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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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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百年来，中国从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城市数量、质量和规模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高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势头依然不减。
中国14亿人口中，9亿人居住在城镇，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城镇化率目标仅相差个百分点。
在保持高速城镇化的同时，城市也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经济有巨大飞跃，在城市治理上也不乏亮点，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营商环境优化、治理模式创新……
无论古今，无论东西方，对于城市的本质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城市发展的目标在于人。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红利消退的情况下，城镇化率的提升，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又一股力量。不少大中城市放宽落户条件，甚至零门槛落户。人，尤其是人才，成为各个城市竞相争夺的对象，吸引来之后还要留住，这已经成为众多城市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与水平的内在动力。
而在城市不断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城市群、都市圈自然形成，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抓手。城市群内部加速一体化、协同发展，打破行政分割对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限制，各个城市之间分工协作，形成良性发展态势。都市圈内部联系更为紧密，有的城市与周边地区甚至规划都能实现一张蓝图，这将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
在未来与世界城市的竞争中，中国城市仍有不少需要提升的空间，住房、上学、就医、工作等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其中重要的方向。（李博）
未来世界的竞争，实质上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早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就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将大都市和小城镇两个角度统筹起来。直至“十三五”规划对中国城市群格局明确定调，重点发展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在内的19个城市群，从“一群城市”迈入“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思路逐渐清晰。
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城市群建设已初具规模。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批准设立河北雄安新区。2019年2月及同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印发。三大城市群全部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从全球角度而言，真正意义上对城市群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法国学者戈特曼考察完北美城市化后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他认为，“大都市带”是指几个规模相近、地域相邻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共同组成了区域中心、呈组团式或块状分布的都市圈，进而形成一个“大都市带”。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六个，分别是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
如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大城市群正朝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方向加速推进。迈向世界级城市群，不仅意味着指标规模与发展质量的提升，更意味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北京。视觉中国
中国城市群演进之路
在西方一开始对城市群的研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集聚区已受到关注。1976年，尽管当时我国处在改革开放前夕，戈特曼认为存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并把它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这在学界影响广泛，也使长三角城市群一直备受国际关注。
在国内，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沿海城市制造业商贸业快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设想也在萌芽。
不过，当时围绕城镇化讨论更多的是，究竟“走大都市还是走小城镇”路线。“十五”规划中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2006年，“十一五”规划是思路转变的关键节点。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就将大都市和小城镇两个角度统筹起来。并点名三大城市群的支撑作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自此，中国迎来城市群战略时代。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下发，拉开了跨省城市群规划的序幕。此后多地城市群规划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炉，“十三五”规划中包括了19个城市群。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意味着在城市和省级行政边界之外，已形成另一套衡量区域发展的体系。
确定了怎么做，接下来是具体的推进。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各地城市群规划尺度较大，多个城市跨省合作并非易事。由此催生了2019年都市圈战略的“出世”，由国家层面力推，强调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规划尺度的缩小，让城市间协同的“抓手”更加实在，同时也以都市圈支撑城市群的发展。2020年，在成渝城市群的框架下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体现了这一思路的变化。
进一步看，实际上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一体化”就指明了长三角城市群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任务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垒，让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而这也是全国城市群、都市圈推进的重点。
至此，我国城市群战略也迈出深入推进的跨越性一步。
三大城市群各具特色
让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一体化”和“高质量”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两大关键词。实际上，一体化的探索早在1982年就已经启动。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经济区，包括当时的苏锡常和杭嘉湖等地。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成立，首批成员包括长三角15个城市。2005年，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2016年起，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开始向国家战略迈进。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印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合肥、芜湖等8个城市正式纳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相比之下，“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根据规划纲要，2020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节点之年。北京自贸区在这一年横空出世，定位为“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数字经济试验区”，着力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迈向新高度。
如今，一个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主干构架已基本形成。一方面，北京的“大城市病”得到有效缓解，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成效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万人，符合“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中期目标。
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协同发展的效应逐步显现。围绕产业联动发展，三地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带动津冀传统行业改造升级。其中，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推进，金隅·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产业园、京能集团鑫华源智能停车制造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京津冀三地产业对接协作进入快速融合通道。
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更多定位于“开放”。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包括4大核心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三种流通货币的条件下，实现跨境协同创新，打造开放新高地，是“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国际上尚无先例。
其中，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点领域。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的珠三角9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4500公里，核心区密度约公里/百平方公里，超过纽约、东京都市圈。根据《交通强国建设广东试点实施方案》，到2022年底将形成大湾区“12312”交通圈，实现与全球主要城市12小时通达，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湾区发展水平。
广州。视觉中国
深圳。视觉中国
用“一体化”发挥乘数效应
在国际城市群之间的较量中，如何提高我国城市群的竞争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这涉及单个城市实力的提升，比如科技产业的创新、宜居宜业水平及市民教育水平的提升等。近二十年来，我国大城市在许多世界城市榜单中极速跃升。不仅是四大一线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也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从横向看，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可“做文章”。若仅以单个城市着眼，不同行政区之间难免发生恶性竞争。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发展城市群的关键一点正是如何把地理上的城市组团变为内部有机联系的城市群。这需要在“一盘棋”的理念下通过行政壁垒的逐步消除、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协同与对接，达到1 1＞2甚至是乘数效应，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竞争力。
近年来，城市群协作也迎来跨越式发展。在省际“断头路”方面，21世纪经济研究院观察到，前些年有网友在论坛中感叹江浙沪比珠三角更常碰到“断头路”。一个原因在于长三角许多地方涉及跨省边界，例如以前上海与江苏一些交界处往来要花数倍时间绕行。而上海与周边苏州等城市已形成较为密切的产业联系，边界两侧的城镇也渴望融合发展。
伴随一体化战略的“东风”，2018年6月苏浙沪皖签署《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为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踩下油门。开工后，有相关城镇政府工作人员感叹，8年前就在设想两地联通后借势发展度假旅游，如今终于可以落地了。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从世界经验来看，大都市圈中一些小城镇为“上班族”提供度假休闲等服务是常见的城市分工方式，也是市场所向。促进要素的有序流通，改进阻碍其发展的体制机制，可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最近三年，长三角作为城市群中主攻“一体化”的载体，许多细分领域的协作越发“活络”，也将一体化推向纵深，形成示范效应。
产业层面，当下产业联盟的建设形成一股热潮，全面开花。有的由政府牵头推动，例如在工信部门指导下上海发起成立长三角集成电路融合创新产业联盟。更多的由行业自行发起，例如长三角工业设计产业联盟，这类平台为各地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多方的沟通合作提供更多空间。
同时，三省一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在力求推动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发展，包括营商环境联建、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这将为城市群中的市场主体拓展业务、开展合作带来便利。
在民众更直接感知的公共服务方面，力度尤大。截至2020年6月，长三角有570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了异地门诊直接结算信息平台，居民到参保地备案后，就能到异地医院门诊刷医保卡结算，个人病历信息也已互通。另外，2020年青嘉吴三地还首次实现了跨省域中职招生。
视野向南，近期港式家庭医生入驻深圳前海，内地与香港医疗体系正加速对接。视野向北，北京首条跨省域轨道交通河北段26日开工建设，北京与河北联系更为紧密。
在“一盘棋”的理念框架下，三大城市群正在苦练内功，携手发挥叠加效应，在世界级城市群的竞争中再迈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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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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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论文:农产品物流文献综述 摘要：农产品物流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本文在介绍国内外物流研究发展状况，总结了我国农产品物流的研究现状，并作了评述。主题词: 物流 农产品物流 评价一、背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水平低、流通成本高，农民没有从流通领域享受到应得的比较利益。由于农产品最终要依赖于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整个农业发展的关键。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必须依赖农产品现代物流。现代物流已成为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的“第三利润源泉”。目前我国的物流行业已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我国农业发展的相对落后，致使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严重滞后，不仅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已成为我国整个流通体系的瓶颈。我国每年果品产量有7000万吨左右，由于上市组织化低、包装不统一、大多敞篷车运输，果品从采收、运输、批发到消费者手中，大约损失30%。广东每年因水果、蔬菜等鲜活商品腐烂造成的损失达亿元。据统计，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25-30%左右，超过1/4的农产品在物流环节中被消耗掉，而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则控制在5%以下，美国的水果蔬菜在物流环节的损耗率仅有1-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因此，通过研究农产品物流，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将有效地解决农产品流通中的地区封锁与货畅其流的矛盾、农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提高我国农产品的流通速度与效益，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打下坚实基础。二、国内外物流的研究综述1、 物流热的兴起据有关资料记载，物流概念的雏形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叶，1918年英国的利费哈姆勋爵成立了“即时送货股份有限公司”，旨在全国范围内把商品及时送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用户的手中，被誉为有关“物流活动的早期文献记载”。1927年，《配送时代》一书中首先使用Logistic来定义物流。1935年，美国销售协会对物流进行了定义：“物流(Physical Distribution)是包含于销售之中的物质资料和服务，与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点流动过程中伴随的种种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战时供应中，首先采用了后勤管理(LogisticsManagement)这一名词，对军火的运输、补给等进行全面管理。这种后勤管理方法后被引入到商业部门，被人称之为商业后勤(Business Logistics)，定义为“包括原材料的流通、产品分配、运输、购买与库存控制、储存、用户服务等业务活动”，其领域统括原材料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物流。上述历史被物流界较普遍地认为是物流的早期阶段。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人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与商品销售有关的物流活动，因此通常采用的仍是PhysicalDistribution一词，在日本则被称为“流通技术”，后称之为“物的流通”。1986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CLM）将Physical Distribution改为Logistics。CLM对Logistics所做的定义是：“以适合于顾客的要求为目的，对原材料、在制品、制成品与其关联的信息，从产业地点到消费地点之间的流通与保管，为求有效率且最大的‘对费用的相对效果’而进行计划、执行、控制”。Logistics已突破了商品流通的范围，把物流活动扩大到生产领域，物流已不仅仅从产品出厂开始，而是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加工生产到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直到废旧物品回收等整个物理性的流通过程。物流不但与流通系统维持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生产系统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样，将物流、商流和生产三个方面连接在一起，就能产生更高的效率和效益。1998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概念做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最新调整，即物流是供应链程序的一部分，其专注于物品、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始点到消费点的有效流通和储存的计划、执行(实现)和控制，以满足顾客需求。我国对物流的研究开始于物资系统，但由于物流概念本身的模糊，因此很多人将物流与物资流通混为一谈，近年来许多学者经过对西方物流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认识，形成了当前比较一致的定义“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和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行有机结合”。 因此物流的概念发展随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物流的概念是在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发展因此得以提出。随着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和跨国企业作用的发挥，世界经济在发达国家的带动下进入了消费多样化、生产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时代。现代物流因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出现了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等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形态，物流规模和活动范围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支撑下不断扩大，物流企业向集约化、协同化方向发展。物流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著名经营学家彼得.德鲁克将物流比做"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道格拉斯.M.兰伯特（Douqlas ）指出在整个物流活动发生的费用中，在库费用是最大的一部分。早稻田大学教授西泽修所写的《流通费用》一书，把改进物流系统称之为尚待挖掘的"第三利润源泉"，他在《主要社会的物流战》一书阐述："现在的物流费用尤如冰山，大部分潜在海底，可见费用只是露在海面的小部分。"。蒋坚认为现代物流产业是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现代物流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新的拉动与支持作用，对我国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促进和协调作用，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起到关键性作用.2001年以来我国兴起了物流，许多科研院所和企业积极开展了物流的研究中。李学伟等对物流的物流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物流特征如下：服务业的性质，整合特征,与生产经营的不可分性等。姜大立等对我国16个行业的物流管理的特点、政策法规、运作模式、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试图应用物流管理理论，结合行业特流管理实践，探讨行业特流发展趋势，研究行业物流管理方案。杜木恒从市场供求运行的角度，以经济学的需求观、交易费用、寻找费用等经济理论，分析现代物流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以经济学的财富观阐述推动现代物流发展的基本动力因素，进而探讨现代物流业态和物流经营方式的变革。陈清泰等在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现代物流发展进行了充分研究后，认为当前现代物流主要存在以下趋势：1.物流技术高速发展，物流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主要体现为信息化、自动化、集成化和智能化；2.专业物流形成规模，共同配送成为主导； 3.物流企业向集约化、协同化、全球化方向发展；4.电子物流需求强劲，快递业“冲锋陷阵”；5.绿色物流将成为新增长点； 6.物流专业人才需求增长，教育培训体系日趋完善。2、主要物流理论综述①企业物流研究目前关于企业物流理论的研究很多，主要是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等，同时围绕物流主体研究开展了企业自营物流、专业子公司物流、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等。在众多的物流管理理论中，精益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田宇、朱道立从精益物流的历史背景、内涵、方法等角度全面介绍了精益物流这一崭新的物流管理思潮。精益思想的核心就是以越来越少的投入、较少的人力、较少的设备、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场地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同时也越来越接近用户，提供他们确实要的东西。②区域物流研究近几年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发展现代物流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地区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战略意义，并已着手研究和制定有关物流规划与政策。如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北京市综合物流系统规划研究”；作为全国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以及航运中心的上海市，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把现代物流同生物医药、新材料、环境保护列为上海市四大新兴产业，并编制了《上海市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深圳市则把现代物流与高新技术和金融并重，作为跨世纪经济发展目标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并委托美国盖兰德公司作了《深圳现代物流发展策路及交通运输相关政策研究》的咨询报告。有关专家认为虽然有关区域物流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在我国已经起步，但由于物流理论研究环节的相对滞后，我国区域物流发展还存在许多误区。指出在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为推动区域物流和物流产业约健康发展，应进一步明确区域物流概念体系，从多角度来分析和认识区域物流，深入研究区域物流的增长机理，并增加区域物流政策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苗青，白玲，曲鹏飞认为发展现代物流业，对发展区域经济并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培育新一轮经济增长点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提出根据佩鲁的“经济空间”增长极概念，现代物流业属于推进型经济部门，因此要建立我们符合区域增长模式的现代物流，同时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现代物流的发展。李群峰（2002，同济大学）对城市物流系统概念设计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论文首先从特例出发，以区位理论为基础介绍了对物流系统所依托的现实基础的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物流系统的初步目标定位。然后以系统工程思想为指导，从物流系统模式、物流需求分析、功能设计、结构设计、运行机制分析五个方面进行了物流系统概念设计。接下来对政府在物流系统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论证，首先论证了政府特别是地方城市政府应该在物流系统规划中起重要作用的基本观点；然后从管理机构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制度建立、产业政策制定和政府企业战略五个方面明确了政府在物流系统规划和建设中的具体作用。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阐述了物流系统规划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作用，总结了目前城市纷纷进行物流系统规划的原因。李兰冰对现代物流业对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以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四层次分析法”作为理论工具，探讨现代物流业对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四个层次影响因素的具体贡献，进而明确现代物流业对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具体贡献模式，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模型，进而形成融入现代物流的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累积过程模型。③环保物流、绿色物流及逆向物流研究张念分析了绿色物流的三大理论基础,并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提出实施绿色物流管理的诸项措施.高本河、魏际刚分析了绿色物流在国外的发展及我国的差距。陈柳钦在《环保物流的理论探讨》中介绍了环保物流的产生有其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认为我国发展环保物流势在必行，政府要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营造宏观环境鼓励环保物流，企业在企业物流的各个环节都要注重环保，形成环保物流，消费者要倡导绿色消费，支持环保物流。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系王长琼介绍了逆向物流的概念，分析了逆向物流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国外的发展概况；从降低原料成本、提高服务价值、提高环境业绩等方面对逆向物流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逆向物流管理的基本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绿色物流和环保物流从理论基础和内容来看基本是一致的，主要是适应当前人们要求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而产生的。从逆向物流的内涵看，其目标之一是对最终废弃产品或包装废弃物做出正确的处置，因此前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逆向物流不仅仅是一种环境保护策略，而且是一种节约资源、降低污染，能为企业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企业战略。④物流交易模式研究和电子商务物流李学伟、曾建平、卢勃等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物流的交易性质及其交易模式的选择理论。田学军对国外物流服务商的基本类型、物流服务的内容和方式、物流服务关系的建立与管理进行了分析。二、国内外关于农产品物流研究的现状目前关于农产品物流和农业物流经常混为一谈，有的专家则努力进行界定。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 ，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 农产品物流的分类主要按产业链有农业物流分为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废弃物流，根据农作物的品种又分为粮食作物物流、经济作物物流、畜产品物流、水产品物流、林产品物流和其它农产品物流。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广东智农通农业网报道，我国农资市场流通市场就有1500亿元的规模。因此农业物流如何发展成为广大学者关心的核心。Arlo Biere 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姜大立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我国4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模式、订单农业模式、产业化生产模式、农产品批发模式。赵黎明、徐青青对我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王新利研究了农业物流和农业产业化的关系，认为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农村物流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我国农村物流体系的落后。付洪垒、仪秀琴认为农业产业化呼唤物流业向农村的渗透，加速了农村物流的发展。关于农产品物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俊发认为发展农产品物流不仅能使农民生产的任何产品都实现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也可以使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增值，还能降低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他同时认为中国农产品物流具有农产品物流数量大、品种多，农产品物流难度大、农产品物流要求高的特性，要充分重视农产品加工增值物流，要充分重视在农民中培育物流主体，在农村与城市建设物流载体要充分重视在农民中培育物流主体，在农村与城市建设物流载体。王静认为发展农产品物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产品需要现代物流. 李学工、刘伟芳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引入现代物流思想,农产品营销不是简单的生产、初加工、保管、仓储、运输的总结，而是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思想来解决。南京经济学院王遐见认为中国“入世”形势要求国内粮食市场进一步放开 ,并尽快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粮食市场接轨;与此相适应 ,必然要调整现行的粮食产业政策, 加快粮食物流科学化建设;而实现粮食物流科学化的关键,就是运用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两种手段,优化调整粮食经济结构,理顺粮食合理流向, 完善粮食区域产销平衡机制。Alan McKinnon 对英国食品供应链运输效率进行了分析。俞菊生介绍了日本农产品物流和批发市场。秦代红、刘学以成都市为例，分析了农产品物流当前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业、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对策。夏文汇对我过电子商务平台下农产品物流运作模式进行了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孙剑、李艳军对生产者和中间商为垂直一体化农产品物流体系进行了研究。罗其友、陶陶在《以功能统筹观重构农业政策》一文中，认我国中远期要从“农业零负担”政策逐步向“农业正支持”政策过渡，最终建成面向农业多功能统筹和农村地域全面持续发展的高效而规范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育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四大政策体系内容。谢培秀提出加快农业物流需要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有粮食企业，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培育构建现代物流企业，建立提升与之配合的区域性农协组织和农产品经销形态，并以现代物流和市场化运作为基础的粮食安全体系。四、关于目前研究的评价1、我国物流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在企业经营物流理论、区域物流不断完善同时，环保物流、绿色物流及逆向物流研究成为物流研究的热点，物流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发展迅速。2、农产品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由于农产品物流的特殊性，由于农产品物流研究具有复杂性的特点，目前农产品物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比较贫乏，目前的研究只是分散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化。目前的农产品物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物流的概念、性质及物流体系建设，还没有从物流理论的角度进地深化研究，有待于深入研究。3、农产品物流与农业产业化、粮食流通体系改革研究等重大农业发展问题关系需进一步研究。4、农产品物流如何应用先进的物流理论来研究农业物流是热点。如与可持续发展结合，研究农业环保物流、绿色物流等将有待研究。5、农产品物流的实证分析研究相对较少，物流主体的培养、农产品供应物流、销售物流、生产物流及废弃物流和物流交易模式的实证分析都需要深入研究。
本科时1983年公开发表1篇论文1984-1995年，发表30篇论文1995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以来发表的主要论文Xiao huimin Zhang zhengheOptimal Control of Dynamic In-output Systems Model & control 国际刊物 EI张正河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粮食输出研究经济经纬1995年4期张正河物业管理的发展与问题探讨经济经纬1997年1期张正河赵慧清企业管理咨询与企业标本农村经济与社会1997年下卷张正河赵慧清政府与企业—父子关系的诀别郑州经济1997年11期张正河改变农民行为的方法研究郑州工作1997年12期张正河农村咨询产业的困境与出路农业技术经济1998年2期张正河河南省农民饮食状态分析河南农村报1998年4月张正河乡村城市化要素聚集和时空序列农业经济问题1998年5期张正河国际合作通则和新时期农业合作经济问题1998年7期张正河谭向勇小城镇难当中国城市化主角中国软科学1998年8期张正河论农村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状态农村社会经济1998年下卷张正河谭向勇论中国乡城人口迁移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1期白军飞张正河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农村改革与发展1999年1期张正河Rural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小城镇发展国际会议1999年6月张正河论农村人口和资金的准城市化经济问题1999年8期张正河东小西大是中国城市化的选择中国城镇发展战略研讨会1999年张正河后发城市化的优劣势和初始条件经济学家2000年4期张正河谭向勇杨建仓21世纪初中国农业投资重点项目调研世界2000年9期张正河可持续发展与居民点演化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9期张正河论农村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经济学家2001年4期张正河 河南省农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郑州晚报理论版2002年4月Zhang Zhenghe Marketing system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Xinjing and Gasu, World Aquaculture 2002 April 2002张正河论家族企业的致命伤光明日报2002年6月Zhang ZhengheSocial-Economics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China Rur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 USA.张正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整治海峡两岸公共行政改革研讨会2003年1月张正河 我国牧草产业综合开发分析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03年4期戎承法张正河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农业技术经济2003年6期张正河中国农垦综合开发的主导产业选择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03年5期田桂山张正河中外农技推广评价考核指标世界农业2003年7期张正河美国政府农业公共政策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年7期张正河 中国牧草产业市场与经营动物科学与医学2003年9期张正河我国农村产权改革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3年10期张正河村官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论文2003年12月张征张正河技术标准对成果转化的障碍分析国家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优秀论文集2003年张征张正河农业标准化的经济动力研究世界标准化研究2003年张征张正河等推进技术标准与科技研发协调发展策略研究世界标准化管理2003年增刊张正河中国牧区基层决策权结构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1期戎承法张正河主要粮食作物要素配置效率衡量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4年1期张征张正河等标准化对农业产业化推动机制的理论研究农业质量标准2004年2期张征张正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中国软科学2004年4期黄映晖张正河DEA方法在小麦要素效率配置中的应用农业技术经济2004年5期张正河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财经周刊2004年6月张正河城中村的土地整理中国财经时报2004年6月黄映晖张正河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变动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6期张正河模式分析法在农业开发评介中的应用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04年10期张正河以公共政策角度分析中国民工复旦大学2004年11月张正河农村家庭决策权代际传递与效率研究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年会论文2004年11月张征张正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第十五届（2004年）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年会论文集张正河 从七头黄牛到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民日报2005年1月1日卢向虎张正河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与对策调研世界2005年3期张正河 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的思考 调研世界2005年4期句芳 张正河 我国粮食增产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评论2005年5期王永刚 张正河 中国食用植物油的供需状态分析 粮食科技与经济2005年5期张正河 空心村宅基地的整治与增值 中部崛起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5月卢向虎 张正河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内涵初探 调研世界2005年8期张正河 中国基层权力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 全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05年8月张正河 以公共政策角度分析中国民工 中国公共管理评论2005年9期常江 张正河 影响生产决策的两大因素：年龄与教育 农村·农业·农民 2005年10月杨虎峰 张正河 企业区位再选择能力研究 经济师2005年12期张正河 杨虎峰 北京远郊县区聚集分析：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张正河 杨虎峰 产业化过程中契约和违约行为分析 三农问题新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张正河 杨虎锋 产业化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农村经营管理2006年1期Zhang Zhenghe NGOs’ Successful model in Northwestern China Rural Livelihood Projects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国际研讨会2006年2月王永刚 张正河 世界油料及植物油生产\贸易格局分析 中国油脂2006年1期卢向虎 张正河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1期王永刚 张正河 我国花生国际贸易结构比较分析与优化新疆农垦经济2006年1期张正河 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研究 调研世界2006年1期王永刚 张正河等 我国油料及植物油贸易发展与价格整合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3期贾大猛 张正河 农民合作社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对吉林梨树县百信农民合作社的实证调查 学海 2006年5期张正河 家庭决策权下移与农户经济效率 收录在《新重农主义》远东出版社2006年9月张征 张正河 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流转改革分析中国土地2006年3期贾大猛 张正河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3期苏保忠 张正河 行政管理改革思路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4期张正河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趋势 科技与企业2006年10期卢向虎 张正河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资产股份化问题研究基础调研世界2006年11期句芳 张正河 设施农业的效益边界初探 农业经济2006年11期句芳 张正河 浅议黄灯理论 技术经济2006年11期张正河 城乡差距的表象、原因 人民日报财经版2006年11月21日李文陆 张正河 交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评述 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2期李文陆浅析现代交通运输对集聚的影响 商场现代化2007年2期 张正河 王英辉李文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S形”发展差距态势的实证研究 技术经济 2007年3期 张正河 王英辉句芳 张正河 贾大猛 政府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效应分析 经济与管理2007年4期张正河NGO及其在中国西北农村发展运作分析(载全球化与新农村建设书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句芳 张正河 都市农业到底具备多少功能 北方农业2007年2期苏保忠 张正河 农村养老中的家庭支持力研究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7年3期李林张正河产业结构与中国省际城市化进程差异分析管理现代化2007年3期张正河 现代农业的国计民生 领导之友2007年3期张正河 中国城市化专家谈 中国发展观察 2007年8期李玉恒 张正河 浅析传统农业折射下的中国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农学通报2007年10期句芳 张正河 高明华 创新培训理念、培育新型农民的几点思考 技术经济2007年11期苏保忠 张正河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和边界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12期苏保忠 张正河 西方国家农村养老制度及启示 当代经济2007年12期句芳 张正河 我国农户兼业时间影响因素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8年1期苏保忠 张正河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养老的困境与路径选择改革与战略2008年1期张正河 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中国科技投资2008年3期句芳 高明华 张正河 中原地区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3期苏保忠 张正河 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及其对农村养老的启示当代经济2008年11期张正河 承包权流转不会一蹴而就 中国土地2009年2期柳岩 张正河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间差异比较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3期张正河 农民工准城市化背景下耕地流转困境研究 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2009年3月张正河 苏保忠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路径选择 甘肃行政学报2009年5期张正河 准城市化下空心村解决思路 中国土地2009年8期王健 张正河 我国中小企业双S区域划分与效率研究 中国软科学2009年9期张正河 农民工准城市化背景下耕地流转困境研究 学术研究2009年9期高明华 张正河 关于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途径 城市问题2009年10期张正河 发达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共性特征分析 中国科技投资 2009年11期张正河 农业产业化发展中龙头企业与小企业产业集群研究 中国农业产业化年会论文集2009年11月张正河 食物综合安全战略下农业科技的支持方向 中国非传统安全中粮食问题研究论文集2009年11月张正河 快速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庄发展战略思考 以书代刊三农中国2009年张正河 中国产业集群问题与对策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0年2期张正河 定单农业：悖论与突破 2010年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高层论坛（长春）张正河 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战略与策略 农村金融研究2010年11期张正河 快速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庄发展战略与策略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11期张正河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发展战略 新华文摘2011年3期张正河 我国涉农企业科技创新调查分析（上、下）中国种子（国家内参）2011年5、6期王小兵 张正河等 中国区域节能减排能力测度与政策推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6期张正河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与科技供求主体分析农村金融研究2011年9期张正河山区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经济日报 2011年11月7日
....................................8000字 估计没人写了
我国农产品物流现状及对策研究Relate to Our Country Agricultural Product Log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 Research摘要：文章通过对农产品物流内涵、意义、特点及现状的分析，指出了目前农产品物流存在的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缺乏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农产品物流的信息化水平明显不适应等问题。并借鉴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经验，提出改善基础条件、优化整合资源、培育和发展农产品物流组织、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强教育与培训等对策，为加快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1农产品物流的概念和意义农产品物流概念。农产品物流的意义2我国农产品物流的特点和现状我国农产品物流的特点我国农产品发展的现状3农产品物流面临的问题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落后导致物流过程损耗严重。管理水平低下以及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缺乏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农产品物流的信息化水平明显不适应4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经验的借鉴5发展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对策6结论由于农产品物流的特点和农产品物流研究的复杂性，农产品物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比较贫乏。本文鉴于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农产品物流载体建设、优化整合资源、培育和发展农产品物流组织、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强教育与培训等对策，为加快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参考文献：[1]李大胜，罗必良.关于农产品流通的若干理论问题[J].南方农村，2002(1):30-32.[2]陈阿兴，岳中刚.试论农产品流通与农民组织化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3(2):11-13.[3]谢培秀.试论发展中国的农产品物流业[J].中国流通经济，2003(11):26-29.[4]丁华.供应链管理理论及其在农产品物流企业中的应用[J].中国流通经济，2004(1):17-21.[5]陈珊珊.农业物流现状SWOT分析及发展战略[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7):29-30.参考文献：[1]张倩.浅议农产品物流[J].农村经济.2003，2（19）:48-50.[2]宋留栓，朱福良.SCM在农产品物流开展中的应用[J].工业工程，2005，（9）:29-33.[3]吴清一.物流管理[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4]韩美贵，张兆同.改善和发展我国农产品物流的思考[J].农村经济，2005，（2）:21-23.[5]贾会棉，路剑.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6（，2）:40.[6]梁小民.西方经济学教程（修订版）[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国际农产品物流发展特征及经验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现代物流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很多国家开始关注物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以及在成本上的节约。我国正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为保障农产品货畅其流和物尽其值，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产品物流发展经验，推进国内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和创新。一、国际农产品物流发展类型及其特征（一）北美类型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其农产品物流集中体现其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数量之巨大。美国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性、品种多样性以及农产品贸易活跃度，使其拥有庞大、协调、通畅、复合、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体系。1、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发达、信息化程度高。美国交通运输设施十分完备，农产品装卸输送设备主要有各式输送机、可移式胶带输送机及低运载量斗式提升机。美国有发达的信息流基础，成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就是农产品各市场主体了解市场行情、获取价格变化信息的直接窗口。众多农业网站、信息咨询公司也为农民了解信息提供了方便途径。2、农产品物流专业化、社会化。美国农产品物流业拥有一批专业的从业人员。就物流通道而言，有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大多由农场主经产地市场或中央市场的批发商销售给工厂，零售商销售量次之，直接销售的很少。连接农产品供需的物流主体有农场主参加的销售合作社、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农商联合体、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加工商、储运商和期货投机商等。全美合作社有6000个左右，实行民3、农产品物流组织化程度、供应链管理水平、物流标准化层次均比较高。美国农产品物流组织建设主要包括产销一体化组织和农业协会。产销一体化组织是把农产品生产同其生产资料的制造与供应(产前部门)，以及农产品的储运、加工和销售(产后部门)等有关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联合体。美国有许多专业性的农业协会，这些协会是自发性组织，相互独立，资金自筹。这两类组织构成了美国农产品物流的主体，对农产品物流高效运行起到关键作用。美国绝大部分包装食品和大宗物品(袋装橘子、苹果)使用条形码(barcode)，这些条形码的设计使企业及时了解食品供应链的物流状况，借此来对供应链上游物流的流入进行有效管理。4、政府宏观调控，依托市场运行。美国政府干预农产品物流，主要以法律和财政经济政策方式从宏观上创造供求均衡和价格稳定条件。美国政府重视对农业、公共农业研究开发和农村教育项目的投资，1998年推行了旨在提高农民素质的“新农民计划”。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农场主批发市场和终点批发市场，批发业务实现了规模化。农村中的销售合作社以及大量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人员，活跃了农产品物流活动。农产品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同步运行，以实现物尽其值。（二）西欧类型欧洲农产品物流业发展以荷兰、法国和德国为主要代表。1、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发达。由于农产品保鲜期短，便利快捷的运输、合理的流通网点分布对于降低农产品损耗、提高农产品流通交易效率至关重要。荷兰的蔬菜、水果的损耗率仅为5%，而中国却高达20%以上。在促进农产品流通过程中，欧洲各国十分注重发挥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的作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改造，优化网点布局。欧盟每年也从财政中拨款，对改善农产品运输、储存、加工和销售的项目进行补贴，包括修建码头、仓库(包括冷库)和市场等基础设施，此项补贴占欧盟农业基金的25%，在某些基础设施较差的区域甚至可达30%~50%。目前，除发达便利的海运、铁路、公路运输外，欧盟各国大规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也非常合理。如荷兰拥有包括欧洲第三大航空港斯希波尔机场在内的6个航空港和鹿特丹港，其中鹿特丹港靠近重要的蔬菜和水果的种植地区，港区四周高速公路和水路运输网络非常发达，而且靠近欧盟国家水果进出口中心所在地巴伦德雷赫，可迅速便捷地将荷兰58%以上的蔬菜与切花等鲜活植物运往巴黎、伦敦、香港等世界各大城市。通过充分利用其交通设施便利的优势，荷兰的花卉产业目前已占领了全球60%的花卉市场。2、农产品物流链缩短，实现物流增值。通过收集分类、鲜储、拍卖、包装等程序，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花卉集散到世界各国，花卉品种达几千种，几乎全部是标准化生产。成交的花卉迅速由集装箱运往机场或港口，分销世界各地，有的当天就可运到销地市场。3、发展电子物流，冷冻行业发达。荷兰花卉和园艺中心拥有最先进的拍卖系统、新式电子交换式信息和订货系统，通过电子化农业产品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向全球许多国家的广大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服务。配送保鲜、冷冻和易腐货物的公司在储存和运输的过程均具备先进的冷冻技术设备。（三）东亚类型亚洲农产品物流业的先进代表是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省，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以小搏大”的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1、政府主导，推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韩国和日本是这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均以批发市场为主渠道，以拍卖为手段。日本近年来在大中城市、港口、主要公路枢纽都对物流设施用地进行了合理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包括高速公路网、新干线铁路运输网、沿海港湾设施、航空枢纽港、流通聚集地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2、注重农产品物流硬件设施和信息系统建设。批发市场早已改变仅有广场、仓库和停车场的局面，配备有完善的保管设施、冷风冷藏设施、配送设施、加工设施等。日本的食品配送中心大都建有低温和常温仓库、包装加工设施等，开展加工、小包装分解、分等分级、电子商务配送等业务。频繁而小批量的配送是日本物流业的主要特色。目前日本的大规模零售店都已安装了自动定货系统，与交易对方联机，并有VAN(附加值通讯网)将食品业和批发业联结起来，提高了流通效率。同时日本的批发市场也已装备完善的信息设施，实现全国乃至世界主要批发市场的联网。韩国市场管理部门依托市场这一载体，建立起全方位的信息网络，在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品种、数量和价格形成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信息内容包括农产品交易品种、拍卖定价、交易时间和提货地点以及该类产品主产地相关信息、市场流通费用、市场内出入车辆和入市人员情况等。3、农产品物流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高。为提高农产品交易水平和交易效率，从事农产品物流都有专门的组织协助，其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较高。日本农协作为组织农产品进入流通的关键性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增强了农民作为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保护了农民利益。基层农协在产地一般都建有农产品集贸所，负责本农协成员产品的集中、挑选、包装或冷藏和组织上市。农协不仅为其成员解决产品销售、运输等问题，还将批发市场的购销信息及时传递给农户，引导生产。农业合作组织以综合性为主，批发市场最主要的产地供货团体是农协，各大中小城市都有由农协直接参加或组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生产总量的80%~90%经由批发市场后与消费者见面。4、完备的法律法规及市场条例指导。日本1921年就颁布了《中央批发市场法》，将中央批发市场的开设、管理、交易等纳入法治轨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批发市场地位的日益提高，于1971年将《中央批发市场法》改为《批发市场法》，将地方批发市场也纳入法制轨道，以后每隔5年修订一次。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依据该法制定了系列的地方法规。二、国际农产品物流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一）培育物流主体，沟通产销对接应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与壮大农产品物流主体，降低流通成本，探索将农产品从农户或产品生产企业直接投放到零售商货架，甚至是消费者手中的途径。重点培育规模化经营的批发商，使其在农产品物流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批发市场，每个市场的批发商虽不多，但他们的经营活动都是大规模的，几乎垄断了美国的果蔬流通，这使其能承担市场竞争中的风险。因此，我国应有意识地培育农产品物流主体，重点壮大一批具有承受市场变化压力的大型批发商，有效地组织产销衔接，促进农产品流通顺畅。（二）完善基础设施，增加资金投入为实现农产品供应链的高效有序，我国需要良好的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仓储、交通运输条件上等基础设施支持，其中重点应完善批发市场的功能，提高批发市场的档次，在全国大中城市和主要产区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交易方式先进、功能齐全、安全卫生的骨干批发市场；积极发展连锁超市、直销配送等新型流通组织，建立多层次、多业态、多种经营方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农产品的储藏、加工、运输、配送等物流设施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在资金来源上，应学习日本经验，采取多种形式，鼓励个人、集体、政府等多渠道资金投资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三）注重信息建设，实施标准物流在原有农村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市场信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对物流各环节进行实时跟踪与全程管理，实现生产者、销售者信息共享。要加强农产品物流标准化建设，在包装、运输和装卸等环节，推行与国际接轨的物流设施、物流工具标准，如托盘、货架、装卸机具、条形码等，实现物流活动规范化。制定全国统一的相关农产品质量标准，包括：理化指标、感官指标、安全食用指标、鲜度指标等，并对农产品原产地进行大气环境测试、土壤成分测试、水资源测试等。（四）优化组织结构，加快立法进程欧美、日本等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从农产品生产到流通一整套的理论和体制，基本实现经营规模化，功能综合化，资本股份化，市场开设和经营管理分离化。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将农产品的生产管理、产后加工、安全卫生、上市运销、零售消费等生产和流通诸环节的行政管理职能，归口于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如日本由农林水产省流通局和地方农林部门流通室负责农产品的流通行政管理。美国和法国农产品流通行政管理职能也由农业行政部门负责。这种管理体制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一元化的运行原理，也符合农产品商品化生产经营的规律，可减少政出多门，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值得我国借鉴。同时，要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规。应制订《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法》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标准》等相关法规，对我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市场规则、市场准入制度等问题做出清晰界定。（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内容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问题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论城市规划
摘要：在当今世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并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合作协作的催化作用下，各种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出，做好城市的规划对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it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The city is like a giant magnet, attract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一、城市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各国城市规划的共同和基本任务：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信息提供，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和健康的运作。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要实行规划区范围内全覆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心城区职能、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合理确定和强化各组团产业依托，切实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屯用地结构性调整。规划期内，逐步实现退宅还耕、退宅还林，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镇集中;逐步缩小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促进小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性转变;逐步发展壮大组团，与中心城区形成联系紧密、资源互补的城市空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共生的城市发展格局。突出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合理的级配体系;发挥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促进规划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省会服务职能，加强现有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职能;努力促进以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南部新中心的形成;结合市级文化、会展、体育等专项服务中心的设置，带动分区级中心形成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生活质量。
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争建国际化大都市;盲目争建中心商务区;盲目追求高层建筑;盲目建设大量城市雕塑等，以上盲目的做法其实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明确城区发展方向，促进分区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发展，在开展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一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发展集中供热，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综合整治大气污染。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保护好已有植被和各组团之间生态防护绿化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城市景观规划的具体做法
城市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所以，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计划。要有选择，有目地，有侧重点的进行建设。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确定景观的活跃元素
在分析了景观的基础上，寻找此景观的特色，最具历史意义的景观风貌，作为此景观的主角。这也是创造文明城市的根本所在。
2、划分特色景观区
要根据城市景观的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功能进行建设，并渐渐的强化它的特色，从而继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
3、组织轴线景观
这要通过城市的主要干道来决定。
4、控制景观视廓
景观视廓就是为了使各个景观处于通透的状态，在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而建立起来的景观走廊。
5、勾勒城市天际线
城市天际线是指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物等形成的轮廓线。天际线轮廓应和景观视廓相配合，相协调。
五、城市景观要素
城市景观要素包括人工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其中人工景观要素包括广场、建筑物、集贸市场、园林绿化、艺术小品、文化遗址。那么，自然景观有，大小山丘，石头、湖泊、海洋、古木名树。这些景观为文明城市做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六、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关系
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辩证关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城市发展为代价，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既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责任，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规划成了社会的追求。城市研究任务艰巨而纷繁，这也说明它丰富的活力。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必将更为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规划工作从最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起，最终要落实到物质建设上，形成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形体环境。
城市规划是建筑和园林建设的前提，并为所需的空间准备条件，城市规划研究的进展也为建筑学和园林学的开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规划师与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造，势必将形体环境的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陈易《自然之韵――生态居住社区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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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先进城市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上，从整体空间环境、空间布局、独特品质、城市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构成要素，对济南近年来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地域文化、继承、发展、济南
“世界名都大邑之所以能成功地支配了各国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它们的民族和文明，并把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1]著名规划建筑大师刘易斯？芒福德的这句话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带给城市规划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城市发展继承并延续地域文化特征是城市良性发展的前提。在规划建设中，做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非常重要。本文试以济南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所存在的区域性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地域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它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2]
2、济南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山、水、城交融的整体空间环境
济南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总揽齐鲁，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华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山湖遥遥相望，形成山水相依的城市地理形态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特色。济南的城市空间特色是山、泉、湖、河、城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南部是恢廓苍翠的自然山体，中部名泉荟萃、湖光山色，北部是蜿蜒曲折的黄河以及鹊山、华山等众多平地凸起的小山头。
这种山、水、城交融的独特自然景观与济南几千年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形成了济南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空间特色。总体来讲，济南大气厚重，具有北方城市粗放的性格；济南独特的泉水文化，又赋予了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景致，城市总是因为有了水而显得清灵俊秀，济南因了浸润在城市肌理中的泉群水系而比普通的北方城市多生出了一股轻盈，有了几分“烟雨江南”的柔美。
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景观资源
济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街区共有8处。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包括四门塔、灵岩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历史优秀建筑5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5处；区、县级依法登记保护的`文物328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约1000余处。
“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空间布局
济南古城是在明府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城池四周由护城河围合，面积3。26平方公里。平面布局以其形状不甚规整、四门不对称为特色，加之有天然的泉水和依山建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济南商埠开辟于上世纪初，商埠区的规划和建设是中国城建史上中西合壁的典范。1904年，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振兴民族实业的“自开商埠”便应运而生。百年以来，商埠区的空间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揭示了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的序幕。东西并列的古城和商埠，形成济南城市空间演变历史上“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格局。
“泉水文化”的独特品质
泉水是济南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济南自古以来就以泉水丰沛而闻名于世，城市因此有了一个别称“泉城”。甘纯的泉水给城市注入了灵气与活力，赋予了济南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广义讲，泉城文化景观资源应包括“泉水”、“泉城”、“泉村”、“泉文化”等四泉文化景观资源。泉水是四泉文化的核心。济南独特的地质结构，造就了众多泉水的形成。济南泉水的独特性还体现在数量众多、形态优美、水质优良、文人诗韵等诸多方面。
“包容厚重”的城市文化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东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济南，具有各种文化的兼容性。济南处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处于“中庸之道”的状态，这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特征就形成了济南厚重朴实，温婉宽容的城市气质。[5]
3、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进展
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情况概述
近年来，济南市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近年来，《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泉城特色标志区规划》、《济南商埠区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策略研究》等20多项规划研究相继编制完成，大明湖东扩等精品工程相继实施，济南古城区及商埠区保护初见成效。二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定期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检查，体制机制基本完善。三是注重提取并形成文化特征符号。例如策划了“天下泉城”、 “守望泉城”等专题片，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征符号。在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着力塑造地域文化特征，例如，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主会场“东荷西柳“的设计中，就以市花荷花、市树柳树为母题，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色。四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地域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例如，如自2013年起每年8月举办“泉水文化节”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活动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进一步强化了济南泉水之城的地域文化特色。
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工作的不足
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与济南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文化资源有待梳理，在新城区、郊区或者大都市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等的宣传推介不够。二是保护与发展实施机制有待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统筹协调。三是市政、交通、财政等专项有待优化。在古城区、商埠区，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方面，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区域文化发展战略不够明确，对大区域文化发展战略重视不够，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有待进一步强化。 3。3济南地域文化特色保护与发展的对策措施
基于对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的进展及不足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对历史古迹、文物进行全面排查，做好深入挖掘历史遗存、搜集相关资料，从龙山文化、舜文化、孝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对龙山黑陶、舜耕山、郭氏孝堂山、灵岩寺、齐长城、鹊华秋色图等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努力塑造含蓄内敛、格调清新的新型文明城市。[6]二是创新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实施机制。亟需在市财政、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和投融资平台大量投入的基础上，争取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同时创建社会融资渠道，引导市场化运作，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共同推动保护改造工作的实施。三是调整优化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延续地域文化传统，深入挖掘文化优势，营造宜居环境氛围，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感。四是积极倡导公众参与。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应充分考虑群众的发展愿望和利益诉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规划、建设工作应在适宜的阶段组织公众进行参与，科学合理决策，选择部分有责任心的企业或个人参与规划实施。
4、结语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地域文化特色是城市发展之魂，是城市个性的集中体现。从济南的案例可以看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前期研究、体制机制、法规建设、规划实施等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绝对是块宝，而且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知己知彼、摸清家底的基础上，重视地域文化符号的提取，采取科学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品牌，切实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竞争力。
城市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先进城市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上，从整体空间环境、空间布局、独特品质、城市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构成要素，对济南近年来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地域文化、继承、发展、济南
“世界名都大邑之所以能成功地支配了各国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它们的民族和文明，并把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1]著名规划建筑大师刘易斯？芒福德的这句话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带给城市规划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城市发展继承并延续地域文化特征是城市良性发展的前提。在规划建设中，做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非常重要。本文试以济南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所存在的区域性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地域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它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2]
2、济南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山、水、城交融的整体空间环境
济南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总揽齐鲁，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华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山湖遥遥相望，形成山水相依的城市地理形态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特色。济南的城市空间特色是山、泉、湖、河、城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南部是恢廓苍翠的自然山体，中部名泉荟萃、湖光山色，北部是蜿蜒曲折的黄河以及鹊山、华山等众多平地凸起的小山头。
这种山、水、城交融的独特自然景观与济南几千年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形成了济南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空间特色。总体来讲，济南大气厚重，具有北方城市粗放的性格；济南独特的泉水文化，又赋予了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景致，城市总是因为有了水而显得清灵俊秀，济南因了浸润在城市肌理中的泉群水系而比普通的北方城市多生出了一股轻盈，有了几分“烟雨江南”的柔美。
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景观资源
济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街区共有8处。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包括四门塔、灵岩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历史优秀建筑5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5处；区、县级依法登记保护的`文物328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约1000余处。
“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空间布局
济南古城是在明府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城池四周由护城河围合，面积3。26平方公里。平面布局以其形状不甚规整、四门不对称为特色，加之有天然的泉水和依山建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济南商埠开辟于上世纪初，商埠区的规划和建设是中国城建史上中西合壁的典范。1904年，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振兴民族实业的“自开商埠”便应运而生。百年以来，商埠区的空间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揭示了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的序幕。东西并列的古城和商埠，形成济南城市空间演变历史上“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格局。
“泉水文化”的独特品质
泉水是济南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济南自古以来就以泉水丰沛而闻名于世，城市因此有了一个别称“泉城”。甘纯的泉水给城市注入了灵气与活力，赋予了济南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广义讲，泉城文化景观资源应包括“泉水”、“泉城”、“泉村”、“泉文化”等四泉文化景观资源。泉水是四泉文化的核心。济南独特的地质结构，造就了众多泉水的形成。济南泉水的独特性还体现在数量众多、形态优美、水质优良、文人诗韵等诸多方面。
“包容厚重”的城市文化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东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济南，具有各种文化的兼容性。济南处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处于“中庸之道”的状态，这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特征就形成了济南厚重朴实，温婉宽容的城市气质。[5]
3、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进展
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情况概述
近年来，济南市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近年来，《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泉城特色标志区规划》、《济南商埠区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策略研究》等20多项规划研究相继编制完成，大明湖东扩等精品工程相继实施，济南古城区及商埠区保护初见成效。二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定期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检查，体制机制基本完善。三是注重提取并形成文化特征符号。例如策划了“天下泉城”、 “守望泉城”等专题片，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征符号。在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着力塑造地域文化特征，例如，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主会场“东荷西柳“的设计中，就以市花荷花、市树柳树为母题，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色。四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地域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例如，如自2013年起每年8月举办“泉水文化节”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活动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进一步强化了济南泉水之城的地域文化特色。
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工作的不足
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与济南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文化资源有待梳理，在新城区、郊区或者大都市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等的宣传推介不够。二是保护与发展实施机制有待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统筹协调。三是市政、交通、财政等专项有待优化。在古城区、商埠区，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方面，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区域文化发展战略不够明确，对大区域文化发展战略重视不够，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有待进一步强化。 3。3济南地域文化特色保护与发展的对策措施
基于对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的进展及不足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对历史古迹、文物进行全面排查，做好深入挖掘历史遗存、搜集相关资料，从龙山文化、舜文化、孝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对龙山黑陶、舜耕山、郭氏孝堂山、灵岩寺、齐长城、鹊华秋色图等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努力塑造含蓄内敛、格调清新的新型文明城市。[6]二是创新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实施机制。亟需在市财政、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和投融资平台大量投入的基础上，争取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同时创建社会融资渠道，引导市场化运作，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共同推动保护改造工作的实施。三是调整优化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延续地域文化传统，深入挖掘文化优势，营造宜居环境氛围，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感。四是积极倡导公众参与。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应充分考虑群众的发展愿望和利益诉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规划、建设工作应在适宜的阶段组织公众进行参与，科学合理决策，选择部分有责任心的企业或个人参与规划实施。
4、结语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地域文化特色是城市发展之魂，是城市个性的集中体现。从济南的案例可以看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前期研究、体制机制、法规建设、规划实施等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绝对是块宝，而且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知己知彼、摸清家底的基础上，重视地域文化符号的提取，采取科学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品牌，切实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竞争力。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内容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问题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城乡规划理论
摘要：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规划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make our countr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dju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the level 1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s a whol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将城乡规划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和建设，是我国国情所在，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一些区域协调可以依赖法律实施，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组织中，规划或公众参与完全是志愿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遵从这样一种方式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支持。这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在协调区域不同城市的利益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城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公众参与。但某些情况下会有来自地方的反对和阻力，确实需要强制实施。可持续城市是指城市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相协调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能够持续变化和扩大，能够进行自我升级、改善并实现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建设可持续城市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为基础，在资源最小耗用的前提下，通过均衡的分布农业工业、居住区、交通等城市活动，做出科学的城市总体设计，促使城市新的结构、功能与原有结构、功能及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性到可持续性变化。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貌和人们观念迅速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西方学者的怀疑。在发达国家，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不断挖掘和利用。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欧，城市决策者本着利用艺术、传统和其它文化资源吸引旅游、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发掘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如在德国鲁尔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文化特色的发掘、保持和创新为这一老工业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城市设计、详细规划等各个层次的规划都需要关注可持续性，以保证发展战略落实到各个空间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首先应从本质上理解城市自然过程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指导，做到根据生态原则来利用土地和开发建设，协调好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式、强度、结构和功能配置等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构筑城市设计框架的目标将重点强调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的保持。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建成区改造成更富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原则将对现状建筑、基础设施和道路的接受和再利用以及可循环建材的再利用放在了首位。其次，可持续发展鼓励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景观的保护。任何新的建材应当从可持续的资源中获取，像木材就应当从管理良好的可持续森林中获得。 第三，在新建成地区，建设的模式要将分散的活动区之间消耗能量的出行减少到最少，同时还要减少建筑内部运行消耗的能量。 未来的发展必须满足国民对食品、矿物、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的需要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应当遵从环境的目标，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所确立的准则。任何新的建筑应当通过灵活的规划设计以适应其使用年限中不同的使用要求。交通系统服务与新的城市结构，将不得不“在服务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维护未来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同样，经济增长也面临相同的前景，它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使城市更富可持续性。
三. 城乡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交通需求是一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派生需求，不同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联系方式，通过影响居民个体的出行行为选择过程，进而作用于城市交通系统，并最终产生不同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对于低碳城市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导致我国目前有些城市规划实践与低碳城市的目标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本研究由理论整理入手，继而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提出一套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策略。研究分别从区域层面、总体规划层面及详细规划下的居住区和街区设计三个层面来研究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的交通建立在“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的评价标准上，加之区域土地使用模式多为粗放式，两者合力产生了高能耗的基于小汽车的区域空间布局。对比现状缺乏交通考虑的无序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合理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应是结合有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引导的走廓模式，通过空间整合与控制小汽车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规划理论中强调的一个就业居住平衡的城市和功能上的“自我平衡”被验证并不能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而应是在提高居民就地就业率的基础上利用高效的公交系统将各城镇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区域平衡。从总体规划层面，研究从城市密度、开发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提出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规划原则：①应当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③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④坚决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的策略。从详细规划层面，研究从居住区规范入手，分析其积极性及不足，并与美国《绿色低碳社区发展评估系统》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居住区的设计仍然偏重于物质环境层面，对人的行为少有涉及，也没有明确的低碳指标。研究从街区尺度、规模、用地开发强度等角度分析了“大盘”、“巨型居住社区”、低密度住区产生的原因及对低碳节能居住的影响。
最后，研究对轨道交通站点社区居民的交通出行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区由于客流有限、发车间隔较长，单纯的普通公交接驳不能满足城市边缘地区轨道交通接驳需求。规划必须确保城市新区市民出行的选择多样性，除了提高普通公交覆盖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还要通过多模式交通换乘的方式来提高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划阶段需要对步行、自行车的接驳方式，自行车停车设施作出更多的重视。研究最后对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①城市规划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终极方案，并且需要针对目标建立评价的准则;②城镇体系的规划应结合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控制城市无序蔓延，降低交通能耗;③鼓励适度的用地混合，考虑建立在绿色交通体系上的居住与就业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巨型或单一化的功能分区。提倡小尺度街区、土地混合使用的开发模式;④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促进“绿色交通”;⑤城市形态结构形态的构建采用网络嵌套的理论来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际应用局限进行修正，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⑥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这也是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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