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导文化是从“老”到“庄”;从“孔”再到“孟”,这一路线发展的起来的。发展轨迹是从“道德经”到“逍遥游”、从“清静无为”,到“寄情山水”、从“以景抒情”到“托物言志”。
中国文人一直把这种文化当成一种“博大精深”、“宁静致远”、“清静高贵”的文化加以吹捧,甚至发展成一种“自以为、”自欺欺人“、”虚无”“自大”的自恋情结。从中国文字到书法、从中国画的题材形式到技法、从文学到诗歌,从传统建筑带园林盆景无不体现这种文化的精神。
扩展资料
标题:标题应简明扼要,主题明确,一目了然,突出论文主题。一般不超过20个字。
作者署名: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包含所在单位、邮编等。
摘要:摘要内容和一般格式: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研究方法:常采用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也可为独立的观察研究对象。
统计学方法:采用何种软件,哪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1、史料引用的规范问题 前已述及,重视史料的引用是历史论文撰写的重要特点,也是衡量一篇历史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史料的引用还存在一个规范问题。这种规范的具体要求是: (1)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要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少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这种规范要求,其实也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因为相对而言,第一手资料比起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当然,对此也要辩证地看,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样带有主观性,因此也存在一个分析与甄别的问题。 (2)引用的资料必须详细地注明出处。引用资料包括直接引用文献原文和转述文献之意或他人的学术观点两种,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要详细注明出处。一方面,用有出处的史料作论据,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注明出处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属于文品、道德问题,同时也可避免抄袭之嫌。切忌通篇文章洋洋洒洒,引用了大量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观点或具体表述,却一个引号也不打,一个出处也不标。 2、论文表述的规范问题 (1)历史语言问题。中国古代史家普遍主张史文词达意、词达道即可,也就是所谓的简而工。重视文与史的区别,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历史语言不能和文学语言那样,随意使用夸张、描写,它一定要尊重史实。但是,对此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历史叙述是可以采用细节描写的,像司马迁写“鸿门宴”就是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从而使历史文字读来更加生动,人们也决不会认为司马迁在胡编乱造。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和具体事件,一些事件场景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的,它增强了史文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2)论文格式问题。总体来说,历史学术论文强调考实,它必须有论有据、有叙有议,也就是史论结合、评述结合。一篇文章如果光有论点,没有论据,或者论据不充分,那么它的论点就支撑不起来。同样,如果提不出论点,没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也不能成其为学术论文。同时,学术论文的文体又是多样的,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论文,也有札记、笔记、读后感、书评、动态综述等不同形式的论文,对此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和不同的规范。例如,札记主要是写出自己的点滴心得或认识,无需长篇大论,但要言之有物;笔记与札记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更灵活;书评是要把握原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价值、地位,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动态综述主要是梳理某一学术问题的发展状况。 (3)符号规范问题。除了基本的文句符号(标点符号)要准确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数字的标示问题。根据现行出版规范,凡是文中出现表示数量的数字和公元纪年,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符号;而对于古代帝王纪年,则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符号,同时在紧接其后的括号里注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相应公元纪年。 (4)参考文献著录问题。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大多依据国家标准,不过有的期刊有自己的文献著录依据,这就要根据投稿期刊的具体要求来进行了。文章转载自 期刊云 ,论坛里面有关于论文格式的详细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下。
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
导语: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关于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是怎样的呢?下面是我分享的历史论文写作格式及历史论文的写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其它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教学总结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毕业,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
(1)思想教育的贯彻;
(2)历史知识的讲授;
(3)教学质量的提高;
(4)教学经验的总结;
(5)教学艺术的研讨;
(6)学生学习的考察;
(7)教师业务的进修;
(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 ,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方法,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2)在对象范围上,亦即就哪些内容来论述上,论文较总结有所跨越或扩展。总结,一般只以本章节或本教学阶段为对象,论文则可前后对比,左右勾连,使历史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从而比教学总结增大了知识广度与科学深度。例如,可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革命高潮,从社会背景、群众发动、斗争策略、历史意义等方面比较分析,论述从旧式农民起义发展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机制与规律。又如,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分析其各自不同的产生条件、共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历史效果。再如,对1848年法德革命、《共产党宣言》诞生等这些分散在不同章节与课时的“1848年大事”汇总论述,看本质联系,看互相促进,也可论述教师曾是怎样分别讲述,而在复习总结时又是怎样从联系发展中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的。这就是说,论文可以而且应当不为教学总结的框架所拘束,多少逸出教学总结的范围。当然论文也可比总结更加收缩,可收更集中、精粹、深入 有效。
(3)在社会效应上,亦即在所写出的作品的影响上,论文应比总结贡献更大。总结,从个人总结、教研组评议总结直到校际优课观摩总结,多数情况是就课论课,就师论师,很实际也很富实效,但局限性也甚明显,带有班级、学校、地区特点,反映相应水平。论文则面向社会,在刊物上发表自不待言,即在本县、区经过评审、选编成册的文集,也可成为以“社会”为读者对象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无定价、非卖品的内部参考文章,绝不可以轻视,它们能脱摆“出版难”的各种障碍而发挥效益。很多“油印本”的教育教学资料,被各大图书馆所珍视、搜集,付之馆藏。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历史论文,提供为交流参考,贡献给社会阅读,不但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发展与提高,也为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要想写好论文,可以就文明史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比如文字文明、科技文明、艺术文明等。切不可泛泛而谈。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6月,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我们要如何写有关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 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叩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活动的展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化工厂的建立,农民运动的此起彼伏,对旧社会旧思想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思想被“夷狄”的坚船利炮击碎,有识之士开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饱学的进步之士的思想逐渐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化等各方面发起了变革。本文研究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分析,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鸦片战争的影响造成的转变及原因,并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文化;影响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选题(可以范围大一点)、在阅读相关史料及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具体题目(比如前人研究中的未及之处或运用新视角研究某题,当然这些都要在充分了解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写作(摆事实、讲道理、得出结论)最后论文写作中请注意学术规范(可参考《历史研究》及《中国史研究》等权威期刊)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纵观中国古代史,有着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有着属于我们自己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点。 中国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三、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 。四、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五、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首先,我国古代有着先进的文化。早些时期,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就已经有了世界上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项科技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见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后,对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那时凝结了先人们的智慧。 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分裂于统一的局面经常出现。又在分裂于统一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回顾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创造出的万里长城,大运河,颐和园等等,那时相当了不起的。再者,我国四大国粹:中医、书画、京剧、武术。又有谁敢说哪一种不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的传统宝物呢?
是诸葛亮和吕布的猛男吕布传吕布字奉先,三国第一猛将,又号飞将,据传乃是匈奴于汉人的混血儿,生得人高马大威风凛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享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美誉。他在《三国演义》的第三回登场,第九回陨落,是《三国演义》前期中名至实归的BOSS级人物。今天,在下就和朋友们聊一聊这位神鬼皆惧的三国第一猛男。吕布第一次在演义中亮相的时候就很是高调。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对上视君主如玩物,对下视群臣百姓如草芥,甚至在酒桌上向群臣公开批斗皇帝,欲试探群臣对自己废帝立新的看法。并州刺史丁原不满董卓的专横,带其义子吕布兵讨董卓。两军对战,吕布以一人的武勇势震董卓全军,让董卓输得很是没有面子。兵败后的董卓回去后狠狠地做了一番反思,听从了帐下谋士李肃的建议,让李肃带着各种金银珍玩和名马赤兔说降吕布。吕布见利忘了义,甚至将其义父丁原的脑袋砍了下来,作为礼物回赠董卓。更无耻的是,刚刚杀了自己义父的吕布在与董卓相见后,竟然下跪在董卓面前,认董卓做了自己的第三人老爸(除去吕布的亲父和刚刚被他杀死的丁原,董卓正好是吕布的第三个父亲)。这就是吕布在演义中刚刚登场时的剧情。在下第一次读三国的时候,曾经满心欢喜,以为吕布能以一个超级大英雄的身份,去消灭董卓。但吕布却比董卓还要无耻,前后的巨大反差让人很是不舒服。三国是一个乱世,生命在许多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名词,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能够将自己亲人的生命视若无物的人,也只有吕布这种稀有人渣了。但这个时候的吕布还只是在董卓身边为虎作伥,多以董卓保镖的身份负责保安工作。想杀董卓的人不少,因此死在吕布手下的人也不少,吕布的武勇没能与伸张正义挂钩,却从侧面反映出了董吕二人的凶残。狗仗人势,人仗狗威,董卓愈发专横残杀了不少朝廷中的保皇派。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正义的化身登场谋刺董卓,结果却没能成功。逃亡的曹操在陈留起兵,发檄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联盟军一路高奏凯歌,直逼虎牢关下。董卓只好派吕布领军,镇守虎牢关。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PK大赛就此上演。吕布武勇无敌,出战后连败各路诸侯帐下骁将,却惹恼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张飞。大家对张飞的性格应该多少了解一些,此人性烈如火,当时又因为大哥刘备的名气不够而在各路诸侯中倍受冤枉气,而吕布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尽抢风头。不爽,那就干吧!高手之间总会有某种默契,不是惺惺相惜,就是你死我活。张飞与吕布单挑了一百多个回合,演义中却没有对二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一向自认天下无敌的吕布遇到了一个有能力战胜自己的人,心中肯定会震惊,出手多少会有一些不顺;一向虎气朝天的张飞找到了一个令自己不爽的发泄对象,肯定会不余遗力大打出手,并伴随着心中的一阵怒骂。但吕布就是吕布,无敌的方天画戟,无敌的武功,无敌的人,张飞的武力还是被压了下去。演义中并没有这么写。但是我们知道,高手过招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有外人插手。除非有一个关心张飞,又敢于和吕布单挑的人看出张飞处于下风,才会有为了胜利而不惜以二敌一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关羽,他在张飞战吕布不下的时候前来助阵,以二人之力又和吕布战了三十多个回合。吕布在这个时候可谓是强弩之末了,胜负之分已经没有了悬念。关张的大哥刘备没有放弃这个大出风头的机会,也适时地登场,正好凑了一个三英战吕布.吕布败退,联盟军士气大涨,一举拿下了虎牢关。董卓只好放弃帝都洛阳,带着皇帝兵退长安。董卓在临走时还不忘在洛阳放了一把火,将洛阳的民间财富也搜刮一空。其实,联盟军是因利而聚,当然也要因利而散。董卓迁都后,联盟军也因为各自利益的需求而解散,但董卓却低估了身边潜在的威胁。有吕布做自己的保镖,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天天快活,但是面对着某种利益的驱使,保镖就可以在瞬间变身成为刺客。东汉末年董卓专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司徒王允为了杀死董卓重振朝纲,利用貂蝉的美色挑拨离间董卓与其心腹大将吕布之间的亲密关心,最后成功诱使吕布杀死了董卓。在这场情杀大戏中,有江山,有美人,但就是没有英雄。如果要硬挤一位英雄出来,那位美人貂蝉倒是有一点英雄的样子。谈吕布,不如谈貂蝉,因为大家在了解貂蝉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观察吕布这个人。在下的情商比较低,也无法对掺杂着爱情的政治阴谋做出明确的定义。所以只好先跑一下提,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对貂蝉的描述来看查一下吕布的为人。貂蝉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下甚至认为她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中最聪明的女性。她会放弃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在吕布和董卓二人之间周旋,为的是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但她不是王允手中的提线木偶,她在入住董卓府后,是用自己的智慧挑拨离间二人。王允不可能在貂蝉入董卓府中前告诉应该怎么做的,因为男女之间的情事不是政治,王允没有那种智慧算出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下敢说貂蝉就算不是演义中最聪明的女性,至少也是最懂男人心的女性。可惜在乱世三国中,女性的地位是可怜的,聪明的女性更是可怜,因为她们常被自以为聪明的男性当成是利用工具。就像王允一样,虽然铲除了董卓这个祸首,却被董卓势力的残将李催郭巳所杀,吕布也带着貂蝉兵败逃亡了。吕布逃亡后先是和曹操大战,失败后到徐州投靠了刘备,并将刘备驱逐出境,自己占领了徐州。贪心不足的吕布到了徐州后又纳了一个小妾,貂蝉会怎么想?她应该是不在乎的,自己现在除了活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汉室没有保住,唯一的亲人王允也死了,自己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喜欢自己却不爱自己的吕布了。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或许貂蝉曾经因为吕布为了自己的付出感动,看着吕布的背影悄悄地说一声谢谢。或许吕布曾经为了貂蝉去战斗,甚至是为了貂蝉去争夺天下,但也只是一时。乱世中只有滥情没有爱情,当戏子在台上独自哭泣时,台下的观众或许会叹息,但他们无法改变剧本。吕布最后在曹操和刘备的合击下兵败,被曹操绞死在白门楼,貂蝉的下场却无法在演义中找到。或许罗贯中本人也只是当貂蝉是一个跑龙套,毕竟是军事历史小说,不是爱情剧,只是利用一下这个角色而已。其实,江山好比是“利”,美人好比是“情”。生逢乱世,要想得利,必须要同时间的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得情,却必须同时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吕布得过“利”吗?得到过。吕布带着貂蝉逃出长安后,利用曹操兵出徐州的机会,偷袭曹操后方的大本营濮阳得手,谓之天时;有了地盘,吕布就可以向其他诸侯一样有了称雄一方的资本,谓之地利;吕布虽有“三姓家奴”的骂名,但他确实有资格为自己的武勇而自傲,也确实帮助汉室诛杀了老贼董卓,因此还是多少有一些人缘,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完善,所以他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称雄一时,最后却不得不亡。吕布得过“情”吗?也得到过。吕布为了貂蝉,放弃了继续在董卓身边发展的机会,谓之天时;吕布最后是因为貂蝉和他的三号老婆却他固守城池以保护一家老小,因此才没有采用谋士陈宫的计策,丢失了唯一的根据地下呸城,谓之地利;同样是因为貂蝉的缘故,吕布在手下的心中树立了一个‘贪图女色而不关心士卒死活’的形象,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利”与“情”只是一时。原因很简单,因为吕布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寻找机会,而不是乘火打劫;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气度和领导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而不是通过武力和莫须有的行动证明自己;真正的英雄,会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天时和地利留住并扩大自己的地利,而不是随机取巧。还是那句话,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所以,乱世英雄的情不是对自己的情侣,而是天下苍生!所以吕布有着秦始皇的野蛮,西楚霸王的武力,却也和他们一样没有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他们都不是英雄,自私的人不可能成为英雄,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吕布是三国第一猛男,但不是三国第一人。气质,风度和智慧,这些就是肌肉男与富有心计的绅士之间的区别。我们感慨吕布,叹息吕布,甚至崇拜吕布,但是千万不要学习吕布。自私的人或许有人们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他为什么会自私。是乱世的背景?是利益的贪婪?还是人性本就自私?呵呵,一切都只是因为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信念有所不同。所以,关键还是一个人自己的本质,一个人自己的态度决定了他是否处于一个乱世,他是否配做英雄。历史如此,生活如此,人生如此……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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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围绕以下问题,题目自拟:
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内在的自我变革力量”,必须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推动它的发展。
殖民主义则以暴力的方式在亚洲落后国家传播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结合此观点你怎样看待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
二。
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思考如下问题:
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脱亚入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失败了?
三。
结合孙中山生平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思考如下问题:
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20世纪以来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人?
四。
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对当代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启示。
我学的就是要求写这些话题老师出的 我写的孙中山那个 肯定行 采纳了吧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党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功夫在全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八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接着,党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党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党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为什么需要有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说明犯过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为什么会犯重大的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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