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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 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创作此小说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讲述了作者小时候的童年故事。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 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 当然，最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对此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堪称精当。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论萧红的〈呼兰河传〉》）建议你直接到这个网站去看看
萧红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她通过对反讽修辞的自觉运用，对故乡的风土人情作温而又不乏深刻的剖析，进而达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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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研究方案，就是课题确定之后，研究人员在正式开展研究之前制订的整个课题研究的工作计划，它初步规定了课题研究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研究方案对整个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我们科研经验较少的人来讲，一个好的方案，可以使我们避免无从下手，或者进行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的情况，保证整个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可以说，研究方案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课题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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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开题报告1论文题目：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语种：中文您的研究方向：市场营销（职教师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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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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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面上写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和导师等信息。2、选题依据，写自己选择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对国内、外的研究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和总结。3、研究的内容，介绍自己设计的作品或进行的调查研究，并介绍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4、时间安排，介绍自己做开题报告、实验设计和书写论文等工作的时间安排。5、预期成果，介绍自己的设计有什么创新，以及在答辩时怎么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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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汉语言文学比较好写的是文学类，主要有:
1.人物形象分析类
如《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当然这只是举例子，该选题写过的人应该已经不少了。
在写人物形象分析类论文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在论据充分的情况下缩小研究范围，可以是某部作品的每个或某几个人物分析，可以是某作家的某类人物形象分析等
2.作品特色分析
如《论萧红某作品的艺术特色》，这里只是举例，具体一点，可以分析某部作品的创作特色，艺术特色，语言特征，叙事特征，作品意向等等。以上是个人认为比较好写的，希望能帮到你。另外选题要把握好创新的度，不要新到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平白难为自己。也不能写老掉牙的那种，会被导师嫌弃，重复率也不好把控。
最后愿大家都能写出优秀的论文
二十世纪小说的变迁
不同阶层文化差异造成的迷茫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以及那个疯狂的后拿破仑时代对整个欧洲的影响下波旁王朝的统治造成的贵族制度，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进而对主人公的心理世界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红与黑》：批判现实主义之宗教批判 ——兼论作者的世界观《红与黑》一书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的开篇之作，他集中力量主要批判了封建总趋势没落和暂时复辟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教会势力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态度而不断变化的。1789年8月4日，革命党废除了主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废除了教会的一大经济来源，即取消了十一税。接着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变卖它们，补充国库。革命派还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试图防止日后反抗新政权的重大规定，即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使神职人员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决定。几经波折， 到1794年5月7日，议会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崇拜“最高实体”的决议，其中第一条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实体和灵魂不灭。 但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就同拿破仑的活动及其妄图主宰世界的欲望紧密相连了。拿破仑为笼络天主教会实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占领意大利之后，于1801年同罗马教廷缔结条约。但条约于1809年就遭撕毁，拿破仑称教皇的领地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同时，罗马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教会的支持者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下令将教皇押解法国。拿破仑垮台后，教皇庇护七世才返回罗马，作为国际教会势力的罗马教廷的历史才得以继续下去。此后的十五年，是波旁王朝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也是罗马教廷在经过拿破仑的洗劫之后进行恢复和巩固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神圣同盟竭尽全力帮助天主教会，首先重建教皇国，紧接着为其建立显如中世纪的崇高的地位。被拿破仑摧毁了的那些反动制度有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起新的修士网体系等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鞭长莫及，支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作品中，为了组织起一只镇压资产阶级起义的队伍，教会和封建政权联合起来，甚至采用勾结远在三千里的地方的罗马教廷的手段，控制神甫、五万教士，进而控制士兵（一般百姓）。而罗马教廷也显然非常乐意去做虽然违背宗教道德的在宗教领袖指定的日子里，可以都经同样的话的事，因为法国人首先愿意说一切都应归于教士所有这样的话。贵族们还特派于连到英国向某要人口传密信，无非是以国家的林产和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无爱国刽子手和贵族的封建利益。所有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唯有利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我们说，宗教和政治从来就是同源异流，紧密联系的，都源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把人余人之间关系的结果（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宗教），归结余人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经济）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反映（经济）。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性在小说中虽未表现出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但事实是，大到整个罗马教廷，小到教士个人如卡斯塔奈德神甫之流，都在为政治上的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宗教和政治相互利用。可以说，宗教是政治和法律，而非哲学，艺术和伦理。因为他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体制性的；既可以作为西向理论控制民众，又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去统辖民众。这便注定了它与政治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宗教有时哲学、艺术和伦理，有不是政治和法律，因为宗教具有一种超脱的外表，比如贝尚松神学院走廊墙上的字句：“六十年的苦修，比起永世的身安心乐或地狱里的刀山火海，那算得什么？”宗教企图宣讲这样的思想来势民众放弃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并用以掩盖自己的世俗意图。卡斯塔奈德神甫每一句当众讲出的话都是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宗教道德的解释，而他的每一个背后作出来的动作都是阴谋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个神甫的形象是教民眼里的牧师，使政治家受理的刽子手。当然，教徒中的个别形象与政治中的个别角色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甚至矛盾甚深，如弗利赖神甫与拉穆尔侯爵。但是这种矛盾只是有权有势的集团或个人为取得更多的权势而作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这种矛盾始终没有上升至主要矛盾，而且当有了第三方（国家或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损失的补偿时，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教会中达神甫之间的斗争是壮烈的，声势号大的。相比之下，教会中小教士一面听这信徒的倾诉，一面也受着主教的颐指气使。而在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之中，神学院的那些小学士的命运则是最悲哀的。神学院，在于连“望见大门上的镀金铁十字架”时，就认为是“人间地狱”了。神学院的大门只乐意为金钱敞开。于连的朋友傅凯第一次见到于连时说：“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教我明白，自己真是蠢货，没在第一次来就摸出来。”而那些农家子弟学士来神学院也并不是为了研习教义、教规、教理，而是好像在学习和实践着某种潜规则：在眉山的宗教道德的外表下追求丑恶的世俗利益。“他们呕心沥血，弄到几乎病倒”，学问上却无所进步；他们可以说出“卡斯塔奈德神甫把彼拉先生当地人对待”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从他们死气沉沉的眼里，饭前只看到期待饱吃一顿的生理需求，饭后之看到口腹之欲满足后的生理快感”。“神学院里每份每秒都得饰行欺世。”任何一个学时都不能破坏这种潜规则。于连破坏了，他被人猜忌，被人告密，也只有懂得并履行这种潜规则才能生存。作者对于这些农家子弟学士应没有什么蔑视和歧视，但是对他们所履行的这种潜规则则既是同情的，有时批判的。一方面，教会和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来讲是相当高的，但同时教士发迹的机遇却是极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在积极追求“理想”的同时又不能有所暴露，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呆里耍奸的表现形象。但是，这种表现形象的根本原因却在与宗教教会的稳步发展需要被欺又能欺别人的人。所以可以说，学士们既已是悲剧的演员，有梦想这座悲剧的导演。但是，作者显然是批判的，在批判他们的言行中就包含这对潜规则的批判，他批判“长时间的苦修仪规”，批判“食用带壳煮的溏心蛋吃法”，批判聪明的夏泽尔“总不忘说两句糊涂话，被发落到第五十名”。在《红与黑》中，有两位神甫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彼拉神甫和贝尚松大主教。他们都是聪明善良的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严厉，而后者更“可爱”。彼拉神甫自从与于连在神学院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帮助过他，事业上的和情感上的。在神学院时，处处关照，对于陷害于连的那封信并没有深加追究；临走将于连隆重推荐给后来改变他人生的拉穆尔侯爵，有不厌其烦地提醒其在拉穆尔府的为人处世，还帮他联系了个神学院继续学习。可以说彼拉神甫是于连的严父，有是于连的慈父。在事发之前，他防微杜渐，严格要求于连的言行举止；一旦于连落难，彼拉神甫深深引咎自责，顾不得老命而为之奔走。而于连也是彼拉神甫忠实的儿子和朋友。事发之后，于连想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彼拉神甫。至于这个贝尚松大主教，他“是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该住在京城巴黎，现在来贝尚松，简直是流放”；他又是“慈祥的”，“是个很有才情的人，虽长年迁徙，饱经忧患，却并不消沉”；他“与神学识（于连）讨论起贺拉斯有没有钱”，“但他的记性时而有点偷懒”；他在把羽翎花球搁在华盖顶上，“弄得胆战心惊，生怕手下哪个人会丢了性命”；他“爱看大家吃的高高兴兴，津津有味”；他“礼贤下士的态度，尤使于连受宠若惊。想不到温文尔雅如许，与平时那种天然的独尊之概，竟相得无间”。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大主教的一个字。相反，全文的直接叙述和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地倾注了作者的无限敬重和爱戴之情。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完美的，人格上更是完整的。他们不仅心灵中有一个“最高实体”，而且处处表现出友爱和救人危厄的精神，他们既是神圣而严肃的，又是可接近甚至可爱的。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的每一个方面，而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道德的和谐的紧密的契合点，这便是作者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宗教道德寻找着一种和谐的人神关系；这个关系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实质上要求人对神盲目的信仰，绝对的敬畏和单方面的服从；要求神在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方面的主宰作用，要求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主奴关系、君民关系。当以宗教道德“审时度势”时，人的独立地位便不复存在了。而人道主义道德旨在规定人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要爱人类，爱他人，爱社会，爱集体，要求对人的肯定而对神的否定，人于人之间互爱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根本上的对立并不完全意味着随时随处都对立。当在人之爱神的前提时，人道主义的道德便得以体现；否则的话，人之爱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神甫形象的塑造来阐释自己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宗教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提倡这样的宗教观只会是徒劳。这实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理论下，产生的片面和不彻底。唯愿没有苛求前人之意。
1、首先阅读司汤达的红与黑，精读其中与论文内容相关的作品。2、其次阅读红与黑研究的相关资料，掌握学术前沿动态。3、最后阅读相关的理论著作、提高理论水平及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