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该刊论文除正文外，还包括中英文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及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等信息。对投稿论文的引文注释有专门规定，并要求同时寄电子稿和文字稿。本刊作者群体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所发论文是当前史学研究前沿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复印转载率及引用率在国内同类刊物中名列前茅，荣获各种核心期刊冠名，并多次荣获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在中文社会科学界、期刊编辑、出版界有很大影响。
刚好我是一个曹操迷我认为首先可以读《三国志》和裴松之引的注，《魏略》，《曹瞒传》等，选取小事，但看似夹杂着主要特点。第二，可以从人物性格特点上入手，抓住主要矛盾。。。第三，阐述自己观点，是好是坏，注重分析第四，总结。。。意见：可以用“反证法”，用“坏事”说明“好事”，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下面这段是搜到的资料 主要是计算北宋时期的贵金属 你可以重点看一下《潜规则》的那部分 因为《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都是明史的研究著作 古代的金银铜等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部闲话水浒也将宋代的货币转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以符合现代语境。无斋主人不是研究宋代货币的专家，要完全精确的换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数字，让读者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一般说来，古代货币基本以金，银，铜钱（其实是含铜为主的合金）为主要货币。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制不同，是铜本位制，铜钱是主要货币，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铜钱的基本单位为“文“，和“贯（缗）“，一贯合1000文。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另外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比方说杨志杀牛二那一节，牛二就曾用当三钱来让杨志试刀，当三钱顾名思义就是一钱当作三钱，而蔡京当宰相的时候甚至出过当十钱。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无斋主人忽略这些因素。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么个假设，就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虽然金银铜的相互兑换率一直在浮动中，但这个假设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岳飞新传》的第7章“克服襄汉“一章中，曾经提到朝廷在给岳飞的省札中有：“第四，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支，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从而可见南宋初40万贯铜钱，相当于10万两银子和5000两金子，基本在数量级上符合上面的这个假设。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必须先提一下两位名家的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基本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他基本是依据1两金=10两银=10贯这个假设，而以国际金价来推算1贯铜钱今天的价值的。.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则是同时使用了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给出了两个数字。而.先生偏重于取由米价换算出来的那个数据。 那么根据二位先生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宋代的一贯合今天（2004年10月份）多少元人民币 1）黄金基准 国际牌价，金价基本上在4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400美元为一盎司。一盎司为克。宋制1市斤为640克（“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1市斤有16两，所以宋代1两为今天的40克。这样一算宋代一两黄金相当于565美元，以今天美元对人民币元来算，相当于4650元。根据假设1两金为10两银即10贯钱，宋代一贯铜钱相当于465元。 2）白银基准 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6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一贯铜钱，相当于70元人民币。 3）米价基准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公斤。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的荒年或大丰收年的话，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价格，按黄金换算的465元，按白银换算的70元和按粮价换算的148元。由于我国不是主要产银国，而且工业化后提炼银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古代的银子的价值肯定要大幅度高于现在的价值。显然以今天的银价作为参照体是不合理的。这从今天银价6美元一盎司金价400美元就能看出，今天的一两黄金能换66两银子，而我们假设的古代金银兑换率是1：10。而黄金的产量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所以用黄金作为基准比较合理。 此外，虽然现代技术的大幅度发展，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但是今天消费粮食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大约不到5000万人口，而今天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民以食为天，粮价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基准。 因此无斋主人就取了个金价基准的465元和米价基准的148元的平均值元，并归整去掉零头，将1贯铜钱定为300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有下面基本换算：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元人民币 以这个兑换率来看看宋代官员的薪水。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币，年薪108万。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考虑到宋代一个县令不过管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了。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呷艘铝?，厨料，薪炭诸物，增给，公用钱，给券，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难怪人称宋代对官员的优渥无与伦比。也难怪宋江削尖了脑袋想招安当官。 从水浒上的具体事例来看，这个兑换率也比较合理。第十五回吴用去劝说三阮入伙劫生辰纲时，吴用让阮小七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换300人民币的样子。此外，第十回林冲风雪山神庙，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也是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小饭馆，300元人民币三个人吃的确是可以随便点菜了。 再看看水浒中其他几个例子，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30文钱一把切菜刀，也就是人民币9元，很合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时候，曾用5两银子定制了一根62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用的是十分好铁，考虑这也算是一件上等兵器又是特别定做的，1500元人民币也不算过分。但是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胜卖给杨志一伙的家酿村酒要5贯钱，1500元人民币就有点太黑心了，也许是因为当时黄泥岗上白酒是稀缺商品，白胜又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还有晁盖一伙在竞相抬价，才把这桶酒炒成天价的吧。满意请采纳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2010年01月2日资料古代 幌子 广告 民俗 行业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YANG Hai-jun(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feature.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幌子广告溯源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释义的衍化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质,铜质,铁质,棉,绒,线,及复合材料扩展，使幌子广告制作的工艺更为复杂，外形更加美观，除了识别作用外，其装饰作用也日趋明显。在诸多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中，木质材料使用较为广泛，许多悬挂在店铺门前，用木质材料制成，写有简单文字如”茶”,”当”或绘有简单图形的平面幌子广告往往被人们视为招牌广告或招牌广告的原始形态。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杨海军(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幌子的不同称谓及分类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幌子有不同的称谓，古籍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如前所述，较常见的为”幌”或”招幌”，较固定的则为”表”, ”帜”, ”帘”等。其馀的称谓还有”旗”, ”标”, ”望”, ”招”, ”牌”等。幌,幌子,招幌的称谓最为常见。这种称谓何时出现，何时又为人们广泛使用而约定俗成，似乎无从考证，但人们还是对其出处进行了一番探究。清翟灝认为”幌”有可能是”望”的讹音，他指出:”按今江以北，凡市贾听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⑽(器用)有些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有些勉强，认为幌本指帷帘，人们根据酒旗形制如帘而引申称酒幌，进而泛指各种招幌，至於这种情形何时出现，人们根据明代<如梦录>中曾有”铁鞋幌”的记载，推断至少在明代已开始以幌泛指酒招之外的一般招幌子⑾。但是”幌”的用法却很早，如晋张景阳<文选•七命>有”重殿叠起，交绮对幌”的记载，唐陆龟蒙在<和初冬偶作>中也有”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的诗句。表。多指酒旗，或是酒旗的别称。对於这种称谓，古书也有提及，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就曾写道:”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这裏的”表”显然是指酒旗,酒幌。帜。也为酒旗的别称。如前所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描述如下:”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帘,青帘,布帘,帷帘。多指酒旗，也可视为酒旗的别称，也称酒帘,酒幌。这种称谓较为固定，在古人的诗词中，多有提及。唐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刘禹锡<鱼复江中>:”风樯好往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等，均提到这种称谓。标。指草芥,草标,草帚。一般插在所售物品上，作为出售的标志物，由於在民间交易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便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招幌。<水浒传>曾提到草标：“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裏的草标就成为特定意义的招幌。望,望子,酒望,望竿等。也是酒店门前的酒旗,酒幌。如前所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秋>中曾描述:”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招,引招,换招。招幌的简称，因有招徕顾客之意，故称之为”招”。既可以指酒旗，也可以指能携带,可移动的有字招幌。<水浒传•供人头武二郎设祭>载:”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後头走过来。”这裏的”招儿”指的是酒店的酒幌。牌。招牌的简称。这裏的招牌，指的是书写有店名,字型大小或经营内容的字招，也称之为标志幌，既有招牌的特点，又具有幌子的功能。关於二者的区别，下文有详细敍述，这裏不再赘述。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由於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别，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幌子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实物幌,模型幌,商品附属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和文字匾牌⑿。尚洁在<天津的商业招幌>一文中将幌子分为九类:实物幌,模型幌,包装物幌,暗示幌,灯具幌,旗帘幌,文字幌,图案幌及图文并茂的幌子⒀。曲彦斌在<古今招幌>一文中将招幌分为五大类:即实物幌,模型幌,象徵幌,特定标志幌和文字幌⒁。尽管我国学者对幌子广告的分类存在著认识上的差异，但对某一类具体幌子广告的解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实物幌:一般被认为是悬挂在商店或店铺上方的实物商品,所售物品。有些稍加修饰，有些则保持商品的原貌。模型幌:这是在实物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较为成型的广告形式，主要是把商品实物加以放大,缩小,夸张,变形，形成较为固定的形状，这类幌子，有的夸张甚巨，有的则更加美观,精致。制作材料以木质为主，它辅以和商品相关联的其他材料。象徵幌:是模型幌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象徵幌可分为借代性象徵幌。如酒店挂酒坛,悬酒壶等;隐喻性象徵幌。如饭店挂笊篱等;图画幌。图画内容抽象或直接反映经营的品种,类型或内容。特定标志幌:以特定的标志来代表经营的类别或经营的品种，这裏所说的特定就是指约定俗成，经营者和顾客均能理解的特定标志，如寿衣店门前逾尺高的黑靴子，理发店门前的白布帘，清真馆门前的蓝色布帘等。文字幌:在布帘,酒旗或实物,抽象的模型上书写特定文字的幌子广告。又分为单字,双字,多字文字幌。这种类型的幌子广告为数众多，如典当铺的”当”字，旅馆的”店”字，酒店的”酒”字。有的字数甚多，如<水浒传•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提到景阳岗山脚下酒店的酒旗上上书”三碗不过岗”五字，更有甚者，如老北京德爱堂药房的冲天招牌上面写有”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多达十馀字，创文字招幌字数较多的记录。统观以上分类及对不同类型幌子广告内容的说明。笔者认为，从幌子广告的起源及幌子广告的性质看，幌子广告可以分为传达社会生活信息的幌子广告和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由於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著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而，其表现形式也较之前一种类型的幌子广告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从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看，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可以概括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大类型。参考文献：⑴摩尔根.古代社会[M].三联书店,1978.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⑶白虎通义[M].⑷韩非子[M].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⑽翟灝.通俗编[M].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
《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的农贷研究》【作者中文名】 刘志英; 张朝晖; 【文献出处】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极度衰败、农村金融极度匮乏、农民深受高利贷盘剥的状况下,作为新式金融机关的浙江地方银行却将资金投入农村,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部分地流还农村,这一新举措无疑给资金枯竭、高利贷横行的浙江农村金融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浙江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该行在农贷工作中善于因地制宜、顺势而谋、大胆探索,体现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 -------------------------------------《期待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拓展》【作者中文名】 朱英; 【文献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只是其关注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在经济方面的探讨略嫌不足。建国以后,学术界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也主要是重点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等问题,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90年代以降,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史学界更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分析历史,吸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迄今为止,无论在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上,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较多薄弱环节。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争取新的突破。首先,在重视农业史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手工业史的分析,因为在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作者中文名】 李德英; 文献出处】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成都平原是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区,押租制度在此地十分流行,不仅对该区域的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一些县级档案资料和土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作者中文名】 江国华; 【文献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作者中文名】 杨涛;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6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运作脱节之分析》【作者中文名】 杨发源; 刘敏; 文献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管理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脱节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城市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清代地方城市管理制度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而管理执行者素质低下、敷衍塞责,导致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管理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翁同龢晚年思想述论》【作者中文名】 周立人;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1830-1904)是近代中国颇具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因主张革新、支持变法事业,1898年7月遭顽固派开缺革职乃至编管严惩的政治迫害。至1904年7月去世前,翁同龢在故乡常熟度过了人生最后 ———————————————————————————————《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作者中文名】 谢俊美;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晚清社会变迁; 爱国政治家; 民族性; 【英文关键词】 social vicissitude of late Qing Dynasty; patriotic statesman; national features; 【摘要】 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 -------------------------------------《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作者中文名】 刘学照; 【作者英文名】 LIU Xue-zhao（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张謇; 庚子年; 东南意识; 【英文关键词】 Zhang Jian; the year of 1900; consciousness of Southeast China; 【摘要】 庚子年(1900年)间,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作者中文名】 张小强; 【作者单位】 广西钦州学院政治与经济系 副教授;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均转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页、76页)。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同上书,第26页)。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地区精英阶层社会心态探析》【作者中文名】 周学文; 【作者英文名】 ZHOU Xue-wen （School of Sociolog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文献出处】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东南地区; 社会心态; 精英阶层; 【英文关键词】 the Boxer Campaign; southeastern China; social psychology; elite class;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南方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出现这一强烈差异的原因,与南北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南富北穷、政治上的南松北紧、文化心态上的南新北旧而使得各自的精英阶层产生不同的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东南互保”前期地方对外政策》【作者中文名】 李崇德;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文献出处】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东南互保; 地方督抚; 自主外交; 【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走上了对外宣战的道路,而地处东南的督抚们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和全局形势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央的对外政策。这种全新的自主外交方式虽“背经离道”,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作者中文名】 孔祥吉; 【作者英文名】 Kong Xiang ji;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文献出处】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7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摘要】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风雨四十年——对清朝总理衙门的浅析》【作者中文名】 刘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 Public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总理衙门; 近代化;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摘要】 文章针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作了粗浅的分析,全文分为三部分,先是探讨了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其主要职能,最后探讨其意义。鉴于对总理衙门的意义历来都备受争议,所以文章重点放在第三部分,并在其中渗透作者的倾向。 ——————————————————————《社会生活史图像试题解析》【作者中文名】 郭子其; 【文献出处】 历史学习, History Learning,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除了有关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试题外,还有社会史试题,高考命题者采用社会史的新范式来命题,给高考试题增添了耳目一新的意境与面貌,也有效地发挥了高考的 ————————————————————《中国工业化路径初始选择的失误》【作者中文名】 王云秀; 【作者英文名】 WANG Yun-xiu（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ina Petroleum University; Beijing 102249; China）;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工业化; 路径; 初始; 失误; 【英文关键词】 industrialization; option; mistake;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选择了一条以军事国防为中心的工业化路径,民用工业成为军事工业的附属和补充,"求强"高于"求富";"求富"服务于"求强"。由于路径选择的失误,不仅军事工业注定不会成功,本该发展的民用工业也非常滞后,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作者中文名】 夏东元;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我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即确定以学术界少人间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861年至1901年4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思想研究》【作者中文名】 黄庆林; 【导师】 史革新;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6 【论文级别】 博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黄庆林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8-03-13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时期; 清政府; 守旧派; 思想; 【英文关键词】 Yihetuan movement; Qing government; conservational group; thought; 【中文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是指通过镇压维新运动执掌朝政大权、维护传统旧体制、排斥西方文化、利用义和团以灭洋泄愤的封建政治文化派别。他们活跃在戊戌政变后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承传统,保守旧有的政治文化秩序。这些人主要包括载漪、载勋、载濂、徐桐、刚毅、崇绮、赵舒翘、启秀、英年、董福祥、毓贤、李秉衡等清朝王公大臣。 严格说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守旧派了,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要求在保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学习西方,求得国家的强大和发展;他们也曾要求奉守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保障列强在中国的使臣和传教士的安全,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国家建设;他们自觉要求保护国家权益,防止利权流失。因此,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的洋务派相似。 尽管守旧派思想落后、守旧、排外,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某些积极的内容:他们对于国家利权的维护、对于民生休戚的关怀、对于内政建设的意见... ————————————————————————《北洋海军中的闽籍将领》【英文题名】 Officers from Fujian in Beiyang Navy 【副题名】 对晚清一个特殊军事群体的研究Research about an Special Military Group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中文名】 黄建平; 【导师】 王民; 【学位授予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7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福建师范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7-11-06 【关键词】 北洋海军; 闽籍将领; 群体; 派系; 军事素质; 【英文关键词】 Beiyang navy; fujian navy officer; group; clique; military qualities; 【中文摘要】 从某种角度看，晚清中国海军闽人群体可以称为在近代中国所形成的几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军事集团之一。虽然这个集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较弱，不同于湘军、淮军等这样的政治与军事集团。但鉴于这个群体的出现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对其作整体考察和研究也具有特别意义。在晚清发展最为成熟和力量最为强大的北洋海军中，闽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将领群体。在晚清北洋海军的兴起、发展过程中，这个群体始终是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晚清北洋海军建设中处处有他们的身影，海军建设的兴衰成败也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问题上他们也成为倍受争议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出现是晚清洋务运动，特别是海军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他们的表现和作为也成为检验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概况、形成过程、所作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研究，除了从回顾这个群体的历史，展现其全貌的角度有其意义。同时，这种系统研究的视点也延伸向了另外一角，即晚清海军建设成败的经验。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作者中文名】 章育良; 曹正文;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献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Hunan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1]由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对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也就比较广,本文仅就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的研究著作作一简要述评,以期有助于李鸿章研究的发展。一、中国大陆研究根据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中国大陆的研究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1901—1949)、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改革开放后至今(1979—)。(一)解放前(1901—1949年)这一阶段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要首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部传记是在李鸿章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写成的,也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梁启超分别从军事、洋务和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了剖析和评价。在军事方... ————————————————————————《探析中日近代化结局殊异之因》【作者中文名】 姚晓玫;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文献出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化; 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国家干预经济; 【摘要】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可从社会变革的力度、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作者中文名】 秦英君; 【作者英文名】 QIN Ying-jun（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NU; Beijing 100037; China）;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 西方科学文化; 文化解读; 特征; 【英文关键词】 modern era;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eature;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作者中文名】 易杰雄;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 【文献出处】 学术界, Academics in China,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蛮、夷、戎、狄”; “法、术、艺”; “西学”; “新学”; 新文化运动; 【摘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
古人云：“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东西方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也都有“不让于师”的学术风范。悠悠历史表明：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佳境。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汉武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造成长期万马齐喑、一家独 鸣的不正常局面。西方何尝不如此？中世纪政权、神权的联合统治同样黑暗残酷（最突出的例证是活活烧死伽利略），而文艺复兴才开创了欧洲文明的新时代。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猛烈冲击了禁锢中国人民几千年、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开辟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新时代。 “五四”文学革命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重要侧面，它同样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开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时代。“五四”之后，作家辈出，佳作如林，“五四”新文学成了世界新文学的一支劲旅，闪耀着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便呈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风格流派纷呈，二是学术争鸣热烈。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魔幻派、象征派、未来派……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坛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学术上，则出现了一个直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1935年，为了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第一个十年（1919－1929）的丰硕成果,在“五四”文化名人蔡元培、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它专列一集的《文学论争集》则尽力收录了名家名派（包括“五四”新文学的反对派）的学术观点，充分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正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榜样引导下，我将自己自1959年至今的50余篇（非全部）学术论争文章编成了《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该“集”共分四篇，即：第一篇鲁迅文学论争；第二篇现当代文学论争；第三篇港台文学论争；第四篇史学、未来学论争。文章俱在，本不必再饶舌；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关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一文的写成和发表。 此文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已是46年前的旧作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正在念三年级。知何历史？懂何曹操？这篇小文章（仅千余字）纯粹是一篇即兴之作，是郭老（郭沫若先生）长文《替曹操翻案》的读后感。郭老文章滔滔汨汨，才华横溢，但也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他说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正是发展了黄巾农民起义军的事业，便让人感到费解，感到强词夺理。对比之下，我感到还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好：曹操是一个英雄，戏台上的白鼻子曹操不是真正的曹操；但他毕竟是一代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也不能不残民以逞过。镇压黄巾起义，自然是曹操的丰功伟绩之一；但血腥镇压本身应该说比较复杂。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是代表被压迫农民利益的，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曹操对黄巾起义的镇压和剿灭，代表的正是封建统治的利益，可以说是反动的，怎么能说是代表了黄巾起义的利益、发展了黄巾起义的事业呢？我直感到郭老把问题混淆了，翻案“翻”过头了。“初生犊儿不怕虎”，便斗胆写下了《要客观地评价曹操》这篇小文章，并被破格录用了。 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了一点风波。《人民日报》在学术报道中，几乎全文引录了我的文章，似乎我成了与郭老分庭抗礼的“史学大家”，闹得我惴惴不安。果然，郭老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再论替曹操翻案》。虽然未点我的名，但说到“有的人不读书好求甚解”，显系指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而言。这个中肯的批评，我虽然感情上有些压力，但理智上还是接受的。比起郭老来，我读过几本书？我那篇小文章不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又是什么？ 然而，不读书诚然不对，但“好求甚解”者未可一概否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的“好求甚解”往往可以意料之外地破“当局者”之“迷”。郭老在替曹操翻案的基础上，写出了话剧《蔡文姬》，剧中的曹操不再是白鼻子，而成了丰功伟绩而又亲切感人的正面英雄人物。遗憾的是，戏中的曹操十几年盖一条棉被，艰苦朴素超过了“老红军”、“老八路”，这就又开了历史的玩笑了。我想：假如当年郭老从我的“好求甚解”中吸收一点积极因素，对曹操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否就不会闹曹操十余年盖一条棉被的笑话了呢？ 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才知道当时《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的主编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邓先生何以会发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小文章来开罪郭沫若先生？我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学术争鸣精神的支撑呢？毕业留校任教后，我有幸认识了邓先生并向他当面表示了感念之情。现在，郭、邓二先生都早已驾鹤西去，我只有敬祷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
古人说：“做我的部门。”西格亦云：“爱，我的爱，我爱的真相。”可见，大优良传统，东方与西方的尊重，但也分学术风格。悠久的历史：两者的结合，探索学术发展的佳境。竞争争夺它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春秋。后汉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长期固定拉响一个不寻常的情况下分开。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世纪的制度，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明的政教合一的联合统治的黑暗和残酷（最突出的例子是被活活烧，伽利略），并创建一个新的时代。 “54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高举”科学“和”民主“两个横幅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拘留，中国的长期停滞多年的猛烈冲击，慈悲的封建背后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54”“五四”文学革命的运动，它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的历史转向了新的一页，开起来的“人民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平民文学”五四“运动后，生下如森林，强大的新文学”54“的作家成为世界文学的杰作，闪烁熠熠光彩。 五四新文学的开始将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流派，学术争鸣的激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魔幻阵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施展浑身解数，在文学的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学术赶上与新时代的战国争在1935年的第一个十年（1919年至1929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了文学革命“54”，“54”文化名人郭沫若，鲁迅，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茅盾续约，叶圣陶，郁达夫的大力支持下，由上海友联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了10卷本“中国新文学火车集”文艺争鸣“企图搜集响亮的名字发送（包括“54”，“学术观点的反对新文学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不同意，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新文学的文学论争的例子我自己的指导，建立自1959年以来到目前的50篇文章（不是全部）的学术辩论文章“消失，并退出学术争鸣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给读者的批评，并希望得到更多。“集”分为四种类型，即：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辩论，现代和当代文学辩论第二广播三台文学的争论，历史学家，未来学争议文章在俱乐部，它不有，说唱，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客观地评价曹操”195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光明日报”，写作和出版历史学家本质上说，是46岁，我是北京大学，正在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但什么样的历史？了解如何曹操（1000字以上）的这篇小文章是纯粹的即兴书评代表郭老（郭）的长篇文章“曹操”翻案。郭老文章涌动话筒，有才华，但真的很夸张，他说，曹操镇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巾农民起义军的职业发展，他们很难理解，觉得任何韵或理由。相比之下，我鲁迅“风格晋药物和酒精的关系，”他说：曹操是一个英雄，白色的鼻子曹曹的阶段，是不是真的曹操，但他是，后所有代表封建帝王，为了夺取王位，他不能失败，其余的人民，为了要成功镇压黄巾，自然是曹操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应该说，越是复杂的血腥镇压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也有一定意义上的进步。曹操压制和消灭黄巾，代表的利益，封建统治，可以说是反动的，你怎么能说黄巾黄巾职业发展，代表他们的利益呢？直郭老混乱翻案“到”过头“。没有太多的孩子不怕虎，我们大胆地写上“曹操专场招聘客观评价。文章，包括一些争议。”人民每日“的学术报告，几乎整个文本逐字我的文章，我似乎成为郭老对手的历史学家，提出我感到不安。果然，郭老条的规定：”代表曹操扭转判决“虽然没有一点我的名字，但是当它涉及到：“有些人不读好找沉杰，我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中肯的批评，情绪压力，但理性还是可以接受的。比郭老来，我已经读了几本书？寻找沉杰不读我的文章“什么？但是，有没有阅读是一个真正的权利，但”好找沉杰“不知道拒绝。常言道：”父亲，像儿子“旁观者”寻找沉洁“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突破”当局“粉丝”剧集剧曹操曹操翻案的基础上，郭老写的是不再是一个白鼻子，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就，并密切正英雄。不幸的是，该剧横跨曹操十，舒适，简单的生活比老红军，八路军，开起了玩笑历史。我想：从我的“曹操的积极因素，多一点一秒分析的”郭老吸收沉杰，不会麻烦曹操笑话，十余年来盖一床被子？ 我，我不知道“光明日报”，历史学家精华编辑总唐明亮，邓小平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教授，历史系。唐先生如何以及为什么他得罪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生？想想，这是否也是一个学术争鸣的精神支柱吗？毕业后留校任教，我有幸知道邓小平先生在他的脸对脸表达了感谢。现在，郭先生，唐，驾鹤西去，长去了，我只有国王祈祷，安息！
《吕氏春秋·去尤》【原文】 人有亡鈇者①，意②在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抇③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④。【注释】 ①亡鈇：丢失斧子。②意：猜想。③抇：掘开。④尤：过失；错误。【译文】从前有一个丢失斧子的人，非常注意观察邻居的儿子的举动。看到他走路，像偷斧子的样子；看他的脸色，像偷斧子的样子；听到他讲话，也像偷斧子的样子。总之，他的动作态度，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样子。后来掘开山谷里的水，找到了斧子。第二天，再看邻居的儿子，他的动作态度都不像偷斧子的样子了。邻居的儿子并没有改变，而是自己的怀疑心理改变了。这个改变不是别的，而是由于先前的看法有错误。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一共是三本，分别是《家》《春》《秋》，关于这三本书中的后两本内容解释如下：一、介绍后两部书的主要内容：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193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主要情节是，高克明要把女儿淑英嫁给轻浮浪荡的陈公子，周伯涛要把女儿蕙嫁给品行恶劣的郑某。尽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事不满，但生性懦弱的蕙逆来顺受，对她充满同情爱慕的觉新又不敢帮她摆脱困境，她只得按照父命出嫁，最后含恨死去。蕙的死教育了高家的年轻人，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帮助下，淑英终于逃到上海，重获新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自由、美好、绚丽的春天。这部小说表现了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判。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7月初版。作品《秋》的从封建家族后继人的堕落上以及从封建观念受毒最深的懦弱者的反抗上，描写了封建大家庭高家的最后衰败。主要情节是:经过一系列事变之后，克明和觉新虽然还想维持高家的门面，但它已经到了千疮百孔、无法挽救的地步。克明的儿子不争气，克安、克定公开纳妾宿娼，克定的女儿淑贞不堪父母逼迫而自杀。克明死后，克安、克定闹着分家，最后将高公馆卖掉，各家搬出另觅住处，高家彻底崩溃。《秋》是解剖封建社会教育弊病的一本书。巴金在揭示这种愚昧、专制的封建家庭教育戕害灵魂的同时，又深入地提示了这种反动教育在怎样地一步步地伤害那个时代的少年的生命，梅的夭折就是对万恶的封建制度杀害下一代的血泪控诉。二、补充解释：1、补充解释《家》的内容：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是作者的代表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5月，首次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家》中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作品在描写青年一代爱情悲剧的同时，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封建大家庭的必然的衰落过程:高觉慧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杂志，对家中在道德礼法掩盖下的种种腐败现象十分厌恶，他的祖父高老太爷是家中的专制魔王，一手包办儿孙的婚姻，造成了梅芬、鸣凤、瑞珏、觉新等人的悲剧，觉慧不满大哥觉新的"作揖主义"，积极支持二哥觉民抗婚。最后，当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象征高老太爷死去时，觉慧毅然离家出走，奔向新的生活。2、补充解释《激流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巴金的早期代表作。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呼吁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起着巨大的作用。
将其分为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公孙龙子，孙子或者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墨家，名家，兵家等等各家文章皆为经典，都可搜索到
你好！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发展，出现了孔孟老庄等大哲，形成了诸子百家等流派。不过这一时期是典型的乱世，诸子百家、孔孟老庄无不感叹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等级的松弛与天下形势的动荡，蕴含着促进思想繁荣的结构空间。而思想的繁荣，又是对当时社会失范的不同回应，墨者企图遏止兼并战争，道者希望回归小国寡民，而儒者承继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传统，希冀重新恢复秩序与和谐。 一、仁者爱人与儒者之维 春秋时期，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性的思潮兴起，传统的天命观念出现分化，虽然天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终极根据，仍旧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但天人关系中天的神秘色彩开始弱化，人的位置逐渐凸显。《左传》载史嚚之言：“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天神依从人，意味着人事成为家国兴亡的主宰，人从天的笼罩中解脱出来。类似的言论层出不穷，郑国裨灶主张用国器瓘斝来禳除火灾，子产不听：“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昭公十八年）《孙子兵法?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就是阴阳变换、寒暑交替、四季流转。此时，对于那些具有真知卓识的思想者来说，天的神秘性、权威性已经相当弱化了。 中国文化中牢笼万象的价值本源——天，遭到了理性的挑战，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显然也受到这种在精英知识人中流行的人文主义理性思潮的影响。在记载孔子言行、事迹的《论语》一书中，就有孔子理性对待鬼神、客观对待天意的言谈、事例 。《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大约在弟子的记忆中，孔子从不谈论鬼怪、神异之事，而且要求弟子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雍也》篇载，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于与鬼神类似的天，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四季运行，万物化生，都是天的自然状态。由此，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天已经从巫觋氛围中脱魅，成为客观自然的认知对象，不再居于思想的中心，而是淡化为观念的背景 。 正是由于受到当时这种人事理性的影响，孔子对社会失范根源的探索转向人本身，特别是人心的本质。孔子使用的概念是“仁”。在《论语》中，仁出现了百余次，而且孔子及其弟子多次郑重讨论仁。在孔子之前，虽然仁是德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其内涵有范围限制 。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包含其他德目的最高概念，具备了普遍的根本性特质，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 ，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人性基础。不过，孔子并未对仁作出确切的、一贯的解释，对于不同的提问者，他的回答也不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子贡问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仁是善良的源泉和正义的依据，人培育这种感情并以此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孔子没有以定义或概念解释仁，而是以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行动揭示仁的内涵。恭敬辞让、谨慎勤俭、廉直义勇、宽恕惠敏，特别是个人以一种爱人之心进行换位思考后的行动选择就是仁。 那么，关于“仁”的一般内涵是什么呢？《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即“相人偶”，人际间的人情关爱。《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引郑玄、何晏、孔颖达等关于人偶、相人偶的解说，注曰：“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 刘文英认为，相人偶是一种古老的礼仪，二人见面，互相作揖表示敬意。仁字的结构就是相人偶的象形，相人偶礼仪是仁的观念的客观原形 。白奚则以为，相人偶是以待人接物所应有的礼貌和情感来表达敬意和亲爱之情，即郑玄所谓的“以人意相存问” 。这些解说都从“人二”出发，将仁看作由人际关系而生发的社会互动准则。此外，许慎还补充说，古文仁字还从千心。不过从出土竹简来看，“千”乃是“身”的误写。郭店楚简“仁”写作“ ”，此外义、勇、畏、顺、疑等一大批字也都从心符 。由此，廖名春认为，仁字之“二”实为“＝”，是“心”的简化符号。许慎误认为二，兼爱说、相人偶说等都是从许慎之错中衍生的误解 。 孟子从人性的角度探索仁的渊源，他称人性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亦即仁、义、礼、智 。《公孙丑上》和《告子上》两篇都提到这四种善端，孟子认为这些善不是后天习得，而是“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是“赤子之心”天然具备的良知良能。这些善端也是人与禽畜不同之处，“人异于禽兽者几稀”，动物的行动体现的是自然本能，而人除了本能之外，还有仁义、慈爱、善良等社会属性。实际上，孟子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其解释仁就兼顾了人与人心，《尽心下》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朱熹注曰：“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 按照《中庸》“亲亲为大”的说法，这个“仁”就是指人的互相关联、彼此关系的社会属性。而《告子上》曰：“仁，人心也。”仁的特质又表现为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因而仁首先是个人的内在品质、内在道德修养，而且这种品质不是个人孤芳自赏的精神财富，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秉持的情感原则和价值取向。 综而言之，所谓仁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仁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也是个人心灵自我遵循的一种价值实体，就是善 ；其次，仁是人际互动必须遵从的、体现的价值准则，即惠爱。因此儒者强调的仁、善等个人修养，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基础，包含着遵守社会规范的内在自觉。 二、克己复礼与儒者之纲 孔子一生颠沛奔波，游说诸侯，希望能够恢复周代的和谐秩序，特别是西周时期的礼制。在孔子看来，周公是最伟大的君子、圣人，西周是最符合仁、礼的理想时代，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而周礼的核心是确立等级结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小记》），把这些原则推及到天下，进而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并确立社会秩序，就是“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礼的原始型态是祭祀的仪节，后来这种仪节被挪用到其他形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礼仪制度，并逐步抽象为社会生活的普遍互动规范 。孔子之前的儒者，既传授诗书礼乐的知识，也从事礼仪的具体操作。作为儒者的后裔，孔子从小就对礼仪很感兴趣，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日常生活中“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不过，孔子的行动表明，儒者已经趋向于将礼仪视作一种程式，从而更看重仪式蕴含的道德意识和象征意义，也就是极为重视礼的规范性意义。季氏作为大夫却僭用天子之礼仪，这种严重破坏等级秩序的行为引起孔子的担忧，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具体表征，就是名或者分。儒者在克己复礼的实践中还认识到，人心之仁、人性之善等内在修养虽然是遵从礼的价值基础，但是要想恢复三代之时礼俗醇美的景象，还需要个人将礼表征的名、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才能以仁爱之心有效地、恰如其分地遵从礼的规定，维护礼的运转和社会秩序。因此，孔子特别强调正名，他回答子路“为政奚先”的提问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是这个连锁反映的总根源，作为一种角色符号，代表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张德胜指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就是社会学术语——地位，作为行动准则的礼则是规范。名相对于礼而言，就等同于地位之于角色 。所以孔子强调，必须辨正名分，以使个人的社会行动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名分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使每个人安心于自己的角色，也才能够使社会运行的状态与礼的规划协调一致 。 孔孟认为，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善良之性，故而乐于尊崇礼义，所以克制自己的欲念而恢复仁、善，也意味着个人行动回归礼义。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人无法自觉地克服欲望，必须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惩罚、规训人们遵从礼义规范。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人性之所以为恶，是因为“人生而有欲”，这种欲望天然合理，但却会使社会陷入混乱纷争，于是“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对于如何由乱而至治，荀子一如前辈儒者，将礼义作为克定乾坤的关键。不过，荀子从人的群体特性，提出发挥礼之社会功能的新机制——分（fēn），也就是分别、区分，“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分，作为礼之发挥功能的机制，能够使人们确定彼此的社会位置，明晰相互的等差秩序，从而使人们和谐相处，协调一致。 古代哲人曾就人类社会的起源、人与动物的区别提出种种假说，荀子则就人类的生存方式指出，人力不如牛，跑不如马，但牛马却为人所用，人之所以能够凌驾于禽畜之上，根本原因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王制》）即人能够组成群体、由群体互动而联接为社会 。人何以能够组合为有机群体呢？在于人能够确定彼此的名分：“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富国》）分（fèn），即角色、地位，《礼记?礼运》：“男有分，女有归。” 郑玄注云：“分，犹职也。”分的本意指职业，一指行政系统中的职位，二者指人们从事的行业，尤其是农业生产关系 。由分（fēn）产生的结果分（fèn），表征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即君臣、父子、兄弟、男女等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区别和地位，体现了独特的社会结构 。 荀子关注的分，与孔子关心的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名，作为来源于象征的符号，表征的“实”是个人在社会结构的角色。分，作为个人与他人的区别与差异，相应的名也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儒家主张“正名定分”，严格确定个人的角色地位，同时控制角色之名与地位之实保持一致，其实质就是确定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分野 。名与分，就是礼义确定的名号与地位，故荀子曰：“人道莫大于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而礼在于辨别差异，“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礼别尊卑贵贱之名、亲疏远近之分，这种主张是儒家的共识，在其他儒者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礼记?哀公问》曰：“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周易?序卦》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礼义能够使君臣、父子、夫妇恰如其分地处于各自的位置，也就是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因此，礼确定了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地位，也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等级阶层意识，从而自觉地认同礼义标识的等级区分和伦理秩序。因而，尽管儒家学说包含着太多理想而显得有些迂阔繁琐，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太史公自序》） 三、为政以德与齐之以刑 商周时期，儒者是巫祝史宗一类神职人员的后裔，他们传授诗书，主持礼乐。在春秋时代，孔子秉承三代传统，尤其是西周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特质，通过传授弟子、游说诸侯，逐渐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对比诸子百家，可以说儒家与传统的礼、德联系最为紧密，尽管历代儒者也有所修正、有所发挥，但内在理路没有太大的分野。 儒家尊奉的六经之一《尚书》已经阐明，明德慎刑、为政以德是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社会理念。《大禹谟》记载帝舜教诲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以刑罚辅助教化，表明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并不将刑罚作为治政的主要手段，刑只是德的补充。周公称颂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并一再告诫康叔，“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康浩》），天下之人乐德而恶刑，所以必须多施恩德而少用刑罚。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认为：“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儒家秉承了这种传统理念，主张守礼尊德，施行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如果以德治天下，则万民归心，意味着社会运行流畅，秩序井然。孟子则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如果尧舜不施仁政，也就不能治平天下，所以他主张以“仁”治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 当然，儒家并没有彻底放弃刑罚的应用，当人们的行动超出了礼的容忍限度而受到惩罚时，就已经是刑律在发挥作用了。即使如孔子大力提倡仁、礼、德，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使用刑罚。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国君在今山东境内的夹谷相会结盟，孔子其时为鲁国大司寇，随从鲁定公出访。据《毂梁传》记录，鲁定公与齐景公会谈结束后，“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此事又两见于《史记》：一为《鲁周公世家》：“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一为《孔子世家》：“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孔子杀优的举措尽管与其一贯宣扬的仁、德不能一致，但确实是维护礼的必要行动，即使说这是杀人建威以争取外交筹码，但至少其借口是维护礼的威严。 孔子诛杀优倡之事，表明儒者的实践并没有放弃刑罚，而是主张以礼为主而以刑为辅，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刑、政具有外在的威慑力量，德、礼却可以感召人们从内心里认同等级、人伦秩序。虽然孔子推崇德、礼，但是政、刑也不可偏废，所以孔子主张先礼后刑、先教后杀 ，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是一种恶行。与此类似，荀子则明确指出教与诛的辩证关系，先教后诛，教与诛并重：“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富国》）不过，荀子主张的诛，与祖师孔子主张的杀已经相当不同。孔子只是将刑罚作为德政、礼治的必要补充，荀子则把刑罚作为整顿社会的基础手段。实际上，处在战国晚期的荀子，虽然仍然坚持礼乐的象征意味对社会生活的示范意义，但是治理社会的具体思路已发生了微妙的转向。这种转向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明显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因子，由礼转向了法 。荀子认为礼是法的基础，“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所以治理天下必须礼法并重，“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君道》）在“隆礼”的同时也主张“重法”。礼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之经，礼与刑。”（《成相》） 事实上，虽然儒者各自有不同的思路，礼、乐、刑、政却是他们共同探索的原则。《礼记?乐记》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作为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作品，表明刑、政在儒者治平天下的实践中也是一以贯之的手段。 四、修身齐家与社会运行 诚如我们前文指出，儒家追寻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关注的目光由天转向人本身。礼崩乐坏、等级秩序颠覆，乃是因为人心不仁、人性不善。克服自己的欲望，重新找回已经放逸的仁爱之心和善良之性，就成为儒家整顿社会秩序、经济家国天下的基础工作。《礼记?大学》设计了一个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流程，其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个流程由个人扩充至家族，再由家族推广至邦国，再由邦国普及至天下，是一个逐步放大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个人是基础要素，也是根本，决定着家族能否和谐，决定着社会是否有序。《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所谓修身，就是推己及人、一视同仁，也即是孔子的仁人之心、忠恕之道 。这说明儒家设计的推动社会秩序化的进程，是从个人向家族拓展，再由家向国拓展，再由国向整个社会拓展，层层推进，最终营造社会的有序格局。故孟子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 因而儒者特别强调修身，培养自觉的仁爱、善良之心性，“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修养品性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安定、宗族和合，更在于实现邦国安康、天下大同。儒者以为，人心之仁和人性之善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血缘亲情。孔子坚信，人的本性中血缘之爱是无可置疑的，儿子爱父亲，弟弟爱哥哥，都是人共有的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真性情引出真感情，这种真感情就是孝、悌 。仁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与依据，人保有这种感情并且以此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可以推己及人，产生广泛的爱人之心。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弟子有若则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而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家庭、家族之中的孝、悌之情，是人心之仁的突出表现，这种血缘亲情无疑符合道德理性，是社会治乱的根本。 儒家之所以强调个人的品性修养，即是希望通过个人和合家族的实践，达成治平天下的任务。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人格与道德理想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这种思路，肇源于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古代中国社会被称为“家国同构”，家族的组织结构、行动原则同样也是邦国、甚至天下（社会）的组织结构、行动原则，社会是一个放大的家族，而家族是社会的模型或缩影。家族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空间，而且个人在家族结构中地位、角色，也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地位，符合家族要求的仁爱道德、礼义规范，同样适用于庙堂、社会。涂尔干指出，如果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这个次级群体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并纳入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 。而中国古代的家、家族，就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一个次级群体，个人要想有效融入社会，就必须努力履行和合家族的伦理规范。故《孝经》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顺可移於长；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治家有方，则可做社会管理者。即个人如果能够有效履行伦理规范和合家族，也就意味着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更广阔范围的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因此，孔孟儒家的终极关怀，实际上就是礼造就的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仁与礼具有同一性，他并没有将仁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而是认为仁与礼具有同样的价值内涵，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而孟子则将礼、仁、义、知看作人性之善的四端，也是将礼、仁看作平行的、对等的存在。仁的价值立场，就是礼的规范要求，只要人们充分发挥爱人之仁，那么遵守礼就不成问题。也即是说，仁是个人的内在修养的外化表现，礼是一种笼罩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行动规范，二者虽为不同的概念，但却有着共同的基础：遵守礼的人性基础是善，而仁这种实体性的内在修养表现出的价值立场也是善，由此礼、仁达成了一种价值关联。儒家学者对人心之仁、人性善恶的探索，重在说明重新恢复西周的礼是可能的。仁、义、知、信、敬、恭、宽、信等道德修养，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促使礼的正常运转。当然如果个人不能遵从礼义规范，儒家也不排除使用刑罚惩戒其回归礼的轨道。 儒家把能否遵守礼乐规范看作是人心善恶的表现，因为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也是社会秩序的象征，而秩序得以保证的前提是人对礼的尊重和敬畏。对礼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于人的伦理与道德自觉，没有礼，个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达，社会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 。所以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并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尧曰》）。在儒者的话语中，礼已经抽象为制约个人行动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体系，礼确定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地位，也确定了彼此的互动关系和行动结构，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序列。在这种差序格局之中，个人的位置也就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人们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劳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由此也形成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 总之，儒家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由个人的内在修养和理性行动，逐次推广，将个人、家族、邦国乃至天下纳入一个体系。个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良善之性，从而能够遵从礼的约束和规定。所以个人必须培养自己的仁爱、孝悌、信义等道德情感，才能够顺适礼义，并将礼义内化为自觉的行动意识。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内化的思想规范确保个人的理性行动，从而能够有效和合家族，由家族而邦国、天下，推动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有序运行
历史学核心期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等，但文章要相当够水平才行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史学月刊》
国内的历史学核心期刊目录 1.中国社会科学 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社会科学战线 4.学术月刊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6.天津社会科学 7.学术研究 8.江海学刊 9.江汉论坛 10.江苏社会科学 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文史哲 14.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5.浙江学刊 16.浙江社会科学 17.社会科学研究 18.求是学刊 19.社会科学(上海)(吸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社会科学辑刊 2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3.中州学刊 2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5.人文杂志 26.求索 27.思想战线 28.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0.国外社会科学 31.南京社会科学 3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齐鲁学刊 36.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7.学海 38.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39.江西社会科学 40.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河北学刊 43.学术界 44.东岳论丛 45.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6.东南学术 4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并入:社会科学) 50.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2.北京社会科学 53.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学术论坛 55.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6.广东社会科学 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8.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60.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山东社会科学 62.探索 63.学术交流 64.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65.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6.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8.北方论丛 69.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0.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1.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7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3.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5.宁夏社会科学 76.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8.云南社会科学 79.长白学刊 8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1.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2.江淮论坛 83.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4.河南社会科学 85.内蒙古社会科学 86.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7.甘肃社会科学 88.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9.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0.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1.晋阳学刊 92.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4.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5.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6.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7.贵州社会科学 98.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9.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史天地》很不错的。还有《历史文鉴》也行。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清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抗日战争研究,史林,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 ,世界历史 ,安徽史学,西域研究,史学集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历史档案,民国档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敦煌学辑刊,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教学,文献,历史教学问题,中国地方志这些都是国内的核心刊物，都可以直接给它们投稿。具体投稿方式可以在网上查，也可以直接与他们电话联系。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史教学》中学版、《中学历史教学》这些对中学教师而言更直接、更实用。
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史学理论研究》7. 《中国文化研究》8. 《文史哲》9. 《清史研究》10. 《史学集刊》11. 《中学生政史地》12. 《文史知识》13. 《文史》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