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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文化起源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牛仔的精神是“自由”，这自由二字大约等同于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人性本真。这样的境界，可能人人都渴望，但未必人人都可及。 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年纪、高矮、胖瘦，人人平等，世界大同，她包装出的人绝对是本色的自我，滤去了其他……发掘牛仔裤的精髓，也是现代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另外勇敢、坚毅、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也是牛仔的重要精神。牛仔传统形象： 独立、自由、叛逆、粗犷、豪迈、潇洒、飘逸 严谨、聪明、有绅士风度、有胆识、富于野心、爱冒险、喜欢表现自己！ If not now ,when ? If not me ,who ? 牛仔裤为牛仔们的典型招牌标志。 牛仔文化是一种由多种元素构成的街头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牛仔精神、牛仔音乐、牛仔舞、牛仔服饰等。 所谓的“牛仔”早已成了一种流行的时尚，甚至已成为一种固定下来的习惯，穿着紧身亦或宽松的牛仔裤，包著名牌头巾或运动帽，典藏版的球鞋，当然还有带数位摄影的手机与耳机，加上一堆亮闪闪的金属饰物，踩着那种有点摇晃的步伐。 “牛仔产业”，许多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但事实上则是几乎全球绝大多数的人，目前都早已生活在这个产业所建造出来的文化氛围中。就以台湾为例吧。只要我们随便打开电视，那些卖手机、球鞋、牛仔裤，以及饮料等商品的广告，总是一群年轻人头戴棒球帽、或者包着大头巾，身穿宽松的服饰，甚或披一件带有头罩的夹克，脚踩着球鞋，在那里舞动、奔跑，或做着其他动作。这就是“牛仔风格”。 除了电视广告及综艺频道上可以看到的典型的“牛仔风格”外，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在一些时髦青少年，甚或年轻新中产阶级集中的地方，那种“牛仔风格”更是普遍。有些青年新贵，头戴牛仔帽，挂着一幅帅酷的无线手机装置 而“牛仔风格”当然不是凭空跑出来的。一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是透过商品，以及该商品所创造出来的行为及文化代码。因此，风格自然也是产业。那么，所谓的“牛仔产业”，它的产业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说出来可能会吓死人，因为据专家的正式估计，全美的任意消费行为里，与“牛仔产业”有关的大概就占了四分之一，举凡服装、鞋类、服饰佩件运动器材、电视、杂志、电影、广告、手机、软性及烈性饮料，连锁速食、唱片、模特儿业、化妆品艺术产业金融业、球类活动业等和生活有关的经济活动，都被它所渗透，甚至连一些非正统性的名牌，也都无法抵挡“牛仔风格”所造成的消费穿透力，而向它靠近。编辑本段牛仔搭配如今的时尚理念不再是眼花缭乱的配饰、颜色耀眼的外表，而是具有复古样式、彰显个性的帆布包，换一种心情，选择体现生活上我们所向往的心情，奔放不羁、更加凸显个性的帆布包！ 牛仔裤，有着东方女性的神秘，有着吉普赛女郎的奔放，大大的波西米亚风格外套，搭配破洞牛仔裤，奔放随性的漂流木帆布包还是有什么比这更能诠释她？ 展现个性与时尚的同时，洋溢着青春的特色，全身上下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息，帆布包专为百搭为时尚，成熟、有文化内涵的年轻人而设计；尤其专注于体现女性优雅，性格鲜明的个性需求，采集所有流行时尚元素和传递非凡、积极、时尚的生活理念。 最终帆布包的时尚、随性、以最优价的快速品牌为目标。漂流木则代表一种崭新和独立，传达着时尚自信、亲切近人的都市生活态度。
从美国汽车看美国文化 英文专业毕业论文American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omobileAbstractSino-US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world. It connect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with the only Superpower.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wo countries’ relat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the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culture. Automobile is an important traffic tool and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Americans’ life. It is also an American culture carrier. It is an aspect for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United thesis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n analyses, in American culture, the individualism, humor, materialism and Americans’ pursuit of change in their life. At last 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omobile, Americans are individualistic, humorous, and good at pursuit of materials and change in their Words American Automobile;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e给你个参考吧。论文一定要有个着眼点。美国文化太大了。比如这里就从汽车这个着眼点谈论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
IPHCC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任京生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
说到两个民族思想与行为的不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
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
中国与美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差异，首先要理解中美两国文化方面的差异。
中、美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中、美文化的几个特性之上。
一、中国文化的古老性与美国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古老的岁月本身就具有无尽的财富，文化也同名胜古迹一样，时间愈久远，便愈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
然而她也像一棵千年古树，一方面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一方面又含有一些枯枝败叶。
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你望着这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你会为她的苍劲美丽而折服，你也会想象有多少岁月神奇的秘密蕴藏其中。
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深深植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的，她已不可能被移植，中国的一切现代文明都只能在这棵大树上进行嫁接而成；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关系也就好比这棵大树的根系，树越古老，根系越繁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
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现代人，按照现代人的意志和思维模式构建起来的一座现代文明的宫殿。
美国人没有丰富的历史宝藏可挖掘，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去承受，美国人完全在按现代人的需要去创造科学，创造财富，创造民主的社会制度。
美国的人际关系也是按现代人的标准建立起来的。
美国发达的商业文化、科学技术是其现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
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极为复杂，世界各国的人才在这里群英聚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
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美国文化的经济性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两千多年来，要统治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统治失调，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诸侯纷争、战乱不休。
因此，自古以来，稳定和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政治是统帅，集中统一是灵魂。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系统，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统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教育统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学，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重农轻商，重文轻商，科举制度使文化与政治密切相连，文化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贯穿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而美国是一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性，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
而好莱坞电影、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快餐等等发达的商业文化更是受世人瞩目。
美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带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亲兄弟明算账。
四、中、美两国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很多探讨中美文化差异的文章都指出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使我们产生困惑。
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个人主义思想也很严重，缺乏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当我们来到美国，却发现很多的美国人很关心社会和集体。
有人做过这种观察，一群美国人开大会，会前不同观点会展开很激烈的争论，但一旦会议主题决定了，大家就会安安静静地一起开大会；但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却往往是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各自为政。
关于这个文化与现实的差异问题，我们从社会学中找到了答案。
一个社会中，不仅有统治阶层所推行的正统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间流行的亚文化。
亚文化往往是对于主文化的一种逆反，一种对立和统一。
由于中国文化过分宣扬国家和集体，轻视个人，所以民间社会的亚文化又使个人利益得到补充，得到平衡。
美国过分地宣扬个人主义，人们不满足于彼此隔阂，彼此冷漠的现象，又重新回到互相关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上来。
由此我们知道，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国家，不仅要从书本上了解他的主文化，还要到那个民族中去生活一段时间，从民间去了解那个民族的亚文化。
另一方面，在人的本性上，有些东西是人类共有的，如个人主义思想，在美国是得到公开承认，而在中国却被加以批判，但不管你怎么否定，它却是深藏在人们心底的。
就像中国古代宣扬禁欲主义，但不管你怎样宣扬，男女相悦却是怎么也不能从人们心底抹去。
五、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与美国文化的多极性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
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
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
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
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
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
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六、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和美国文化的开放性
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
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
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
就连接受西方文化最彻底的台湾、香港、新加坡来讲，也并没有完全西化，而是仍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文化的传统。
然而，与正统文化相对立的是，开放式的中国民间文化却是以敞开的胸怀迎接着外来文化。
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店、西方哲学思潮，等等西方文化，无不是借着中国民间文化的东风吹遍了中国的村村落落。
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欧洲，是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化。
而美国的民主与法律制度又保护了美国的文化自由发展，不受政治的打击和控制。
加上美国每年招收大量的外国学生与学者，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不同文化与碰撞。
美国对于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吸收其中优秀部分以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
七、中国儒家主文化与美国基督教主文化
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关系，宗族血统，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两大特点是，第一，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父母管教孩子，孩子孝敬父母，二者不可逾越。
第二，以亲情、血缘为纽带，由此延伸到社会，讲究朋友之间以兄弟相称，四海之内皆兄弟，讲哥们义气。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大部分美国人信教，相信上帝。
按基督教义，无论什么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而家庭，只是替上帝抚养孩子的场所，因此，即使是父母，也不能随意打骂自己的孩子，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基督教讲究博爱，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也体现了这一价值观。
八、中国文化的统治性与美国文化的大众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中间小，两头大的社会。
即中产阶层占少数，统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占主体。
而统治阶层又驾驭普通大众之上，对于文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利益。
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美国文化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的利益。
加上严密的民主与法律制度，使普通大众得以自如地参加文化的构建。
因此美国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大众性。
九、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与美国文化的科学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道德为主体。
伦理道德与诗词歌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条主线。
伦理道德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诗词歌赋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
美国人以欧洲移民为主体，人数最多。
因此美国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现代欧美文化。
欧洲文化的重理性、重科学等特性在现代美国文化中也有所继承。
美国人协调社会关系用法律，而不是用人情；美国人热爱科学，相信实力，以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向世人说话。
了解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再看彼此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就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豁然开朗之感觉。
因此研究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社会和社会关系，有利于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交往。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差异的对比，认清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优点，在交流与学习中取长补短，发展自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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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国家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各自的 文化 上有其独特的内涵。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文化差异英语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文化差异英语论文篇1 文化差异对 英语学习 的影响 一、引言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努力学习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方面，却忽略了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致使许多人虽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在英语交流中仍会遇到许多困难。缺乏对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已严重影响了英语学习。 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很早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着名学者胡文仲就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但在多年的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将从中西方的 传统文化 、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要想学好英语不仅需要掌握语音、语义和语法等语言本身的技能，还需要注重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整体，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同时又受所属文化的制约。若不能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就无法真正学好英语。 众多学者已充分研究了文化的内涵，如戴炜栋和张红玲认为，文化研究发展至今，一个最具概括性、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人自出生后所学到的一切，如语言、言行方式和内容、信仰，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张婧则认为，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不同的民族因其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也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 典故 、 传说 轶事。本文主要关注中西方在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上的差异 中西方国家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各自的文化上有其独特的内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和传统的影响，中西方国家在各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传统文化亦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在 学习英语 时除了要学好语言，更要关注语言所属的文化内涵。正如刘长江所言，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融合。 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异，中西方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也有区别。如“龙”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便迥然不同。“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称“龙的传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幸福的象征，人们多用“龙腾虎跃”或“龙凤呈祥”等词形容吉庆的气氛。 但西方文化往往把“龙(dragon)”视为邪恶势力的象征，寓意凶残。在西方传统文化中“dragon”指的是一种长有双翅且会吐火的怪兽，因此，它与凶暴直接联系在一起。 (二)习俗文化上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尤其典型地体现在习俗文化方面。不同国家的习俗文化反映在各自的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如称谓、礼仪、恭维、致谢等方面。若不能充分了解中西习俗文化上的差异则会严重影响彼此的交流。 如在称谓方面中西方的习俗文化便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人由于受到宗法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遵循讲礼节、尊长辈的习俗。俗话说：“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 因此，在中国，孩子倘若对长辈或教师直呼其名会被认为不懂礼貌，将会受到家长的责罚。而在西方的习俗文化中西方人称呼除父母外的其他人时大都直呼其名，以示友好和亲近。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普遍，甚至初次见面就用名字称呼。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尊崇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而西方人则崇尚人人平等、追求自由。 (三)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 价值观念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的核心所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的价值观念必然会有所不同。而价值观念又对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言语表达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语言也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也直接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尤其典型地体现在诸如，禁忌、隐私等方面。 如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注重社会群体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因此，将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否等情况视为是对对方的关心，但这些问题在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禁忌，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这些均为个人的隐私，因此，避而不谈。再如中国人碰到熟人打招呼常会问“你去哪儿”或“你吃饭了吗”等，以示对对方的关心和双方的亲密友好关系，但这在西方人眼中却大有窥探隐私之嫌。 三、结语 英语学习中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如高宝虹所言，在语言学习中，文化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语言的使用要受该语言所属民族文化制约。因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影响英语语言的学习。尽管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仍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张友平曾指出，外语教学不应当仅仅是语言教学，还应当包括文化教学。因此，我们学习英语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还要熟知语言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英语学以致用，准确顺畅地将其应用于对外交流之中。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8):45-51. [2]戴炜栋，张红玲.外语交际中的文化迁移及其对外语教改的启示[J].外语界，2000(2)：2-8. [3]张婧.文化知识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J].教学与管理，2009(2):84-85. [4]刘长江.谈外语 教育 中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的兼容并举[J].外语界，2003(4):14-18. [5]高宝虹.交际化外语教学中的文化认知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33-38. [6]张友平.对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再认识[J].外语界，2003(3):41-48. 文化差异英语论文篇2 浅析英汉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摘要]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的重要 方法 ，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各个民族的语言在受到民族自身社会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反映着各自民族本身的文化内涵。如果某一个民族的人们不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就很难进行顺利的交流。因此，我们得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交际才能顺利地进行。因此，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不容低估。 [关键词]文化差异 宗教信仰 历史典故 风俗 所谓翻译不仅是对语言进行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对文化进行传递的过程。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专家赵贤州先生说：“跨文化交际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人类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某些偏差，是因为双方不能共享另一些有差异的文化信息”。本文着重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历史典故和风俗三个方面论述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生存环境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生存环境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可以说是基础的，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根深蒂固的。对习语的运用是英汉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异，是语言运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习语的产生、运用和人们的劳动生活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例如，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中国人们印象中的东风是很温暖的，只有西北风才是很寒冷的。而英国地处西半球，海洋性气候，西风则是 报告 春天消息的，看如下例子：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 (在很多冬日里我总看见他，鼻子冻得发红发紫，站在飞雪和东风里。)钱哥川在《翻译漫谈》一书中认为此句的east wind，译成汉语时应该是西风或北风，这正是地理环境与我们生存环境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文化气氛的不同。又如，在中国人眼里，夏天总是和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烈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常被用来描述中国夏天的词语。而英国的夏季则是温暖明媚舒适的，是一年中最舒服最宜人的季节，就像我们中国的春天一样。显而易见，英汉两个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上的不同，生存环境存在差异，观察客观事物、反映客观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是不一样的。因此，翻译千万不能只照词典上的词义逐词逐句的翻译，否则不能达到有效顺利的沟通。 二、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对翻译的影响 英汉文化在宗教信仰与历史典故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西方人大多信__，认为上帝(god)可创造一切，因而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的说法。而中国人信奉佛教、道教，多有“玉帝”“观音”“菩萨”“慈悲为怀”等词汇。在中国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典故，如“盘古开天”“牛郎织女”“卧薪尝胆”等等。在西方的文化里，很多历史典故都来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还有圣经 故事 。请看下面例句：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when the clay beings begin to breathe.基督__，上帝创造了人，而人又来自尘土。所以，英语中creation指“上帝”。而clay指“上帝创造的人”。理解了creation和clay这两个词的宗教内涵后，就可以把其译为：老师是创造的见证人，目睹着生命呼吸成长。可见英汉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贯穿在其各自的语言表达交流之中。如果译者缺少对对象文化个性的深刻认识，就难以理解 句子 的文化内涵，这将对译文的准确性产生影响，从而达不到有效沟通。 三、风俗上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英汉民族在习俗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对翻译必然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把“龙”当成是吉祥的神物，有着伟大的力量，所以龙在中国文化里是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因而有“望子成龙”的说法，但是在英美国家却把龙当作是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相反的，中国人把猫头鹰当做不吉祥的象征，而英语中却说as wise as an owl，把猫头鹰当做智慧的象征。类似的例子在英汉交流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给人很新异的感觉，这就是风俗上的不同导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考虑风俗对翻译的影响，能使英汉民族进行有效交流。 四、结语 不论是卓越的翻译家还是出色的译评专家，都应该是具有两种文化意识和精通两种语言的真真正正的文化人。交流促进理解，沟通有助于进步，翻译则是交流与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真正做好翻译的工作，架起英汉沟通的桥梁，为英汉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崔建京.中学英语教学中的英美文化渗透[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3(6). [2]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词义的确立[J].中国翻译,1998(1):25. [5]邓炎昌,刘润青.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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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乐观主义——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反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摘 要】电影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透过电影，观赏者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一生的传奇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了解到了美国世代传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本文旨在分析《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这些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包括美国梦和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关键词】美国电影 《阿甘正传》 美国梦 乐观主义20世纪以来的100年，世界传播事业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在信息时代，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是较为先进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态。其中电影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传媒。电影就像一个微观世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在美国电影中，“美国梦”和“乐观主义”是常被涉及的主题。那什么是“美国梦”呢？最具代表的关于“美国梦”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 (1994)是由罗伯特•泽梅基斯导演，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一部“愚人电影”(反智电影)。该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角逐中，《阿甘正传》一举获得13项提名，包揽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还夺得了当年全美10大票房影片的首位，并在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排行榜上名列第四，4年后该片又进入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百部电影之列。因此《阿甘正传》可以说是美国电影史上一部愚人电 影的神话。一、《阿甘正传》简介福瑞斯特•甘（阿甘）出生在上世纪中叶、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绿茵堡镇，由于父亲早逝，他的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凭借跑步的天赋，他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并参了军，随后开赴越南战场。在军营里，他结识了“捕虾迷”布巴和神经兮兮的丹•泰勒中尉。布巴在越战中丧生，丹中尉失去了双腿，阿甘则因为救人成了战斗英雄。回国后，阿甘为了履行对布巴的承诺，买下了一艘破船开始捕虾。一系列机缘巧合后，他不但化解了丹中尉的怨气，还莫名其妙地累积了大量资产。不过，钱并不是阿甘所看重的东西。阿甘和女孩珍妮青梅竹马，可珍妮有自己的梦想，不愿平淡地度过一生……二、《阿甘正传》的主题亲情、友情和爱情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话题。围绕着愚人文化这一背景，影片讲述了发生在阿甘身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故事。阿甘自幼腿部残疾而且智商低下，小镇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待阿甘，只有两位女性关心、爱护他:母亲给予了他伟大的母爱，珍妮则以纯真的少女情怀温暖着他的心。在母亲心目中，阿甘不是负担，而是上天对她的馈赠，她倾尽全力抚养阿甘，总有办法找到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他明白生活中的一些道理人生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永远无法知道你会尝到什么样的味道”，“笨有笨的作为（傻人有傻福）”，并且为了能够为他争取于正常儿童同样的生活学习机会，她甚至答应陪校长睡觉。《阿甘正传》表达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其中被导演反复强调的就是对生活永不放弃。这部电影不仅给人以情感上的教育，而且也是一部关于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到1982年的社会史，非常值得一看。阿甘智商虽低，但他心地单纯，信念坚定，做到了很多正常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在运动、战场、商场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甘的人生历程中穿插着美国战后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猫王、披头士乐队、种族问题、越战与反战、水门事件、乒乓外交等等。阿甘的故事象一面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观众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三、《阿甘正传》反映的美国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美国梦”和“乐观主义”从《阿甘正传》中我们能够想到人们追逐已久的美国梦以及乐观主义。美国梦是上个世纪的神话，是许多欧洲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来到美国的目标。美国地广人稀，到处都充满着爆富的机会。今天，美国梦依然存在，大量亚洲人和拉美人把美国看成是实现梦想的摇篮。那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呢？虽然已有些许变化，但却有一个永不变化的主题：或成为富人，或成为体育英雄，或成为著名演员，或有参观白宫和得到美国总统接见的机会 ，或通过勤奋刻苦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怎样来实现这些梦想呢？人们需要做什么呢？人们应该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者要有最高的智商吗？谁能回答这些问题？看过《阿甘正传》后你就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美国大事，他很富有，参观过白宫，还是一个体育英雄。他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告诉人们，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即使你的智商极低。他就是阿甘。美国是一个具有“未来取向”的国家，这也决定了美国人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等价值观。但在60年代，青年一代为了表达对美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越南战争的不满和反叛，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迷惘与困惑.选择的是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享乐、否定理性、强调本能的幻灭之路。性的解放、毒品带来的幻游和远离现实社会的流浪和群居生活是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影片中珍妮和她的“嬉皮士”同伴的生活方式。但低智商的阿甘与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的智商使他无法了解珍妮和那个时代的青年所做的事情，但他身上一直洋溢着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虽然阿甘的智商极低，但另一方面，阿甘又是聪明的。他参观了一所退伍兵专用医院，用他高超的乒乓球技艺来愉悦他们。与此同时，电视里正在报道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消息。然而没人观看这个人类的世纪创举，他们都被这个低能儿的球技深深吸引。此时科学是乏味的，体育更加伟大。阿甘相信，蠢人才做蠢事，傻人有傻福。这也正是电影导演对阿甘成功生活的诠释。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蠢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就是在美国成就一番事业，取得成功的砝码。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聪明还是愚蠢，你只需做到最好，然后取得成功。阿甘教给人们成功的钥匙就是：你自己去决定你是做聪明人还是傻子吧。美国人总是思考着未来的目标，他们说：“我们要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去。”他们做到了。他们的国家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由十三个殖民地建立起来，如今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梦是真实的，古巴人来到美国成为棒球明星；每天数以千计的墨西哥人越过边境线寻找工作，寻求更好的生活。只要你做出决定，拥有自己的目标，一切都能实现。参考文献：[1]顾宁.美国文化与现代化.北京：辽海出版社，2006.[2]张奎武.英美概况.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3]赵英男.英文影视赏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朱永涛.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5]董力燕，刘铭.《阿甘正传》中的成功哲学[J].文教资料，2007.[6]端木义万.美国社会文化透视[J].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7]刘洋.寻找迷失的英雄——《阿甘正传》的新英雄观及其文学内涵[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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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的话就写美国电影和文化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导向开始改变，电影里的所反映的思想也开始不一样了。不过美国电影始终都宣扬的是英雄主义。反正综述嘛，就是一通抄，把别人的话概括概括、总结总结。有些就转换成自己的话就好了。至于外文文献直接google里搜，输关键字american culture，film，cinema应该有的。google scholar里面应该也有不少PHD文档的。我写论文常用的。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阿甘正传》论文中的引文可以是那些著名的人对于阿甘正战的评价或者是对于人物的评价。
摘要：自2008年起，“漫威”开启了全球超级英雄电影的新时代，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超级英雄形象，逐渐形成全新的类型风格，坐拥全球庞大的电影市场和广大的受众群体。本文以“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为研究对象，从超级英雄的形象塑造分析入手，探讨“漫威”电影的成功之道。关键词：漫威 英雄角色 形象塑造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20-0158-03美国“漫威”电影改编自同名漫画，构建了由一系列电影组成的“漫威电影宇宙”，影片内容大致讲述了普通人通过拥有超能力变成超级英雄，或者天生的超能力者，对抗邪恶势力拯救全世界的故事。电影《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上映时，全球首日票房迅速破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首映时，影院座无虚席，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快破20亿人民币的电影。迄今为止，每一部“漫威”电影的上映都能引起全球粉丝的观影热潮，其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攀升。一、英雄角色多元化从2008年“漫威”的第一部电影《钢铁侠》至今，已经推出了以钢铁侠、美国队长为代表的多位超级英雄，每个超级英雄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和独特的魅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需求的日益提升，“漫威”为了迎合市场的变化，打破传统意义上超级英雄形象，创造出了一批符合观众观影需求的新型超级英雄角色。本文结合已经出品的“漫威”系列电影，将其塑造的超级英雄共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是以钢铁侠为代表的普通人，在借助外力和先进设备的辅助后成为超级英雄。钢铁侠是一位亿万富豪，依靠其雄厚的财力制造出钢铁战衣设备，具有飞行和战斗能力，可以及时飞向各地拯救人类;蚁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穿上由博士研发的蚁人战衣获取了调节身体大小的能力，可以伸缩到蚂蚁那么小的身型去执行特殊任务;蜘蛛侠是一名高中生，制造出蛛网发射器，拥有能借助物体弹射的能力，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第二类是以美国队长为代表的普通人通过改造后成为超级英雄。美国队长通过注射药物，大幅加强身体性能，从而获得了超越常人的战斗能力;绿巨人经过科学实验后，其身体和思维发生分化，在激动和愤怒时变身成超大体型，拥有超强的战斗能力;惊奇队长被宇宙能量电子炮击中，改变其原有普通体质，具有可以飞向地球、发射能量炮的超能力等。第三类是以雷神、洛基为代表的天生具备超能力的超级英雄，两人皆是以北欧神话为原型的英雄。在电影中是以神的身份现身，两人可以通过与生俱来的能力拯救宇宙，雷神有雷神之锤，后期拥有雷神战斧，他的能力是吸引雷电;洛基有心灵权杖，依靠权杖蛊惑人心，他的能力是移形换影，可以迷惑对方。第四类超级英雄是像浣熊、格鲁特等其他生物，通过改造后具有人的思维和特征，并具有一定超能力。此外，在“漫威”众多超级英雄角色中，以蜘蛛侠、黑寡妇、惊奇队长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为原型的角色设计，体现出“漫威”电影人物形象多元化的特点。通过增加青少年和女性的角色，一改大家对传统意义上超级英雄的定义，扩大了“漫威”电影的受众范围。随着当下社会中青少年消费文化崛起，青少年作为电影的忠实消费主体，“漫威”顺势推出蜘蛛侠角色，牢牢把握住青少年观众的视线。影片《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的蜘蛛侠本名皮特·帕克，是一名在校高中生，通过自制的装备蜘蛛网发射器成为蜘蛛侠。皮特？帕克拥有超能力后，面临着来自日常生活、对抗邪恶势力、自我认知的烦恼。皮特·帕克作为一名极其普通的青少年，他在成长过程中，既享受着同样的校园生活经历，也有着异于同龄人的不一样的经历和烦恼。影片上映后，蜘蛛侠这一英雄角色便迅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特别是受到青少年观众的追捧，圆了青少年想要成为超级英雄的梦想。可以说，蜘蛛侠代表了当下处于青少年成长阶段的青年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会产生“干一番大事业”甚至拯救世界的愿望，这正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青春期少年们的心理状态。皮特·帕克展现了只有青少年才有的烦恼，有暗恋不敢表白的女孩、不敢参与社交活动以及蜘蛛侠身份带来的窃喜等。他无法兼顾拯救和求学，一时之间陷入纠结，在这样的青少年身份下，成为超级英雄并不是一件易事。钢铁侠充当着“导师”的角色，帮其力挽狂澜，引导蜘蛛侠成长为真正的超级英雄。影片整体以大事件和小生活的紧密联系将蜘蛛侠这一形象生活化、普通化，拉近了观众与超级英雄的距离。在号召女性独立、平等权利等文化兴起的当下社会，“漫威”逐渐意识到，仅仅利用女性的性感元素是无法满足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长此以往必然会被市场淘汰，故更注重对女性英雄精神层面的深入挖掘和塑造。女性角色黑寡妇本名娜塔莉，是一名神盾局特工，具有超强战斗能力。她身为女性超级英雄形象代表，第一次出场是在影片《钢铁侠2》中，她的美丽、干练及性感，改变了传统女性角色的行为风格，潜移默化中吸引了广大男性观众群体的目光，娜塔莉并非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而是具备超强战斗力的女英雄。惊奇队长本名卡罗尔，是一名具备超强能力的女英雄，作为“漫威”电影宇宙中首部拥有独立电影的女性超级英雄，惊奇队长凸显了女性的独立。影片中卡罗尔拥有自信、叛逆、不服输、不妥协的性格特质，并且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和飞行能力，她身为目前电影中最强能力的女英雄，将以主力姿态带领众人解救宇宙。与黑寡妇相比，惊奇队长没有漂亮的脸蛋和性感的造型，但是她却是拥有着更强大力量的女性形象。二、英雄角色联盟化“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与传统英雄电影相比，最突出的创新点是英雄角色的联盟化，即英雄集体化，这一创新使超级英雄电影不再是单一英雄电影，增加了超级英雄间的交互性，典型代表是复仇者联盟组织。复仇者联盟中主要成员有美国队长、钢铁侠、绿巨人、雷神、鹰眼、黑寡妇等。在这个团体中，产生了许多复杂关联，所有的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英雄团队内部之间的分裂与对抗关系，英雄与反派的关系都包含其中。与此同时，这些关系又反作用于团体，使得超级英雄们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漫威”采取联盟模式的原因，不仅是出于自身电影故事的考量，更是在迎合市场，意图符合更多观众的口味。另外，《银河护卫队》系列电影也是英雄角色联盟化的团体表现。当观众看到一部影片云集了众多熟悉的英雄时，如此微妙的剧情和人物互动，不仅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积极性，而且促进了“漫威电影宇宙”的形成。这一现象，令观众逐渐习惯英雄联盟电影的模式，改变了独立超级英雄电影的形式。但是，“漫威”并没有满足于英雄拯救世界的单一剧情，更是开创出英雄内部斗争的剧情模式，影片《美国队长3》的故事着重讲述了复仇者联盟内部间的分歧，剧情发展到高潮阶段时，钢铁侠得知冬兵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从而选择复仇，而美国队长选择相信冬兵是无辜的，三人厮打搏斗。此次钢铁侠和美国队长的对打，不是简单斗争，而是为了各自坚守的原则。迄今为止，这称得上超级英雄之间最严重的矛盾，如此的剧情设置，一度缓和了市场上超级英雄保卫地球这种单一剧情的饱和状态，再次牢牢抓住观众视线。“漫威”电影中另一大联盟组织为银河护卫队，其团队成员并非像复仇者联盟中成员那样团结正义，星爵在越狱时，迫不得已与四个格格不入的人组成联盟—一名叫火箭的浣熊、本是敌方的卡魔拉、无脑蛮力的毁灭者德拉克斯、树人格鲁特组成联盟，并自称银河护卫队。《银河护卫队》中勇度为了保护星爵牺牲而死，格鲁特为了保护队友牺牲而死，卡魔拉知晓星爵不顾生命危险救自己从而放下戒心，德拉克斯面对危险时仍选择毫不犹豫救队友，这些情节都能看到团结奉献的意识。三、“不完美”的英雄设置“漫威”塑造英雄角色的核心是“缺陷成就英雄”，将超级英雄主角们设置成一个个不完美的人，即把超级英雄“当成人”，而不是“当成神”，这也是“漫威”成功原因之一。“漫威”电影中的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瑕的超级英雄，他们仅仅是普通人，美国队长一开始是身体羸弱，蜘蛛侠是普通高中生，甚至还有一些“劣迹斑斑”的人成为英雄，最典型的莫过于蚁人，他在影片最初身份是盗窃犯，银河护卫队中五人也是以偷盗为生。即便他们成为了超级英雄，本身仍存在着缺点。这些设定，使超级英雄走下“高大全化”，更多的趋于平民化。依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的各种原始欲望，自我是调和本我和超我，超我是符合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的意识。他认为人的人格就像是海面上的冰山一角，露出来有意识的部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剩下的绝大部分是出于我们的无意识当中的。传统超级英雄都是以“超我”的形象所塑造的，而“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多数属于“自我”阶段，即日常行为中能克制住自身的原始欲望，并具有正确社会价值观的约束，电影中超级英雄不仅具备完美正义的“超我”精神，而且带有普通人的缺陷。就像美国队长、雷神等超级英雄具备“超我”精神，而大部分的超级英雄，例如钢铁侠、蜘蛛侠、银河护卫队五人等处于“自我”阶段。由此可见，“漫威”所塑造的人物抛弃了传统“超我”的形象，并受到社会规章制度的教化，却仍然保持着“自我”的层面，如此做法促使超级英雄更加真实，拉近了观众与超级英雄之间的感情距离。布莱德·斯奈德在《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一书中具体描述了“超级英雄”型故事，即“超级英雄需要赋予高尚品德和同情心，愿意为我们这类小人物解决问题。”①电影在第一幕中必须使主角博得好感，例如影片《蚁人》中斯科特是个盗窃犯，偷走蚁人战服后并未借此犯罪，在得到女儿的支持后接受英雄身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救猫咪”的场景，能让观众瞬间建立起好感度，并察觉出这会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他偷窃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人物与观众情感牢牢建立起来，虽然他不完美，但本质善良，观众会从内心希望他可以改变命运，就像观众也在无时不刻不在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样。“人物要依次进入一无所有、灵魂黑暗两个节拍”②，“漫威”电影确实是依照这一商业片常用情节模式推进故事发展的，普通人成为超级英雄之前会有黑暗时刻，击败困难时才会成为真正的超级英雄。影片《雷神》中雷神托尔因为骄傲自大引起两国战争，同时被弟弟洛基陷害，他被迫驱逐到地球，并失去雷神之锤，这时雷神进入到一个一无所有、众叛亲离的时刻，他在面对强大敌人无法对抗时选择牺牲，基于此顿悟后他重新获得雷神之力，成为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正所谓“故事鸿沟越大，人物弧光越鲜明”，正因为人物需求越原始，行动越有说服力，越能引起共鸣，而“漫威”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故事鸿沟、超级英雄人物弧光的变化。在影片《复仇者联盟3》中洛基牺牲自己并想偷袭反派灭霸时，这一举动一改往常叛徒、反派的形象，令观众产生同情心，并原谅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影片《复仇者联盟1》中揭露黑寡妇曾叛国做内奸，伤害过不少无辜人，所以当她与复仇者成员一同战斗时一直是以命相搏的状态，这一举动令观众接受了这位英雄;影片《蚁人》中蚁人一直游离于违法犯罪的边缘，变成蚁人并拥有可变大小的能力后并未继续违法犯罪，而是选择保护女儿和地球的安全，家庭改变了蚁人的动机;影片《复仇者联盟2》中绯红女巫本是属于反派角色，面对无辜人类受到生命危险时，及时脱离犯罪团伙，并施展自己的超能力解救普通人，从而使观众发自内心接受这位新英雄。诸如此类的故事情节都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也是人物弧光原理的需要，由此可见“漫威”正是牢牢把握这一点塑造了这些颇受观众喜爱的“不完美”的英雄形象。四、结语“漫威”电影在人物塑造上推陈出新，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超级英雄形象，重新定义了超级英雄。超级英雄电影作为当下美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以“漫威”为代表，其不仅打造出“漫威电影宇宙”，而且开创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新模式。短短数十年，“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形成了一种电影现象，甚至逐渐形成一种消费文化，引得市场和观众的喜爱与认可。参考文献：[1]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2]李贵丰.传统与突破—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类型化叙事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3]李希.平凡之中见伟大——漫威电影中超级英雄的平民之路[J].电影评介，2016（24）：85-87.[4]吴婧雯.漫威宇宙系列电影英雄模式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6年.[5]王悦.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英雄奇观”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6]张源.漫威电影：多元与统一的神话[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8年.猜你喜欢基于漫威大电影的美国文化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本篇论文快速导航。题目，漫威漫画电影中的美国文化探究第一章，漫威大电影系列的文化传播研究绪论第二章。漫威公司发展史第三章，从情节设置角度分析“漫威大电影系列”第四章，分析“漫威大电影系列”主要人物结论/ 。基于漫威大电影的美国文化研究结论与结论文化入侵最开始指宗教，教育领域的文化影响。现已泛指各个领域的文化交流及融合。美国好莱坞电影一直处于世界电影领域的领先地位。其输出的电影包含很多美国思想及美国元素、漫威影业以“漫威大电影系列”为主。疯狂的向世界输出美国思想、其中对我们的影响已然构成了文化入侵。当我们在羡慕钢铁侠的富有，沉迷黑寡妇的干练、欣赏美国队长的冷静。崇拜绿巨人的力量以及与美国人一同向往自由时。我们已经被美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悠悠五千年文化早已塑造了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儒家中庸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而如今文化交流越来越密集，思想的碰撞越来越激烈的年代。美国文化思想已悄悄地影响到了我们。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文化的交流只需要敲击着键盘和鼠标就可以完成、中国文化的围城早已被美国思想攻破。各个方向向中国辐射的文化影响不得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最容易让观众接受的视听文化艺术--电影。大量的进口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入侵占有我们国内电影的市场份额。 2014年6月上映的《变形金刚4》是首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市场份额美国境外票房大于美国境内票房的电影。这也让好莱坞电影看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更多的电影制作公司更加看重境外市场。而中国作为电影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无疑成为了美国众多电影公司的目标。从漫威影业的“漫威大电影系列”中就不难看出、中国元素的频繁出现、中国人物的树立都是漫威影业拓展中国市场的手段。然而我们在对抗这种高强度高质量的进口好莱坞大片并没有太好的对策，在电影这产业来看、国内电影市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将国产电影变强才会适时的阻挡文化入侵的脚步。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论文怎么查看参考文献？查看参考文献它是有一定的网址的，你可以进入网址里边儿去查看。答：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论文，它参考的文献都会有进行标注的，会在文章的末尾，或者是文章的开端，为著名此论文，某些地方节选了哪里的文献，可以根据这条线，去查询论文参考文献答：可以选择去图书馆，文献比较科学可靠，而且都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比较好找，又方便又快捷！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欢迎采纳我的回答，谢谢问：论文主要参考文献怎么找答：当然是去知网，万方之类的论文网站还有国外的论文网站答：论文主要参考文献的话，你可以通过中国知网，中国知网里面有很多相类似的，然后你可以找一些属于自己想找的一些参考文献就可以了答：你可以上图书馆，上知网，看看你写类的论文的这个理论涉及同类型的其他人的论文都引用了哪些文献答：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就是你在写作论文时候查阅的各个资料，然后将资料的题目写个三四个两三个。答：这个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你们学校的知网，一般都会为研究生开放的比较多，有很多的参考文献。答：写论文的时候，通常要求大家以后写十篇左右的参考文献自己离开。答：论文参考文献你还在手动输入吗？利用知网直接生成期刊类参考文献，让你轻松应对各种参考文献格式带来的烦恼！问：怎么查论文里的参考文献答：查找文献时，可以从中文文献开始，常用的主要有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有的文献大多数数据库都有，有些可能只在某些数据库有，找不到文献的时候，换下数据库也是一种方法（以知网为例）进入知网后，在搜索框后找到【高级搜索】，一个搜索关键词很难找到真正想要的文献进入高级搜索后，就可以根据篇名、关键词等进行搜索了，刚开始搜索可以选择一个与自己项目相关最核心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看一下现在研究的发展方向。最好在篇名、关键词、摘要内查找，全文的范围太大，而且很可能和所需要的相差太大问：毕业的参考文献，一般都是在什么地方查找的？答：学校的图书馆，网上的论文网站。在图书馆的话都是学校已经毕业出来，一些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网上的一些论文，网上的话内容比较多。答：参考文献一般都会放在图书馆。大部分学生会进入图书馆查找需要用到的参考资料，有些学生也会在网络购买图书。答：一般是知网、谷歌学术搜索，sci-hub，知网和sci-hub 下载不了的文献，可以在seek68文献馆下载到。答：这种参考文献其实一般都是在网上专门的网站进行查找的。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问：论文里面的参考文献在哪里找答：你在论文里所有的引用的参考文献都可以在4s店里面找，这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网站，你可以用你自己写的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答：你用seek68文献馆试试，这里哪个学科的中外文文献都有。亲测好用答：论文里面的参考文献都是在写论文的时候，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可以到参考文献里面去查阅，也就是查阅相关的著作。答：论文里的参考文献当然是你在写论文的时候，先要收集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参考文献。答：1供我们选择的检索的数字资源非常多,比如知网、万方、维普但是这些下载是要收费的,不过不用担心,很多高校都有购买非常多的网络资源,只需要登录校园网,或者自己学
即将被商业埋没的美国电影艺术美国电影横扫全球也不是这一、二十年的事了，美国电影的综合实力，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它在商业上创造的巨额回报，让其它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远的不说，光是2005年，北美地区全年总票房是89亿美元。美国还宣称这是近年新低！因为往年都要超过90亿美元的。90亿美元，大约是730亿人民币，天文数字啊。当然，这个最终的票房并不是电影公司的盈利。电影投资方最后能赚多少钱，要剔除成本才能够得出结论。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电影商业时代”，美国已经不是单纯的依靠影片票房来赢利了。光是后期出售DVD，一部中小型成本的电影可能在DVD上赚的钱要比票房多。很多美国独立影片都是依靠DVD赢利的，因为独立影片进入院线很困难。一部商业大片，在票房上建树甚微时，还可以依靠出售海外版权和DVD，以及周边产品来赚取利润，所以在美国一部电影并不是那么容易赔钱。好了，现在进入正题。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很明显现在美国人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电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被作为一种商品向世人出售，而不是艺术品。早期电影也确实太过粗糙，观众也就是为看个新奇。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电影技术也在不断地完善，电影也就越来越好看了。类型片已经慢慢形成，格里菲斯、卓别林都开始独挑大梁，好莱坞电影在此时开始走向黄金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为电影带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经历过20年代，美国电影院发展犹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都普及的不同档次的电影院，这是电影发展必不可少的土壤。进入30年代，电影本身的艺术和商业价值完全凸现了出来。30年代以前，美国电影能称得上艺术精品的寥寥可数，但是30年代以后，美国经典电影数不胜数。从30年代开始，美国的类型影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类型影片的模式在这个10年基本算是发展成熟了。西部片、歌舞片、喜剧片、侦探片、恐怖片等等诸多类型的影片，此时在银幕上互相辉映，以不同的题材和内容来表现美国的现代生活。30－40年代，美国也出产了《关山飞渡》、《疤面人》、《乱石佳人》、《绿野仙踪》、《蝴蝶梦》、《青山翠谷》等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这个时期的电影，好多电影都是能够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就是兼顾了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电影不光是好看，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美国电影发展到20世纪50－60年的时候，电影市场还是类型片一统江湖。歌舞片《窈窕淑女》、《音乐之声》、《西区故事》；西部片《搜索者》、《虎豹小霸王》、《正午》、《红河》、《日落黄沙》；史诗片《斯巴达克斯》、《宾虚》；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今天仍然被全世界影迷传看和赞扬。这个时期出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电影大师，他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库布里克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但是他的电影作品却能够达到欧洲电影大师的水准，他的电影作品可以剔除美国电影浓厚的商业气息，他可以使电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库布里克在艺术上达到了超越时代的水平，他的电影被任何时代的人观看，都能够具有视觉和思想的冲击力。这个时期的美国电影，已经逐渐开始向商业靠拢，很多影片在艺术性上大打折扣。电影市场风气云涌，电影大师们依然能够掌握一些主动权。希区柯克的影片一直保持上乘的水准，他的众多代表作品如《后窗》、《眩晕》、《西北偏北》、《精神病患者》、《群鸟》都是出自这一时期。毫无疑问，一味地迎合观众口味拍出地商业电影，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我们今天都已经很难再看到当时的商业影片了，存活下来的，都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电影。70－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电影也开始向全世界各地大批量输出，美国开始了电影文化的侵略。所到之处，几乎是无人能够幸免。美国在这20年里，商业电影发展的规模是空前的，电影的投资也是越来越大。那时制作高成本的电影，就必须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兼顾各国的风土人情，是一部电影风靡全球。这个时期最明显的例子科幻片了，光是一套《星球大战》就足以使全世界为之颤抖。斯皮尔博格、乔治－卢卡斯的出现，为现代电影带来了新的格局。《夺宝奇兵》系列、《E·T》都是卖座鼎盛的票房冠军，这时的美国电影，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快餐文化。看这些电影不需要动脑子啊，抛弃了电影应有的艺术元素，抓住商业卖点，怎么好看，怎么拍。这个时期的商业影片几乎都没有什么流传价值，能够像《星球大战》、《夺宝奇兵》这样传世的商业电影作品，真是少之又少。艺术电影，主要在于表现当代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普通人》、《克莱莫夫妇》、《猜猜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个时期也诞生了两位现实主义电影的大师，分别是《教父》、《对话》、《现代启示录》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的导演马丁·西科赛斯。他们的电影，在继承前辈优秀经验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革新，给美国电影带来了新的艺术气息。20世纪90年至今，美国主流电影公司已经很难再制作出高水平的艺术电影了。与此同时，大量独立制作电影出现，也为美国电影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越来越多的独立影片得到了主流电影业的认可，登堂入室，有的独立影片甚至风靡全球。美国现在的明星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阶段，大牌明星从一部电影中赚取的报酬都能够达到1/5，甚至更多。这就无形中增加了电影的投资，再这样发展下去，像汤姆－克鲁斯这样的明星，可能真的要面临没人请得起的尴尬境地。美国在90年代出产的艺术经典少之又少，好像只有《辛德勒名单》、《记忆碎片》、《与狼共舞》、《我心狂野》等少数几部影片。主流电影商业化日益严重，独立影片却不断给人以惊喜，《低俗小说》、《女巫布莱尔》、《冰血暴》、《巴顿－芬克》、《大象》等等，都是艺术风格独特的佳作，这些电影给人带来的惊喜的观影享受，是主流商业影片所不具备的。美国八大电影公司，现在都是赚钱第一，电影在他们老板那里只是一种商品，能赚钱就行。不能赚钱的，艺术价值再高也没有用。所以说，美国电影艺术现在正慢慢被商业利益给埋没。
英语教育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2017
导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教育的快速发展，英语成为运用最广泛的语言。下面是我分享的英语教育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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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阳兰梅.合作学习理论在《新视野大学英语》中的应用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11(03)
美国教育的论文篇三：《论早期美国总统与美国教育》 摘要：美国教育的发展令世人瞩目，美国教育的发展与美国民主进程有着很大的关系，也与历史上历届总统的努力分不开。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早期美国总统对美国教育和民主建设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养成公民民主意识;初建联邦教育体系;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民主的政策建设。 关键词：美国教育;民主建设;总统 作者简介：赵玉闪(1963-)，女，河北衡水人，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102206)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教育史既无东方古国的神秘与悠远，亦无西欧远溯至古希腊、罗马教育的漫长与深邃。没有欧洲教育的移植，就不会有美国早期教育的萌芽;但同样毋庸质疑的是，如果仅仅是欧洲教育的移植而无美国教育的创新，也不会有今日之美国教育。“从英国于1607年在北美洲开始殖民，至今仅三百余年，一片莽莽荒原竟然成为世界教育超级大国，被众多学者称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1]这一奇迹的实现与美国早期总统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无论试图借鉴美国教育的外国学者，抑或美国自己的学者回首“美国教育以三百余年走过了欧洲国家千百年走过的道路”[2]，都不能忽略美国教育初建与发展过程中多届总统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贡献。 美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设民主国家的重任决定了美国总统围绕民主这个政治主题来创建和发展美国教育。在这个主题之下，早期美国总统对美国教育建设基本上侧重于三个方面：养成公民民主意识;初建联邦教育体系;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民主的政策建设。 一、教育是民主的工具 美国建国初期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民主制度，而培养公民意识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因此，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任期1789～1797年)、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任期1801～1809年)等共和国的缔造者都一致认为教育是培养公民意识的工具，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和关键。开国总统华盛顿也是热心教育的总统。他曾倡议建立国立大学，为国储才，并立遗嘱捐赠资产促其实现。华盛顿的理想是：“在这所大学之中，使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得受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陶冶，在他们青年时代就建立起彼此间的感情，养成了他们的习惯，使他们团结一致，使全国各地青年结为一体，从而逐步地理解到全国各地互相敌视和矛盾是没有理由的。”[3]他和随后的几任总统都有意在首都创立一所兼有学术和政治意义的学府。尽管因种种原因华盛顿的理想未得实现，但他于1790年在国会咨文中诚恳地告诫说“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增进人民福利的最可靠的基础”。[4]他在1796年卸任总统职务的告别演说中讲道：“请把传播知识的机关培植起来，并把这项任务当做极为重要的任务。因为政府既依靠群众意见来施政，群众就必须受到启发而免于愚昧。”[4]他殷切希望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把提高学校水平、传播知识作为首要问题来抓，目的依然是要通过教育发扬民主。 杰佛逊同样是教育事业的呼吁者和争取者。1779年，他建议弗吉尼亚议会将威廉-玛丽学院改为州立大学，但未被通过。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比一切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人民都受到教育。因为我相信最安全的保障人类自由的方法是使人民都有善良的思想。”[4]杰佛逊同样认为建立公办学校体系旨在为民主发展教育。他写到：“我们相信，防止暴政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尽可能启发全体民众的头脑。”[5]他又说：“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企求一个国家，一方面是无知的，一方面是自由的，事实上是办不到的。”[6]詹姆斯・麦迪逊总统(James Madison，任期1809～1817年)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他指出：“真正成为自己统治者的人民，必须以知识赋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6]詹姆斯・麦迪逊在国会咨文中反复重申教育为民主服务的主题。 很多知名人士也强烈意识到教育对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是至关重要的。物理学家和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本杰明・软什于1787年给费城的公民写了一封信(该信发表在《独立的盖兹蒂尔》杂志上)，强烈要求穷人孩子免费入学，他担心未受教育的公民会损害新建立的民主。他认为：“无知、堕落的民族不会长久，也不会幸福。”[5]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同僚们的认可。由此看来，教育首先作为民主的工具或手段，引起总统们对教育格外重视。 从19世纪直到20世纪早期，美国总统对教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通过教育培养公民意识。不过，从林肯(Abraham Lincoln，任期1861～1865年)签署旨在支持农业的《毛雷尔法案》直到20世纪早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任期1913～1921年)才开始意识到在一个工业化国家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联邦教育体系及其管理机构的政策变化 1.教育地方分权体制的确立 建立美国教育体系是早期美国总统一个从未间断的重要任务，他们对于移植过来的欧洲教育的美国化表现出高度的清醒，主张要有分辨地吸取别国之长，把美国的教育和欧洲封建教育划清界限。美国教育领导分权制的确立实际上就是在早期美国总统教育政策的两难摇摆中形成的、极具美国特色的教育管理体制。建国初期，曾有人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利，采行中央集权制;也曾有人主张防止中央的权利集中，采行分权制。在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体制上，有人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把地方设的学校、县设的文实学校、州立的学院以及国家的大学完全归纳于一套内容广泛的组织之中。其上设置教育部负责统辖，教育部又在各州设置代表，负责各州的教育领导事宜，从而使相同的学校都有同样的课程、教科书和要求达到的水准。他们认为，这样便能保证教育事业的成功，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改良。这将使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公民养成联邦统治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人主张分权制。他们认为中央垄断政权过多，一旦成为暴政，是可怕的。中央统得过甚，便会失去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些争议使得美国于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中不曾提及教育问题。数年之后，才于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中，在第10条内规定：凡宪法不曾赋予联邦而又未曾限制划归各州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人民的权利。教育恰恰是既未赋予联邦又未限制由州举办的事业，从此便属于各州的职权。教育领导管理的分权制从此便正式确立。这种富于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体制为以后美国教育自由而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联邦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 美国南北战争后，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发达;从北部到南部，各州教育发达。学校众多，学生众多，教授众多，教室众多，设备众多，经费众多;与此同时，出现了众多的矛盾和问题。州和州之间、各州和联邦之间都需谋取协调配合。联邦在教育领导方面虽不能集权，却不得不与日俱进地加紧过问教育和处理教育事宜。联邦教育及设立联邦政府领导管理教育事务的机构就摆到了美国早期总统们的议事日程上。 在美国建国之初，这种急切需要就被人们意识到了。开国元勋华盛顿呼吁建立国立大学于首都，它既是培育人才的学府，又承担全国教育建设和指导的责任。历经了将近百年之久，1866年美国各州和各城市教育厅局长协会举行会议时，俄亥俄州教育厅长怀特曾提议建立联邦教育局。同时，当时该州国会议员加菲尔德在国会提出在中央设教育署，任务是负责收集各州和各地区教育发展的统计资料，交流全国教育组织领导、学制和教学方面的情报。1867年3月2日，该议案以极少量的多数票通过，随即于联邦设立教育署，由总统任命署长，署长仅系总统佐理人员，不属于内阁成员，每年由署长向国会提交教育报告。但是，由于反对派顾虑教育走向集权，教育署成立的次年既缩减署中职员人数，又大大削减署中的经费开支。1870年，独立设置的联邦教育署改称为教育局，隶属于联邦内政部。1939年，联邦政府调整机构，教育局又脱离内政部，改为联邦安全部所属，在美国教育协会等呼吁下又改为联邦教育局。直到二战之前，无论是教育署，还是教育局都不曾对全国教育发挥较大的领导和管理作用。 然而，教育署和教育局的职责从整体来看仍是逐步扩充的，规模是逐步扩大的。1867年初成立时，署中仅有人员5人，到二战前已经增至500余人，管理的项目日趋增多，逐渐成为拥有多种职权的中央教育领导机构了。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卫生、教育、福利部，教育局随而改为该部的教育总署。1976年国会参议院才通过设置联邦教育部的议案，俾能制定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大计，并对于全国处于分散状态的教育工作进行协调。同年10月，成立联邦教育部的法案终于由卡特总统(James Carter，任期1977～1981年)签署，联邦教育部乃得成立。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任期1929～1933年)是在联邦教育机构变迁过程中值得一提的一位总统。他试图把教育署提高到内阁的地位，达到部级。他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是任命一个国家教育顾问委员会，由50位教育家组成，考虑国家的教育政策。1929年，在对国会的首次咨文中，胡佛陈述道：“鉴于 对联 邦政府应该实行的教育政策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任命了一个由重要的教育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调查并提供推荐。”[7]胡佛还说，重新组建教育服务部门是必要的。胡佛的国家教育顾问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报告。此报告要求中央政府加强而不是放松对教育的控制。由于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致使胡佛无瑕顾及他感兴趣的教育问题。 三、关于受教育权利与教育民主 在创建美国教育的进程中，从制度上逐步实现并保证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应该说是美国教育史上极为精彩的一幕，当然也是极为漫长的一幕。总统们很早就从许多方面来思考逐步实施平等的教育。杰佛逊是这方面最积极的倡导者，并领导与推动了多项教育改革。为实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推动教育民主，由于在任前后为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他被誉为“教育总统”。应该说，个人经历使这位总统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坚定执着的建设意识。杰佛逊集学者、建筑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于一身。他用“如饥似渴”来描述自己的求知欲。他是这样来概述自己的教育哲学的：“良好的教育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开阔人们的思维，为议会指明方向，为工业提供指导，并能增强国力，繁荣社会，幸福百姓。”[8]因此，教育应是普及的、民主的。 在关于受教育的权利方面，杰佛逊建议女孩也有上学的权利。他力主消除教育上的性别歧视，使男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他重视教育的意识和建设教育的举措是超前的。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学校规划在当时也是激进的。杰佛逊广泛普及科学的计划被当代学者称为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最富有创新观念的建议。 杰佛逊对于教育民主进程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建立公立的、免费的、面向大众的学校，并通过选拔机制来保证学生均等地进一步深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杰佛逊曾建议在弗吉尼亚州建立100所前三年免费的学校，然后设立十所文法学校。在文法学校里，学生应缴纳学费和伙食费，但是那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可得到一定数额的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名额是有限的(按杰佛逊的说法应为20名)，以便发现最有前途的天才学生，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深造。由于种种原因，杰佛逊的计划在弗吉尼亚州没有成为现实，但公立学校的概念却保留了下来。 消除种族歧视同样是美国教育民主进程中的里程碑。作为总统，倡导黑人教育应该是林肯最富建设性的突出贡献。《独立宣言》宣称，人生来是平等的，但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如华盛顿和杰佛逊都是大 种植 园主和大奴隶主。华盛顿主张维系奴隶制，而杰佛逊虽然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抨击奴隶制，但也是废奴的缓进派，后因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奴隶商的反对而改变态度。在《独立宣言》中根本未涉及蹂躏民权最甚的蓄奴制。以后在联邦宪法中竟然允许20年内不限制买卖黑人。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废奴运动历数奴隶制的罪恶，呼吁解放黑人。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于1862年6月19日颁布了法律，在美国实行禁止奴隶制。继而，与同年7月22日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规定从1863年 元旦 起凡参加叛乱的南方各州种植园主的黑人奴隶获得解放。与此同时，政府还建议北方在战后进行这项改革。1865年国会批准了《宣言》的内容，成为联邦宪法的第13条修正案。1866年又批准了联邦宪法修正案，规定：“凡在美利坚共和国出生或划归美利坚共和国而受其管理之人，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所居之州的公民。”[9]这样美国黑人的公民地位就确定了，随而各州宪法确认了黑人受教育的权利。黑人受教育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肯定乃是历史上新的一页。然而，时至今日，美国黑人仍然在为获得真正的平等权利而奋斗。 1862年林肯签署的《毛雷尔法案》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美国教育和经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毛雷尔法案》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人，便由联邦政府拨给土地三万英亩，可用其收入作为开办工、农学院的基金。这种学院一般修业四年，培养发展所需专业人才。由于它适合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很快培养出大批人才，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时建立起来的理工科高校。《毛雷尔法案》公布前美国州立大学不多，法案公布后州立大学迅速增加，对美国工农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种倾向，便是在欧洲世俗大学重视学术水平的影响下，美国也努力发展专重学术研究的大学。 从根本上说，《毛雷尔法案》也是平等主义的延伸，它向下等阶层的学生打开了大学之门。此外，《毛雷尔法案》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赠地大学的建立是同传统的局限于学术研究观念的分离。美国服务性大学的发展使象牙塔中开放的花朵能在农业市场中结出累累硕果。 “进步教育家”威尔逊总统是美国教育民主化进程中又一位重要的总统，他把教育民主化的进程推进到师生民主关系的建设与民主生活的保障上。他提出了两项重要改革，使他博得了“进步教育家”的美誉。第一项改革是实行导师制。威尔逊认为，单靠课堂教育和考试来训练学生是不够的，主张增加学生与导师的接触机会，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这一改革使普林斯顿大学成为许多大学的楷模。第二项改革是关于改组大学学生整个生活的计划。威尔逊设想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把全校分成若干“生活区”，以使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加强交往，主要想消除富豪子弟与普通学生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的界限，以利于他的导师制的贯彻。这也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威尔逊坚信19世纪关于教育为民主服务的信仰。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期，威尔逊反复向全国的教师陈述这一观点。他提醒教师们说，爱国教育始终是美国学校教育的责任。他恳请他们对政府的基本原则能够深深地理解。对威尔逊来说，美国是民主之火的保持者，既然这个国家必须主要依赖于教师来教育国家的新一代，因此，他告诫全国的教师说：“在你们的教育下，孩子们应该理解严峻的责任和至上的荣幸，这些都属于美国，美国是世界民主规则的主要的解释者。我们相信，只有这些民主规则是唯一的力量，它能够消灭世界上的所有的不平等，并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幸福。”[10]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总统对教育的科学决策是促进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美国教育的水平与早期美国总统民主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的建设目标是建立健全民主制度，而培养公民意识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因此，自华盛顿开始，美国总统就注意培养公民意识。最初总统对教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通过教育培养公民意识。但到20世纪早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开始意识到在一个工业化国家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之后相应的教育体制逐渐发展。而今美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 参考文献： [1]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 [2]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 [3]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41. [4]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42. [5]Maurice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14. [6][台湾]徐宗林.西洋教育史[M].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675. [7]Maurice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27. [8]Maurice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18. [9]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35. [10]Maurice Presidents and Education[M].Greenwood Press，1991：26. 猜你喜欢： 1. 浅谈美国大学教育的相关论文 2. 有关美国教育的英语文章 3. 美国教育制度的探讨论文 4. 美国家庭教育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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