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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可以根据这部著作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和自己要论述的观点进行写作和参考。《老庄申韩列传》是汉朝司马迁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申子（申不害）和韩非子四人的合传。司马迁将他们合为一传，代表了汉朝人对道家与法家关系的重要看法，说明法家思想乃从道家而来。
百度文库 搜索文档或关键词参考文献论文参考文献的各种字母的含义及写法VIP专享文档 2016-07-30 5页[转]参考文献的各种字母的含义 比如J期刊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标识：M——专著（含古籍中的史、志论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研究报告S——标准P——专利A——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Z——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电子文献类型以双字母作为标识：DB——数据库CP——计算机程序EB——电子公告非纸张型载体电子文献，在参考文献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DB/OL——联机网上的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M/CD——光盘图书CP/DK——磁盘软件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一、参考文献著录格式1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2、 专著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3、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4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5 、专利文献题名〔P〕．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6、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7、 报纸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8 、报告作者．题名〔R〕．保存地点．年份9 、电子文献作者．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二、文献类型及其标识1、根据GB3469 规定，各类常用文献标识如下：①期刊〔J〕②专著〔M〕③论文集〔C〕④学位论文〔D〕⑤专利〔P〕⑥标准〔S〕⑦报纸〔N〕⑧技术报告〔R〕2、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用双字母标识，具体如下：①磁带〔MT〕②磁盘〔DK〕③光盘〔CD〕④联机网络〔OL〕3、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方法为：〔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例如：①联机网上数据库〔DB/OL〕②磁带数据库〔DB/MT〕③光盘图书〔M/CD〕④磁盘软件〔CP/DK〕⑤网上期刊〔J/OL〕⑥网上电子公告〔EB/OL〕三、举例1、期刊论文〔1〕周庆荣，张泽廷，朱美文，等．固体溶质在含夹带剂超临界流体中的溶解度〔J〕．化工学报，1995(3)：317—323〔2〕Dobbs J M, Wong J M. Modif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fluid phasebehavior using polor coselvent〔J〕. Ind Eng Chem Res, 1987,26:56〔3〕刘仲能，金文清.合成医药中间体4-甲基咪唑的研究〔J〕.精细化工，2002(2)：103-105〔4〕 Mesquita A C, Mori M N, Vieira J M, et al ． Vinyl acetate polymerization by ionizing radiation〔J〕．Radiation Ph继续阅读 论文发表 2020年下半年插队快速见刊_【快速发表】论文发表绿色发表渠道，审稿周期短保录用，现在提交可年底见刊，大量版面快速抢排!直发期刊，保密安全，1-3天完成审稿，1-3月见刊，即投即审，正规公司运，11年经验广告查看详情开通VIP，免费获得本文本文立即免费保存 赠百度阅读VIP精品版 100W文档免费下载 5100W文档VIP专享版权说明：本文档由用户提供并上传，若内容存在侵权，请进行举报或认领分享收藏下载转存打开文库App，查看更多同类文档 论文发表 2020年下半年插队快速见刊_【快速发表】提供的广告查看详情活动图片 立即领取VIP教育大礼包热门小说免费读精品课程语文五年级上册（1-4单元）限时特惠立即购买【少儿英语教育】F-J英语字母学习歌曲￥陈英芹5课节少儿英语字母拼音 ABC A~Z学习￥陈英芹5课节小学生必须掌握的64个偏旁写法￥69臧老师的秒懂学堂64课节相关推荐文档 专业PPT定制-七天内免费修改 利用社会性软件提高中...精选 立即查看 26个字母写法 用App查看 26个字母的写法 用App查看 论文摘要的写法 《论文综述》写法 好评 论文综述的写法 推荐 字母A-G写法 热门 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字母的含义 参考文献的各种字母的含义 论文参考文献的写法 论文参考文献的写法[1]查看百度文库官方百度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免费领文库VIP下载并登录文库大学生APP领取加入VIP免券下载低至元/天
项羽论 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由一个下相的“不学”小儿，由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走向死亡。今天，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与影视戏剧作品中，项羽依旧叱咤风云、鲜活驰走，我们为这个悲剧化了的英雄人物怜惜愤慨、喟叹诅咒。或然，我们仍旧只是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金戈铁马，英雄与蚁民无异的时代。 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1〕，“而司马迁就是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少有伟大历史家”〔2〕，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和勇敢大无畏精神刻画评析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史记》体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这十二本纪记载对象多为帝王。项羽并没有完成帝业，但司马迁能够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了在秦末汉初这阶段历史中，是项羽支配着当时的政权与时局，“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3〕，可见司马迁是正确地分析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与时代推进作用的，正如清代郭嵩焘在《史记札记·卷一》中指出：“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4〕。创作于汉王朝鼎盛时期的《史记》，并不受封建统治者“成王败寇”观点所局限，并不因项羽的失败而降低甚至否定其历史功绩，可以看出司马迁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同时，司马迁在肯定并赞扬项羽在亡秦中地位与作用时，也辨证指斥了项羽妄图凭一己之私智和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另外，对项羽的自我开脱自以为是更是严加批判，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天命观，强力评曰“岂不谬哉”，指出其失败原因在人不在天，悲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缺陷。 司马迁是热爱项羽的，尚奇的个性爱好和敏感多想象的心理特征让他深深被项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吸引住，他甚至不愿在《项羽本纪》中暴露这个已逝去的英雄太多的缺憾。于是往往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以其他人物的立场和口吻对项羽加以评述，如《高祖本纪》中“汉王数项羽罪十”，中间严斥项羽背恩负义，弑义帝而自立，残暴无情，屠城害民等事情；而在汉初大臣陈平、韩信等人的传记中，更是直接对项羽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加以评价，指出他性格的矛盾，不善用人等缺点，往往议论中肯，褒扬分明。 在项羽形象塑造上，司马迁更是“全神付之”，每时每刻都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用自己最杰出的艺术才华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和有关人物事迹除了集中在《项羽本纪》外，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多有涉及，从《高祖本纪》到《樊郦滕灌列传》，关涉篇章十余篇，这些篇章对《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加以补充完善丰满。这种旁见侧出的记叙方式，不仅加强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鲜活性，更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特征逼真而又清晰。亡秦三年，楚汉争战四年，仅楚汉大战七十余次，小战四十余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简单交代小战情况，而用力写了三次大的战况：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个事件不仅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楚汉之际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正如郑板桥言道：“《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有此数段耳”〔5〕。项羽一生成败变化与个性全随此三件事而出，当然这三件大事时间上的绵长性与空间上紧凑性所形成张力，也强化了项羽这个威武人物的高峙感和仓促之间“卒亡其国”的悲剧感。司马迁在选取事例表现项羽性格和开展故事叙述上，着重于对传奇性情节的追求，例如项羽“重瞳子”，“力能扛鼎”，以及见秦始皇游江南而发的感慨“彼可取而代之”，还有对他不学书等细节的详加刻画，还有在彭城、成皋、荥阳等战役中对项羽英雄事迹的刻画都增添了人物个性。此外项羽在败亡途中作的《垓下歌》以及和乌江亭长对白等细节都过分离奇，甚至可能为杜撰，但却让后人深信不疑，也大大增加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魅力。 在表现项羽的性格上，太史公更是喜欢用对比手法表现，如巨鹿之战前，项羽的勇者无惧，宋义的胆小慎微；巨鹿之战后，项羽与刘邦对比，更是不断并反复出现。在项羽的自身个性对比上，司马迁也是用不同笔调加以渲染，时而言语呕呕，时而叱咤喑呜。垓下围中项羽所作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完全是项羽本人经历和他面对失败的心路写照，“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6〕，从中可以看出项羽在战场勇猛杀人如麻以外深情至切的另外一面。这种多面烘托，多维透视手法使得项羽这个人可谓霸者与情者形象具备，丰满多姿，这也是千百年来项羽受人关爱与敬仰的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项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有血有肉具备了多重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从一开始，太史公都是从悲剧角度写项羽，整个《项羽本纪》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英雄不可一世，英雄顶天立地，英雄叱咤风云，英雄又在瞬间走向死亡。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极力描写，与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无关至。因李陵案而蒙受宫刑之辱而更加发奋撰写《史记》，内心忧愤而苦痛，即使在《孝武本纪》中也毫不隐讳汉武帝晚年荒唐。而司马迁写项羽至死不渡江，至死不投降，不如说在写自己那颗高傲而顽强，甚至伤痛透底的心，所以他对项羽的“天之亡我”大加批判，对其因不愿蒙羞而自杀充满同情和佩服。 感谢司马迁，他让项羽散发无穷魅力；感谢项羽，他为司马迁增添了无限光辉和后世人对他的无限景仰。 二、项羽悲剧的演绎 在整部《史记》中，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刻画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悲剧人物一百多个〔7〕，而项羽的悲剧独特却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他更多是一个由自身个性等原因一步步走向绝路的悲剧人物。强烈的悲剧特质在于他本不具备超人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却走上了时代的领军者之席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追求与号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和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8〕。项羽是可悲的，他无法改进自身根深蒂固的普通人缺陷，仓促而不知所措地被卷入时代和历史的大抉择中，他甚至象一个小丑一样有着可笑笨拙的举止，更可悲更让我们无法安坐的，他却是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甚至顽强地要完成和完成过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至死都不改变。 （一）时代车轮的助推者和阻挡者 项羽出身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灭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其叔父项梁为初期反秦盟军首领。项羽的童年生活在楚渐亡秦日盛并逐步统治全国的时期。家与国的苦难，带给项羽的是对秦国统治者的深深仇恨。他仿佛生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翻秦朝。在《项羽本纪》中，“苦秦”“亡秦”等词反复出现，而当项羽对宋义坐兵不救赵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蔽之承！ 对于当时整个时局形势，项羽的议论分析简要精辟，指明当时秦军实力强大，反秦军队内部急需相互团结统一阵营。项羽把矛头直接指向反秦盟军最高首领宋义，对他不顾反秦大局，畏葸不前严加呵斥。可见，在反秦这一目标上，年轻的项羽具有成熟大气的时局观，加上军事策略和个人雄武力量，他取宋义而代之，最后取得了巨鹿这场以少胜多关键胜利，并一步一步走上反秦盟军首领位置。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鸿门一宴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整个反秦盟军的领导权。当时人民对和平呼喊着，时代也希望统一，但是骨子里流着楚国贵族的血液的项羽，只是希望回到楚庄王当年问鼎中原，趾高气扬的时代，希望能再次象楚王那样得到 “列国从长”的地位，并希望长期维持这种在分封割据中己为大的状态。他分封诸反秦将领，自立为西楚霸王，并远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的关中要地，而以地远偏僻，物质相对匮乏的彭城为都城，只为一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可以说在亡秦斗争中的项羽，目标准确而单一，符合整个时代乃至人民心声，但在推翻秦王朝后，他目光短浅，甚至在政治上妄国恢复到以前春秋战国互为攻伐的状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一点看，项羽后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只能在历史潮流中苦苦挣扎，走向灭亡。这种现实的真实残酷性和理想的谬误性必然形成凝重而深度的悲剧张力。 （二）性格上分化对立的矛盾体 除了在时代潮流上前期顺应后期无法跟进外，项羽的悲剧更多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的悲剧。在性格上项羽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分裂矛盾体。他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从举事吴中开始项羽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定陶”，“拔襄阳”，“斩李由”，“杀宋义”，“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东救齐地，西破章邯，而在巨鹿一战中，更是置生死不顾，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取得关键性胜利，“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气概可谓雄伟英武。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从诛杀义帝开始，项羽就很少听清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为斩杀；在分封诸王时，项羽从个人感情出发，特殊对待跟自己亲近的人，树立了不少政治上的敌人。同为反秦功臣的陈馀就说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恶地”〔9〕；在对待贤能上，项羽不能选贤举能，相反，大量使用亲属也降低了其军队效能，“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10〕，比如对项伯这一可谓 “奸细”式人物过分纵容直接导致了鸿门政治斗争的失利。而刘邦手下的几员军事大将经纬之才如韩信陈平等都曾经是项羽的手下，因为得不到项羽重用而投奔刘邦；至于在功爵上，项羽更是有着深刻的贪恋近乎达到变态，“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92;敝，忍不能予”〔11〕，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保持人才的不流失呢？政治上怎能取得成功呢？ 同时，恭敬慈爱仁者之心和坑卒屠城暴者之心也集于他一身。每每攻城拔地后，对于投降士卒，项羽往往残害坑杀：新安城一役后，项羽坑杀秦投降士兵二十余万；攻破咸阳，却是因兵西屠，烧杀掠夺，素为后世文人与史学家诟病。但是，他又能以一个仁者一样的心对待周围的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12〕，“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13〕；他不杀刘邦，也不杀父亲和妻儿；在垓下之围中，更是悲歌辞美人，意气慷慨；在乌江畔，他马赠亭长，情调悲凉，自刎而死，为仇者成“德”。 另外，他率直爽朗，坦荡淳朴，以诚待人。在攻占外黄城后，他听取了外黄城十二三岁小孩子关于收取民心的建议；鸿门宴上，几次不愿听从手下谋士范增的建议用计谋杀死刘邦；对樊哙的“闯宴”大度且容忍，只是因为欣赏樊哙的英武气质；甚至在宴席上口无遮拦毫无心计的将曹无伤的告密告诉给了刘邦；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努力维持。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城府，不施诡计的人，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斩杀宋义谎称乃奉帝命；先放逐义帝，然后阴谋派人刺杀；中陈平离间之计，对大将钟离眜失去信任并把其推向敌对面；甚至是自己最为尊重和亲近的最后唯一的谋士“亚父”范增也因为项羽自己的多疑而夺其权。 可以说项羽性格是多异性和矛盾性的，“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从心学性理，犁然有当”〔14〕。可以看出项羽性格上优势突出又带有很强的缺陷，实则是他自身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表现为主观心理的不成熟，并且象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失调或失控而爆发出来，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悲剧的无可避免。 （三）军事能力上巨人化和政治图谋上侏儒化的畸形儿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是二十四岁的项羽。生活在以暴乱和勇决为名的吴中之地，项羽就以魁梧英武的外形给当地人以震撼力。在首次起兵中项羽紧跟项梁其后，一声令下，拔剑斩守头，“府中皆慑伏，莫敢起”。在整个攻秦战争中，项羽总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实际上在整个攻秦大军中，项羽领导的军队应付了来自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巨鹿之战中的章邯部和关中的子婴部。至于在楚汉争雄中，项羽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过刘邦，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予一切阻挡者以摧枯拉朽的打击，他崇尚武力，在广武与汉军对决时，对刘邦说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些话除能看出项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恋和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希望用个人武力支配杠杆天下外，更多的则是项羽个人性格的缺陷和对政治的无知。从前文的分析看，项羽并非完全没有政治的图谋：他矫杀宋义，放逐义帝，不断对刘邦的势力加以限制将其控制在关中地方，并分封诸侯王让他们相互势力牵制。然而项羽的政治眼光在亡秦之后变得异常浅短和无力，他主张回到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成就象楚庄王一样的霸业，于是他错过了多次消除竞争对手刘邦的机会，他反复贻误战机和统一全国的良机，在被刘邦等人苦苦逼出的楚汉之争中迷失步伐，象一个浑身有力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巨人一样自我戕害，或者天真幼稚地对着满脑子主意和诡计的对手来一句——我们单挑吧。 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郡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时，不知汉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自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15〕 宋代的黄震可谓一语中的，看出了项羽根本就没有建立王朝的雄心壮志，必然会在楚汉的交战中失利。“楚灭无英图，汉兴得成功”〔16〕。项羽这种在军事实力上过分强大导致的是武力视野膨胀，而政治图谋的短见化导致的是政治主张上的侏儒化，同时，武力视野的膨胀也不断对政治视野加以限制使得后者更为狭窄乃至荫蔽。二者相互交错，加深着项羽的悲剧，让人同情好笑或者厌恶。 （四）“道德”范畴束缚与超越中的挣扎者 “道德”，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以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17〕。 在《中国文明史》中，启良先生认为楚汉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争斗，即为项羽所代表的南方楚文化——尚力不尚德和刘邦代表的中原儒文化——尚德不尚力的对决，在德与力的交锋中，有德无力的刘邦战胜了有力无德的项羽〔18〕。但是，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中，道德已经不再是追求正义厌倦巧言令色的标准，也不再是谁正确谁错误的分化，道德已经扭曲，成了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博取个人名利的幌子，成了阴险狡诈，虚与委蛇的代名词。在这一点上，两千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场争斗，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在仁义，民心向背，礼贤下士背后残忍的虚假道德之争：看谁能不受表面道德的限制，能更残忍，更超越和出离道德之外，甚至能拿起道德这把利剑刺伤直至斩落对手于马下。 ——很显然，项羽是个失败者。 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刘邦，并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在泗水亭长一职上养成的是贪财好色，嗜酒，不事家产的低俗作风，他处处表现为小市民甚至痞子的嘴脸：不持一钱，却名义上以“贺万钱”进谒吕公；在逃亡中多次推女儿儿子下车以减轻车子重量为了自己脱逃更快；在项羽扬言要“烹尔太翁”时，置老父性命于不顾，还要“分一杯羹”，他多次侮辱手下的儒生即使登基后还做过往儒生帽子撒尿的事。在与项羽争天下的过程中，他经常是出尔反尔，败则逃，逃则求和，稍有喘息则又开始暗中谋划军事行动；在广武对决时，明明被项羽射中心口，却假装射中脚跟；为了更好逃跑他带出全城人甚至让女人穿了士兵的衣服给他做掩护……刘邦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流氓痞子，在他身上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粗俗流氓血液。但是，也正是这种痞子气质和圆滑城府深刻的性格，让他在当时整个拘泥于道德限制和表面意义上的“美名良行”的时代大气候下的政治争斗中，能够放开手脚，不受限制，表现出机敏灵活，能屈能伸的举大业者潜质：他进入关中即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与民约法三章，本来好色贪财的他竟是“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秦重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19〕，在鸿门宴时先对项伯大套近乎，表明诚意，争取机会，然后在宴会上小心谨慎，恭敬礼让，但是即使在窝囊苟且的兵败逃生时候，刘邦也没有放弃过夺取江山的念头。在每一次关键的时刻，刘邦都能克制住自己的原始欲念，不断规检自己，积极听取手下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完成自己王天下的霸业。 我们再来看看生于楚世家的项羽，他深受楚地楚风影响，楚文化的熏陶使他在道德理解上表现出对美好名声，讲信用和保持个体的完美和独立性的追求。项羽定都彭城，只是因为“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他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因为讲求信义，他吝惜官位，对名誉有着变态的追求。然而环境的巨大反差，在绞尽脑汁的争权夺利中，项羽一直在对道德的抛弃和拥护中矛盾不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 “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为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从这段话中，可以一窥当时项羽复杂矛盾的心情。打算自己成为称王而要先王诸将相，要居功，先要夸奖诸将相，对义帝怀恨在心却又分地王之。在只需要捅穿一层纸的羞涩道义面前，年轻气盛的项羽偏要顾及信用，名誉，顾及周围人的看法和口舌。尽管自己实力强大并且功劳最大， 却因怀王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一条款而内心不安，处处束手束脚，在鸿门宴上被樊哙言明而失掉消去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争斗上，他更是处处招到刘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广武对决中刘邦所公布的项羽十大罪状，其中诚然不无罗列编织之嫌，但是刘邦紧紧抓住的是项羽暴虐屠城，阴弑义帝，分封不公等不仁不义，有失良信的道德小辫子。 可以说，项羽一方面希望在诸侯军和周围人中间建立起德者的榜样和模范，一方面又不得不随时破坏这种榜样和模范，甚至不断接受来自刘邦等诸侯王的道德讨伐和嘲笑，他内心深处的敏感又让他深深厌恶这种嘲弄和针砭，他自身的素质和性格上的缺陷让他无法成为象舜、禹、周文王那样的有德名君，甚至不能象他的对手刘邦那样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痞子。他只能在被别人和自身编织的道德圈套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最终，超越道德名义的无道德者刘邦战胜了苦苦拘泥于道德的项羽。早在他们之前的庄子早就一眼看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20〕的道德不公平现象，而历史和时代的走向并不会因为过小的细节做更多的眷顾和停留，它们更多的是偏向那些出离道德之外，置道德不顾的人们。至于在道德底线和仁义礼信中苦苦挣扎的项羽，最后在乌江畔为了保全过度急剧的自尊，信誉，“吾为若德”，死于自手。我们只能说他的死是可悲的，至于他究竟是有真道德的殉道主义者还是个崇力无德者，无需过多考虑。 台湾学者柯庆明这样指出悲剧英雄的性情，“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绝对强烈的自我塑造，自我完成的渴求与意志”〔21〕。无论是从时代角度，项羽自身的性格矛盾或者在道德中的挣扎，项羽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可谓是“兴之暴”，美好而风光的，他终身所追求的美好名气和信誉在他的冥顽不灵，近乎固执和狂妄自我为尊的性格中也并为丧失，他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即使这种人生和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他甘愿且付出努力。只是当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无法进行下去，甚至为此要遭受名誉或者心理上折磨和损失时，他才会匆匆选择死亡而不是苟活人世。 三、乌江自刎的千年回响 千百年来，项羽的故事仍在流传回响，并不断被演绎开去。在这个昔日威武英雄最后哀歌低泣，辞别美人，这个让人心目中跌宕起伏的经典画面在那一刻被定格，项羽的悲剧也达到最高点。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赋予这些词语更广阔的含义，是因为司马迁刻画的淋漓尽致和多情多思，精彩而悲壮。 我们看到项羽离别了佳人，麾下从者百余人，溃围南出，误陷大泽，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我们从项羽的语气和话语内容中看到的是他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近乎迷恋，充满了霸者骄傲的神采和雄姿，也是对于败北穷途的蔑视与不以为然，可谓快人，快语，快心，只求快战以解心中郁闷。在这里，项羽还并未抱定去死的决心，他仍希望能突围出去，但是舣船而待的乌江亭长的一番话，竟令他不知所从，只求一死无愧于心。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无数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场惊心动魄的对白是为真实还是太史公尚奇心理下的虚托之作，但是，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诚心的亭长还是心中复杂不安的楚霸王，二者神情自然，语言符合自身身份。 但是这些仍旧留给了后世人无尽的猜测遐想和费劲心机的推测求证。《史记菁华录》中就这样评析项羽的“我何为渡”：“项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观其溃脱？岂不欲脱？迨闻亭长之言又不肯上其一叶之舟，既又赐以爱马慰遗之，粗糙爽直，良可爱也”〔22〕。评析中除点明了项羽性格上直爽憨厚可爱外，最重要的是指明了项羽自杀原因是毫无生机，并非真正的有渡不渡，“必不欲以七尺躯坠他手坑堑”，前有田父诈为指路，导致陷入大泽，如今亭长又岂非刘邦预先安排的伏军？脱离十面埋伏，一路惶恐急走，误入大泽，又陷入自身心理之圈套，不予讲明是因内心对美好名声，对贵族之气的自尊维护罢了。而现代《史记》研究学者则认为此情节可能出自司马迁艺术虚构。尊奉“尚耻”精神的司马迁给败途中的英雄增添了这样一则对白，恳切而真诚地写出末路英雄的心声，于过往的回顾，于尊严的维护，于耻辱的对抗，于死的义无返顾。这种理由也可说是不无道理的。 不管司马迁当时是虚构还是真实描写以及处于何种情况下而写了抗渡情节，太史公始料未及的是后世对于项羽的“渡与不渡”“王与不王”更多谈论和话语以及这些议论背后的种种态度，引出的是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心理纷争。 （一）“渡”与“王” 唐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诗中这样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亦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23〕 一生游走南北的杜牧，在诗中表达了他所希望看到的楚霸王是能包羞忍耻的男子汉，何况战场纷争胜败无法预期并非一场定生死，项羽应该败而不挠，立足江东，卷土重来，他的诗句中是深深的惋惜和哀痛之情。这种希望项羽渡江而卷土重来争王的态度深层次的反映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忍耻精神”，“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更大利益更大灾祸面前，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就明显的表现出为了某一更有价值更有利益的目标，而宁愿忍受，遭遇在获得更高利益过程中的苦痛创伤，甚至会舍弃与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小利益、小享受的诱惑。 千百年来，无数的道德家们如此，无数的政治家们如此，被他们教育并影响着的民众也是如此，“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形而上之，这种对于羞耻为首人生挫折的包容，对于小恩小惠人生享受拒绝的忍态度，指引出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并生生不息的坚强弘毅精神。 最后，透过杜牧的《题乌江亭》诗看项羽，我们会惊奇的看到本文中提及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司马迁和刘邦。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渡过了乌江的项羽。司马迁和刘邦，都曾遭受过自己人生的“乌江”口岸：司马迁推崇尚耻精神认为“垢莫大于宫刑”〔24〕，却遭受最为可耻的宫刑；而刘邦一生也是曲折坎坷。但他们二者都能在更大价值追求上（司马迁撰写《史记》，刘邦王天下），忍住受心灵和生理的创伤，安全渡过了“乌江”口岸。所不同的是在跨越乌江的过程
不知道你要写的是哪个人物 所以参考书很难列 我是文献学的 把《史记》相关的几本必要的书列上中华书局十卷本 1959年版钱穆 《史记地名考》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史记索引》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还有几个有名的人的提到《史记》的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选自《观堂林集》中华书局 1959高步瀛 《史记举要》等等不知道你写的哪个下层人物 最近读到《外戚世家》窦广国见窦太后的那一段感人 记得写上去啊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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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靳靖【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领导人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参考文献】[1]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4.[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6]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7]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法令汇编1951》[M].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1.[8]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M]. 江西省政府，1949.[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0] 胡伊默.《土地改革论》[M]. 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11]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3]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 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农村》[M]. 文化出版社，1950.[16] 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当代旅游，2017（21）.[17]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8] 马英庆. 《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M].淄博县新闻出版局，1996.[19] 沈彭主. 《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0]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1]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J]. 中共党史研究，1990（4）.[22] .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23] 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 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25] 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6] 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J].怀化学院学报，2016（6）.[27] 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8（15）.[28] 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9）.[29] 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30] 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J].党校教学，1988（2）.[31] 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32] 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J].兰州学刊，2009（6）.[33]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J].学术界，2013（6）.[34]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还有1000字的论文呢?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印刷史研究著述专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1978年再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1960年日文版，广山秀则译，神田喜一郎博士序。《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79年2版3次印刷。收入《古代文化史专题史话》，中华书局，1987。《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中国活字印刷史》（与韩琦合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二、论文1930年宋活字板考，厦门大学毕业论文（未刊）。1931年宋椠本与摇床本（Chinese Incunabul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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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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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读史求实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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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11
页数：396
内容简介：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本书“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本书不是一部“大书”，没有一大串的目录，只有一篇篇并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连续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编“读史”中的《历史的湮没与改写》，讲的是关于1946年中共武装在安平镇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事件的始末，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独立的前提》则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是揭秘长征之后的中共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经过。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个人情感、所掌握的资料、解读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这就需要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不断商榷，最终“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发现历史真实。第二编“讨论”便是杨奎松教授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与人碰撞、商榷的讨论性文章。如与邓野的关于中条山战役中共“出兵”之争的商榷——《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与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探讨——《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本书的第三编比较特别，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并非是针对历史事实而写，它们实际上是一篇篇书评，是对书籍作者的历史观和写作方式的评价和批评。正如所言，杨教授是一个行走在雷区、敢踩雷的学术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杨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观、求真见疑的态度，所以其才会在《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一文中，对金冲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一些“避重就轻”的写法和观点提出质疑，也才会对畅销一时、影响甚深的《苦难辉煌》一书做出正误之举并提出最尖锐的批评。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为现实需要而不断变幻着自己都模样。然而当现实以这种虚假的历史为镜子，借着它反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往前走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是悬崖深渊。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作者的这一段话，或是是对书名的最好注释。
作者简介：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曾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著名学者，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治学态度严谨。作品以视角独特、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著称。迄今已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和二十多部专著和译著等，均具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