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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称为“理学三先生”。然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
“本源—本体”论的建构——论隋唐重玄学对道家思想的承续与建设摘要：本文主要在佛道交涉的视域中论述了隋唐重玄学对其道本论的建构，并且指出：作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在历经了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的嬗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的道本论相反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以其区别于前期道家的“本源－本体”论坚守住了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立场，而这一立场，恰恰是与佛教中观缘起性空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 关键词： 道家思想 佛教中观 崇本论 反本质主义 “本源—本体”论 作为道家思想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之后的第三期发展，昌隆于隋唐时期的重玄学无疑代表了这一时期道家哲学的主流。在目前学界的共识中，隋唐重玄学以其借鉴于佛教中观学“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而迥异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那么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经历了道家学说从先秦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转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学说的“崇本论”截然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最后的理论形态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来说究竟是一种理论建构上的全面颠覆还是一种终究未能偏离原旨的因循沿袭？如果隋唐重玄学并未能偏离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那么它又将以何种面目承续道家学说？ 一 如所周知，道家学说自先秦原始道家至魏晋玄学，有一条基本的理论脉络贯穿始终，这就是崇本论。虽然先秦道家的“本源”与魏晋玄学的“本体”在内涵上已不尽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道家学说自《道德经》以来，从未放弃过对万物之“本”的探寻和追问，而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特出之处。那么，在借鉴了与之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是否就此放弃了道家思想这一“崇本”的基本立场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以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回溯到原始道家的道论，以此作为探究这个问题的开始。 道论是道家得以立足之本，道家的一切理论都奠基于其道论之上，原始道家道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再强调道的无可规制性。据此，《道德经》以“无”释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 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指出的，这个“无”并非与俗常的“有”决然对立的空无一物的“无”，而是超越于具象的“有”、“无”等二元对立之上的无可确定性： 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性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是被认做远离一切观念、一切现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同一。因此这种“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的本质。[3] 虽然原始道家的道（“无”）并非如黑格尔所说已成为一种抽象的“本质”，毋宁说，它只是“本源”，而这一对“道”的进一步本质化是由魏晋玄学完成的。但在《道德经》对于“道无”的一再强调中至少可以见出：“道”的这种无可感知和视听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自《庄子》以降，《道德经》中的这个“无”却一再被误读为具象的、与俗常的“有”相对的空无。据此，在《庄子》中，对“无”提出了质疑，《庄子·知北游》中说：光耀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耀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不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在《庄子》看来，所谓“无”只是与“有”相对的俗常的“无”，并未达到无为之最高境界，因而更以“无无”进一步否定“无”。而对于“无”的这一缺憾，在魏晋玄学中同样亦被发掘了出来，在何劭的《晋书·王弼传》中记载了王弼对《道德经》之“无”的置疑：时裴征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征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据此，王弼将其最高本体称之为“至无”，而这一似乎更高于“无”的“至无”，其实不过仍是为了表达“道”的无可规制性而已。于是从《庄子》中的“无无”到王弼的“至无”，道家思想一直试图沿着遣执去滞的理论进路推展道的这种无可确定性，在这一条似乎是漫漫无尽的遣执去滞的道路上，隋唐重玄学由于导入了佛学中的双遣双非而走得似乎更为彻底。初唐的重玄大家成玄英在其《道德经》疏中说：有欲之人，惟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4] 从初唐的成玄英李荣到唐末五代的杜光庭，无不将这种双遣双非的双重否定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这些重玄学的著作中，诸如“非……非……”“不……不……”等的语义模式所处可见。隋唐重玄学正是在运用了这种看似圆通的双遣双非、不落两边而使得其“道”更为无所滞碍，因为在隋唐重玄学的双遣双非中，“道”不但超越了有无，更超越于诸如阴阳、刚柔、因果、本迹、本末等等一切的二元对立： 道性者即真实空、非空，不空亦不不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终非非终，非本非末，而为一切根本。[5]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6] 是知道德为正体，非果非因，非本非迹。[7] 按照隋唐重玄学的解读，魏晋玄学的崇有说当然是滞于有了，而王弼等的贵无说虽然是对于“有”的否定，但是却同样落入了“无”的局障之中，那么这个“无”同样也要被坚决地否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与《庄子》的“无无”说是对《道德经》“道无”论的误解相类似，隋唐重玄学的“非有非无”对王弼的“至无”说亦作出了历史重演式的误解。正是基于这种误读，隋唐重玄学方才得以用“非有非无”进一步否弃王弼等的“至无”。然而隋唐重玄学在这条否定的理论进路上似乎走得还有些意犹未尽，因为他们以为这种中道仍然是一种执着，因而连这“非有非无”的中道亦要遣去，于是就是“玄之又玄”的重玄。毋庸讳言，在对“道”的无规定性的铺展中，隋唐重玄学运用了“非有非无”的双遣法，而这一方法正是源于佛教的中观学。如所周知，佛教的中观是奠基于缘起性空的教义之上的，亦即：中观学意义上的“非有非无”指向的是万物的空无自性。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中观者的二谛中道观：缘起即是性空，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是缘起法，要由众缘而现前，……中观则说无自性与缘起相即相成，彼此有深切的关系……然这里要郑重指出的，性空即缘起本相，不应作形而上的实体看，也不应作原理而为诸法的依托看；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者的拟想，而非缘起性空的实相。”[8]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导入了佛教反本质主义的中观学以后，隋唐重玄学的“道体”是否就此化约在这“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之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隋唐重玄学中，无论道是“非有非无”还是“非古非今”，甚至是“非非有非无”，“非非古非今”等，这种有鉴于中观学的双遣双非所要导出的却绝非是“道”的空无自性，恰恰相反，它要成立的乃是作为万物最高之本体的“道”的真实存在，而所谓“双遣”的表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仅仅是为了彰显“道”的无有规定性，“双遣”本身决不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的。正如成玄英在《道德经》疏中所说：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夷然平等也，无色无声无形……明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若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希夷微也，所谓三一者也。[9] 道虽然无色无声无形，然而却并非象太虚一样地“绝无”，只不过因为道的微妙玄通，无法以常人的耳目感觉罢了，所以决不可将道视为虚无，否则将堕入断见。不但如此，隋唐重玄学还一再肯定了道作为超然物外的最高本体的存在：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10]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11]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12] 在隋唐重玄学中，佛教的中观之道显然已经失却了般若空观的原意，它不过是作为最高实有本体之道的修饰语而被使用着，而这种旨在指向“道”之无可规定性的双遣双非反而更证明了“道本”的实存——这一运思结果显然是与佛教中观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之后，隋唐重玄学并未偏离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以来道家思想“崇本论”的基本立场。当然，与前代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而使得其理论构架变得更为精巧和圆融无碍。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对于佛教中观的导入并非一场极具颠覆性的范式革命，恰恰相反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对于“道本”的无有规定性的进一步推展更为确凿地证明了“道本”的实存，因而这种变革在道家思想的发展中依然延循了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那么接下来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隋唐重玄学的所谓“道本”究竟成立于何种意义之上？或者说，在历经了自先秦的“本源”到魏晋玄学的“本体”的嬗变后，隋唐重玄学将以何种面目承续和建设道家的“道本论”？首先，继魏晋玄学将《道德经》中的“道”由本源说抽象为本体说后，隋唐重玄学将魏晋玄学的这一抽象本体进一步推展。在这一推进的过程中，隋唐重玄学不但借鉴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将其“道”的无可规制性进一步推进（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详细论及），而且径直将“道”等同于“理”。成玄英可谓隋唐重玄学家中言“理”最为频繁的一位。在他的著作中，道即是理、是“无为之妙理”、“自然之正理”、“玄理”、“真理”等的表述随处可见：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13] 至理无塞，恣物往来，同行万物，故曰道也。[14] 真理既绝于言象，至教亦超于声说，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15] 紧跟其后的李荣也基于道的抽象本质将其等同于“理”：（道是）“虚极之理体，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极其真。”[16]而后代的唐玄宗、杜光庭则无不是沿着这一“道理”说的思路继续前进的： 夫至理精微，玄宗隐奥，虽假言以诠理，终理契而忘言，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辩说也。[17] 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18] 从以上引文可以见出，隋唐重玄学的这个等同于“道”的“理”的一大要义在于其虚通无碍、超绝言相的无有规定性，正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德义》中所说：“道者，理也。……言理者，理实虚无。”[19]而正由于“理”的这种无有规定性，使得它能够遍在于万物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矣。”[20]在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中，道与物决不可能仅仅象先秦原始道家那样如母子般血肉相连，因为“理”将不再作为万物的最高生化本源而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存在。不但如此，由于其导入了佛教的本迹说，因而道物之间的关系比起魏晋玄学来说显然更为精致圆融。因为在所谓本迹说中，本既高于迹又不离于迹，本在迹中，迹中现本，本迹不二。运用本迹说阐发作为“理”的道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成玄英可谓重玄家中援用本迹说最多的：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21] 无物者，妙本也。夫应机降迹，即可见可闻，复本归根，即无名无相。[22] 在《庄子疏·序》中，他甚至将《庄子》的内外篇分判为本迹之别：“《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23]而本迹说自成玄英的一再使用，似乎成为隋唐重玄学描述道物关系的固定用法了。如李荣在《道德真经注》中也说：“顺理则契于妙本，顺俗则同尘降迹。”[24]而唐玄宗则说：“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等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25] 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识度中，“迹”是显而易见的，而将“迹”与“本”对举的意义就在于：由可识可见的万物之“迹”中更见出妙本理体的微妙难识，则当然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比起魏晋玄学的本体说来是更为精致圆融了。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并非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其意义首先在于：理作为道的无可规制性和普适遍在性从道作为生化之本的本源性中剥离出来并成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不但表明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区别于原始道家的“本源论”，更意味着其在延循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时的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转换。因为这个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的理将不会再象重玄学家们所指摘的魏晋玄学那样陷落于“有”或“无”的拘禁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26]它将取代任何“有”或“无”的偏执而成为万物之最高本体。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一再强调的是：隋唐重玄学的“理”虽然似乎超越了所谓“有”“无”的禁制，但是它仍然是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而存在的，虽然隋唐重玄学一再宣称破滞去碍，然而这种似乎颇具革命性的口号却并没有带来对最高本体（道或理）的全面颠覆，亦即：那个自先秦《道德经》以来所一直被道家思想所延循的道本说即使是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双非以后，也仍然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建构中贯穿始终。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如果说隋唐重玄学以前的道教一直将修命作为成仙了道的唯一途径，那么在隋唐重玄学将“理”导入了其道本论以后，所谓的智慧解脱也随之成为了道教修仙论的重要内容。因为既然道就是理，那么修道不单只是命功那样简单，由悟理而契道必将也成为道教修道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途径。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的“理”是沿着魏晋玄学的本质主义而向前推进的。与魏晋玄学将“道” 抽象本质化相区别的是，在先秦道家的《道德经》中，万物之“母”的最高本源——“道”是一种流动的、极富生命力的活象，这个作为万物生化之本源的“道”与万物有着母子般的血肉联系。而自魏晋玄学将道抽象本体化以来，这个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却似乎在这种纯粹概念的形上标举中流于偏枯和空疏。那么，沿着魏晋玄学本质主义向前发展的隋唐重玄学是否也因其“玄之又玄”的遣滞去执而将其道论最终抽象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干瘪空疏的理体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道气论的引进，隋唐重玄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正好相反的回答。在《道德经》中早有“专气致柔”的表述，但是老子对此并未进一步发挥。而相比之下，《庄子》倒是对气要有兴趣得多。在《庄子》中，“气”不但是一般具象的物质，而且还有阴阳之别，如在《秋水》中他说：“自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在《天运》中他说：“阴阳者，气之大也。”“受去气而养乎阴阳。”不但如此，《庄子》更有将气视为万物之本源的倾向：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27]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28]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29] 在《庄子》看来，万物包括人都是气之所化，人之生则气聚，人之死则气散。他甚至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在《大宗师》中庄子称：“伏戏得之（道）以袭气母”，以气为母，则其中的本源意味不言自明。关于气与道的关系在《庄子》中尚未被揭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将气等同于道，却是自隋唐重玄学肇始的。如前所述，成玄英是隋唐重玄学家中对“道理”说推举最力的，但是即便是成玄英的道本论也未曾否弃过道气说。在注《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中他说：“专，精专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为专精道，致得柔和之理，如婴儿之无欲。”[30]在这里，成玄英明确指出道即是炁；而在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时他说：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为名也，虽复非无非有，而有而无，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虽复非象，非色而为色为象；故是炁也，言道种种变见（现），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31] 虽然成玄英的“道”非有非无，非象非色，但是道却决非一个空疏之“理”所能全部囊括，因为这个即使是被成玄英名之为“妙理”、“玄理”、“理境”的“道”中还是蕴含着万物之生化本源的炁的。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经》中，更是径直将道气并称为万物之生化本源：“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从冲炁而生也，当守道清净，不染妄尘，爱炁养神，使不离散。”[32]其后的杜光庭则干脆说：“道者，虚无之炁也，混浊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无， 包罗天地。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33]隋唐的重玄学不但基于元气作为万物质料的意义将其视为万物之本源，更将“气”等同于一种推动“大道”运行的动力或作用力。而这种“气”的意义在司马承祯的道气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开展，在《服气精义论》中他说：夫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极。是以形体立焉，万物与之同禀；精神着焉，万物与之齐受。[34] 司马承祯认为气是道的极微妙的内核与动力之所在，而当这个作为道的内核与动力的气运动起来，道也随之成了一种动态，这样道便在气的推动之下生出太极，然后生化天地和万物。而不论气是作为万物的质料还是生成万物的动力，在隋唐的重玄学中都几乎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正是基于此道气同位同体的理论识度，所以隋唐重玄学在将道“理”化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否弃过这个至道妙本的生化之用，于是，这个在魏晋玄学纯粹概念的形上推举中曾被一度干瘪化和空疏化的“道”又在隋唐重玄学的道气论中被重新激活而流动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可不谓是对原始道家道论的一种回归：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35] 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36]道动，出冲和之气，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满。[37] 然而隋唐重玄学毕竟已不全同于原始道家，因为在原始道家那里，“道”作为生化之本源的意义是道的全部内容。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是在历经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说以后再重新导入其道气论的。这就是说，在隋唐重玄学的道体论中，本源论和本体论是同时并存的。这样，隋唐重玄学就将必然遭遇到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魏晋玄学都不曾有过的理论困境，这就是：这两种道本论究竟是谁更为至高无上？抑或两者同样重要？基于重玄学的立场，成玄英以本迹说解决了这一问题：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有三才，次生万物。[38] 在成玄英看来，虽然道在生化万物时可等同于元气，但是这毕竟是有迹可寻的，因而相对于那个超言绝象的“理”化了的道本，这种生化功能只能是迹。在这个关于本和迹的分判中，道理说与道气论的高下之分已不言自明，而集重玄学之大成的杜光庭在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则更为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其一生化之域，二气之内，阴阳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气之外，妙无之间也；其三妙无之域，居妙有之外，氤氲始凝，将化于有也；其四妙无之外，谓之道域，非有非无，不穷不极也。[39] 虽然隋唐重玄学并不拒斥道气论，但是本着其遣滞去执的重玄立场，隋唐重玄学是很难将这一似乎落于“有”执的道气说升格为究竟之境的，于是运用本迹说或是四分法将道气说纳入其重玄体系而与道理说同时并存倒也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便法门，而这种基于重玄立场的圆融和会通使得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在延循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后，最终成为了一种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崭新的“本源—本体”论。而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从先秦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质说”，最后再到隋唐重玄学的“本源－本体”论 ，道家思想中崇本的基本立场是从来不曾被否弃的，而这种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无疑是与佛教、特别是中观思想的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注释：--------------------------------------------------------------------------------[1] 《老子·四十章》[2] 《老子·十四章》[3] 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哲学》，第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4]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引，《道藏》第十三册，第三六一页。[5] 63《本际经》卷四，《道性品》。[6] 《道德真经疏》卷四，《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七五页。[7] 《道藏》第十四册，第三三八页。[8] 印顺：《中观今论》199-200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修订1版。[9]《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四，《道藏》第十三册，第四零七页。[10]《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一，《道藏》第十三册，第三六零页。[11]《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12]《道德真经疏》卷四，《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七五页。[13]《道德经义疏》卷下，蒙文通著《道书辑校十种》第五零二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14]《庄子·天地》疏，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二册，第四零五页。[15]《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集校十种》第三六七页。[16]《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三，《道藏》》第十三册，第三五八页。[17]《御疏道德经》卷八，《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九三页。[1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一，《道藏》第十四册，第三一一页。 [19] 《道藏》第二十四册，第八零四页。[20] 《庄子·知北游》疏，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三册，第七五一页。[21]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七六页。[22] 《道德经义疏》卷上, 《道书辑校十种》第四零三页。[23] 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一册，第六页。[24] 《道德真经注》，《道藏》的十四册，第三八零页。[25] 《御疏道德真经》卷一，《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五零页。[26]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七七页。[27] 《庄子·知北游》。[28] 《庄子·至乐篇》。[29] 《庄子·知北游》。[30]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三九四页。[31] 《道德经义疏》卷上，《道书辑校十种》第四一八页。[32] 《御疏道德真经》卷七，《道藏》第十一册，第七八九页。[33] 《老子说常清静经》注，《道藏》第十七册，第一八三页。[34] 《道藏》第十八册，第四四七页。[35]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36]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藏》第十七册，第一八四页。[37] 《御注道德真经》卷一，《道藏》第十一册，第七一七页。[38] 《道德真经玄德篡疏》卷一二，《道藏》第十三册，第四五七页。[3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二一，《道藏》第十四册，第四一五页。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玄学的理论体系以儒道融合为其基本特征，这在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学究竟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是儒表道里，还是道表儒里？则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因此，在学术界中有的称玄学为"新道家"，有的则称玄学为"新儒家"。这两种称呼，各自都有充分的史料作为根据，因而都是有道理的，也都可以成立。但是，我认为，玄学就是玄学，不必再冠以"新儒家"或"新道家"等称号，以至造成人们对玄学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偏面之见。大家知道，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是玄学讨论的中心题目之一。而这两者（名教、自然）分别是道家和儒家理论上的主题，也是两家矛盾、争议的焦点所在。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自然与名教最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这方面，玄学家们作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表明了他将儒道有无之说熔于一炉的理论特色。玄学发展到了郭象，高唱"内圣外王"之道，论证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则更是将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名教与自然，融合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地步。这一点正是玄学在理论上的最根本特色，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即已玄儒并称，玄道同言了。如果一定再要把玄学加以分析，将其定性为"新儒家"或"新道家"，那末反而会使玄学本身十分鲜明的特色失去光辉。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深入地讨论了有无、本末、性命、物理、圣王等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玄学家们有同有异，从而形成了玄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对此本文不准备作详细讨论。我只是想指出，不管这些玄学家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异同，然而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特点，即采用"自然"而"合理"的理论形态来论证上述各种具体问题。王弼玄学的主题是"以无为本"，这里所谓"无"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指"顺自然"（《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句注）。他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同上二十九章注），因此"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同上五章注）。同样，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即"圣人体无"，则是要求"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二十九章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二十七章注）。总之，"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五章注）。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法则，只有任其自然，才合万物之本性。万物是有理的，万物之自然本性也就是它的理。换句话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所以他在指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的同时，反复强调这样一点，即他认为，一切事物均"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二十章注）又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彖传注》）玄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郭象，不讲"以无为本"，而以"独化自足"为其学说的主旨。但是，郭象在论证其"独化自足"的主旨时，所采用的理论形态则同样是"自然"而"合理"论。郭象是明确宣布"造物无物"（《庄子序》）的，其结论自然是"物皆自然，无使物然"（《齐物论注》）。如果说，王弼在论证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强调一个统一的必然的根据的话，那末郭象在论述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则强调"物之自造"（《庄子序》），即事物各自的独立自得，而否定一个统一的根据。从郭象反复申述"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等等来看，似乎郭象否定了事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之理。其实不然，他同样十分强调各个事物自然所得之性，并非自己可以决定或更改的。如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又如说："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逍遥游注》）这也就是说，事物虽自生自得，而这种自生自得也是有其自然而必然之理的。所以，郭象不仅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必然之理（如说"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齐物论注》），同时也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是"自然相生"的，但又是"不可一日而相无"的（《大宗师注》），这是一种"必至之势"（《胠箧注》）的体现。这就如同"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由此，他又说："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而归根结蒂也是由于"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德充符注》）就这方面来说，郭象与王弼的观点是一致的。至此，我想玄学"自然合理"论的理论形态已十分清楚了。这种"自然合理"论的理论特征是，通过顺物自然之性（王弼说），或自足其自得之性（郭象说），来论证事物各自地位的合理性，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玄学家王弼和郭象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王弼说："自然，其瑞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老子》十七章注）郭象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庄子•逍遥游注》）就这一点来说："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二十一章注）。但是，此所以然之理又不是全然不可知的。所以王弼又说："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乾文言注）这是说，所以然之理体现在事事物物的性用之中，通过观察事物之性用，则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把握了。由于玄学家们还不能完全正确解释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的命定论内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把命归于"自然合理"之自性，而没有把命归之于造物主的决定，这在理论思维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是一种具有理性思辨形式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理论形态，在改变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形态，以及开创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以至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宗教的色彩相对地比较淡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非宗教的特征。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注重人事、注重现世，因而伦理的和政治的成分十分突出。而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强调自然本性的合理（或合于天理），注重理性的自觉。过去，人们在分析中国哲学或文化这一非宗教传统的特征时，往往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传统上去。经常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等等作为证明。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上述言论对中国传统哲学非宗教特征的形成，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由魏晋玄学所建立起来的"自然合理"论。从儒家孔孟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格化的上帝（神）已基本消失。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仍保留了非人格的意志之天，天命观念相当严重。汉代的今文经学家可以说是着重地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观。他们吸收阴阳五行，以及象数纬候等学说，炮制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天人感应理论，把儒家的天命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董仲舒举出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一语，并且明确地定义说："命者，天之令也"（《汉书•董仲舒传》），"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因而，他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承天意以从事"，"承天意以顺命"（《汉书•董仲舒传》）。他还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即人类社会一切最基本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源于天。他声言，"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同上《诸侯》）推而广之，人的一切行为，特别是人君的行为，都会引起天的反响（感应），或呈瑞祥，或降灾异，从而显示天意、天命。总之，在董仲舒眼中，天是"百神之大君"（同上《郊祭》），天除了无人格形象外，其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和意志，比之殷周时期的上帝，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从董仲舒起，还开始了一个神化圣人（圣王）的"造神"运动。董仲舒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同上《重政》），"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同上《二瑞》）。这就是说，只有圣人能沟通天与万物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推尊孔子，认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同上《俞序》），把孔子打扮成一个为万世立法的教主。这种动向到了纬书和《白虎通》中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圣人不仅在智慧上不同凡人，而且在外貌上也与众不同。《白虎通•圣人》篇中不仅鼓吹"非圣不能受命"，圣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等等，而且还特别强调"圣人皆有异表"。诸如"尧眉八彩"，"禹耳三漏"，"皋陶鸟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等等。而在某些纬书中，这些圣人的形象就更是神奇古怪了。如《孝经纬》中描述的孔子容貌是："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等等。按照这种描述，孔子已完全超出了凡人的范围，而升入了神的行列。于是，又出现了孔子为黑帝之子的神话。此外，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公元24年）召令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谶纬被统一起来，作为东汉王朝官定的辅助儒家经典的文献，使儒家经典也神学化了。由此可见，从董仲舒，经谶纬，至《白虎通》，两汉今文经学制造了至高神（天）、经书（谶纬）、教主（圣人、孔子）等，走的是一条企图把儒家变为宗教（儒教）的道路。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派，缺乏理论，在思想上的影响是无法与今文经学派相匹敌的。两汉之际的杨雄、桓谭，东汉的王充等，特别是王充的《论衡》一书，着重发挥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从理论上有力地批驳了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王充这本书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没有能够广泛流传，其影响也不足以遏止今文经学把儒学宗教化的趋向。 玄学趁西汉经学之弊而起，接过王充自然无为的理论，但是作了重要的改造。王充的自然无为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建立在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主要从宇宙万物生成方面来论述的，三是针对神学目的论，而强调自然无为的偶然性。玄学主要不从气化方面论天地万物之生成，而是主张"归一于无"或"独化自足"。因此，玄学所说的自然无为，不是指某一实体的特性，而主要是指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必然性，或者说是决定一种事物得以生成、存在，以及与他种事物之间构成某种关系的所以然之理。就这一点说，玄学在理论上克服了王充自然无为论中过分注重偶然性的缺陷。这样，玄学既以自然无为论否定了两汉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又以"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肯定了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和必然性。玄学把自然无为推演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必然之"理"，对于东晋以后的名教理论，以至于宋明理学的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如东晋袁宏作《三国名臣赞》，在夏侯太初赞中就说道："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晋书•袁宏传》）。又如《宋书》《傅隆传》载其《议黄初妻罪》文中有云："原夫礼律之典，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总之，大都强调礼律名教出自人的自然性情，是自然合理者。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但是，我们从他们对天理的解说来看，理学的天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玄学的启发。这样说，大概不能说过分或牵强。如程门高弟谢良佐曾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学者只须明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移易不得。"（《上蔡语录》卷上）这里明确地强调了天理即是自然的道理，与玄学所讲的"自然"而"合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理学家确认万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而这些理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如程颢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遗书》卷十一）这与王弼、郭象之说，何其相似！程颐则更是把自然之理推广到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去。如说："气有淳漓，自然之理。"（同上卷十五），"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也"，"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同上卷十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之理如此。"（同上卷十五）"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程氏易传》卷二贲卦彖传注）"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升治，理自然也。"（同上蛊卦卦辞注）"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同上卷三益卦六二爻辞注）同样，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十分强调理的自然而必然。如他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孟子•梁惠王下》注）"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之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孟子•离娄下》注）。在宋明理学时代，哲学中有气本、理本、心本等不同的学派，他们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的甚至于对立。因而对于理的地位、作用等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理具有自然而必然性这一点上，各派基本一致。这以至于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和以后的戴震那里，也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关于理的理论，宋明理学比之于玄学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如果说在玄学那里还只是一株小苗，而到理学那里则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但是，关于理的基本性格，即作为事物之所以然，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理即顺物自然，顺物自然即是合理等等则在玄学那里就已基本确定了。这正是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忘言而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它与当时的言意之辨有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的《言意之辨》一文中说："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般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并认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汤先生的这一番分析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的言意之辨中，关于言意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认为言尽意，其主要代表为欧阳建。他认为，言与意的关系"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言尽意论》）他还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也就是说，言能尽意，离言不能得意。二、认为言不尽意，以荀粲、张韩、郭象等为代表。如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张韩则更主张不用舌。他说："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全晋文》卷一?七，《不用舌论》）郭象则说："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徐无鬼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故求之于言意之表面后至焉。"（《则阳注》）此派对言象持根本否定态度，因而强调"意会"和"冥合"。三、认为言以出意，得意在忘象，以王弼为代表。如他明确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他还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以，此派对于言象的作用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言象只是出意的工具，如果停留在言象上，就不可能得其意，因此必须忘言忘象，"乃得意者也"。（以上均见《周易略例•明象》）其主旨在于强调通过言象去得意。上述二、三两种观点由于均为重意轻言象，以强调得意为主，因此常被混为一谈，而不作分别。我们这里所说的玄学"忘言得意"的方法，也是综合这两者的意思而言的。关于忘言得意的方法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中所起的作用，汤用彤先生在上述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即：一、用于经籍之解释；二、契合于玄学之宗旨；三、会通儒道两家之学；四、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五、对佛教翻译、解经亦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些本文不准备重复，以下只想就玄学阐发的"忘言得意"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补充一些意见。忘言得意的方法，主要是从探求对于事物现象之本源、根据的认识中提出来的。玄学作为一种玄远之学，诚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这一点，可以以王弼之说为证。如他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老子指略》）这里所谓的"本"、"始"也就是他所谓的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说，玄学的"得意"之论，反映了人们对于宇宙、社会认识的深化的要求，"忘言"（"借言"）以"得意"，即是取得这种深化认识的玄学方法。"得意"之论，在王弼那里还是肯定要通过言象去获得的，这从他的"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以及本文上引他所说的"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等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到了郭象那里则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了（《山木》注），而是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得意"。他说："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齐物论》注）又说："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郭象的自然冥合论是一种通过主体修养，使主客体合而为一的自证、意会的方法，它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后人所解理的玄学"忘言得意"论，常常是合王弼、郭象两者的方法而言的。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冥合），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得意的，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即物穷理"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注》）正是对于王弼、郭象"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玄学的"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立意"。这里所谓的"意"，从字面上说是泛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进一步具体地讲，这种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指带有某种一定倾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之道。三国时吴郡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在其《文赋》一文中就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常常担心自己的意思（认识）不能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所写的文章又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些思想内容。这里的"意"虽然还是比较笼统地指一般的思想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把表达"意"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在梁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所说的道，既有"观天文以极变"的自然之道的含义，也有"察人文以成化"的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道"通过圣人而流传于文章中，圣人借助文章来阐发"道"。这里已经表露出了文是用以明道的意思。沿此而进，到了北宋的周敦颐那里，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达意"、"明道"、"载道"，都是从文学、艺术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而从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一些形象性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书法、戏曲等）的技巧表现上来讲，则即是人们常说的贵在"传神"（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明确提出绘画应当"以形写神"）。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作论上的最主要的理论和特点，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与玄学"得意"论的影响分不开的。比起对文学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来说，玄学"忘言得意"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欣赏论的影响，更为巨大。对于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于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对于那种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29）不仅如此，人们在观赏中所得到的"真意"（包括对文艺作品的观赏和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也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超出言语之外，而靠自我去心领神会。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中，其最后两句就说明了这样的观赏特点。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说，他当时在十分轻松自在（"悠然"）的心情中所领略到的"南山"风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的"真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而只有忘却语言，去自我体会、回味。 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中，最喜欢谈"诗情画意"，"韵味"（"气韵"、"神韵"等）、"境界"等等，都不是停留在表面言象上所能领略到的，也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真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不拘泥于言象，而注重于得意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同一作品，同一自然风光，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用不同的心情去体会，结果对于作品所包含之意，以及各人所得之意，往往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人欣赏同一作品或自然风光，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也往往前后有极大不同的体会和所得。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讲，即所谓"诗无达诂"。在这里，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而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在玄学"忘言得意"论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论、欣赏论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点和传统。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认识的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本文以上所列两点，本文只是希望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道家：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运（佛教），又继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国家（目的）的新儒学，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宋明理学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阶段：“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天理”说和“格物致知”论；“陆王心学”是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心即理”、“心外无物”，即便是“知行合一”说，也是强调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陆王心学在明中期以后得到广泛传播。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德心理学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具有高度的经验性和综合性，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交叉学科。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浅述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心理学理论综述》
[摘要]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三阶段理论和柯尔伯格的三阶段六水平理论为道德认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艾森伯格从亲社会的独特视角研究了道德认知的发展;道德情感理论受到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良知理论和移情理论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道德的心理机制和道德行为的形成。
[关键词]道德心理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情感;道德行为
[作者简介]刘亚娟，苏州大学教育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吴荣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江苏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
道德心理是指人类道德言行的心理状态、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凡是涉及道德问题的心理现象都属于道德心理的范畴。人类对道德心理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国外最早可追溯到休谟和达尔文，国内最早可追溯到荀子和孟子。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道德心理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从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算起，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道德心理学理论发展到今天有很多理论出现。道德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成分组成。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道德心理学理论进行论述，旨在为道德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争论的平台。
一、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道德认知的发展是道德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心理学家、道德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而且形成了很多有体系的理论，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
(一)皮亚杰的三阶段道德发展理论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前道德阶段(0～5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行为直接受行为结果所支配;对道德的概念还很模糊。第二阶段是他律道德阶段(5—8岁)。此阶段儿童对道德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看法，但也只是认为道德即规范和规则，遵守规范和规则便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就是违反道德的，只重视行为后果，而不考虑行为动机，因此他又称此阶段是道德现实主义;此时的道德就是服从权威。第三阶段是自律道德阶段(8岁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体验到了规范之外的东西，如责任、公正、动机等，因此皮亚杰又称之为道德相对主义，此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就是儿童逐渐形成了“良心”，对道德的认知和判断已经升华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皮亚杰是第一个提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人，也是第一个应用实证的方法对道德认知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人，这是其最大的贡献。但由于皮亚杰对儿童道德观念的研究是从属于他对一般人类认识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因而他不可能对儿童道德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模型理论
柯尔伯格在1980年提出了他最新的、最全面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他认为，道德发展经历三水平六阶段：水平一：前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对规则中的是非善恶观念十分敏感，依据行为的实际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这一水平分两个阶段。阶段一：惩罚与服从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是自我中心的，所谓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而避免惩罚的，他不考虑他人的动机和利益，把自己的观点和权威观点混淆。阶段二：相对的快乐主义道德定向阶段。所谓对就是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利益，他能把自己的、权威的、和别人的利益及观点区别开来。水平二：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认为规则是正确的，有维护秩序的内在愿望，行为价值是以遵循规则的秩序为依据的。阶段三：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采纳的是一种与他人维持良好关系的观点。阶段四：遵从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此时人把社会观点与人际关系或动机相区别，依据自身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来确定人际关系。水平三：后习俗水平。此时个体认为道德决策不仅取决于原则、利益、动机，还必须为社会所赞同，社会是按公平和仁慈来运作的。阶段五：民主地承认法律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人采纳的是一种超越的社会观点，理性的个体意识到权利和价值优于社会依附和契约的观点。阶段六：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人真正懂得了道德本质，将用于社会治理的普遍伦理内化为一种道德的崇高境界。
柯尔伯格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道德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其理论源于皮亚杰但又发展并超越了皮亚杰，他整合了传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这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他还进行追踪研究，不仅有对美国本土被试的追踪研究，还有对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的跨文化的追踪研究，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具普遍性。
(三)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理论
艾森伯格对道德心理的研究是从亲社会道德情景方面开始的，她认为“一个人必须在满足自己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与满足他人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需要帮助的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艾森伯格认为儿童亲社会道德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阶段一：自我关注的享乐主义推理;阶段二：需要取向的推理;阶段三：赞许和人际赞许的定型取向推理;阶段四：包含有两个小阶段，即自我投射的移情推理阶段和过度阶段;阶段五：深度内化推理。
艾森伯格开辟了道德研究的一个新的通道，即从亲社会道德方面做了理论研究，弥补了前人单一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弥补了柯尔伯格从道德禁令方面研究的不足。但是她的研究多是通过对儿童的口头报告分析得到的，可靠性值得置疑。另外她的研究因为是在亲社会的情景下进行的，所以难以在一般情景下推广。
二、道德情感理论
道德情感是个体对社会道德现象是否符合自身的道德知识经验而产生的情绪体验，是主体有意识的评价性的心理反应。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一般来说，可表述为：心理激动—分析评价一形成定势。
(一)孟子的道德情感理论
孟子认为，凡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里的“心”首先含有情感之义。恻隐之心，一般表现为同情心，羞恶之心表现为一种羞耻感与憎恨之情，辞让之心表现为一种宽容大度之情，是非之心更多表现为对善恶的情感认同与拒斥。有鉴于此，朱熹认为，孟子“所谓四端者，皆情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在善恶分析中，不仅有
理性的分辨，而且有情感的认同：好善恶恶已不单纯是理性判断，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接受或拒斥。正是德性所蕴含的情感之维，从一个方面构成了向善的内在动因，并为知转化为行提供了一个过渡平台。
孟子对最基本的人性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对道德情感的朦胧的描述，这些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情感中最基本的四种。人只有形成了这些情感，才会去做道德的事情。
(二)王阳明的理论
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王阳明注重内心体验，强调精神生活优越于知识性活动;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人的情感本质。
王阳明在宋明理学繁盛时期提出的道德情感理论，是理论界的一朵奇葩，改变了中国当时理性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他的“心外无善”是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即道德已经内化到人心中，做事只需随“心”。此心是道德化了的，它有自己的原则。“致极良知”是指在个体心中已形成了良知，道德情感具有“悲天悯人”的特点，具有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情怀。
(三)霍夫曼的移情理论
霍夫曼的道德情感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移情。他认为，移情在道德情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提出了移情的四种水平，即普遍移情、自我中心的移情、对另外个体的移情和超越情景的移情。霍夫曼还解释了内疚在移情性苦恼中的作用，并将它与惩罚的焦虑和弗洛伊德的内疚做了区分。另外还试图确定移情和道德原则的关系，认为移情情感的唤起可以激活道德原则。 霍夫曼的研究解释了移情的产生和发展，阐释了内疚和移情情感的关系以及移情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他第一次对道德情感理论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研究，然而，他没有解释儿童如何学会在对他人的关心和自私自利动机之间平衡。
三、道德行为理论
道德行为是在个体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觉认识基础上，自由选择后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是面对利益时的道德冲突;二是面对冲突时的道德选择。
有道德冲突才有道德行为的选择问题，道德冲突的大小同所选择的道德行为价值是成正比的，道德冲突越大，所选择的善的行为价值就越高。
道德行为过程一般分为发动、进行和终结三个基本阶段。与此相适应，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可分为道德心理的激活、道德心理持续和道德心理平衡三个过程。在道德境遇的外在诱因和道德情感的内在驱动下，道德行为被激活，而道德行为是一个持续的活动，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行为的持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行为完成以后，道德冲突解除，道德动机得到了实现，此时道德心理重新平衡，道德行为终结。因此也可以说，道德行为是解决个体内心冲突、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强调了道德行为成分，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习得的，儿童的道德行为是观察学习和模仿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儿童会模仿社会榜样的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但是这种只强调模仿学习的理论，使得道德行为好似失去了主体的能动性。而道德行为是由个体内心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识发动的。不过社会学习理论对道德行为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操作过程，这点是道德行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道德行为是道德心理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它不仅和道德认知有关，还和道德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前提，道德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道德行为。另外道德行为还和环境因素、个人目标等外界因素有关。目前中外对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还仅停留在一些零散的观点水平上，很少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出现，这是道德心理理论研究的空缺。
综观中外对道德心理的研究，道德心理学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特别是对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研究。另外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研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水平上，还应该进一步对这三个维度细分，应该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对三者关系的研究仅仅是一些简单的阐述，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道德心理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有关，还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道德心理的研究还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系。总之，道德心理学理论研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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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玄学的理论体系以儒道融合为其基本特征，这在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学究竟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是儒表道里，还是道表儒里？则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因此，在学术界中有的称玄学为"新道家"，有的则称玄学为"新儒家"。这两种称呼，各自都有充分的史料作为根据，因而都是有道理的，也都可以成立。但是，我认为，玄学就是玄学，不必再冠以"新儒家"或"新道家"等称号，以至造成人们对玄学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偏面之见。大家知道，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是玄学讨论的中心题目之一。而这两者（名教、自然）分别是道家和儒家理论上的主题，也是两家矛盾、争议的焦点所在。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自然与名教最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这方面，玄学家们作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表明了他将儒道有无之说熔于一炉的理论特色。玄学发展到了郭象，高唱"内圣外王"之道，论证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则更是将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名教与自然，融合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地步。这一点正是玄学在理论上的最根本特色，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即已玄儒并称，玄道同言了。如果一定再要把玄学加以分析，将其定性为"新儒家"或"新道家"，那末反而会使玄学本身十分鲜明的特色失去光辉。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深入地讨论了有无、本末、性命、物理、圣王等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玄学家们有同有异，从而形成了玄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对此本文不准备作详细讨论。我只是想指出，不管这些玄学家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异同，然而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特点，即采用"自然"而"合理"的理论形态来论证上述各种具体问题。王弼玄学的主题是"以无为本"，这里所谓"无"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指"顺自然"（《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句注）。他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同上二十九章注），因此"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同上五章注）。同样，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即"圣人体无"，则是要求"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二十九章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二十七章注）。总之，"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五章注）。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法则，只有任其自然，才合万物之本性。万物是有理的，万物之自然本性也就是它的理。换句话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所以他在指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的同时，反复强调这样一点，即他认为，一切事物均"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二十章注）又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彖传注》）玄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郭象，不讲"以无为本"，而以"独化自足"为其学说的主旨。但是，郭象在论证其"独化自足"的主旨时，所采用的理论形态则同样是"自然"而"合理"论。郭象是明确宣布"造物无物"（《庄子序》）的，其结论自然是"物皆自然，无使物然"（《齐物论注》）。如果说，王弼在论证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强调一个统一的必然的根据的话，那末郭象在论述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则强调"物之自造"（《庄子序》），即事物各自的独立自得，而否定一个统一的根据。从郭象反复申述"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等等来看，似乎郭象否定了事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之理。其实不然，他同样十分强调各个事物自然所得之性，并非自己可以决定或更改的。如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又如说："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逍遥游注》）这也就是说，事物虽自生自得，而这种自生自得也是有其自然而必然之理的。所以，郭象不仅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必然之理（如说"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齐物论注》），同时也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是"自然相生"的，但又是"不可一日而相无"的（《大宗师注》），这是一种"必至之势"（《胠箧注》）的体现。这就如同"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由此，他又说："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而归根结蒂也是由于"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德充符注》）就这方面来说，郭象与王弼的观点是一致的。至此，我想玄学"自然合理"论的理论形态已十分清楚了。这种"自然合理"论的理论特征是，通过顺物自然之性（王弼说），或自足其自得之性（郭象说），来论证事物各自地位的合理性，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玄学家王弼和郭象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王弼说："自然，其瑞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老子》十七章注）郭象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庄子•逍遥游注》）就这一点来说："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二十一章注）。但是，此所以然之理又不是全然不可知的。所以王弼又说："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乾文言注）这是说，所以然之理体现在事事物物的性用之中，通过观察事物之性用，则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把握了。由于玄学家们还不能完全正确解释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的命定论内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把命归于"自然合理"之自性，而没有把命归之于造物主的决定，这在理论思维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是一种具有理性思辨形式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理论形态，在改变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形态，以及开创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以至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宗教的色彩相对地比较淡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非宗教的特征。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注重人事、注重现世，因而伦理的和政治的成分十分突出。而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强调自然本性的合理（或合于天理），注重理性的自觉。过去，人们在分析中国哲学或文化这一非宗教传统的特征时，往往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传统上去。经常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等等作为证明。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上述言论对中国传统哲学非宗教特征的形成，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由魏晋玄学所建立起来的"自然合理"论。从儒家孔孟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格化的上帝（神）已基本消失。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仍保留了非人格的意志之天，天命观念相当严重。汉代的今文经学家可以说是着重地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观。他们吸收阴阳五行，以及象数纬候等学说，炮制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天人感应理论，把儒家的天命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董仲舒举出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一语，并且明确地定义说："命者，天之令也"（《汉书•董仲舒传》），"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因而，他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承天意以从事"，"承天意以顺命"（《汉书•董仲舒传》）。他还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即人类社会一切最基本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源于天。他声言，"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同上《诸侯》）推而广之，人的一切行为，特别是人君的行为，都会引起天的反响（感应），或呈瑞祥，或降灾异，从而显示天意、天命。总之，在董仲舒眼中，天是"百神之大君"（同上《郊祭》），天除了无人格形象外，其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和意志，比之殷周时期的上帝，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从董仲舒起，还开始了一个神化圣人（圣王）的"造神"运动。董仲舒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同上《重政》），"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同上《二瑞》）。这就是说，只有圣人能沟通天与万物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推尊孔子，认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同上《俞序》），把孔子打扮成一个为万世立法的教主。这种动向到了纬书和《白虎通》中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圣人不仅在智慧上不同凡人，而且在外貌上也与众不同。《白虎通•圣人》篇中不仅鼓吹"非圣不能受命"，圣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等等，而且还特别强调"圣人皆有异表"。诸如"尧眉八彩"，"禹耳三漏"，"皋陶鸟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等等。而在某些纬书中，这些圣人的形象就更是神奇古怪了。如《孝经纬》中描述的孔子容貌是："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等等。按照这种描述，孔子已完全超出了凡人的范围，而升入了神的行列。于是，又出现了孔子为黑帝之子的神话。此外，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公元24年）召令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谶纬被统一起来，作为东汉王朝官定的辅助儒家经典的文献，使儒家经典也神学化了。由此可见，从董仲舒，经谶纬，至《白虎通》，两汉今文经学制造了至高神（天）、经书（谶纬）、教主（圣人、孔子）等，走的是一条企图把儒家变为宗教（儒教）的道路。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派，缺乏理论，在思想上的影响是无法与今文经学派相匹敌的。两汉之际的杨雄、桓谭，东汉的王充等，特别是王充的《论衡》一书，着重发挥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从理论上有力地批驳了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王充这本书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没有能够广泛流传，其影响也不足以遏止今文经学把儒学宗教化的趋向。 玄学趁西汉经学之弊而起，接过王充自然无为的理论，但是作了重要的改造。王充的自然无为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建立在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主要从宇宙万物生成方面来论述的，三是针对神学目的论，而强调自然无为的偶然性。玄学主要不从气化方面论天地万物之生成，而是主张"归一于无"或"独化自足"。因此，玄学所说的自然无为，不是指某一实体的特性，而主要是指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必然性，或者说是决定一种事物得以生成、存在，以及与他种事物之间构成某种关系的所以然之理。就这一点说，玄学在理论上克服了王充自然无为论中过分注重偶然性的缺陷。这样，玄学既以自然无为论否定了两汉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又以"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肯定了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和必然性。玄学把自然无为推演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必然之"理"，对于东晋以后的名教理论，以至于宋明理学的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如东晋袁宏作《三国名臣赞》，在夏侯太初赞中就说道："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晋书•袁宏传》）。又如《宋书》《傅隆传》载其《议黄初妻罪》文中有云："原夫礼律之典，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总之，大都强调礼律名教出自人的自然性情，是自然合理者。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但是，我们从他们对天理的解说来看，理学的天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玄学的启发。这样说，大概不能说过分或牵强。如程门高弟谢良佐曾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学者只须明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移易不得。"（《上蔡语录》卷上）这里明确地强调了天理即是自然的道理，与玄学所讲的"自然"而"合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理学家确认万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而这些理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如程颢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遗书》卷十一）这与王弼、郭象之说，何其相似！程颐则更是把自然之理推广到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去。如说："气有淳漓，自然之理。"（同上卷十五），"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也"，"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同上卷十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之理如此。"（同上卷十五）"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程氏易传》卷二贲卦彖传注）"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升治，理自然也。"（同上蛊卦卦辞注）"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同上卷三益卦六二爻辞注）同样，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十分强调理的自然而必然。如他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孟子•梁惠王下》注）"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之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孟子•离娄下》注）。在宋明理学时代，哲学中有气本、理本、心本等不同的学派，他们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的甚至于对立。因而对于理的地位、作用等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理具有自然而必然性这一点上，各派基本一致。这以至于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和以后的戴震那里，也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关于理的理论，宋明理学比之于玄学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如果说在玄学那里还只是一株小苗，而到理学那里则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但是，关于理的基本性格，即作为事物之所以然，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理即顺物自然，顺物自然即是合理等等则在玄学那里就已基本确定了。这正是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忘言而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它与当时的言意之辨有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的《言意之辨》一文中说："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般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并认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汤先生的这一番分析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的言意之辨中，关于言意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认为言尽意，其主要代表为欧阳建。他认为，言与意的关系"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言尽意论》）他还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也就是说，言能尽意，离言不能得意。二、认为言不尽意，以荀粲、张韩、郭象等为代表。如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张韩则更主张不用舌。他说："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全晋文》卷一?七，《不用舌论》）郭象则说："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徐无鬼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故求之于言意之表面后至焉。"（《则阳注》）此派对言象持根本否定态度，因而强调"意会"和"冥合"。三、认为言以出意，得意在忘象，以王弼为代表。如他明确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他还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以，此派对于言象的作用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言象只是出意的工具，如果停留在言象上，就不可能得其意，因此必须忘言忘象，"乃得意者也"。（以上均见《周易略例•明象》）其主旨在于强调通过言象去得意。上述二、三两种观点由于均为重意轻言象，以强调得意为主，因此常被混为一谈，而不作分别。我们这里所说的玄学"忘言得意"的方法，也是综合这两者的意思而言的。关于忘言得意的方法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中所起的作用，汤用彤先生在上述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即：一、用于经籍之解释；二、契合于玄学之宗旨；三、会通儒道两家之学；四、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五、对佛教翻译、解经亦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些本文不准备重复，以下只想就玄学阐发的"忘言得意"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补充一些意见。忘言得意的方法，主要是从探求对于事物现象之本源、根据的认识中提出来的。玄学作为一种玄远之学，诚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这一点，可以以王弼之说为证。如他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老子指略》）这里所谓的"本"、"始"也就是他所谓的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说，玄学的"得意"之论，反映了人们对于宇宙、社会认识的深化的要求，"忘言"（"借言"）以"得意"，即是取得这种深化认识的玄学方法。"得意"之论，在王弼那里还是肯定要通过言象去获得的，这从他的"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以及本文上引他所说的"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等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到了郭象那里则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了（《山木》注），而是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得意"。他说："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齐物论》注）又说："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郭象的自然冥合论是一种通过主体修养，使主客体合而为一的自证、意会的方法，它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后人所解理的玄学"忘言得意"论，常常是合王弼、郭象两者的方法而言的。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冥合），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得意的，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即物穷理"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注》）正是对于王弼、郭象"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玄学的"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立意"。这里所谓的"意"，从字面上说是泛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进一步具体地讲，这种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指带有某种一定倾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之道。三国时吴郡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在其《文赋》一文中就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常常担心自己的意思（认识）不能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所写的文章又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些思想内容。这里的"意"虽然还是比较笼统地指一般的思想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把表达"意"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在梁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所说的道，既有"观天文以极变"的自然之道的含义，也有"察人文以成化"的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道"通过圣人而流传于文章中，圣人借助文章来阐发"道"。这里已经表露出了文是用以明道的意思。沿此而进，到了北宋的周敦颐那里，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达意"、"明道"、"载道"，都是从文学、艺术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而从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一些形象性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书法、戏曲等）的技巧表现上来讲，则即是人们常说的贵在"传神"（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明确提出绘画应当"以形写神"）。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作论上的最主要的理论和特点，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与玄学"得意"论的影响分不开的。比起对文学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来说，玄学"忘言得意"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欣赏论的影响，更为巨大。对于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于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对于那种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29）不仅如此，人们在观赏中所得到的"真意"（包括对文艺作品的观赏和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也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超出言语之外，而靠自我去心领神会。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中，其最后两句就说明了这样的观赏特点。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说，他当时在十分轻松自在（"悠然"）的心情中所领略到的"南山"风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的"真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而只有忘却语言，去自我体会、回味。 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中，最喜欢谈"诗情画意"，"韵味"（"气韵"、"神韵"等）、"境界"等等，都不是停留在表面言象上所能领略到的，也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真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不拘泥于言象，而注重于得意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同一作品，同一自然风光，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用不同的心情去体会，结果对于作品所包含之意，以及各人所得之意，往往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人欣赏同一作品或自然风光，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也往往前后有极大不同的体会和所得。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讲，即所谓"诗无达诂"。在这里，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而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在玄学"忘言得意"论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论、欣赏论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点和传统。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认识的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本文以上所列两点，本文只是希望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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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既为博士生教育输送合格生源，又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任务。硕士生的培养应强调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重视综合素质提高和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实际需要和不同面向确定培养目标、培养类型和培养模式。
从国家管理部门来看，2009年3月的教育部《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席会年度工作会议》也提出：拓展研究生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专门人才，并提出应用型专门人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培养适应特定职业或岗位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研究生又分为三个层次：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博士后不属于学位范畴）。由于博士后往往是带着专门课题的研究人员，已经基本不属于“学生”这个范畴，因此我们常说的“研究生”就是指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对于本科同学而言，提到“研究生”，通常指硕士研究生。
要交。把访谈材料整理成与论文的语句、体例相类似的文字材料，然后直接作为论据写在论文里面。论文中涉及到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法都需要配上相应的问卷和访谈内容。毕业论文中的访谈法内容一般是通过对一些学生或者是老师的访谈对你此次教学的一个评价，通过和学生或者是说一些有经验的老师进行交谈，可以知道你的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需要改正的地方有哪些，争取下一次取得更好的进步。
研究生论文致谢 篇1 一转眼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马上就要离开温暖的校园，步入社会这个更大更复杂的“学校”，心中升起了阵阵的不舍和忧愁。 回想起这两年的时光，其中有快乐有忧伤，有成功时的喜悦，也有挫折时的沮丧，但这一幕幕都将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篇章。毕业论文写到这里之时，心情激动，难以言说。只能寥寥数语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感谢我的导师田宝会老师，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质朴的品质，谦虚的做人原则，都使我深深钦佩并视为榜样。老师对我的论文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不厌其烦的为我修改论文结构，对田老师的感激之情，寥寥数语难以表达。今后在工作岗位上一定会更加努力，不负老师的期望。 感谢研究生阶段遇到的所有老师，您们辛苦了!感谢父母对我学业的一贯支持，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期望，就没有我今天论文的完成与这两年的成长。 感谢舍友郎云、黄兴、李峰，在我毕业论文的写作中与我交流探讨，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以及在学习和生活中对我的照顾和包容。研究生论文致谢 篇2 三年的学习时光转瞬即逝，通过研究生阶段学习，一方面自身的专业知识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更加感觉到自己的诸多不足，体会到学无止境的真正含义。多年来，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的每一点进步与收获，都离不开众多师长的教诲，同学的帮助和朋友的关怀。忆往昔，心存无限感激之情。 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能够拜在导师施维克副教授的门下学习。三年前，当我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对于城市规划学科的理解与认识非常粗浅，虽有一腔热情，却在这门涉及知识面极广的学科前显得迷茫与无助，幸好有导师指点迷津并引领我在这无边的学术海洋中寻找正确的航道。三年的求学过程中导师从各个方面给予我无私的关怀与巨大的帮助，使我时时感觉备受温暖与鼓励。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更是得到了导师悉心的指导，从论题的确定，框架的建立，论据的选取甚至是行文的组织都耗费了导师大量的精力与心血。导师学识渊博，严谨求真，胸怀宽广而又平易近人，对我而言既是恩师更是亲人和朋友，在此，我要真诚的向敬爱的施老师道谢! 在此要感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导和帮助，特别是王东老师、翟辉老师和车震宇老师给我论文以中肯的意见和指导。感谢教育和培养我的 昆明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的平台，让我在这里成长。 感谢我的同窗好友周增丽和杨丽萍的陪伴和鼓励，感谢我旳同门兄弟妲妹夏元通、龙娟、盖琳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妈妈和孩子，他们教会了我爱和付出，是我人生前进的动力。谨以此论文献给我的师长、亲人、朋友们! 研究生论文致谢 篇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毕业的钟声业已敲响，短暂而美好的研究生阶段就要结束了。在这期间，我收获了很多学识以及做人做事的道理，结识了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研究生生活之于我，注定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和宝贵的经历。 在此，我要特别向我的导师包雯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从挑选题目，拟定大纲，内容撰写到格式校对，包老师多次帮助我开拓思路，理清脉络，使我的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 最后，我要衷心的感谢 河北经贸大学 ，是您的接纳让我在学习期间获益匪浅并有机会结实到如此多的良师益友。感谢您，我可爱、可敬的母校。 研究生论文致谢 篇4 春天总给人以新的希望，在和煦的春光中本文也完成了最后的定稿。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可谓艰辛不断，在此期间，我的导师 河北经贸大学 樊鸿雁教授认真负责的指导使该论文得以顺利完成。从本文的选题、大纲、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到研究方法都樊老师予以细心引导。在这两年的研究生学习和生活中，樊老师踏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正直的为人、悉心的教导均给我以巨大的学习动力、激励着我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使我受益匪浅;借此机会我仅向樊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我还要感谢 河北师范大学 外语专业研究生徐洋洋同学，给我的英文摘要以很大助力;感谢我的三位室友，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给带给我无限的关怀和感动。最后感谢 河北经贸大学 所有教授我知识的老师和关心帮助过我的同学们，与你们相识，除了让我学到专业知识外，还让我懂得了感恩。我将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用更大的激情和热情来回馈你们! 毕业仅仅是学业上的告一段落，我将谨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研究生论文致谢 篇5 时光荏苒，我的硕士生涯已接进尾声。这几年的时光既漫长又短暂，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更有收获和成长。几年来，感谢陪我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每位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正是你们的帮助，我才能克服困难，正是你们的指导，我才能解决疑惑，直到学业的顺利完成。 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我的恩师童群义教授的殷切关怀和耐心指导下进行并完成的，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对我的淳淳教诲和悉心关怀。从课题的选择、项目的实施，直至论文的最终完成，童教授都始终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支持，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恩师的汗水和心血。恩师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在此谨向童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感谢实验室的师弟师妹们与我一道分享他们青春的快乐!在此还要对实验室所有师兄弟姐妹们在平时开展相关工作中的支持和帮助一并表示感谢。感谢我的伙伴们崔竹梅、胡新洁、彭英云、冯再平、李娟等，在实验过程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热心帮助!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他们不辞劳苦地为我提供无私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这篇论文的顺利完成。 感谢江南大学XX级硕士班的全体同学陪我一起走过这段人生难忘的历程! 感谢合肥师范学院的领导给我提供的机会。我会更加珍惜教师的岗位，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做终生学习型的人。感谢我的家人常年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他们是最爱我的人，也是我亏欠最多的人，他们默默的奉献是我求学四年来的支持和动力。 最后，我要向百忙之中参与审阅、评议本论文各位老师、向参与本人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值得好好珍惜，这段美好岁月，因为有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我很幸福。我会更加勤奋学习、认真研究，我会努力做得更好，我想这也是我能给你们的最好的回报吧。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你们，愿永远健康、快乐! 一.大学毕业论文致谢词范文（五篇） 二.大学生毕业论文致谢的万能模板（六篇） 三.中小学生厌学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 四.研究生论文的文献综述格式模板 五.本科生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模板 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七.大学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两篇） 八.市场营销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三篇） 九.大学生个人职业规划论文结束语（十篇） 十.大学生个人职业规划论文范文（三篇）
教育学的论文3000字篇三 浅谈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分析及对策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思维意识对以后进入社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民主法治建设和培养法治人才作为重要议题，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面对当前高等院校的法制教育局面，高校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如何改变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让法制教育能够深入人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广泛。大学生犯罪现象的时有出现，让本来就备受关注的大学生族群更加受到社会的重视，大学生法制教育已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这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法制教育窘迫的局面。 (一)课程边缘化 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能够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来完成，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开始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编在一本教材中，并编制了全国统一的教材，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从两门课程变成一门课程，成为全国普通高校所有在读学生的必修课。但在一些高等院校出现了“法律基础”部分课时量较少，授课内容也相对较少，法制教育在大学生中不能很好展开的现象。在学校和学生的“默契”下，该门课程竟然被逐渐边缘化了。 (二)教师非专业化 目前，在全国高等院校从事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师有很多都不是法学专业科班出身，这与高校需要高学历人才和法律专业人才短缺不无关系，从事法律专业学习的学生，就业方面多会考虑法院、检察院或从事律师职业，不会把成为传播法律基础教育的老师作为自己职业的第一选择，特别是近些年进入高等院校当教师的门槛越来越高，需要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学历，使得各个高等学府这类专业教师更加缺乏，再加上教改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成为一本课，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是由思想道德修养的老师兼职讲授法律基础，这些教师又都是半路出家，对于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律思维本身就了解得不够深入，很难通过后期的短期培训或自学达到专业法律人才的水平，因此在讲课时就会有所保留，对于自己不懂不通的法律问题就尽量少讲或者根本不去触及，法律基础课就真的变成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法律概念和法条堆砌了，既不能达到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的，更缺乏实际价值，因此，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便因此流于形式。 (三)内容与形式的单一 无论是教改前的“法律基础”，还是教改后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我们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探索。但不得不承认，目前我们的大学生法制教育课程依然内容空泛、形式单一。首先从内容上说，无论教改前后的教材都是基础法学概念和各部门法的堆砌。包罗万象就会丧失重点，再加上有些法学概念晦涩难懂，而且部门法的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语言又和普通的语言有很大差别，常常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偏差。目前，大学法制教育注重 法律知识 的传授而忽略法律原理的讲解和法律意识的培养。使得法制教育教学形式只侧重于基本理论的解释和法条的组条注解，这对于现在已经是“90”后的学生群体，无异于“鸭子听雷”般烦闷。 而且教师有时候在案例的选取上也难免会面对选择案例不当的问题，加上课时的限制，很难开展法律实践课，不要说走上街头融入社会了，就连像模拟法庭这样的模拟实践课很多高校的非法学专业学生都很难开展，这无异于让法律实践更加难上加难。不能充分的让学生融入到教学之中，对于法律这样一门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就会出现“上课做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恶性循环。因此，改变大学法制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单一的现状，是我们完成法制教育、改变现在高校法制教育困境的前提。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困境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面对当今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特别是在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日益成为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的 热点 话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当前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以公民意识培养和法律信仰培育为切入点 1995年，国家教委与司法部就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的学生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充分认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行使公民权利，严格履行公民义务，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门人才。”同时，要求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通过讲解和介绍法治理念和宪法理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 还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帮助学生了解其立法目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培养学生知法、守法、护法、用法的自觉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公民意识的概念，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而且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均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明确了高等院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而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更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强调公民意识和法律信仰，这些文件为大学法制教育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社会舆论、社会氛围的支持，并对我们改进法制教育的不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大学生法制教育要先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是指享有该国国籍并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并履行法律义务的社会成员;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公民身份、公民权利义务的认同。过分关爱下的孩子会养成享受权利成为习惯，不履行义务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要通过公民教育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 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大学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含：一是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科学为基本要求，培养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公民道德规范;二是培养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帮助每个公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三是培养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理性认同;四是培养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1]。 对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培养也会带动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加强，因为法律就是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想要明确作为公民的权利义务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给出清晰的答案，就会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从而树立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带动起大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会有学习法律基础知识的动力。因此，要想改变大学法制教育的现状，应以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法律信仰作为切入点最为适合。 (二)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为着力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大学生法制教育成功的有力保障。面对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思想道德修养的老师兼讲法律基础的现状和法律学科专业性和独立性较强的特点，应该在高等院校加强人才引进机制，积极吸收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可以考虑外聘一些公检法等法律部门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人来承担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学校方面应改变对大学法制教育的偏见，不论从老师的选择和课时的分配都应该充分重视起来，不要让法制教育变得可有可无、谁教都行。其次是改变部分高校教师的观念。综合类大学的法学教师们积极担任本校的法律基础课程的老师，理工类学校也可以申请聘请综合类大学的法律教师来担当客座教师，完成本校的法制教育课程。同时，让大学之间，特别是同城的大学之间应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三)以发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功能为立足点 大学法制教育是使大学生知法、尊法、守法、用法最终形成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教育。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 。但是，面对高等院校法制教育的硬件和软件环境都严重缺失的情况，教师首先更应加注重法制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选取至关重要的法律观念，将“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诚实信用等等”寓于法学理论之中重点讲解。同时，注重案例教学，将法条讲解与现实中的案例有机结合，通过生动形象的典型实例丰富法律教学的内容。 其次是应在教学方式 方法 上下工夫，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除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外，还可以采取 辩论 、讨论、模拟法庭等方式丰富课堂形式，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某一法律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与反对的观点进行辩论，甚至可以针对某一专题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解分析给其他学生听。在注意知识准确性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 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也要加强实践教学的功能。对于实践教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实践教学。例如，可以开展法律知识竞赛，针对当前法律热点问题的 辩论赛 ，模拟法庭，针对学校内违纪违法现象的情景剧等等，还可以依托学生会或组织法律实践社团来招募一些对法律感兴趣的学生来完成这些活动，也让他们在其他学生中起到带头的作用。还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报纸、宣传栏和校园网络广泛法律宣传，同时可以请知名法律人士来学校讲座，积极开展社会课堂活动;还可以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还可利用假期去律师事务所实习，让学生和法律实践深入接触，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好的完善大学生法制教育，达到社会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要求。 (四)以法制教育与 安全教育 、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相结合为创新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在预防大学生犯罪的问题上是一个复杂综合的课题，大学生法制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结合安全教育、心理教育、德育教育相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1.要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 西方思想家康德基于人的两重性提出两种道德法则，即伦理法则(道德法则)和法律法则。在康德看来这两种法则以内外两种方式统一于人体。康德的观点形象的说明了法与道德的关系。所谓道德，指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在人类学早期，法与道德浑然一体，逐渐分离。“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法治的价值基础，道德起作用的领域是极其广泛和深入的，法治需要道德的必要补充。道德几乎涉及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既包括行为，又包括人们的思想、品德和动机[2]。 而且法律和道德在调衡社会分工上也有普遍的联系。因此，进行法制教育一定要和德育教育将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要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 很多大学生犯罪的案例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就是犯罪的大学生不仅缺乏法律观念，更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经不起一点挫折和压力。大学生的心理在迅速走向成熟但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们感情丰富，自控能力差，容易冲动，特别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往往缺乏冷静思考的能力;他们渴望走向社会，却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往往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3]。因此，加强大学生心理教育非常重要，使大学生形成健康成熟的心理面对以后步入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和情况，配合法制教育共同完成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成型。 3.要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中至关重要，有时甚至关乎生命和身体健康。因此，在加强法制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安全教育。安全问题无小事，特别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生活在校园内，相对集中，更加要注意安全问题，特别是防火、防盗、防突发事件等等，把这些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中，防患于未然。让学生学习安全救护、紧急避险方法，掌握自救、自护和逃生技能，加强安全教育，让大学生们警钟长鸣。 结语 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安全教育虽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各个方面调整着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注重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安全教育的有机结合，不但能够取长补短而且能够全方位立体化的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特别是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安全教育，会让大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法制教育，使高校法制教育攀上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不仅在减少大学生犯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还有利于全民法治理念的树立，为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贡献应有的力量。 当今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正如伯尔曼的治理 名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因此，面对当前形势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当下提倡树立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的大背景下也给高等院校提高法制教育提供了机遇和良好的环境，我们所要做到就是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完善高等院校法制教育机制，形成良好的师生交流平台，共同努力开创高等院校法制教育的新局面。 教育学的论文3000字篇四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建议 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理念、内容、方式等多方面遭遇冲击，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重重障碍，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 大学生身处高等教育阶段，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但是由于思想不够成熟，对事物认识不全面，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缺乏主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帮助其健全人格的形成。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生是大学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政治素质决定了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道德规范教育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实现知行统一，扬长补短，有效抵制不良思潮的侵袭，推动校园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容易受他国文化的诱惑及错误言论的误导，导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观念偏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主导地位，坚定理想信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正确价值导向的形成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固化。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内容过于陈旧和理想化，某些具有时代感的道德观念，如效益、平等、公正、竞争不能适时得到认可和宣扬，与学生实际生活脱节，容易产生倦怠感。此外，德育目标太高，违背了“最高的价值是最普遍的价值”的逻辑形式，从小学到大学，德育内容没有形成一个层递性的序列，常常出现重复、混乱甚至颠倒的现象，如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基础行为规范教育，从而违背了德育的基本规律，也违背了学生心理的发展规律，削弱了学生对德育内容的接受度。再加上教学模式固化，不灵活，没有针对学生的现实需求和社会需求进行实践教学、心理疏导和指导，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处于被动接受或强制接受的尴尬局面。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不完善。 总体看来，高校更加重视智育建设，不管是在职称评定、薪资待遇、还是职位晋升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都不具有吸引力和优势。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出现较大的思想波动和人员流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多元文化冲击严重。大学生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还不成熟，容易受多元文化带来的错误思想的蛊惑，从而产生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意识淡薄、价值观念偏激等不良现象。多元文化为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视野和更丰富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让大学生的 思维方式 更加多样，加大了教育管理难度。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1.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 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结合学生自身发展需求，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发挥其学习主动性;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亟待更新和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注入新的能量，要不断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注重民族精神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的结合，增强民族自信心。 2.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教育者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加学习参与度，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要合理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及沟通互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要借助社会实践、党团活动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主动性，增强其对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解读。 3.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首先要落实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职称评定、职位晋升、待遇等问题，增强教育队伍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岗位的吸引力。其次要加强思政教育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培训，全面提高教育者的综合素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总之，面对新形势，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和权威性。 猜你喜欢： 1. 教育学相关论文 2. 教育类论文 3. 有关大学教育学论文范文 4. 教育学论文2000字
论文用白色A4纸单面打印；上下左右各留出至少厘米的页边距；从左侧装订。论文第一页为论文标题、学院专业班级姓名。从第二页开始写论文题目和摘要、论文正文。论文从第二页开始编写页码，页码必须位于每页页脚中部，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连续编号。论文不能有页眉。论文题目用三号黑体字、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字，并居中；二级、三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字，左端对齐（不居中）。论文中其他汉字一律采用小四号宋体字，行距用单倍行距，打印时应尽量避免彩色打印。提请大家注意：摘要（一般200~300字）应该是一份简明扼要的详细摘要（包括关键词三个到五个），在整篇论文中占有重要权重，请认真书写（注意篇幅不能超过一页，此外需要把标题、姓名、专业班级、摘要、关键词翻译成英文放在关键词和正文之间）。老师评阅时将首先根据摘要和论文整体结构及概貌对论文优劣进行初步筛选。引用别人的成果或其他公开的资料(包括网上查到的资料)必须按照规定的参考文献的表述方式在正文引用处和参考文献中均明确列出。正文引用处用方括号标示参考文献的编号，如[1][3]等；引用书籍还必须指出页码。参考文献按正文中的引用次序列出，其中书籍的表述方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参考文献中期刊杂志论文的表述方式为：[编号]作者，论文名，杂志名，卷期号：起止页码，出版年。参考文献中网上资源的表述方式为：[编号]作者，资源标题，网址，访问时间（年月日）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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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知网PMLC本专科论文检测系统。
昆明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多学科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是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实施高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
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为首批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的六所高校之一，首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依托高校建立国家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的2所高校之一，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
学校创建于1954年，时名昆明工学院；1995年更名为昆明理工大学；1999年原昆明理工大学与原云南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昆明理工大学。2004年12月28日，云南省分析测试中心成建制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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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浅谈观赏植物与养生作用 摘要：观赏植物有释放物质的特性，许多植物中含有抗菌素和具抗病毒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植物可以散发出很多气体,使植物中的化学物质通过这些气体扩散到空气中,进而通过人的呼吸系统或皮肤毛孔进入人体,起到防病、强身、益寿的作用。关键词：观赏植物、养生、花卉、空气净化、保健论文： 现代都市人生活在繁华的城市，城市环境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的健康，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强调构建适宜人们生活的花园型城市。科学研究证明，许多植物中含有抗菌素和具抗病毒作用的化学物质，有些植物还能挥发出有益的化学物质，通过人的呼吸系统及皮肤进入人体，起到防病、强身、益寿的作用，这些植物通称为保健型植物或药用植物。 保健型植物在城市绿化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方式： 1、杀菌、利于防病空气中通常有近百种不同的细菌,大多是病原菌。有些植物能分泌挥发性物质,具有杀灭病菌和原生动物的作用。植物杀菌素是植物保护自身的天然免疫性因素之一。如悬铃木的叶子揉碎后,能在3分钟内杀死原生动物。2、净化空气植物对于改善大气环境来说,有两大作用:一是能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二是能够吸收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大部分植物都能不同程度地吸收大气中的有害气体,例如:1公顷成林柳杉,每天能吸收60公斤二氧化硫,阔叶树中的臭椿、夹竹桃、悬铃木、杨柳类、广玉兰、银杏、槭树、柳树和加拿大杨等树种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还要大于针叶树,在城市绿化中经常采用的大叶黄杨、女贞和生长快速的泡桐、洋槐、桉树等具有较强的吸收氟的能力,城市绿化中常采用的大叶黄杨、女贞和生长快速的泡桐、洋槐、桉树等具有较强的吸收氟的能力,城市绿化中常见的小乔木合欢和紫荆、木槿都有吸收氯气的能力,香樟树和悬铃木等都有较好的吸收臭氧的作用。还有些植物能分泌出程度和种类不同的杀菌素,成为大气中有些细菌的天敌。此外,园林植物还能够吸取大气中存在的一些放射性物质,而这些放射性物质也是有害于人类的。因此人们称绿色植物是一种廉价的、多功能的空气净化器。3、嗅觉治疗嗅觉治疗主要通过植物散发的气体,引起人们嗅觉的不同感受,从而对周围人群产生不同的功效。该类植物由于具有花香且有观赏价值,长期以来受广大人民喜欢,可针对其不同气体对人体产生的不同功效进行种植应用。如荷花香使人心情平和,可以在寺庙、医院内及公园的湖边角隅处种植,制造宁静休养的空间;玫瑰花香使人爽朗愉快,适合在公共场所种植;茉莉花、玉兰花香使人轻松舒适,桂花香沁人心脾、使人减轻疲劳,均适宜在小区、医院、学校、公园及小游园配植。植物保健应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古代民间端午节用苍术、艾叶、菖蒲、白芷、芸香熏燃后预防疾病,效果比紫外线好。华佗用绸布制成香囊,内装麝香、丁香、檀香挂在室内可治疗肺痨、吐泻。实验证明,这些香料有抑菌作用。目前,俄罗斯、美国、日本已有香花医院。在香花医院里治疗不靠昂贵的设备和药物,靠的是四季开放的鲜花。医生让病人吸入一定剂量的花香气,以此作为治疗手段。日本东京开设的“原宿诊疗室”,这家诊疗室主要治疗因过度紧张引起的疾病。一间20m2的休息室阵阵花香袭人,令人舒畅,心情愉快,忘却烦恼。“香味”来自放置于角落的薰衣草。美国也有类似医院。芳香植物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如日本心理学家的测试,将特定芳香气味导入工作场所,结果发现香味能消除人的疲劳紧张,减少操作失误。薰衣草香气中工作的电脑操作人员,击键差错可减少20%。茉莉花香的效果更好,可使失误降低1/3。效果最好的柠檬香气,能减少一半差错。4、体疗积极地体育锻炼能促使和增强人类体质,从而防止各种疾病。这就是广义的体疗类保健生态群落形成的基础。清晨,面对绿色植物,自然清净、呼吸流畅,使许多练功打拳者逐步忘我大道“入境”的真正清净境界。而面对某些特定的植物进行呼吸,还有一定的医疗作用。练功时面对松树(罗汉松、雪松、马尾松、油松、云南松)呼吸,则有驱风湿、舒筋、通经等作用。对关节酸痛、转筋挛急、脚气瘘软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为什么松树对呼吸有这样的好处？因为松能挥发胡萝卜素、维生素C及含有a-莰烯(a-camphene)的油。人类练功三节活动,九窍俱开,十二经奇八脉,气血循行。吸入这些物质能疏通经络,增强器官的生化功能,从而起到医疗作用。面对樟树练功有通窍、止疼、避秽等疗效,特别时能刺激胃部,使胃部舒适温暖。因为樟树枝叶均有樟脑味,每当春季开花其香更甚,樟树挥发油类含有多种有机物,这些挥发性物质能祛风湿、暖肠胃。对一些气喘病、高血压、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则益在白果树前练功。白果是名贵药材,银杏叶含有双黄酮、山奈酚、芸香甙等成分。人类呼吸时会感到清香,有益心、敛肺、化湿、止泻的作用。长期在银杏下锻炼对凶闷心痛、心悸怔仲、痰喘咳嗽均有疗效。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世界上出现了人类追求森林浴的热潮。美国、日本相继出出现森林医院。日本全国人口的60%的国民参加森林浴。他们研究了健康和森林的关系后,公认森林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三浴之一(海水、日光、森林)。德国提出了“森林对全民开放”,该国医疗界经过临床测试,得出森林浴后人体增强抗病能力,机能调整恢复。5、调剂精神生活园艺有助于调剂现代人的精神生活。鲜花的芳香，使人赏心悦目，情志调畅。居室里放上几盆花卉，或在庭院种植一些花草、盆景，可以丰富和美化家庭的环境，增添生活情趣，消除各种消极情绪。养花做盆景既是体力劳动锻炼，也是文化艺术修养的体现。研究证实，经常观赏盆景、鲜花，可使那些性情急躁的人变得温顺，心情不好的人变得爽朗愉快，消沉的人变得积极向上。一些老年孤独症患者，参加园艺劳动后，生活增添了乐趣，其寂寞和孤独感也减轻了许多。而且，人们在种花养草中，通过感受和体验这种高雅的娱乐和享受，可调节情绪，给精神上带来某种寄托和安慰。基于现有的园林保健植物研究，依据保健植物的生理习性（时效特征、空间特征、保健方式），以及植物和不同年龄段的人体健康的关系，把园林保健植物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婴幼儿、青少年适宜型强身为主；提高对周围环境的免疫力，注重学习和娱乐，培养认知世界的能力，启发青少年思维（如天竺葵，可防止儿童染上疾病或中毒）。 （二）成年适宜型健身为主；提神醒脑、拓展思维，提高工作效率；工作减压，缓解疲劳（如梅花、白兰花、绿萝等，能帮助整天都在不停地做创造性的工作的脑力工作者人头脑清醒、思维明晰，自然清新的香味使紧张的神经得到缓解）；（三）老年适宜型防病为主；注重减缓衰老、降血压、防止心老血管疾病的发生，延年益寿（樟树散发出的芳香型挥发油，能帮助老年人祛风湿、止痛；菊花、金银花的香味，可使患高血压的人血压下降）；养生林园艺根据各类植物合理搭配，形成乔、灌、草，花、果、叶相结合的植物群落体系，达到融保健、科学、文化、艺术为一体的植物景观，以新观念、新方法建成具有良好保健型的生态药用植物别墅花园，为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发挥应有的生态环境效应。在我国,保健型园林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全国各地正积极尝试、大胆探索,涌现出不少成功的范例。要使保健型植物在城市园林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原则:(1)要从园林绿化的角度出发,掌握其核心是“绿”的原则。(2)处理好植物间竞争、共生、循环的关系。(3)注意植物喜阴好阳的习性,尽量让其形成有规律、有功能、错落有致、美观得体的园林群落。既充分展现出植物绿化、美化的园艺效果,又让其发挥植物的药用保健作用。(4)保健植物的功效是缓慢的,因此,要想起到明显的效果,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5)每种保健植物的功效是不一样,所以不要混在一起种植,否则反而影响其功效。园林绿地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为城市发展和广大市民服务的。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着城市园林的功能不断拓宽。保健型园林既可改善城市环境,又可使人民群众在园林环境中获得保健知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医疗措施缺乏和资金紧张等特殊国情。因此,广泛开展保健型园林建设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参考文献：1、 现代园艺 2011年第22期《浅谈城市保健型植物园的作用》2、百度文库《园林保健植物对人体的功能作用》网址： 3、于晔《生态景观与其植物配置的中和观》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2006年5月4、徐乃雄《城市绿地与环境》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1年9月正文（论文）部分3000字。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