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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环保主题基金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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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环保主题基金分析论文

最近正好在研究这支基~来答一个~景顺长城环保优势基金的基金经理是杨锐文,他的投资理念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始终坚持寻找符合产业趋势的高成长企业及符合改革趋势的低估企业。该基金投资于符合环保优势的真正的成长股。

这是长城基金新发行的一只主题行业类基金它是新基金,目前处于认购期新基金没有历史业绩,有无前途就是猜测那么从基金经理来看看吧、基金经理吴文庆2010年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部行业研究员,还管理着一下五只基金产品000977 长城环保主题混合 000976 长城新兴产业灵活配置 今年成立的一只新基金,业绩不给力200006 长城消费增值 业绩落后股基平均水平大约20个基点200001 长城久恒平衡 大幅度跑输业绩比照基准,严重脱离行业类基金平均收益率200010 长城双动力 跑赢股基平均收益率,还超过20个基点终上所述,该经理的能力很成问题啊。前途不明朗,你可以选择长城双动力,而不是这个新发基金。

油气主题基金走势分析论文

石油在工业生产生活中非常重要,全球石油的产量在前些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增长。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看向国际进军的炼油化工企业--洲际油气。

还没开始分析洲际油气股票之前,我整理出来了一份石油行业龙头股名单,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直接点击链接领取:宝藏资料:石油行业龙头股一览表

一、从公司角度看

公司介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转型进入油气行业,公司的主营业务目前已由房地产、租赁服务和贸易转型为石油天然气等的勘探与开发。自转型进入油气行业以来,先后获得了"2014年中国跨境投资并购金哨奖评选"的最佳一带一路实践奖,"丝绸之路和平基金会"授予的经济合作成就奖,"海南企业联合会"授予的"2016年海南省100强企业",2018年"一带一路"投资并购十佳金哨奖。

对洲际油气的公司情况进行简单阐述之后,洲际油气的亮点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值不值得我们投资?

亮点一: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助力全球业务网络布局

公司作出"项目增值+项目并购"双轮驱动的战略规划,在中亚深耕的同时适量向北美进军,深度挖掘现有项目的各种潜力,找寻高质量油气项目,积极利用国内油气改革的机遇。目前的运营区块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主力在产项目是马腾油田和克山油田,均位于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地,是国际上都认可的油气富集,但是勘探开发程度较低的区域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主要的还是在进行业务方面的布局,同时也不忘在中国国内评估油气投资机会。

亮点二: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雄厚的人才储备

公司管理团队由经验丰富、管理水平卓越的人才组建而成,不但拥大型油气田运营经验丰富的项目高级管理人才,也囊括了拥有丰富跨国并购经验的投融资人才,管理团队布局合理。与此同时,公司还拥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之中油气业务骨干均为行业历练多年的专业人才,涉及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国际合作等多方面,而且涵盖了管理、法律、财务、投融资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对各个境内外项目、复杂油气田的技术、投资评价和勘探开发进行人才与技术上的大力支持。

由于篇幅受限,关于更多洲际油气的深度报告和风险提示报告,我归纳在这篇研报当中了,戳开就可以看了:【深度研报】洲际油气股票点评,建议收藏!

二、从行业角度看

供需格局仍是影响原油价格中枢的主要因素,原油价格具有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影响因素涵盖供需、美元等多种。长期来看,原油供需格局仍是影响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其中,需求端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全球经济增速,特别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供给端的影响因素主要有OPEC+的产量及美国页岩油的产量。此外,在关注供需两端时原油库存的增加或减少也不能忽视,其中 EIA 原油库存最典型。

三、总结

综上所述,洲际油气对"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做出了巨大贡献,与国家战略目标和世界发展趋势一致。由于文章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如果想更准确地知道洲际油气股票未来行情,点以下链接,会有专人给你解析股票,来对洲际油气股票的估值情况了解一下:【免费】测一测洲际油气股票现在是高估还是低估?

应答时间:2021-10-28,最新业务变化以文中链接内展示的数据为准,请点击查看

石油在工业生产生活中是必须要有的,在过去的日子里,全球石油的产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发展海外业务的炼油化工企业--洲际油气。

在讲解洲际油气股票前,分享给大家这份我整理出来的石油行业龙头股名单,直接点击链接领取:宝藏资料:石油行业龙头股一览表

一、从公司角度看

公司介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转型进入油气行业,公司的主营业务目前已由房地产、租赁服务和贸易转型为石油天然气等的勘探与开发。自转型进入油气行业以来,先后获得了"2014年中国跨境投资并购金哨奖评选"的最佳一带一路实践奖,"丝绸之路和平基金会"授予的经济合作成就奖,"海南企业联合会"授予的"2016年海南省100强企业",2018年"一带一路"投资并购十佳金哨奖。

简单介绍了洲际油气的公司情况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洲际油气具有哪些闪光点呢,我们可以对此投资吗?

亮点一: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助力全球业务网络布局

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中,"项目增值+项目并购"是两大核心任务,在中亚深耕的同时适量向北美进军,深入研究现有项目的潜在力,寻求高质量的油气项目,积极利用国内油气改革的机会。目前公司主运营区块都放在哈萨克斯坦,主力在产项目是马腾油田和克山油田,全都是在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地里面,国际上都认为的油气富集,但是它的勘探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处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主要的还是在进行业务方面的布局,同时也没有忘了在国内评估油气投资的机会。

亮点二: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雄厚的人才储备

公司管理团队经验丰富、管理水平高,不仅包括多年大型油气田运营经验的项目高级管理人才,也包括具有丰富跨国并购经验的投融资人才,管理团队结构合理。与此同时,公司还拥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油气业务骨干均为行业锤炼多年的专业人才,涵盖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另外,像是管理、法律、财务、投融资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储备也是包括的,为国内外各大项目、复杂油气田技术、投资评价以及勘探开发给出雄厚人才与技术支持。

这里受到篇幅的影响,关于更多洲际油气的深度报告和风险提示报告,我在这篇研报当中总结好了,查看点击即可:【深度研报】洲际油气股票点评,建议收藏!

二、从行业角度看

供需格局仍是影响原油价格中枢的主要因素,原油价格具有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影响因素包括了供需、美元等多种。长期来看,原油供需格局仍是影响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其中,需求端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全球经济增速,特别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影响供给端的是OPEC+的产量及美国页岩油的产量这两个主要因素。另外,在关注供需两端的同时原油库存的变化也要一同关注,其中最具代表的是 EIA 原油库存。

三、总结

从总体上看,洲际油气为建设"一带一路"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满足国家战略目标和世界发展趋势。由于不能及时对文章内容进行更新,如若想深入知道未来洲际油气股票的行情,直接点击链接,有专业的投顾帮你诊股,下面来看洲际油气股票估值如何:【免费】测一测洲际油气股票现在是高估还是低估?

应答时间:2021-12-09,最新业务变化以文中链接内展示的数据为准,请点击查看

油气基金每年年初都大涨,因为每年的年初那段日子里,家家户户的车都是需要加油的。还有天然气也是必要的。因此在每年年初的时候油气基金都会大涨。

众所周知,在工业生产生活中都是离不开石油的,全球石油的产量在过去的几年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与上升。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说说向国际扩张的炼油化工企业--洲际油气。

在讲解洲际油气股票前,石油行业龙头股名单我已经整理出来了,放到这里与大家共享,点击链接查看详情:宝藏资料:石油行业龙头股一览表

一、从公司角度看

公司介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转型进入油气行业,公司的主营业务目前已由房地产、租赁服务和贸易转型为石油天然气等的勘探与开发。自转型进入油气行业以来,先后获得了"2014年中国跨境投资并购金哨奖评选"的最佳一带一路实践奖,"丝绸之路和平基金会"授予的经济合作成就奖,"海南企业联合会"授予的"2016年海南省100强企业",2018年"一带一路"投资并购十佳金哨奖。

在对洲际油气的公司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之后,洲际油气有些什么优势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呢?

亮点一: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助力全球业务网络布局

据公司战略规划,推动"项目增值+项目并购"双轮驱动将作为近期重点,在立足中亚的基础上,向北美进军,深入研究现有项目的潜在力,寻求高质量的油气项目,积极抓住国内油气改革的契机。公司现经营区块主要在哈萨克斯坦,马腾油田和克山油田是核心的在建项目,全都处于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地区域,属于国际公认的油气资源丰富,而勘探开发程度较低的区域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始终还进行着业务方面的布局同时没有忽略在中国国内评估油气投资的机会。

亮点二: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雄厚的人才储备

公司管理团队经验丰富、团队人员管理水平优秀,不仅包括多年大型油气田运营经验的项目高级管理人才,丰富跨国并购经验的投融资人才也没有被排除在外,管理团队配置的还是相当合理化的。另外,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是非常多的,其中油气业务骨干均为行业锤炼多年的专业人才,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均有涉猎,此外,管理、法律、财务、投融资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储备也比较充足,提供给各个境内外项目、复杂油气田的技术、投资评价和勘探开发雄厚的人才与技术。

由于时间有限,篇幅受限的缘故,更多关于洲际油气的深度报告和风险提示,这篇研报当中我总结出来了,点开就可参考:【深度研报】洲际油气股票点评,建议收藏!

二、从行业角度看

供需格局仍是影响原油价格中枢的主要因素,原油价格具有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影响因素涵盖供需、美元等多种。长期来看,原油供需格局仍是影响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其中,需求端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全球经济增速,尤其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能够对供给端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OPEC+的产量及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另外,不仅要关注供需两端,原油库存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其中主要看 EIA 原油库存。

三、总结

从总体上看,洲际油气为建设"一带一路"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满足国家战略目标和世界发展趋势。但是文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倘若希望透彻了解洲际油气股票未来的行情,点击下面的链接,有专业知识的顾问会帮助你诊断股票,来对洲际油气股票的估值情况了解一下:【免费】测一测洲际油气股票现在是高估还是低估?

应答时间:2021-10-06,最新业务变化以文中链接内展示的数据为准,请点击查看

围城主题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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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1,社会反映的层面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2,文化批判的层面《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是这样,《围城》里面知识分子是处在一个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钱钟书的批判呢,确实有他的特色,他的批判对象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他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新儒林”是怎么来写的。他主要通过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不见得是一个坏蛋或者不好的人,他挺善良的。他也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挺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有句话叫博闻识浅,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批评他。像苏文纨批评他,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也批评他,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另外有一个人叫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他的老婆孙柔嘉呢,批评他说,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兄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是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呢他不断地失去机会。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就别做了,做了就要负责,结果呢,方兄就落了这个套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所相思的另一个女孩子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把方跟唐晓芙的关系给破坏了。但是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一般的三角恋爱,并不只是青年男女玩过家家,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就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惰性呢。我想这个是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实际上就带有批判。钱钟书笔下很多人物啊,都可以找到文化批判的意图,像船上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那个鲍小姐,钱钟书明显在批判,方鸿渐当然更是一个批判的中心了。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我读这个《围城》也联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现在好些人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又多少有点回到方鸿渐,也好像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挣钱就是目标吗?钱挣到以后又觉得没意思,方鸿渐就是这样的。钱也是一个“围城”啊。比如说我现在没钱,在做梦,梦到哪一天我有一百万,二百万,买房子买车子,也许我就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人。但目标都达到以后,可能你快乐的程度还比不上现在。无所依持,没有生活的目标,方鸿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方鸿渐的身上呢,就带有钱钟书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所以说钱钟书他这种批判呢,是很个别的,很尖刻的。他不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反正是“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好的,西方来的就是好的,他不是这样看的,他都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3,哲理思考的层面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层主题或作品意蕴呢?还可以往下挖,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在挖一下,就挖到第三层。第三层就是哲理思考的层面,抽象一点,是哲理性的思考,很特别的。透过前面两层可以挖到第三层,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挖呢?刚才说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那么第三层我们试图用一下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很本色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是变通一下,看能不能部分地用在我们读《围城》上。我们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结构主义是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这里描写怎么好啊,怎么抒情啊,怎么讽刺,他不考虑这个。对人物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它也不考虑,它是把一部作品啊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来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他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我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啊,思想是不是深刻啊,不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试一试能不能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刚才我们述介《围城》的故事,如果把它展开来读,是没什么意思的,很平淡的,很琐碎的,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激烈的血淋淋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都是吃饭啊,婚姻啊,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无可奈何了。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是不是出城啊?到了上海呢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他不是出城了吗?那么到了这个三闾大学一看哪,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说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是不太理想的,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没有结婚想结婚这是正常人的愿望。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而且小说里很多这个描写,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那么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的弱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因为很多婚姻也很美满啊。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啊,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呢这种进和出啊,不断重复的这个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那么就是三个字:“无用功”。好像人生哪,往往就是这样:无用功。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往深里分析,就说人生处处是围城,城外的想进,城里的想出,冲进去又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人生啊,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看这也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一般人读这个小说啊,不太注意的,以为这个围城区抗日战争被围之城,当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有一天,方鸿渐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啊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有个哲学家叫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呢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这小说确实写出了作为人都有弱点,说来也就有一种苦涩感,就是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啊,就是进城出城啊,人是不是就是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当然这种世界观不一定对啊,但钱钟书确实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所以看过这部小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苦涩感,一种隔膜感。当然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懂了《围城》的第三层面,你们读第二层就差不多了。这个《围城》主要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它是中年人的小说,它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刚才我讲了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还有,比如刚才我说,心里分析批评,甚至现在很时髦的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不可以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望采纳~~~~(>_<)~~~~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双城记主题分析论文

小说The Tale of two Cities的主题思想:《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过于极端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到了失控阶段的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他们的形象是被失控的自己所扭曲的。例如得德法奇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深入到失控时,笔锋一转,把她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无辜的露西和小露西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罗瑞和卡尔顿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交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露西。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从其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立场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用一句话形容,有历史有故事,有人类永恒的两个主题,仇恨和爱情,有伟大的人物与发人深省的结局,美国大片的包罗万象,伊朗电影的细腻,和中国电影的玄妙。

双城记解读——乔治 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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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分析论文

长恨歌》自产生之日起,对主题的看法、理解就有分歧,时至今日多种主题说仍然存在,综合看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一)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 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 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谕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谕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谕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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