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有！！！有很大的影响！！！
一、美国的利益集团简述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反映，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它们无所不在，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有人甚至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杜鲁门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①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利益集团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在美利益集团的活动下，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为日后的中美关系埋下了阴影。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支持行政当局推行更为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政策,因为战略安全决定一切的外交政策容易占居主导地位,人权和贸易都可以附属于战略上的考虑。行政当局也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牢牢把握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对外决策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与此相适应,利益集团介入对外政策制订的机会就少,影响力也小。这种局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趋于灵活,不像过去那样被安全战略利益所左右。国会、利益集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行政当局的决策很少提出异议,而是各种利益群体都试图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行政当局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主导对外政策,国会在对外决策方面日趋活跃。参众两院的权力架构非常分散，这就给利益集团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是近年来利益集团不断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影响明显上升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安全利益依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民主和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日程上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经贸往来、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由此使得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安全问题相比,利益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二、劳联—产联促使人民币升值案例分析劳联—产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是美国最大的劳工运动组织，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代表了劳工的利益。但在美对华政策方面，劳联—产联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一样，一贯是反华的“急先锋”。自新政以来劳联—产联支持民权立法，有时也支持政治改革，例如劳联—产联支持由联邦政府提供联邦选举的竞选费。同时，劳联—产联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的立场更加偏右。在冷战中，劳联—产联积极追随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公会运动中反苏、反共，有“小国务院”之称。劳联—产联前主席乔治·米尼一贯敌视中国，曾参与“院外援华（台湾）”活动。（一） 劳联—产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影响的过程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后的调整期，为衰退的阴影所笼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从2002年起开始持续贬值，为的是能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由于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元贬值的效果不明显，美国为此要求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压力。而中国从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劳联—产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缓解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代表工人利益的劳联—产联不惜与他们的“死对头”——全国制造商协会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的宣传下，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不断升温，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2003年9月底，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李西娅(TheaM. Lee)于9月25日及10月21日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②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陡然增加，布什政府特别是美国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0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劳联—产联宣布支持正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克里，使布什的选票压力明显增加。2004年9月9日, 劳联—产联表示“受够了布什行政当局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带领由23 家工业、农业公司和工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简称CCC)，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 要求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美国国内贸易法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301调查，并实施制裁。③2005年，CCC从二月开始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在劳联—产联的压力和影响下，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被接连提出来。参议院提出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众议院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参众两院提出的《停止海外补贴法案》都得到了CCC的支持。为了缓解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实行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爬行盯住”浮动汇率制。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之争由于劳联—产联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劳联—产联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一是为了保护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另一个也是为了在“夕阳工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加强其政治影响力，为其自身的发展加铸筹码的需要。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劳联—产联以及其它相关利益集团会继续施压,国会议员也将继续以提案的形式保持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二） 劳联—产联在促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影响第一，积极并有策略的行动。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劳联—产联组织联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到国会作证，与议员及政府官员会谈，活动非常积极。其中，联盟战略是90年代后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方式中常用的有效手段，能增强利益集团游说力量，不同性质乃至对立的集团间的结盟更是如此。分别代表自由贸易以及保护主义立场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与劳联—产联共同对人民币问题施加压力，更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二，传递清晰的信息。这是游说成功的先决条件。游说人民币升值的各利益集团不断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报告中，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传递着几乎同样的信息：人民币被低估40%，这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变相补贴，只有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改善美国制造商同中国商品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境地，最终挽救美国制造业滑坡，减少工作流失。这样，国会、政府以及大众、媒体都能清楚了解他们的主张。第三，向决策者提供雄辩的政策建议的同时，也要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关键地区选民的观点和利益，忽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可能会让决策者处于不利境地。劳联—产联提出了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WTO提起诉讼以及提起301申诉等不少政策建议，在每次国会作证时都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公司以及工人的广泛性，并通过组建联盟动员更多的力量，向议员以及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使其重视自己代表的力量。第四，时机的重要性劳联—产联选择在美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对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失业问题突出，美国官方提出希望人民币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这样一种恰当的时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在大众中引起共鸣，吸引媒体的关注，进而对国会和政府形成压力。三、几点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往往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往往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波动和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竞争与力量消长和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左右摇摆。由于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和压倒性的利益目标，总统和国会在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就得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制约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和下限，也证明了所谓“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劳联—产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动。劳联—产联的主力军是蓝领阶层，其规模伴随着“夕阳工业”的衰弱不断缩小，有组织的劳工比例在下降，其影响力在减弱，但劳联—产联仍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是美国政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常会与其他反华势力联合，形成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因此对劳联—产联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忽视。2008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面临选票压力，此时正是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作为劳联—产联一贯的支持对象，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上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共和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也将会在这些问题上考虑他们的意见，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按目前的形势来看，民主党当选的呼声很高，明年若由民主党人上台执政，劳联—产联以及其他一些反华利益集团将会在人权、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对国会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美关系的摩擦可能会加大。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中方应特别注意防止俄罗斯因为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如同在二战中就是）而联合（尽管只是短暂的联合），从而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 ------
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很快震动了全球。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银行、外贸业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挑战和机遇并存，这次金融风暴在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的同时，也为中资银行融入全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文章对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继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之后，华尔街再次爆出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宣布破产。而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有人用“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也有人用“金融飓风”一词比喻这场危机，无论哪种比喻，这场风暴以极快的速度震动了全球，与危机中心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股市，也以2点告破表达了悲观的态度，花旗亚太区经济与市场分析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黄益平在9月25日《财经网》校园行上海交通大学称：“中国就是美国镜子里的影子。”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注定不能独善其身。
二，首先是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国内几大银行总共购买了美国证券业价值约2亿美元的证券产品。在美国金融业面临巨大困境的今天，雷曼兄弟的破产无异于把华尔街向地狱又推进了一步，而国内金融机构购买的证券产品也面临着巨额贬值甚至清算的厄运。例如华安基金已于9月16日在其网站上贴出醒目告示，提示旗下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投资风险，由于雷曼兄弟下属的雷曼兄弟金融公司为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所持结构性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为保本票据之基础资产之一的零息票据的发行人，因此在极端情形下，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而且华安国际配置基金也有可能需参与破产清算而无法全额收回，甚至连该基金的存续也将出现问题。幸运的是，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因直接购买次级债产品是我国受次级债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但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经理赵庆明表示从目前公布的各银行年报来看，这部分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经济学家景学成指出更值得注意是次贷危机的持续恶化对中国股市的心理压力。他说：“股市是个信心产物，如今周边股市狂跌，投资者心理压力沉重，这些都成为一块巨石，加速股指下行的速度。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投资者恐慌情绪有着强大的传染效应。”
三，除了资产缩水外，此次金融危机将引起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中国资产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股权、债权等，这可能对中国外汇和资产市场施加沉重的向下压力，这也正是去年至今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外资机构投资者在韩国证券市场占据显赫地位，他们在次贷危机中损失巨大，不得不抛售韩国资产，抽回投资，以救母国总部燃眉之急。根据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从27年6月～28年6月末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今年5月为净买入之外，其余各个月均为净抛售，累计套现499亿美元。在沉重的抛售压力下，还在亚洲货币仍然对美元显著升值之时，韩元已经早早开始对美元贬值。今年年初，美元兑韩元汇率还在95韩元兑1美元左右，到9月1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已跌至46个月以来低点，近4年来首度跌破11韩元兑1美元，韩国主要股指随之暴跌。令人倍感侥幸的是，虽然前几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成风，但雷曼兄弟这家“举世公认”的“华尔街一流投行”还没有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战略性投资者。不过，雷曼在金蝶软件、旅游搜索网站“去哪儿”、天津融创集团、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等公司的股本投资将面临转手。
四，其次，是对我国外贸业的影响。我国近年来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美国经济的疲软、金融形势的持续恶化，再加上雷曼兄弟破产起到的加速作用使得今天的美国金融业更加风雨飘摇，而这势必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五，海关总署9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外贸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进口数量增长。与之相对，中国前七个月名义出口额增长，名义进口额增长。
六，中国实际出口增速下滑，自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有媒体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于今年3月向商务部递交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自27年9月以后，中国出口月度实际增长率已经从上半年的约2%左右降至1%以下。今年一季度，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3%，十分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
七，作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海关总署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增幅下滑个百分点，为2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首次回落至个位数。1月～7月，美国仍然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下降至目前的。
八，海关总署将中国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须警惕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继续蔓延，对其连锁后果要予以密切关注。”海关总署在报告中指出。
九，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危机初步爆发时，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欧洲市场，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保持强劲，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些国家经济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进口需求显著下降。
十，这些因素在近几个月逐步显现。中国到欧洲出口已从年初3%～4%的高增长降至8月的22%。中国出口日本的情形与此类似，且下滑趋势可能延续。除巴西以外，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也明显放慢，到俄罗斯的出口已经第二个月呈现负增长。
十一，因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次级债危机及其影响的深入带来的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放缓，将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他还强调，由于出口制造商面向外需的产业重心难以在短时间内转移，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些企业的转移成本上升，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十二，最后，是对我国的挑战也可能是机遇。毫无疑问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动荡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世界经济，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美国1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而当前的金融全球化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从前拥有着数家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掌管美国金融业16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也很有可能将让位于伦敦或者东京，可以说世界的金融格局可能正在经受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对于中国来说，国内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亟待克服的问题。
十三，安永全球CEO特黎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而为中资银行提供了一个融入全球的好机会。他对近期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行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目前并购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如果收购对象符合中资银行的战略利益，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着手走向海外。不过他同时提醒中资银行，应借鉴美国同行的教训，在业务扩张的同时，要保持稳定而良好的财务状况。
对股市的走势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所以股市目前一直处于下跌的状态，而且很多行业都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行业板块也一直处于下跌的状态。
2020年疫情的爆发，对股票的走势不可能说一点影响没有。大家在购买股票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它的走势，并且让专门的金融专家来帮自己分析，否则自己可能会吃亏。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国民众的正常生活、企业生产以及投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金融市场历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影响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反映到金融市场中。
因此,探究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我金融市场的影响,对稳定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投资方向及决策提供科学有利的理论依据。首先,通过运用干预模型结合经典ARIMA模型,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干预因素,定量分析了疫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负面的冲击,对债券市场生产了正面的冲击。
对比ARIMA模型和干预模型的预测结果发现,干预模型的预测误差基本上小于ARIMA模型的预测误差,说明干预模型的拟合度更高。其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本文构建VAR模型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股市和债市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VAR模型是稳定的,疫情对金融市场造成了显著性的影响。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股市和债市的动态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都存在差异。新冠肺炎疫情对债市的冲击比较平缓,而对股市的动态冲击较大,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
疫情如果特别严重的话，会导致股市出现牛市的现象，大量资金涌入，会导致股价上升。所以疫情和股市的关系就是反比例的关系。疫情也可以造成经济损失，可以让股市崩盘，让股市变动，可以打击一些中小型的企业，让这些企业倒闭。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到了迅猛的进步。我个人为美国经济的进步是最为明显的 。在战争中期美国想民间发售了大量的“战争债券”在民间征收税款。致使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二战后，英国的经济受到严重创伤。主要是英国依赖美国的援助来恢复发展经济。美国的主要政策就是《马歇尔计划》。政治上主要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的是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对抗，是冷战是的特色。 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英国等欧洲国家就开始摆脱美国的控制，相互联合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来共同促进欧洲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影响：
1、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二战扩大了美国的经济市场）
2、促进了美国的科技发展；（特别是工业、军工方面）
3、使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以前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因为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而且前期还在闷声发大财，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的最强国。随之而来的美元霸权给他们带来了支撑，所以美国才会有这么多的资金来发展。
扩展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简称二战，亦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时间为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俄罗斯法定结束日期为1945年9月3日），是以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和，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战争范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经济损失达5万多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
战争最后以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华民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次战争带动了航空技术、原子能、重炮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英国其实得到了很多“好处”，对于经济军事政治其实都是一种滑坡，经济需要美国的扶植，于是产生依赖，而美国将从中得到这支和军事的优待-也就是后来的北约；而军事的滑坡可以解释为科技的落后，英国本身并不是什么强国，可是二战让他看到一个国家的富强，就像一个暴发户，会死得很惨；对于政治，很简单的，北约，一个可供攻防一体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它可能是美国当时最得意的做法了，而英国及欧洲都成为了美国的棋子，你认为如果没有百废待兴的压迫，会有国家自愿做棋子和炮灰么
美国的减税到底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会改变我国货币推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我国运用货币来推动经济发展已经运行多年，但货币有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使我国的资产泡沫被越吹越大，比如在房地产领域，房价被推得畸高，当然这个泡沫也含有房地产的涨价预期，但预期正是建立在货币贬值的基础上。另外，银行为货币的创造推波助澜是引起泡沫的主因，比如同业存单，2014年发行量仅不到万亿，但到2016年已经达13万亿，同业存单当初为解决银行资金错配可能会导致流动性不足而设计。无需缴存存款准备金和套息的优势，使同业存单新衍生出的理财又创造天量级的货币，变成银行钱生钱的工具，一个又一个的金融创新使房地产市场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由此持续不断地推动资产价格迅速上涨。4月25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就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外部冲击进行了讨论。包括近期金融形式的监管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预示经济改革的风向可能会发生转变。其次也会影响我国的税收结构。我国的税收来源目前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的特点是简便易行，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有无盈利，只要商品和劳务一经售出，税金即可实现。间接税的另一个特点是税负容易转嫁。收入愈少者，生活必需的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愈大，税负相对就愈重，导致事实上的税负不公。所以这种税收缺乏弹性，一旦提高税率就容易使物价上涨。在世界各国的税法理论与实践中，一般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比如各种所得税、房产税和财产赠与税等税种为直接税，直接税难以把税负转嫁到别人头上，对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我国的直接税比重太低，反而使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工薪阶层所缴纳的税收收入尽然占到整个个人所得税的40%，而高收入者反倒享受多税源扣除优势，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样也使我国税收调节违背设定的调节初衷，用税收来平衡社会财富减小贫富差距。所以美国减税政策会改变我国税收征收结构，可能会促进我国进行税收改革，美国减税内容中并没有减少房产税这个税种，所有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提高我国直接税征收比例，这样也让企业休养生息为以后扩大税基来源做好储备。税收有个著名论断就是拉弗曲线。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在给里根总统推行减税政策时提出一个命题，即政府的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超过一定限度，再调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少，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当然这次美国减税也会对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或者竞争力弱的企业形成一些屏障，这种情况也正好实现了特朗普的反对自由贸易的主张。我国虽然面临与美国进行税率的竞争，但彼此之间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效率竞争，所以我国当前最主要在于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美国能减税，我们更能减税，因为美国有比我们大的多的军事开支和民生福利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减税反而有更多的空间。总之，美国的税改政策虽然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任何一个政策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里面都可能有危也有机，就看怎样去把握，运用的好就能起到促进作用，能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趋势向好。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美国税改，去积极赢得本国经济发展机会。
美国与中国的收税体制不一样，美国是每一个公民都要缴税，公民因为是纳税人，对于税款的使用有责任监督，中国不对大众群体征税，征税主体是企事业法人，纳税人不直接体现在全体公民身上，根据义务与权力对等原则，税款的去向基本与大众百姓无关，因为，大众百姓没有直接纳税，税款只能由权力去控制。美国税改就是减少对本国公民的征税额，使美国人有更多的钱购买商品，而中国又是美国商品的最大输出地之一，中国企业多输出商品，意味着可以多向企业收税，应该还要向企业退税，这样可以把大量好的产品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扬我国威。次等级的产品国内消化，原材料出现紧俏，市场调节，连环涨价呗。
1，调整关税，由于税费的提高，首先像苹国这种生产线在中国组装代工的相关企业成本会相应增加。而企业成本的提高，直接导致市场上物价的提高。普通居民对一些类似苹果的高科技产品的购买能力估计会有所下降。
2，特朗普这一调整关税的决定遭到欧盟等其他国家的反对，不利于国际间的合作，如果欧盟等其他美国的贸易合作伙伴也针对美国同样调整税务的话，直接会对美国造成沉痛影响。而中国也可以对美国进行适当的反击，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
3，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共赢的关系，增长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直接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目前来说，国家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也越来越明显，特朗普此次调整关税，明面上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对其贸易合作伙伴也有着不小的伤害。中国也会受到很大损失。
扩展资料
对美国影响
美国罔顾国际贸易规则，接二连三挑起贸易争端，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多国实施贸易制裁。一时间，贸易战硝烟四起。美国的霸道做法，激起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国际舆论批评美国一意孤行实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仅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损害，也对美国经
济造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美国欺凌的国家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对美国实施反击。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以及土耳其等国先后出台反制措施。
美国带着“贸易战容易赢”的心态，把单边贸易措施“武器化”（weaponize），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关税，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以美国的逻辑，惩罚关税将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制裁”。但事实表明，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受害者之一：美国消费者。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美银美林经济学家的分析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将使美国消费者成为全球最大输家。美国经济学家测算，美国关税措施将引发国内物价上涨，可能抵消大多数美国民众从特朗普税收改革中享受到的减税红利。美银美林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
对日本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此次对中国采取的征税措施，认为对华措施只是30年前一幕的重演，最终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仅在1984年，由于进口限制，美国消费者就多支出了530亿美元。
受害者之二：美国企业和全球供应链。关税措施表面上是针对贸易，实际上牵动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受到此前美国钢铁关税措施的影响，一些美国本土企业或计划“出走”，或面临关闭危险。美国制造标志性产品之一的哈雷·戴维森公司在6月25日宣布，将把面向欧洲的摩托车生产转移到美国
之外，以避免受到欧盟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的影响。美国最大的铁钉制造企业——中洲铁钉公司也表示，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导致成本上升，公司不得不解雇了500名员工中的60名，并计划在7月底再解雇200名员工。
受害者之三：在华外资企业。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将产生“打击”效应，受打击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还有在华的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
参考资料新华网——中美贸易战峭壁下的“关税之伤”，美国利益首当其冲
亲研究课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研究目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就是从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起步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目前经济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经济全球化 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存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合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产物。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为此，研究和了解这一问题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方法：文献法研究内容：一、经济全球化的提出与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经济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认可，但目前没有统一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为此，可从三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 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 1.贸易自由化。随着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使得加入到WTO组织的成员以统一的国际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2.生产国际化。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极大地推动着世界市场的扩大。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从时间和空间上缩小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促使世界贸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它不仅对生产超越国界提出了内在要求，也为全球化生产准备了条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3.金融全球化，世界性的金融机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国界进行，跨国贷款、跨国证券发行和跨国并购体系已经形成。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 4.科技全球化。它是指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是经济全球化最新拓展和进展迅速的领域，表现为，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典型代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跨国公司巨头通过垄断技术标准的使用，控制了行业的发展，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 经济全球化的四个主要载体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据说最早是由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有人从生产力运动的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也有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多了国际投机，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望采纳谢谢
楼主说的很对，有道理，可以认识一下吗？
比较难找 今年的论文都是写的金融危机背景的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尽快完成国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一、建国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1、赶超型发展战略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化 受建国初期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试图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超高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储蓄率低，资本积累能力不足，资金严重匾乏。二是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低下，支持工业化的能力有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初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的办法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性的特点，使得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重工业的自身循环所创造的社会需求，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但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 ．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战略调整、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使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无法继续进行。 从1979年开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结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转为市场导向。这种由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推动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农业生产不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加快了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为例，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农业生产资料来源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农业投入中来自农业内部的比重已从46．7％，下降为39．l％，而由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从41．7％，上升为 44％。这说明农业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产业关联趋于强化。同时，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包括工业、建筑业、邮电业、商饮业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对农业的服务贡献率明显提高，从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从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从17．33上升到17．92，16年间仅上升了0．59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约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平均每年转移为715万人。与此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 ％，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间共下降了20 ．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1年间共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间共上升14．7百分点。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总体度量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随着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趋于均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较大劳动力份额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我们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运用这些指标来计算1952年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总体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 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除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之处外，由于其结构转换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l、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 2）。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为，二者相差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3％，劳动力的比重为23．0％，二者相差2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0％，劳动力的比重为％，二者相差6．1个百分点。显然这种差异，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 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滞后性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在《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时（1979年价格）达到相等，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两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也达到相等。我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34美元时达到的，当时，工业为38％，农业为39％。到19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1．3倍，达到310美元，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7．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68．4％。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严重失衡，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扭曲。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80年代末，我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国的第一产业仍占劳动力份额的 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见表2）。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阻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 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表3的数字表明，我国1999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仅高于 1988年的泰国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却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国。如果以我国90年代初的就业结构来进行比较，则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是上述各国中最低的（199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60％、21． 3％和18％）。 3、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见表 5）。1999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2．7％，不仅大大超过了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了工业化后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10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指标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为 30．98％。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既受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更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因此，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较小的农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发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需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