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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新唐书》，不推荐《旧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些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修改过。赫连勃勃大王的《帝国的正午》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主要是唐代的政治《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隋唐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般通史都是把朝代的各方面讲的全面《剑桥中国隋唐史》另外，以下是我在其它地方找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8 p) q8 G. y& ~' l《唐史十二讲》 黄永年著 中华书局 2007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著 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三《隋唐五代史纲要》 杨志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汉唐史论稿》 汪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历史与文化部分：新唐书 西域传》 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 2003年版《贞观政要》（唐）吴兢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五代）王仁裕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国史补 因话录》（唐）李肇 赵璘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既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朱雷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爱宕元著，京都同朋舍，1997年2月。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N/ 《唐代的外来文明》 （美）爱德华•谢弗/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唐朝文化史》 徐连达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 三联书店 1988年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政治学院）《幻术奇谈》 周楞伽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 王介南著 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f0 A& Y0 M《唐代文化史研究》（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九十二） 罗香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 孙映达 单周尧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 2004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福伟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_/ K( H- N《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王永平著 社会社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王金林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Century，徐 芳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移民与中国文化》 范玉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李喜所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九姓胡与突劂文化》 蔡鸿生民俗研究部分：《中国民俗研究史》 王文宝著 合龙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 《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吕一飞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0 唐代对外关系研究：; 《汉唐中日关系论》，王贞平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突厥史》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1 q _《突厥史》薛宗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王小甫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 中华书局 2003年6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林梅村著 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林梅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综合杂论:《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国学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1990年版。论坛《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Z5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2004年版。 Z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4 刘俊文主编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唐史论丛》2、3、6、7辑 史念海主编唐研究》（1－9卷） 荣新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北京《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 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著 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其他：隋唐文选学研究》 汪习波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王汝涛著 岳麓书社，2005年版。《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 荣新江主编b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 孟宪实著 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黄正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5李孝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西域通史》 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 汤用彤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美学史》 吴功正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 梁鸿飞 赵跃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李彬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清实录》 《上谕档》 《清史稿》 《东华录》 <皇史宬〉 《清史》
新唐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唐书》
朱子近思录，传习录，金刚经，道德经，国史大纲，四书章句集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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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异曲同工 同中见异——<梧桐雨>与<汉宫秋>之比较》，刘爱琳，艺术百家，2007年03期
7、《论莺莺之美——<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再解读》，岳上铧，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8、《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张勇敢，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9、《元曲四大家中“郑”之归属研究综述》，吴庆晏，四川戏剧，2007年05期
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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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戏剧
作者：[美]马文·卡尔森
译者：赵晓寰
豆瓣评分：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7-1
页数：272
内容简介：
【名人评价及推荐】
“对中国读者来说，马文·卡尔森教授这本小书最大的优点，是它的前沿性：它出版于2014年，记录了本世纪西方学者对于‘戏剧’的最新看法。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很重要！……作者是一位非常渊博的世界戏剧学者，他论说的出发点虽然立足西方，却是以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多 类型戏剧为背景的。”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戏剧学者与创作者 吕效平
作为戏剧和表演研究的大师、权威和不断前进的先驱，卡尔森同意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浩大而成功的“牛津通识读本”系列撰写“戏剧”这一主题，对我们的学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当代戏剧与表演学教授 詹·哈维
【内容简介】
有史以来戏剧一直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从木偶戏到哑剧到街头表演再到现代剧场，这种复杂的艺术借用了各种其他艺术形式，如舞蹈、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等，并将人类活动和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其创作。在本书中，戏剧研究专家马文·卡尔森纵横几千年，带领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各种戏剧形式是如何演化并流传至今的。此外，他还将戏剧表演与戏剧文本加以区分，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戏剧艺术家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做了一次引人入胜的探索。
作者简介：
马文·卡尔森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戏剧、比较文学和中东研究方向的“西德尼·E. 科恩”讲席杰出教授，曾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高等学府。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戏剧学与表演学理论、世界戏剧史和戏剧与表演研究。Western European Stages期刊的创刊编辑，在戏剧史、戏剧理论、戏剧文学和表演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及著作。其著作多次获奖并被译为多种语言，代表作包括《戏剧理论》（1993）、《鬼魂出没的舞台》（2001）、《表演批评》（2002）、《世界戏剧导论》（2014）等，最新著作为《击碎哈姆雷特之镜：戏剧与现实》（2016）。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唐圭璋在综合诸家辑刻的基础上，广泛搜采，凡宋人文集中所附、宋人词选中所选、宋人笔记中所载词作，俱一并采录，更旁求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诸书中所载之词，统汇於一处，编为《全宋词》。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者对此书进行重编，并经王仲闻订补加工，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新版《全宋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较旧版均有很大提高：以善本代替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 240馀家，词作1400馀首。在体例上改变旧版按“帝王”、“宗室”等分类排列，改为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全书共计辑两宋词人1330馀家，词作约 20000首。引用书目达530馀种。新版重考词人行实，改写小传。编者又续作修订补正，写成《订补续记》，附於1979年重印本卷末。 此书收录齐备，考订也比较精审，改正了不少前人的承谬踵误之处，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新版问世后，今人孔凡礼又从明抄本《诗渊》及其他书中辑录遗佚，编为《全宋词补辑》，收录作家140馀人(其中41人，已见《全宋词》)，词作430馀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摘要：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关键词：苏轼 苏轼散文、辞赋、四六 苏诗 苏词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史论、政论—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2小品文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2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造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于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和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3叙事记游之文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的得名，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为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辞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二）、苏轼的辞赋和四六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情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3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只影自怜，寄命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二、苏轼的诗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一）、苏诗题材取向1、向外：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批判现实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蝗旱之灾：《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肌肠痛。”洪涝之灾：《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赋役之祸：《吴中田妇叹》：“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通过反思历史以批判现实。如《荔枝叹》：2、向内：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哲理的思索——苦闷与超脱——乐观旷达的精神（“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哲理的思索。《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3、苦闷与超越。深刻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诗中虽然时时有传达逆境中的苦闷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则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写苦闷者，如《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4、体现乐观、表现超越者。如《初到黄州》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4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二）、苏诗艺术风貌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1）翻新出奇的艺术技巧苏诗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南园》“春畦雨过罗纨腻”《百步洪》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妙喻连生。苏诗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云：“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对仗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山忆喜欢劳梦远想，地名惶恐泣孤臣。”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可复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2）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赵翼《瓯北诗话》云：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临流照影，汲水煎茶，在东坡笔下都写得格外生动有趣。《泛颍》“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续丽人行》咏周昉美人画“背面欠伸内人”，从虚从着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3）刚柔兼济的“清雄”风格苏轼转益多师，曾模仿过陶、李、杜、韩、孟诸家，乃至诗友黄庭坚的诗风，都能惟妙惟肖。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情趣。苏轼尤其重视两种相互对立的风格的融合，在他的创作中，十分注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少余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三、苏轼的词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成为一种可与诗相提并论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一）、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词“为诗之苗裔”（《祭张子野文》）词“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二）、对词境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5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向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生活交际、闲导读书及躬耕田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过湖州作》）有的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用自己的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三）、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具体表现：1、题序的大量使用2、典故的运用四、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综上所述，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其二，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必然。苏轼在当时文坛享有极大声誉，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门四学士，秦、黄、陈、张苏门六君子，秦、黄、陈、张、晁、李苏轼影响下的文人。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总之，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散文、词、书法、绘画都有杰出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新1版〔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3〕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4〕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五代时之西蜀(含前蜀、后蜀),有国共计不到四十年.其文学成就可堪称道者,仅词一种而已.千百年来,以《花间集》为标志的西蜀词,却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被视为"颓靡"之音.比如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即谓花间词人是：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都只能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也更空虚.在艺术上他们片面发展了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而缺乏意境的创造,花间词人这种作风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浊流,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常州词派.似乎西蜀词毫无可取,在词史上无地位可言.人们对西蜀词抨击得最厉者是其内容之"颓靡",但西蜀词中"颓靡"者又到底有几首呢?如果我们把西蜀词中"颓靡"者,同北宋欧阳修、柳永等人所写之"颓靡"者相比较,谁个又更颓靡一些呢?可以这样说,西蜀词中除极少数作品,表现了作者病态的心理外,绝大多数词应属表现健康的至少是无害的情爱.即便西蜀词在内容上一无可取,又是否意味着西蜀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毫无地位可言呢?恐怕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们把西蜀词放在词的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拟就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问题,略陈一管之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西蜀词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文人词,欧阳炯《花间集序》又称之为"诗客曲子词".从词的初创期唐代来看,词的作者多为乐工,士大夫只是偶而为之.尽管今天所能见到的乐工词不多,但可以肯定,在唐代,乐工当是词的主要作者,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即为明证.文人词今见于《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畲编,下同)者共计956首,但所收之作,不少都是齐言体,很难说就一定是词.如果除去这部分齐言体的作品,以及易静以《望江南》词调写成的兵书《兵部望江南》五百首,则唐代真正可视为文人词者,也不过二、三百首.有唐几三百年,仅有文人词二、三百首,可见词在唐代,还未被文人所重视.文人只是偶而兴之所到,才涉足词的创作,这同唐诗的繁荣兴盛,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差十分强烈.故整个唐代,文人词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冷落的状况,当然更说不上形成所谓流派.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是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词作,既可视为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的过渡期,也可视为词由初创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过渡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温庭筠时代,并没有形成众多的成熟的文人词作者繁星满天的局面.词发展到西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由唐代为数不多的文人零星的创作,向西蜀大量制作"诗客曲子词",的转变.西蜀词,应包括西蜀人,流寓西蜀之人和成名于西蜀,后流寓他乡者这三部分人所写的词.《全唐五代词》列入前蜀之词人有王衍、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尹鹗：李殉、毛文锡、庾传素、魏承班十一人,列入后蜀之词人有顾复、韩琮、鹿虔戾、阎选、毛熙震、孟昶、花蕊夫人、欧阳炯、欧阳彬、刘保又、许岷、文珏十二人,合计二十三家.笔者以为,除以上二十三家外,还应将列入荆南之孙光宪,视为西蜀词人.孙光宪属于成名于西蜀后流寓他乡者.孙光宪为陵州仁寿郡贵平(今四川省仁寿县)人.据庄学君《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一文考证,孙光宪生年大约在公元895年略晚,三十岁前,曾任前蜀陵州判官,约于前蜀灭亡之公元925年出川为荆州高季兴之掌书记.素以才学自负的孙光宪离蜀之前,即应是词家里手,并广有影响,故结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的《花间集》,才将其词作收入六十二首,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占第一位的温庭筠的六十六首.孙光宪为西蜀词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果将其摒斥于西蜀词人之外,既是对其本人的不公,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这样,西蜀词人共计二十四家,现存词合计515首.及花蕊夫人《采桑子》半阕,李殉失调名词之断句一句,西蜀文人词创作之丰,远非唐代文人词所能比.以上所述是把西蜀文人词,从纵向同唐文人词比较,现在再从横向把西蜀文人词,同五代时其他文人词加以比较.西蜀词在五代词中又具有特殊的地位.据《全唐五代词》,整个五代,今存词共803首(《全唐五代词》漏收《花间集》张泌《浣溪沙》[枕障熏炉]一首).北方之梁、唐、晋、汉、周和南方的吴、荆南、吴越八国,共存词不过73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整个五代,实际上只是西蜀和南唐才形成两个文人词的创作集团.西蜀词今存词515首.南唐词却仅有214首,数量不及西蜀词之半.尽管总体上南唐词的成就略高于西蜀,但其创作数量却无法同西蜀词抗衡.更为重要的是,西蜀词的创作年代要早于南唐词.今之西蜀词,大半都收入我国最早的词集,赵崇祚编的《花间集》.《花间集》收入西蜀词人词作共305首,约占西蜀词总数515首的三分之二.据欧阳炯《花间集序》,《花间集》结书于后蜀广政三年,当前、后蜀的词作者已经形成一个创作集团时,南唐方建国三年,而南唐词作成就最高的李煜年方三岁,冯延巳也未成名.此诚如陈匪石《声执》卷下所云：《花间集》为最古之总集,皆唐五代词.……所录诸家,与前、后蜀不相关者,唐惟温庭筠、皇甫松,五代惟和凝、张泌、孙光宪.其外十有三人,非仕于蜀,即生于蜀.……考花问结集,依欧阳炯序,为后蜀广政三年,即南唐升元四年,冯(延巳)方为李■齐王府书记,其名未著.这样,西蜀词人在温庭筠的影响下,在短短的不到四十年的历史中,即以词人众多、词作丰赡的崭新面貌出现于词坛.从西蜀词人开始,文人词取代了乐工词,占据了词作的舞台,文人作词已不再是偶而涉足,而是把词这一歌曲形式,变为一种文学形式自觉地加以运用,为词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一席.二、使词这一文体完成了由初创期向成熟期的转变词在温庭筠以前,属于词的初创期.这一时期,无论是词体的确立,词调的稳定,词的艺术表现等,都不成熟.所谓词体问题,实际上是说到底什么才叫词呢?这们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一章在郑先生看来,凡是可歌的新声均可视为词.依据这一观点,则《竹枝》、《杨柳枝》一类五、七言的作品,均可视为词.但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说》中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根据王力先生对词的解释,则《竹枝》、《杨柳枝》一类五、七言齐言体的作品,则不能算是词.这种在词的定义上的歧见,是由于词在其初创期不成熟性所造成的.词在其初创期以及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即可歌.但在唐代,可歌者不一定都是词,乐府、绝句、舞曲、民歌均可歌.是时可歌者,齐言与长短句并存,诗、词之分疆并不严密.故此,任半塘先生于《唐声诗》一著中,主张以"声诗"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类可歌之作品.他于《唐声诗》上编之《弁言》中,曾指出唐圭璋先生等编辑的《全宋词》收词之不当,云：两宋接近唐、五代,文化启承繁密,诗、词虽因乐分,而总体关系难割.审其"严辨"结果,有体异而并未辨者,有虽辨而并不严者,有辨则严而行则不严者.全集之中,不但诗、词、曲三体同见,仍然丛脞不纯.其虽取唐代诗调以为准则者,亦或明或昧,自相刺谬,显然便是问题.半塘先生这一见解,实属精到公允之见.今以《全唐五代词》为例,所收唐人作品中,就有《织锦曲》、《踏歌词》、《杨柳枝》、《绿珠怨》、《水调歌》、《桃花行》、《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苏摩遮》、《乐世词》、《山鹧鸪》、《阿那曲》、《一斛珠》、《丽人曲》、《阳关曲》、《清平调》、《结袜子》、《六州歌头》、《■乃曲》、《拜新月》、《竹枝》、《桃花曲》、《状江南》、《步虚词》、《还京乐》、《江南春》、《宛转曲》、《古钗叹》、《纥那曲》、《浪淘沙》、《抛球乐》、《急乐世》、《柘枝词》、《离别难》、《风归云》、《南歌子》、《剑器词》、《白鼻》、《难忘曲》、《罗■曲》、《忆汉月》、《甘州歌》、《金缕曲》、《何满子》、《氐州第一》、《雨淋铃》、《胡渭州》、《春莺啭》、《怨回纥》、《玉楼春》、《水调词》等五十调为五、七言齐言体.此外,又有若干首六言齐言体,无论是这些齐言体,或是余下的长短句,都很难断定其是否真正为词.故视为词者,收入词集；视其为乐府者,收入乐府集；视其为诗者,又收入诗集.这种情况,完全是词在其初创期这一特殊条件下所决定的.词至晚唐之温庭筠,由于他具有"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能力,遂对词体的确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温庭筠现存词六十六首(此依施蛰存说,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所编《词学研究论文集》施蛰存之《读温飞卿词扎记》一文),共用十八个曲调,仅《杨柳枝》一个调为七言齐言体.词至西蜀,大不同于其初创期.今仍以《全唐五代词》所收为准,在西蜀二十四家词人中,共使用了《浣溪沙》等七十七调,其中仅《木兰花》、《杨柳枝》、《玉楼春》、《醉公子》四调四体为五、七言齐言体.这种状况说明,词的一个重要属性在西蜀时已基本形成,即词为长短句,而非齐言体.西蜀词人以后,极少有人再写五、七言齐言体.从词调来看,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格律,也大体上于西蜀即确定了下来.当然,词调格律的最终定型应是北宋大晟词人周邦彦.从词的艺术表现来看,其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词的文学语言.在词的初创期,出自乐工之手的词作,语言粗糙无文,诚如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云："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言之不文",即指乐工词缺乏文采,俚俗气特重.例如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中的两首：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这类作品,有如顺口溜,显得鄙俚无华.同时,乐工词在下语用字上也往往欠准确.沈义父于《乐府指迷》曾指出乐工词这一缺陷,云：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西蜀词则不然,词作者已由乐工,变成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或较高地位,在文学上有较高修养的文人.欧阳炯把西蜀词称之为"诗客曲子词",用以区别乐工之曲子词.西蜀词人吸收乐工词和温庭筠词的语言优点,把词之初创期接近口语的乐工词,改造成以书面语言为主,并吸收民间有表现力的俗语,读起来既不艰深,又不粗俗,基本准确生动,雅俗并重的文学语言.此外,西蜀词在谋篇布局,设色选声、情景交融等技法上,也已成熟.这样,"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别是一家"的词这种文学形式,便是西蜀时已经成熟.从此,这种成熟的文学形式经南唐词人的进一步拓展,至两宋即形成中天丽日下群芳吐艳的鼎盛局面.西蜀词在这方面对词的贡献,实在不容抹杀.三、树立了婉约词派的正宗地位．把词分为婉约词与豪放词,最早可追溯到明人张■.张■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张■所说的"体",指的是风格,他把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所谓风格,是指成熟的作家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艺术风貌.我国学者对风格及风格的基本类型早有研究.最早对基本风格类型分类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的基本风格类型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唐之皎然在《诗式》中,则把诗的基本风格类型分为"高"、"逸"等十九种.稍后于皎然之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又把诗的基本风格类型分为雄浑、冲淡等二十四种.到了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的姚鼐,则化繁为简,把文学的基本风格类型只分为两种,曰"阳刚",曰"阴柔".张■把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种基本风格类型.婉约者相当于姚鼐所云之阴柔,豪放者相当于姚鼐所云之阳刚.把风格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的两分法,能使读者对最为典型的作品看得很清楚.何为阴柔阳刚,何为婉约,何为豪放.但对一些刚柔相济的作品,则无法将其风格归类,这是两分法的局限.但这种两分法施之于词,大体上能把绝大多数词作归入两大基本类型.既然词可划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基本风格类型,则又有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之说.所谓流派,是指文学见解和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把词分为婉约词与豪放词派两大流派者,当是清初之王士祯.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二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自王士祯作是论后,遂为学界所接受.鲜有持异议者,故词分婉约与豪放两派遂成定论.时至今世,吴世昌先生在《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上著文,一反众说,完全否定有豪放词派与婉约词派之分,说："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此论一出,影响极大.然追随者似不多,直至1988年,才有李家欣之《论宋词无婉约、豪放两派》一文(见《江汉论坛》1988年第2期),力排"词学界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之谬说,力主"几乎所有的词人都是婉约词的作者"这一新论.到底有无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之分,这本是无须论证的客观存在.从苏轼始,到南宋初期之张元干、岳飞、赵鼎、李纲、张孝祥,一再到南宋中期之辛弃疾、陈亮、刘过、陆游等,其作品风貌之不同于花间、尊前、晏、欧、柳、秦,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苏、辛等人的词作中确有一种不同于花间、尊前、晏、欧、柳、秦等人的风貌,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苏、辛豪放词派的存在呢?由于本文论述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而豪放词非词之正宗,其前提是承认有婉约与豪放两派.如果这一前提不能成立,则所论都是建立在半空中之楼阁.故此偏离正题,略陈己见,然非本文所论主旨,在此略为表态,而未作深入论述,若以后时有闲暇,当另文论述.词既有婉约与豪放两派之别,遂生正、变之争.但通观历代学者,谈正、变并不都同婉约、豪放两派有关,其内涵不尽相同.比如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谈正、变时就这样写道：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艳,六朝■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王世贞区别词之正、变的标准,是他在《艺苑卮言》说的另一段话：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王世贞区别正、变的标准是"婉转绵丽,浅至儇俏"八个字,合于这八个字,则为词之正宗,不合此八个字,则为变体.所以,他将花间词派的代表作家温庭筠、韦庄的词作视为变体,由此可见．王世贞论词之正、变,是同婉约、豪放二者无关.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种风格,并以婉约为正宗者,仍是明人张■.他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诗余图谱·凡例》).到了清代,王士祯正式把婉约词派视为正,而把豪放词派视为变,说：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大成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倚声前集序》很明显,王士祯分词之正、变,是就两个流派而言他把从李碌、李煜,到李清照、秦观、高观国、史达祖一派婉约词人,视为词之正宗,把从苏轼到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一派豪放词人,视为词之变体.须指出的是,古人论词之正、变,带有严重的倾向色彩.尊为正宗者,则视为词之典范、楷模.本文论词之正、变,非为褒此贬彼,扬婉约而抑豪放,目的是要指出婉约、豪放两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到底是那种风格那个流派更代表词的发展主流.所谓正宗与变体,虽同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特质有关,但更取决于词在其发展过程中,谁个更代表词的发展主流.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到底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是词的发展主流,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言及,词在其初创期,基本上为乐工所专有,文人只是偶而涉足.大量作词的文人当属温庭筠.温庭筠首先在男女情爱、相思离别这类题材作深入的开拓.温庭筠的词作,是文人婉约词泛起的第一朵浪花.文入婉约词掀起的第一个浪潮,即为西属词人作家群.西蜀词的出现,标志着婉约风格的正式形成.文人婉约词掀起的第二个浪潮,应属南唐二主、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作家群.词至两宋,即形成婉约词的汪洋浩渺的大海奇观,带来了文人婉约词的全面繁荣.二百年来,西蜀词所形成的婉约词风,始终是词的主流.晏、欧、柳、秦、李、姜、高、史诸公,无不受西蜀词的影响.尽管宋代的婉约词人在意蕴、题材、艺术技巧等方面较之西蜀词有新的开拓,但其风貌仍未能脱离西蜀词所确立的"词为艳科"这一轨迹.只是到了苏轼,婉约词的一统天下才发生变化,豪放词才逐步在词苑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对此,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卷一曾指出,"北宋词,沿五代之旧".于卷八又指出,"唐五代小词,皆以婉约为宗".即以否定宋词有豪放派的吴世昌先生也认为西蜀词所形成的"花间作风"为词之"标准"、"正宗"、"正则"、"尺度"云：在北宋人看来,《花问集》是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和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秉词人作品的尺度,大家如欧、范、二晏、张、贺、秦、赵令畴、周,其词作莫不如此.--《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吴世昌先生既以"花间作风"为"正宗"、"正则",则说明有"非正宗"、"非正则"的什么词的存在.反过来,我们从评论豪放词的论者话中,也可以看出,婉约词是词的发展主流.比如胡寅在《题酒边词》中就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所谓"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均指婉约词的风格.从前蜀建国之公元907年,到苏轼创作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公元1075年,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则应为婉约词的一统天下才是.只是到了苏轼,才使词出现了新的风貌.陈师道在批评苏轼词时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夭下之工,要非本色"(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后山诗话》).所谓"本色",意同"正宗".陈师道以为苏轼之豪放词"非本色",其意当然指其词为非正宗.今之一些学者,根据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不承认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诚然,反映晚唐五代社会生活的敦煌曲子词在题材上比较广阔,举凡游子思归、官场失意、高山大川、边塞景色、帝王气象、林下情趣、文韬武功、羽化登仙等题材均可入词,"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王重民《敦煌曲子词·叙录》).但据此即得出婉约词非词之正宗这一结论,却十分失当.盛唐以后,为满足士大夫娱乐的需要,达官贵人之家广蓄声伎之习十分普遍,即以中唐以倡导道统著名的韩愈而言,也有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张籍《祭退之》).而民间的秦楼楚馆,更是鳞次栉比.对这种状况欧阳炯之《花间集序》说得十分清楚："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我们很难想象,歌妓舍弃相思离别、伤春悲秋这类题材,而去高歌帝王渴慕良将,方士企求登仙这类曲子,会受到寄情声色的人们的普遍欢迎.我们只能认为,敦煌曲子词只是保存下来的唐五代词的一小部份,并不是唐五代词的全部.即便是在唐代,以男女风情为主的所谓艳科的词作,仍是词的主流、正宗.退一步说,即便西蜀以前词作题材的确十分广阔,各种题材平分秋色,婉约词并非词之正宗、主流,但词发展到西蜀,"诗客曲子词"的文人作者已崛起于词坛,并专在婉约方面着力,使男女艳情、相思离别这类题材得以充分表现,并在深度上又加以开拓,从而树立了婉约词的正宗地位,并影响到词全部历史,这难道不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西蜀词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使词这一文体由初创期进入成熟期,并树立了婉约词在词史上的正宗地位.这种地位,非晏、欧、柳、秦辈所能比,开创豪放词派之苏轼庶几当之.
浅论李清照在词史的地位引 论李清照是我国南北宋之交的一位慕名女词人，自宋至今，称誉者不计其数。自有文学史以来，李清照于文学史地位渐高：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李格非女清照………亦以倚声有名。”胡适《国语文学史》称：“李易安乃是宋代一个女文豪。”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说：“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刘大杰则认为李清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些言词并非都是虑美，都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笔者在些无意于争论李清照究竟应称“名家”还是“大家”，但称好为一流的女词人并不过分。那么李清照究竟是怎样在词史上占一度之地，而且有那样崇高的地位呢？一个文学家于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是看他（她）的作品。文学不是思辨的科学，而是形象思维的“人学”，所发它最根本反映的还是人类的自身情感，心理的历程与变迁，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家教信仰等。因此，评价文学作品是否人类精神产品中的精华，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作品对社会精神或人类情感的反映深度；其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再次是对艺术技巧的开创或完善。李清照于词史地位的确立，主要依凭于其作品（主要是词）。她的词作可发说是天才，情感理想的三位一体。在她的词作中，表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即女性情感世界，她发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充分展示了其个性，揭示了女性生活中婉美、多情的一面，而且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构成了一部女性情感历程的巨著。本文拟就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 女性情感世界的完全展示 与前代那些“应歌”填词的作家不一样，李清照只抒写属于她个人的独特性情和真实感受，这是易安词最显著的特征。前代词作者，多是些“雌男儿”模写表现女性情感与生活的词作，故清人田同之于《西圃词说·诗之辨》中说唐宋词中有一奇特现象，即“男子而作周音”。他们虽以写男女伤离惜别为特长，并有过不少名作，但也有些难免发生隔靴搔痒乃至“伪情”的情况。再者，许多“雌男儿”为应歌笑欢娱之用，专写妓女娇揉卖弄的情态，其感情往往浅露轻浮，软弱无力，甚至于隐含着一种猥亵的心理。即如“大得声称于世”⑴的柳永词，也时有“辞语尘下”；⑵的弱点。而李清照的词，多发至于本人腑肝之诚，“满楮情至语”，把感性的生命部份发扬而光大了，故多有自然深挚之趣，没有“雌男儿”模仿女性的忸怩作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李清照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北宋著名散文家，史载其母王氏也“善属文”。良好的教育，优越的环境，加之以李清照天资聪慧，极富文学禀赋；又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形成了词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其父母对待儿女教育的态度非常开明，所以她从小养成开朗的性格，其天才也得以发挥。王灼说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脆，逼近前辈”。⑶我们可见的易安词中，大约是她少年时代所作的仅有《点绛唇》一首：蹴罢秋千，起来慷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俦门回首，却把青梅嗥。此词意虽浅，却可见李清照少年才力，以及她未出嫁前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用笔为自己作了一幅特殊格调的“肖像”。从线条上看，可能有点稚嫩，但并不纤弱；从构图上看，虽是轻浅色勒，却以传神之笔略加点染，塑了一个纯洁、活泼、聪毅、多情的少女形象。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女孩们“下面相逢，低头看顾”，⑷而作者虽则“和羞走”，却又“倚门回首”，假装“把青梅嗅”，更何况还“袜划金钗溜”，好一个“风魔相”。也难怪后人评说“清照乃名门闺秀，少有诗名，亦不致不穿鞋而着袜行瞳；含羞迎笑，倚门回道，颇似市井妇女之行径，不类清照之为人。”⑸并以此据列此词为存疑之作。实际上这首词通过人物行动的描写，刻画了一位轻灵姿秀、活泼洒脱的少女形象，又揭示了她内心热爱生活的情愫和精神韵致。这恰恰再现了作者少女时代不受封建礼教过多约束，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慧一些名门闺秀只知“学针凿，刀剪缝”的生活；同时又再现了她敢于传达自己的一首回忆少女生活的小令？《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在这首小词中，作者运用浅淡自然、朴实无华的语言，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优美意境，勾出一幅生机盎然的荷湖日暮图。同时，我们又可看到一位活泼开朗、豪爽潇洒的少女飘然而来。把这两首词中的少女形象一比较，不难看出许多共性，试问这还不何疑问？她——就是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充溢着青春活力与生活热情，无忧无虑的李清照。心绪激荡，任性豪逸的少女时代过去了，李清照于18岁时适赵明诚。赵明诚也生于官宦也家，其父赵挺之曾官至徽宋朝宰相之位。而他却自幼爱好金石书画，同是一个才华横溢、诗文俱佳的青年。夫妻二人在艺术志趣与文学修养方面颇多一致，经常一起唱和诗词，一起整理古籍，共同搜集和研赏金石珍品，陶醉于艺术世界里，生活得十分幸福，真可谓“金石姻缘”。明赵杰称其“佳人才子，千古绝唱”（《古今女史》）。这既是夫妻，又是诗友、学友、知音的甜蜜生活，更增进了二人的文学涵养与夫妇情感，也使得每一次夫妻别离却给李清照的感情带来强烈的冲击。她把这种感情上的体验，融进了词篇，写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在《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一词中，作者以活泼、清淅、浅俗的话言表现了一个少妇娇羞动人的姿容。主席台及她新婚初期闲适、幸福的生活。而当赵明诚受官远行后，词人满心的使是对爱人的罹与向往。这种情感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绵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留情话”。⑺在这首词中所有景物的描写都包含作者情思，“红藕”、“玉簟”“兰舟”、“雁字”、“月”、“花”都融进了作者的相思之情，离别之苦。用话熨贴细 ，坦率深挚；表情热情、大方、毫无扭捏之态。在此我们可见一个少妇在真挚地剖白内心 、纯真而又无计排遗的爱情轲知其爱之深，思之切，愁之苦，情之痴，真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李清照婚后至南渡前这段时期，是其生活最为幸福美满的时候，夫妇同志，伉俪情深；也是其艺术创作的成熟期，无论慢词、小令均达到很同造诣。其学识更为渊博，艺术技巧更加娴熟，已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易安体”。而词中所蕴藕的情感多 于个人情感，独抒相思离愁及悠闲适的生活情趣。靖康之变，李清照流亡江南，在短短几年间，夫亡家破，她所珍爱的金石书画珍品不多毁于兵 之中，或失子流离之间，几乎丧失殆尽。李清照从此失去了较为优裕的生活，以及志趣相投的伴侣、情感之寄托，然而她膝下又无儿女，其后半生过的是孤苦伶仃、孤独飘零的生活，最后于凄凉悲惨的境地中悄然去世。这一段时期中，有几年（清康元年——建炎三年）是随夫处于不断流徙、客居异乡的生活。外族的入侵，破坏了词人宁静安定的生活，不停的逃亡，不停地远离家园故土；社会的动荡，现实的压迫，让她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现在她的心境又是何种状况呢？这在《临江仙》一词中反映得最为明了：庭院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肓。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种陵树，人老建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雕零，试灯无意思，踏雪莫心情。本词写出了她客居他乡的落寞心情。庭院深闲，江南地湿多雾，无耐只得把窗儿也关上，柳树、梅花已发枝芽，春归时令好，人却老；时移境迁，到此人地生熟，再也没有与爱人吟风弄月的心情，就连元宵放灯的盛景也无兴致去观赏，更不用说去体味冬日踏雪了。整首词不着一“愁”字，却始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愁，这是种“栩栩然，荒荒然，幽然、悄然、无端的愁”。⑺这首词情调低沉，作者心境之郁抑可想而知。而建炎三年八月，赵明诚因病去世于任上，李清照从此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她为丈夫所作祭之中，曾有如下几句：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诚自堕，怜杞女之悲深。自此后她完全陷入“衰愁凄苦”的境遇，直到去。流落江湖的女词人在这忧患余生中发出了低沉凄婉的声音，而这正是她饱经忧患的后半生的灵魂绝唱，真如诗人赵翼所言：“时代不辜诗人辜，话到沧桑句便工”。这一期便产生了李清照的杰作《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晓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得黑？恬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被称为千古佳作，佳世绝唱。整首词便是作者晚年凄凉、愁苦境况的艺术写照：在凄风苦雨的秋日黄昏，乍暖还寒的时节，晚来的寒风、雁儿南来，黄花憔悴，都深深融动了词人满情愁绪。归来堂上烹茶猜书的日子，繁花压枝，把玩书画的春晚……都一去不复返了。故土的论、爱人的病去，以及世人无聊的诽谤，都是积郁在心头的创痕。笼罩着她的是无尽的寂寞凄凉。“怎一个愁字了得”，“愁” 词眼，在此处可不是以前“无端的愁”，而是刻骨铭心的痛，渗入心腑的衰愁、悲愁。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言：“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在此所见的是孤寂凄惶、郁郁寡欢的李清照，我们似乎已见她最后悲惨的结局总之，李清照的全部词作，构成了一部描述个人性性变化，展示心灵历史的宏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傅庚生评《声声慢》“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中国文学观赏举隅》）作者为闺阁中人，以词自传，展示了一个女性的丰富情感也正在于此。男性词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多表现的是她的某一心理细微侧面，生活中的一鳞丰爪面已，零乱而不集中，形象没有系统性，更难说有什么发展变化的个性，就是同是女性词人（或诗人）也难与李清照相颉顽。即如“才华约绝代”的上官婉儿，其作品多为应制之作，实不足道也；留有诗集的薜涛，虽然也是才华出众，作品清丽隽永，却始终难脱风尘气；花蕊夫人的《宫词》数十首，然心境平淡无奇，而毫无婉转曲折之意；与李清照同代的魏夫人、朱淑贞，前者词作流传其甚少，后者则仿于悲怨，还是陈廷焯的评价较为公允：“宋女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⑼二、艺术风格的独特性自明以来论词以婉约、豪放为限，张南湖云：“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和轩称首。”（王士祯《花草蒙拾》转引）明宋征壁评易安词“其词妍婉《四库提要》也说李清照抗“抗轶周柳”，都指出了李清照词风格婉约的特点。所谓婉约，就是以委婉曲折的手法来抒发含蓄微约的感情，简言之即“曲径通幽”。然而同是婉约，易安词的个性化色彩更为明显和突出。柔美是婉约派的共同特点，但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表现。柳永多发露线俚，市民意识千足；周邦彦浑厚典雅，文人色彩浓厚；秦观细赋婉丽，而“格力失之弱”。 ⑽李清照则扬长避短，把女性的柔情美，诗人的理想美和性格的阳刚美融为一体，形成自已独特的艺术个性：婉中见直，柔中有刚。即前人所云“李易安词无铅粉气”，⑾清陈适焯也说：“李易安词能脱尽闺阁气”《白雨斋诗话》被前人誉为“幽细凄清，声情双绝”的《醉花阳》是词人向爱人倾吐重阳佳节深切思念之情的名篇：薄雾浓云愁永尽，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上片写白昼、夜间的孤独难熬，下片追忆从前夫妻同赏秋菊，而以“人比黄花瘦”作结，传达了自己因刻骨镂心的思念而面容憔悴的情形。全词无一字言及相思，而相思之深切又充溢字里行间，可谓委婉含蓄，“无一字不秀雅”，⑿但意思却直率明白，“令人再三吟咀而有余味”。⒀ 线先生论易安词云：“她的词作，亦自有其精神面目，晏殊之和婉，欧阳修之深美，张先之幽隽，柳永之绵博，苏轼之超旷，秦观之凄迷，晏几道之高秀，贺铸之瑰丽，周邦彦之华 ，举不足以限之。大抵于芬馨之中有神骏之致，适足以表现其胸怀祺韵。”（《灵 词说、论李清照词》）李清照词风韵之多样样，以及其“神骏之致”，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词中所谓“倜傥丈夫所”⒁上。李清照词的“丈夫气”主要指潜藏于词中的勃郁震颤的感情激流，而非昂昂藏藏的关西大汉和泼辣的铁板琵琶。而且李清照严格诗词之别，即“词之为体，要眇宜修”，⒂所以其豪气表露得曲折隐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易安词中激荡着大胆、强烈、真率的感情，易安词与佳统的词有所不同。李清照为人，爱则热烈，愁则浓重，思之刻骨，怨之断肠，形诸笔墨，则是抒情大胆、强烈、真率。对此，曾惹得一些性别守中庸的人大动肝火，大张挞伐，说她“出于小听狭慧，构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之正”。⒃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也说：“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夸张笔墨，无所羞畏”。（《碧鸡温志》）而这恰恰从反面描述了易安词的特点：“肆意落笔”，乃才气豪纵；“无所畏羞”， 乃真情喷薄，而“无顾藉”，当是易安为人之超迈尘俗。刻骨的相思和浓重的愁怨，本是易安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她词中所表现出的相思缠绵、离愁别绪，却于“季话中有骨”，⒄而不似一些婉约词人陷入姚鼐所言的“颓废而 幽”的境地。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同时，易安词反映了作者孤傲的性格和超旷的 怀，因而构成了高远的意境。李清照“才高学博，近代鲜伦”，⒅处两宋交替之际，士大夫多沉溺苟安之中，党有众浊我清，众醉我醉之感。反映在词作中，则是其弧傲的性格特征。“雪里已知春信至，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寻里已知》）、“屈平陶令，风韵正相直”（《多丽、小楼寒》）、“何须浅碧轻红色，扑克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木樨花》）、“玉骨冰肌未肯枯”（《瑞鹧鸪、风韵 雍容》）。显然，在这些词句中，作者把自我注入了这些所咏的花木中，梅之超群，菊之高洁，桂花之脱俗，银杏之纯净，实际上都是词人自我写照。从睥睨一切到弃脱尘俗只有一步之遥，精神上的优越感，使得她能轻视进而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丧现出超脱的襟怀。如《多丽》词，一面“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一面却说：“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鹧鸪天》词，一面感叹“仲宣怀远更凄凉”，一面又说：“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由此可见，易安词所表现的情感，压抑而能自振，哀怨而能自拔，凄苦而能自强，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顽强坚毅，其词中豪气正蕴于此。三、艺术技巧的高超绝伦李清照诗词文艺术技巧高超，而词独近于完美。王士禄《神释堂 语》说：“易安落笔即奇工”。其词之“工”非如周邦彦、姜 等着意雕琢，造语达情，而是肆意落笔，而能尽情怀，达浑成地步，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易安词表现手法新颖巧妙，主要表现在：善于移情于物。李清照喜欢将个人的主观感爱揉合于客观景象中，使景物成了感情的载体，既增强了词的含蓄性，又丰富了词的意韵。如《醉花阳》中的起拍，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愁”与“难熬”，分别揉进了客观的空间景物与时间中，巧妙地再现了自己的孤独寂寞，传达出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她善用对比。对比是诗词中最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李肖照则将这种传统手法予以翻新，她将对比运用于全篇的艺术构思中，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天真单纯的佳女（卷帘人）与“浓睡不清残洒”的主人形成对比，突出了抒情评价公的多愁善感和细腻多情；《永遇乐、落日熔全》通过良辰佳节个人处境和情绪前后截然相反的对比，传达出作者思慕昔日家园与忧愤目前时局的心情。她又将虚实融为一体，进行对比，使时空高度浓缩。如《南歌子、天上星河转》词人将“天气”、“衣”、“情怀”与往昔比较，目下为实，从前为虚，实虑参照，形成对比，完美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境和情绪。另外，在比兴、烘托、渲染待方面，李清照同样也有创造运用，这里不再一一论述。李清照善于熔铸典考故和前人诗词。据统计，李清照现存诗词中，用典及点化前人诗句者近半。这既与秦观的“少故实”不同，也不象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更无辛弃疾“掉书袋”的习气。其显著特点一是多用人们熟悉常道之典，为避生僻晦涩；二是由作者意旨流摄，创意新颖，拓深了词作内涵；三是把典故用通俗口语表现，明白晓畅，灵动自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大家用事，若不知用事者，此其奴也。”比如“鸿雁传书” 乃人尽、皆知的典故，易安词中所用典故较多，且多出新意。如“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念奴娇》）、“云中谁寄绵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雁过也，正伤心，即是旧相识”（《声声慢》）。这既用典，又似触景生情，生动地反映出作者彼时彼地的复杂内心世界，率真自然，明白易晓，典故与词境水乳交融，达到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以故为新的境地，构成完美的艺术整体。李清照又是一个语言大师。她的词语独具风格，清新自然而又富有表现力。她的语言明白家常，能“以寻常话度入音律”，化俗为雅。词体本源自民间，语言自力浅俗之词。后来文人词用语多尚典雅，甚至刻意雕琢，浮靡华丽。至柳永为之一变，复援“俚语俗语”入词，但又陷入“ 从俗”的境况，俗过于雅了，而李清照独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如“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全是口语，似信手拈来，全无雕饰斧凿痕迹。但细细品来，却又词蕴深意，言外有情。又如《如梦令》中“肥”、“瘦”两字，本来极为普通，少有文学色彩，而李清照在此却用它们形象地写出了风雨后绿叶肥茂，红花调残的景象，十分传宰地表达了寂寞深园中少妇惜春怜花无比惆怅的细 感情，既贴切又深刻，被人盛赞为“人工天巧”。李清照对语言的锤炼正在于发掘生活中富有诗意的情感后，又能从口话中挑选最准确、最生动的语言来表达，所以能够在平易中显现功力，浅近中显现精美。李清照的话言还富有音乐美，她本人对音律的造诣很高，懂得利用语言本身的自然音响和节奏来表达特定的情感，她特别善于运用双声迭韵来增强作品表达情感的效果。《声声慢》开拍连用十四个迭字，除了“觅觅”、“冷冷”之外，全是齿声字，读来齿牙敲击，短促轻细，造成了一种凄清的效果，用来表现词人孤寂、凄苦的复杂心理状态是再合适不过的。而最后几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舌音和齿音交加重叠，又给人一种啮啮叮叮的感觉，生动地表现了忧心情况的情绪。这些又声迭韵字在音节、情调及气象营造方面，与内容紧密配合，续来朴素自然，不露痕迹，得到历代词评家好评。张端义赞道：“公孙大娘舞剑手”；徐 称之曰：“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但李清照“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格守词律又能挥洒自如，充分说明李清照语言功力的娴熟精深。李清照在语言上的成就，代表了北宋文人词语言的新高度。柳永曾在语言的出新上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他在引用俚言信语时，未能摒弃其中芜杂庸俗的成分，使得李清照说他：“词语尘下”。秦观从当时局面语言中提炼出一种优美而精炼的文学语言，但缺乏民间语言的生动活泼；而当北宋末年大晟词人形式主义泛滥时，李清照从口语中吸收有生命力有表现力的成分。创立了生动、清新的语言风格，这对发扬民间词的优良传统、坚持词健康发展的方向，是一个重大贡献，对宋词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总结李清照以其才名于世，并余响后世，称誉百年，开一代之风气，况周 《翥风词话》卷二便说：“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后世闺阁多以易安为楷模，叹其才华，羡其伉俪情深，也为她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发掘女性自身的天赋所感动。后世以才名于世的女性世起来越多。而且，李清照不独“称 闺阁”，也影响到社会的主角——男性群落中。同代人辛弃疾、刘辰翁等皆有效“易安体”之作，且自称“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后来者更不计其数，明王士祯赏其才情，叹“易安体”之协美，意一口气和词数十首。自来女子，为男性所赏者，多为美色冠伦，或操守节烈者，而独以才华令男性倾倒者，想必仅李清照一人而已。即如与李清照同时之女词人朱淑真，后世者赏其词时，还念念不忘叹其美色绝代，寿夭命薄，且把朱淑真与西施、王昭君等并列为“古来足思慕之美人”，足令人费思。李清照天赋因不待言，其性情之开朗、热情，于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内心情感的直率表露，更让人叹服。在易安词中，自我意识十分强烈。面对礼教 范，她敢于追求美，敢于蔑视陋习。而封建时代的男性奔竟仕途，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本色，埋没了个性，一切为国主喜怒悲乐，随着更多的束缚，更多沉重的心理压迫。所发自中国男性文学之始即有“香草美人”之咏，而后则作“闺阁昵语”，身为须眉，却作妇人语。由此，他们才由衰钦佩即些敢于反抗礼教，追求自我、表现自己的女性，即如南宋大儒，总是板着面孔训人的朱 也不得不称赞：“本朝妇人能文专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也。”总之，李清照词中突出的个性和成就，以及对艺术技巧的完善，奠定了她在词史上一流作家的重要地位，取得了“不徙俯视中帼，直欲压倒须眉”的成就。因此，她的伤口才盛传不衰，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流风余韵，绵延千载，影响和沾溉了历代无数作家和读者。注释： ⑴⑵：李清照《词论》 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⑷：唐、宋若华、宋若昭《女论语、学礼》⑸：唐圭璋《词学论丛、读李清照词札记》⑹：王国维《人间词话》⑺：汤显祖《牡丹亭、题词》⑻：《花帘词序》⑼：陈廷焯《云韶集、词坛丛话》⑽：胡仔《苕溪渲隐丛话》⑾：陈继儒《太平清话》⑿：⒀吴景旭《历代诗话》⒁：沈曾植《菌阁琐谈》⒂：王国维《人间词话》⒃：缪诚、叶嘉莹《灵奚词说》⒄：刘臣载《词品》⒅：⒆：陈师道《后山诗话》⒇：王士祯《花草蒙拾》(21)：刘辰翁《永遇乐、壁月初晴序》(22)：徐震《美人谱》(23)：李调元《雨村词话》参考书目：《漱玉词集注》 王延梯注《李清照集校注》 王仲闻校注《重辑李清照集》 黄墨谷编注《李清照词鉴赏》 齐鲁书社编《李清照新论》 刘瑞莲著《李清照全集评论》 徐北文主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选》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诗史》（下） 陆侃如 冯沅君著《李清照资料汇编》 褚斌杰等编《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著《灵奚词说》 缪钺、叶嘉莹 著《诗词散论》 缪钺著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写唐朝历史的书知乎1.给我推荐一本写唐朝历史的书吧,历史性的,最好写的很详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新唐书》，不推荐《旧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些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修改过。赫连勃勃大王的《帝国的正午》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主要是唐代的政治《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隋唐部分，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般通史都是把朝代的各方面讲的全面《剑桥中国隋唐史》另外，以下是我在其它地方找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黄永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8p)'l《唐史十二讲》黄永年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三《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汉唐史论稿》汪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胡如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历史与文化部分：新唐书西域传》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版《贞观政要》（唐）吴兢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五代）王仁裕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唐）李肇赵璘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既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朱雷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爱宕元著，京都同朋舍，1997年2月。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N/《唐代的外来文明》（美）爱德华?谢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唐朝文化史》徐连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政治学院）《幻术奇谈》周楞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著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f0A&Y0M《唐代文化史研究》（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之九十二）罗香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孙映达单周尧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_/K(H-N《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王永平著社会社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王金林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Century，徐芳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移民与中国文化》范玉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李喜所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唐代九姓胡与突劂文化》蔡鸿生民俗研究部分：《中国民俗研究史》王文宝著合龙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吕一飞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0唐代对外关系研究：；《汉唐中日关系论》，王贞平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突厥史》林干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1q_《突厥史》薛宗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著中华书局2003年6月〈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林梅村著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梅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综合杂论：《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国学岑仲勉著中华书局，1990年版。论坛《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Z5岑仲勉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Z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民族交通卷》4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唐史论丛》2、3、6、7辑史念海主编唐研究》（1-9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卢华语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著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其他：隋唐文选学研究》汪习波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王汝涛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荣新江主编b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孟宪实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黄正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5李孝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代美学史》吴功正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梁鸿飞赵跃飞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李彬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2.请推荐讲唐朝历史的书籍幽默风格的：1、与当年明月同为天涯网友的宗承灏创作《大唐帝国——正说唐朝三百年沧桑与辉煌》2、《朱温灭唐》3、《大唐帝国的兴亡——一个巅峰王朝的全景史诗》4、《李世民的七宗罪》正史篇1、《资治通鉴》2、《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隋唐卷蔡东藩3、《旧唐书》4、《新唐书》5、《帝国的正午》赫连勃勃大王传记篇1、《755——中国历史的转折》2、《细说唐朝》黎东方3、《正说唐朝二十一帝》4、《天可汗时代》电视剧《贞观长歌》、《武则天》、《隋唐英雄传》、《大明宫词》、《大唐歌飞》《唐明皇》、《大唐情史》、《秦王李世民》。3.写唐代历史的都哟哪些书基本史料新旧唐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岑仲勉：《隋唐史》汪篯：《隋唐史论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宝祥：《唐史新探》胡如雷：《李世民传》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唐长孺：《隋唐制度三论》等等张国刚：唐代官制。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弓：唐朝？}？[制度初探。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章群：唐代蕃？⒀芯？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郑学檬主编：唐文化研究。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日]铃木俊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李鸿宾。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汪篯隋唐史论稿。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文选）。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何汝泉：唐代转运史初探。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岑仲勉：唐史馀？c·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林英：唐代拂菻？舱f。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大唐开元礼。唐研究程志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侯林柏：唐代夷狄边患史略。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唐代的行政地理[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家广：唐人风俗。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唐代交通图考·。4.关于唐朝历史比较好的书籍如果你是单纯想了解唐代历史的话，建议你看《旧唐书》和《新唐书》两部先了解唐朝历史，再看一看《贞观之治》是一本还原了隋末唐初历史的一部作品，有很多学者的不同见解与评论，很有见地，接着建议你看一下各位君主的传书，如《武则天》《长恨歌》······但是像《隋唐演义》之类的艺术性较强的小说类就尽量别看，因为可能会造成你对史实的误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喜欢看艺术类的，市面上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看，也可以看一下《图说天下·隋唐五代》，很适合学生和学者看的。
唐朝之亡，究其原因来说是很复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出在政治制度上~自秦朝以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国家的政治形态尽管已经建立了起来，但并没有得到巩固，其间多有反复。从理论上说，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上有绝对的调度控制能力，但事实上，自两汉以来，却很少有真正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两汉四百多年里，外戚一直是最大的政治势力，其次是从东汉中期才兴起的宦官势力，同时，士大夫也在逐渐得到一部分政权，这些其实严重的影响了君主专政制度。在地方上，两汉时代尽管尽可能的削减封国的力量，但是封国还是有着一定的势力基础，更别说地方上的将领有割据一方的潜在危险。在东汉末年，这些矛盾有过一次集中的爆发，就是因为黄巾民变而引起的连锁反应，于是天下大乱。而后几百年的大分裂时期，地方上的将领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兵力和权势，这在两晋表现的最为突出~同时，在魏晋时代，随着门第世家的兴起，士大夫集团逐渐走向堕落，而外戚和宦官却始终没有真正的退出政治舞台，只是在表现上大有差别，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隋朝的统一和唐朝的建立。应该说，尽管从政府机构和行政制度上唐朝在此前历朝历代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完善和修正，但在立国方针策略上，唐朝并没有什么突破，以前的矛盾根源不但继续还在，而且甚至更加表象化唐朝的辉煌，主要体现在其文治武功上，但其内在的隐患是很剧烈的。武则天称帝，这是至汉以来外戚政治发展到极至的一个体现；中唐以后的宦官逐渐掌权甚至掌握军权，这是自秦汉以来宦官政治发展到极至的有个体现，中唐时的牛李党争，这是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个集中体现，显示出士大夫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而最致命的矛盾还是在地方上，自安史之乱后，以河朔四镇为首的地方藩镇们逐渐取得了割据的地位，这也是因为自两汉以来，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完全的对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所以还谈不上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唐朝建立之初，以其生龙活虎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但一旦上层建筑出现了动摇，所有的潜在矛盾难免不一并爆发，而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的一个导火索。最终，老态龙钟的李唐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终于被藩镇之一的朱温所推翻。到了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李唐和五代的经验教训，废除门第世家，空前强化君权，并将地方上的军事财政等大权完全收归国有，于是才彻底的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国家，宋朝也没有重蹈李唐败亡的覆辙，当然，这是以牺牲军事力量为代价的!
安史之乱之后农民起义军越平越多，连年干旱，外忧内患，中央力量越来越弱，各路军阀割据土地，开始了藩镇割据，大唐被四分五裂。最后朱温灭了唐哀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
杜甫 （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 “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望岳 【题解】 杜甫《望岳》诗，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这一首是望东岳泰山。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十四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 “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此诗即写于北游齐、赵（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原文】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兵车行 【题解】 见《杜工部集》，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是年，唐征伐作战，大肆征兵，致使民无宁日。杜甫有感于此，作《兵车行》以抒其愤忿之意。 【原文】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戌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春望 【题解】 唐萧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杜甫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皇帝位，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只身投奔，途中为安史叛军所俘，押往长安，次年春天才得脱身。在被迫留居长安的日子里，他写了许多反映沦陷区生活的诗篇，或感时忧国，或思家念亲，《春望》就是作于此时的一篇代表作。 【原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石壕吏 【题解】 见《杜工部集》。为《三吏》之一，作于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后，唐由盛变衰，国不成国，民无宁日。是年，作者经新安、石壕等地流离迁徒，目睹官吏征丁后有感而作。《三吏》，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石壕，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 【原文】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戌。”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新婚别 【题解】 杜甫“三列”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此诗采用独白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原文】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忽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白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蜀相 【题解】 见《杜工部集》。约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是年暮春，杜甫搬到浣花溪草堂，得暇赴成都武侯祠游览、凭吊，作了这首《蜀相》，以抒述婉惜之情。 【原文】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春夜喜雨 【题解】 见《杜工部集》，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在成都所作。诗人在对春雨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其对春雨的喜悦之情。 【原文】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题解】 见《杜工部集》，作于公元761年，时值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际。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得亲友资肋，于成都西郭外浣花溪畔盖一草堂，以安顿其家。翌年八月，草堂为秋风所破，杜甫百感交集，作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记之。 【原文】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拗。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 【题解】 见《杜工部集》。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自缢于林中，其将田承嗣，李怀仙皆举地降。至此，河南、河北地区相继收复。时杜甫寓居梓州（今四川三台），乃作此诗。河南河北，指今洛阳一带及河北北部。 【原文】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绝句四首（其一） 【题解】 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这一首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原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旅夜书怀 【题解】 《旅夜书怀》，是杜甫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四川重庆）、忠州（四川忠县）时（765年）写的。 他早岁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只落得年老多病，亲朋零落，只身飘泊，置身于这样浩渺的江上，自己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飞往哪里去呢？寂寞啊，寂寞！作者的感慨是很深沉的。 【原文】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高 【题解】 见《杜工部集》，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时其流落夔州（今四川奉节）。古九月九有登高习俗，此诗即杜甫登高有感而作，抒写其长年飘泊、老病孤愁之感。 【原文】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江南逢李龟年 【题解】 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乐师。杜甫年青时在洛阳曾听过他的演唱。晚年飘泊江南后，杜甫竟与乐师异地重逢。这时候距“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 已经十多年了，诗人和李龟年都是晚年了，在这样的境地相逢，有回忆，有伤感。于是，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 【原文】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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