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述略论文范文

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采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采’疑作‘釆’。‘釆’，辨也。‘釆’‘采’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采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代白话作家群，也相对关注文言派。或支持辞赋革新运动，是“国学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验证了王首倡的“国学创新”“新国风运动”的正确性。江浙名家陈鱼观先生（著有文言文若干篇），对辞赋革新运动的理解与创作实践，值得推举。孙五郎（孙福倩），则是军旅辞赋家，其对古典语体的驾驭能力，其才远显其能力非凡，其《歇马山赋》系列，可谓“大赋长歌”——意境创造引人入胜、别有洞天；语质底蕴回锋起合，犹若东坡缓兮，而西坡突险，气韵满卷奔腾，势吞当关，麾指万夫也。其《歇马山赋》（总赋）、《歇马山石赋》、《歇马山泉赋》、《歇马山杜鹃花赋》的成就，标志着辞赋革新派山水题材创作臻于成熟。其军旅生涯，戎马边城，挥墨风云，世称“孙军门”。孙军门，开当代边塞军旅新国风，与之素未蒙面的黑省辞赋家王泽生热赞道：“孙福倩，竞匡庐而拔辞采，踏冰河而凝风骨，实为辞赋革新之鼎器也。”。国学创新是个大的战略性的理论，其轮廓统摄了新古文运动，现代语体作家，亦出现使用古典格式表达的情形，其中，吉林公主岭作家——贾世韬（原名贾峻峰，常用笔名：北溟、伯衡、孟泓，自号七星山人。有《雪庐作品选集》，已出版随笔、散文、诗词、楹联、诗歌、报告文学、特写、传记等卷，计3600余篇（首），510余万字。），就是新古文运动的杰出代表，著有《长城赋》、《和氏璧赋》、《语言赋》等。其四六体辞赋数量虽不多，《画史三字经》等诗体赋成就却斐然。贾之文字，可以作为“新古文运动”经典的证据。因为新古文运动，属于国学创新（新国风）。曰：“贾世韬的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属于学者型作家。”中社学者日不落评价道：“贾世韬是新国风之重要作者、文学实践家。”。在三千里关东大地上，贾世韬先生以“塞外风骨”，独树一帜，形成“贾派诗风”，其新国风成就蕴于推敲之中，酷比“岛瘦郊寒”，世称“新贾岛”。贾世韬——新国风之成就目录：《中国画史万言三字经》、《中华百工百艺圣祖宗师歌》（12篇）、《长征颂组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组词》、《公主岭七英祭》（7首）、《长城行》（古风）《长白山天池舟中作》（古风）、《毛竹魂》（古风）、《画虎大师歌》（古风）《神州茶》、《中华酒》、《百花齐放歌》、《百鸟和鸣歌》、《百树争荣歌》《百兽共乐歌》、《花谱歌》天津出版社一位老学者曰：吾写诗多用典，今人甚为不明也。今人读古的能有几人呢？大多走马观花，即便系统的高校国学教育，也离国学研究要求的书目相差悬殊得天壤也。仅一部《四库全书》就收录了乾隆18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古本，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时间前后历经20余年：1、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2、整理图书：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又近三年，抄完第二、三、四部-“北四阁”。从1782年——1787年又抄三部-“南三阁”。《四库全书》的问世，是国家动用了全国第一流的大批学者，参纂人数惊人与投入资财府库车载。近代，虽毁于战火几部，但完整卷宗尚在，研究国学者，必修之。因其是继明〈永乐大典〉（现存残卷）之后最伟大的中华文明百科全书。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该书缺憾：1、过分重视儒家著作。2、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学异端之”，禁传其术。3、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4、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诞生了一大批在经学大师、古书学大师、考证学大师、辩斗大师、维新大师、教育学大师、讲学大师、述略大师、史学大师、思想大师，如：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等人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尤其是20世纪初的诗学、甲骨文、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国学成就，多为重大发现，震惊世界。但网络有关人士认为：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理由是：1、毛研读了存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典籍。2、毛对“武、体、医、兵、子、戏、诗、书、文、宗、工、农...”这些领域的研究与建树成就了“毛泽东思想”。对于毛的认可，理所当然。世人云：钱钟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师。现在健在的季羡林、文怀沙等人，年龄近百岁，成为而今国学界之泰斗。然则，当下国学大师的帽子，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真真假假，如何评判一个合格的国学者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是衡量王提出的“国学创新”工程的重要指标：1、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2、精通小学与各体式古诗文辞。3、汲取外学，中西兼通，治学指归民族本位与传统文化。能通国故之典籍者，确为寥若晨星也。然，但为辞赋开山，创新以贯通，不求闻达与卓绝，如此魅力之人格，乃合国学之要也。国学复兴，是一个极具魅力的领域。国内“读经运动”尘埃飞扬、“蒙学教育”乡村可闻、孔子学院海外开办...这些似乎离百姓遥远而“迂阔、酸腐”的东东，一夜竹笋遍山，伴随着汉服表演、唐装走俏、祭祖大典风行、寻根热不断涌现、竹帛简文贴满商品上，那些“论语、孟子”等旧学典籍，一次次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转出来，压满书桌。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喊“打倒孔家店”，激烈的反对“国学”，到今日传统文化的回归——所谓的“国学热”，其间之存疑何故也？冷热之间，转眼相隔百年。四库全书，与新文化运动之间，间隔也是百余年。百年轮回，弹指间，道大其中，规律孰辨；百年风骚，回眸处，大师故去，谁主浮沉？今之神州，网络普及；世界寥廓，小小环球，俨然一村落也。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重大主题需求传统资源为中国增辉，增其内涵。中华文明五千年，世界独绝，如继续被冷落，绝其根脉，子孙当憾。因此，铁肩担道义，王蒋首倡“新国风运动”，首创“国学创新学说”，弥国学教育之缺位，构和谐社会之学术，凝造文化复兴，究察文化虚弱之现状，视野全球，创新正规化国学，王蒋甘当先锋，毋庸置疑。问题是国学要不要创新的问题，而是怎样创新得更好的问题。创新国学是责任，是义务，国学创新真正存于民族文化生命实践之中。幽幽春秋，大业千古，大赋当歌，创新兮伦伦高峨，大智兮国学，大气兮国学，大美兮国学。

今本《湛然居十文集》共十四卷。与耶律楚材同时代的孟攀鳞在序言中云：“适有中书省都事宗仲亨最为门下之旧，收录公之余稿，纤悉无遗。今有增补杂文，诚好事之君子。举其全帜，付于门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协力前修，作此新本，以示学者，可谓兼善之用心。省丞胡公喜君之文，揄扬溢美，勒成为书。中或有误者，更加厉正，命工刊行于世。”与孟序作于同一时间的王邻序亦云：“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代律诗、杂文五百余首，分为九卷。恐珠沉于海，玉隐于山，而辉彩未著，特命良工版行于世……癸巳岁十二月望日平水冰岩老人王邻序。”从序文内容来看，这部文集最早应当编成于1233年，当时分为9卷，集古律诗、杂文等共500余首。编纂者为耶律楚材的属下中书省都事宗仲亨等，主持者为序言和所提到的“外省官府”、“省丞胡公”，即当地的行省长官胡天禄。这个本子刊行的内容，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认为即今本《湛然居士文集》的前9卷，其中收录的作品均写于1233年以前。“盖前九卷癸巳(1233)所刊，后五卷则甲午(1234)以后续增也。然亦至内申(1236)而止。自丁酉(1237)至甲辰(1244)凡八年，诗文无一篇存者，盖今之十四卷未为足本也”不过，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中，他似乎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一看法，把今本前九卷中的许多诗文列为1233年到1236年的作品。这似乎表明，他对这一问题也无统一认识。而且，对于今本《澹然居士文集》作品的下限时间丙申年(1236)，王国维的考证也有前后矛盾之处。像卷十《张汉臣因人朝觐索诗》，他考证其人为张子良，但现有材料均表明，张子良于太宗十午(1238)始归降蒙占，他入觐蒙古大汗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由此可见，今本《湛然居土文集》或许还包括了1236年以后的作品。近人王相文指出：“今集中有甲午（1234）以后乙未（1235）、丙申（1236）诸诗，当是后续集。间有癸巳以前之作，亦搀入。”他也怀疑王国维对今本《澹然居士文集》收录的作品创作年代上下限的推断的精确性。那么，十四卷本《湛然居士文集》是否为全本呢?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史称其旁通天文、地理、术数及二氏、医卜之说，宜其多有发挥，而文止于斯，不敌诗之三四，意尚有遗佚软?”可见，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十四卷本《湛然居士文集》是否为全本曾提出过怀疑。但接着，他们又说：“然十四卷之数与诸家著录皆符，或经国之暇,唯以吟咏奇意，未尝留意于文笔也。”似乎又否定了自己的疑问。其实，四库馆臣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有记载曾经流传过除十四卷本之外的另一个收录作品完备的本子——三十五卷本。明代的官修目录《内阁藏书目录》：“中书令《湛然居士集》十三册，不全。元耶律楚材著，凡三十五卷。”这说明至少在明代还有过三十五卷本流传。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曾著录：“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又《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中亦著录：“《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又《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各家著录的卷数大大多于今天我们见到的本子。可见，现存的十四卷本《湛然居土文集》远非全本；三十五卷应该包括了耶律楚材更多的作品。通过电子版四库全书检索系统可以发现，在现今保存下来的文献中，提到过一些今本《湛然居士文集》没有收录的作品。像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首赵著所撰序，曾提到“余尝在贞祐季年，亲见玉泉大老怀亲诗石：‘黄犬不来愁耿耿．白云望断思依依。欲凭鳞羽传音信，温水四流雁北飞。’又云：‘黄沙三万里，白发一孀亲。肠断边城月，徘徊照旅人。’……又和人诗云：‘仁义说与当途人，恰似春风射马耳。’”其中，前两首分别见今本《湛然居土文集》卷二《思亲有感二首》与卷二《和王君玉韵》，只是文字稍有出入。而后一首诗《堪然居居士文集》没有收录。在《双溪醉隐集》中，耶律铸有和其父诗七首，其中大多也不见于今本《湛然居士文集》。再如，宋濂也曾经提到过耶律楚材的的一首诗作。而从该诗作的题目来看，显然也不见于今本《湛然居士文集》。这些不见于今本《湛然居士文集》的作品很有可能就收录在失传的三十五卷本中。同时，我们结合史实和他的行踪来分析他现存诗歌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反映他早年和晚年的诗歌确实很少。但是问题就在于，对这样一位少年就才华横溢的人来说这并不符合常理，因为没有任何合情合理的理由认为他早年和晚年不愿意写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早年和晚年的诗歌大都散佚了。而这些散佚的诗歌就有可能在包括耶律楚材更作品的三十五卷本中。如前面宋濂所提到的那首《送刘阳门》，宋濂明确指出这是耶律楚材五十一岁的作品。令人费解的是，除了现存的十四卷本和记载于多家公私目录上三十五卷本之外，还有过十二卷的记载。明代《国史·经籍志》著：“《耶律楚材集》十二卷。”遗憾的是，焦竑并没有这部十二卷《耶律楚材集》的版本情况作进一步说明。它是耶律楚材早年和晚年作品的补集，还是十四卷的删节，我们都无从知晓。明代的其他公私人目录在谈到耶律楚材的作品时也语焉不详。如《文渊阁书目》：“《耶律湛然居士集》一部，三册缺。《耶律湛然居士集》一部，十七册残缺。”《箓竹堂书目》：“《耶律湛然居士集》十七册。”《近古堂书目》：“《湛然居士集》。”《玄赏斋书目》：“《湛然居士文集》。”[14]《笠泽堂书目》：“《湛然居士文集》，四册，耶律楚材。”记载的模糊性让我们很难对十二卷本的版本情况进行研究。现在流行的《澹然居士文集》十四卷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为1926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这是过去最为通行的一种本子，所据底本为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元写本，应当属于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个个子。该书四册，半页八行行十一至十九字，粗黑口，左右双边，内封有：“上海涵芬楼借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景元写本，原书叶心高营造尺五寸八分，宽营造尺四寸。”该书前有甲午岁（1234）行秀序，癸巳岁（1233）王邻序、孟攀鳞序，后有癸巳岁（1233）李微序。由十四卷本可以看出，九卷本有癸巳岁（1233）王邻序、孟攀鳞序、李微序。该版本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目录与实际收录诗不符。有的目录有诗，然实际并为收录。如卷四目录有《还燕和德明韵三首》，实际只收录一首诗。卷五目录作《和薛正之韵二首》，实际也只收录一首诗。卷七目录作《和高冲霄韵三首》，然实际也只收录两首诗。有的是无目录然实际收录诗。卷三目录在《和郑景贤一十首》之后无《又一首》，然实际收录该诗。卷五目录在《和冲霄韵五首》之后无《又一首》，然实际也收录该诗。还有的是目录名与篇名不符。卷六目录作《蒲华城梦万林老人》，然篇名又作《蒲华城梦万松老人》。卷六目录作《寄张子间》，然篇名又作《寄张子闻》。其次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本与前一种依据底本应当相同，但是基本上没有上述目录一实际收录诗不符的情况。再次为渐西村舍本，系清朝光绍乙末(1895)袁昶刊刻，有光绪乙未芳郭无名人的序和光绪丁亥(1887)李文田在卷七未写的跋语，诗文中又增加了一部分双行夹注。根据浙西村舍排印的本子，主要有商务印书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万有文库本。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从书》本、1984年台湾新文平出版公司印行的《丛书集成新编》，也是根据渐西村舍排印的。此外，在国内十四卷本还有一些《湛然居士文集》的抄本。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记载在国内图书馆一共藏有十九本抄本，主要藏于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最后为1986年由谢方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标点本。该书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以渐西村舍本互校，并以《丛书集成》本作参考，在每篇诗文后均附有校勘记，并在全书的末尾附有《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等三种对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非常使于读者参考，为现在最好，也是最为方便的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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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学·孙子兵学研究述略·当代对孙子兵学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孙子兵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版了杨丙安《孙子集校》(中华书局1959年版)、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军事科学院《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等一批颇有功力的专著。但总的说来，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及研究成果方面尚不能尽如人意。至于十年动乱期间的出版物，大多为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作，不可能系统、准确地探讨孙子真谛。

丰硕成果的出现是在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了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杨丙安《孙子会笺》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黄葵《孙子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钮国平、王福成《孙子释义——附韵读》(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谢祥皓主编《兵圣孙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李鼎文主编《孙子兵法与海军》(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等数十种。它们或译注千锤百炼，信达公允;或校勘严谨细密，有大突破;或解说义精言粹，多有新义;或探析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堪称孙子兵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孙子兵法》研究新成果，更多地反映在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的数百篇论文，大多勇于探索，不拘成说，在版本、校勘、训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多学科应用等广泛领域提出创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中国当代的孙子兵学研究上，台湾学者也有甚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自1949年以来，在台湾出版的专著主要有柯远芬《孙子兵法讲授录》、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孙子今注今译》、姚季农《孙子十三篇语文读本》、谢新瑞《孙子语法探究》、辛尚志《孙子兵法解义》、刘式毅《商战孙子兵法》、李君弼《孙子的体系研究》、姜馨《孙子兵法引例》、关名《竹简孙子兵法残卷释文》、王建东《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精解》、肖天石《孙子战争论》、郑峰明《孙子思想研究》、柳元麟《孙子新校解》、李启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徐如林《孙子兵法与人生》、张慧良《孙子兵法中的大将道》、孟浩斌《孙膑兵法》、李锦俊《孙膑兵法》等。

众多的论著反映出，近年来，改变了过去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手法单一、应用领域只限于军事的状况，出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如：

用马列主义对《孙子兵法》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当首推郭化若。他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中专题论述了《孙子兵法》的唯物论辩证法因素，将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近年来对《孙子兵法》中军事经济思想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如孙墨林《〈孙子〉的军事经济思想》(《军事历史》1987年6期)指出：①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②经济内容是预测战争前途的基本条件。③要经济地选择后勤补给方式。④正确地选择和利用军事经济环境等。

王安在《〈孙子〉的军事管理思想及其运用》，( 《管理世界》 1989年3期) 一文中指出《孙子兵法》系统地论述了军事管理问题，揭示了军事管理的客观规律。

严国群在《〈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动员思想》(《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对《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动员思想作了专题研究，认为孙子围绕“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注重邦交”、“加强武备”等几个方面，强调对多种力量动员，形成一种整体合力，以便震慑或战胜敌人。

《孙子兵法》中的心理学思想，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林建超《试析〈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探析》1985年1期)、温金权、杜汝波《〈孙子兵法〉的心理战理论及其指导意义》(《〈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曹景星《〈孙子兵法〉中的心理学问题浅谈》(《郑州师专学报》1982年4期)等均有论述。他们认为，尽管《孙子》的心理学思想“还带有原始、自发的性质，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心理学理论，但已经触及军事心理学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孙武可谓是 ‘心理战’ 的鼻祖”。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高利科夫斯基在《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 一文中认为，强调 “西方行为学家虽然掌握了现代知识，但得出的结论却和孙武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结论相同，孙武的著作可以称为行为学的基础。”姚平在《〈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指挥的行为原则》(《行为科学》1987年5期)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指挥心理的行为原则，是战争经验的结晶。历代兵家灵活运用，加以发展，已富理论形态”。目前，关于《孙子》行为学思想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其丰富的行为学思想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开拓。

孙柏林在《孙子的系统和运筹思想》(《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真正把古代运筹思想引入军事领域的当首推孙子。汪爱华《论〈孙子兵法〉中的早期朴素军事运筹方法》(《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4期)一文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不少论述已有了早期朴素军事运筹方法的萌芽，可以说是军事运筹方法在两千多年前以中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雏形。

*** 飞、阎勤民等从信息科学的角度发现：“《孙子》的信息观是全面而科学的，即便当代的信息观念，也未能全超越它的基本原理”(《〈孙子兵法〉的信息科学价值观》，《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2期)。

近年来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军事预测理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对《孙子》书中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军事预测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中兴、刘先廷在《〈孙子·计篇〉的军事预测思想概说》(《军事历史》，1986年3期)，指出，孙子通过对敌我双方各种条件的分析对比，进行战争胜负的预测。黄朴民的《中国古代军事预测述要》(《中国军事科学》1992年1期)更进一步对军事预测的根据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归纳举要。

有的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是最早将数学引入军事学术理论研究，因而使孙子“能较为精确地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使这部“兵学圣典”具有预见性、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平以《孙武善用定量分析方法》(《解放军报》)为题，专门讨论了《孙子》中运用数学阐述军事问题的方法.李紫溪，《孙武是古代数学家》(《天津日报》1991年10月29日)从军事行动本身需要的角度，对《孙子》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孙武兼通数学更无疑义”。法国学者魏立德，《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 (收入《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孙子兵法》数理逻辑的研究中发现，“‘正’ 和 ‘奇’ 这两个概念与余数的计算有关，‘正’代表‘整齐之数’，也就是构成阵的外形的整个数，而 ‘奇’ 则是余数，余数是用来采取一步行动的”，“ ‘形’ 可以用固定数据来计算，‘势’ 则只能用对变化着的数据所作出的估计来计算”。孙子善于利用数量计算来说明问题，还表现在把“度”、“量”、“数”这些数量观念作为军事上的重要范畴，并用计算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物力和人力资源，是“孙子的重要贡献”，“是难得的数学文献”。对《孙子兵法》中数学的运用，学术界意见较为一致，但对孙武是数学家、乃至是《孙子算经》的作者却分歧较大。

近年来，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已有人尝试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博弈活动之中。至于《孙子兵法》中的经营管理思想，更已成为中外学术、企业界的共识。早在古代，著名商人白圭就已把《孙子兵法》成功地应用于商业的经营管理，并将其改造、总结为古代的商业经营思想——“积著之理”和“治生之术”，白圭言其经营诀窍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史记·货殖列传》)。时至近、现代，随着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古代兵法的管理思想上。在日本，不少企业相继把《孙子兵法》等列为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必读教科书。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西方高等院校，也将《孙子兵法》纳入大学生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告诫管理者，“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近年来，我国研究、运用《孙子兵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以李世俊等编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为先声，又相继出版了由加拿大学者陈万华和我国著名管理学家陈炳富合著的《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应用》，杨先举的《兵法经营十谋》等一批研究专著和实用读物总共不下10余种，论文20余篇。这些著述的出版和发表，促进了《孙子兵法》在企业界的普及和运用，涌现出一批通兵法、精管理的企业家。1991年，在我国召开的 “首届《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就是对《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管理的一次检阅。

近年来中外体育界人士开始注意到体育运动与《孙子兵法》的共通性，并将孙子的谋略思想用于指导体育训练和比赛。正如静柔在《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所言：“翻开《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开篇的 ‘诡道十二法’到末篇的知人、用间，无不闪烁着谋略的光电”。“那道道谋略思想的光电一旦射进现代从事竞技体育人士的心田，一定萌生出智慧的新芽。”在日本的棒球场上，运动员们能脱口说出孙子的警句箴言，说明孙子用兵之法已成为他们争胜夺冠的奇谋妙计。佟庆辉、万怀玉根据教学经验对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散打训练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其《散打与孙子兵法》一书中，运用孙子谋略思想，分析散打擂台上的竞赛实例，使人们信服地看到《孙子兵法》这部 “知识与智慧的书”，可以成为“运动员智慧的源泉，取胜的法宝”。

将《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用于医学领域，可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有研究证明，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不仅有《孙子兵法》的思想观点，而且还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语句，《内经·灵枢》引伯高语： ‘兵法：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此语源于《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句，可见其影响之深。元明之际的吕复在评述两代医家时，也有“张长沙医如汤武之师，无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敌之大小，皆可制胜”之说，显然指《孙子兵法》而言。然而较详细记述借鉴《孙子》行医治病的，当首推清初名医徐大椿。徐氏行医长达5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他以《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推论中医用药之法，撰写出著名的《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他称赞：“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黄石市中医研究所殷衍彬在徐大椿运用《孙子》行医治病的基础上，对《孙子兵法》在中医治疗中的价值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疗》一文(收入《孙子兵法在当今世界的妙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丰富了传统中医药学的内容。

近年来不少人还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刘庆在《〈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收入《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中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在著作样式上，《孙子》采取的是“舍事而言理”的叙述方式，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则通过对历史的叙述，间接反映当时的军事思想及战争指挥艺术。二是在军事学术传统上，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立的兵家学派，而古希腊、罗马军事学则长期充当史学的附庸。三是在作者经历和著述目的上，孙子是驰骋沙场的军人，研究兵学有现实的功利目的，而古希腊、罗马的军事作家大都置身战争之外，研究战争主要是为了达到史学惩恶劝善的目的。四是在思维形式上，《孙子》概括出一整套充满哲理的军事范畴，古希腊、罗马的军事术语则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更倾向实用而缺乏哲理色彩。五是在思想方法上，《孙子》偏重于哲学思辨，直觉顿悟，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偏重于逻辑推理，求实索真。六是在思想内容上，《孙子》重视兵学体系的建构和战争规律的阐发，重道尚谋，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更注重具体战法，注重军事技术。

陈西进在《〈孙子兵法〉与〈战争论〉》 (收入《兵家史苑》(2)，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认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的目的、战略因素、战略决策、战略形势、作战方法上都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孙子更倾向于作战的实际运用，克氏倾向于战争的理论建立; 孙子的理论特点是以整体来指导局部，克氏是以局部来反映整体; 孙子侧重于运用谋略、任势和指挥的灵活性，克氏侧重于以战斗消灭敌人、会战及指挥的坚定性。夏征难在《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较略》(《中国军事科学》，1990年4期)中也指出，孙子的思维方法是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之上的，但又是朴素和原始的。克氏使军事辩证法思想开始脱离朴素、直观的性质，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但终究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孙子较早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克氏则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取得突破性研究的第一人。在对战争认识的问题上，孙子驱除战争领域的天命论，初步勾勒出对战争认识的一般过程，提出战争知行统一观; 克氏对战争规律及其认识问题上的探讨则要逊色于孙子。刘庆在《〈孙子〉与〈战争论〉文化特征的比较》(《孙子学刊》1992年1期)中指出，简单地将二者言论排列比照，评说优劣，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辨识二者根植于东西方社会土壤之中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在著述目的上，《孙子》强调知战结合，《战争论》热衷于理论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孙子》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将帅用兵的理想境界，《战争论》以不受限制的“绝对战争” 为战争形态的完美形式; 在思维方式上，《孙子》注重整体直观上的把握，《战争论》则从概念的分析综合入手，由简至繁构起整座思想大厦;在理论偏好上，《孙子》尚智善谋，倾向于灵活指挥和因情用兵，《战争论》注重实力，强调计划和指挥的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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