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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的建筑，分传统式和现代式，但二者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尤其是以纳西人源远流长的建筑思想作为主线，贯穿始终。
纳西族的建筑古朴典雅，丽江古城的四方街最具代表性。整个建筑群都是土木结构的瓦屋，建筑上的门窗、牌楼上有精工细雕的图案，题材丰富，线条生动苍劲，形象栩栩如生，显示了纳西民族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情趣。丽江古城有“东方的威尼斯”的美誉。
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则以整根圆木堆垛成壁，用树块劈成板做瓦，井干式的造型，整幢房屋不用一颗钉子，也不用砖瓦，不仅冬暖夏凉，还特别防震。四合院直观地反映其婚姻形态、家庭组织和宗教信仰，是母系社会的一种形式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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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在《祭祀建筑和村寨神》的经书中就把建筑和村寨神分为上古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中间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和下面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在纳西族东巴教的经书中只有祖先和建筑神才有这种分三个阶段的说法。
建筑和村寨神为什么会分为三个阶段，经书中所说的村寨和建筑有没有今天我们居住的房屋呢，因为经书记载年代的纳西族建筑还不是现在的样子。我通过查阅东巴经书和观察现在的纳西族村寨建筑。
一、纳西族民居建筑的发展流变纳西族的居住建筑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可分为巢居、洞穴、窝棚（风篱）泥式建筑、井干式木楞房、土木结构瓦房、砖瓦钢混结构的七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分可分为以丽江古城为代表的古镇民居、以坝区为代表的农村民居、以山区为代表的木楞房民居，以永宁纳日人为代表的母房民居。大多以木楞房、草房为主，普遍地兴建楼房是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东巴经书中有巢居、洞穴居、窝棚居的记录，这与人类建筑起源是一致的。至今纳西族一些偏远地方仍保留有古老的居住形式，如在四川左所纳日人中就有风篱式的建筑：在四周垒以土块，辅以木架，上覆木板或草，中设火塘。（见图）从古老的纳西象形文字看，“房”、“屋”的书写形状中就可以看出，纳西族进入有文字社会阶段后，已经告别了原初的原始居所，已经构建了不同的民居，如上盖木板片的“板房”（g'33dMi31）及盖草的“草房”（z'33dMi31）。这些房因盖物不同而得名，但其房屋构建结构可能同为木楞房。纳西族人称木楞房为“si55li31dMi31”，意为梨木房。这种井干式建筑是纳西族传统的建筑，在清代光绪《丽江府志稿》卷一中就有记载：“麽些蛮所居，用圆木纵横相架，层而高之，至十尺许，即加椽桁，覆之以板，石压其上，房内四面皆施床榻，中轩火炉，高与床齐，用铁锢。刳木甑，炊灶其上”。这种木楞房高约3—4米，一般为平房，四周由木椽垒架而成，在每根椽子之间两端皆有缝合切口；地基要求高出水平面1—2尺；上盖以栎木片或麻杆为主，并压上石块。以三间为主，厨房较之圈房、住房更宽大5—10平方米，一般分为两间，中房占三分之二，为做饭、休息睡觉的重要场所。火塘靠正后墙角边，高约2—3尺，面积为2米见方。中置火塘，四时不熄，喻其家道长年不衰，蒸蒸日上。四周为座位，兼职床榻，正上方俗称“格固鲁”(意为正上座)，一般为家中主人或尊客所坐。其上墙上高有神位，为烧香敬祖之处。偏间为储藏粮食之所。屋内有母柱，为一家神圣之处，上挂有素兜篓，系家神“素”的所居之处。婚丧嫁娶都要祭素神。 木楞房是纳西族地区山村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主体建筑，主要是因为投资少，可以就地取材，尤其是生态植被较好的时期。大多数村民一般一家有一栋三间的木楞房，而且都是人畜杂居。现在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一栋楼房，尚存的木楞房也不再住人，主要是关牲畜或放杂物。至今纳西族山区仍保留着不少木楞房的建筑。汉式建筑在明清两代兴起，明时丽江古城就已经初具规模，“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大型建筑群已经成为当地建筑杰出代表。古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也逐渐向土木结构的瓦房过渡。到清末时，三坊一照壁、一进两院、两坊拐角、四合院等汉式建筑样式已经在乡村较为普及了。同时，各种寺宇，道观、神祠也遍布城镇乡村，同样成为纳西族建筑一大观。但直至本世纪50年代初，纳西族的社会是多种形态并存，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纳西族地区的建筑仍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丽江纳西族民居丽江纳西族民居建筑基本以土木结构的楼房为主，一般是高约6——7．5米的两层土木结构平房、楼房。布局形式有三坊一照壁、一进两院、两坊拐角、四合院，其中以三坊一照壁为主。经济困难的人家，也有修建“两坊房”和“一坊房”的，待经济好转之后，再逐步扩充。三坊一照壁，即主房一坊，左右厢房二坊、加上主房对面的照壁，合围成一个三合院。一般来说三坊皆两层，朝东的正房一坊及朝南的厢房一坊楼下住人，楼上作仓库，朝北的一坊楼下当畜厩，楼上贮藏草料。天井除供生活之用外，还兼供晒谷子或加工粮食之用，故农村的天井稍大，地坪光滑，不用砖石铺成。此外，丽江纳西族民居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家家房前都有宽大的厦子(即外廊)。丽江纳西族民居在体型组合及轮廊造型上纵横交错。外观的立面多为石砌勒脚，墙面抹灰，墙角镶砖，青瓦铺顶，色调和谐，外观朴素。为保护木板不受雨淋，大多房檐外伸，并在露出山墙的横梁两端顶上裙板，对横梁起到了保护作用，又增强了整个建筑的艺术效果，当地称为“垂鱼”板。在丽江纳西族民居中，墙只起外围护作用，不承重，对墙体的要求是“墙砌不到顶，倒墙倒外面”，因为墙体既然不承重，也就没有必要砌到顶。丽江纳西族因与白族相邻而居，其民居风格明显受白族影响。但也有不同之处，如大理白族民居规模大，规整，有封火山墙；而丽江纳西族民居多为小院落，无封火山墙，出檐较大，显得轻巧灵活。同白族民居的纤巧明丽相比，纳西族民居以其深厚的悬土屋顶与朴实的装修而显得古朴洒脱。丽江纳西族民居可以分为丽江古城、坝区农村、山区三个部分。相对于古城较为集中、古雅、精致的民居特色，丽江坝区农村民居则呈散落、随意、朴素的特色。且民居功能除了居住功能外，也兼有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特点，所以院落宽敞，有粮架、粮仓、松毛堆、畜圈、草料房等。山区建筑原告以木楞房较为突出，近年也逐渐与坝区趋同，木楞房沦为畜圈或厨房，主房以砖瓦房为主。原来厨房为家庭议事、祭祀、会客、睡觉等功能也逐渐消失。三、丽江古城丽江古城因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蜚声中外，它也是中国第一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古城包括大研古城、束河古镇、白沙古镇，以大研镇为主体。丽江古城的发展脉络以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依北到南的地理顺序迁移而来，从最初的白沙，到中期的束河，最后在元朝时定于现大研镇位置。至今还可看出大研、束河、白沙三镇的建筑风格与模式都是一致的，皆依山傍水，户户垂杨、家家流水；街道布局，以四方街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发展，民居与官署混融在一起；街随水走，屋随水建，没有汉式传统的中轴线建筑及官民不同等级的建筑风格，它尊崇的是不拘一格又自成一体，无意为之又妙手天成，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丽江古城因不同地域而各有文化特色：大研镇的文化特点是以汉族与土著纳西族的融合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为主体；束河古镇则以茶马古道文化为基调，至今仍有皮匠村和藏族村，古有束河人“一根锥子闯天下”之说；白沙则以纳西原生态文化集大成而著称，其境内集中了大宝积宫、白沙壁画、北岳庙（三朵阁）三圣宫、文昌宫、琉璃殿、金刚殿、大定阁、福国寺、玉峰寺、玉柱擎天处等人文景观，现又增加了东巴万神园、东巴王国、蓝月亮谷、玉水山寨等人文景区。三个古镇和谐统一地构成了完整的丽江古城，浓缩了纳西族由游牧、农耕、商贸、工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这也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史、发展创造史。古城虽古，但它是活着的古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活水，活水潺潺，穿街过巷，流遍全城，惠及全民；二、活文化，纳西族世居于此，在漫长沧桑的历史长河中顽强地保存了自己古老的文化，在与汉族融合过程中，也并未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且成功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双赢：汉文化平和融入纳西文化，使纳西文化更趋于博大精深，强健明朗；三、活建筑，古城建筑依山就势，飞檐翘角，起伏有致，蔚为壮观，富有诗情画意，但对世居在此的近两万人的本地人来说，这些民居更多的意义是它所负有实用功能。这些民居迎送多少寒暑，阅尽多少春秋，以满身沧桑进入他们的岁月，至今仍在庇护他们，使他们平凡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本身也与古城融为一体了。古城的灵魂是水，与水有关的是河、井、桥。水从上方一公里多的黑龙潭而来，至古城入口处分成东、西、中三股河水，三股河水在城中又分出若干条，形成脉络状的河道。井以“三眼井为”名，“三眼井”即一井分三口，三口相连，三口依次分为饮用水、洗菜用水和洗涤用水。有河必有桥，古城又为民居密集之地，桥自然成为一道风景：古城共有廊桥（风雨桥）石拱桥、石板桥、木板桥等不同类型354座桥梁，平均每平方公里93座！曲径、小桥、流水、人家、石板、深巷，组合成“曲、幽、达、雅”的完美意境。外人入其内，陶陶然以为置于杏花春雨的江南古镇之中了，不期突然一抬头，皑皑银亮、巍巍玉龙扑面而来，东巴画、七星羊皮、纳西古乐、象形文字、纳西阿奶等民族文化元素也接踵而来至，这些都构成了丽江古城的神奇魅力。一、 永宁纳人民居建筑永宁纳人的民居建筑以传统的木楞房为主，布局多为三坊一照壁和四合院。四合院分为正房、经堂（西厢房）东厢房、门楼。正房是家庭主要活动的中心，故比一般房屋要宽大，一般为十米之长。正房中有男、女柱，以女柱为大，体现了纳日人对母性的尊崇。是举行男女举行成年礼的地方；右壁中间设有火塘，火塘为议事、吃饭、家主睡觉、供神之处，火塘里的火不能熄，不能跨过火塘，朝里吐口水，也不可说不健康的话。左边墙壁下设灶台，一般为陈放炊具及请客办事时作炊灶用；上方设有一神龛，上面放置神像、供品和花瓶。火塘上方塑有灶神像，前有陈放祭品的锅庄石碗。正房屋后设内室，作储存食物及老人居室之用。经房即西厢房，楼上住喇嘛，供有佛像，下为贮柴，有些人多之家也会住人，多为单身男子或客人。东厢房、门楼楼上住成年妇女，楼下关牲畜。火塘右边是主位，左边是客位，不能混乱。一般是右侧为妇女，左侧为男子。座位以长者为上，小辈要主动给长者让位，请座；一旦坐定，就不能随便乱走动，这样会认为是对主人的不尊重。儿童与老人同住，成年男子在家无固定室。永宁纳人认为人的出生、去世、成长都在家屋中完成，一个人自从诞生在这个家屋后，她（他）也就成为家神保佑的对象，成为这家庭的一分子，自幼享受家庭的温馨、欢乐，成人要承担起相应的家庭及社会责任及义务。所以在母屋中举行的成年礼就意味深长了。纳日人去世后，家人要做一个类似木楞房的小棺材，以资死者在阴间享用。三、丽江纳西族建新房民俗民间有“纳西吉次独”之说，意即纳西人以建房为大。丽江纳西族建新房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其中既有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特色，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面就简要介绍仪式的过程：1、 安木神，送木神安木神：开工第一事是安木神。在中梁末端锯下一小截圆木片，书上“圆木大吉”；再做一个小木马，在祖先牌位旁祭献后放在灶台边。此为安木神。送木神：竖房前一天晚上，由大师傅主持送木神仪式。木神祭献在祖先牌位前，敬献三生三熟的牺牲、米、酒、茶、糖果等。另外还要备好大木马一个，火把一束，三角红旗四面。祭颂毕后，点燃火把，大师傅抬木神，其他人各抬祭品，走出大门，把木神送到看不到新房的地方，行人看到也要主动避让，不能打招呼。送木神的方位由测日子的人（尼瓦吕喜）来确定。送木神的人一到指定地点，就要把东西放下就走，不能说话，也不能回头看。同时，留守家中的另两个师傅要到新房址举行赶木神仪式，在已经穿插好的屋架旁，先说木神该离开了，要回到他的归宿。然后在每一个石柱礅边各插一柱香，同时，在每一根柱子上敲打几下，“木神起，木神走……”2、 竖新房男主人一大早就要在门口或新房处燃放鞭炮。寅时立新房，全村青壮年劳力都要参加。午时上梁为吉。3、 点中梁正梁架在两个木马架上，正中画有八卦的太极图（有的是画在布上再钉上去的），前面供桌上供奉着猪头一个，大公鸡一只，清水一碗（里放有银元一至二元作为酬金）蜜饯、糖果；还要摆放木匠工具：五尺杆、墨斗、套榫板、画签。五尺杆上拴红布六尺，套榫板上系毛巾一条。点中梁前主人和大师傅要更衣，主人先用净水洗手后，再用醋汤冼鸡脚。洗耳恭听好后把鸡敬献给大师傅，献后拱手作三揖，以示谢意。大师傅接过鸡后，对着正梁上躬拜一下，然后开始颂诵建新房调：太子登，太子登，接得主人一支鸡，鸡是什么鸡？鸡是天上凤凰鸡，头上戴顶金冠帽，身上披着五彩衣，脚上穿着万年鞋。我是鲁班的弟子，鲁班叫我取点生（掐破鸡冠以作点血）。左后点的是后檐柱，后代子孙出状元；右前点的是前檐柱，千秋万代五谷丰登；点了四点中梁柱，一事业点在龙头上，荣华富贵；二点点在龙尾上，大发大旺；三点点中间，保佑主人子孙兴旺（旁人也相呼应：子孙兴旺！）；点了中梁点工具，一点点在五尺杆，量合不合有你在；三点点在套榫板，弹合不合有你在；四点点在画签上，画合不合有你在。4、 登新房上梁点中梁后，大师傅手持小斧头一把，来到架在中屋的梯子边，用斧头敲了三下梯子，然后唱道：样梯是什么梯，梯是上天如意梯，今日遇着黄道日，鲁班师傅叫我上天堂。右脚踩你你不摇，左脚蹬你你不摆。（登梯而上后）上了一台又一台，上了一蹬又一蹬。一上上到天堂上，天堂搭着一座桥；桥是什么桥？桥是金龙桥，今日是黄道日，我是鲁班的徒弟，鲁班叫我过金龙桥，右脚踩你你不摇，左脚蹬你你不摆。（师傅在天桥上站定，下面的人把供品依次递上，摆在天桥上；大师傅从上放下一根绳索）。拴索人：索是什么索？师傅：索是东海龙王丝线索，丝线要拴金龙梁，左边拴龙头，右边拴龙尾。龙头起！龙尾起！龙头龙尾一齐起！摇摇摆摆上天堂！（新梁放正了位置后，师傅燃放鞭炮）师傅：白金龙，白金龙，你在山上做树王，今日遇着黄道日，主人取你作中梁，我是鲁班的弟子，鲁班师傅叫我问三下。一问龙头荣华富贵（敲一下）；二问龙尾富贵荣华（敲一下）；三问中间，保佑主人大发大旺！（众人在下齐应呼：合——！）师傅：左边插着金龙旗，右边插着凤凰旗（左右各插上小红旗）；酒是什么酒？酒是鹤庆糯米酒（敬洒）；水是什么水？水是丽江九龙水（洒水）；钱是什么钱？钱是道光嘉庆钱。（撒币钱）饭是什么饭，饭是五谷饭，神仙皇帝离不开。（丢馒头，根据所丢方向不同而唱）一破东方甲乙木；二破南方丙丁火；三破西方庚辛金；四破北方壬癸水；破了四方破五方，五破中央戊已土，主人跪在梁底下，接得着荣华富贵，接不着荣华富贵，主人面份有一对（丢给主人内包有珠宝的馒头）；我的面前有一份，大家看了莫见笑。接着其他木匠师傅一起把几大盘的馒头全部扔向四方，四下一片欢腾。新房竖起来后帖对联。对联是亲戚朋友送来的，上书有亲戚名字。一般对联写有：竖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横批为：吉星高照四、纳西族民居建筑功能1、休养生息这也是房屋最大功能，正房是家人活动中心，也是休息、谈事、娱乐的中心。正房的楼下中间称为堂屋，是家中男性主人的睡处，纳西族夫妻分床，女主人睡在堂屋的隔壁；一般女孩随母亲睡，男孩随父亲睡；孩子长大了则分开睡，偏房也是作卧室。四十年代来过丽江的顾彼德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里对纳西族夫妻性回避有这样有趣的描写：“丈夫睡在堂屋(会客室)里几乎是一种规矩。白天他的床铺上褥子，作为休息处。与中国内地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丽江没有双人床，丈夫和妻子不兴整夜睡在一起。如果邻居发觉他们睡在一起，他们在村里就要丢脸了。甚至被子也总是做成单人的，从来没有双人被子。这种限制不适用于朋友间。要过夜的男朋友总是和男主人睡在一起，两三个同睡一张床”。有的家庭在堂屋正上方放置祖先牌位，有的放在楼上。楼上主要是放置粮食、家用物资。圈房楼下关性畜，楼上放草料。家庭的活动中心是厨房，以火塘为中心，一家的做饭、吃饭、闲聊、议事均在火塘边进行，甚至电视也是放在厨房里。在火塘的对面设有灶台，多为煮猪食用，在政府的推广下，现在村里农户大多建了节柴灶。以往无力建盖楼房，一家只有一间木楞房时，厨房也是专用的卧室，正上方是尊位，此床为“守家的人睡”，故一般为长者或主人睡。客人来了也要请上坐此处。2、生产服务即满足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正房楼上放置粮食，偏房楼上堆积草料，楼下为畜圈。大牲畜与小牲畜一般混关在一起，如猪与、马关在一起。庭院主要用来晒粮食、圈养鸡猪。及其它东西的场所。屋檐下堆满柴薪，全是从山上砍伐后背回来的。有的来回要走十多公里，一年中的冬天是找柴薪的季节，堆在最底层的可达十年之久，以备一年烧火之用，从中也可以见证纳西妇女的吃苦耐劳。院中还建有晒粮架，粮架一般竖有三根立柱，每一棵立柱皆有钻洞，椽子从中穿过，作为晒谷物专用。屋后有松毛堆。3、宗教祭祀服务纳西族的民居建筑中都分为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神圣空间是与宗教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春节、清明节、火把节、烧包节、中秋节等节日也是民间的祭祖节日，这些祭祀活动一般在家中举行。同时，结婚、丧葬、成年礼等习俗礼仪都离不开房屋设施。正屋房间或火塘正上方常年设有神位。举行祭祀仪式时要在此烧香、跪拜，祈求。五、纳西族建筑民俗的特征1、历史文化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建筑就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这个民族的审美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地域性。因此，不同的民族对于建筑地点和形式的选择、房间的朝向、房间内部的布局都不尽相同。“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氏土司衙门府座向为座西朝东，主要是东属五行中的“木”，要受木气。而民间老百姓则更多考虑是否向阳、避风。有时，主人家流年不顺，以为家门不幸，就请占卜者算卦，重新改变大门的朝座方向，以求避灾求福。纳西先民曾以母为大，故房屋有母房、男房之别，母房为大。永宁的母房门槛很高，门顶横木很矮，人进到屋里来要低头弯腰，以示对女主人的尊重；也有说法是鬼怪不会弯腰，故进不到里屋来。正屋或母屋中供奉着家祖、灶神、素神等神位，它们都有固定的位置，不能相互错置混淆。有时，村民对某一家庭的称呼是以其居住地来名之，如居住于水边的人家称为水边某某家，居于村路下方的称为路下方的某某家，住在水磨处的称为水磨处的某某家，或者干脆把后面的某某家也省略了，直接以地名名之，以水磨，路下方、水边上来称呼，这样环境地名变成了家屋名，再变成家族名。这与纳西族的命名传统有着内在的关系。2、多元文化融合性各民族文化有一个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过程。这种融合与影响表现于文化的诸多方面，在建筑艺术上也有所体现。纳西族民居建筑吸收了汉族、白族、藏族的建筑特色。如以古城民居建筑中，大多以以木构架为主体，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以斗拱为结构的关键并作为度量的单位；在外部轮廓中，有高大的台基，屋顶式样繁多，有庑殿、歇山、悬山、固顶、攒尖顶、单坡、十字脊、丁字脊、拱券顶、盔顶、圆顶等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复杂的形体，并相对有各种脊吻、檐边、转角等各种曲线，柔和而壮丽；院落的组织上，除主要建筑殿堂外，附属建筑多用配厢、夹室、廊庑、前殿、围墙等，并为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建筑色彩的使用。这些都明显借鉴了汉族建筑艺术。白族对纳西族建筑的影响主要是在门窗、墙壁、装饰绘画等方面。丽江一带的蛮楼的建筑风格及式样承袭了藏族传统建筑风格；藏族的影响对永宁一带较突出，如母屋内皆设有经坛，并以藏族传统装饰来衬托；每个村都有嘛尼堆等。3、审美艺术性纳西族建筑从整体特色上来看，讲究布局的均衡对称，过渡、衔接的自然、变化。首先是一栋房屋的结构来看，房屋的结构讲求楼上与楼下、前后左右的均衡对称。纳西族民间房屋间数以单数为主，绝少有双数的，这样以中间为轴，两边为平衡点，显得稳重大方。这种对称均衡也体现在村落布局上，以河道、道路或以两家中间墙壁为中轴线，相互对着中轴而居。当然，这种均衡是相对的，如夹河或夹路而对居的民居是随着河道、道路的改变而改变的，随山随水错结庐。正房、偏房、墙壁之间也是有个高矮起落，只是这个过渡突出的是自然，有层次，突出其美观性。五、纳西族民居建筑民俗的思考在建筑上所表现的民族性，根源于‘地区性，而我们对这些民族建筑的研究，也应当与民族地区结合起来，与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民族建筑”与“民族地区”结合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民族与建筑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以及人文、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等，它们必定要影响到民族建筑的发展，而上述因素与地区的开发更是直接相关。若能能动地把握上述有关的各个因素，就有可能在变化着的历史现象中驾驭民族建筑的发展，即善于识别它的基本的创作规律、聚落文化的特色，以及建筑与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原始的、朴实的美等，保持其中优良的传统，并在新的时期创造新的地区建筑文化，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纳西先民们就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民居建筑文化。但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下，纳西族民居建筑也面临着重重危机。尤其城郊和乡村，原来延续了上百年的老房子渐显“落后”、“过时”，有经济实力的大都改头换面，清一色地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形式模仿西洋建筑。有时根据政府“穿衣戴帽”要求，在屋顶临街一面置一排瓦顶。总体上古典建筑风格已逐渐淡出，完全西化的洋房已经逐渐取代原来的老房子。纳西族民居是多彩的，既有传统的民族建筑，也有现代兴起的新式洋房，还有土洋结合的新民居。但不管它是中的，还是洋的，或是民族的，从中可以看到民族原始建筑的继承和发展，在它的深处可以找到人类生活的原点。它土生土长，乡土气十足，反映了一个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所独具的生活理念。它不拘一格，自由活泼，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它产生于民众生活，崇尚实用性和功能性，丽江城正进行着—场轰轰烈烈的建筑复古运动，在“打造另—座古城”的口号下，“文化—条街”、“商品—条街”、正风起云涌，对以往的钢混结构建筑进行“穿衣带帽”，外面飞檐翘瓦，里面尽是现代时髦装修，也体味不到原住民的原生态生活。这些假古董建筑形是似了，而神早已魂飞魄散。历史文化是不能速成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风雨沧桑中沉淀、升华形成的，是民族性与地理性的互动共融而成的。民族民居建筑与民间习俗相结合，成为各种民俗文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本身也构成民俗环境的一部分。任何创新或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情境，文化传统，这是历史不断反复证明了的公理。
南浔古镇便民南侧拆迁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能的，但要考虑到古镇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任何拆迁计划都需要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批，经得住公众及时间的考验。
乌镇和南浔古镇都是江南水乡的代表，各有特色和魅力。我为你总结了一些比较的要点：
江南古镇清一色的都是水乡，水文化的特征在这里有着最典型的呈现。没有哪一座古镇不浸润着水色，小桥流水，正是江南小镇最鲜亮的名片。走过一座座古镇，穿梭于铺着青石板的街巷，总有一条条清流从远处蜿蜒而来，穿过小镇又蜿蜒而去。这些小河虽然不够宽阔，却通往太湖、运河、长江，是小镇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文明接纳与传播的路径，那些从古流到今的一条条小河，是古镇人生活的清泉，也是滋养文明的泉流。
在江南大地纵横密布、状若经纬的水网中，古镇犹如一颗颗镶嵌在网上的闪亮钻石。小镇上，民居依河而建，人们枕水生活。有了水的滋润和水的便利，人们的生活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既没有远离城市，又没有尘世的喧嚣。与水相依相生的生活方式和舒适环境，让小镇犹如世外桃源，足以让人安适地居住，也可以让人心灵有了归依。正因此，在竞争激烈的 社会 ，这些古镇才能让如此多的人流连忘返，归去来兮。
逐水而镇，亲水而居，依水成街。江南的古镇一定是处在水系的最佳位置上，不是被水环绕，就是小河穿城。而镇内小河一定连通着外面的大河，河与河交合相汇，又必定沟通着更庞大水系，可以绕太湖，入运河，或溯长江。水为路，船为车，在交通不便的从前，小镇人最早拥有了自己的“公路”和“ 汽车 ”。船，是水乡人的翅膀，也是古镇一道流动的风景。河与船的作用之巨，还在于经济和文化的意义。
江南古镇大多形成与明清时期，最早时，这里应该是一些因为市场贸易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市”，主要具有经济意义。后来人口越聚越多，规模日渐扩大，便形成了“镇”。因此，“镇”也是最早城镇化的表征，而宜居的江南之地是古中国城镇化速度发展最快、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至明末时，周庄、南浔、同里、荡口等古镇，居民都在万人以上，荡口的住户更是高达5000多户，可谓人烟密集，商贸繁荣。
交通是一座城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古镇的繁荣也从来离不开河与船。在地面交通欠发达的时代，河就是路，船可当车，水上交通遂成为陆上交通最重要的补充。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镇，是当年物资交流的中转与集散之地，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中心，乡村农民的采购往往是在较近的镇里完成，因此水路交通的便利首当其冲。镇民多以商工为业，街巷商铺鳞次栉比，商品云集，贸易兴隆，所以“前店后家”的建筑模式成为小镇上最普遍的居家与从业方式。
商品意识就这样在小镇上开始萌芽，经济贸易活动也为小镇居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河道纵横、桑榆遍地的江南，古来为蚕丝重要产地，蚕桑生产 历史 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作为副业的蚕丝生产也已有千年之久。早在宋代，南浔镇便“商耕之富，甲于浙右”，因为近在咫尺的辑里所产的桑蚕丝，白亮柔韧，质地优秀而名甲天下，故坊间有 “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湖丝为南浔七里为佳” 的说法。“辑里”是村名，原名叫“七里”，因为从这里到南浔镇正好是“七里”的距离，后改名“辑里”。辑里水柔而丝韧，普通的蚕丝只能吊起一个铜钱，而辑里丝却能承受十个铜钱的重量，后来皇帝龙袍的织造全部采用辑里丝作为原料。
南浔镇因此成为了生丝、丝绸的贸易中心，庞大的水网为南浔织就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图。19世纪上海开埠后，随着生丝出口量的剧增，南浔镇迅速成为了江南最大的丝市，呈现出 “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 （《南浔丝市行》）的繁荣景象。被灵活机智开放的水文化所养育的南浔人，性情敏察而善为，不仅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凭借着市场培育的灵活机智与精明务实走向了大上海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南浔古镇上，有所谓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说，这些“象”“牛”“狗”所指的，都是镇里因商致富的豪门大户，遍及海内外的蚕丝生意，让他们获利不菲而成为当地巨富。
乘坐小船，听船娘唱着吴歌，沿着河道悠悠穿越古镇，领略沿岸的风景胜迹，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情。在南浔，岸上蜿蜒长达400米的一组建筑令人惊诧不已，这就是盛名远播的 “百间楼” 。据传，百间楼是明代万历年间礼部尚书董份所建，距今已有400多年的 历史 。这组粉墙黛瓦的宏大建筑群，空间骑楼相连，筑封火山墙，院落之间以券门相隔，楼前有廊檐可避雨遮阳，建筑高低错落，风格古朴雅致，既气势宏大又不失江南建筑特质，在两岸建筑中显得别具一格。百间楼是跨河建筑，两岸楼宇之间，有一座石桥相勾连，沿河条石砌成的护岸整饬划一，门前的河埠码头，既方便货物运输和乘船出行，又方便了日常的汲水浣洗。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那份绵长而清丽的诗意只属于江南的古镇。当小船在水中悠悠划过，如若临水的花格窗扇忽然被推开，该有明眸少女莞尔倚窗；如若夕阳西斜，水岸农家女儿在船稍卖花，那又该是怎样的旖旎？清代诗人张镇的《浔溪渔唱》果然有诗：
比起周庄、乌镇那些 旅游 热地，荡口古镇显得低调和安静，在这里，白鹅仍然悠闲地浮水，木船上的鱼鹰仍在捕鱼，两岸茶肆里的客人稀少，但更适宜小坐品茗、闲叙，留宿街东头设施一新的民宿，亦可安享小镇的宁静。 “东南巨浸首鹅湖，绝妙烟波万叠图。云外青山遥映带，风光得似邑西无” ，这是清代诗人杜汉街对荡口景色的赞美，想来那时荡口就很让墨客心仪。这里也是吴门才子唐伯虎、沈周、文徵明等常来之地，因为这里有座“真赏斋”，主人华夏是位著名收藏家，也是才子们的同道好友。那晚，唐伯虎偕美女在鹅湖月下泛舟，留下了 “柳含雾气濛濛重，月荡湖光愰愰明。翠幙坐船红拂妓，鹅肫荡口欲三更” 的诗作。而文徵明不仅多次往还，还为真赏斋画了两幅同名画作，他们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向晚的古镇，常被比喻成一首首温婉的小令，将诗意的水乡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坐在古镇的长廊之下，看云起云落，船来舟往，烟雨聚散，是一种都市体验不到的奢侈，也是一种现实版的“诗和远方”，所以都市人趋之若鹜。其实，今天宁静安谧的古镇，古时候却都是商业繁华热地，这些古镇临近都市、出行便利，又无车马之喧；拥有各种生活之便，市镇繁荣又能享受宁静安适。西塘古镇别具特色的长廊，最早便缘于一个商家为满足客人遮风避雨之需而搭建，他的善举为其带来了好名声、好生意，引得众商家纷纷效仿，由此廊棚与廊棚相连，绵延而成为一条千米长廊。更有人在临河一侧安置靠椅长凳，供人休憩，在营造良好购物环境的同时，也成为古镇的一道独特景观，折射出那个时代人本意识、服务意识的觉醒。
江南古镇或傍水而建，或有水环绕，大多古镇则有小河汩汩流过；有河就有桥，因为桥下要行船，因此古镇的桥大多是拱形桥。如果说，水赋予了小镇以诗意和灵气，那么桥则为隐鱼郊野的小镇添了一份通达。
甪直 ，一向被称为江南“桥都”，在一平方公里的镇区内竟有石拱桥72座。这些桥分别建于宋、元、明、清，现有41座得以保留。这些桥形制多样、造型可以各异，有多孔大石桥，单孔小石桥，有较宽的拱桥，也有窄窄的平顶桥。桥多，是因为水多，甪直处于阳澄湖、淀山湖、澄湖、金鸡湖、独墅湖“五湖”之中，多条河流环绕小镇，居中的一条直河沟通了六个方向，水陆相交，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甪”字，“甪直”之名由此而来。
所有的古镇都浸润于水，运河之东的同里古镇，选址和甪直异曲同工，小镇环抱于同里湖、九里湖、叶泽湖、南星湖、庞山湖等五湖之中，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现代园林专家陈从周的一句“同里以水名，无水无同里”，揭示了同里与水的密切关系。整座古镇被15条小河分隔成七块陆地，这七块陆地又被49座古桥连缀成一个整体。明代，一些风雅文人在这里聚会，一起评出了“同里八景”： 九里晴澜、林皋春雨、莲浦香风、西津晚渡、水村渔笛、东溪望月 ……几乎没有一个不沾着湿漉漉的水汽。
小桥与流水，串连起了古镇，也串连起了 历史 的风情。从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到西塘、南浔、荡口……，无论哪座古镇，有水必有桥，河上的古桥一座连一座，犹如翱翔在五线谱上的一串串音符，构成了一首旋律悠扬的乐曲。自然，桥的主要价值在于交通的意义，并非只为满足眼睛，但作为一种综合了文化艺术的劳动创造，各式各样的桥梁也维系着人们的审美、文化、生活、习俗与愿景。
在同里，镇子里每逢有人家办喜事，披红挂彩的迎亲队伍一定要吹吹打打地过几座桥。第一座叫吉利桥。在这里，新郎须按照旧俗完成婚礼的第一环节——“一背二抱三牵手”与新娘一起走过 吉利桥、太平桥、长庆桥 ，在鞭炮齐鸣、鼓乐齐奏和亲友邻里的贺喜声中，完成传统婚礼。在城市里，婚礼早已被酒店司仪的固定程式所取代，只有在古镇，久远的传统还有着延续的土壤。同里古镇的“吉利、太平、长庆”三桥，呈品字形鼎足而立，其间相距不过数十步，“走三桥”的习俗早在清代就已流传，凡婚嫁、祝寿、庆生、孩子满月，人们都要走一走三桥。
当地民谚曰：
走桥，作为江南水乡流行的习俗，始兴于明清。明代的《走三桥词》曰： “细娘吩咐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那时的走桥，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祛病方式，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衍化为一种内涵更为丰盈的祈福习俗。在乌镇，走桥就演化成了一场全镇人参与的祈福活动。元宵节的晚上，人们吃完夜饭，便三五成群，提着花灯，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走桥。随着参与人群越聚越多，走桥队伍蜿蜒成了一条长长的灯龙。与同里不同，乌镇人的走桥，不少于十座桥，且只能一路前行而不能走回头桥，因此走桥之前需规划好路线，人们边走还要边念走桥谚语： “元宵夜走走桥，人生太平百病消；小孩子走走桥，聪明活络念书好；小伙子走走桥，事业兴旺步步高；姑娘家走走桥，青春靓丽更苗条；老人家走走桥，鹤发童颜身体好。” 从内容看，显然是新编的俗谚。
最早开放的古镇周庄，四面环水，全镇依水成街，桥街相连，船桥相望，特有的水环境造就了周庄的灵秀风韵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如今，被陈逸飞纳入画框的“双桥”已成为周庄的文化标志。双桥有自己的名字，跨越南北市河的叫“世德桥”，另一座横穿银子浜的叫“永安桥”。桥名透露着小镇人的价值认知，而造形质朴、构造精巧的外形，也显示出水乡人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生活情趣。
古镇最重要的桥梁的周边，往往环绕着酒肆茶楼，这里人流密集，游客络绎， 美食 荟萃，往往是小镇的文化经济与信息中心。坐在临河的酒馆茶肆里，人们或品茗，或小酌，把酒临风，举杯望月，一边欣赏桥下船影波光、桥畔岸柳行人，一边随意闲聊，散淡闲适之中最是小镇迷人的风情。
周庄中市河的西口，有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单孔石拱桥——贞丰桥。桥两端连接着贞丰弄和西湾街。桥下有一家“德记”菜馆，有一个很魅惑的绰号——迷楼。据说，当年老板的独生女儿阿金，容貌清丽如出水芙蓉一般，当垆卖酒，芳名远播，远近食客闻香而来，菜馆生意很是红火。民国才子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成员，那时也频繁出入德记，酣饮畅谈之余，亦饱餐秀色。他们在此指点江山，诗兴勃发，激扬文字，日积月累竟汇集了百余首诗作，遂辑成了一本《迷楼集》。“迷楼”之名也就成了德记菜馆的别称。今天，迷楼里的一组蜡像，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百年前的这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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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若江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市政府智库成员，吴文化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全国人文社科系统优秀科普专家。历任中文系主任、影视传播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无锡江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地域文化研究、两岸三地文学比较研究和影视剧策划创作，曾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解读吴地文化，受到高度评价。
著有《城市文化论》 《说吴》《吴文化内涵的现代解读》等21部著述，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140余篇，多次获省部级、市级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另有大型人文纪录片文本《说吴》《惠山祠堂群》《诗画江南》，电视剧《江南望族》，电影《锡城往事》，舞剧《中华酒歌》《千年运河》《风雨锡商》等文本创作，曾获第六届国际纪录片选片会“十大金奖”、最佳撰稿奖、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等。
审核、发布 ： 张一哲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古镇梦。古镇之于我，有着近乎偏执的情愫。
江南的小桥流水、青砖乌瓦始终是我向往的地方，也由衷地喜欢那些深藏其中的旧时建筑、实木雕刻，喜于探寻古镇的美景与文化，并乐此不疲地辗转留连。
喜欢一个地方，有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而是因为，它安静得可以让你与自己的灵魂相对，让心境如流水般舒展和闲适。
大概十年前的仲夏，在杭州去往乌镇的火车上，从一本画报上认识了南浔，那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石板深巷和宁静悠闲让我魂牵梦绕，念念不忘。这次恰逢路过南浔，终于抑制不住对它的向往，来了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同于名声在外的乌镇、西塘和周庄，南浔古镇是内敛低调的，仿佛静静盛开在时光里的一枝莲，暗香盈袖。景区门口除了三三两两的游客，一切是那么地静谧和朴素，没有喧闹，只有时空里留下来的安静的陈年印记。
真正走进这里才发现，南浔古镇虽身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更是我国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镇，却低调得让人似乎忘记它的存在。这样的低调，却让我心中激荡起偏爱的情愫和久违的感动。
踏入南浔古镇，走在青砖铺成的幽径，仿佛一脚踩进了旧时光。 白墙黑瓦，斑驳的石桥，错落有致的古旧陋屋，阁楼里旧时光的影像，时隐时现。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忘记时间的地方，伫立期间，仿佛能倾听到旧时吴侬软语的清唱。
相比于其他古镇，南浔还算是一方净土。曾经的繁华虽然尽作云烟，它深居闺中，却依然不乏有心人寻香而来。南浔并不大，却如江南女子一般精致耐看，中西合璧的建筑是它区别于其他古镇的独特之处，尽管久经风雨，仍是别有一番风味。
对于江南最初的印象，是戴望舒的《雨巷》，是那一袭温婉柔美的旗袍，亦或是一幅水墨江南的山水画。漫步南浔，恰逢烟雨朦胧，撑一把油布伞，在青石古道上信步而行，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缓缓地舒展开来。
南浔的美不在那些知名的景点里，不在那些名人的宅院里，而是在街头巷尾、在晨间日暮。几百年来，这里烟火人家依旧，古朴的民俗依然，旧时的江南风貌也从未改变，它的一草一木都展现出悠然自得，没有沾染一丝市侩和娇贵。
江南的雨下起来，能让人思绪万千，何况是下在南浔古镇的雨，更多了几分迷离和韵味。午后，放下行李，走出客栈，迎着这样的雨，走在浔河两岸，那搁置在心头的江南情结，就这样被一场春雨打开，顺着屋檐上的青瓦缓缓落下。
古镇很安静，不知是下雨的缘故还是南浔本就如此，少了摩肩擦踵的游客，偶尔碰见闲庭散步的居民，或是站在桥头闲谈的老人，让我一时忘了自己只是旅客。站在石桥上，置身水墨中，这里的一切看上去没有丝毫的花哨与装饰，却让人觉得朴拙得深厚和美好。
南浔是特别的，在它清丽脱俗的外表下，又有着说不出的温暖，道不尽的乡味。它的魅力不止是一面面白墙下藏着的杏花烟雨般的风情，更是那千百年来日复一日的烟火人生。
这里没有酒吧一条街，没有喧哗的叫卖声，没有古镇标配的义乌手工品，更没有所谓的羊肉串.......藏在巷子里的双浇面、小馄饨、千张粉丝汤，似乎都可闻见儿时的味道；一条条布满岁月痕迹的青石板路，百间楼窗前悬挂的红灯笼，这才是古镇本该有的模样吧。 真正的南浔，藏在这百年不变的人间烟火中，藏在这暮春的生机盎然里，只需一眼，便久久无法忘怀。
在南浔，人们可以各取所需。如果只是来散心，可以悠然地领略古镇风情，在闲情逸致中洗尽铅华；若是为探寻文化，则可以在 历史 残垣间思索冥想，在石桥巷道里品读江南史诗；若是为心中那份古镇情怀，可以轻举油纸伞，拐小巷穿胡同，在吴侬软语中感受别样的温软。
百间楼、小莲庄、嘉业藏书楼、张石铭旧居等等，曾经的南浔养育了多少文人墨士，岁月变迁，如今的南浔依然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默默地守候着她浓厚的文化积淀。 南浔，或许并不适合遇见，更适合沉淀 ，即便是隔着千年，灵魂一样可以有跨越时空的对话。
想要好好看看这座古镇，最好在南浔住上一晚。夜幕降临，踩着石板路慢慢往回走。入住的客栈是一座临水的两层阁楼。打开古色古香的木格子窗户，窗下流过的浔河、不远处的石桥，都让我怦然心动。
夜晚的南浔没有其他古镇的“灯红酒绿”，安静得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单单是在这里小住几天，喝茶、听雨、看小桥流水，就很幸福了。哪怕只是在阁楼的阳台上坐坐、吹风、发呆，也是无比惬意。
当夜幕降临，南浔被蒙上了薄纱，这样的烟雨季节里，微凉的雨水和南浔的温柔倒也相得益彰。下完雨后的古镇，充斥着雨露的气息，站在阁楼的窗台，透过朦胧的雾纱，望见沿河的红色灯盏逐一亮起，水中红色灯盏的倒影悠悠，氤氲出一种别样的温软和静谧；风儿吹动柳枝，摇曳的身姿，让沉静的夜晚多了几分灵动。
此时此景，让我不禁想起了卞之琳的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
绕三灵 又叫“绕三林”，始于南诏，最初是古代宗教祭祀的一种仪式，后来逐渐演变为白族群众文体娱乐与郊游活动的民族盛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围白族群众穿红戴绿聚红成队，前来参加活动，或挂一彩绸，葫芦，手执蚊帚、拿着扇子、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打拍，后边跟随一男女，唱着调子，打霸王鞭，弹着三弦琴和月琴，载歌载舞，由苍山东麓至庆洞，喜洲、金河。沿路逛三都，即是“绕三灵”。三灵指的是佛都、神都、仙都这三都。 彝族踏歌 打歌，又称踏歌，以巍山、南涧、漾濞等县流行较广。大体可分为模拟动物体态的动物舞。以及抒发情感的情趣舞两类，大凡婚丧嫁娶，民族节日都要打歌，舞步主要在脚下，为踏、蹉、跺、抬、踢、跳等步法，边跳边唱，可随意编词，也加固定唱词。有领有和，潇洒自如，激烈时，热情奔放，情绪激昂。打歌调以葫芦笙，竹笛吹奏的曲调为两个声部，与人唱的打歌调结合，形成三个声部的打歌音乐、音乐效果非常强烈，这种特殊的和声，在其它打歌中是少见的。 同时，“三日街”、“火把节”、“蝴蝶会”、“花朝节”、“石宝山歌会”、“泼水节”、“赛花船”、“要海会”、“渔潭会”、“菊花会”、“本主节”等也都是云南著名的民风民俗。 白族风俗 大理地区的白族男子多着白色对襟上衣，外穿镶花边黑领褂，下穿白色或蓝色肥宽裤子，头缠白色包头，肩挎绣花挎包。白族妇女穿白衬衣，着艳红、蓝或浅蓝色领褂，下穿灰蓝、绿色布料加绣花加绣花边裤角的裤子，脚穿绣花鞋，腰系加绣有花、鸟等图案的绣花短围裙。 白族婚礼热闹而且繁琐，一般要三天。结婚这天称“正喜日”，头一天叫“踩棚”，后一天叫“散客”。其中头两天较有特色，“踏棚”这天的夜晚要在男家唱“板凳戏”。 大理地区的白族民居建筑独具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白族民居多为封闭式建筑，正房对面的院落围墙通常都要砌成照壁，照壁尺度比例匀称，外观十分优美。照壁除注重造型精美外，还非常注重装饰，使照壁显的更加高雅秀丽。 摩梭风情 摩梭古称“摩沙”，是宁蒗境内的土著民族之一，其族源属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牦牛羌”。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使永宁摩梭人一直保留着独特而神奇的风俗礼仪。泸沽湖畔摩梭人传奇式的家庭婚姻形态，成为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最具神秘和吸引力的母系文化奇观，形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幽远的梦境。普米族和摩梭人的孩子，长到13岁，便要举行成年礼。 摩梭人至令还保留着人类母系氏族的婚姻形态。流行于摩梭人中的阿夏婚姻形式有两种，即阿夏异婚和阿夏同居婚。摩梭人崇拜大自然，信奉神灵，相信天地万物、日月水火、风雨雷电，引经据典由神灵主宰，所以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形式各异的祭祀方式。 摩梭人过年分为大年和小年。过小年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二日。村村寨寨饮酒食肉，歌舞狂欢，放牧人员备受优待。全家都会赠给放牧人员猪膘肉、香肠、鸡蛋、粑粑等礼物。他们还在牲畜尾巴上系一条红布，以示度年。放牧人员到山上野餐祭山神，祈求山神保佑来年水草丰茂，牲畜兴旺。过大年在每年的腊月三十日。院子里正房门前要栽两棵青松，房顶上插松枝和彩色经幡。桌上供煮熟的猪头祭祖先和神灵，青年们举行摔跤，打秋千，对山歌，跳土风舞等活动。 他们的传统节日是转山节，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湖畔的摩梭人都要盛装前往“格姆女神山”朝拜。 本主崇拜 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普遍的宗教信仰，“本主”即本境之主，即一个村落或某一地域的保护神。 白族对本主的信仰具有悠久的历史。各村每年都有定期祭祀本主的盛大节日，这是村中重大的宗教活动之一。据说这一天是本主的诞辰，祭祀时间各地不一。各地所崇拜的本主也不尽相同。有自然崇拜之神、有崇拜的英雄为神、有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者及其亲属、也有南诏大将等等。 民间婚俗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摘 要：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资产和核心要素，是旅游目的地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品牌标识能有效传播旅游目的地的有效信息，为旅游目的地树立良好的形象。云南临沧是世界茶文化资源的宝库，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及茶马古道的缘起地，这些宝贵的茶资源为临沧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提供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云南临沧茶文化旅游，通过分析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现状，提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将目的地茶文化旅游品牌与其他地方的茶叶品牌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云南临沧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能供旅游者识别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较少，茶文化旅游品牌单一。面对未来的旅游发展，应加强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探索适合临沧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道路。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含义与特点
品牌标识是带有商标图样的用于区别一个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标记，主要由图形、文字或者其组合构成，是一个品牌最显著的特征，它能够将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区分开来。[1]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品牌的重要标志，体现旅游目的地的属性和特点。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信息传达给旅游者，让旅游者容易识别，便于记忆，因此，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便于旅游者识别和判断。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设计应注意将旅游目的地的属性与茶文化结合，创新品牌标识，让旅游者能够把它和同类茶产品区分开来，界限清晰;其次，便于表达与旅游目的地的功能特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临沧的实际，深刻理解茶文化的历史，使茶叶品牌标识与临沧茶文化以及茶产品的功能特性相吻合;第三，能吸引广大旅游者的眼球，方便旅游者记忆。总之，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应考虑目的地的各个相关因素，结合旅游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品味等要素，将临沧茶文化品牌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旅游者，激发旅游者的购买愿望。
(二)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的意义
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各地的旅游业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旅游市场的产品不断丰富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但目前旅游者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度不是很高，旅游市场中的茶叶品牌鱼目混杂，影响了临沧茶文化的品牌形象，因此，研究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能提高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品牌文化观念，促进旅游市场的有序健康的发展;有利于挖掘茶文化的历史，促进民族地区以及国内国际茶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深旅游者对茶文化的了解，进一步从生态、健康、科学的角度对茶叶资源进行的深层次开发，在振兴茶叶经济的同时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市场的竞争中，茶文化旅游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呈现零散性、自发性的特点，难以形成统一的茶企业品牌和具有竞争力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战略。精品西湖龙井的品牌标识以西湖龙井一圆为大背景，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而著称于世。安溪铁观音的标识主要由茶具和绿色的弧形图案组成，让人联想到绿色生态健康饮品，这对于临沧茶文化品牌标识的创新都是很好的借鉴。
1.临沧现有的知名茶文化品牌
临沧凤庆县被誉为“世界滇红之乡”。凤庆的红茶以其品质名扬四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风牌红茶等红茶系列、经典1958系列礼茶、晒青茶清茶系列等。
滇红茶即云南红茶的统称，主要产于云南的南部及西南地区，可分为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两大品种。滇红功夫茶于1939冯绍裘大师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顺宁茶厂试制成功，其外形规格清楚，色泽调匀，冲泡后汤色红艳明亮，金圈突出，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享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印锡红茶之色泽”的美誉。“滇红特级功夫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昆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因此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接待外宾的外事礼茶，成为云南省茶叶产品中受国内外公认的知名品牌[2];滇红碎茶于1958年试制成功，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是颗粒型碎茶，形状不规则，汤色红浓，滋味强烈富有刺激性，是滇红系列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茶文化的品牌标识是标注在茶的外壳包装上，用来和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的获得法律认证的一种商品标记。以下主要从图像、视觉、文化等方面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进行分析。
图像要素：图像要素决定了一个品牌能不能很快的被消费者接受，它能刺激消费者的眼球，为品牌走向市场打下基础，滇红茶的品牌标识的图像主要凸显了茶叶的产地、规格及等级，再加上多种色彩组合，在消费者的心里形成了上等绿色有机品牌的良好印象。
视觉要素：茶文化品牌标识承载了茶品牌企业的各种信息，表达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从视觉上看，滇红茶的品牌标识主要有文字、图像、颜色三部分构成，文字表明了茶叶的品牌及产地，图形以圆为主，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理念中和谐的因素，传承了中国的茶文化传统，颜色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要基调，红色表现了茶的色泽，绿色突出了茶是一种有机健康的绿色产品，为消费者留下了许多安全、健康、绿色食品的遐想空间。
文化内涵：滇红茶的文化理念可以用3H来解释：一是Healththorigin(生态产区)，滇红茶原料依托于临沧高海拔原生态产区，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光照、湿度都特别优越，适合 种植 优质茶种，原叶采自凤庆优质大叶种茶，抗病能力强，无污染，绿色安全。二是Healthtea(有机品牌)，滇红茶一直遵循有机健康的理念，从选址到茶叶的种植、栽培、施肥、采摘、加工、成品，都才有传统的培植制茶工艺，选天然原叶，为广大茶叶品牌的消费者提供生态产品，让品茶者放心。三是Healthfunction(修身养性)，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茶文化的消费需求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呈现不同的特征，但识茶、品茶、 饮茶 直至茶文化品牌旅游对广大茶文化旅游消费者颐养身心，修身养性的基本功效却一直存在，旅游者可以品茗休闲，放松身心。 三、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沧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茶文化品牌，但难以形成一条品牌线，能供旅游者识别的品牌标识不多，品牌标识单一，很难刺激旅游者的消费。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临沧茶文化旅游开发尚处初级阶段，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单一。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主要是红茶类，并且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很少经过深加工，间接的导致知名品牌少，并且多数茶文化旅游品牌的价位偏低，旅游者对其了解不多，难以形成知名的品牌战略;其次是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茶文化旅游消费者对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认知度不高，在市场上销量不高，主要还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再次是临沧茶文化旅游的社会环境不够理想，茶文化氛围不浓，当地居民缺乏开展茶文化旅游的意识，即使是在小范围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上，各种强买强卖的现象时有发生，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混乱;总之，笔者认为，要有效的减少以上制约因素，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除前期知名品牌外，新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大多有私人或个体承包，品牌标识界限模糊，高仿产品在所难免，并且任意定价，旅游者很少愿意去了解，市场秩序混乱，要完善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必须多方配合，加大管理力度。
四、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传承和创新对策
目前，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临沧茶文化风情园。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地处临沧北3公里的忙畔乡青龙山茶园，有2400亩优质高产的连片茶园开发为茶文化旅游区，是临沧建成的第一个以茶文化为背景的“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展示了茗牌茗品、茶歌茶舞、茶礼茶俗、茶道茶艺等内容，并且提供了茶文化交流馆，于1998年被列为云南省25个旅游精品之一，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二是举行茶叶展销会。为促进临沧茶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茶文化的交流，打开茶文化旅游市场，每年的阴历三月，临沧都会在凤庆举办为期15天得大型茶叶展销会，节日期间，进行各种茶艺表演，茶歌茶舞。展销会上云集了各种茶叶产品和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日用品上，在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和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销售方面有待提高。
可见，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自发性，分散性的特点，尚未形成整体的开发格局，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待提升。
(一)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途径
笔者认为，第一，应深入分析临沧现有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将同类的产品进行归类，进行产品组合，创新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第二，应整合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根据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研究开发新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临沧的茶叶品牌标识大多以地域来命名，对茶品类型及内容的涉及很少，除红茶外，临沧还盛产其他的茶叶，要注重绿茶、花茶的研发和茶叶功效的开发，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属性，激发其购买欲望;第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应走特色化道路，临沧茶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保留了一些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种茶、饮茶风格，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应该结合这些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临沧民族风味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最后，在图案、色彩等方面，应通过新颖的图形设计和醒目协调的色彩组合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
(二)加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是通过茶叶市场的交换来满足现实或潜在的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需要的综合性经营销售的活动过程[3]。
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首先可以利用临沧当地的茶楼文化进行宣传。茶楼最初在唐代以茶馆的形式出现，宋代开始逐渐繁荣。现代的茶楼是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临沧应该抓住机遇，振兴临沧的茶馆文化;其次，应通过茶艺歌舞表演提高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知名度。通过茶艺表演带给旅游者精神的享受，让广大旅游者体会到临沧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人们了解茶文化旅游品牌，引导消费者爱茶、品茶，宣传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再次，可以通过举办茶叶博览会、展销会，茶艺大赛等，巧借各种节会旅游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影响力。展示知名的茶叶科技成果、茶叶包装、茶叶的品牌标识、茶饮料等各类茶产品，展示茶叶旅游品牌开发取得的成果和茶区的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参与茶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最后，应做好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和归档工作，打造好进入茶文化旅游市场的第一张名片，让旅游者获得难忘的旅游或购买经历，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扩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三)创新营销理念
一是利用 广告 扩大知名度。通过广告将茶叶品牌的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加深消费者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印象，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广告可以采取形象代言人的策略，利用有价值的媒体、报纸、杂志等加强宣传。
二是加强公关营销。公关主要是针对公众心目中的茶叶品牌形象进行管理，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在“滇红特级功夫”公关营销成功的基础上，还可以采取赞助、捐赠等策略，打造良好的临沧茶文化品牌形象，同时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企业的形象。
总之，临沧发展茶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走品牌化道路，创新茶叶品牌标识，在茶文化旅游市场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光、李红主编;中外著名品牌标识释义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1--17
[2]临沧市茶叶发展概况[J];普洱经济日报;2010年第11期
[3]罗明义，21世纪云南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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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居的墙体严实厚重，这是为了防止寒冷和保温，屋顶的坡度是平缓型，因为北方雨水较少，不会给房屋造成露雨等灾害，夏天也不会太热。南方民居的墙体轻薄;而且高，屋顶的坡度相对比北方民居要陡，这是因为南方潮湿大想要通风就得房屋建的高大些，如果要更详细的资料，你可以找初中2年级的地理课本看看。
我国南北方传统民居的差异有：
1、从北到南，房屋进深、高度和坡度都逐渐增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便于雨水的排泻和屋内通风纳凉
2、北方民居正南正北的方位观比南方强，其原因是北方地区比南方纬度高，特别是冬春季节获得的热量少，正南正北的方位能够获得较多的太阳辐射，利于提高室内温度。
3、 北方民居的墙体严实厚重，南方民居的墙体轻薄，其原因是北方地区特别是在冬春季节，气温比南方低，风沙比南方大，墙体严实厚重，利于防风保暖。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特点
民族特征
民居中的特征，主要是指民居在历史实践中反映出本民族地区最具有本质的和代表性的东西，特别是要反映出与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习俗、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的特征。
民族的经验，则主要指民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如何满足生活生产需要和向自然环境斗争的经验，譬如民居结合利用地形的经验、适应气候的经验、利用当地的材料的经验以及适应环境的经验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的经验。
民居分布在全国各地，由于民族的历史传统、生活习俗、人文条件、审美观念的不同，也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民居的平面布局、结构方法、造型和细部特征也就不同，呈现出淳朴自然、而又有着各自的特色。
特别是在民居中，各族人民常把自己的心愿、信仰和审美观念，把自己所最希望、最喜爱的东西，用现实的或象征的手法，反映到民居的装饰、花纹、色彩和样式等结构中去。如汉族的鹤、鹿、喜鹊、梅、竹、百合、回纹图案等。这样就导致各地区各民族的民居呈现出丰富多彩和百花争艳的民族特色。
南北方差异的主要体现首先，北方的强调的是阳光，而南方强调更多的是通风。虽然这两个字眼看似宽泛，但它却影响了建筑的体型设计、门窗设计和院落设计。对阳光的利用、对通风条件的改善，都会影响到一系列平面图、剖面图、立体图的设计。北方强调阳光，正因为阳光是它的优势所在。所以说，北方的阳光，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能提供更高的舒适度，同时，又能塑造出一个建筑的阴影、轮廓，也即建筑学上常说的“阳光是真正刻画建筑特色的把式”；南方强调通风，主要通过大量的半室外空间解决。在绿化植被方面，北方的庭院设计可以强调其四季变化的特点，这是南方做不到的，因为北方有很多具有鲜明季节特色的植物，如乔木、灌木等，一年四季，红、绿、黄，色彩变化很丰富；而南方，更多强调水的特点，如湖面、小溪、小河、甚至点状的池塘，同时，在绿化方面，多用花卉来体现其的绿化植被的特色。在建筑细部，北方在强调阁楼的同时也可以强调地下室。阁楼可以根据各种造型利用更多的空间，同时，由于北方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地下室也利于使用；而南方在这两个方面稍微处于劣势。因为，南方的阁楼在夏天，日晒相当严重，所以，本身的使用是其次，其主要作用在于，为阁楼下面那层空间提供隔热。所以，虽然需要阁楼，但主要不是为了使用，而用来隔热。同时，它的地下室也比较少，原因是气候比较潮，而地下室防潮的成本又非常高。所以，如果说绿化植被方面南方稍占上风的话，那么，就建筑细部而言，北方别墅理应 稍占上风。南方多风雨,房顶尖,北方冷,房顶平,房子矮。
宏观地考察北方汉族建筑的艺术特色，有两点最为触目：
1、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官式宅第建筑，如同宫殿、坛庙、苑囿、陵墓、衙署等官式建筑一样，属于高度程式化的木构架体系建筑，无论在宅第族群的总体布局、院落组织、空间调度，还是在宅屋的造型、配置、方位、间架、尺寸、屋顶、装修以致材质色彩、细部纹饰等等，都经过长期的筛选、陶冶，形成一整套严密的定型程式，表现出高度成熟的官式风范；
2、广布在北方大地的汉族宅第，尽管各地宅院格局不尽相同，构筑体系、用材做法和宅屋外观呈现种种乡土差别，但在艺术格调上都反映出一种与南方宅第的轻展灵巧截然不同的性格，表现出质朴敦厚的北方风貌。
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大地气候相对寒冷，用地相对宽松，地形相对平整，乡土材料相对单一，民间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民风也比南方纯朴、憨厚、粗犷。正是自然风情、文化习俗和乡土建筑材料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制约，使得北方各地民居普遍呈现出质朴敦厚的建筑特色。
扩展资料：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形似马头，南方建筑多粉墙黛瓦，颜色淡雅。
南方水资源较为丰富，水从门前屋后流过，水也是一种景致。有钱人家喜欢住房连着花园，这就是园林，南方园林不需要很大的地盘，却能营造出仙境。其中无非是游廊，漏窗，却能营造出对景，借境等名堂。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 要：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资产和核心要素，是旅游目的地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品牌标识能有效传播旅游目的地的有效信息，为旅游目的地树立良好的形象。云南临沧是世界茶文化资源的宝库，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及茶马古道的缘起地，这些宝贵的茶资源为临沧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提供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云南临沧茶文化旅游，通过分析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现状，提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将目的地茶文化旅游品牌与其他地方的茶叶品牌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云南临沧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能供旅游者识别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较少，茶文化旅游品牌单一。面对未来的旅游发展，应加强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探索适合临沧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道路。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含义与特点
品牌标识是带有商标图样的用于区别一个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标记，主要由图形、文字或者其组合构成，是一个品牌最显著的特征，它能够将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区分开来。[1]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品牌的重要标志，体现旅游目的地的属性和特点。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信息传达给旅游者，让旅游者容易识别，便于记忆，因此，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便于旅游者识别和判断。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设计应注意将旅游目的地的属性与茶文化结合，创新品牌标识，让旅游者能够把它和同类茶产品区分开来，界限清晰;其次，便于表达与旅游目的地的功能特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临沧的实际，深刻理解茶文化的历史，使茶叶品牌标识与临沧茶文化以及茶产品的功能特性相吻合;第三，能吸引广大旅游者的眼球，方便旅游者记忆。总之，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应考虑目的地的各个相关因素，结合旅游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品味等要素，将临沧茶文化品牌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旅游者，激发旅游者的购买愿望。
(二)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的意义
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各地的旅游业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旅游市场的产品不断丰富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但目前旅游者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度不是很高，旅游市场中的茶叶品牌鱼目混杂，影响了临沧茶文化的品牌形象，因此，研究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能提高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品牌文化观念，促进旅游市场的有序健康的发展;有利于挖掘茶文化的历史，促进民族地区以及国内国际茶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深旅游者对茶文化的了解，进一步从生态、健康、科学的角度对茶叶资源进行的深层次开发，在振兴茶叶经济的同时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市场的竞争中，茶文化旅游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呈现零散性、自发性的特点，难以形成统一的茶企业品牌和具有竞争力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战略。精品西湖龙井的品牌标识以西湖龙井一圆为大背景，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而著称于世。安溪铁观音的标识主要由茶具和绿色的弧形图案组成，让人联想到绿色生态健康饮品，这对于临沧茶文化品牌标识的创新都是很好的借鉴。
1.临沧现有的知名茶文化品牌
临沧凤庆县被誉为“世界滇红之乡”。凤庆的红茶以其品质名扬四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风牌红茶等红茶系列、经典1958系列礼茶、晒青茶清茶系列等。
滇红茶即云南红茶的统称，主要产于云南的南部及西南地区，可分为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两大品种。滇红功夫茶于1939冯绍裘大师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顺宁茶厂试制成功，其外形规格清楚，色泽调匀，冲泡后汤色红艳明亮，金圈突出，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享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印锡红茶之色泽”的美誉。“滇红特级功夫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昆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因此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接待外宾的外事礼茶，成为云南省茶叶产品中受国内外公认的知名品牌[2];滇红碎茶于1958年试制成功，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是颗粒型碎茶，形状不规则，汤色红浓，滋味强烈富有刺激性，是滇红系列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茶文化的品牌标识是标注在茶的外壳包装上，用来和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的获得法律认证的一种商品标记。以下主要从图像、视觉、文化等方面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进行分析。
图像要素：图像要素决定了一个品牌能不能很快的被消费者接受，它能刺激消费者的眼球，为品牌走向市场打下基础，滇红茶的品牌标识的图像主要凸显了茶叶的产地、规格及等级，再加上多种色彩组合，在消费者的心里形成了上等绿色有机品牌的良好印象。
视觉要素：茶文化品牌标识承载了茶品牌企业的各种信息，表达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从视觉上看，滇红茶的品牌标识主要有文字、图像、颜色三部分构成，文字表明了茶叶的品牌及产地，图形以圆为主，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理念中和谐的因素，传承了中国的茶文化传统，颜色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要基调，红色表现了茶的色泽，绿色突出了茶是一种有机健康的绿色产品，为消费者留下了许多安全、健康、绿色食品的遐想空间。
文化内涵：滇红茶的文化理念可以用3H来解释：一是Healththorigin(生态产区)，滇红茶原料依托于临沧高海拔原生态产区，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光照、湿度都特别优越，适合 种植 优质茶种，原叶采自凤庆优质大叶种茶，抗病能力强，无污染，绿色安全。二是Healthtea(有机品牌)，滇红茶一直遵循有机健康的理念，从选址到茶叶的种植、栽培、施肥、采摘、加工、成品，都才有传统的培植制茶工艺，选天然原叶，为广大茶叶品牌的消费者提供生态产品，让品茶者放心。三是Healthfunction(修身养性)，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茶文化的消费需求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呈现不同的特征，但识茶、品茶、 饮茶 直至茶文化品牌旅游对广大茶文化旅游消费者颐养身心，修身养性的基本功效却一直存在，旅游者可以品茗休闲，放松身心。 三、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沧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茶文化品牌，但难以形成一条品牌线，能供旅游者识别的品牌标识不多，品牌标识单一，很难刺激旅游者的消费。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临沧茶文化旅游开发尚处初级阶段，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单一。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主要是红茶类，并且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很少经过深加工，间接的导致知名品牌少，并且多数茶文化旅游品牌的价位偏低，旅游者对其了解不多，难以形成知名的品牌战略;其次是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茶文化旅游消费者对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认知度不高，在市场上销量不高，主要还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再次是临沧茶文化旅游的社会环境不够理想，茶文化氛围不浓，当地居民缺乏开展茶文化旅游的意识，即使是在小范围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上，各种强买强卖的现象时有发生，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混乱;总之，笔者认为，要有效的减少以上制约因素，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除前期知名品牌外，新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大多有私人或个体承包，品牌标识界限模糊，高仿产品在所难免，并且任意定价，旅游者很少愿意去了解，市场秩序混乱，要完善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必须多方配合，加大管理力度。
四、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传承和创新对策
目前，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临沧茶文化风情园。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地处临沧北3公里的忙畔乡青龙山茶园，有2400亩优质高产的连片茶园开发为茶文化旅游区，是临沧建成的第一个以茶文化为背景的“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展示了茗牌茗品、茶歌茶舞、茶礼茶俗、茶道茶艺等内容，并且提供了茶文化交流馆，于1998年被列为云南省25个旅游精品之一，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二是举行茶叶展销会。为促进临沧茶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茶文化的交流，打开茶文化旅游市场，每年的阴历三月，临沧都会在凤庆举办为期15天得大型茶叶展销会，节日期间，进行各种茶艺表演，茶歌茶舞。展销会上云集了各种茶叶产品和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日用品上，在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和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销售方面有待提高。
可见，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自发性，分散性的特点，尚未形成整体的开发格局，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待提升。
(一)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途径
笔者认为，第一，应深入分析临沧现有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将同类的产品进行归类，进行产品组合，创新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第二，应整合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根据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研究开发新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临沧的茶叶品牌标识大多以地域来命名，对茶品类型及内容的涉及很少，除红茶外，临沧还盛产其他的茶叶，要注重绿茶、花茶的研发和茶叶功效的开发，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属性，激发其购买欲望;第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应走特色化道路，临沧茶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保留了一些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种茶、饮茶风格，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应该结合这些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临沧民族风味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最后，在图案、色彩等方面，应通过新颖的图形设计和醒目协调的色彩组合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
(二)加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是通过茶叶市场的交换来满足现实或潜在的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需要的综合性经营销售的活动过程[3]。
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首先可以利用临沧当地的茶楼文化进行宣传。茶楼最初在唐代以茶馆的形式出现，宋代开始逐渐繁荣。现代的茶楼是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临沧应该抓住机遇，振兴临沧的茶馆文化;其次，应通过茶艺歌舞表演提高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知名度。通过茶艺表演带给旅游者精神的享受，让广大旅游者体会到临沧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人们了解茶文化旅游品牌，引导消费者爱茶、品茶，宣传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再次，可以通过举办茶叶博览会、展销会，茶艺大赛等，巧借各种节会旅游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影响力。展示知名的茶叶科技成果、茶叶包装、茶叶的品牌标识、茶饮料等各类茶产品，展示茶叶旅游品牌开发取得的成果和茶区的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参与茶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最后，应做好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和归档工作，打造好进入茶文化旅游市场的第一张名片，让旅游者获得难忘的旅游或购买经历，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扩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三)创新营销理念
一是利用 广告 扩大知名度。通过广告将茶叶品牌的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加深消费者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印象，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广告可以采取形象代言人的策略，利用有价值的媒体、报纸、杂志等加强宣传。
二是加强公关营销。公关主要是针对公众心目中的茶叶品牌形象进行管理，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在“滇红特级功夫”公关营销成功的基础上，还可以采取赞助、捐赠等策略，打造良好的临沧茶文化品牌形象，同时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企业的形象。
总之，临沧发展茶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走品牌化道路，创新茶叶品牌标识，在茶文化旅游市场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光、李红主编;中外著名品牌标识释义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1--17
[2]临沧市茶叶发展概况[J];普洱经济日报;2010年第11期
[3]罗明义，21世纪云南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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