抵扣，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有所上升。但是上市公司日后的利润受到增值税的影响很小，而是受到了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和投资回报与财务费的影响。上市公司新增规定固定资产的每期提取的折旧额在消费型增值税的影响下有所下降，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和营业利润，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上市公司最终的净利润也会得到提高。上市公司利润表会受到增值税转型的影响产生很大波动，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也会较差。
2.增值税会计核算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在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却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问题，增值税会计核算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主要有以下影响：
(1)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从存货方面来看，当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并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候，实际支付的是货物的买家、增值税以及采购费用，按照现行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存货成本包括了货物的买价和采购费用，“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记录了购买货物的增值税，从中只可以反映出存货实际成本中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企业购入存货的进项税额可以从存货成本中剔除，这显然不符合历史成本计价的原则。
(2)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首先有的企业存货是按照价税合一的方法进行会计核算，有的是按照价税分离方法进行会计核算的，这显然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其次当一般纳税人在购入存货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其成本可以按照价税分离的方法进行核算，然而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无论是否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存货成本的会计核算方法采用的是价税合一的方法，这就导致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存货计价方法的可比性较差。
五、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从上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会受到税收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上市公司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一方面上市公司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之一，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可以对内部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降低员工徇私舞弊问题发生的机率，避免发生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发生，提高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另一个方面要不断强化内部控制的手段，其中内部审、权责划分、实物控制是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企业各部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进一步实现对经济活动的监督，提高企业会计信息收集、整理、记录、汇总的完整性，促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的提高。
六、总结
综上所述，会计信息使用者在利用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信贷决策和投资决策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到管理当局的利益动机、会计规范体系，更要考虑到税收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断的在实践过程中调整信贷决策和投资决策，这样才能在我国税收政策日益成熟的条件下，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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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税收入管理的问题及改革思路
在政府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能够健全公共财政职能，另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当前最为主要的财政改革，虽然在改革的十几年时间内我国非税收入种类得到增多，规模得到扩大，但是从整体角度探析，非税收入管理仍旧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需要加强分析。
一、现阶段财政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非税收入属性的认识
当前，伴随着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深入发展，非税收入已经在我国各个部门中得到应用，但是却没有落实到位。现阶段很多行政事业性收费散落在各个部门之间，如此一来则会导致非税收入管理主体变得比较模糊。甚至有部分人对非税收入的基本性质以及属性缺乏认识与了解，认识本单位所收取的费用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应该属于自有资金，对将资金上缴给政府部门存在抵触心理。
(二)收支单位不同步，利益分配不均衡
目前在资金安排上经常会出现多收多支与少收少支的现象，将资金上缴的时候因缺乏比例分成的方式，导致出现执法不严的严重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会阻碍我国财政体系的完善，并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秩序整顿造成制约与阻碍。
(三)征缴环节漏洞颇多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票据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在使用的时候比较繁琐以及复杂，因相关部门缺乏监督与管理，或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单位在征缴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漏洞，比如出现转借、转让以及丢失的现象，还有部分员工在填写票据的时候不仔细，内容不齐全，甚至出现私自印刷非法票据的现象。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地区的单位虽然依据政府要求设置过渡性账户行坐支行为，但是却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导致少征与漏征现象层出不穷。
二、非税收入管理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从整体角度分析，我国非税收入占据财政总体收入的30%以上，部分地区所占据的比例更多，非税收入的作用十分明显，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的建设，弥补事业单位资金所存在的缺陷等，但是因为非税收入管理具有行政性，缺乏法制性，导致非税收入管理出现混乱现象。当前非税收入管理所依靠的法律法规仅为《预算法》，无法真正将非税收入形成完善的法制体系。
(二)受到部门利益的驱使
在诸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受到财力的限制便会采取定额包干的方式，导致部门人员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胡乱征收费用、坐支收支、私自设立过渡账号，这种情况不仅导致非税收入管理呈现出无序性，并且也会出现违法乱纪现象。
(三)缺乏有力的监督与检查
当前，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得到应用，并且财政、审计、物价等相关部门也会进行检查，但是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违纪现象处理起来比较困难，还有一种情况便是财政部门在处罚的时候仅仅局限在罚款等方面，正是由于处罚力度较轻，才会导致诸多不合规现象的发生。
三、非税收入管理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工作
我国财政部门作为主要的非税收入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可以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载体进行宣传，让人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非税收入管理的重要性，另外还需要加强对征收机关等部门的宣传与培训，让政府人员可以对非税收入管理的意义有所了解，并明白非税收入不是自有收入，是一种统一管理的形式。
(二)实施以票控费
相关部门需要在自身发展基础上积极构建以票据为手段的检查、核查制度，保证实现票据与项目、收入、检查的有机结合。另外在对票据监督管理的时候，需要督促各单位能够及时将资金上缴给国家。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构建财政票据使用、核销的管理体系，尽可能的将以票控费的作用进行发挥。
(三)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
积极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是当前财政部门的主要内容，可以构建“金财工程”平台，积极建立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将各项信息进行集中管理、整合，比如项目管理、票据管理、账户管理等，如此一来能够实现非税收入信息化发展与网络化发展。当然，还要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转变传统模式下所形成的收费征缴模式，加强财政部门、银行以及各单位对非税收入收缴的透明性，保证资金的完整性。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监督与管理
我国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物价部门需要将日常管理与年度检查相互结合，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查处，并依据违规现象制定合适的处罚，保证检查工作不会流于形式。另外还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收费秩序进行管理，保证收费秩序的稳定性，保证监督检查的整体质量，只有真正做到如此，才能保证非税收入的完整性。
(五)加大清费治安工作
现阶段各个地区财政部门依据上级文件将非税收入管理列入重点管理范畴之中，但是仍旧会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尤其在改革的不断深化下，我国已经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所以在此发展背景下需要取消“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并减轻企业与社会的负担，尽可能的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税收入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在改革中我国财政部门需要将自己的工作作风进行转变，对非税收入管理政策进行落实，积极落实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取消“按照比例返还”的传统做法，保证非税收入能够上缴给政府部门，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非税收入管理朝着科学化、法制化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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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如何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如何处理好区财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区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 一、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匮乏，财力有限，财政与地方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种矛盾，地方财政的充实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培育和壮大财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区政府必然选择。但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经济发展，如何以有限的财力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客观上取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地方政府承担着生产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职能，财源建设思路侧重于单个的财源建设项目，主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并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增加GDP进而增加税收和利润，这种方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逐步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退出的要求不符，与公共需要的要求不相吻合，并且使有限的地方财力分配更加捉襟见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财源建设思路应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和公共财政的性质，着重于宏观整体发展。由于财源建设具有公共性、间接性的特点，财源建设的主体为各类市场，而不是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因此，地方财政应积极转变支持经济发展的思路，采取新的手段和措施实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发展。一是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以财政政策工具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二是改变财政主体型投资方式和直接支持竞争性企业的作法，采取间接支持方式、以诱导型投资特别是财政贴息促进民间、企业主体性投资，努力扩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带动社会投资跟进增长。三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四是致力于提高区域公共服务能力，以转移支付的财政分配体制和降低财政运行成本的思路，帮助解决区乡财政运转困难，释放区乡政府的吃饭与发展矛盾交织问题。五是区乡政府以及省市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职能，各级财政都应尽力体现政府职能和及时跟进而提供财力保证。� 二、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调整和理顺财政体制关系，统一财权与事权，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头绪很多，错综复杂，困难较大，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区乡政府权责不清、职能不明，导致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政府间利益冲突加剧。财政体制作为体现各级政府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协调政府间关系和体现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理顺财政体制，首先，必须健全区、乡政府职能，还权于区乡政府。区域经济良性发展需要区乡政府增强从总体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统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能力。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前区乡政府的这些职能不是在增强而是削弱。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对区乡政府的职能作用进行重新研究和界定，在取消和转化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职能的同时，赋予区乡政府应有的行政职能，建立起确保这些职能正常运行使的组织体系，切实改变“短腿政府”、“残废政府”的现状，使区乡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够充分发挥不可替代的“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在政府职能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不断地调整和理顺政府间财政体制，不仅要合理确定区乡财政收支内容，赋予区乡政府必要的财权，还要配套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充分调动区乡政府拓展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发挥财政投融资导向作用，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区域经济，资金启动必不可少。而财政资金支持是有限的，因此，发挥财政导向作用，吸纳社会闲散资金，逐步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较为重要的。具体来说，一是要改变过去只注重直接投资和减税让利等传统发展模式，在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和健全财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增加政府可支配财力，增强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在满足基本支出需要的基础上对区域经济实施引导性扶持。二是要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尽量减少财政直接投资，做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行为，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用活经营管理政策激发民间资本投入，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对民营经济发展实行不定规模、不限项目、不设门槛、不控制行业；利用奖励政策对在外科技人员、打工人员、大中专学生回当地领办、创办民营工业企业和投资经商，其征地、办证、子女入学、转户等一律从简和享受优惠等等。三是要用好财政贴息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粘合作用，使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导向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及国外资本投资技术创新领域、基础产业领域、特色农业和效益农业，推动产优化升级，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高度合理化。四是要将财政资金集中投向能带动其他投资主体和产业较大效益的关键环节上，使之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五是要有选择地运用加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如对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可对特定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包括减免土地使用费和允许企业在投资项目周围一定区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对符合产业结构要求的企业技术改造，实行投资抵免税的方式，支持企业再投资。要打破所有制和“身份”界限，积极鼓励发展民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投资农、林、牧业和国有企业改革。� （三）转变职能和理财思路，营造公平竞争机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待遇。财政部门应随着政府工作提速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制定政策、建立规章和改进公共服务手段，规范财经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政府也应转变观念，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应转变观念，在市场的大潮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财政还应转变职能和理财思路，从更高层次上支持企业发展。一方面，应为政府当好参谋、把好关，不能随意出台或变相出台减免税的政策；另一方面，应严格按政策办事，切实把国家的政策落实到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一是要认真执行国家法规、政策，所有减、免税项目到期都要恢复征税，不能在税收优惠上重放轻收。二是应对现行财税法规政策中不合理部分进行清理，该取消的取消，该放心止的废止。三是地区间不应搞优惠政策上的攀比竞争，区域性、暂时性的优惠政策容易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市场环境，难以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四是改革税收计划和执行方法，使税收的增长真正建立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四）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完善财政运行机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1、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首先，要继续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改进和规范预算编制，实行“零基预算”编制方法。结合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的管理，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其次，加快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减少资金动作环节，从机制上防止截留、挤占和挪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第三，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政府各部门的采购性支出，如各种办公用品、设备、公共设施及政府所需的其他劳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购买，实行政府统一采购。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使政府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 2、进一步规范财政供给范围，提高财政支出效益。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将财政资金逐步转移到满足公共需要上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①要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人员经费支出项目过乱的问题，规范人员经费供给。做好定编定岗定员工作，严格控制人员经费。②结合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将事业单位划为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等类型，并对其实行不同的财政补助政策。对经营型的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考虑其收入条件和能力，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要加大支持力度，保证科技、教育、社保、农业、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项目支出的需要。③逐步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为企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环境。④采取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既促进技术进步，又增加就业机会。⑤财政投资要强化成本效益观念，建立一套评估的体系和方法，对各项投资预算支出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考核，确保投资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区级财力水平。省、市财政都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对区级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区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所得税改革以后，中央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也应主要用于区级。同时，调整专项资金分配结构，集中一部分财力用于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强区级政府可支配财力，提高其履行基本职能的能力，使区级政府有一定的财力来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1）支持西部大开发。一是增加建设资金投入。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时，充分体现对西部地区的支持等。继续保持用长期建设国债等中央建设性资金支持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二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三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水电的实际税赋进行合理调整，支持西部地区水电发展。四是建立和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提高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逐步使其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新增财政收入用于支持农村教育发展的部分向西部地区农村倾斜，支持中小学校建设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国家继续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措施上给予倾斜，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六是加大各类科技计划经费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逐步提高科技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数额。国家安排的补助地方文化设施建设、广播电视建设投资和文物经费，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和邮政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农村普及电信和邮政服务。（2）支持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一是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试点，有步骤地剥离重点大企业办社会职能，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妥善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老工业基地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优先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计划。二是对部分企业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给予豁免。对资源开采衰竭期的矿山企业，以及对低丰度油田开发，在地方具备承受能力的条件下，适当降低资源税税额标准。对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实施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缩短无形资产摊销期限、扩大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三是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环保等领域的专项资金安排，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四是外国投资者并购和参股改造国有企业，原国有企业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的历史欠税，按照规定条件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豁免。五是凡符合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东北地区外商投资项目，可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除按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外，对经核准的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中心，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耗材、试剂、样机、样品等可按现有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3）支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一是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制度，继续安排资金支持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财政加大对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旱作农业的投入。二是落实对内资重点龙头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业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三是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四是国家对优势企业的联合、重组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加大对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通过科研投入、工程设备采购以及税收政策等，支持重大成套装备技术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五是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选择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增值税转型、厂办大集体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比照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给予支持。支持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加快经济转型，培育、发展循环经济和接续产业，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对重点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破产、分离办社会职能、职工安置、沉陷区居民搬迁给予扶持。六是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强县级政府面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七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集中连片开发，增加支援欠发达地区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的投入，在扶贫开发、金融信贷、建设项目安排、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对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行蓄（滞）洪区等特殊困难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八是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大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财政学的多元化特点要求财政学教学方法必须更加多样化,并且不断革新,与时俱进。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援。在国际新形势下，发展战略性产业已成为时代的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低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企业要想顺利完成转型，就需要有效的财政政策的支援，而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的支援和引导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有些产业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不少成就，有效提高了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其核心问题就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所进步，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技术创新并没有跟上脚步，这一环节的落后直接影响新兴产业迈上新台阶，制约著其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很多企业盲目投资新兴产品，没有对其合理评估，造成各方面的浪费。因此，在欢呼新兴产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不足， *** 也要引起注意，积极力量鼓励科技创新。
二.我国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
1.财政直接投资我国对于新兴产品的投入大部分是通过拨款给相关企业实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援，甚至是依赖于科技创新，而技术创新往往在有其前沿性的同时也有风险性，导致这样的产品在研制前和投入生产时集资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 就要出面提供相应资金保证产品顺利研发。
2.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一项政策，主要包括相对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等，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通过补贴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通过补贴鼓励公司坚持发展新兴产品，投入更先进的技术，逐渐调整资源配置结构，使新兴产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3. *** 采购 *** 采购这一财政政策有其独特的意义。通过 *** 采购可以直接改变市场需求，高需求量可以使得相关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且 *** 采购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产品成本， *** 企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影响新兴产业格局。这一手段也可有效阻止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在市场上扩散。
二财政收入政策
财政收入政策包括税收和国债等。一般是通过对新兴产品企业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实行减税甚至免税政策，增加员工的收入，降低企业执行成本，引导企业重视新兴产业，加大对其的投资，逐步提升新兴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我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投入力度不够
近几年来，国家也意识到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财政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支援，可是这与实际需求还有一些差距。企业完成转型，转向向新兴企业投资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挑战，要想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顺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援。而在我国，对新兴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投入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二采购政策效果不佳
*** 采购对于推销新兴产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市场需求，使产品更快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而我们国家的采购政策还不是很成熟，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采购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效率低下，并没有向预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品采购有限，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影响较小，对需求结构的改善有其局限性，不能很好地带动新兴企业的发展，使企业主动转型向新兴产品投资。
三税收政策有待改善
税收政策对调整资源配置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实际效果不尽人意。税收政策范围太广，太过笼统，没有具体到哪些产业和哪些环节，无法达到真正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标。战略性产业在发展初期，尤其是产品研发初期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不仅需要大量启动资金，产品效果还未知，无法保证，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就会给企业很大支援，而我国这方面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还需要根据企业实际需要作出改善，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额、真正对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有所帮助的税收政策。
四.总结
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我们国家要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就要强化创新意识，坚持发展新兴产业，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毫无疑问，新兴产业的顺利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援。只有国家对其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力度，才能保证企业自主创新，改进技术，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 *** 要意识到财政政策对其的关键性作用，在实际实施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改善，给新兴企业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保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为前提，旨在转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降低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少能源的浪费，降低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则是指 *** 为了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使用的一些政策激励手段，它不仅保障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对低碳经济也起著调节以及引导的作用。最近几年以来， *** 出台了很多财政方面的政策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多积极效果。但是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现有的财政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必须对促进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一、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财政政策
最近几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关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支援政策
***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支援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中财政奖励资金的投入，奖励资金的额度是按照专案工程中节能技术改造以后，在实践中取得的节能量以及根据有关规定的标准确定的，这种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节能技术改造的动力，带动低碳经济发展。二是鼓励节能产品的研发以及惠民，比如说一些高效的节能照明产品的研发与使用，不仅减少了居民用电额度，也降低了能源的浪费。三是加大对再生节能材料利用时的补助，比如说，国家增强对于再生节能建筑材料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补助，对这部分企业贷款贴息，或实行相应的奖励政策。
二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支援政策
该政策主要是针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而言的，旨在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进一步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如对“金太阳”工程实行财政上的补贴;国家对“太阳能屋顶计划”的财政支援;对风力发电工程设定专项的财政资金;对秸秆回圈利用实行的财政补助;对节能汽车或者新能源汽车在推广使用环节的财政补助政策等。
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制定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调整，带动了我国能源的利用率，推动了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但是，从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总体目标而言，目前的财政政策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首先，财政支援的投入力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国家要想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家对于节能环保技术以及新能源研发与利用技术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援力度仍然较低，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财政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国家还需要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与支援的力度，以便使低碳经济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之中。其次，现在的财政政策很多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引导，我国目前没有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财政政策体系，有关资金与担保方面的市场引导机制不够健全，这就容易造成财政政策的制定脱离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造成财政资金利用率偏低、针对性不强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我国目前也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节能服务体系，这都不利于财政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次，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国家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但是因为资金管理的组织机构不健全，资金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所以在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以及行政审批等环节存在很多的漏洞，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甚至存在专项资金挪用的现象，导致很多节能工程无法正常的运转。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管理
为了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资金的投入与管理。一方面， *** 要加大对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这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对低碳经济的财政投入中，应该重视有关节能减排、开发清洁高效能源、改造低碳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投入，从而为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长期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 *** 要加强有关低碳经济专项资金的管理，保证资金合理的使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低碳经济持续发展。此外， *** 还要明确财政资金支援的重点领域，不断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如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扶持力度，多开发一些低碳技术，优化能源利用结构，支援一些低耗能以及清洁能源企业的发展;要重视一些污水管理、新能源开发、环保等方面的工程建设，推动原有的大型企业以及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改造等。
二完善财政补贴细则，引导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利用国家财政补贴机制，引导企业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所以，各地必须针对当地的实际，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的具体细则。一是要利用财政方面的补贴，给予企业有关环境治理费用以及稀缺资源保护费用方面的补贴，从而引导企业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资源的节约;二是对于一些开发使用清洁能源、对废物实行回收再利用的企业，进行贷款贴息;三是对自觉进行污水、排放气体治理的企业，在其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四是对使用的清洁能源要进行价格上的补贴;五是对企业能源、节能减排等技术方面的改造给予补贴。除此之外，利用国家财政补贴，引导地方 *** 在公交、私人汽车、计程车等汽车领域积极推广清洁能源以及节能汽车，也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三健全与之相关的财税制度
针对目前我国环境保护以及节能减排的实际状况，应该加大对现行税收制度的调整以及完善，形成对财政政策的有效补充。对此，要积极研究制定有关环境方面的税收政策，实行环境税与碳税等新型的税种，保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的。第一，要对那些使用之后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消费税，并且提高这些产品的税收征收标准，以资源的稀缺程度来制定产品的单位税额。对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并且稀缺性较大的产品要提高征税比例，以此来提高对于这些能源的利用效率，避免资源的浪费。第二，要开征碳税，碳税的征收不仅有利于资源的节约使用，提高利用效率，也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免加剧温室效应。
四制定能源价格财政补偿机制
为了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我国应该把能源直接引入市场机制，并且根据市场中的价格规律以及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能源的价格进行有机的调节，最终让环境的成本能够在市场的价格中反映出来，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能源价格体系。伴随着能源价格体系的建立， *** 部门要进一步建立起科学的有关能源成本的核算体系，使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定价机制更加完善，让其可以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国际市场中的价格变化情况，以及在国内市场中能源的供求平衡状况。在此基础之上，国家要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的财政补偿机制，即通过财政政策上的优化，鼓励开发与优先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当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价格过高时，要实施财政补偿，减少劣质煤、劣质油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能源，以促进我国能源结构的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于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做好相关的工作，不断健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完善环境与能源方面的相关机制，就一定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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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税收政策的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税收政策的相关论文篇一 《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 摘 要：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扶持中小企业就变成了政府的重要政策，其主要宏观调控手段就是通过税收政策。本文结合自己的工作 经验 ，谈谈现阶段对中小企业所实施的税收政策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几点浅薄的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地位和作用;存在问题;建议 在我国，中小企业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和社会的需要，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都是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小企业蓬勃发展，解决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使税收迅速增长，城乡建设开启了新的局面。虽然中小企业为国家为人民带来了很多益处，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资金的投入、人才引进欠缺，资源无法得到很好的利用等问题，使得中小企业成为了弱势群体，非常需要国家政府部门伸出援助之手，多制定一些扶持政策，虽然目前政府部门已经采取了很多 措施 ，但是税收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功能和积极作用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1 目前中小企业税收政策中的缺陷 增值税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现行的税法中，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两种。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额是按照所销售的货物或者是应税劳务并按照规定税率进行计算征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销售货物的增值税所需的专用发票不能自己开，要是企业需要，必须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然后代开，应纳税额是销售额与征收率的乘积。这种税收政策给中小企业的纳税人会增添很多税收方面的负担，隐形抬高了时间成本，很多购货方没有足够的进项税额抵扣就不愿意购买中小企业的货物，那么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就会滞销，卖不出去，导致资金周转不开，阻碍发展甚至停产倒闭。 所得税中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税法，对于企业类明文规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五，中小型企业为百分之二十，需要国家重点扶持有关高新技术类的企业是按照百分之十五来征收所得税的。但是规定了中小企业的范围条件：工业企业，每一年度要缴纳的所得税总额不超过三十万，企业内的从业人员不能超过一百人，并且总资产不能超过三千万;其他企业，一年度要缴不超过三十万的所得税，企业内部员工不能超过八十人，必须是不超过一千万的总资产。但是从上面的规定范围看，政策中能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只是一少部分企业，形式单一，并且一些需要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是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固定资产进行折旧计算时 方法 单一，并有着较长年限。现在的税法中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使用的计算方法是直线法进行准予扣除，企业的生产设备折旧年限最低为十年。但现实中因为科技更新换代较快，设备的更换频率提高，那种单一的直线折旧法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的步伐，可是如果用加速法进行折旧计算或者是把折旧年限进行缩短，纳税人就得提出申请，由主管税务的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逐级上报给国家税务局进行审批，这样做程序很复杂，现实操作更是困难重重。现行税法规定对于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并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以及将企业未分配利润直接转增资本的部分，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加重了扩大投资的税负，影响中小企业股东再投资的积极性。 中小企业没有充分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国家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源优化型企业等虽然已经制定了很多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部门没有完全落实国家的税收政策，相关媒体也没有对税收政策进行大力宣传，最后导致部分企业因为不知道或者是了解不全面而没有享受到国家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更不知道如何来办理流程，所以在实际中没享受到国家税收方面优惠政策的企业太多。 2 改进税收政策的几点建议 建立较为稳定的税法体系，提高宣传力度和税法的落实度 要尽量避免现在税法中任意增添文件、随性篡改条例与细则，导致税法不稳定的弊端。同时当出台新的一种税法时，有关部门必须重视，做好宣传和讲解，比如媒体和报纸等，税务机关部门还应该考虑到对企业的管理者、企业中的财务人员组织定期学习或者是培训，使得税收的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户，人人知晓。 完善增值税制度 ①对于小企业的纳税人适当放宽自开增值税方面专用发票的权利，要是小企业的纳税人在生意来往中必须要开增值税发票，并且能够及时提供很完整和准确的必备纳税资料的企业，应该允许他们参照一般纳税人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开具发票，取得发票的购货方也允许抵扣进项税，以保证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 ②按照每个区域的实际经济水平情况，授权各地可以适当去调整中小企业纳税人的起征点。我国地域广大，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相差较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这一特点，授予各省市自治区一些特权，结合当地的实况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行调整本地方中小企业纳税人的起征点，达到减轻纳税人负担的目的。 改革所得税制度 ①尽量缩短固定财产在折旧上的年限，可用折旧加速法，提升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如今科技发展飞速猛进，形式多样，要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使用新技术，购买高科技设备，这样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日本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折旧法很灵活，第一年能计提的折旧为百分之三十，可以缩短新兴产业的折旧期限，能缩到四到五年。我们国家也可以借鉴外国的先进做法，在折旧年限上多结合当前的形势，适当缩短。 ②要想中小企业更好的发展，就要多鼓励自有资金的大量投入，然后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政府部门要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在一定的时期内减免税收或者是低税率，促使中小企业发展。 完善税收征管，优化服务体系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整改纳税服务体系，适当进行优化，比如简化申报手续，根据实情设置征管期限，多为中小企业的利益考虑，创造好的纳税环境。制定措施时应周全考虑，细化方案，并多做 市场调查 ，结合实情对症下药。还可以建立税收辅导班，号召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账务人员参加培训。 3 结语 总的来说，正确的税收政策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帮助人们提升生活水平，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税收政策的相关论文
财政税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税收政策是我国进行市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调节财政收支平衡。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财政与税收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非税收入管理的问题及改革思路
在政府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能够健全公共财政职能，另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当前最为主要的财政改革，虽然在改革的十几年时间内我国非税收入种类得到增多，规模得到扩大，但是从整体角度探析，非税收入管理仍旧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需要加强分析。
一、现阶段财政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非税收入属性的认识
当前，伴随着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深入发展，非税收入已经在我国各个部门中得到应用，但是却没有落实到位。现阶段很多行政事业性收费散落在各个部门之间，如此一来则会导致非税收入管理主体变得比较模糊。甚至有部分人对非税收入的基本性质以及属性缺乏认识与了解，认识本单位所收取的费用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应该属于自有资金，对将资金上缴给政府部门存在抵触心理。
(二)收支单位不同步，利益分配不均衡
目前在资金安排上经常会出现多收多支与少收少支的现象，将资金上缴的时候因缺乏比例分成的方式，导致出现执法不严的严重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会阻碍我国财政体系的完善，并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秩序整顿造成制约与阻碍。
(三)征缴环节漏洞颇多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票据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在使用的时候比较繁琐以及复杂，因相关部门缺乏监督与管理，或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单位在征缴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漏洞，比如出现转借、转让以及丢失的现象，还有部分员工在填写票据的时候不仔细，内容不齐全，甚至出现私自印刷非法票据的现象。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地区的单位虽然依据政府要求设置过渡性账户行坐支行为，但是却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导致少征与漏征现象层出不穷。
二、非税收入管理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从整体角度分析，我国非税收入占据财政总体收入的30%以上，部分地区所占据的比例更多，非税收入的作用十分明显，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的建设，弥补事业单位资金所存在的缺陷等，但是因为非税收入管理具有行政性，缺乏法制性，导致非税收入管理出现混乱现象。当前非税收入管理所依靠的法律法规仅为《预算法》，无法真正将非税收入形成完善的法制体系。
(二)受到部门利益的驱使
在诸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受到财力的限制便会采取定额包干的方式，导致部门人员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胡乱征收费用、坐支收支、私自设立过渡账号，这种情况不仅导致非税收入管理呈现出无序性，并且也会出现违法乱纪现象。
(三)缺乏有力的监督与检查
当前，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得到应用，并且财政、审计、物价等相关部门也会进行检查，但是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违纪现象处理起来比较困难，还有一种情况便是财政部门在处罚的时候仅仅局限在罚款等方面，正是由于处罚力度较轻，才会导致诸多不合规现象的发生。
三、非税收入管理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工作
我国财政部门作为主要的非税收入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可以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载体进行宣传，让人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非税收入管理的重要性，另外还需要加强对征收机关等部门的宣传与培训，让政府人员可以对非税收入管理的意义有所了解，并明白非税收入不是自有收入，是一种统一管理的形式。
(二)实施以票控费
相关部门需要在自身发展基础上积极构建以票据为手段的检查、核查制度，保证实现票据与项目、收入、检查的有机结合。另外在对票据监督管理的时候，需要督促各单位能够及时将资金上缴给国家。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构建财政票据使用、核销的管理体系，尽可能的将以票控费的作用进行发挥。
(三)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
积极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是当前财政部门的主要内容，可以构建“金财工程”平台，积极建立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将各项信息进行集中管理、整合，比如项目管理、票据管理、账户管理等，如此一来能够实现非税收入信息化发展与网络化发展。当然，还要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转变传统模式下所形成的收费征缴模式，加强财政部门、银行以及各单位对非税收入收缴的透明性，保证资金的完整性。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监督与管理
我国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物价部门需要将日常管理与年度检查相互结合，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查处，并依据违规现象制定合适的处罚，保证检查工作不会流于形式。另外还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收费秩序进行管理，保证收费秩序的稳定性，保证监督检查的整体质量，只有真正做到如此，才能保证非税收入的完整性。
(五)加大清费治安工作
现阶段各个地区财政部门依据上级文件将非税收入管理列入重点管理范畴之中，但是仍旧会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尤其在改革的不断深化下，我国已经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所以在此发展背景下需要取消“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并减轻企业与社会的负担，尽可能的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税收入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在改革中我国财政部门需要将自己的工作作风进行转变，对非税收入管理政策进行落实，积极落实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取消“按照比例返还”的传统做法，保证非税收入能够上缴给政府部门，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非税收入管理朝着科学化、法制化道路前进。
>>>下页带来更多的财政与税收论文
1、会计研究
《会计研究》杂志创刊于1980年3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期刊，是CSSCI来源期刊中惟一的会计类学术期刊，是学术界公认的会计学权威期刊。主要读者对象：国内外会计理论、实务、教研工作者。
2、财会月刊
《财会月刊》创刊于1980年3月，是由武汉出版社主管，武汉出版社、武汉市会计学会主办的经济类学术刊物。
截至2018年11月，《财会月刊》编辑委员会共有顾问71人，编辑部共有编辑7人。
3、农村财务会计
《农村财务会计》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主管，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主办的，融政策性、知识性、针对性、实用性于一体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农村财会期刊。
4、中国审计
2008年度核心期刊 《中国审计》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主管，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主办的中文核心类学术期刊；是一本反映国家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及经济法规最新动向的专业学术期刊。
5、财会通讯
《财会通讯》创刊于1980年，分综合版、学术版、理财版三类，是我国会计重点学科财经院校认定科研成果、教师职称评定学术成果的主要刊物之一。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全国十大财会名刊和湖北省优秀期刊称号。
6、审计研究
《审计研究》是由审计署主管、中国审计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权威性审计学术刊物，是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
7、会计与经济研究
本刊是一份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注重理论经联系实际，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坚持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服务于教学与科研的经济类专业性刊物。
杂志类：《财会月刊》、《会计师》、《财会学习》、《中国税务》、《财务总监》。
《财务与会计》是财会专业月刊刊物。宣传党和国家有关财会工作的方针、政策，围绕财政部的工作部署，研究财会工作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交流财会工作经验，普及财会知识。
报纸类：《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金融报》、 《中国税务报 》、《中国财经报 》、《中国证券报》
中国会计报》是由财政部委托中国财经报社主办的全国唯一一份财会专业报纸。致力于宣传我国财会各项方针政策，以提高全国财会人员素质，促进我国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规范财会管理工作、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目标。
会计之友办刊条件
栏目方向
主要栏目
《会计之友》设有考前辅导、政策法规、电算网络、国库集中支付、财富人生、总会(CFO)理财、跨地区营销理财、东风理财、专家论坛、研究生园地、博士观察、理财导航等栏目。
刊登内容
主要介绍财会工作经验、会计理论和业务技术基础知识，开展学术交流，介绍国内外会计学术的新动向、新成果和新的信息处理方法，反映财会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会计之友
这个我晓得，嘿嘿《财政研究》，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政学会办的，专业性第一《财贸研究》，社科院财贸所办的，并列第一《中国财政》，财政部办的，官方刊物，也有一些理论性文章以下是财政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名单，发论文是加分的噢：税务研究 财政研究 涉外税务 税务与经济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财经论丛 当代财经 财经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 财经科学 中国税务 财政监督
1、《财务与会计》
《财务与会计》是一份面向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实务的综合性财会专业指导刊物。主要宣传党和国家有关财会工作的方针、政策，围绕财政部的工作部署，研究财会工作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交流财会工作经验，普及财会知识。是一份面向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实务的综合性财会专业指导刊物。
2、《会计之友》
《会计之友》杂志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财会杂志，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为旬刊，一级期刊，是全国中文会计类核心期刊。
3、《中国金融》
《中国金融》创刊于1950年，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中国金融出版社主办的金融财经类刊物。主要报道金融改革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探讨经济、金融理论问题，交流各地金融工作经验，介绍国际金融动态。
4、《财会学习》
《财会学习》杂志旨在反映财经领域的科研成果，研究财经理论，探讨财经问题，提高财会人员业务水平。《财会学习》杂志一贯秉承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遵循办精品财会期刊的理念。
5、《中国税务报》
《中国税务报》是税收宣传的主渠道、主阵地。《中国税务报》在及时传递国家税收政策、法规、提供各税收和经济信息的同时，在报道内容上坚持社会化方向，贴近市场，贴近百姓。立足税收，置身经济，面向社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财务与会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会计之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金融
参考资料来源：财会学习杂志-《财会学习》杂志期刊简介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税务报-报纸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