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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知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成为二战苏德战场的转折点，苏联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200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勒热夫地区，苏、德双方还有一场更惨烈的战役，苏军伤亡170多万人，并以其4:1的伤亡比，被称为“勒热夫绞肉机”。
勒热夫战役持续了一年多，它与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称为两大战役间的过渡战役。也正因为没有取得太大成果，或者说是一系列惨仗，苏联方面对此闭口不谈，增加了该战役的神秘感。
莫斯科战役，苏军大反攻，成就了莫德尔“防御大师”的美名。
1941年底，德军的“闪击战”终于被迫停在了莫斯科城下，并在苏军的反击下开始溃败，德国统帅部一再要求不准撤退，但将领们却不打算这么做。唯一在东线撤退中要求反攻的莫德尔，被升为第9集团军司令，并很快稳定了军心和防线。
他倡导的“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面对苏军追击，他集中两个战斗群，从两个方向发起反冲锋，迟缓了苏军的进攻，德军在勒热夫一线站稳了脚跟。但莫德尔并不满足与此，他又采取积极的攻势，包围并歼灭了3万多苏军，稳固了防线。
这场胜利，不仅让莫德尔晋升为大将（一级上将），成为“防御大师”，而且鼓舞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士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阻击，与100万追击的苏军展开“拉锯战”，并形成了一个宽约150公里，纵深约100公里的突出部。
首先，苏军追击了近200公里，也是“极限”。战争初期，苏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尤其是飞机和坦克，在莫斯科战役后期，消耗得也所剩无几，与丢失大量坦克装备的德军一样，只剩下步兵对步兵了。但论单兵素质，苏军根本不是对手。
其次，习惯进攻的德军被“打蒙”，不知如何防守。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军上下早已习惯依托于坦克装甲部队的“闪击战”，当坦克消耗殆尽时，进攻的势头锐减，尤其是穿着夏装在冰天雪地里作战，在苏军的反攻下，一时没了章法。
更为关键的是，莫斯科战役是击溃战，不是围歼战。这让德军保存了相当的实力，尽管损失了50万人，但仍有100多万精兵强将。清醒过来了德军，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给苏军造成大量杀伤，100万人的追击部队伤亡近80万人。
“勒热夫突出部”，成为德国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掩护”。
1942年春季，苏、德双方在勒热夫地区“僵持了”下来，都在为各自的夏季战役做准备。但“勒热夫突出部”的特殊位置，成为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眼中钉”、“肉中刺”，十分的碍眼，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不断地对该地区进行冲击。
但苏军士兵的战斗素养低下，战术指挥呆板，让“人潮”般的攻击基本没有太大成效，无功而返。尽管莫德尔第9集团军得到了补充，基本恢复了满编时的60%，兵力达15万人，但对苏军不断地攻击深感忧虑，几次要求撤退，均遭到拒绝。
原来，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这是在南方实施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佳时机。一是，“勒热夫突出部”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呈现出“令人生畏”的进攻态势，是苏联高层最在意的地方，转移了他们对斯大林格勒的关注和准备；
二是，勒热夫是德军进攻苏联线路上，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囤积了大量了物资弹药、油库和医院，莫斯科战役德军后撤，能够站稳脚跟，这个支撑点功不可没。当然，在政治意义上也很大，撤退会动摇军心，是苏、德双方必争之地。
更重要的是，“勒热夫突出部”吸引了大量的苏军，利于“蓝色计划”的准备。由于莫德尔等人坚决而有效的防御，反而让斯大林、朱可夫等人，更加确定莫斯科将再次遭到进攻。于是，在该方向聚集了大量的部队，并不时袭扰和进行战术侦察。
7月，为配合南方集团军群发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一时期的中央集团军群各部，在防御的同时开始“牵制性”进攻。这是莫德尔最喜欢做的事，他为了解除后方威胁，发动了“塞德利茨行动”，11天的战斗俘虏苏军30万人。
此时在高加索地区，德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向前推进了近300公里，前锋直指斯大林格勒。“如梦初醒”的苏军高层，急忙组织兵力增援，但依然阻挡不了德军的进攻。尽管斯大林发布“绝对不许后退一步”的第227号命令，但形势依然危机。
于是，就有了朱可夫与莫德尔的“巅峰对决”。
1942年8月，鉴于斯大林格勒的严峻形势，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最高副统帅，并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尽管朱可夫先前在莫斯科方向组织多多次进攻，但始终没有突破莫德尔第9集团军的防线，这让他十分懊恼，誓要“报仇雪恨”。
随着德国后备兵源开赴苏联，尤其是“大德意志”摩步师、“帝国”师的加入，让莫德尔的第9 集团军奇迹般地恢复到了满编人数，总兵力达29万。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莫德尔却将他们拆散，分解到整个防线上。
苏联的冬天在11月提前来到，朱可夫命令140万部队开始全线反攻，尤其制定了针对第9集团军的“火星行动”，企图像合围保卢斯第6集团军那样，歼灭莫德尔的部队，他集中了7个集团军70多万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展开突击。
冰天雪地里，苏军一成不变的“品”字型战斗队形，在广阔的雪原上遭到莫德尔密集炮火阻击，还没有攻到德军前沿就已死伤一大半，苏军再次为糟糕的指挥付出了代价。但是，面对数倍的对手，第9集团军的防线也多次出现危机。
莫德尔采取惯用的“短促突击”、“战斗群战术”等弹性防御措施，不断地在前沿进行反冲锋，给苏军造成了重大伤亡，雪地上布满了苏军士兵的尸体。随着大批的德军增援中央集团军群，他也开始组织“战役级”的大反攻。
12月，莫德尔集中3个装甲师5万多人，组成两个战斗群，分别从两个方向包围并歼灭了4万苏军。朱可夫被迫投入战略预备队10万人和350辆坦克，再次冲击勒热夫防线。莫德尔以攻对攻，苏军在严密的德军火力下，渐渐丧失了进攻锐气。
最终，朱可夫下令停止了“火星行动”，此役苏军伤亡30多万人，而第9集团军伤亡仅为4万人。莫德尔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成为了赢家，但正是他的战术胜利，不得不需要大量的德军派往勒热夫地区，在战略上导致了德国的失败。
苏、德双方在勒热夫地区举行了5次战役，苏军以170万多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依然没能突破德军的防线，让苏联人无脸面对，不愿提起。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掩盖和“遮丑”的作用，这也是人们鲜为人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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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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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朱可夫投入大量的部队对德军发动进攻，一直主动进攻的德军乱了阵脚，这样大量的苏军使德军不得不考虑撤退的战术。
那就是因为他的战略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不错，但就是因为在那场战役上面，还是出现了失误，才会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
虽然在勒热夫绞肉机这场战争中失败了，但是在苏联反攻德国的这个战略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为后来的胜利打下来很有的计划。
参考文献写在哪个位置
参考文献写在哪个位置，参考文献在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是经常用到的，参考文献的最末一项一般为页码，指引文所在的位置编码。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参考文献要卸载那个位置，今天就和我一起来学习一下参考文献写在哪个位置。
参考文献标注在文档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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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通常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的新进展，它体现着科学科技的继承和发展。如，基于已有的理论、方法、思想、实验手段等，使本研究获得了新进展，有了新发现;或是将一个学科中的方法移植到另一学科中并取得成功;或是对已有方法做了改进。当在论文中叙述研究目的、设计思想、建立的模型、与已有结果进行比较的时候，就要涉及到已有的成果。如果在涉及到前人成果的地方再把已有成果的具体内容抄到论文当中，不但占去论文的篇幅，冲淡论文的主题，而且抄写这些已发表过的、读者可以查找到的内容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论文涉及到已有成果的地方，不去重抄已有的成果，而是指出登载这个成果文献(出处)，这种做法叫做引用参考文献。 引用了参考文献，就要在涉及前人成果的地方做一个标记，见到这个标记，读者就知道在这里引用了参考文献;按照这个标记在参考文献表中就能找到刊登这个成果的详细内容的文章。在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的地方加一个标记，称为参考文献的标注。标注的方法称为标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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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不同于一般的小论文，特别是硕士毕业论文或者博士毕业论文。一般的小论文就四五页，而硕士论文动辄五六十页，有的甚至七八十页。所以有些东西如果要人工的去修改，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痛苦的事情至少有两个：目录自动生成和编号、参考文献引用的上标。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说说小技巧，自动生成，非常方便。先说两种痛苦情况。设定好文章的目录结构后，突然发现中间要添加或者删除一个章节，添加删除容易，可是其后遗症就是后面的编号都要跟着变动。比如要删除第二章，那么原理的第三章就要改为第二章，后面的要跟着动，添加也一样，很麻烦。第二个情况就是参考文献的上标问题。硕士论文参考文献都有好几十个，一般论文会要求按照论文的引用顺序列出参考文献。如果需要添加新的参考文献，那么这些参考文献的上标号又会跟着变动。目录自动生成简单说下，将文档切换到大纲视图，然后设置你要设定成目录的文字的大纲级别。如果将大纲级别设定为1级，那么就是1级目录，一般我们会设置到3级，这样会生成1、2、3级目录。设定好后，在要插入目录的地方，点击“插入”-->“引用”-->“索引和目录”就可以了。格式在另外设置下就行了。首先都要设置成段落编号。将你要设定的一级目录设定成一级编号，二级目录设定成二级编号等等。参考文献一样，设置成段落编号。设定成段落编号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插入或者删除其中的某个项目时，其后面的变好会跟着变动，所以这就解决了因添加删除中间的项目，而要同时修改后面的编号问题了。目录的更新，只需要在“大纲视图”下点击更新目录，或者在页面视图的目录上，点击右键，选择“更新域”即可。将参考文献设置成段落编号后，在需要插入参考文献引用的地方，点击“插入”-->“引用”-->“交叉引用”，找到相应参考文献的编号就可以了。然后再自己设置一下格式。还有几种方法，从网上摘录下来的。（一）采用书签、交叉引用方法：参考文献的编号和引用步骤如下：（1）在word文档末尾添加几个文献，如：[1] 杨秀章.Word 2000中文版使用速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 Peter Weverka. Diane Poremsky.中文Word 2002专家.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注意，输入时应采用word的自动编号。如果word没有自动编号，可自己插入（这个就不用细说了...）（2）给每个文献制作成书签。如，选择“杨秀章.Word 2000中文版使用速成”，插入——书签，输入书签名（杨秀章_Word 2000中文版使用速成），然后添加。注意书签名必须以字母开头，可包含数字但不能有空格，可以用下划线字符来分隔文字，否则可能无法插入。书签名最好与文献名一致，这样在它位置变化后，你仍能识别它。（图1）（3）在需要引用文献的位置，执行插入——引用——交叉引用，类型选择书签，选择需要引用的项目，内容选择“段落编号”。至此，引用完成！（图2）在全篇文档编完后，全选，右键选择“更新域”，编号就会改变成文献的最新位置还有一个通过插入脚注的方式引用参考文献。1． 光标移到要插入参考文献的地方，菜单中“插入”——“脚注和尾注”。（已搜索，无重复）2．对话框中选择“尾注”，编号方式选“自动编号”，所在位置建议选“节的结尾”（对论文而言）。3．如“自动编号”后不是阿拉伯数字，选右下角的“选项”，在编号格式中选中阿拉伯数字。4．确定后在该处就插入了一个上标“1”，而光标自动跳到文章最后，前面就是一个上标“1”，这就是输入第一个参考文献的地方。5．将文章最后的上标“1”的格式改成正常（记住是改格式，而不是将它删掉重新输入，否则参考文献以后就是移动的位置，这个序号也不会变），再在它后面输入所插入的参考文献（格式按杂志要求来慢慢输，好像没有什么办法简化）。6．对着参考文献前面的“1”双击，光标就回到了文章内容中插入参考文献的地方，可以继续写文章了。7．在下一个要插入参考文献的地方再次按以上方法插入尾注，就会出现一个“2”（Word已经自动为你排序了），继续输入所要插入的参考文献。8．所有文献都引用完后，你会发现在第一篇参考文献前面一条短横线（页面视图里才能看到），如果参考文献跨页了，在跨页的地方还有一条长横线，这些线无法选中，也无法删除。这是尾注的标志，但一般科技论文格式中都不能有这样的线，所以一定要把它们删除。9．切换到普通视图，菜单中“视图”——“脚注”，这时最下方出现了尾注的编辑栏。10．在尾注右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分隔符”，这时那条短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11．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延续分隔符”，这是那条长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12．切换回到页面视图，参考文献插入已经完成了。这时，无论文章如何改动，参考文献都会自动地排好序了。如果删除了，后面的参考文献也会自动消失，绝不出错。13．参考文献越多，这种方法的优势就体现的越大。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分节插入参考文献的，具爽！存在一个小问题：如果同一个参考文献两处被引用，只能在前一个引用的地方插入尾注，不能同时都插入。这样改动文章后，后插入的参考文献的编号不会自动改动。
参考文献要与文章相关就可以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词是“全面”和“建成”，期望中国通过努力，早日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社会。1.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过程我国小康社会的目标，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设小康社会”，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个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社会。党的十三大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202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2. 你能感受到的“全面小康”是什么样？全面小康不只是经济建设，还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就像是一个家庭，不只是有钱了，富起来了，还要“家风正”、环境好、家里成员和谐友爱。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
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面貌日新月异，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下是我整理的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论文2000字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7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7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是沿着民族复兴之路奋勇前行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史诗般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筚路蓝缕，辟除榛莽，一路走来，走向辉煌，走向复兴。
70年，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植根于新中国前3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罕见的中国速度。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09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站上9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的严重冲击，但中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70年，我们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经过70年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亿人，到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到1660万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类历前所未有。中国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18年6月，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亿、亿、亿。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足的生活。
70年，我们创造了科技进步的伟大奇迹。新中国70年，是创造科技进步奇迹的70年。在这70年中，我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科技队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等基础科学突破，“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也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井喷式发展。古老的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踏浪前行。
70年，我们创造了制度创新的伟大奇迹。一部新中国成长史，就是一部辉煌的制度创新史。在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创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学习，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供模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新。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制度创新的伟大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建起和谐的党际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崭新道路，等等。新中国70年的制度创新，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70年，中国创造的奇迹还有很多。这一个个奇迹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大景象。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论文2000字
金风送爽，天高云淡，在这个花果飘香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祖国70岁的生日，能与大家同祝国庆，我感到非常快乐。
在这里，我要自豪地对祖国母亲说：我爱你，中国!啊!黄河长江，奔腾万里，你们哺育了一个多么辉煌的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饮誉四海的华夏文明，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哦，祖国，涓涓流贯的河川是你飘逸的长发，绵亘悠久长的山岳是你硬朗的脊梁。你有满山遍野的宝藏，你有秀丽多姿的山水，你有金碧辉煌的故宫，你有蜿蜓伸展的万里长城，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你还有很多很多……在你辽阔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中华民族也曾几经沧桑、几经痛苦，我们的祖国母亲也曾倍受欺凌与污辱。我们忘不了园明园的火光，忘不了扣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忘不了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忘不了南京三十万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长江。大地在呻吟，黄河在哭泣，然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被压垮。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华儿女反侵略的序幕。太平天国的旗帜、戊戌变法的惊雷，义和团战士的大刀、辛亥革命的枪声，无一不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民不可欺。
五四运动的呐喊，中国*的成立，更似惊雷划破夜空。从南昌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民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出了一个灿烂的新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巨人终于又站起来了同学们，我们中国已经很强大，但是不能忘记，我们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国际****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日本对我国的钓鱼岛垂涎三尺，更不能忘记，1999年我国使馆的被炸，同胞的鲜血告诉我们：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倾听时代的钟声我们在漫漫长夜中等待黎明的曙光多少次我们心潮难平多少次我们辗转难眠多少次我们都是为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天——祖国母亲的诞辰!
仰望长空历史的星光依然闪烁!我们的中国古老而伟大我们的中国壮丽而永生!蔡伦纸上书写着她的智慧指南针上旋转着她的方向刀光剑影之下她一次次回归和平精神劫难中又一次次积薪自焚重获新生。为了祖国的成长无数人儿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的富强又有多少人儿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即使在那封建主义的绞杀下，即使在那帝国主义的炮火中中国人依然用自己的脊梁挺起了中华古老的长城。五十七年前的十月一日，我们的祖国振翅一飞再度冲上云霄，向全世界发出了最为雄浑神圣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巨人的呐喊震荡环宇，让巍峨的群山响应让磅礴的大海回波!
从那以后一代新的天之骄子站立起来他们用自己的灵魂之火温暖了祖国一度冰冷的身躯用青春的热血点燃了祖国曾经暗淡的灵魂用激越的歌声纺织了祖国的一身彩霞。置身历史我们溶于其中分享着那过去的兴奋与悲痛;放眼未来我们会发现面前的道路似乎更遥远更艰难。但是我们都不会退缩不会畏惧我们要大声地对祖国母亲倾诉：我们都是您的十三亿分之一是您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浩瀚辽阔掌心上的一员，对于您我们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是何等深沉炽烈地爱着您，我们是多么想紧紧依偎着您，我们是如何想尽一份力量把您装扮得更美丽!
让我们把中华儿女的豪气与龙的传人的胆魄融于自己火热的青春，把青春之歌唱得更激越昂扬，把青春之诗书写得辉煌无悔，把祖国的篇章写得雄壮高亢!我们要把科学、理性、勤奋、坚毅作为自己的伟大目标，让我们把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涵养优异的成绩献给祖国，让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我们将努力奋斗为了可爱美丽的祖国我们将竭尽全力甘。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参考文献一、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期刊参考文献[1].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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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一般是写在论文的最后面，例如：
参考文献：
〔1〕陈孝彬.教育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
〔2〕潘菽.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
〔3〕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
〔4〕郑日昌.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
〔5〕傅道春.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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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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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论文，要具有研究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初中历史教学研究，学生历史知识储备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等
辛亥革命之后，考据学派作为一种哲学和治学方法，并未消失。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 考据学还是可以依靠的盟友。这一点，可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和考据的关系来考察。周昌龙在《戴东原哲学与胡适的知识主义》 (《汉学研究》12卷1 期) 一文中已有许多论述, 笔者只做一些补充。胡适出身儒学世家，自幼熟读经书。1910年， 他到北京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 经他二哥好友杨志洵的指点, 才发觉做学问要从《十三经注疏》开始, 即从考据入手。留美期间, 他在熟悉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同时，完成《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典型考据学作品。学习西方科学与传统考据学研究能并行不悖，令人惊奇。20世纪初年，考据学仍是一种学术时尚。1918年2月19日前后，《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讲师刘鼎和《书尔汝篇后》的文章，接着又刊出署名为理科数学门毛准的文章《书〈书尔汝篇后〉后》，先后和胡适的考据学论文《尔汝篇》讨论，后来胡适也有回应。《北京大学日刊》是一份公告式的新闻类日报，尚刊登此类文章，可见当时考据学是何等普及。 数学门的学生写考据学文章, 那时大概也不鲜见。胡适回国之后, 继续“整理国故”, 从事《红楼梦考证》等考据学工作。 他的哲学思想当然是秉承杜威的实用主义, 但是他的名言“大胆地假设, 小心地求证”, 却明显地有考据学派的影子。1922年, 胡适正式接触戴震的哲学, 内心深受震动，并立即投入研究。1923年底，开始撰述《戴东原的哲学》, 至1925年8月,“改削无数次，凡历二十个月方才脱稿”。胡适这时认识到:“中国旧有的学术, 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 对此,他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个时代是一个考证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物的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这段话，清楚地指明考据学派和西方科学之间的联系。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将戴震和笛卡儿相提并论, 认为“笛卡儿清算了中世纪神学，戴震清算了宋明理学” [5]。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考据学派推动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西方数学的引进，推动了考据学派的形成，而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也必然反作用于数学，促进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考据学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数学家，这绝非偶然。戴震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整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九章算术 》，以及其他天算学名著。《算经十书》多经他整理校勘后写成《提要》，然后列入《四库全书》中，他还将大典本诸算学书和宋本相校，著成《九章算术订讹图补》、《海岛算经正讹》、《五经算术考证》等，后流布全国。经过戴震等的努力，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实现了由康熙时的中西兼采，到独明传统天算之学的转变。乾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钱大昕(1728—1804)，以及他的弟子李锐(1769—1817)、汪莱(1768—1813)、焦循(1764—1849)、罗士琳(1789—1817)等，都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数学家。他们的努力，使算学逐渐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所得的成就虽比西方晚些，但却是独立研究出来的，方法上有殊途同归之妙，如汪莱对xn－pxm+q=0有无正根的讨论，所得结果与当代方程论相合，颇为不易。乾嘉学派的最后一员大将阮元(1764—1848) 是经学大师，也是数学家。他倡导考据训诂，认为“舍诂求经，其经不实”（《西湖诂经精舍记》），“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核之考据难”（《桂未谷晚学集序》）。这里的精核，正是指逻辑上的严谨。在浙江建“诂经精舍”时，阮元既讲经史、文字、训诂、音韵，也讲天文、地理和算学。他还主编中国天算学家传记《畴人传》，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史著作。李善兰（1811—1882）是清末最著名的数学家，他同样熟悉考据学，自称“辞章、训诂之学虽皆涉猎，然好之终不及算学”（《〈则古昔斋算学〉序》）。对于考据学和数学的关系，数学史家钱宝琮评论说：“到乾隆中叶，经学家提出了汉学这个名目和宋学对抗，他们用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研究十三经中不容易解释的问题。后来又将他们的考证方法用到史部和子部书籍研究中去。研究经书和史书都要掌握些数学知识，所以古典数学为乾嘉学派所重视。”[6]钱宝琮在这里指出研究经史需要数学知识，因而考据学家大多要研究数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研究经史的学问家很多，应当都来研究数学才是，为何唯独考据学家都成了数学家？这乃是因为考据学家使用的是“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而逻辑方法正是数学研究所特别强调的。可见，考据学和算学相关联的内在原因是研究方法的相同：都依靠逻辑推理。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评论训诂（小学）和算学的关系：“书就一向唤作小学，数就一向唤作算学。(本来汉朝也唤小学)。‘小学’从汉朝以后，渐渐地衰落，到明朝就全没有，‘算学’到宋末反好起来。近来200年间，‘小学’、‘算学’是同时长进的。却是近二十年来有算学知识的，反比有‘小学’知识反多。要两项双提起来，也不大难。”[7]这200年的 “小学”和“算学”同时长进, 表明了考据学派和中国传统数学在清代的发展是互相促进, 彼此紧密联系的， 而说“两项双提起来， 也不大难”，则可以理解为二者并非相互矛盾。可惜的是， 戴震、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奉行的是复古主义，主张“西学中源”，以为“西方数学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算学中找到根源。把向西方学习数学的大门关死了。对中国传统数学而言，可谓“成也乾嘉学派，败也乾嘉学派”。当然，复古主义是清代学术的通病，非考据学派所独有。早在清初，康熙帝谈到西方数学时就说过：“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8]到乾嘉时期，这种西学源于中土，中算优于西学的论调更成为牢不可破的定论，当时精天算学者如戴震、钱大昕、凌廷堪、焦循、汪莱、李锐、阮元、江藩、李潢、沈钦韩、罗士琳诸人莫不如此。中国传统数学到李善兰时已经画上句号，后来的中国现代数学，则是到国外留学的博士重起炉灶，于五四运动前后发展起来的。它和考据学派没有学术血缘关系。但如前所述，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文化层面上依然有着深刻的联系。
浅论闭关锁国的危害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二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