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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侦查职能论纲「摘要」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嫌疑人等功能。「关键词」职能；诉讼职能；侦查；刑事诉讼“职能”一词是一个功能主义用语，它被用来描述“一种体制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它与其它社会性能之间的关联方式。”[1]在政治学中，“职能”与国家权力的划分有着密切联系，它常被用来指涉某一权力机构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项权能及其内容往往又被称为三项国家职能。在刑事诉讼领域，人们也经常借用“职能”一词来描述刑事诉讼中不同主体或“角色”所起的作用，①“刑事诉讼职能是指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依据各自的权能进行不同诉讼活动的方式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2]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诉讼职能的划分，盖因刑事诉讼作为一项国家活动，涉及国家刑事司法权（广义的，包括审判权、控诉权和侦查权）的分配、组合，并围绕权力的分配、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义务和权利，即角色，对于这些角色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各个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诉讼职能。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是国家权力单独作用的领域，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国家与被告人的冲突，”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行使对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告人及其权利构成了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尤其是随着现代刑事诉讼民主理念的塑立以及民本色彩的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受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将辩护列为一项与侦控机关的侦控职能和审判机关的审判职能相提并论的独立职能来看待。这样，现代刑事诉讼就初步形成了控、辩、审三项诉讼职能为基础的诉讼构造。“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诉和审判的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出现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共存的状况而形成的。”[3]但是，上述结论只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实际上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而没有涉及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没有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因为，从纵向角度考察，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如果说在刑事诉讼的横向结构中，侦查的重要意义被控诉职能所吸收，那么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着眼，能否将侦查视为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极大地影响到侦查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因此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从界定侦查职能的地位入手，探究了侦查职能生成、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侦查职能的独特内容。一、独立抑或从属：侦查职能的地位关于诉讼职能的划分，我国目前的理论颇有分歧，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三职能说、 四职能说 、五职能说以及七职能说等。（一）“三职能说”。“三职能说”主张，刑事诉讼由三种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构成。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由国家诉追机关和被害人行使；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是指提出对被控诉人有利的事实和理由，维护被控诉人的合法权益，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人协助其行使；审判职能则是指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由法院行使。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互相联系、彼此制约，构成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三职能说是传统诉讼理论的通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侦查是公诉的必要准备，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非经侦查，便无从确定应否起诉，因此从广义上可以将侦查视为行使控诉职能。[4]据此，侦查职能是从属于控诉职能的，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三职能说是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的体现，其对诉讼构造的考察、分析，主要是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审判程序这一角度对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结果。（二）“四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区分为控诉、辩护、审判和监督等四项职能，俗称四职能说。这种观点认为，三职能说固然能够反映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观点却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的检察机关除负担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控诉职能外，还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以及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对于检察机关的后一项职能，三职能说是无法加以解说的，这是三职能说的理论缺陷。该观点认为，一种诉讼职能理论必须要能够反映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不将法律监督职能列为刑事诉讼职能的范围，就无法准确解释我国实际存在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现状。为此，应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在传统的三职能之外增加“法律监督”职能，并认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提出是我国诉讼职能理论的特色及与国外诉讼职能理论区分的关键。[5]四职能实际上只是根据我国诉讼权力（利）配置的独特情况而对三职能说进行了局部修正，但其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仍然来自三职能说，仍然坚持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思路。（三）“五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将监督和协助司法，也作为刑事诉讼的职能之一，从而形成五职能说。该观点认为，一种科学的诉讼职能理论应当将所有参与诉讼的国家官员和个人的功能和角色都能概括进去，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刑事诉讼制度的真实情况。据此，该观点主张，除了应将法律监督也列为诉讼职能之一外，还应将证人、鉴定人等角色在诉讼中的功能也列为一项诉讼职能，即协助司法职能。因为，证人、鉴定人本身一般与诉讼结果并无利害关系，它们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发现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裁判结论。他们实际上是在担负着一种为刑事诉讼所不可或缺的协助司法职能。[6]五职能说主张的是一种泛化的诉讼职能观，它在检察院、法院和被告人等传统的诉讼主体的作用范围之外，将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列为独立的职能形式。（四）“七职能说”。 该观点认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侦查、控诉、辩护、审判、执行、协助司法、诉讼监督。该观点认为，传统的“三职能说”是以狭义刑事诉讼为基础的，有其理论缺陷，对刑事诉讼职能的确定与划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司法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分权学说的影响、人权思想的发达以及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诉讼职能在不断的分化、发展并不断的整合，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已为诉讼阶段论所取代，刑事诉讼的程序、阶段增多，向前延伸，因此诉讼职能的划分应当反映和展现从立案到执行各个诉讼程序中所有主持或参加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全部诉讼活动，而不能仅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诉讼活动来进行职能的划分。第二，某一机关或者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能否归纳为一种独立的职能，应当从其担负的功能、作用、独立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程序保障综合进行考察，如果他们的功能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职能所包容、替代，就应当认定一种独立的职能。第三，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还要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因此，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诉讼监督、执行、协助司法等职能。[7]根据不同的诉讼职能理论，对侦查职能的性质认识会有所不同。在“三职能说”、“四职能说”包括“五职能说”的理论框架下，没有侦查职能独立存在的理论可能性，侦查职能被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完全为控诉职能所吸收。而相反，根据“七职能说”，侦查职能的独立性则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视为是一项独立于控诉职能的完整诉讼职能。在这里，争论哪一种观点正确，哪一种观点错误，是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因为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系统，存在着建立各种分类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前面例举的关于诉讼职能的不同学说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都言之成理，都有其理论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种分类标准更为科学，更能反映刑事诉讼结构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我们认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说，衡量一个社会功能系统独立与否，应当从该系统所担负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全面考察，如果其功能的内容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功能系统所包容、替代，那么就应当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侦查职能应当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具体而言：（一）控、辩、审三职能不能涵括、指代刑事诉讼的所有职能。如同其他多数诉讼理论一样，刑事诉讼职能理论也是舶来品，从相关理论谱系来看，刑事诉讼职能是大陆法国家的诉讼法学者在对现代刑事诉讼与纠问式诉讼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的概念，而提出“刑事诉讼职能”概念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导出诉讼“职能区分”（或称“职能分开”）理论。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诉讼职能区分似乎是纠问式程序与控诉式程序（accusatorial procedure）之间的基本差异之一”。[8]在纠问式程序中，控诉、辩护和裁判这三项诉讼职能没有得到区分。控诉与裁判由同一司法机构承担，被告人只拥有极少的自我防御机会，辩护职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在控诉式程序中，这些职能却有必要进行分离。控诉职能由检察官承担，辩护职能属于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而裁判则是独立于前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法庭的职能。”[9]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实行的是“职能分开”原则，所谓职能分开是指，“负责进行追诉的司法官（检察官）完全被排除出审判法院；同时，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预审职能，又行使审判职能。”[10]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前提显然是控辩式诉讼构造。而从控辩式诉讼构造出发，可以明确现行法的几项根本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国家追诉主义，诉讼程序由检察官的追诉行为开始。由此，法官与检察官的功能分离。因为法官不是追诉人，没有追诉的事实不能审理（不告不理原则），只有被起诉的被告人才是审判对象。[11]可见，诉讼“职能区分”理论的核心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分化，而“刑事诉讼职能”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就是用来描述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刑事诉讼职能，实质上指的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而不是泛指所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们通常所指的“刑事诉讼职能”实际上指的是刑事诉讼主体的职能，即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它并不能排斥我们在控、辩、审三职能之外定位其他诉讼职能的可能性，像“五职能说”和“七职能说”提出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协助司法职能，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之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就没有特定的任务和职责了。这就像我们讨论现代宪政国家的职能，通行的理论是说“三权”即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但实际上“三权”并不能涵扩国家所有的职能，不排除在三权之外定位其他国家职能的可能性。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的控、辩、审三职能说带有较强的“审判中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并不能据此反对我们转换思路和角度，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考察，而从纵向角度看，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程序（不限于侦查职能），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程序。虽然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一样也具有诉讼特性，即侦查程序也是构造化的程序，但是侦查程序中的诉讼职能配置与审判阶段显然不同，在侦查程序中，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行使审判职能，但这里的审判职能不是一种实体性处罚职能，而带有程序性监督职能的特征，法院在侦查中的司法审查不是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而是通过审查判断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是否适当，是否需要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同时，检察院虽然也介入侦查，但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并不是控诉职能，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不是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是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此，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是侦查职能而非控诉职能，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是侦查官而非控诉官。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将检察官在诉讼中的权限分为四类：（1）侦查权限，这是具有警察官特点的功能；（2）提起公诉的权限，这是具有法官特点的功能；（3）提出证据、陈述意见等的权限，这是具有律师特点的功能；（4）指挥审判执行权限，这是具有矫正保护职员特点的功能。[12]可见，尽管检察官从侦查犯罪到执行刑罚，在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侦查程序阶段，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权限主要是侦查权限而非控诉权限，行使的是类似警察官的侦查职能，而非司法官的控诉职能。因此，从侦查程序阶段来看，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构成了支撑侦查程序运行的基本诉讼职能，侦查职能是一项独立的诉讼职能。（二）控诉职能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传统的“三职能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侦查只是为提起控诉作准备，因此，侦查职能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控诉职能的从属或附庸。但是，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在现代法治国家，侦查职能和控诉职能往往由检察院一力承担（警察机关只被视为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从而出现主体重叠现象，但是主体重叠并不能抹煞两项诉讼职能在目的和内容上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而言，首先，从目的层面来看，侦查的目的并非是为公诉作准备，而是为了明确嫌疑的有无，进而决定起诉与不起诉。因此，侦查的目的相对于公诉具有独立性，“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有否犯罪嫌疑，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是为了提起公诉而做准备。对于许多自白案件，为了不起诉进行侦查活动、防御活动；对于重大案件和否认犯罪案件，开始时就以审判为前提展开侦查活动。在侦查时要考虑到决定起诉、不起诉与准备审判这两个方面，即侦查是具有两个目的的”。[13]既然侦查的目的并非为了控诉，那么就不能将侦查职能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既然侦查的目的具有独立性，那么作为这一目的的实现，侦查职能本身也应当是独立的；其次，从侦查程序的结构来看，侦查程序的结构独立于控诉程序。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结构表示系统的构造，功能表示行为方式或作用，这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构是系统的恒定方面，功能是系统结构的行为，结构决定功能，它是行为的载体。[14]因此，独立的结构必然拥有独立的功能。侦查程序与控诉程序虽然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但侦查程序作为一个由犯罪嫌疑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多种角色构成的相对封闭的制度化体系，仍然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程序结构，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功能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由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构成）。再次，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控诉职能具体包涵以下权能：公诉的提起（或不起诉）、公诉的支持、公诉的变更以及抗诉等。这些权能都与“诉权”相关，与控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刑罚请求权”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而侦查职能则包括以下权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等。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只有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的功能带有为控诉作准备的性质，而制止犯罪、查明犯罪等功能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与侦查权不完全是一项司法权，而带有行政权的性质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可见，无论是从目的层面上，还是权能内容上，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控诉职能并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侦查职能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二、分化与整合：侦查职能的形成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间一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而现代工业社会的的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形式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15]诉讼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历史地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正是诉讼功能和结构日渐分化、整合的结果同志,看看对不对,我以经尽最大努力.希望采纳.谢谢.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个案研究论文又称案例分析论文，是以一个或几个案例为线索，分析论文主要的观点。一、客观分析论文要采用正确的理论方法对问题进行客观和深入的分析，避免仅基于自身的管理实践经验进行主观评价；二、实事求是案例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和描述，不能凭空杜撰与虚构，不能参杂个人的主观判断或臆想。描述案例时不要加入自己的想象、观点和评论，要避免空洞或泛泛而谈，不要拼凑字数。
嫌犯的反侦察能力，是通过对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对案件的不加选择披露的细节，因为好奇等种种原因，自觉不自觉去模仿，去学习得来的。他们一般有如下表现1、懂得消除作案现场蛛丝马迹，打扫现场，不给办案人员留一点线索。2、懂得犯罪心理，能故意制造不慌不忙的假象。假扮初犯、不让办案人员产生案件联想，不给办案人员信心，加速破案。3、故意留下一些痕迹，留下一些与本案破案方向相反的证据，麻痹迷糊办案人员。4、知道躲避风头，不连续作案。消磨办案人员的注意力。5、会声东击西，把办案人员吸引到相反方向。给自己争取时间。6、......
反侦查能力，是术的一种，是动物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能力。其本质是伪装、隐藏、以假乱真、误导对方。人类由于战争和社会斗争的锻炼，反侦查能力也在与时俱进。《孙子兵法》、《厚黑学》等包含反侦查能力的典籍浩如烟海，相关文艺作品汗牛充栋，侦查与反侦查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人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中学习，在实践中养成反侦查能力。
犯罪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它融汇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监狱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做好犯罪预测和预防，搞好社会综合治理，提高对罪犯监管的效果等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犯罪心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摘要 加强犯罪心理学研究为治理犯罪提供理论价值基础，在治理犯罪以及刑事一体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近些年来，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与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本文首先阐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治理犯罪及其刑事一体化的作用，然后对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定位等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犯罪心理学 犯罪 刑事
犯罪心理学研究就是为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中的犯罪问题而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是一门介于犯罪科学与心理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犯罪心理学科学研究具备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复杂、异质性大;二是研究更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三是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更大。具体说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犯罪人、一般违法人、虞犯、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揭露与惩治犯罪的有关人员以及监管矫治罪犯的人员等几种人的心理和行为。近些年来，我国对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在发展中仍存在的一些不足。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治理犯罪及其刑事一体化的作用
大量的犯罪与对策心理问题存在于治理犯罪过程或者刑事活动中，譬如犯罪心理产生与形成原因及其心理发展变化过程，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点等，犯罪心理学能够将与犯罪有关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心理科学的理论、 方法 以及成果，全方位的协助和支持治理犯罪及其刑事科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在犯罪的治理及其刑事一体化中作用甚大。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为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心理科学基础
犯罪活动与犯罪的治理与社会多方面因素有关，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因此，对犯罪活动进行科学有效地治理，从刑法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之手，实现刑法运行的内外协调，实现刑事一体化，就必须综合分析与研究与犯罪活动相应的各类心理因素以及问题，认真探究因与罪、罪与罚、罚与效的因果关联，使刑法运作具备客观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达到全方位协调的最佳状态、刑事一体化最佳效应的目的。同时，犯罪心理学研究注重犯罪及其治理具体心理因素和问题以及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犯罪活动心理因素和问题能够进行综合、动态以及系统地分析，为有效治理犯罪，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了心理科学基础。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提升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立法、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犯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犯罪本源当然是指犯罪产生的根本来源，是指不同历史条件下犯罪产生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或本质原因。对犯罪本源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探讨犯罪的原始性、本质性、普遍性、偶发性以及随机性，对建立科学的犯罪学基础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而犯罪心理学研究以犯罪现象与犯罪行为本源为基础，对犯罪心理的产生与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依据不同类别的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特点进行科学深刻地揭示与掌握，对犯罪活动现象与犯罪行为能够正确区别与认识，为犯罪人处置以及 教育 改造 措施 提供心理科学依据。刑事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界发展的基本思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通过科学的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犯罪预防提供心理标准，有利于它们自身研究的提升，从而提升了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科学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为打击犯罪与改造罪犯提供了理论与措施选择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的课题主要有犯罪心理结构、犯罪心理结构成因、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犯罪对策的心理学问题等，通过对这些课题的分析研究为犯罪的侦查与起诉，为打击犯罪与改造罪犯提供了理论与措施选择，对提升与增强犯罪治理与犯罪刑事司法的科学与有效性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弊端
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传播比欧美国家晚。我国在历史上有过犯罪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包括犯罪心理形成原因、犯罪心理预防以及审判心理的探讨，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系统的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30年代，犯罪心理学才有西方国家传入到我国，但是由于历史原理，犯罪心理学发展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心理学学科才与心理学分支，在短短三十年内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弊端，尤其是在实践应用研究方面问题突出。一是我国心理学研究虽然在揭露、发现、证实和打击犯罪、有关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上等基本理论问题有所建树，但是关注与投入欠缺，致使犯罪心理学这门学科整体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应用性与可操作性更是不足;二是犯罪心理学在研究时，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一部分人出现认识偏差，片面的认为犯罪心理学的价值和作用主要是学理，失去了具体实践功用;三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一部分人缺失必须应有的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不能敏感分析出犯罪及其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不能将犯罪现象或者犯罪本源上升到心理学的认识与揭示的高度;四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一部分人不能充分了解与研究刑事法学等相关刑事学科及其司法实践，难于将心理学理论知识与有关刑事学科以及司法实践进行融合。
三、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明确犯罪心理学学科性质与定位
犯罪心理学研究既要为刑事科学以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犯罪的预防提供着心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着具体的方法与技术，同时能够在刑事司法中具体的方法、技术体现，并能够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罪犯心理和行为的矫治等环节，使其兼备了学理和具体方法、技术两个方面的功用。从以上犯罪心理学的功能看，犯罪心理学应该是是刑事科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是刑事科学中的一门实际应用学科，是介于刑事科学和心理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必须明确其学科性质和定位，大力增强基础理论研究与提高学科理论水平，加大研究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使犯罪心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解决犯罪及司法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上下功夫，从而发现与探索新问题与新方法，不断开创新领域，充实和丰富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研究。
(二)掌握犯罪心理学研究发展方向
我过犯罪心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犯罪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犯罪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强调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不但应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还应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其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手段也不断体现科学性的特征。正逐渐形成完整的、独特的犯罪心理学学科体系与专门的研究方法，系统化的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已有雏形。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如果脱离应用就毫无价值，就失去自己生存的价值，因此，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不能搞理论上玄而又玄的所谓“创新”，甚至出现连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既不需要实证、又无实用价值的空谈理论。因此，犯罪心理学应该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是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中开展犯罪心理学研究;二是开展犯罪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三是 总结 回顾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几次争鸣的意义;四是以应用为本，以服务于司法实践为目的，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五是加强犯罪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建设，夯实理论基础;六是加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使之紧密联系实际;七是加强对犯罪侦查心理、犯罪人心理矫治、犯罪心理预测的研究。
(三)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
近几十年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犯罪心理学学科不能够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现象的发生及其规律，必须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主要方法开展研究，才能对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活动的规律释义明晰。因此，犯罪心理学必须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一是加大对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内的各分支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从各分支学科角度去分析讨论罪犯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矫治的措施和方法，让犯罪心理学融入到心理学各分支学科间形成的动态化体系结构中，达到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目的，从而促进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二是增强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外的诸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以心理学领域外各学科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其分析研究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生理学、社会学、 文化 学的发生机制，从而全面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分析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产生根源。
(四)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多元化与现代化研究
当前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逐步走向科学，并不断完善，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也应该走向多元化。一是运用多种方法研究和分析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二是在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实验设计;三是注重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犯罪心理学研究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先进，犯罪心理学研究也要融入现代化，譬如录音、录像、照相设备以及各种专门的现代化研究仪器，信号发生器、面部表情测试仪、自动记录仪、眼动仪、测谎仪等都可以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服务。
总之，犯罪心理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其研究方法逐步走向科学性与实用性，对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理论能够科学描述、解释、预测以及控制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从整体上为社会控制减少犯罪服务。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正以独特的方式冲击着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吸引了许多青少年网民的加盟。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负面影响日趋凸现，许多青少年由于痴迷网络带来的刺激和欲求，导致了许多不良社会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引起了学校.家庭.社会的普遍焦虑和关注。网络，已经成为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犯罪;心理预防
一、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发展中心第15次调查 报告 显示：截止2004年底止，我国网民9400万，其中24岁以下的网民占全部网民的。日前，上网已经成为青少年的一项重要业余活动。由于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从而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当前在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中，与网络有关的已经占到80%-90%，其中被害人以青少年居多。网络，已经成为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网络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
互联网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青少年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互联网上各种色情信息泛滥，加上青少年心理发育未成熟，如果缺乏有力的指导，对青少年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诱导，诱发其实施性犯罪行为。近年来国内的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暴利，纷纷效仿，色情网站应运而生，大肆传播色情影视.图片.文学作品。这些色情文化极大的腐蚀了青少年的灵魂，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整日沉迷于对色情世界的幻想，进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互联网上暴力内容，特别是网络暴力游戏，暴力影视，很容易使青少年产生暴力犯罪心理。暴力内容的游戏对于一个心理尚未发育成熟，辨别力差的青少年来说很受青睐，在游戏中心理变异，他们模仿暴力游戏致使犯罪。网络给人们一个自由发展的虚拟空间，但是一些存在心理压力的人变的无所顾虑，在网络上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青少年更是如此。由于网络上恶语攻击他人不用负责，青少年在网络 游戏中便用这种言语的攻击.谩骂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以来使得矛盾尖锐化，把虚拟世界的矛盾演绎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犯罪行为。
三、青少年网络犯罪心理原因分析
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综合症”的高发人群，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叮分校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至少有14%的在校学生符合网络成瘾的标准;而在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也日趋严重。据民盟北京市委提交的报告，北京市中学生网络成瘾者有13万多人，占。由于青少年形成的网络成瘾及而引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心理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吧对青少年的影响
目前，网吧的消费群体绝大部份是青少年，因此网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他们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是网吧顾客成份复杂，社会闲杂人员较多，打架斗殴等治安案件屡有发生，到网吧上网的青少年人身安全容易受到威胁。二是各家网吧均有不同程度的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的违规行为，有的还超时限营业，容留部分沉溺网络的青少年“上通宵”，甚至为其提供食宿，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极其有害。三是网吧经营者对上网消费者的网络行为管理不力，对个别人员的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为青少年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四是个别网吧采用下载有色情和暴力内容的图片和电影等违法手段吸引顾客，严重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灵，败坏了他们的道德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青少年违法犯罪。
(二)青少年自身因素的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和世界观、人生观形成阶段，思想认识上渐趋成熟，敏感好奇，喜欢模仿，涉世不深，易冲动，缺乏理智，自我约束能力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受到来自外界不良思想、文化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影响，容易在理想、信念上产生动摇，好逸恶劳、爱慕虚荣、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容易沉迷于暴力、色情等感官刺激的缺点充分暴露出来，只图一时满足，盲目冲动，不计后果，以致走上犯罪道路。
(三)“技术崇拜”导致网络犯罪
在网络已覆盖我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青少年对高技术高智商存在某种程度的盲目崇拜意识。在广州大学生最钦佩的四位人物中,比尔.盖茨位于周恩来、邓小平之后,名列第三。青少年群体对技术的追求,对“知识英雄”的崇拜,有利于我国信息化技术人才的培养。但是,青少年对技术的过度崇拜,容易造成对道德修养的偏废,认为个人素养无足轻重,只要学好技术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思想从青少年对于黑客的态度上就可以略见一斑。许多青少年认为黑客是“侠客”,是“能人”,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四)家庭方面的原因
美国犯罪社会学家戈夫指出，“家庭在青少年犯罪中扮演关键角色是在对越轨行为研究中最瞩目和最经常重复的发现。每个人社会规范的接受、价值观念的形成、生活目标的确立、行为方式的养成、生活技能的掌握和社会角色的培养等，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2】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环境和家长的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的心理、品德、 爱好 和思想的影响至关重要。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方式不当，管理不善，也是导致青少年网络犯罪原因之一。
四、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与对策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开辟和建设青少年网站，占领网上思想教育阵地。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互联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互联网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迫切需要共青团组织在占领网络阵地方面做出努力。团中央书记周强提出了“把团旗插上因特网”的 口号 ，倡导各级团组织积极构建青少年网上教育服务阵地，把更多的青少年吸引过来。建立青少年网站，通过学习、就业、交友、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青少年感兴趣的、能切实为青少年服务的形式，服务青少年、凝聚青少年，从而吸引青少年的“眼球”。
积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青少年上网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可能将青少年与网络彻底隔离开，否则会与西方青少年形成数字鸿沟。青少年对网络的热情就像奔涌的洪水，使我们难以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强行限制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上网。既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上网，我们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把他们引往正确的方向，避免他们误入歧途，确保给青少年一片纯净的网络空间。
加强专门机构和人员建设。
虽然我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就成立了处理电脑犯罪的管理部门——公安部计算机监察司，但我国的“网络警察”无论从数量、整体素质方面来看，都与现实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专门机构建设中居然没有针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建设，这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是十分不利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桂华,吴绍琪; 论计算机 网络技术 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影响 [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06期; 109+111
【2】、陈君华 周重阳; 沭阳：网警成了“香饽饽” [N];人民公安报;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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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在系列侵财类案件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越来越突出。成为侵害公民财产的一大毒瘤。因此，加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已成为侦破侵财类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及成因2005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盗窃机动车案件达到68．3万起，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并且近几年来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出逐渐攀升趋势。 盗窃机动车案件一般是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度区域广，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性质恶劣，影响严重。2007年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与龙岗分局紧密配合，果断出击，成功侦破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代号“9·09”案件），打掉了一个长期在该市龙岗区及该省多个市县疯狂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赃车4辆、作案工具解码器、屏蔽器、破锁设备一大批及德国造手枪、雷鸣登各一支，从中查破本市盗窃汽车案件56宗。�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多发性从客观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机动车数量的剧增。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购买力明显增强，数量庞大的机动车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作案目标。�2、机动车停放管理混乱。在鹤山市2007年1至5月份被盗的机动车当中，90%是停放在路边无人管理的路边、小区、空地。�3、机动车车主防盗意识落后。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特别是旧车的车主认为：偷车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对车辆防盗的意识差，夜间车辆乱停乱放，极少车有防盗装置，锁车仅仅靠车门上的锁，这些都为盗车嫌疑人实施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4、机动车防盗方法简单。被盗车当中，部分车辆使用了电子报警装置。由于电子防盗锁投放市场的时间较长，而该产品的防盗技术水平在近几年内却没有提高，而盗车贼对这种电子锁的结构和拆除方法已了如指掌，因此就造成了使用这种电子锁的汽车出现屡屡被盗的现象。�另外主观方面，机动车盗窃案件易于销赃是其多发的诱因；对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打击不力则是这类案件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机动车盗窃案件与一般盗窃案件相比有着以下特点：�（一）大多有预谋活动，作案时间短，逃离现场快。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了解机动车的内部构造，并且在作案前都有预谋过程，如案前预备作案工具，确定逃跑方向，选择藏赃地点，物色买主，再潜入作案区域，寻找作案目标，等待时机，伺机作案。由于犯罪行为人在案前准备了专门的作案工具，掌握了开锁盗车技能，所以，一旦选择作案目标，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部车的开锁和点火程序盗车逃离现场，而现场上，除地面可能发现车辆停放的轮胎痕迹外，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其他痕迹，这给现场勘查人员的采痕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二）团伙作案突出。为达到顺利销赃和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单个作案的很少，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团伙成员中，分工明确，有专门踩点的，有专门开锁盗车的，有专门负责销赃的，基本上形成了盗窃、藏匿、运输、改装、销赃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三）连续作案，犯罪手法带有习惯性。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连续作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流窜作案，犯罪行为人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常被高额利润所引诱，往往连续多次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打击，盗车行为人一般在其熟悉的区域范围内，呈跳跃式的流窜作案。在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痕迹、物证上往往能反映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特征、技术水平、作案手段。�（四）有赃车可查。从侦查角度说，盗窃机动车案件最有利的条件是有赃车可查。每辆机动车的车型、车号、发动机号都具有特定性。不管犯罪行为人盗窃哪种车，赃车就把他与犯罪案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供侦查人员查寻的线索和证据。犯罪行为人盗车后必然销赃，购买赃车的人购车后要开车上路，这就为侦破盗车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在我国购买、使用机动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赃车在办理落户手续及牌照、年检、行驶、修理、停放等诸多环节中随时可能被发现。�（五）甲地作案、乙地销赃，流窜作案突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都不在作案地销赃，而是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异地销赃，并且销赃速度很快。有的在作案前就在异地联系好买主，了解买主所需机动车类型，谈好价钱，再盗窃车辆；有的作案后迅速逃离作案地，然后再将盗来的车进行改装或重新喷漆，变造车牌证及购车证明等证件异地进行销赃。在我市侦破的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中该团伙成员凭着老乡关系纠合起来，在我省各地流窜作案。甲地打击厉害就往乙地，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出租房，即使在同一城市作案也是频繁变换居住地点。�（六）从盗窃机动车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行窃地点多为光线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处，这些地点停放的车辆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猎物；行窃时间多在凌晨4时左右这段时间，人们睡意较浓，不易惊醒，巡查保安人员这时也比较困乏，警惕性降低，防范工作相对薄弱。�三、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要领�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查工作要从以下方面多层次的开展。�（一）受理报案，做好登记工作。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一般都比较明确，受理报案时应对车主进行详细询问，如实记录，做好受理案件的登记工作。登记的内容包括：报案人、车主的名字、工作单位、住址，该案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盗车辆的种类、牌号、型号、色泽、新旧程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暗记和修理、更换配件的情况，门锁、钥匙保管以及停车时周围停放的车辆及人们的活动情况。�（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追缉、堵截。针对盗窃机动车犯罪具有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的特点，应采取“以快制快”的方针，建立快速反映机制，一旦接到报警机制，立即通报犯罪行为人可能逃往路线的公安机关进行堵截，同时，应组织力量，沿着犯罪行为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追缉。在追缉时，要充分利用公路收费站录像监控系统，确定犯罪行为人逃跑的方向，通过追缉、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严格控制机动车修理行业。犯罪嫌疑人盗窃机动车后，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机动车修理店进行改装后运输销赃。因此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修理点等特种行业的阵地控制。凡是发现案犯更改发动机号、车架号，改变车身、颜色、或者是改装赃车，购销赃车零部件的业主和有关人员，必须严厉进行查处。该取缔的一律取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刑侦部门要注意在机动车修理店等相关行业场所物建阵地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特别要加强高质量专案特情的物建使用，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和行踪，争取主动，一网打尽。�（四）加强路检与堵截，发现被盗车辆。针对犯罪嫌疑人甲地盗车，乙地销赃，流窜犯偷了就跑的特点，刑侦部门要在辖区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邻县交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进出省界的公路干道、重点地区设立必要的卡点，堵截赃车和犯罪嫌疑人；公路巡警、刑警要密切配合，适时开展路查，对车照不符，发动机改变或毁坏的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可疑车辆，在路检与堵截中要充分利用盗抢机动车网上查询信息系统，发现被盗车辆。�（五）加强并案侦查，扩大战果。针对盗车案件多系团伙、连续作案的特点，侦查此类案件决不能就案办案，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的盗车信息，对于已经抓获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并将其作案特点通报有关地区，加强协作，将有关地区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串并起来，并案侦查，力争破一案带一串，擒一人挖一伙。�（六）建立健全机动车辆档案。刑侦部门要会同交警、内保等管理部门，做好各单位车主汽车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查车辆档案发现可疑车辆后进行重点查证。要建立健全机动车文字、照片、图片资料档案，对机动车资料实行微机管理检索，与全省、全国微机联网运作，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查赃车中的作用，做到信息畅通，情报共享。一般而言，赃车大多是无牌无证或者假牌假证车辆，杜绝这类车上路，就堵塞了赃车流向社会。因此交警部门和各派出所要积极争取基层组织的配合，组织责任区民警对辖区内机动车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有证无证机动车的底数和车主的基本情况，并对无牌无证的车辆开展全面的、彻底的整治，发现无牌无证机动车要坚决予以查扣，对于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要追根朔源，顺藤摸瓜，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的团伙，彻底铲除机动车销赃市场。�（七）不断创新侦查手段，强化内部专业化分工，加大对机动车被盗窃案的侦破力度。一是快速反应。社会大开放，人员流动大，通讯、交通工具大进步，案件侦破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只能以快制快。案件发生后，必须及时赶赴现场，视案情当机立断，迅速调整警力，围追堵截，控制赃物。二是充分把握此类案件规律特点，找准侦破突破口，以重点人物为视线，严密控制销赃渠道，不断实现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向“从人到案”与“从物到人”的侦查模式的转变。三是加大技术监控力度，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刑事技术手段，发挥“网上查控”、技侦手段、公路收费站和城市“电子眼”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及时调取有关信息资料，发现线索，及时破案。�〖HT5H〗四、防范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对策�对于机动车被盗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以防为主，打防并举。�（一）切实加强防范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教育广大车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传授一些基本的防范方法和技能，主动在机动车上安装报警装置、配备防盗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或有人看管的地方。在商业中心及小区建立停车场，可以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增强防范能力。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机动车被盗案件，而且也能为日益增长的私家汽车防范工作做好准备，作到未雨绸缪。�（二）加大社会面巡逻控制力度，适时采取蹲点守候战术。定期分析机动车案件的发案特点、规律，有针对地调整警力布置，积极开展路段巡查、化装跟踪、流动观察、设卡查缉等工作。通过巡、查、首、堵、卡、挖等多种设施的综合运用，提高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在街面巡查中，特意加强对可疑车辆盘查。对案件的多发时段和商场、医院、住宅小区等重点部位的单位和业主应加强夜间巡逻密度和力度，力争抓获现行，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设卡堵截和蹲点守候工作。廖唐清团伙盗车案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使用车辆情况，专案组民警决定守候在其居住地楼下进行跟踪。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楼上下来的人，尤其是开车离开的，侦查员都秘密跟过去，当确认该人没有作案嫌疑时，又返回原地。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守候，侦查员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开一台挂粤BT3263车牌的捷达车的年青人有作案嫌疑。该人在路上接了两个人后，不时地将车停靠在商场附近，其中两个人走下车，一人跟踪进商场的人，另一人用一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工具进行解锁。因各种原因，嫌疑人未得逞，但是我侦查员已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使用车辆、活动规律掌握清楚了，调查摸底和跟踪守候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JP〗（三）适时组织反盗窃机动车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分子盗窃机动车后，很多都是将机动车销往外地或者农村，基本没有留下自己使用的。因此侦破机动车盗窃案件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加强本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与外地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互通情报。刑侦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侦破会战，派出所要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机动车盗窃犯罪线索，对于查证属实的，要及时予以奖励，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追回一批赃车，严厉打击机动车盗窃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四）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机介绍车辆防盗的技巧和防盗的经验，提醒车主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车辆被盗工作。例如有的车主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在车的隐秘处加装了一个油路电源开关。人离车时，将油路电源关闭。当该车被非法启动时，由于供油电路被切断，致使发动机不能启动，避免了车辆被盗。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又由于每辆车加装开关的位置不同，即使盗车贼意识到该车上有供油电路开关，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最终只能放弃盗车活动。我们在办案中就多次发现，由于轿车加装了这样的小开关，而迫使嫌疑人最终放弃了盗车的现象。再有，司机离开车辆时将收音机打开并把音量调大，一般盗车贼在作案时只注意设法解除报警器，而在电源被接通的一刹那，收音机的响声会吓得他手忙脚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报警作用。还有一种方法是，车主在准备长时间停车时，将各缸的点火线交换一下位置，使盗车贼无法顺利发动车辆，也会给车辆防盗一些帮助。总而言之，有关部门可把上述一些行之有效的车辆防盗方法介绍给群众，以提高车辆防盗的系数。�（五）加强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随着机动车的大量增加，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正规的停车场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建的居民小区应把停车场建设作为一项强制措施，由开发商负责落实，以避免小区建成后没有停车的场所。同时，还要把目前路边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停车场管理起来，由专门的人员24小时执守，并按照停车场的管理办法，收取停车费。同时，应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停车场内设置探头，加强监控范围，不给窃贼以可乘之机。�（六）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车辆防盗的技术含量。公安机关可以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针对机动车防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开发车辆防盗产品。例如GPS定位系统的应用，车主既可以随时知道车辆的方位，又可以远程遥控车辆熄火。又如目前正在推广的车辆VIN码，可将此码的标示从车辆的大架、发动机，增加到车辆的前后风挡、车门上等一些可被盗车贼拆除后重复使用的部件上。在防止车辆被盗的同时，也为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结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研究在理论上被逐渐关注，在实践上也更加成熟。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办理和法律应用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文件。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也都把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作为侦查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盗窃机动车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为此，侦查人员应该进一步强化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意识，加强巡逻、加大宣传防范；普通侦查手段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加强串并案意识和查缉力度，使得对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给人民百姓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空间。
反侦查行为,是指在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进行自我保护而针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侦查措施所采取的对抗性行为。
一、观察、判断能力。如迅速判断自己附近人员的职业、经历、意图；养成迅速 看清并记住车牌、门牌、店铺招牌、电话号码的习惯。
二、选择安全可靠、利于观察、撤离、抵抗的地点落脚休息。
三、注意睡前锁门、锁窗；武器、通信工具、贵重物品应放在随时拿得到的地方。
四、在危险复杂地区、期间，多人不应呆在同一房间且应隐蔽地进行来往，以防突然袭击被一网打尽。
五、进入房间：进入房间前首先应注意门后是否有人，然后对房间进行巡视后方可放松；平时对自己的物品应心中有数，对于重要物品必要时须做记号。
半数以上学校侦查学专业招理科生，少部分学校侦查学专业招文科生。由于每所大学招生情况都不一样，很多学校侦查学专业也是文理兼收的，所以具体还是要根据你所报考的学校当年的招生情况来看。
首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在有关侦查对策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不同类案、具体个案两种角度进行论述，有些学者则结合犯罪的未来发展趋势如智能化、国际化等提出了侦查对策。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侦查与反侦查对抗的角度探讨了侦查对策的管理，提出侦查人员应加强对反侦查行为的防范、识别和利用。 总的说来，关于侦查措施、方法和对策的理论研究几乎覆盖了侦查活动的各个层面，对侦查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意见 侦查与公诉是源与流的关系，长期以来，刑事检察工作中存在重公诉而轻侦查监督的现象，虽然原因诸多，但侦查与公诉分别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承担的分工，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兼顾二者的侦查监督方面，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 造成侦查监督被动局面的表层原因是立法不完善、缺乏操作性，而深层的原因是侦查监督的基础理论不明确，为什么要设置侦查监督制度？侦查监督的本质是什么？现有的理论研究，以宪法设置了法律监督机关和刑诉法设置了刑事诉讼监督制度为前提，只讨论如何实施侦查监督的问题，很少涉及侦查监督的基础理论。事实上，正是这一基础理论的“缺席”，导致了侦查监督立法中的程序缺陷。 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它处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起始环节，也是重要的环节，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果，所以，对侦查权的监督也显得尤为重要。从广义上说，对侦查权的监督是来自各个方面、各种途径的，有依照刑事诉讼体制而产生的监督，也有来自国家权力机关以及侦查机关内部的监督，其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应该是最具权威性、适法性和现实性的。但是，由于各个方面的局限，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机制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一、刑事侦查监督的概念特征及侦查监督的范围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 关于侦查监督的概念，有不少的观点。笔者认为，侦查监督应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案件的审查以及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 （二）侦查监督的范围 关于侦查监督的范围，除了侦查活动监督之外，是否还包括刑事立案监督以及对侦查机关移送案件的审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包括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另有观点认为，侦查监督就是侦查活动监督，不包括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还有观点认为，侦查监督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侦查活动监督。笔者认为，侦查监督包括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以及对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的审查等三项内容。刑事立案监督和审查案件都应该是侦查监督的内容。因为立案是对侦查权的发动和侦查程序的开启，它与侦查过程紧密相联，而且实践中确实存在刑事立案的违法操作现象，所以对刑事立案进行监督，不仅是程序上的必然，也是司法实践的要求。另外，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移送的提请批捕和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不但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而且是进行侦查监督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审查案件与侦查活动监督是相互联系，不能绝对脱离的。 （二）侦查监督的对象 关于侦查监督的对象，多数观点认为，侦查监督针对的对象是公安机关；也有观点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承担了一部分的侦查任务，所以侦查监督的对象除公安机关外，还应包括国家安全机关；还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直接受理自行侦查的案件，实行侦查活动，所以对检察机关自身也应进行侦查监督。笔者认为，尽管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对象主要是公安机关，但是从理论上讲，一切享有侦查权力的机关和部门都应该是侦查监督的对象，它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等等。 二、我国现行刑事侦查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一）刑事诉讼立法上的缺陷 1.对侦查监督的内容、范围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可以进行监督，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监督的阶段范围、具体内容都没有明确，如哪些情况应当适用侦查监督手段，哪些情况只能适用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等也没有加以规定，导致进行监督时缺乏可操作性，继而出现监督的程度、宽严把握不一，监督的方式不规范、难以统一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以下问题：（1）监督与不监督的随意性。由于法律对监督的情形规定得不明确，所以遇到情况时是否进行监督，往往取决于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和主观认识；（2）监督方式的随意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侦查活动监督的方法有口头通知纠正和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两者的区别在于情节的轻重。但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重又未作规定，所以在侦查监督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3）监督期限的不确定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和期限作了较简单的规定，但对侦查活动监督却未作出任何期限上的规定，这就可能出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监督的无限拖延，以及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及时予以回复的情况；（4）监督效果的盲目性。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处分权，所以检察机关在进行监督以后，对监督效果能否实现，总是处于盲目的状态。以上情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只有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侦查监督卯具体操作规程和具体内容，才能为侦查监督提供有力的依据和保障，才能保证侦查监督的顺利实施，达到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2.法律规定公检两家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难以充分发挥。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家在刑事诉讼中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这表明公、检、法三家行使刑事职能时处于平行的位置，各自分享权力，三机关的结构不具有层次性，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很难深人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去，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另外，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但公检两家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监督的职能具有逆向性和交错性（如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具有决定逮捕的权力，同时又赋予了公安机关可以变更逮捕决定的权力），这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导致侦查权力在某些方面的失控，使侦查监督工作步履维艰。如批准逮捕权虽然在检察机关，而对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可以在不征得检察机关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只是事后告知），检察机关发现情况后，即使对公安机关的行为采取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后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监督。 3.立法上缺少确保监督效果实现的权力条款或责任条款。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权，但是如果出现侦查机关不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的情况时，却没有相应的条款来保证检察机关监督权的实现。如刑诉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倘若公安机关既不说明理由也不予以立案，经检察机关多次监督仍不立案的，检察机关也就没有法定的有效手段来保证监督效果的实现。侦查活动监督也是如此，在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后，尽管一直进行跟踪监督，但对监督效果能否实现，却始终处于盲目之中。 （二）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1.对侦查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如果说侦查监督立法上的缺陷是导致侦查监督工作效果不明显的客观原因，那么一些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则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如有的检察机关考虑到与侦查机关工作上的长期配合关系，出现了宁可放弃一部分侦查监督工作，也要处理好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的想法；有的考虑到侦查监督立法上的缺陷，监督起来法律依据不足，困难重重，从而出现了畏难情绪。这些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妨碍了侦查监督工作的进展。 2.监督方式滞后、被动，难以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实践中侦查监督的做法主要表现为事后监督的形式，即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中出现了违法情况后，才予以口头或书面的监督，很少也很难针对侦查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的监督。而且监督的渠道主要是从侦查机关报送的案件材料中发现线索，但侦查中的违法情况一般很少反映在案件材料中，即使有所反映，待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时，有的也是时过境迁，监督难以达到实效。 3.侦查行为所涉及的当事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还不够。在刑事侦查中，很大程度地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公民的人身以及其他权利的限制和剥夺等情况，国家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能，以求案件得以迅速侦破，相对来说，对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就比较弱化。实践中，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欠缺，当侦查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力时（如违法取证或刑讯逼供等），很少有人行使监督的权力，对之提出申告。 4.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等部门在监督中缺少必要的沟通，没有形成监督的完整体系。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由于内部各部门在工作中缺乏联系和沟通，相互脱节，各自为政，没有从大局考虑及时互通信息，从而导致监督不到位或监督达不到实效。 三、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监督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监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第87条、第137条。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第137条针对提起公诉程序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以上条款是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法律依据。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1条至390条规定了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应当监督的情形没有法律依据或者监督达不到效果的被动局面，所以，笔者建议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立法中加以规定。 1.确立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过程中的刑事立案、撤案权以及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直接纠正权。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过程中，只有建议侦查机关立案或建议纠正违法侦查行为的权力，而没有直接的处分和纠正权。如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书后应当立案。但在实践中，由于对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案件性质认识上的不同，在公安机关接通知后仍不予立案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也只能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予以督促。在公安机关坚持己见，拖而不立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没有更有效的法定方式予以监督成案。侦查活动监督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要确立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过程中的直接立案、撤案权以及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直接纠正权。如在刑事诉讼法第87条后面增加“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决定立案”的内容，以确保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发挥。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监督、引导的关系，通过有效的监督、引导这种司法控制的手段，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始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而检察机关始终是要站在公正的法律立场上，为被追诉者和被害者提供一种实质上的法律保护。[3]设立检察机关在刑事立案程序中的最终立案权，就是对侦查行为的有效的控制和引导，可以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2.立法或司法解释中，明确侦查监督的原则、主体、对象、范围、内容、途径、期限等。（1）原则。侦查监督的原则是侦查监督工作必须把握的灵魂和重心，所以明确侦查监督的原则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侦查监督工作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依法原则。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而实行的法律监督行为、是检察司法职能的一种体现，所以，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时，必须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必须遵循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不能超越法律进行监督。第二，公正和效率原则。公正和效率是司法行为永远的主题和追求的目标。侦查监督工作的目标也是如此，通过监督，不但使立案和侦查活动依法进行，还要力求案件在实体上公正处理。另外，强调侦查监督的效率，目的是为了使违法侦查行为及时得以纠正，是为了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平和正义，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效果。第三，配合与引导原则。与侦查机关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所要求的，而检察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提出侦查建议则是为了共同的诉讼目的的需要，检察引导侦查的方式可以说是侦查监督所要达到的较理想的模式。（2）主体和对象。侦查监督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监督的对象是一切有侦查权力的机关和部门。只有对监督的主体和对象（尤其是对象）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才显得更有针对性、更加有力。（3）范围和内容。侦查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刑事立案是否合法的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移送的案件的审查。对侦查监督的内容范围加以法律规定，不仅能使一些检察人员克服畏难情绪，也使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更具有适法性。（4）途径和期限。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具体手段、方式，并且规定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期限以及侦查机关和部门对监督的反馈和纠正的期限，这不但有利于监督效果的实现，也有利于避免检察机关滥用侦查监督权。 （二）与公安机关建立“互相配合、引导侦查”的合理关系 侦查监督制度涉及到公、检两家的工作，如何对公检两家在侦查监督中的关系予以合理定位，是关系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笔者认为，“互相配合、引导侦查”其着重点在于引导，这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所决定的。“引导侦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监督形式出现的引导，目的是为了引导公安机关规范立案以及侦查活动，保证诉讼过程依法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内容有（1）对刑事立案和不应当立案的监督；（2）对侦查过程中违法决定、执行、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和纠正；（3）对刑讯逼供等侵犯当事人权益的违法情况进行监督和纠正；（4）对侦查过程中违反法定的羁押和办案期限以及错误撤案的情况进行监督和纠正。 二是引导具体案件的侦查，主要内容是（1）适时介人公安机关的具体侦查活动，参与重特大案件的讨论，为收集和固定证据提出建议；（2）对侦查中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监督并及时提出纠正意见；（3）做好退查案件的《补充侦查提纲》以及审查批捕案件的《提供法庭证据意见书》工作，引导侦查机关补充证据时的取证方向。 （三）完善制度，落实措施 制度和措施是侦查监督不断加强的有效保障，当前，要深人开展侦查监督，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机关建立切实可行的适时介人侦查的具体制度。适时介人侦查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一个重要的切人点，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环节。由于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适时介人侦查工作做出明确规定，所以，检察机关有必要与公安机关建立可具操作性的适时介人侦查的制度。（1）明确适时介人侦查活动的范围，主要是重大、疑难的案件以及一些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涉黑涉恶和邪教组织的犯罪的案件；（2）明确检察机关介人侦查活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了解案情，参与勘查、讨论和分析案情，为侦查机关在收集和固定证据方面提出建议，履行监督职能，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3）明确适时介人侦查的原则、程序和时间等。 2.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要相互配合，形成监督合力。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控申、读职侦查等部门要经常联系和沟通，及时通报侦查监督的线索和信息，并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如控申、公诉部门可将在来信来访和办案中发现的立案监督线索提供给侦查监督部门，由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后决定是否进行立案监督；监所检察、公诉等部门可对在工作中发现的侦查过程中的超期羁押、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情况进行监督，也可将线索移送给侦查监督部门进行监督；侦查监督部门也可将在侦查监督中发现的侦查人员读职犯罪的线索移送给读职侦查部门进行立案侦查。各部门之间还要建立一定的线索、信息联系、登记和反馈制度，定期进行沟通，侦查监督部门掌握信息后及时进行监督，这样才能形成监督的合力，使侦查监督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3.建立跟踪监督制度。（1）建立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跟踪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经过立案监督而成案后，应当进行跟踪监督，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的情况发生。 （2）建立审查逮捕案件的跟踪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对已批捕或不捕案件进行跟踪，对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的情况以及对不捕案件的办理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首先，建立侦查活动监督流程表，将批捕案件执行的监督、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不捕案件的监督以及其他情况的监督均及时输人表格，掌握情况。其次，规范不捕退查案件的办理和监督程序。由于对不捕退查案件的办理程序和监督程序，法律未作明确规定，所以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规定公安机关办理不捕退查案件的相对期限；规定检察人员在案件退查期间的监督职责；规定检察机关对退查案件的监督程序。 参考文献： 1、《刑事审判原理》，陈瑞华，1997年北大出版社； 2、《刑事诉讼目的论》，宋英辉，1995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 4、《刑事诉讼的理念》，左为民、周长军，法律出版社； 5、《刑事诉讼法精要与依据指引》，邱俊芳，2005年人民出版社； 6、《刑事诉讼法学》，孙长永，2004年内部文献。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神权和贵族、僧侣特权，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人权被认为是人的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战前，人权基本上属于国内问题。二战后，人权问题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问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1986年，第14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规定人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可见，人权已成为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体现了中国在加强人权保护方面的决心。但是，由于受经济基础的限制，中国的人权保护也确有一些缺憾。这虽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避免的，但我国政府正在采取实际行动，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全面迈上法制化轨道。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如何加强对公民，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一、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看人权保护我国建国之初，设有制订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是 《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检讨这些立法不难发现，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应已经确立，但由于立国之初社会条件的制约，把刑事诉讼视为“刀把子”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较多地强调国家专制的职能，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显得不足。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的十年。砸烂公检法，实行法西斯专制，复活了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对人权保护显得苍白无力。 1979车，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历尽挫折，终于诞生了。这是我国刑事程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在注重国家权力行使的同时，对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对司法机关的限制不力，致使实践中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较为严重的存在。1996车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注意有利于打击犯罪的同时，突出了对公民权益，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加大了权利保护的力度，在民主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在（1）：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思想；（2）：该法规定的诉讼原则是人权保障基本准则的具体运用；（3）：改革和完善了刑事辩护和代理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人权有了保障；（4）：改革和完善了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任何人不受任意逮捕拘禁，确保人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安全；（5）：以公正审判为中心，改革刑事审判方式，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最高目标。但是，三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程序工具主义思想在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人们头脑里依然成为定势，司法实践中，视程序为障碍，不严格甚至不遵守程序规定，践踏程序法的现象较为严重地存在。以自己权力为上、视他人权利为儿戏的现象在侦察机关和侦察人员中表现的更为突出。1998年10月5日上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定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5周年的实际行动。二、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体现人权保护的最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该条的规定，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罪推定原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而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笔者认为，该条的规定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结合刑诉法其他条款的规定，这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原刑诉法在侦查阶段规定的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并允许律师提前介入侦查提供法律帮助；将补充侦查的案件经过两次侦查，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和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一审程序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等。但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刑诉法第93条）；同时也未规定不得强迫被控者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就是说，我国的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既然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么将该条修改为“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必要。“无罪推定”原则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述。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或表述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不得当作犯罪的人。美国的法律信条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告诉陪审团成员，他们应该假设被告无辜，由检察官证明被告有罪，而陪审团成员在作出有罪决定前应“不容置疑”-不会产生合理的怀疑。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和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9条第2款均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香港）或者在法院判罪之前（澳门），均假定无罪”，也就是说，我国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首先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相趋同，为了更充分的保护人权，也为了与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相一致，应将我国现行的刑诉法第12条修改为“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以前，均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必须树立一种观念-被告人是无辜的，除非公诉人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三、逐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被告人的沉默权fy#+5LpD]Kqc:'$Jz@*fhZ$v,_:cswIUet数学论文A�3@jKn24}-U+XUls74Y0z�kl沉默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十七世纪的里鲁邦案件，该案件判例成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规则的重要渊源。沉默权的含义是：1、被指控者没有义务向控方或法庭提供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或其他证据；控放不得强迫被指控者自证其罪。2、侦查人员应及时告知被指者有沉默权；3、被指控者保持沉默，作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中指控者与被指控者诉讼地位平衡。 论文论确立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来自免费论文网沉默权作为保障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项重要的诉讼规则，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采纳。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这项权利各州均应适用。1966年6月13日美联邦最高法院对以未告之律师协助权和供述时律师不在场为由，对米兰达案件（MIRANDAN）进行了判决，这一判决成为美国证据法问题上最有争议的判例之一。该判决明确规定了被告人的许多权利。这种权利的宣告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告知（MIRANDANWARNING），其词义如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话将在法庭上用作于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到场，如果你无力聘请律师，只要愿意，政府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美国确定了米兰达告知规则重申了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精神。但是，该项规则明显减少了被告人供述的数量，严重阻碍了讯问。刚开始实行时，侦查部门根本不执行最高法院的命令，有的只执行一部分，后来法院对违反这一命令的几百案件作出了讯问完全无效的判决，这样才使侦查部门执行了这个规则。在英国证据法上，保持沉默的权利又被称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告知被指控人：“你有依法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1994年9月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普遍规定了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它的意义在于承认和尊重被告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在诉讼中不受司法人员的任意摆布，防止被告人受到不人道待遇，确保控辩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我国现行法律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根据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察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者作虚假陈述的权利。笔者认为为了充分保护人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达到国际基本的文明和人道标准，我国应逐步确立被告人沉默 权：第一，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可能是全面和真实的，供述的暇疵可能性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对供述的依赖；第二：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往往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这不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第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取消被告人供述义务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通过参加和缔结的许多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被告人沉默权的合理性；第四：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不便，但它可以激发侦查人员调查证据的积极度性或主动性，迫使其放弃依赖被告人口供的传统作法，并且促进侦查部门全面改善侦查条件，更新侦查设备。诚然，沉默权的确立可能会导致一些有罪的人逃避惩罚，出现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一“损失”是必要的，办为这一权利的确立不公可以使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随着诉讼文明程度和侦查能力的提高，有罪者逃避惩罚的现象必将逐渐减少。四、我国刑事诉讼应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在美国，有一个著名且具有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禁止采用刑讯逼供获得的供述（即非任意自由）甚至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作为证据采信。在诉讼理论上，将刑讯逼从获得的代认称为“毒树”；把由供认提供的证据线索再获得的物证、书证称为“毒树之果”（简称毒果）。对于“毒树”与“毒果”，有的国家只将“毒树”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有的将“毒果”也一并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说明了侦查人员提供的有罪证据在采证过程中只要违反采证的法定程序，法庭就不得采信，这就是排除规则的实质所在，其目的在于防止侦查人员为采证而违反法定正当程序，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我国大部分人认为：排除规则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高于追究犯罪，这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使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可另当别论，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给予处分，而对于取得的证据，只要对证明犯罪有利，就应当予以采信。这也是导致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逼取犯罪嫌疑人供认有罪或者罪重的事实，情节的思想根基。这种观点对打击犯罪确有好处，但是忽视了我国刑事法律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基本精神，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相违背。 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共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非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等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又重申了上述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公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有关国际文件和国际公约也有此方面的规定。世界刑法协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协议》第10条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此属“砍树弃果”观点的绝对规定。联合国于1984年通过、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缔约国家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鉴于此，笔者建议在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之后应增加规定：“对刑讯逼供和用威胁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以及由此证派生出来和其他证据，均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毋庸置疑，刑事诉讼产生的初始动因应于准确惩罚犯罪，解决刑事纠纷。在专制社会中，惩罚犯罪成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为了惩罚犯罪，可以不择手段。纠问式审判方式中的刑讯逼供在部分地实现实体真实的同时，屈打成招而成为冤案的又有几多！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成为司法黑暗的沉重代价。“窦娥冤”“扬乃武与小白菜”哪一个不是典型？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洗动实现惩罚犯罪的同时，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有效地保护人权，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刑诉法不再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而是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并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人权的角度考虑，应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严格遵循非法语气排除规则。科学、民主、公正的刑事程序不应被视为惩罚犯罪的障碍，相反应成为准确惩罚的前提，它将不断在惩罚犯罪或保护人权之间找到理想的结合点，即保障着社会的普遍安宁与秩序，又保证人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权利。有关法律文献、参考书目目录一、参考书目1：陈瑞华、蒋炳仁《刑事审判前沿问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6月版。2：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宋英辉、杨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法律出版社《诉讼法论丛》第一卷。5：陈卫东、刘计划《论刑事程序正当化》，法律出版社《诉讼法论丛》第三卷。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1]权利保护的基本国际准则20世纪后半期，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主要趋向。《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决定书》等国际人权公约，确立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国际准则，主要包括：（1）权利平等原则。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2]（2）司法补救。保证权利或自由被侵犯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3）生命权的程序保障。规定：未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死刑；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3]（4）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5）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6）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人格权是人权的三个资格条件之一[4]，是维持有生命的主体资格的精神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是人，他们同样享有人格，其人格同样是受人尊重的，不容任意剥夺。（7）独立公正审判（8）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辩护的权利。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应当享有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从某种意义讲，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就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5]（9）对未成年人给予特别保障。（10）无罪推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1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目前，已有许多国家承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12）刑事赔偿权。以上这些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各国进行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应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其总的精神是在国家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过程中，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实现司法公正。（二）我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接受先知的权利；律师帮助权；申请回避权；刑事赔偿权等。[6]第一，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特定机关，特定程序不受逮捕。现行刑事诉讼法据此对侦查阶段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规定了具体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第二，接受先知的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其享有的权利是国际公认的司法准则。犯罪嫌疑人有权及时获知被指控的内容和理由，获知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告知犯罪嫌疑人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讯问，从何时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帮助，有权委托辩护人等。第三，律师帮助权。我国宪法保障一切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辩护权。《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就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第四，申请回避权。这是一项救济性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有权申请复议。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阻止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介入是非常重要的。第五，刑事赔偿权。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立法机关于1994年5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根据该法，凡是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而受到错误拘留或逮捕的，最终被宣判无罪的，因有关国家官员违法采取财产措施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依照规定的程序获得国家赔偿。二、刑讯逼供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的冲突现实与理论总是存在差距的，同时制度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极大不足：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妨碍律师正常执行职务仍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三大顽症，其中刑讯逼供问题尤其严重。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还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仍旧屡禁不止。（一）刑讯逼供的涵义美国《国际百科全书》对“刑讯”下的定义是：“刑讯是一种故意使肉体或心理上承受痛苦的体罚。”[7]我国《刑法》给“刑讯逼供”下的定义是：“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也损害了司法办案人员的形象、法律的威严，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二）刑讯逼供的危害在诉讼文明化、人道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各国均明文禁止刑讯逼供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严重危害社会。首先，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是通过施以肉刑或变相肉刑来实现的，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一个人，即使是触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也是应当受到保护的。然而在“不打如何肯招”式的审讯哲学盛行的今天，对一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刑讯逼供已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了。有些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员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刑讯逼供只是工作方法问题，出了问题也是“工作上的失误”，是“好心办了坏事”，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刑律，也说是“因公犯罪”，千方百计地予以开脱。正因为有了这层保护伞，使得某些办案人员更加的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以致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其次，刑讯逼供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的原则。第一，刑讯逼供损害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我国都是重实体、轻程序，但长期的司法实践已暴露出了这种观念的严重弊端。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正当程序的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依照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而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而残酷的诉讼手段，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获取证据，这与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是相背的。即使从实体真实的角度，刑讯逼供或许有时有助于发现实体真实，但牺牲了程序正当，可能导致法律丧失其威严，使人们逐渐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不再寻求法律的保护，从而动摇法律制度的根基。第二，刑讯逼供不利于实体真实。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刑讯逼供发现实体真实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它依赖于两个预设的前提和条件。第一、作为刑讯逼供对象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本案真正的犯罪行为人；第二、犯罪嫌疑人在刑讯下所作的口供必须是客观真实的。[8]从理论上讲，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就有可能发现实体真实，以打击犯罪。然而，现行机制并不能确保这两个前提和条件的实现。从侦查机制看，侦查权指向的对象仅是嫌疑人，而并非一定是真正的罪犯；侦查权运作的结果既可能性是查明案情、查获罪犯，也可能性是排除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并不能确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罪犯。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并非真正的罪犯的情形，刑讯逼供就只能是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第三，刑讯逼供违背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将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前推定为无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控辩双方居于平等地位，法官中立裁判，从而设定了刑事诉讼三方主体的地位的相互关系，以及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与司法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其诉讼程序按客观和理性精神运作，公正性不言而喻。刑讯逼供与封建纠问式诉讼下的有罪推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内容和精神上存在根本性冲突：刑讯逼供实质上是国家追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刑讯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这实际上是在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将本应由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强加给被告人承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责任规则强调控方举证的基本要求，违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的国际准则。第四，刑讯逼供可能动摇法律的权威。法的价值的实现在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一部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支持与贯彻，永远只能是一堆废纸而已。法律的贯彻实施关键在于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极大信任。而要使公民树立这样的信仰，法律就应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法律的运行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且重在执法和司法。刑讯逼供则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可能使其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后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周边的人也对法律能否保护自己产生怀疑，认为“信仰法律，不如奉承执法者”。一旦法律的至上地位丧失，也就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这样法律终将成为一纸空文。（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我国的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1、法律制度方面第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实”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又由谁来做出判断？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必须承担所谓的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据此采用极端的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说“实话”？《刑事诉讼法》第93条“但书”规定：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看起来似乎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权，是针对所谓的“如实回答”义务所享有的权利。但是法律并未对什么问题“与本案无关”做出明确的规定，亦未规定由谁确认，是侦查人员还是被讯问者？遗憾的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侦查人员总能使尽其浑身解数使其所提的问题与案件有“关联”，被讯问者仍要遵守“如实回答”义务。由此可见，此项“但书”不仅没有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反而成为侦查人员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据之一。第二，侦查活动监督不力。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侦查活动合法与否进行都督，但是，侦查机关的绝大多数侦查措施都是自行决定的，且法律并未规定检察院可以在侦查过程中派员在场。因此，检察机关这种所谓的监督是极其不力的。而由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其侦查权力则更为强大，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无需经任何机关同意便可自行决定逮捕。同时，为了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保证侦查、起诉工作顺利进行，对于侦查活动也是不允许媒体进行报道的，即使享有特权的律师，在我国，不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要求其在场的权利，就是要会见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么的自由。[9]所以整个讯问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认定犯罪嫌疑人曾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就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实施刑讯逼供者壮足了胆。第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历来都被称为“证据之王”。一份如实供述的口供，无疑是极佳的证据。在尚未获取其他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口供的作用和意义更加重大。不仅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的问题，侦查人员还可以从其供述中获取其他线索，并进而找到其他的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正因为此，口供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要获取口供，而犯罪嫌疑人不肯从实招来，怎么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则要啥有啥”。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立法者希望能借此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从而减少刑讯逼供。但是，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而且，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根据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因此，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同样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事。2、认识观念方面第一，历史包袱沉重。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就连包青天包拯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第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些人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的效率。然而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而非一味地追求效率。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对于那些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以此为借口，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的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第三，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淡薄。在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权及人权保护观念淡薄。我国的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承认和接受的时间不长，有关人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宣传、教育也开展不久。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10年、20年内，由于西方强国蛮横在加以抵制和封锁，长时期地被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国际环境和外部局势特别容易激发中国人民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中国人民、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以及国家权力体系，始终对西方国家包括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念保持必要的，甚至是高度的警惕。作为一种民族意识，一种法律文化，在我国缺乏历史基础的情况下，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形成深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保护格局是不可能的。总之，刑讯逼供现象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是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由于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些人的感受和呼声便常常被淹没而无碍大局。但是，社会的个体权利与价值已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法律日益成为调整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主要手段的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出于对法律的信任和对公正的追求，人们不仅不会漠视少数人被侵犯的权利，而且会设身处地地想到在同样遭遇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看到刑讯逼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根基。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破坏司法公正、侵犯人权，从而影响依法治国大局，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三、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我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签署了一系列的有关国际公约，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10]；加强了国内立法，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刑法》中规定“刑讯逼供罪”；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扩大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范围等；加强了执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仍需做更大的努力。从背景上分析，既有现行诉讼制度的不健全，也有传统诉讼观念的消极影响。对此，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可以从制度完善和观念更新两方面入手。（一）制度完善第一，确立“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有限的“沉默权”规则。拒绝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最早源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被告人说话”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律师的介入以及辩方证人的作证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随着殖民地与英帝国之间冲突的加剧，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求享有由公正陪审团审判等普通法权利，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写入美国独立前各州的宪法或人权宣言的。[11]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主要是为了防止这样一种危险，即一个人所说的话可能被用作刑事起诉的证据。沉默权制度则是对这一制度的延伸。“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人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12].”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是：（1）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1997年3月17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7月1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其民主和公正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规定定罪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疑罪从无的内容；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律师有权在侦查阶段介入；规定庭审基本实行控、辩式等。但是，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深入，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和公正性，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赋予他们沉默权，已经是势在必行。（2）是顺应世界诉讼民主化潮流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其中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一个重要内容。为了顺应诉讼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应当根据我国司法实际形势及其利弊关系，逐步确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的原则。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所以在引进“沉默权”原则的同应对此做出一些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第二，确立类似“米兰达规则”的警告制度。“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s）又可称为“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s），是警察讯问嫌疑人时的一项重要程序规则，也是“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的延伸适用。按照“米兰达规则”的要求，在羁押讯问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1）你有权保持沉默；（2）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将并且能够被用作在法庭上反对你的证据；（3）讯问时，你有权请一名律师在场；（4）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可以为你免费指定一名律师，在讯问时为你提供帮助。[13]第一句话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肯定沉默权，便切断了口供与案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促使侦查人员不再一味追求口供，而积极寻求其他证据，这样便可减少类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第二句话是对犯罪嫌疑人慎言的一种警告，是对沉默权的补充。第三句话则是规定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并未规定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由于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相比，在诉讼地位和力量上的差距较大，若让犯罪嫌疑人单独面对侦查机关，就容易受到侦查机关的强制，包括刑讯逼供。而律师熟悉法律，清楚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律师与了解侦查机关的权力义务，讯问时有其在场可以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第四句话是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补充。司法实践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对自己享有怎样的权利并不清楚，甚至是一无所知，确立这样的警告制度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犯罪嫌疑人只有明白自己享有怎样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利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所以在强调依法治国，对人权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的今天，实行这种制度是必要的。第三，确保律师的会见权、确立律师在场制度。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权是其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侦查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职能的基础。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被聘请的律师，有权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会见犯罪嫌疑人。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也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最短的时限作了规定，而且指明“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侦查机关各自从部门的需要出发，对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逻辑结构作出有违立法本意的解释。比如，法律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国家机密案件外不需要经过批准，而他们则规定必须经过批准；最短时限48小时被当作除外条款来执行等等。另外，我国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派员在场。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更是被侦查机关淋漓尽致地扩张解释。派员在场成为律师会见的前提条件。按侦查机关内部规定，派员在场一定要派承办人员，其他人员不熟悉案情。由于派员在场的人员的特定性，会见律师须围绕承办人员转。承办人员声称“忙”，律师即无法实现会见权。而迟到的会见，实际上已无必要，律师会见形同虚设。侦查人员在百忙之中安排会见，又事前警告，事后追问，使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之间的交谈毫无保密性可言，更使犯罪嫌疑人心理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其与律师的交流沟通。因此，建议我国立法应明确侦查人员的在场应是“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在场，这样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危险举动，又能确保其与律师安全交谈[1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真正发挥辩护职能的一个基础性、保障性权利，是律师进行其他诉讼活动的前提。这种会见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有实质意义，而现行立法关于侦查人员会见时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及其执行状况大大削弱了律师会见所应发挥的作用。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在不告知律师的情况下，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秘密监控。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秘密交流权，应当明确加以禁止。简而言之，法律对会见权的限制越来越少，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会见的保密问题，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第四，完善证据制度，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当事人要保护自己的实体性权益就必须用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就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合法的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证据在程序方面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证据规则的作用，即一方面通过合理的举证规则和质证规则来保障当事人能够行使收集证据、使用证据和审查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一般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只有是其自由意志的产物，是“自愿的”，就是可以接受的。而非法证据规则在美国就是“毒树之果”原则。“毒树之果”原则是1920年的西尔夫索恩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的，在该案的判决中，法庭指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当被用来获取其他证据，因为最初非法获取的证据已经腐蚀、污染了所有随后获取的其他证据。[15]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尚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但是，作为一项基本证据原则，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保障，由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规定，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它与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行的程序法定原则的精神和要求根本相背离的。所以，基于诉讼规范化的要求，自白任意性规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得到确立。第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以曾经遭到刑讯逼供为由当庭翻供时，法官常问的一句话是：你的证据是什么？而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被告人因
权利与义务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对好朋友，有义务必有权利，反之亦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权利与义务思修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权利与义务思修论文篇一：《论我国宪法中劳动的权利与义务》 摘 要：劳动不仅仅表现在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而且也是作为公民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被人们所重视。现今已经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各国载入宪法，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条款之一。纵观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4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基于劳动作为保障及促进公民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尊严和发展所发出的倡议。但是从该条宪法条文中我们可以明确，我国的宪法对劳动的定位，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关键词：劳动 公民基本权利 义务 一、劳动的权利意义 (一)劳动作为权利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劳动权，探其起源则要从近代市民社会产生开始，近代的市民革命将封建体制推翻，瓦解了特权等级制度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个人最终摆脱了身份依附关系，成为了独立的个人。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第一次将劳动权纳入宪法之中，首创劳动权为宪法性权利之先河，之后的其他各国都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将劳动权纳入到宪法之中，使之成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讲，劳动的权利主体本就应该是公民，劳动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就需要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积极创造条件以满足公民的就业需求，并为之提供就业保障。也就是说，不论是从世界各国的宪法立法看，亦或从劳动具有的法律性质来看，把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的立法是合理的。 (二)劳动权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劳动作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国家和社会各界都认可公民享有最基本的、满足人类尊严的权利，并以一国最高位阶的法律――宪法的高度来定义这种权利，用最高位阶的效力来保障，这都可以体现人类精神文明高度的层次。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党和国家都把人民的基本权利摆在高度位置，劳动是人民获取生产、生活的来源与基础，所以劳动权可以保障公民获得生存和发展，可以将劳动权界定为一切民主权利的基石。如果无法落实劳动权的保护力度，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就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有序。从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的第四部宪法，公民的劳动权利始终未被删减。1954年宪法所处的时期，劳动是一种以消耗体力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农村，农民总是处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环境下，他们被安置在不同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或组织进行统一劳动生产;在城市，工人们则是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从事劳动生产。在这一时期内，知识分子因政治原因还处在被 教育 改造的阶段，所以以他们为主的脑力劳动还未被划入到宪法中成为被保护的对象。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也在被定义为投机倒把的无奈下，被宪法拒之门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的时局改变了劳动市场的单一的面貌。我国1982 年宪法序言中明确写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工人阶级的队伍被不断壮大，知识分子被纳入到工人阶级的的行列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代表着修宪者们承认了脑力劳动对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性，他们也被纳入到宪法劳动权的保护高度。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高，加之在中国崛起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我国的宪法内涵也会得到扩展。1994年又制定了以保障劳动者权利为宗旨的《劳动法》，随后也制定了 劳动合同 法以求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也是践行宪法条款，维护宪法权威的表现。 二、劳动的义务属性在宪法中体现 正如前所述，我国的前三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仅仅规定了劳动权利的相关要义，这也是将劳动定义为权利的表现。这种宪法的立法模式直至1982年宪法时发生了变化，劳动作为一种义务的提议出现在宪法的条文之中。劳动既是一种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的要义得到了我国宪法的确认。 关于宪法中关于劳动作为一种义务的属性定位曾出现不同的观点，分别是法定义务说和道德义务说，其中持“法定义务说”的学者认为，劳动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根植于其尚未成为人们谋生手段的现实中，也无法切断与社会主义具有的反对剥削属性的滋润关系。持“道义义务说”的学者认为，法定义务说对于激发劳动者的劳动责任感，动员公民从事劳动生产提高产量，提高生活水平大有益处，且在道义上自有其价值和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在一概而论，如果加以时间节点的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的弊端，比如说在国家统一分配的时代背景下将劳动义务定义为一种法定义务还可以显现出合理之处，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经由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如果还执念地将劳动的属性单一的定性为法定义务说，就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了。在当今的环境下，1982年宪法中修改后的劳动作为一种义务虽然是一种法定义务，但这种义务背后还隐含着道德的指导意义，所以也可以将八二宪法中的法定劳动义务划归到道德义务的要义行列中。区别以就业作为分界，就业之前为道德义务，在就业之后，劳动既是道德义务，又是法律义务。 劳动不仅吸收了道德义务的内涵，同时也以法律义务的形式存在于我国现存的八二宪法之中。为了避免造成无义务对应的空穴权利和无权利对应的空穴义务，强调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对应性不可忽视。除此之外，我国除了在1982年现行宪法的第42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了劳动作为一种义务的内涵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宪法中的其他条款中寻到其他与劳动作为一种义务内涵相同或相似的缩影。做法学研究的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款要义，也要基于宪法释义学的融贯性对那些与劳动义务相关的条款内容予以关注，例如，《宪法》第42条第3款表示，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而所谓的义务劳动就是指源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强迫从事的劳动活动，其所表达的劳动义务性质就是一种基于道德的义务，非强迫、迫使，而是自愿性和无偿性的意义。当然，国家所倡导的这种义务劳动并不是用法律指导、约束公民无偿、自愿地为其他人贡献劳力，这种劳动指代的仅仅是公益性的劳动而已，所以理解该条款时也不能仅仅依据字面意思而定。 三、1982年宪法中劳动的权利义务复合宪法规范 纵观自新中国成立迄今的其中三部宪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仅仅将劳动表达为一种权利予以载入宪法，而在1982年宪法中则首创首次将劳动定义为义务，具体体现在1982年《宪法》的第 4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我国宪法“创设”的一种新型的权利义务复合的宪法规范。 在这种整合了权利和义务的新型法律规范形式下探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具有不同的宪政价值。根据1987年有关学者对当时现存的、全世界范围内的 142 部成文宪法的分析研究，其中将劳动最终定性为劳动义务的宪法为48部，而将其定性为劳动权利的宪法规范为78部，分别占到了总数的34%和55%。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宪法文本中采用复合型宪法规范立法方式将劳动既定位为权利也定位为义务的国家出了我国之外，还有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从制定时间看都比我国现行宪法早很多。 权利和义务是权利义务复合宪法规范的二个元素，二者相辅相成下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公民可以自由处分自己享有的劳动权，但是这种处分之下的劳动权也势必成为了其义务属性的附庸，被义务的必然性涵盖;而劳动义务所带来的负担也终会让渡于劳动要素的本质属性，所以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二重要素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区别。法理上通说：“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由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的这种权利义务复合的宪法规范的本质属性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是将劳动定义为一种国家保障之下的公民应该享有的不可放弃的权利。其所具有的不可放弃性最终决定了劳动成为不可放弃的权利。迄今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同样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劳动尚未成为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基础下所谈论的劳动终将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存在，而这种意义上的劳动也只能是生存权的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陈业宏、肖蓓.劳动权的宪法论析.法学杂志.2009(5). [2]徐钢.论宪法上国家义务的序列与范围――以劳动权为例的规范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9(3). [3]曹天予.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薛长礼. 劳动权论.吉林大学.2006. [5]关怀.劳动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谢佳.宪政视野下劳动权的理论辨析与法律保障.南京师范大学.2008. 权利与义务思修论文篇二：《论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 摘 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国外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这一制度旨在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借鉴英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引入这一制度使其本土化。但我国目前与合适成年人有关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对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作规定，这为推行与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权利;义务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源于英国的少年司法程序。它是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等特点，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专门设计的一项权利。其内容是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讯问中是否有不当行为。[1]我国目前确定了昆明盘龙区、上海长宁区、厦门同安区等各具特色的试点。 总结 地方 经验 ，借鉴英国的成熟理论，设计合理的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对完善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有重要意义。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理论依据。1972年肯费特案使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正式确立。该法指出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适用的对象包括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年满17岁但有精神障碍的成年人两类。[2]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一制度，英国《合适成年人指引》明确列举了合适成年人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不乏对法定代理人参与讯问的规定，但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后享有哪些权利义务并未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的术语在我国相关法律中也未曾提到。剖析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参与人的法律规定可见，合适成年人可能与近亲属、其他有利于帮教未成年人的人身份重合，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图。 二、国外有关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的借鉴。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制度是独特的英国式发明。英国少年司法实践中不仅有一支专门的合适成年人队伍，而且英国内政部网站《合适成年人指引》对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作了详细的规定。[3]主要有以下几点：合适成年人有知情权及讯问前可以会见未成年人;未成年人被讯问时为其提供咨询建议;监督警察询问是否公正、合法;协助未成年人与警察进行沟通并尊重被讯问人员的隐私权;讯问结束后，合适成年人有权阅读讯问笔录并在笔录上签字，如果没有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则该笔录因程序违法而予以排除。(二)美国。对未成年人进行讯问时，侦查员必须在讯问少年之前通知其家长。未成年人具有向在场父母咨询的权利，同时整个讯问过程将被录像。(三)澳大利亚。把合适成年人称为“成年讯问朋友”。成年讯问朋友是作为提供帮助者存在于刑事诉讼中，在场主要是确保未成年人所作供述是自愿的。 三、我国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的设计。笔者认为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主要凸显在侦查阶段，但司法实践中对这部分规定的比较模糊，从盘龙区、上海区、同安区三地的试点看也无统一的标准。就侦查讯问阶段而言，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从扮演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者的角色，来设计其权利义务。二是权利的设计必须符合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功能要求;义务的设计应避免可能产生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三是权利义务的设计应当合法合理。(一)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合适成年人的介入应当实现抚慰、沟通、监督、见证、教育五大功能。基于实现五大功能的考虑，合适成年人的介入应当被赋予相应的权利。[4]1、监督权。监督权是侦查阶段合适成年人特有的权利。比较盘龙区、上海区、同安区三地的试点，关于合适成年人权利的规定，都认为应享有监督权，但规定均具有模糊性。2、参与讯问权。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期，身心还未发展成熟，不管是对问题的理解能力还是与人沟通能力都有欠缺。合适成年人的参与，能够使他们稳定情绪，在保持身体和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接受讯问，自愿做出供述。未成年人也有权要求选择自己信任的合适成年人参与自己的审讯，以维护自己在被讯问的特殊环境下的合法权益。3、获得通知权。由于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会对未成年人进行讯问。因此不管是在刑事诉讼的哪个阶段，司法人员在每次讯问前，都应当通知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同时告知他们享有的具体权利义务，介绍案情等情况。4、协助教育权。笔者认为这项权利贯穿于侦查、审查、审判的全过程。通过合适成年人的协助，让未成年人能将自己的意思自由、准确地表达出来，从而帮助未成年人和司法人员之间顺利进行沟通。5、知情权。合适成年人有权从司法机关事前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身心特点、 兴趣 爱好 、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教育条件、日常表现等基本情况。6、查阅权。在讯问结束后，参加讯问的合适成年人有权查看讯问笔录，可以对笔录中所记载内容的正确性、完整性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讯问笔录、庭审笔录上签字。(二)合适成年人的义务。明确合适成年人的义务有利于保证其介入功能的充分发挥，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合适成年人最主要的义务有：第一，及时到场的义务。司法人员通知合适成年人后，合适成年人应当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到达讯问场所。第二，不干预讯问的义务。合适成年人一旦介入诉讼程序，就不得非法干涉司法人员正常办案或者非法打断、影响讯问过程。第三，保密义务。指合适成年人不得泄漏案情，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等。第四，在笔录上签名的义务。在讯问或者庭审结束后，合适成年人应在笔录上签名，如果没有签名或者拒绝签名，则该讯问笔录因程序违法而予以排除。 参考文献： [1]许建军.“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究评述”.《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23卷第75期. [2]姚建龙.“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载中国的引入”.《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3]姚建龙.“再论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侦查论坛》第3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姚建龙.《权利的细微关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权利与义务思修论文篇三：《论高校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摘要】通过对高等教育法规，高校教师及权利义务介绍，认识高等教育法的价值，从而自觉研究，宣传，维护和贯彻高等教育法。了解高校，高校教师的合法权利，自觉履行高校教师义务。实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关键词】高校教师;高等教育法规;权利;义务 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经济腾飞的现代社会，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前提下，教育则是实现小康社会蓝图的根本途径，所以高校教育作为高等学府培养优秀人才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高校教师则为国家栋梁的灵魂建造师，面对这一重大任务，高校教师更应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深刻了解自身的职责、权利以及义务。高校教师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及行使自身的权利与义务? 一、如何正确行使高校教师的权利 1.教育教学权 作为教师要有责任心，把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当成自己的分内应做的事，认真负责地做好。而负责就是行为者尽到义务，承担规定的职责和任务并接受对行为后果的反映(奖惩)。教师还应该有进取心，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上，要千方百计努力向上，立志有所作为。作为教师，有权依据其所在学校的教学计划，教育工作量等具体要求，结合自身教学特点自主地组织课堂教学;有权依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其教学内容、进度，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有权针对不同的教育教学对象，在教育教学的形式、 方法 、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实验。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在聘教师行使这一基本权利。而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不得享有这项权利。虽取得教师资格，但尚未受聘或已被解聘的人员，此项权利的行使处于停顿状态，待任用时方能行使这一权利。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法解聘教师的，不属于侵犯教师权利的行为。 2.学术研究权 教师应该有学术自由，同时对自己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进行有目的，有系统的思考，敢于与善于创新，百折不饶地做有影响，有成效，对教育事业有贡献的成就。在完成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有权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撰写学术论文、著书立说;有权参加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参加依法成立的学术团体并在其中兼任工作;有权在学术研究中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开展学术争鸣。教师在行使此项权利时，要注意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更好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学生管理权 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有权根据教育规律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并在学生的升学、就业等方面给予指导;有权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文体活动、劳动等方面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方式方法，使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教师在行使管理学生权时，要注意加强对学生的各方面管理，将关心爱护学生与严格要求相结合，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 4.民主管理权 根据宪法的规定，在学校里，教师有参与管理的权利。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体，学校的任何工作都离不开教师的参与，教师既是教育者，又是管理者。 5.进修培训权 这是教师享有的继续教育的权利。现代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要求教师及时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作为教师，有权参加进修或其他多种形式的培训，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采取多种形式，开辟多种 渠道 ，努力为教师的进修培训创造有利条件，切实保障教师权利的实现。当然教师培训权的行使，要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不得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二、如何正确行使高校教师的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宪法和法律是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教师要教书育人，就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自觉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民主精神。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他们在传授科学 文化 知识的同时，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个性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做到为人师表。 2.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 规章制度 ，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全面贯彻国家关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严格履行教师聘任合同中约定的教育教学职责，完成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3.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人格尊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居于受教育者的地位，其人格尊严往往容易受到侵犯。作为教师要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对学生应一视同仁。 4.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教师自然更负有此项义务。教师履行此项义务具有特定的范围。主要是制止在学校工作和与教育教学工作相关的活动中，对侵犯其所负责教育管理的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批评和抵制社会上出现的有害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现象。 5.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担负着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这就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同时这也是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为此，教师应加强学习，调整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以适应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 结论：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有两种含义，一是法律关系一方面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二是法律关系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法律在赋予法律关系主体权利的同时，必须要规定其应履行的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应的，无此轻彼重或此重彼轻之分。在执法进程中，教师既应享有自己的权利，又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 参考文献： [1]戴中详，郑全新.高等教育法规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5 猜你喜欢： 1. 学党员权利义务的心得体会 2. 关于权利义务党课学习心得体会 3. 正确认识党员义务和权利心得体会 4. 党员权利与义务思想汇报小结 5. 党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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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颁布的首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部门规章《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根据办法，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包括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等，都在学位论文之列。学位论文作假的五种情形包括：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伪造数据；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学位申请人员论文作假的，未获得学位者，可取消申请资格；已获得学位者，可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同时，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3年内，各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申请。学位申请人员为在读学生的，还将面临开除学籍的处分；为在职人员的，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将通报其所在单位。在校学生为他人代写、出售学位论文或组织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可开除学籍。学校或学位授予单位的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参与作假，可开除或解除聘任合同。指导教师、相关院系及相关责任人未尽到相应职责的，也可能被追责。
论文造假怎么处罚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具体如下：1、涉事人尚未获得学位而进行论文造假，则取消涉事人的学位申请资格；2、涉事人在获得学位后被发现论文造假，则撤销涉事人的学位资格并且从处罚开始之日起三年内，禁止涉事人进行任何学位申请；3、是在读学生被发现论文造假，除了撤销学位申请资格外还会开除学籍；4、是在职人员论文造假，不仅撤销相关学位资格，而且涉事人还需要接受所在单位的纪律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三）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四）伪造、变造船舶户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船舶户牌，或者涂改船舶发动机号码的。
首先是取消学位论文的成绩，根据作假的程序决定是否取消学位，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氛围，对学校和学生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关注1. 为什么要制定《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长期以来，教育部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成立了学风建设管理机构。各高等学校根据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实际，不断加强学风规范的制度建设，加大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但是，高校学生买卖、代写学位论文等作假行为仍然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学风，损害了我国学位制度，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这些论文作假行为，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处理办法，加大处罚力度，从制度上进行遏制，以促进学风建设，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2. 《办法》是如何制订的?2012年5月，教育部启动《办法》研究制订工作。在《办法》制订过程中，多次召开有关专家和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意见。2012年7月至8月，《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意见，并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和教育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共收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广大师生和热心网友反馈意见约400条。在对意见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最终稿，于2012年11月以教育部令形式发布。3. 如何理解制订《办法》的重要意义?《办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规范学位论文管理，维护我国学位制度的严肃性。《办法》通过明确规定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学生培养单位、学位授予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使学位论文申请、审查、授予等行为更加规范，维护了我国学位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二是有利于推动学术诚信建设。诚信是学术之基。学术作假行为损害了学术的根本，损害了学位授予单位的形象和整体学术环境的健康发展。《办法》通过全面规定处罚措施，加大打击作假行为力度，有利于推动形成良好学术氛围。三是有利于提升学位授予单位的科学研究水平。求真求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弄虚作假注定与科学无缘。通过打击作假行为，有利于培养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促进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四是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位是对学位申请人员学术能力的权威确认，学术能力是高层次人才综合素质的基本反映。《办法》通过倡导学术诚信、营造良好学风、促进学术研究，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重要保障。4. 《办法》关于学位论文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办法》明确规定了适用范围，即：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其中博士和硕士的学位论文包括学术学位论文、专业学位论文以及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同时还包括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5. 《办法》规定了哪些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办法》规定了以下5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情形：(1)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2)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3)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4)伪造数据的;(5)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各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和不同学科特点，对这5种作假行为进行细化。6. 学位申请人员、导师和学位授予单位都有哪些职责?学位申请人员：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应当对学位申请人员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对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对学位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加强学术诚信建设，建立健全学位论文审查制度，明确责任，规范程序，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和原创性。7. 如何认定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发现学位论文有作假嫌疑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责成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调查认定。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专家组织或聘请专家组成专门机构，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进行调查认定。学位授予单位也可根据本单位学风建设的实际情况，指定学风部门负责调查认定。8. 对违规行为如何处理?学位申请人员：出现学位论文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伪造数据等作假行为的，未获得学位的，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获得学位的，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同时，从处理决定之日起3年内，各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申请;如果学位申请人员是在读学生，还可开除其学籍。如果学位申请人员是在职人员，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其纪律处分外，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其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开除或解除聘任合同。学生培养部门：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对该学院(系)等学生培养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可以给予该学院(系)负责人相应处分。学位授予单位：对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学位授予单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可以暂停或者撤销其相应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资格;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核减其招生计划，并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此外，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人员，属于在读学生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属于学位授予单位的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可以开除或解除聘任合同。9. 被处理人员有何救济途径?学位授予单位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10. 如何落实《办法》?各学位授予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办法》。一是要在师生中广泛宣传《办法》，使各相关人员详细了解《办法》的各项规定。二是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结合本单位情况，明确工作机构和实施细则。三是要严格执行《办法》各项规定，严肃处理发生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学位论文作假行为问责制度，加大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督查力度，指导学位授予单位认真实施《办法》。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将建立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备案制度，加强协调和指导，督促各单位落实《办法》，依法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