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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研究员，博士，人文地理学、情报学博士生导师，情报学博士后导师。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环境学院地理系高级访问学者（2001-2002年），从事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农业经济与自然资源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2005年），从事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地球科学进展》（月刊）常务副主编，《天然气地球科学》（双月刊）常务副主编，《图书与情报》（双月刊）副主编，以及《科学观察》（双月刊）编委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学术秘书，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CNC-IGBP）常委，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委员会（CNC-IHDP）委员；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图书馆学会副会长；国际图书馆联合会（IFLA）知识管理组常委。
其荣誉
1997年获首届甘肃省青年科技奖。
1998年当选第三届中国科学院优秀青年。
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4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
2006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西部之光优秀学者”称号。
2008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2009年被聘为甘肃省委省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
2009年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
2009年入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才。
2010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1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2009-2010年度优秀会员。
2010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出 2010年度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于日前评审结束，共评出荣誉奖5项，等级奖177项，其中：一等奖16项，二等奖99项，三等奖62项。现将等级奖中一、二等奖予以公示，时间9月14日至16日。电话：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2011年9月13日2010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篇目一等奖（16项）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陈江风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论 王少安等中国中部农区发展研究 李小建等文化强省与中原崛起战略 李庚香18岁成人仪式教育：进展、问题及改进建议 王北生等20世纪5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研究——制度分析的视角 李义凡梁启超与中国书法 金玉甫文化软实力的维度 王桂兰等创新型河南建设与高等教育战略转型 严全治等体制转变增添发展动力——关于济源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苏长青等中原经济区研究 喻新安等论构建“中原经济区” 朱夏炎等中国控告申诉检察管理模式研究 张国臣等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英国教师在职教育的发展与动因研究 杜 静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安国楼等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儒学与中国政治、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殷商甲骨文研究） 李玉洁等二等奖（99项）政治·文化·翻译 朱耀先等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 赵 杨把握内涵 研究受众 拓宽路径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孔国庆等大学精神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王 凌在城乡统筹中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王建国文艺的理想不能脱离现实 张乐林积极发展壮大循环经济 李东升公共行政正义研究 杨冬艳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有新思路 陈明星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有机统一 赵保佑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战略选择——关于构建中原经济区的调研与思考 赖谦进等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 何云峰传统与现代 张改娥乡土写作的可能性 张鸿声等六言诗体研究 卫绍生循环经济下企业的运行机制研究 王 晶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 王浩斌反思与重构：大学制度伦理研究 张开洪等意识形态结构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报》（1949-1989）研究 武新军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民族文化解析 赵传海新兴媒体受众消费行为研究 方雪琴美术鉴赏 刘世声等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城镇密集区发展研究 刘荣增真实的背后——中国电视纪录片话语分析 邢 勇从政治到文学：建安文人业缘的历史走向 张振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 李世书黄淮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陈晓景大学尊严的意义、构成与维护 郑永扣劳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研究 袁绍义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研究 曹玉涛转型期中国女性职业变动研究 蒋美华灵宝西坡墓地 马萧林等水法概论 王国永等诺顿环境实用主义思想研究 田宪臣转型与升级——郑洛工业走廊发展研究 刘道兴等中国保证保险制度研究 何绍慰诗学语言学研究 周瑞敏等教育测量与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赵有军法治城市建设研究 丁同民环境伦理与和谐生态 田文富农村发展策论 白选杰等英语教学方法及教学研究 刘立娥等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 刘朴兵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张国臣等汉民族形成之研究 李龙海农民工资性收入问题研究 杨云善等图书馆知识转移与共享 周九常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苗长虹等中国宪法结构研究 黄建水中原崛起的软实力支撑研究 程振凯等公务员心理健康导论 张海芹民事诉讼契约研究 张嘉军《甲寅》与《新青年》渊源新论 孟庆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规律研究 林志友等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 郑永福等世界电影史概论 曹毅梅等英国政治思想史 阎照祥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职能研究 王艳成会计信息传导效率研究 李晓东中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境及解决途径研究 杨 雪等民办高校品牌战略研究 杨雪梅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理念与文化精神 汪振军课程教师论 邱德乐民间经典文化书系（7本） 孟宪明等社会转型中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河南省延津县为表述对象 赵成福现实、历史、逻辑与方法：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初探 蔡建东媒体的力量——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研究 王永恒教育学视阈中的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考 刘黎明企业空间演变——基于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微观分析 宋 伟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张兴茂传承的使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问题研究 李申申等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理论与实践探索 李培林教师精神文化研究 李清臣包容性增长理念与单位管理创新 聂世军应急物流理论与实务 韩 松在改革、革新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试论二十多年来中共理论创新和越共理论思维革新于向东《走进河南档案》丛书 王国振等国有大型企业技术创新关联机制研究 杨 俊等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 周爱萍后危机时期河南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林宪斋等法律英语 胡光全等犹太律法的渊源 饶本忠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及其评价问题的理论思考 郭学德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 牛海鹏报纸采编考评研究 李增生现代中国文学漫步 姬学友等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田 冰中国剪纸艺术欣赏与创作 朱晓红等二语中的非宾格动词被动泛化及其发生机制 李素枝多重主体策略下的自我命名——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 郭晓霞量词“丛”和“簇”的认知语义考察 鲁 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发展历程的反思 刁玉华大学语文 王建庄等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与短板效应解析 田 霖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劳动就业的耦合机理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实证分析 刘 瀑音乐鉴赏新编 朱英萍当代文艺理论的媒介研究“转向”——从艾布拉姆斯接着说 李 勇河南省能源人才发展战略 胡卫民等 中原文化概论 贾文丰等三等奖（62项）略
先是主管科研与研究生工作，2006年起主管本科教学工作，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教育硕士导师，翻译硕士导师，河南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联席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终身会员，河南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河南师范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国际刊物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编委。主要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批评（学）、翻译教学、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赛珍珠研究; 研究兴趣包括：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英语教学、篇章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及普遍语言学）等。2001，9—2002，6于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师从博士生导师张春柏教授作访问学者。2005年9月起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师从我国著名翻译研究学者、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吕俊教授攻读翻译学博士。2006-2007于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师从英国著名翻译研究学者Mona Baker教授做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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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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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的沸点低于纸的燃点水沸腾时温度不变2。 不能。 水是从空气中来的。 水蒸气遇冷结晶为液态水！ 3。 见物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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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近千条，全长约5000公里。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融化的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 坎儿井，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陆续修建。如今，仍浇灌着大片绿洲良田。吐鲁番市郊五道林坎儿井、五星乡坎儿井，可供参观游览。 坎儿井的名称，新疆维吾尔语称为“坎儿孜”。伊朗波斯语称为“坎纳孜”(Kanatz)。苏联俄语称为“坎亚力孜”(k,lplItK)。从语音上来看，彼此虽有区分，但差别不大。 我国新疆汉语称为“坎儿井”或简称“坎”。我国内地各省叫法不一；如陕西叫作“井渠”，山西叫作“水巷”，甘肃叫作“百眼串井”，也有的地方称为“地下渠道。” 坎儿井这项工程用地面坡度引取地下水自流灌溉，有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几个部分组成。 坎儿井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很古老式的水平集水建筑物，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主要是用于截取地下潜水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 根据1962年统计资料我国新疆共有坎儿井约1700多条，总流量约为26米3／秒，灌溉面积约50多万亩。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约1100多条，总流量达l8米3／秒，灌溉面积47万亩，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70万亩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编辑本段]新疆坎儿井的形成条件 新疆坎儿井的形成条件，根据调查资料分析约有下列三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可能性 吐鲁番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天山东部的一个典型封闭式内陆盆地。由于距离海洋较远，且周围高山环绕，加以盆地窄小低洼，潮湿气候难以浸入，降雨量很少，蒸发量极大，故、气候极为酷热，自古即有“火州”之称。 根据1952—1958年7年的资料统计，多年的平均降雨仅有19．5毫米，最大为42．4毫米，最小为5．2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3608．2毫米。多年平均气温为14C，最热的七月份平均为33．6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为一9．8 C。年内最高气温为4 7．6 C，1 953年7月曾达到48C，最高地面温度可达75'C。 该盆地常年多风，最大风力一般为7—8级。1961年产生了吐鲁番5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风灾，全年仅8级以上的大风就有56次，其中5月31日的那场大风，风力曾达l2级以上，延续了17个小时之久，造成田园破坏、林木折损，使得那片美丽的绿洲一时黯然失色，其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结构图 该盆地的地形高差悬殊，地势峻陡，周围高山多系古生代末期海西运动形成的，岩层坚硬且多裂隙，有利于裂隙水的形成，北部的博格达山一般海拔高度在3500一4000米之间，主峰高达5445米，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最高峰也在4 000米以上。均为万年极雪的冰川、南部的觉罗塔格山，海拔在600一1 500米，山麓低矮，没有积雪、降水亦少，为一极干旱的剥蚀秃山。东南部是库姆塔格沙山，沙子堆积在高．300一500米的古生界及中、新生界的基岩之上，极端干旱为一片不毛之地，盆地中部有火焰山(阿斯腾塔格)褶皱带，由一系列轴向为北西西一南东东的背斜构造组成，出露的地层以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的砂砾岩层和泥岩为主，背斜构造为许多先成河谷所切割，在地形上成为海拔5OO一6OO米，东西长90余公里，南北宽．6—9公里的丘陵地带。火焰山把盆地分隔成了南北两部分，盆地中心的艾丁湖，地势反而极为低洼，湖底海拔为一1 54米，是世界上最低的陆地之一。由于盆地周围山系高度的互不对称和盆地中心的极其低洼，加，之山前大多堆积着巨厚的第四纪沉积物。因此形成了自北而南的倾斜平原。山麓冲、洪积扇地段多为颗粒较大的砂砾卵石地层，向平原内部逐渐转化为颗粒较细的砂土或粘土地层。地面坡度自北向南，逐渐变缓。北部的冲积扇地面坡度一般为1／30一1／50，山前平原地区的地面坡度一般为1／100一1／200之间。 由于盆地的气候条件极为干旱，地面径流比较缺乏。盆地北面由冰雪和降雨补给的天山水系以数十条山谷河流形式流向盆地。其中主要的河流按自东向西排列顺序有卡尔齐，柯柯亚、二唐沟、克郎沟、煤窑沟、塔尔浪沟、大河沿、白杨河的阿拉沟等。年总径流量仅有6．65亿立方米，年平均流量为21. 1米3／秒。其中最大的白杨河年平均流量只有7．29米3／秒。这些河流的特点除具有流量不大，洪枯悬殊外，并在出山口后，因河床经过戈壁砾石地带，大多渗入地下，补给了地下水的径流。但因盆地中部火焰山背斜构造多属泥质页岩、透水性极差，起到了地下坝的作用，阻止了地下水向南流入盆地，从而使火焰山北麓，出现了不少由回归潜水形成的高水位地带。并在火焰山所有缺口处形成了一系列的泉水沟。其中主要有：苏北沟、连木沁沟、木头沟、葡萄沟、桃尔沟、牙尔奶子沟、大草湖等。泉水流量非常丰富，共计年径流量为3．54亿立方米。这些泉水流出火焰山后，又一次重复渗入地下，补给了火焰山南部盆地的地下径流。最后排泄于盆地中心的艾丁湖。该湖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如按年蒸发量为3000毫米计算，一年内蒸发消耗水量即为3亿立方米。按吐鲁番水利局资料，目前吐鲁番盆地的有水坎儿井共计有1177条，年开采平均流量为立方米／秒。即年径流量已达亿立方米。 根据上述数字来看，已利用的泉水和坎儿井水的水量加上湖面蒸发的水量远远超过了地面径流量。即使以泉水作为回归水论，可以不计，而坎儿井开采水量和艾丁湖的蒸发量之和也是大于天山水系的地面径流量。由此证明，地下水的补给来源，除了河床渗漏为主以外，尚有天山山区古生代岩层裂隙水的补给，所以说吐鲁番盆地的地下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加上地面坡度特大等情况，从而构成了开挖坎儿井在自然条件上的可能性。 2．生产发展的需要性 从生产发展条件来看，吐鲁番盆地远在古代汉唐时期就是欧亚交通的孔道、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地，虽然该地区气候干旱且地面水源非常缺乏，但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源和充沛的天然泉水、致使冲积扇缘以下的土地尽是肥美的绿洲。气候非常炎热，热能资源丰富，无霜期长达2 30天以上，实属农业发展的理想地区。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利用天然的泉水进行着农业生产，不但种植着一般的粮食、油料作物，而且发展着棉花、葡萄、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这里的农业生产不仅具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着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农业生产上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开发出更多的地下水源，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历史，通过千百年生产劳动的实践和内外文化技术经验的交流，人们终于逐步地找到了一种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最好形式——坎儿井。 3．经济技术的合理性 吐鲁番盆地虽然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能源，但直到今天尚未大力开采利用。因此不仅对在古代开挖坎儿井的经济技术条件上有着很大的限制，就是在今天，开挖坎儿井中的动力机械设备仍然是十分缺乏。电力供应也很少，钢材水泥也是远地运输而来。这些条件给修建地面水的水利工程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坎儿井的取水形式，既可节省土方工程，又可长年供水不断，且当地人民在炎热的地区久居生活，素有修窑筑洞的习惯和经验。另外人们在掏挖泉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现坎儿井形式的地下渠道，不但可以防止风沙侵袭，而且可以减少蒸发损失，工程材料应用不多，操作技术亦颇简易，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这对克服当地经济技术上各种困难有很大方便，因此，远在古代经济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各族劳动人民群众采用坎儿井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就更加显得经济合理了。 综上所述，坎儿井在吐鲁番地区的形成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即： ① 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上，由于干旱少雨，地面水源缺乏，人们要生产、生活就不得不重视开发利用地下水。同时，当地的地下水因有高山补给，所以储量丰富。地面坡度又陡，有利于修建坎儿井工程，开采出丰富的地下水源，自流灌溉农田和解决人畜饮用。 ② 在当时的生产发展上，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要求，以及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传播，逼使人们必须进一步设法增大地下水的开采量，扩大灌溉面积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对引泉结构必须进行改良，采取挖洞延伸以增大其出水量。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雏形的坎儿井取水方式。 ③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上，尽管经济技术条件水平很低，但坎儿井工程的结构形式可使工程的土方量大为减少，且施工设备极为简单，操作技术又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故坎儿井的取水方式在当时经济技术条件水平上是比较理想的形式。[编辑本段]新疆坎儿井的起源 关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问题，根据目前调查了解到的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传入说”和“自创说”两类学。在“传入说”中又可分为“国外传入说”和“国内传入说”两种，现分述如下： 1．传入说 (1)国外传入说 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在1 7世纪由波斯(现伊朗)传入新疆的，其根据为： ① 名称基本相同：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波斯语称“坎纳孜”，语言基本相同。 ② 人物有证：远在1 780年(清朝、乾隆)波斯人苏里曼(Solimen)前来吐鲁番，修筑砖塔(现苏公塔)可以为证。 但这种学说存在下列问题： ① 名称虽然相同，但也可能是新疆传入波斯的。 ②人物虽然有证，但距今仅有180多年而我们在l962年访问当地五星公社老坎儿匠阿休木(当时86岁)，他认为早在300一400年前就有了坎儿井。 (2)国内传入说 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由今陕西大荔经敦煌传入新疆白龙堆沙漠地区，然后传入吐鲁番的，其根据为： ① 根据历史记载：史纪上有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前87年)时代，在今陕西大荔就有了井渠，和汉书西域传上有西汉屯军敦煌攻打乌孙时，在今白龙堆沙漠东南土山脚下有取用泉水的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 此外，西汉攻打大宛(今苏联中亚细亚萨马尔旱地区)时，当地人尚不会凿井。元朝以前历史均无坎儿井的记载文献，直到1 2 6 2年(距今7 oo多年)元朝刘郁所写的“西使记”才有了“井渠”的记载为证，说明国内早有井渠结构，中亚很晚才有水井。 ②根据老坎儿井名称和挖坎儿井的工具名称以及发现古坎儿井中古物作证：如不少坎儿井是汉人名称：钱生贵坎，西门坎，东门坎，大长水坎……；工具名称如单辘、马辘和在鄯善二堡修水库中发现地下埋没很古的，坎儿井中有铜制水烟袋等，说明坎儿井是汉人先来开挖的。 ③根据苏联专家调查评论，苏联水文地质专家B·H·库宁l957一l959年来新疆考查后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与苏联中亚和伊朗一带的坎儿井的结构上和经营方式上均有所不同。 因此，认为新疆坎儿井是两千多年前由汉族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并经由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扬光大的。它的老家在陕西大荔，自西汉时代起便在新疆安家落户了。 但这种说法有如下疑问： a．陕西井渠是输送地面水的工程，不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工程，尚有一定区别。 b．汉语名称的坎儿井工具，只能证明在挖坎儿井中是汉人参加了制造工具，不一定能证明坎儿井的历史，汉人姓名或名称的坎儿井也不一定是最早的坎儿井。 c．埋没的坎儿井仅以铜制水烟袋证明历史较早且为汉人所开挖的，也不够充分。因为吐鲁番风沙大，埋没的时间早，也不一定就是最早的坎儿井。 此外，与这一学说类似的，还有人认为是林则徐(1785一l850)发明坎儿井的，同样存在着时间问题。因为林则徐距今仅有l00多年的历史，只能说明他对坎儿井倡导有功但与起源关系不大。 2．自创说 自创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与干旱作斗争中，经过实践逐步创造而成的，其理由为： ① 劳动人民开始是利用泉水灌溉，在掏挖和延伸泉水的过程中，发现能增加水量，愈长愈深形成明渠，明渠再深则土方过大，且冻结坍塌易为沙埋没，故又发展为钻洞延深取水，形成最早廊道，将廊道延伸后出土运土又感困难，继而又产生出土的竖井，从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坎儿井。 ② 当地自然条件极为干旱、地面水源又非常缺乏，客观条件迫使着人们必须重视地下水源的开发利用，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居民生活用水的要求。而在天山南北其他地区则在这方面没有吐鲁番突出。同时也没有像吐鲁番地区地面坡度这样峻陡，有利于用坎儿井的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 ③ 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以前当地就有了坎儿井。 这种学说存在的问题是： a.两千多年的历史尚缺乏必要的证据(因比陕西井渠还早且无文献资料证明)。 b．为什么坎儿井的名称与中亚一带相似? 根据以上所述坎儿井的各种起源学说，各自均具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对坎儿井的起源提出以下几点初步体会和认识： ① 从坎儿井的名称上看：新疆、苏联、伊朗都有近似语音。似乎是彼此相似，互有联系的。 ② 从坎儿井的结构上看：新疆、苏联、陕西、都有些各自的特点，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互有区别的。 ③ 从坎儿井的分布上看：新疆吐鲁番盆地确实是较为干旱的地区，如果坎儿井是传入的，为什么在南疆或甘肃的其他传入路过的干旱地区，却没有很早采用坎儿井呢? ④ 从坎儿井的工具设备上来看：可以证明各族劳动人民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以汉人为主，进行了凿井工具的制作。 ⑤ 从自然条件上来看：吐鲁番确属最为干旱缺水的地区，又是地下水非常丰富的地区。，同时地面坡度又是最峻陡的地区。有利于坎儿井的开挖。 根据以上的初步认识和体会，我们认为： 自创说似乎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也不能否认传入说的一定作用。(如坎儿井的名称，使用的工具和凿井技术的传入等)。 根据历史条件来看，吐鲁番是古代欧亚交通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地区，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传入对坎儿井的形成是会起到一定重要作用的。故我们认为坎儿井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的，但倾向于自创说为主，传入说为负，即：内因为主、外因为副。[编辑本段]坎儿井的历史 古老传说的坎儿井 坎儿井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盛弘之《荆州记》中记述：“隋郡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龙所生林西有两重堑，内有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众井水动，即以此为神农社，年常祠之。”九井自穿相通，一井牵动众井，这与地下暗渠相通的坎儿井结构相同。神农是我国农业和医药发明的传说人物，把穿井与他连在一起，可见其历史悠久。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穿井时，就挖了一条从旁出的“匿空”(地道)，这与坎儿井的挖掘方法极其相似。如果：“匿空”为水平地道，就是坎儿井，这是公元前21世纪的史迹，比传说波斯于公元前8世纪有坎井，要早1000多年。 《庄子·天地》篇云：“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子贡向其介绍当时的先进灌溉提水工具桔槔，而圃者答以“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他害怕使用机巧工具而乱了思想，坚持遵古法凿隧取水。可见在春秋时期凿隧取水已是一项古老技术，而这种技术运用于坡度较大地段，就可挖成坎井。《庄子·秋水》篇的“埳井”，即“坎井”。蛙“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这类井似同于壑，应是流水深沟或地下暗渠。(苟子·正论)又云：“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坎井之名，正式出现在先秦典籍之中。人们相信波斯地下暗渠起于公元前800年，却没有认真考究中国史籍中有关坎井的记述，不无偏废之嫌。虽然这些记述没有指明坎井的具体形成时间，却充分显示出产生坎井的文化背景渊远流长。 汉代中原井渠法与坎儿井 吐鲁番坎儿井是由地下暗渠、竖井、出口涝坝、引水渠等工程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利用地形特点，通过地下暗渠，将埋深几十米乃至百米以下的地下潜流，引至农区或居住区。首先对吐鲁番坎儿井起源作解释的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陶葆廉。他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记述鄯善连木齐(沁)西面的坎儿井时说：“又西多小圆阜，弥望累累，皆坎尔也。坎儿者，缠回从山麓出泉处作阴沟引水，隔敷步一井，下贯木槽，上掩沙石，惧为飞沙拥塞也，其法甚古，西域亦久有之。今人动云林文忠所创，非也。”他在夹注中指出：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与《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之法相同，《沟洫志》载：“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坎儿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陨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今陕西澄城县北头村附近有一段引洛水入渠的遗迹，南流十余里进入永丰境。其第一段井渠共发现竖井7个。这是将河水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山岭，吐鲁番坎儿井大都是把高远处潜流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农田，也有少数引河水的坎儿井，其工程原理一致。“井渠之生自此始”，是指其广泛推广而言，并非说其工程原理与技术经验形成于此时，否则，何以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汉武帝就发卒万人立即动工。这说明早已有成熟的穿井技术可资应用。《汉书·沟洫志》明确记述井渠之法的推广情况；“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代肃州千户曹斌“凿石为洞，引水渐上”，就是井渠之法的推广与继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儿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昂之田。”汉武帝云：“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儿宽所建以溉高昂之田的六渠，即是“通沟渎”、“畜陂泽”。《风俗通义·山泽》释“波”云；“陂者，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山东省桓台一带所称洞子井，海南岛所称“陂”，是与坎儿井类似的水利工程。后汉永平十二年(69年)夏，明帝“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河南荥阳)东至千乘(山东利津)海口干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溪涧，疏导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在这项大型水利工程中，凿山阜引水修渠、即是坎儿井式暗渠。两汉时期暗渠开凿技术已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元朝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记述宋朝大中祥符七年修复龙首渠的情况，勅书中有“矢引顷首之清渠，实唐就北之旧迹，克修废隧，深副倚毗”之句，证明这一汉代的穿隧水渠经唐宋，仍然发挥效益，直到元朝成宗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修志时才废弃。黄盛璋先生认为汉代井渠法，在汉以后“没有发展下来”，“也没有传到关中盆地以外”，与史实不符。 陶葆廉据《汉书·西域传》：“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及孟康注释：“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他认为这是井渠法在西域的具体运用。三国时人孟康所言“大井六”，应是六道坎儿井，它们联在一起汇成一股泉流，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涌出。一些西方学者对吐鲁番坎儿井起源另作解释，法国伯希和以为与波斯的地下水道相似，疑此法自波斯传来。王国维特作《西域井渠考》以辨之。他根据《史记·河渠书》引洛水至商颜东山岭十余里间的史实记于塞瓠子(汉元封二年，前109年)之前，其时张骞尚未通西域，并渠法在中国已相当普及，它只能是中国旧法，不会是波斯传入。王国维又据《史记·大宛列传》：“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在军队包围该城时，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代所言“穿井”，就是地下暗渠。其方法又是“新得秦人”传授的，明白无误地记述井渠法是汉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围攻大宛城时，由秦(中国)人传入中亚。大宛距波斯比吐鲁番要近得多，其井渠法尚且来自秦地，吐鲁番的井渠(坎儿)更应是中国旧法。王国维认为辛武贤所开卑堤侯井“名通渠，又有上下流，则确是井渠。”他再以《沙州图经》云“大井泽在州北十五里”，推论“汉时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抵龙堆矣。汉于鄯善、车师屯田处，亦用此法。”汉代兵屯在车师(吐鲁番)这个适宜井渠灌溉的地方修建坎儿井，完全在情理之中。汉唐中国史籍记述波斯引水灌溉而不言其引水之法，直至刘郁《西使记》才谈到列殇埽儿(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北部)“地无水，土人隔山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流以溉田”。王国维认为“所言与汉井渠之法无异，盖东来贾胡以此土之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暂且不论中亚井渠法的起源，关于吐鲁番坎儿井技术是由汉代屯田兵卒传入的中国旧法的论断，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具有充足理由的反证。《西域井渠考》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伯希和在其《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末西安一带就有坎儿一类渠井，但又说“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伯希和的疑虑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在春秋以前就有凿隧取水的古老传统所致。 在大宛新得秦人穿井之后，《水经注》记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耿恭守疏勒时，所依涧水被切断，就穿井以济眉急。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有顷，水泉奔出”。从郦道元的叙述看，不是竖井提水，而是自流奔出，用了‘穿井’这一术语，应是坎儿井。这里所说疏勒，在车师后国。第二年耿恭又遭围困，明帝遣兵相救，至柳中，攻交河，校尉关宠派军吏范羌率军二千人迎还耿恭。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是当时屯戍中心，能够开凿耿恭井的士卒，在吐鲁番盆地也会兴建此类水利工程。唐朝罗让《耿恭拜井赋》云，“遂乃处孤城而穿井，窥重泉而辟地。”“推赤心于神祗，扌寿素液于坎萏”。也不是指竖井而言。在吐鲁番渗透量和蒸发量都大，靠竖井提水“辟地”，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坎萏”，的“萏”’读dàn(旦)；是坎中小坎，又曰旁入为“萏”，“坎萏”应是竖井与暗渠相通的结构，耿恭井是坎儿井。 王国维推论汉于鄯善、车师屯田处，亦用井渠法，可以在今吐鲁番找到根据。本世纪50年代初，发现古代坎儿井遗址。当时在鄯善县鲁克沁西北修建洋海水库，第一年储水后，经过几个月发现下游远处漏水，酿成决口。经查明是由水库下面埋有三道废坎儿井，花了很多工经过回填后再次蓄水，又发生了决口，则深处还有很多坎儿井，因修不胜修，水库遂废弃。类似情况在吐鲁番胜金口、火焰山等处都曾发生过，这些地方是汉唐兵屯主要区域，废弃坎儿井上已经覆盖着深厚的冲积层，它应是汉唐遗物。 西方一些学者以维吾尔人称坎儿井为Kariz，与波斯词汇“卡赫莱兹”(Kahrea)相近为主要理由，肯定新疆坎儿井是从波斯传来的。我国学者张之毅在《新疆之经济》一书中亦持此说，“坎井之制，据吾人考证，系自波斯传入，分布于吐鲁番、哈密、鄯善、托克逊等县。”当代黄盛璋仍力持这一观点，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钱伯泉已撰文批驳，他阐明波斯语“卡赫莱兹”(Kahrez)是指芦苇，波斯语称坎儿井为“anat”，并非"Kahrez”，它与维吾尔语称坎儿井为"Kariz”的发音绝不相同。 坎儿井一词，与《庄子·秋水》篇中的“坎井”十分相近。“坎井”一词屡见于典籍。《初学记》把井分为天井、坎井等名目，可见“坎井”早就是井类家族的正式成员。坎井在汉语中是一个开音节和闭音节组成的词语，容易儿化为坎儿井，翻译成维吾尔语自然会嵌入一个“儿”音节。维吾尔语Kariz是直接从汉语音译“坎井”而来。钱伯泉以坎儿井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称“井渠”，而山东桓台县民间多称其为“洞子井”为据，考证维吾尔语坎儿井(Kariz)的语源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维吾尔语称“洞”为كارئز〃olar〃，在它后面加上“子”的音译ز(Z)，则须在ر(r)和ز(Z)这两个辅音字母之间增添一个元音字母ي(i)，于是“洞子井”译为维吾尔语(olariz)，غ“oI”这个后颚磨擦音与“k”音相近，就读成“ka—riz”了。《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洪武中，肃州干户曹斌在“肃州城南二十五里修东洞子、西洞子两渠，凿石崖为洞，引水渐上者也，甚为奇异”。接近新疆地方的肃州民众也把坎儿井称为洞子渠，维吾尔语Kariz或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可备一说。不论坎儿井(Kariz)是汉语音译或意译，都表明它源于中国。 晋唐时期胡蔴井渠与坎儿井 唐代诗歌有关于井渠的生动描述，如李群玉《引水行》云：“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罗洞口烟。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它可以借来形容吐鲁番坎儿井。
1.吴金 字建元 山东曲阜人 1933年出生于山东济南 著名理论与社会学者、教授、书法家，多年从事民族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创作与研究，历任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大学校长、自治区政府参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近二十年，任内蒙古怡斋诗书画研究会会长。 吴金先生自幼秉承家训，从松乔公临帖习字，后得悠韩先生之指点，苦习柳、颜。自谓及长而知书意，近老方入其境。书作力追古韵，遒劲洒脱，喜于不拘一格，爱文人之超脱品格，更重书作诗文意境。时誉苏黄米蔡，更赞板桥先生。作品多次出展和获奖，近作多为台湾及国外友人索存，或为文物展观审定收藏。除赋诗挥毫外，尤热心组织与推动社会书画活动，倡导书画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师古与创新相结合，传统法度与个人风格相结合，力求书法家须情法并重，文墨兼修。1993、1999年赴美访问讲习交流书法，并应邀为克林顿总统赠书法作品于白宫收藏。1997年赴台访问，与日本、韩国、美国及台湾书画界多次交流和主办联展。所致力的怡斋诗书画研究会被新闻界和社会人士誉为“塞外兰亭”。近年热心于书法理论与热点问题之研究。 2.吴金 男，1945年11月生，云南施甸人。会计师。毕业于海南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施甸县汽车运输服务公司经理。主要业绩：36年来，先后在太平、保场、仁和供销社、商业局、批发站、饮食服务公司等单位担任会计工作。1990年担任施甸县汽车运输服务公司经理。加强管理，积极贯彻企业改革政策。使公司连续5年被省厅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1997年组织职工集资建盖住宅楼一幢，1998年多方筹资建盖交通宾馆一幢。1991-1993年被云南省交通厅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1998年被云南省交通厅评为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