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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居中人 （一） 清朝末年，姑苏城内一小巷，住着一人家。门前一对石狮，门窗木质雕花，工艺精细。前后二进院落，院内放置各种兰花和盆景，甚是赏心悦目。家中陈设简单但干净利落，墙上挂着几幅前朝名人字画。看似寻常，但明眼人从细枝末节就知这户人家并不普通。 的确，这户人家曾经身世显赫，人丁兴旺，但世事难料，祸福难测，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这里只住着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太和一个七岁的小姑娘，一个女仆操持日常家务。这姑娘便是日后名扬大清，被后人称为清代第一女词人的顾太清，这老太太是她的祖母。 话说这小姑娘的祖父是清代有名的大学士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他们原是满洲镶蓝旗人，属于满洲贵族，和皇亲国戚都有渊源。曾经家中侍女成群，高朋满座，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书香世家。怎奈乾隆二十年，鄂昌因叔父鄂尔泰门生“胡中藻”案所累，他作为重要查办对象被卷入文字狱要案，未能幸免，被赐自尽，家产籍没，家族由是败落。 鄂昌的儿子鄂实峰生有一儿两女，长女即是顾太清。其实她小时候并不叫这名，她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也称西林春。顾太清是婚后才改的名。因她后来喜用这名写词，人们也便这样称呼了。（二）也许这世上的奇才都要经历一番锻造雕琢才能成为美玉。西林春一出生便是罪臣之后，五岁时父母就早亡，她的弟弟妹妹则由别的亲戚领养。 西林春能有后来的成就她的祖母功不可没。她七十岁仍耳聪目明，教孙女识文认字，讲古人的故事。西林春也是天赋异禀，聪明秀慧，深得祖母喜爱，在她十岁时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来府中，教她诗词歌赋，音乐绘画 ，从此打开了她通往诗词创作的道路。 她虽是女儿身，却有男儿志，常常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到处玩耍。那时家家户户的小姐是要被裹小脚的，而她宁是不肯，祖母也只得随了她。 西林春身上虽有满洲人的血统，却是从小生活在江南人家，吹着江南的风，淋着江南的雨，喝着江南的水，完完全全是一个江南姑娘。姑苏城里街头巷尾的吴侬暖语滋润着她的心田，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园林美景这一处处风物让她不自觉中得到了美的熏陶。 心思敏捷的她，常常感怀于自己的生世，遂把这种种情愫付诸于笔端，写出了一首首清新脱俗又意味隽永的诗词，在京城广为流传，文人们争相赏阅吟诵。 一直喜欢她的这首词，情景交融，不造作，不忸怩，脱却了朱阁香闺的多愁善感之气。她题词立成，信笔挥洒，行云流水，作词有苏东坡、辛弃疾的风格，深得时人惊叹赞赏。（三）改变西林春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 此时，她已年芳十八，长得貌美如花，加上早慧早熟，举手投足间充满一种特别的韵味。暗中追求她的小伙子不计其数，只是却没有一个她看上眼的。她有时也会露出淡淡的哀愁，不知自己的前途归宿在哪里。 一日，她在百无聊赖时随一友人去参加一场满族人举办的宴会。听说这次宴会特别隆重，原来是主人要迎接一位王宫里的贝勒爷来此下榻。 这位贝勒爷来头可不小，他是乾隆第五子爱新觉罗.永琪的孙子，名叫奕绘，平素嗜弄文墨，吟诗作词，风流倜傥，在京城也是赫赫有名。 他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冲动，众人都想一睹这位贝勒爷的风采。 这奕绘果然不负众望，身材修长，英气逼人，谈吐不凡，成了众人谈论的焦点。 奕绘在和宾主觥筹交错间，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彷如哪日在梦中见过。那女子穿着薄纱裙，身段婀娜苗条，明眸皓齿，面若桃花，眉宇间含着一丝淡愁。贝勒爷也是见过很多美女的，却不曾见过如此绝色的，不由心猿意马，目光再离不开半步。 他向主人一打听，更是惊讶。原来这位就是以作词闻名京城的西林春，自己平素就爱吟诵她的诗词，渴望一见，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遇，真是天意啊！此时他再顾不了许多，放下王爷的身段，主动向西林春走去。 西林春见这位贝勒爷不仅长相俊朗洒脱，谈吐高雅，且对自己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姿态，眼中含情，不禁羞红了脸。这不是自己梦里一直期盼的人儿吗？ 两人在眉目往来中，情愫已暗生。一个才华横溢，明丽可人；一个风流俊雅，温情脉脉。在江南的无限春光里，在疏影婆娑的柔波里，在花前月下的浪漫里，他终于大胆地握紧了她的手:“我愿与你共度此生。等我回音。” 西林春娇羞点头:“此生只为君一人。” 他拥她入怀:“原谅我无法给你正室的名份。” 她微笑:“有了你的爱，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等你。”（四）奕绘回到宫中，征得了正室妙华夫人同意娶她过门。然她是罪臣之后，入不得皇室大门。宗人府不会通过她的审查。 这是皇宫的严规，没人能帮得了他。他一次次往宗人府跑，一次次失望而归。他苦恼烦闷，心上人远在姑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挥毫蘸墨，将心中的思恋与痛苦化作一首首情诗，托人带信与她。 西林春也是日日盼君不见君，不知王爷变心了否？今日见此信件，知道王爷一如当初的思念她，为她的事在绞尽脑汁，不由泪流满面，暗自发誓非君莫嫁。 《江城梅花引 雨中接云姜信》 这首词西林春把自己盼望情郎的书信，两地相隔的无奈，因思念消瘦的身影写得凄美灵动，令人顿生怜爱之情。 在青春年华里却被相思煎熬，忍看冬去春来，花谢花落，身旁却无知心人相语。一年又一年，奕绘实在等不及了，他不能再等。他动用了所有属于他的权利，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终于打通了宗人府的关系，让她改姓换名。 他在府中求助于护卫顾文星，让他认西林春为女儿，上报宗人府，最终通过了审查。从此西林春被赐姓“顾”。 奕绘终于迎回了十年离别相思之苦的西林春。那番激动喜悦之情自不必言表，又少不得相拥而泣，柔情蜜意一番。 西林春成为了奕绘的侧福晋。奕绘字:子章，号太素，她为了与之匹配，改字:子春，号太清，又因姓顾，遂自称为顾太清。从此顾太清这个名字将让她流芳百世。（五）婚后的他们，吟风弄月，吟诗作对，夫唱妇随，如胶似漆，被时人称为神仙眷侣。奕绘对她极其宠爱，几乎忘了正夫人的存在。是呀，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仅才貌相当，更是心灵的相知，灵魂的相融。顾太清得到爱情的滋润，创作的源泉喷涌而发，这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她把她的快乐和幸福倾诉于笔端。 《南乡子·咏瑞香》 这首词写的是和夫君在园中赏花所感，也是暗喻自己与花的芳香品格媲美，可见她的自信与才华在爱的滋润下与日俱增。美好的姻缘一定是促使对方相互成长的。她几乎忘记了什么是生活的烦恼。 几年之后妙华夫人生病去世，奕绘未再续弦，拥有一个顾太清已足够了。 奕绘府中有一风景绝佳处名天游阁。里面不仅有亭台楼榭，名贵花木，还有一座小山，山上一亭楼，可以登高望远。奕绘贵为贝勒爷，骨子里是一位文人，在他府上来往结交的都是文人墨客、饱读诗书之人。顾太清此时在大清朝已是大名鼎鼎的词人，各界名流雅士也会慕名而来与之切磋诗词。天游阁成了他们聚会之所。顾太清写的诗集《天游阁集》大都与此地相关，这是她很重要的一部诗集。 （六） 如果人生能一直这样美好下去多好。 天妒英才。 奕绘在四十岁那年突然重病，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噩耗传来，她不肯相信，看着几个年幼的儿女，看着冷冰冰躺着的夫君，哭得死去活来。一场繁华一场梦，梦里尽是离人泪。从前的恩爱欢愉该去哪里寻找。 她悲痛、绝望、伤心，她整日不出门，也无心装扮自己，华贵的王府再不见俏丽的身影。她不愿再看湖中的鸳鸯鸟，池边的连理枝。她只是一遍遍追忆着往昔，一遍遍品尝孤独和透彻心扉的疼痛。 孩子需要用心养育，不能再如此消沉下去。奕绘去世的第二年，她从悲痛中解脱出来，重新拿起了笔，笔下的诗词又多了一份凝重和深沉。 她恢复了与京中文人的来往，渐渐的王府又热闹起来，原来的文人墨客陆续来到府中与她阔谈诗词。 佩服顾太清，不仅因为她的才情，更是赞赏她的胆魄。她是一位王妃，府中戒律深规甚多，但她不怕流言蜚语，不会因为世俗的偏见就停止和文人的交往。她只遵从自己的内心。她要让自己重新独立、站立起来，以一个词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王妃一个女人的姿态。她抛弃了旧时女子陈旧落后的思想，是她们效仿的楷模。 （七）经常来这府中的就有一位当时就轰动文坛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就是写“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江南大才子。 当时他就在内阁中书和宗人府主事，曾经也是奕绘的座上客。他早就暗慕顾太清的才华和美貌，如今见她形单影只，更是往府中跑得勤快。顾太清也非常欣赏他的诗作和人品，对他的到来感到高兴，和他也最是聊得来，这就不免引来闲言碎语。 不久京城传出了一首龚自珍的《已亥杂诗》: 诗后的一句小注为“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 原来贝勒王府就在太平湖畔，湖边不远处有一片茂密的丁香树，每到花开时节，空气中弥漫丁香花怡人的香味，龚自珍会在闲暇之余，来此驻足观赏，遂写下此诗。 市井百姓更愿意相信这是一首情诗，但是真是假他们还不得而知。 这首诗给龚自珍招来了祸端，也差点害了顾太清。 （八） 此时杭州文人陈文述来到京中，从这首诗中嗅到了暧昧的味道。他要拿它做文章，以报当年羞辱之仇。 原来这陈文士也爱吟风弄月，还有一爱好，专收青楼艺妓为弟子，教授她们吟诗填词的技艺。 有一年，一时兴起的他出资修葺了葬于西湖畔各位才女的坟地，女弟子纷纷题诗赞咏。他把这些诗词收集起来，编成了《兰因集》，并想请赫赫有名的顾太清也能为此写几首诗增色，抬高集子的名望，可顾太清怎么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和艺妓排列在一起，婉然拒绝。令她没想到的是，在《兰因集》刊发后，里面竟载录了她原来写过的诗词。她气得浑身发抖 ，写了一首讽刺陈文述的诗。他从此怀恨在心。 陈文述召集了一帮文人，对这首诗展开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朱坻”显然是贝勒府，“阆苑春”不就是西林春吗？这“梦见城西阆苑春”不正暗示龚自珍和顾太清的暧昧关系吗？之后，他们将这一结论公之于众，于是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充塞弥漫着这一桩风流韵事。 两人之间是否真有此情今人仍不得而知，因为不能仅凭一两首诗就论断，也许此情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但我倒宁愿相信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本来男女相爱是人之常情，何况顾太清寡居，两人才貌相当，又都是情感丰沛之人， 怎能不生出爱慕欢喜之情? （九） 两人从此身陷舆论漩涡中。龚自珍在京城待不下去了，被迫辞官南归，在途经江苏丹阳云阳书院时突然暴死，时人怀疑是被奕绘长子载钧派人秘密毒死，因为他侵害冒犯了王府的荣誉。这就是著名的《丁香花疑案》。 顾太清也未能幸免。载钧痛恨顾太清夺了父亲对他娘的爱，现在又有绯闻在身，就找了一个借口把她和儿女逐出了王府。从此顾太清只能居住在西城养马营的破屋子里，艰难度日，将几个儿女拉扯大。直到奕绘的大儿子死掉，她的孙子得以重继王位，才把她接回去，过上了十几年安宁富足的晚年生活，于七十八岁病逝。 顾太清在古代的女子中算是幸福的。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了世人的尊重，丈夫的宠爱，她身上独立自由的思想一点也不输现代女性。 她一生词作丰富，著有《东海渔歌》词集六卷，《天游阁集》诗集七卷。她的诗词立意新奇，语句精妙如珠，感情真挚，充满美感。她紧紧结合现实，用感性的手法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赞美，更有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同情和妇女命运的审视，使她的诗词达到新的高度。她能从清朝众多的诗词中脱颖而出成为姣姣者，跟她自身的顽强进取是分不开的。 晚年即使身处困境仍笔耕不辍，以“云槎外史”之名创作了《红楼梦影》小说，深得世人喜爱。在清朝时就被人传诵“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容若就是清朝第一词人纳兰容若，太清春可与他媲美，地位相当。 二十世纪初，国内外学者研究顾太清诗词的越来越多，现代文学界一致公认顾太清文采见识非同凡响，才华出众，封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当之无愧。
柳如是柳如是(1618-1664 年) 本姓杨，名影怜，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浙江嘉兴人，幼年被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柳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作书得虞世南、诸遂良笔法。年稍长，流落青楼。在松江，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领袖、常熟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钱戏称柳如是"柳儒士"。明亡，柳劝钱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钱面有难色，如是奋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未遂。钱谦益降清后，遭猜忌被逐回乡，郁郁而死。钱氏家族乘机向柳如是逼索，如是投缳自尽。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柳如是曾与南明复社领袖张缚、陈子龙友好，与陈情投意合，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氏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最后于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氏娶柳后，为她在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柳氏后生有一女。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是来自柳氏的绛云楼。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清人认为她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柳氏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6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禁，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柳如是曾自号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著有《柳如是别传》。王贞仪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原籍安徽天长,生于江苏江宁,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顾太清顾太清（1799-1876后），名春，字梅仙，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入嫁为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荣恪郡王绵亿之子——贝勒奕绘的侧室福晋，报宗人府为“顾”姓。婚后夫妇唱和，伉俪情深，又因奕绘字子章，号太素，为与之匹配，遂字子春，号太清，自署太清春、西林春，故以顾太清名世。太清多才多艺，且一生写作不辍，她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小说、绘画，尤以词名重士林。她做诗词全凭才气，不摆“唐模宋轨”的架子。倒也潇洒自如，平添一种风流态度。著有词集《东海阁集》和诗集《天游阁集》。前人曰：“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语。”足见她在诗词上的成就。中国的文坛长期由男性统治，女作家可谓凤毛麟角，难以数记的女性被禁在深闺里，无人知晓。明末清初，部分大胆的女子走出闺房，结社吟诗，抒发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顾太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与当时京师的满汉才女结集秋红吟社，联吟诗词，在中国女性文学史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太清晚年还自署“云槎外史”之名，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人总说红颜女子多薄命，但诸如太清之流的才女，除了让后人嗟叹之外，更给天下人展示出了一种精神的超脱，异样的风采。顾春所著《天游阁集》五卷，有宣统二年（1910）神州国光社排印本，刊入《风雨楼丛书》；《东海渔歌》四卷，有1914年西泠印社活字本，但缺第二卷。三十年代，词学家龙榆生曾辑顾春佚词若干充为第二卷，刊于《词学季刊》。日本铃木虎雄所见钞本比国内刻本多一百四十七阕，可见太清词在国内亦不全。
1清朝才女谢方端 谢方端,阳春岗美轮水村人，生于公元1724年，卒于1513年，时年89岁，是廉吏谢仲玩的长女。谢方端幼年丧母，随父宦游，聪慧善读，二三过辄，记诵不忘，少时读书并跟其父学声韵，青年时期喜爱工诗填词，出口成章，学有所长，写作不辍，曾著有词赋一本和《小楼吟稿》一书(词赋现已遗失，《小楼吟稿》一书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在广东享有盛名。清乾隆43年广东督学李调元及翰林院编修官冯敏昌分别为《小楼吟稿》一书作序、作传，赞美她的才学和为人。 谢方瑞在青少年时，遍游海南及两湖地区，阅览了不少名山胜景，见识了无数世态炎凉，阅历深厚。这些都为她日后写作积累了夯实的材素。 虽然谢方端长期随父客居在外，但她对故乡却怀有很深的感情，在她的手稿中，能找到很多赞美的诗篇，现在读来也很动人，有一次，她离家十载，随父远从湖南常宁到阳江坐船回家，舟泊村边，即赋《轮水舟中》一首，以景生情，寄托了赤子之心： 轻舟遥泊小桥边，桑梓名园在眼前。 漠漠山云岚入画，悠悠溪水绿生烟。 桔花香近幽人屋，渔唱声喧弹子船。 十载归宁疏过问，山川风物尚依然。 她对她的父亲也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不单是对父母那份养育之恩的感激，更重要的是她敬重父亲为官46年，一生清廉的高尚品德。父亲一生的清廉在她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送舍弟方则旋里》诗中曰：“耄年姊妹难为别，廉吏儿孙莫厌贫。犹有诗书遗泽在，可将家传早铺陈。”她为其父归州盗案一事拒不会印(审)，被乾隆皇帝在武昌召见，欣喜若狂，连忙《喜赋》： 廿载劳劳郡县？，大江南北号循良。 铜章不枉铃封奏，丹韶须宣到武昌。 万里辨奸天子？，九重谆问小臣光。 遥知扬对彤墀下，旋惹炉香满绮裳。 谢方端年轻时与当地三甲新楼村文人刘宗衍结婚。夫妻爱好诗词音乐，常与之唱和，可是好景不长，而立之年丧夫，遗下两子及两代遗孀靠其瞻养。这时她苦操家业，“育子成材，夜纺授经，四时不辍。”晚年随长子刘芗谷(优贡生，曾任番禺等10州教谕，后为钦州府教授)生活，居于官署。闲居中热心教人诗文，培桃李，所到之处，受人尊敬，常称她为学者，为慈母，在她80余岁，从官府返乡颐养时“诸生送行盈道路，有的追送30余里，挥泪而别。” 2清朝才女殳默。字斋季，一作季斋，小字墨姑，一作默姑，浙江嘉善人。丹生女。生而奇慧，九岁能诗，刺绣刀尺，无不入妙。习小楷，摹画李公麟白描大士，爱管夫人画竹一幅，与同卧起。年十六未字卒。著闺隐集。《槜李诗繋》3陈端生 （1751—约1796） 弹 词 女 作 家 。 字 云 贞 ， 浙 江 钱 塘 （ 今 杭 州 ） 人 。 嫁 淮 南 范 秋 塘 。 范 以 科 场 案 （ 一 说 继 母 控 忤 逆 ） 谪 戍 。 端 生 在 家 奉 侍 ， 撰 《 再 生 缘 》 弹 词 。 后 范 遇 赦 归 ， 未 至 家 而 陈 卒 。 《 再 生 缘 》 共 20 卷 ， 陈 写 至 17 卷 ， 未 竟 而 卒 ， 余 3 卷 由 另 一 女 作 家 梁 德 绳 续 稿 。 最 后 由 女 作 家 侯 芝 整 理 为 80 回 本 。 有 道 光 二 年(1822) 宝 仁 堂 刊 本 ， 其 后 又 有 多 种 刊 本 、 石 印 本 和 铅 印 本 。 此 作 经 改 编 为 苏 州 弹 词 书 目 ， 有 一 定 影 响 。浙江钱塘人.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 其祖父陈兆仑(句山)曾任太仆寺卿,<续文献通考>纂修官. 父玉敦,母汪氏. 端生刚写<再生缘>时未满十八岁,於北京. 到完成十六卷时还未满二十岁,当时在山东登州.她因生母去世而搁笔,二十二岁嫁范氏.夫妻感情不差,后因范氏应顺天乡试,倩人代笔被破获,发配伊犁为奴.三十三岁时在亲友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下第十七卷,从此不复有作. 凡是看过京剧《孟丽君》的人都会对那个女扮男装，科考中了状元，并被皇帝选作驸马的奇女子留下深刻印象。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出京剧名剧乃是根据清朝女作家陈端生（1751-约1796）的弹词小说《再生缘》改编的。孟丽君的传奇故事之所以受人瞩目，有两个因素。第一，故事的主人公用特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社会身份观念。这样的观念突破是由女性作家来完成的，更为小说的社会和思想意义再加一层特殊色彩。因此，在西方汉学界已将其归入“女性主义小说”一类，甚至有学者专门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第二，故事的叙事方式非常特别。相较于西方小说的情节安排，中国传统小说比较缓慢和松散，读完一回，不必急着读下一回，可以几天以后再接起来读。即便《红楼梦》，也是如此。《再生缘》则不然，其故事情节安排非常近似于西方小说，一环扣一环，一个惊险接着一个惊险，让人急于要知道后事如何，片刻都不想放下（金大侠的小说也是如此）。抛开其内容和思想性不谈，仅就其故事情节布局一端而言，在清代的时候就有如此特别的女性作家出现，也足够让我们当代的人无比惊讶。 还有一点很特别，《再生缘》如《红楼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稿。陈端生只写了前十七卷，便与世长辞，留下一段遗憾在人间。约三十之后，许宗彦和梁德纯夫妇感原作者“半途而废了前生”，续作了后三卷，成为二十卷全本。虽然续书不如原著佳好，但能将这段故事补全，也是很大的贡献。这部小说有弹词原著和散文体改编本（74回），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当然，如果读散文体改编本，就不会有文字习惯的隔阂。 《再生缘》的故事如此出名，而其作者的生平却鲜为人知。这样的一位大才女，我以为是值得去了解一番的。所幸陈寅恪先生晚年专“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写了近80页的长篇论文《论〈再生缘〉》，对前后两茬作者的生平勾沉索隐，使后人如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能够“知人论世”，深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与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与《柳如是别传》一样，陈先生的论文全是考证，一般人是看不懂，也不大爱看的，需得用普通人习惯的方式写出来，才有看头。 陈端生是杭州人。江南何止出才子，也多出才女。记得去年夏天去杭州玩，晚饭后在西湖附近散步，走至一处地方，看见一面短墙，上书“再生缘”三大字，占据整面墙。当时即心有戚戚，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可惜那时太晚，未及弄清那是什么处所，或就是陈端生故居也未可知。第二天临时有事，匆匆离开杭州，留下一个悬念。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个究竟。 陈家世代书香，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为当时人所推崇。父亲陈玉敦中过举人，曾任云南、山东等地地方官。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还是作一个更称职的主妇，毕竟他把文化修养提到了有用的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开了大门。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当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 陈端生母亲汪氏出身也不一般，是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的汪上堉之女。汪上堉中过进士，他的女儿有文化，再自然不过。由他的女儿教育出来的陈端生很有文才，也不奇怪了。另外，身为杭州人的陈端生却将《再生缘》故事起点放在云南，并将男女主人公很多活动之地放在云南首府，很叫人纳闷。知道了她母亲的家庭背景，一切便都有了解释。想必陈端生小时候听母亲讲过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而且深深被吸引，对云南产生了很多幻想和神秘感。写小说时自然就从神秘的云南开始了。又或许云南离固执传统的京城很远，人们的思想不那么受拘束，汪氏传给子女的观念很开明，陈端在审视社会传统观念的时候方能没有拘束，才写得出《再生缘》那样的作品。反观 mm，似乎是个旁证。 陈玉敦和汪氏似乎没有儿子，只有有仨女儿，端生为长，庆生为次，长生最幼，但庆生早夭，实际上生活中只有姐妹俩作伴。端生和长生姐妹都文采斐然。端生自不待言，有《再生缘》为证。长生也不逊色。当时江南一带世风开明，男女之防并不严格，她妹妹长生就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长生后嫁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叶绍楏（琴柯），又是另一桩文化联姻。叶家有一特征，女性都富于才思和诗艺，其水平之高，令当时人称奇。袁枚就曾评论说，“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指长生），皆诗坛飞将军也。”（《随园诗话补遗》三）（从江南女子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可知《红楼梦》所叙述的姐妹结社，并非曹雪芹的杜撰或理想，那的确是当时世家大族中很普遍的现象）家里或生活环境中只有女性的环境的确很难培养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因为做出事情让你感动或者崇拜的不是姐姐就是妹妹，要不就是母亲。这一点，我家的情况可为旁证。因此，陈端生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写出《再生缘》，大概也与女性（而且是有才华的女性）围绕身边的家庭环境有关。 《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陈端生十八、九岁时写的。那时她还待字闺中。虽然有人说她的祖父很节俭，家里显得很寒碜，但毕竟官位很高，不至于是普通贫民那样的穷困。动笔之时是在1768年秋天： 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 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 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这是《再生缘》开篇所述，说明了写作的季节，具体时间大约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那年陈端生虚岁十八岁。古今才女都早熟，张奶奶也是十几岁就出名了。象我们这样老大不小还没成才的，就该心安理得地作平凡人了。一笑。 陈端生动笔写《再生缘》时，家住北京外廊营（mm 空了替我找找外廊营现在何处）。此时她祖父正在京城作官，全家都在北京陪侍。九月间刚好她的祖母以及伯父母等都回杭州去了，而她的父亲因为“留京供职”，陈端生一家却没有回南。陈端生现在应该比平时空闲一些，而且家中环境也相对安静些，是写作的好时机。很可注意的是，陈端生和曹雪芹（1717-1763）差不多同时代，曹雪芹去世的时候，陈端生十二岁。六年后她在北京开始写作《再生缘》，《红楼梦》已经在北京流传多年。陈端生是否有缘读过《红楼梦》呢？陈先生说她未必读过《红楼梦》，也许有道理，但也未必没读过。如果读过，才女陈端生会如何看才女林妹妹，又如何看大观园中诸姐妹及其命运呢？ 陈端生的写作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母亲和妹妹，但她写得非常勤奋，常常挑灯夜战。陈端生说她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依然惦记着写作： 仲冻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 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又说：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 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她之所以那么努力地写作，完全是被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所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相似。写作冲动来的时候，作家自己想挡也挡不住，想是有神助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大概都是这样的产物，光靠后天勤奋努力是不行的。 当时的写作活动非常愉悦，陈端生描述到： 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 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 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 第二年的正月，陈端生的祖父离开北京回杭州，但陈端生父亲还在京中作官，姐妹俩和母亲都继续留在北京。到五月，一共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已经写完前八卷。 八月，父亲任职山东登州府，全家都跟随父亲前往。登州府治所在今天的蓬莱市。蓬莱临海，风景优美，加之又有神话传说，在那里的生活让才女陈端生感到非常舒适与安逸： 地临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 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樯数点悬。 陈端生的生活很惬意不难想象。除去自然风光很美丽之外，她家在那里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方长官，而且是京官外放，享有特殊待遇，自不待言。那种全府第一家的优越感，是在北京找不到的。不过，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侵蚀陈端生的精神追求。在蓬莱这段时间，她继续勤奋写作。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这是她的创作高潮期。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九到十六卷。陈先生推测她那么勤奋的写作可能还跟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她怕母亲看不到书写完，就离开人世。 很不幸的是她的写作高潮也随着十六卷的完成而结束。因为这之后，陈端的创作中断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就是十年以后，才重新提笔，续写了第十七回。此是后话。 写完十六卷，陈端生有一段感叹光阴荏苒的伤春词： 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 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 良可叹，实堪嘲， 流水光阴暮复朝； 别绪闲情收拾去， 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 流水光阴一词出典《牡丹亭》，也就是黛玉也曾伤感过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陈先生说曹雪芹仅仅是揣摩女子心态，“间接想象之文”，而陈端生却是“直接亲历之语”，故《再生缘》之词更值得玩味。我以为这一点相似，至少可以让不相信可在人间找到杜丽娘、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的尤物的人可以相信了。 陈端生写完十六卷之后没有接着写，因为她母亲病了，而且到七月，母亲便病故了。算了算年龄，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不会超过五十岁，以今天的寿命论，尽及中年。想必陈母也是一位才女，所以才会那么不寿。陈端生说：“自从憔悴堂楦后，遂使芸缃彩华捐。”母亲其实就是她的第一知音。她这段写作时期，读者也只有母亲和妹妹。陈端生姐妹与母亲关系很密切，不仅生活上有母亲何护照顾，而且母亲教她们读写，姐妹俩有才华全赖母亲的督课之功。陈端生曾经那么勤奋地写《再生缘》主要原因是为了愉悦母亲。母亲去世恐怕是陈端生生命中的第一次失去。人在世上，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知音，尤其对于有才华，需要有人来欣赏，来鼓励的人来说，知音比谁都重要，更何况那知音就是你的慈母。母亲不在了，怎么还有心情写作呢？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1770）夏天，大约因为父亲离任，她和家人返回杭州老家。回南先从蓬莱乘车到德州，再从德州乘船，走水路，一路舟车劳顿，让娇弱的陈端生走得很辛苦。当时交通不如如今发达，再是富贵的人，也要经历颠簸之苦。 这一年，陈端生已经二十岁了。 回到杭州，似乎也没精力恢复写作，只是对旧稿作了一些修改润色。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大概都是相亲备嫁时期，中间还好事多磨，费了一些周折。三年后，陈端生二十三岁，终于嫁与名家子范菼为妻。当时范菼是诸生，尚未中举。但是，范菼已经年过三十，很可能已有婚姻，陈端生是继娶，并非原配。范菼是陈端祖父好友范璨之子，浙江秀水人，与陈端生母亲是同乡。他家世代住在湖州，与端生妹长生夫家近邻。范陈两家联姻似乎顺理成章。范璨是雍正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北巡抚、安徽巡抚、资政大夫、工部侍郎等高官。陈端生嫁给他儿子，也是门当户对。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很是幸福美满。她如此描述婚后的生活： 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 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 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 日子过得很顺心，但写作却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丈夫也可能是她的知音，但此知音殊非彼知音，人与人之间的契合是因人而异的。不是那个特定的人，特定的灵感是出不来的。但是，婚姻幸福与继续产生写作灵感比，我以为幸福更重要。陈端生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在幸福生活中没有产生非写不可的冲动。但是，她完成了另一种创作，婚后一年生一女，后数年产一子。 人在世上获得幸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长久地守住幸福。这似乎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解的难题，因为幸福总是那么易逝，而不幸却往往是那么顽固。富家小姐又嫁得名家子的陈端生怎么也想不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她的头上。 陈端生的夫君尚未中举，更未中进士，以他的家世、社会关系、以及与陈端生的婚姻各方面论，都是免不了考取功名这个大俗的。所以陈端生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是啊，明明有好日子过着，怎么不好啊？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可是对于陈端生的丈夫，那“利锁名缰”中的“利”和“名”都竹篮打水一场空，“锁”和“缰”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顺天乡试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科场舞弊案，一个叫陈七的人是主犯，陈端生的丈夫范菼竟然也牵连其中！案情大致是，在乡试中，主考官当场抓获几个夹带字条和冒名顶替替人代考的考生。陈七是主犯，他被抓获后供出范菼。同场犯案的还有旗人两兄弟。陈先生考证说，范菼并非陈七的同伙，而是被诬陷的。陈七很可能来头不小，因为正式文件中一直没有具体说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只以排行称呼。恐怕是说出真名字会带累名头更大的人。办案人员也葫芦僧判葫芦案，放走了真正的同伙，而让范菼顶罪。 此次科场事件是乾隆年间少见的大案，致使龙颜大怒。乾隆下诏重罚七个案犯。陈七判绞监候（应该就是绞刑缓期执行了），其他六人则发配新疆伊犁服役。范菼自然没有机会再见到陈端生，便押解到新疆去了。 夫君被发配到新疆，对陈端生的打击之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首先是恩爱夫妻被拆散了，多愁善感的陈端生哪里受得了。陈端生夫君流放那年，她二十九岁，婚后生活只有六年。对于今天的人们，六年的婚姻也许已经长得受不了了，而对于那时常人都白头偕老的人来说，六年却恐怕还好像在新婚当中。何况陈端生夫妇的确婚后生活确实很和谐。这样看不到希望的生离，与死别有什么两样。陈端生痛苦难当是再自然不过了： 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 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 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 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 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 这样的伤心悲痛若换了普通人，也许心有所感，却是说不出来。那伤痛是会轻很多。陈端生偏是极其善感，而且极其善于表达。那种善感和善表达就无异于自嗜伤口，会使伤痛更痛。这就是古今才女才子比常人更多痛苦的缘故。陈端生要是她故事里的孟丽君，丈夫被流放了没关系，她可以女扮男装，出去成就一番事业，最后感动皇帝，把丈夫还给她。她要是柳如是，敢做敢为，可以想办法打通关节，把丈夫救回来。可惜，在现实生活里，她什么都不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她只能“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陈端生之无助，无奈，实在令人人潸然泪下。 失去丈夫是一层灾难，而当时恐怕还有另一层灾难，她和范家所有人都会受政治上的牵连。因为当时乾隆不但处罚了犯禁的七人，其中两家的家长还因管教子弟不严，而受到革职处罚。中国的政治一向是出了问题处理起来极其严厉，在风口浪尖的时候，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记得十几年前，邻居家的先生因为出了什么事，跑到国外去了，邻居家也被警察蛮横地查抄一气。那时邻居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抄家，不敢说半个字。我想她心里一定是怕极了，因为不知道那事会怎么影响她的生活、工作和前途，还有她家人的生活、工作和前途，更别说还有孩子的将来了。作为范氏的家人，能够平安熬过这场灾难，就已经需要付出很多艰辛端。因此，陈端生亲友当时都三缄其口，没有人敢在文字中留下丝毫关于范菼的消息，所以现在的人研究陈端生的这段经历非常缺乏资料。只有陈端生自己敢于怀念一个被皇帝发配到边疆的罪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该是有超人的勇气，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这一点上，她的确是有些离经叛道精神的。 但是，无论陈端生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唤上天，上天只帮助那些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对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如陈端生，似乎上天并不那么怜悯。她的丈夫一去十年，到她去世也没有回家。这是后话。 陈端生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今天写起来，不过就是一两页纸罢了，可在当时是怎样的煎熬，若是陈端生自己来写，怕是几百页纸都写不尽。可惜她除了在《再生缘》的第十七卷里边间插着提了几句，并没有详细写。 陈端生现在的情况很象是《红楼梦》里的李纨，可她比李纨更艰难。李纨的丈夫是病逝，所谓“寡妇失业”，获得很多人同情，也有老太太的撑腰。陈端生不是寡妇，她的丈夫还活着，但却背着发配边疆罪犯的沉重十字架。不知道范家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据她自己说，翁姑都很怜惜她。可是，旧时的大家族并不止有翁姑，还会有其他人。若是有那么些小人，她该是最容易被人嚼舌头根子，被排挤的对象。不过，陈端生还是有坚强的一面。从她所说的“强抚双儿志更坚”一句发狠的话，就可以看出，她的神经很粗。这其中有也有她妹妹的支持和帮助，容后再写。因此，陈端生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除了养育儿女，还在文化圈子里活跃着。 当年写《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北京和山东，读者只有母亲和妹妹。她回到杭州老家后，《再生缘》却很快在浙江一省传开： 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 龆年戏笔殊觉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 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 谆谆更嘱全始终，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 不但“闺阁知音”和“庭帏尊长”都在争读她的《再生缘》，大家还意犹未尽，催促她继续下下去，让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再生缘》的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惊险连着惊险，开始看了就放不下，当时那么多人传看，并催促陈端生继续写，一点也不奇怪。《红楼梦》那么优秀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并不那么广为流传，他的成名是在身后。陈端生却不是，她在生前就已经遐尔闻名，还有很多《缘》迷紧跟着、紧盯着她。这是陈端生的幸运。虽然当时写作对于一个 女子来说，什么实际的好处都没有，但才子爱胜名，才女求知音。有那么多人首肯她的文字，那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红楼梦》中诸姐妹听宝玉说把自己的文字拿到外边去显摆，都很担心。陈端生却对自己的作品流传出去不但不介意，还很得意，她骨子里似乎确实有一种“螃蟹”基因。因为读者的响应很热烈，她觉得有义务继续写下去： 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 白芍霏霏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 向阳为趁三竿日，入夜频挑一盏灯。 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 其中或有错讹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早春二月，陈端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终于重新开始续写《再生缘》。这十二年的停笔，正象她说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明堂一醉”是指郦明堂（孟丽君）的性别引起皇宫中人们的怀疑，被灌醉了酒，正要脱靴查验是否小脚。正在惊险之际，故事却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却是用陈端生自己的悲欢离合来填补的。外人不知其中的辛酸，陈端生自己却再清楚不过，所以忍不住地长嘘短叹。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写作心境和生活环境都已经大变，正如她自己说的，“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写作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陈端生续完《再生缘》的弘愿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十七卷一卷，就再没有继续写。 陈端生 男，1945年5月生，浙江衢县人。高级工程师。197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职于广西蒙山县科委。早年在电机厂工作期间曾成功地设计了5、20及200KW等三次谐波励磁的发电机。近年来申请了一些专利。例如：透镜式汽车灯，造价低、无散射光。缩光器，可高效率地把电光源发出的散射复色光转变成能聚集成细小光束的缩光束，它是高能量密度的廉价的复色光流，其春功率及效率远超过激光器。它的捡色器能在它产生缩光的过程中极为方便地捡出任意频段的单色光（即单色缩光）。将它应用于激光器，不仅可使谐振器具片状、堆状结构，而且还有激发光的捡色、激发光的循环使用及余光利用系统，从而可使现行激光器在功率及效率两个方面皆能获突破性大提高。将它应用于望远镜，不仅可使其在结构上极其轻巧，而且还能大幅度地提高角放大率及亮度。变相变压器，能方便地把单相交流电转变成符合供电质量要求的三相交流电，从而可实现以单一条电线来输送电能的愿望。电动机断线运行监护器，造价特低且可用同一规格的监护器监护从小到大所有规格的三相电动机，方便、可靠、耐用。主要著述有：《论质数及其对》（文中不仅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而且解开了一系列与质数有关的难题－－例如求质数的公式等）。《浅论三相交流电输变系统的改革》（文中提出了两相三线及单相单线两个全新的输电系统）。《与光学反射相关的几何线、面》（文中指出了二次函数曲线的不立表计算而直接画出的画法，准确而快捷）。
提起清朝人们会想到愚昧落后文化高压，女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力。
但是，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女人并不适用，清代也有一些才女，她们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学素养颇高，甚至与一些著名的男性文学家并称。
今天我们就说说清代著名的才女。
陈端生是浙江钱塘人，她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同时她还擅长弹唱，用现在话就叫“唱作人”，能作能唱，自己作词自己谱曲，堪称多才多艺的明星。
陈端生的代表作《再生缘》风靡当时，作为顶尖热门IP，这个作品被改编成了戏剧，小说，各地民歌广泛流传。
假如是现代，一定会被改编成影视剧，由大明星大导演加盟，搬上荧幕创造票房记录。
顾太清本名西林觉罗氏，是满族人，她的祖辈是大官，她爷爷是满清名臣鄂尔泰的侄子。后来她家道中落，但是仍保持着良好的家风。
顾太清年轻时就端庄美丽，又精通文墨，颇有才华。
她被乾隆的曾孙贝勒爷看中，娶入王府，因为有罪之身所以被赐姓顾。
顾太清擅长诗词文章，她的作品流传后世，为人赞颂，与当时著名诗词家纳兰性德齐名。
其中《红楼梦影》是续写《红楼梦》的作品，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续写。
陈端生和顾太清是满清时代才女的代表。
如果说《红楼梦》中林黛玉是虚构的才女，那么这俩人就是现实中的林黛玉。
小说《红楼梦》完成于清代，其实反应的就是当时富贵人家的生活，在富贵人家中，女性接受教育具有高超的文化素养并不是稀罕事，她们会接受到比普通人家男性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清代没有性别歧视只有阶级歧视。
其实不止清代，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古人所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穷人读书目的就是做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所谓寒窗十年只为金榜题名。
但是，这种平民男性的人生终极目标在富贵人家女性一生下来就实现了。
可见，性别差异远小于阶级差异。
女装常服从《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的记载中得知，妇女日常用衣有严格规定，并受法律限制。当然由于它不受品级约束，因此相比之下服式种类较多。服用也随意得多。只是对奴仆、优伶、皂隶限制不得使用丝、绢、纱、绫、缎、紬和罗等档次较高的原料制衣，也不得使用细皮、细毛和石青色原料制衣，不得随便使用珠、翠、金、银、宝石等贵重的装饰品，只能使用葛布、梭布、毛褐、茧紬、貉皮和羊皮等较粗质地的低级原料。在当时如出现“时式装”，则首先在贵族中间服用，在帝制统治时期，人们的衣妆不轻易改变，至于“奇装异服”就更不允许存在了。明代较多使用的纽扣，主要用在礼服上，常服很少使用，明末时才有所普及。满人入关后开始普遍使用纽扣，成为制衣的必备之物。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明代以前衣领大多是交领、对领和圆领、自清代旗装用纽扣以后，衣领的形状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清代以前从未有过的立领、襟边不外露，内衫也与前不同，大镶大滚的工艺边饰更是不一般，因而对裁剪缝纫技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古代服装十分崇尚“官样”和“内家样”，一般出新样都首先来自这些式样。乾隆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开始有了商品的交流，使得新材料新花样慢慢出现，两广和苏杭一带成为“时式新装”的发源地；道光之后花样愈出愈新，但是新时兴的服装式样虽多，却只能在贵族之间流行，平民不能随意模仿。自乾隆、嘉庆以后，不少旗女仿效汉服，在原来窄长的衣衫外面加上宽大袖子的马褂，或加宽衫袍的衣袖，并学缠足等陋习，引起仁宗和宣宗动怒，连续下谕禁止，并申明满洲八旗、蒙古、汉军督统、副督统随时详查。违者治罪，一并严惩绝不宽大。女装公服是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皇贵妃的正式官样服装。其朝服朝褂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中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下面简要介绍一二。皇太后和皇后的冬朝冠为熏貂。上缀朱纬，顶三层。饰有珍珠、金凤、宝石、珊珊等饰物，冠后有护领，垂明黄带；夏朝冠为青绒。皇太后和皇后的金约（用金做成的饰物），上缀青金石、绿松石、珍珠、珊珊等为垂褂物。皇太后和皇后的耳饰左右各三，由金龙衔一等珠：皇贵妃和贵妃的耳饰，宫中贵人耳朵扎有三个孔，配戴三副耳坠。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朝褂，用石青色片金缘，以立龙、正龙和万福万寿为绣衣图案。领后垂明黄绦，饰以珠宝；也有以正龙、行龙或立龙和八宝平水为图案绣文。皇太后和皇后、皇贵妃的冬朝袍用明黄色、披领和袖均用石青，肩的上下均加缘，并有金龙、行龙、正龙以及八宝平水等图案绣文。皇太后和皇后的领约，以缕金铸之，以珍珠、绿松石、珊珊为饰。皇太后和皇后着朝服时胸前挂有三盘朝珠。着吉服挂一盘朝珠，均为珍珠和珊珊等高档饰物；皇贵妃、贵妃和妃的朝珠，是用密珀为饰。这种朝珠共计一百零八颗，分四部分，以三颗大珠间隔，每个部分二十七颗。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配有绿色采，绦用明黄色，绣文为五谷丰登。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和嫔的冬朝裙，用片金加海龙缘，红织金寿字缎和石青行龙庄缎；夏朝裙用缎纱，图案与冬裙相同。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更体现了满汉文化交融的特点。清朝也是在入关后,保留原有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本文主要结合 历史 背景、清代服饰特点,论述满汉交融对清代服饰的影响。
满族原居于我国东北长白山一带,为女真族的后裔,是尚武的游牧民族。清朝建立初期,虽然旗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清贵族政权,但是南方大部分地区还在拥护明统治者的势力当中,民间反抗的力量依然起伏不定。因此在包括服饰制度的诸多方面依然保持着两个民族之间暂时的妥协。清代统治者在入关后强制推行满族服装款式,并且认为汉人只有同满人一样剃发留辫,改变满服才是真正归顺,因此清统治者马上下令关内兵民剃法易服,如有不遵者会受到严惩,故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这一举措激起了民族矛盾,遭到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冲突是必然的,但两民族的交融也是势不可挡的。 满汉两族在长期的交往中,服饰也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在文化互为交流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参考前朝订定官服,所以满服在演变过程中注入了许多汉文化因子。
满、汉民族起初的居住地区及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别。满族人常穿以毛皮为材料的袍服。进关之前,棉纺和丝织几乎没有,男子袍服外套马褂,女子旗袍样式起初为宽袍大袖,后来由肥变瘦,并有长、短袖之分。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在日常服饰中,男子以长袍马褂为主流,满族妇女穿长可及足的旗服,汉族妇女则在“男从女不从”的原则下沿袭着上衣下裙的服式。以下分别从几个方面论述两族服饰的演变与交融。
(一)清代男子服饰
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其中有一种行褂,长不过腰,袖仅掩肘,短衣短袖便于骑马,所以叫“马褂”。马褂的形制为对襟、大襟和缺襟(琵琶襟)之别。对襟马褂多当礼服。大襟马褂多当作常服,一般穿袍服外面。缺襟(琵琶襟)马褂多作为行装。马褂多为短袖,袖子宽大平直。颜色除黄色外,一般多一天青色或元青色作为礼服。其它深红、浅绿、酱紫、深蓝、深灰等都可作常服。本土为戴暖帽、穿马褂、行袍的男子。帝王服饰既是实用衣物,又是封建等级的标志。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十二章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纹。清代官员主要根据冠上的顶子、花翎,补服上所绣的禽鸟和兽虫以及杂色纹样来区别其官职品别。清朝武士的服装与其他的服装一样,也采用马蹄袖的形式。到清后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先进的兵器枪、炮、军舰相继出现并日益完善,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甲胄失去了其实用价值,因此与唐宋相比,清朝的甲胄实际上只有一个躯壳而已。清代服制的改变,从公服逐渐推向常服,满族入关后对男子进行强制性改装,而女子的改装是逐渐实现的。
(二)清代女子服饰
清初汉女与满女的服饰有显著的区别。汉女为上衣下裙,而满女穿不分衣裳的长袍。汉女平时穿袄裙、披风等。上衣袖口最初很小,后来逐渐放大,到光绪末年又变小,露出内衣;下裳为长裙,系在长衣内。至清中期满汉妇女有互相仿效对方服饰穿着习惯的情况,后期互相的仿效和融合更加深入。与汉女子的服饰相比,满女装更具有民族特色,后人称为旗袍。清代汉族妇女服饰,在“男从女不从”(即对汉族男子严格要求遵从汉族服制,而妇女则放宽)的规范下,变化较男服为少。后妃命妇,仍承明俗,以凤冠、霞帔作为礼服。命妇所披的霞帔是宋代以来妇女的命服,到了清代演变为阔如背心,中间缀上补子,不同的是上面只有鸟纹不用兽纹,表示女性贤淑,不宜尚武。普通妇女则穿披风、袄裙。披风是清代妇女的外套,作用与男褂相似,其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披风之上,装有低领,点缀着各式珠宝。披风的里面,还有大襟、大袄小袄,小袄是妇女的贴身内衣,颜色大多用红、桃红、水红之类。妇女的下裳,多为裙子,颜色以红为贵。裙子的样式,初期尚保存着明代习俗,有凤尾裙及月华裙等。清末,在普通妇女中间,还流行穿裤。在清代的267年 历史 中,妇女们的装束和发饰,妇女服饰依时间与地域条件而演变,款式品种不胜枚举,有沪式、苏式、京式、广式、宁式、维扬等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相互影响,逐渐演变,更使妇女服装款式变化繁多。
(三)两族服装的演变与交融
清朝男子戴冠的习俗源自满族,因为满族没有“二十始冠”的说法,所以男子不分长幼,一年四季都戴帽子。帽子大致分为礼帽、毡帽、暖帽、凉帽等。清代也直接沿用了前代的某些服饰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是清代继承了明代服装上的补子,只不过明代的补子是用于常服之上,而清代的补子则是将其用于官服上而且式样略小而已。清代男子的着装以袍、褂、袄、衫、裤为主,前朝的宽衣大袖逐渐变为窄袖筒身。满族成年男子穿衣要束腰带,原是马背生活的要求:一方面衣服比较随身贴体保暖,另一方面骑射时有助于发力。就衣襟而言汉族常用带系,而满族常用钮扣。男装特色就属长袍马褂。
马褂即行服,有对襟、捻襟和琵琶襟等几种。清初期用天蓝色,乾隆时用玫瑰紫,到了清朝末年则流行深绛色,至民国时期常着浅灰和浅驼色。同时在入关后,受汉族衣着的影响,坎肩时兴起来。坎肩又叫背心,是由汉族的“半臂”演变来的。半臂的式样始于隋朝。清命妇冠上所缀的金凤、金翟及其有关数目和等级的规定也都承袭明制。孩童服饰,开始还以明式为尚,后来也有逐渐改用清式。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代服制的变化,是由外力促使而产生的改革与变化,满服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汉族服饰的特色,是以新代旧的一种进步,是时代前进的产物。这种变革形成了继服饰 历史 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这种演变和融合起到了推进民族服饰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 悬赏分：5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22 小时中国古代文学中古代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古代女性的地位处境以及古代妓女的形象、地位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199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该校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骨干教师，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及地方文献 。
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2、中国文学史。
3、中国小说史。
4、中国戏曲史。
5、《红楼梦》研究。
主要研究论著及编著:
1、《中国古代戏剧辞典》，(参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2、《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河北戏剧》(合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4、《笠翁传奇十种校注》(合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
5、《枫冷乱红凋--叶氏三姐妹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6、《汤显祖〈邯郸梦记〉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7、《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版。
主要专业研究论文
1、《文献》2001年第4期:《灵寿傅氏遗稿文献考述》。
2、《文献》2000年第2期:《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
3、《文献》2003年第4期:《燕地贾恩绂手稿中的桐城派资料》。另见《莲池书院研究》一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4、《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古代的媒妁》。
5、《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对蒋寅新发现的疑问》。
6、《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3期:《谈〈金瓶梅〉中的媒婆形象》。
7、《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评吴圣昔对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论述》。
8、《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论明末清初的"妒风"及妒妇形象》。
9、《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元曲研究的新奉献》。
10、《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试论古代女子诗词作品中的苦闷情结》。
11、《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封龙三老"与真定元曲作家群》。
12、《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试论汤显祖〈邯郸梦记〉的思想意蕴》。
13、《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略谈关汉卿戏剧的荒诞性》。
14、《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略论李渔戏剧的美学追求》。
15、《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方法论研究的杰作》。
16、《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关于明代戏剧家沈自征经历的一段史实考辨》。
17、《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明末清初戏剧家的创作心理论略》。
18、《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丁耀亢的戏剧创作》，另见《丁耀亢研究》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9、《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冯氏家谱〉中有关冯国璋的几件史料》。
20、《大舞台》2007年第2期:《戏剧的写实与荒诞》。
21、《大舞台》2009年第6期:《昆剧衰微原因新探》。
22、《大舞台》2006年第5期:《〈绝唱〉--对荆轲形象的新诠释》。
23、《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元代文人剧与科举制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4、《元曲通融》论文集:《论元代文人剧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5、《戏曲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论文集:《综论戏曲的创新与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6、《桐城派研究》2007年第9期:《1926年桐城派学者贾恩绂赴日本观感诗及与日本学者的交往》。
27、《桐城派研究》2004年第1期:《桐城派作家资料钩沉》。
28、《桐城派研究》2007年第10期:《贾恩绂年谱》。
29、《戏苑》2003年第1期:《〈蝴蝶杯〉谱出新篇章》，另见《周喜俊剧作选》一书，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
30、《燕赵学术》2007年春卷:《略谈桐城派在北方的传播》。
31、《燕赵学术》2010年春卷:《试论元杂剧中的"公弼"官员形象》。
32、《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史》:《谐谑奇幻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浪漫主义色彩》 新华出版社1994年12月版。(下同)
33、《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史》:《悲剧的题材 喜剧的手法--〈救风尘〉探析》。
34、《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史》:《因情而死 因情而生--浪漫主义剧作〈牡丹亭〉》。
35、《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史》:《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桃花扇〉探析》。
承担科研课题:
1、《莲池书院对北方文化、学术及政治的影响》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2005年。
2、《河北戏曲研究》河北省教育厅项目2009年。
3、《笠翁传奇十种校注》，全国古籍整理委员会"十一五"重点图书资助项目，(与王学奇教授合报)2006年。
李清照词中的淑女情怀来源：[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在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同。
肯定可以。要进行一个题目的研究，说明还没有终极结果，随着认识的深入和科技的发展，也不会有终极结果，当然要开展前瞻性研究。同时对以前研究的来龙去脉必须清清楚楚，有助于前瞻性研究的开展，当然可以开展回顾性研究。
是的，论文学术型临床研究生可以毕业。在撰写论文时，学生需要收集有关主题的资料，分析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学生还需要确保论文的内容完整，有逻辑性，清晰明了，没有重复，并且字数在200-500之间。最后，学生还需要确保论文的格式符合学校的要求，包括字体、字号、页边距等。只有满足所有要求，学生才能顺利毕业。
可以的，一种说法是把前瞻性研究等同为队列研究，原因是队列研究由因到果，从没有发生结局开始，到结局产生，是前瞻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研究的设计发生在资料收集之前，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回顾性研究提出的。所谓回顾性研究，就是指回顾临床病例资料总结规律发表论文是一种常用的临床研究方法。回顾性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临床资料搜集时没有考虑科研需要，数据的完整性和同质性没有保证，被认为是低质量研究。克服这种缺点的方法是改变研究流程，由先搜集资料再设计研究方案，改变为先设计研究方案再搜集资料。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收集资料，可以保证临床资料的完整性和同质性，是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必备条件。先设计后实施具有前瞻的特点，因而被称为前瞻性研究。
不可以。回顾性分析属于观察性研究。回顾性研究就是以现在为结果，回溯过去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医学心理学最常用的研究方式之一。回顾性研究的对象是根据其在过去某时点的特征或暴露情况而入选并分组的，然后从已有的记录中追溯从那时开始到其后某一时点或直到研究当时为止这一期间内，每一样本的情况。大学生毕业是有学分要求的，如果自己的回顾性分析论文写得没有意义是无法得到老师的肯定和理想分数的。由此，如果分数不够的话，会影响自己的毕业。
回顾性研究论文学术型临床研究生能毕业，综述型论文不能成为硕士毕业论文。2.首先,一般综述型论文不能成为硕士的毕业论文,但是可以成为小论文。比如中国药科大学的公告中:博士小论文只能是研究性论文,综述不可以;学术硕士小论文可以综述,至少是省级及以上公开发行的杂志(非增刊、专刊等),理工医药类硕士是否发核心期刊由导师决定。所以尽量不要用综述性论文。
是的，可以。回顾性研究论文学术型临床研究生可以毕业。这种研究论文是一种学术研究，它可以帮助临床研究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临床研究的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回顾性研究论文可以帮助临床研究生更好地理解临床研究的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
可以的，一种说法是把前瞻性研究等同为队列研究，原因是队列研究由因到果，从没有发生结局开始，到结局产生，是前瞻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研究的设计发生在资料收集之前，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回顾性研究提出的。所谓回顾性研究，就是指回顾临床病例资料总结规律发表论文是一种常用的临床研究方法。回顾性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临床资料搜集时没有考虑科研需要，数据的完整性和同质性没有保证，被认为是低质量研究。克服这种缺点的方法是改变研究流程，由先搜集资料再设计研究方案，改变为先设计研究方案再搜集资料。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收集资料，可以保证临床资料的完整性和同质性，是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必备条件。先设计后实施具有前瞻的特点，因而被称为前瞻性研究。
你好朋友，请看下面回顾性论文写作经验的几点体会：一、传统技术和方法同样蕴含着创新。创新性常常是学术期刊的灵魂所在，也是评价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有些作者过分强调新技术、新方法，并错误地认为：创新性仅体现在基础或临床研究性论文中，而临床回顾性论文则是照搬照抄书本上的内容，无创新性可言。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若作者能将自己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进一步提炼，同样也是一种创新。二、灵活掌握病例累积数量和随访时间。但对于某一些临床研究而言，由于患者群体较小，加之患者流动性较大，决定了其病例数不可能像其他专业那样多，而且患者较大的流动性无疑增加了随访难度。此外，拘泥于“积累更多的病例数”或一味延长随访期，有可能使成文和发表的时间明显延迟，有时还会因此而失去研究成果的首发权。故若有可靠的相关资料作为支撑，并有3～6例临床病例和术后3～6个月的随访期，即可将这些资料进行总结，争取尽快发表。三、完整翔实的病例图片资料可使论文锦上添花。设计界素有“适时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之说，图片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临床研究论文而言，附有完整翔实的典型病例照片，有如锦上添花；若无，则文章科学性与真实性将受到质疑。有时虽有图片资料佐证，但其规范性较差，属于资料不完整或有严重缺憾。有鉴于此，作者在收集及选择图片资料时，应注意几点：一是实事求是地拍摄临床试验照片，切忌通过各种手段弄虚作假；二是临床试验前后的照片在拍摄部位、范围、投照角度以及背景等方面均应尽量一致，以保证较高的对比性；三是照片资料力求完整翔实，除需收集术前、术中及术后照片外，还应尽可能地收集6个月以上的远期随访照片；除收集常见的正位、侧位照片外，还应收集其他多种体位的照片，以便能客观全面地显示试验效果；四是应注意对患者肖像权的维护，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