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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1. 王国强，蔡一林，王久光，孙海艳.10个玉米自交系株型性状的配合力分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27（3）：374-3772. 孙海艳，蔡一林，王国强，王久光，樊晋华.10个玉米自交系穗部性状的配合力分析.玉米科学，2006，14（4）：61-633. 王久光，蔡一林，孙海燕，王国强.阴雨寡照条件下玉米穗部性状与产量的相关分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28（6）：910-9124. 王国强，陈娅，蔡一林，王久光，孙海燕.9个玉米自交系主要数量性状的配合力分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28（6）：900-9035. 陈天青，鲜红，蔡一林，王国强，徐德林.不同产量水平玉米的性状构成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32（1）：87-906. 陈俊意，蔡一林，王国强，王久光，孙海燕，刘志斋，吕学高，陈天青，徐德林.玉米基因型磷效率的主成分分析.玉米科学，2008，16（1）：67-707. 孙海艳，王国强，蔡一林，王久光，潘启兰.西南地区常用玉米自交系的配合力及聚类分析.玉米科学，2008，16（1）：29-328. 陈俊意，蔡一林，张文龙，王国强，代国丽，覃鸿妮，徐军，况守峰.玉米基因型磷效率及其相关生理性状的回归模型和主成分分析.西南农业学报，2008，21（2）：396-4019. 覃鸿妮，蔡一林，杨春蓉，王国强.玉米诱变系的SSR遗传变异分析.核农学报，2008，22（6）：750-75510. 彭静,蔡一林,徐德林，王国强.玉米株型性状多世代联合遗传分析.生物数学学报，2009，24（1）：149-15611.覃鸿妮，蔡一林，鲜红，王国强，王久光，孙海艳.应用聚类分析法划分重庆玉米种植区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4（3）：142-14512. 徐德林，蔡一林，王国强，陈天青，吕学高，刘志斋.玉米穗扁平性的QTL分析及其与穗粒性状的相关性研究(英文).西南大学学报，2009，31（4）：131-13613. 孙海艳，蔡一林，王久光，王国强，徐德林，徐延军.玉米株型性状的QTL定位.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2（12）：14-1814. 孙海艳，蔡一林，王久光，王国强，代国丽，徐德林，孙敬芳.玉米主要营养品质性状的QTL定位.农业生物技术学报，2011，19（4）：616-62315. 王国强，王久光，孙海艳，刘志斋，蔡一林.西大998玉米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作物杂志，2011，（6）：107-10816. Hongni Qin Yilin Cai Zhizhai Liu Guoqiang Wang Jiuguang Wang Ying of QTL for zinc and iron concentration in maize kernel and (2012) 187:345–35817. 王国强，王久光，孙元帅，曾世清，刘朝显，刘志斋，蔡一林.玉米新品种中科玉9699的选育及制种技术.作物杂志，2013，（1）：141-14218. 袁文娟，覃红妮，王旭，王国强，王久光，刘志斋，蔡一林.玉米雄穗颜色的QTL分析.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3，14（2）：289-29719. 代旭峰，王国强，刘志斋，王久光，马宇，蔡一林.不同密度下不同行距对玉米光合及产量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5（3）：15-21
株高和分蘖是影响水稻株型和产量的核心要素。分蘖数直接影响有效穗数，因此对水稻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株高能够直接影响作物的耐肥性和抗倒伏性，矮化育种推动了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发生。水稻的株高与分蘖通常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株高高的水稻一般分蘖较少，而株高矮的水稻一般分蘖较多。赤霉素是影响水稻株高的主要激素之一。生产实践中，对水稻秧苗喷施适宜浓度的GA合成抑制剂多效唑，可以使秧苗矮化，促进分蘖的增加。然而，人们对赤霉素如何协同调控水稻株高与分蘖的分子机理仍不清楚。解析水稻株高与分蘖协同调控的分子机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理论价值，对水稻株型改良及品种设计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遗传发育所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家洋研究员课题组长期致力于对水稻株型调控机制的解析，克隆了调控水稻分蘖形成的首个关键基因MOC1（Monoculm 1）（Li et al., Nature, 422: 618-621, 2003）及其调控基因TAD1 (Tillering and Dwarf 1)（Xu et al., Nat Commun, 3: 750, 2012）。近期，李家洋研究组在水稻株高与分蘖协同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发现GA缺陷突变体分蘖数的增加是由于促进分蘖芽的伸长而非影响分蘖芽的起始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GA信号通路中的关键抑制因子DELLA蛋白SLR1可以直接与MOC1蛋白发生相互作用。SLR1能够通过抑制MOC1蛋白的降解从而促进分蘖的伸长。GA处理后，SLR1蛋白降解，进而无法抑制MOC1蛋白的降解，导致MOC1蛋白减少，植株表现出株高增加、分蘖数减少的表型。研究还发现SLR1对MOC1的抑制效应并不依赖于TAD1途径，且GA信号对株高和分蘖的调控分别影响不同的下游基因，为打破株高与分蘖的连锁效应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为分子设计育种提供理论基础。该研究解析了赤霉素信号协同调控水稻株高与分蘖的分子机理，是该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 该论文于2019年6月21日在线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DOI:)，中国科学院大学已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廖志刚（培养单位：遗传发育所，导师：李家洋研究员）和遗传发育所余泓副研究员为该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李家洋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等项目的资助。 
早稻生产特点及产量差异分析农科论文
武穴市是湖北省粮食生产大市,常年水稻种植面积5万hm2以上,稻田种植制度是以双季稻为主的一年多熟制。近年来,通过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超级稻示范推广、粮食高产创建等重大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双季稻生产,双季稻面积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因此,早稻生产在粮食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大面积生产条件下,早稻产量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项目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间的差异及镇(处)间、品种间、种植方式间、田块间的差异。为此,通过调查分析全市早稻产量表现及产量差异原因,为实现缩小产量差异、提高产量稳定性和平衡增产的目的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调查地点
采用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1]相结合的方法,在梅川镇、花桥镇、大金镇、余川镇、石佛寺、四望镇、大法寺、万丈湖等8个镇(处)测产调查118个田块。
调查品种
5个杂交早稻(两优287、H两优302、金优458、W两优3418、金优402)和3个常规早稻(鄂早18、鄂早17、中嘉早17),共8个品种,其中两优287、金优458和中嘉早17为超级稻品种。
测产方法与统计分析
每个田块根据产量水平按对角线选取3个代表样点,分别考查株高、密度、单穴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千粒重按品种常年平均值计。根据张玉屏等[2]的方法测定密度和产量,移栽稻每个样点分别测量10行20穴,抛栽稻和直播稻用1 m×1 m钢管框架测量框内有效穗数,根据田间利用率[(实际面积—沟面积)/实际面积×100%]折算群体密度,割取与测量每穴穗数相对应的水稻植株50穴,脱粒计产,晒干实粒称重。最后进行密度、有效穗数及产量的折算。
试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AS v 9,作图采用CorelDRAW 9绘图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早稻生产特点
近年来,通过从水稻育秧、移栽等环节进行技术优化,武穴市早稻种植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直播、旱育秧、抛秧、机械化栽播及免耕栽培技术应用面积不断扩大。据统计,2011年全市早稻面积万hm2,其中空闲茬前三田面积万hm2,油菜茬后三田面积万hm2。早稻直播面积万hm2,占早稻面积的',与常年相比,直播面积有所下降,可能与上年早稻直播期间遇极端低温阴雨天气造成烂种、烂芽、减产有关[3]。早稻移栽面积万hm2,占早稻面积的,其中旱育秧移栽面积万hm2,占早稻面积的;常规育秧移栽面积万hm2,占早稻面积的。抛秧面积万hm2,占早稻面积的,其中翻耕抛秧万hm2,占早稻面积的;免耕抛秧万hm2,占早稻面积的。机械插秧和机械直播面积万hm2,占早稻面积的。
早稻产量表现
田间测产结果表明,2011年全市早稻平均产量7 kg/hm2,最高产量9 kg/hm2,最低产量4 kg/hm2,产量极差4 kg/hm2,标准差1 kg/hm2,变异系数。早稻产量水平接近正态分布,产量主要分布在6 750~8 250 kg/hm2,共有66个田块,占;其次分布在6 000~6 750 kg/hm2和8 250~9 000 kg/hm2,分别有18和16个田块,分别占和;分布在5 250~6 000 kg/hm2、小于5 250 kg/hm2和大于9 000 kg/hm2的田块较少,分别为8、5和5个田块,各占、和。
不同镇(处)早稻株高、产量结构及产量变化
水稻株高与品种特性、土壤肥力、栽培条件等因素有关。已有研究表明[4,5],水稻株高与生物产量呈显着的正相关,尤其在高产条件下关系更为密切,而生物产量增加又是穗粒数和千粒重增加的物质基础。由表1可知,各镇(处)早稻株高为 cm,以大金镇最高,比其余各镇(处)高 cm,经相关分析,株高对产量的决定系数r2= 7。有效穗数以花桥镇最高,四望镇最低,有效穗数极差万穗/hm2;每穗粒数以花桥镇最高,四望镇最低,每穗粒数极差粒。花桥镇、大金镇、梅川镇和余川镇4镇产量高于全市平均产量,其中花桥镇、大金镇产量分别为8 、8 kg/hm2,与全市平均产量相比增产极显着,产量结果与粮食高产创建专家组验收结果相吻合,与两镇粮食高产创建整体推进、建立高产创建示范区域并加强品种与栽培技术配套有关;万丈湖、大法寺、四望镇、石佛寺4镇(处)产量低于全市平均产量,其中万丈湖办事处产量与全市平均产量相比减产极显着,大法寺减产显着。
不同品种产量结构及产量变化
不同早稻品种产量结构及产量有较大差异。由表2可知,因栽培起点不同,3个常规早稻鄂早18、鄂早17和中嘉早17有效穗数较多,鄂早17、鄂早18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和产量变异均较小。杂交早稻有效穗数适中,每穗粒数较多。超级稻两优287、金优458、中嘉早17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和产量变异较大,表明超级稻品种增产潜力较大,同时对栽培技术要求严格,必须良种良法配套。8个品种中以H两优302产量最高,鄂早17产量最低,H两优302、两优287、中嘉早17、W两优3418、金优458较平均产量增产,其中H两优302、两优287增产极显着,中嘉早17增产显着,超级稻金优458比平均产量增产,超级稻品种增产潜力未充分发挥;鄂早17、金优402和鄂早18比平均产量减产,其中鄂早17和金优402减产极显着。
不同种植方式下产量结构及产量变化
早稻不同种植方式下产量结构及产量变化情况见表3。由表3可知,移栽稻产量结构较为合理,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变化幅度最小,产量稳定性最好;直播稻有效穗数最多,每穗粒数最少,产量稳定性最差。直播稻和抛秧稻田间分布无序、不均匀,且抛秧稻株型松散、叶片张角大、后期植株间受光不均匀[6],可能导致直播稻和抛秧稻穗型整齐度较差,每穗粒数变异较大。产量以抛秧稻最高,移栽稻次之,直播稻最低,其中抛秧稻产量与全市平均产量相比增产显着。不同种植方式下产量结构及产量变化情况与笔者之前研究结果一致[3],试验及调查的重演性好[1]。
产量差异原因分析
有效穗数与产量 早稻产量随着有效穗数的增加而增加(图2),对有效穗数(x1)和产量(y1)进行相关分析,得回归方程y1=— 5,因此有效穗数是影响早稻产量差异的主要因素。群体有效穗数由种植密度和单位面积穗数决定,生产上适当增加种植密度和基本苗数、加强田间管理、提高成穗率是缩小早稻产量差异、提高产量稳定性的重要技术对策。
每穗粒数与产量 经相关分析表明,早稻每穗粒数(x2)与产量(y2)存在线性关系:y2=—2 9(图3),早稻产量随着每穗粒数的增加而增加,每穗粒数也是影响早稻产量差异的关键因素。穗粒数主要决定于幼穗分化期和长穗期,中后期培育壮秆大穗是增加早稻每穗粒数的重要栽培目标。
3 小结与讨论
武穴市早稻生产轻简化栽培应用比例较高,种植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2011年早稻平均产量7 kg/hm2,产量主要分布在6 750~8 250 kg/hm2,占。早稻产量差异主要表现在镇(处)间、品种间和种植方式间。花桥镇产量最高,与全市平均产量相比增产极显着,万丈湖产量最低,减产极显着。H两优302表现了较好的增产潜力,与平均产量相比增产极显着;超级稻品种产量表现不同,两优287、中嘉早17与平均产量相比增产极显着和显着,金优458增产不显着,超级稻品种产量结构和产量变异幅度较大,必须加强良种与良法配套;鄂早17和金优402与平均产量相比减产极显着。有研究表明不同种植方式对水稻产量有显着影响[7],此次调查结果表明,3种种植方式间以抛秧稻产量最高,移栽稻次之,直播稻最低,其中抛秧稻增产达显着水平。
高良艳等[8]的研究表明,产量构成因素中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与产量均呈正相关,每穴穗数与产量呈负相关。本调查结果表明,导致早稻产量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产量随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的增加而增加。大面积生产上必须根据品种特性制定合理的栽培技术措施,充分发挥品种的生产潜力,增加生物量、提高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以达到缩小产量差异、增加产量的目的。
1 ①谈“当地”（学生所在的地方）休闲农业的现状和发展 2 ②谈儿童活动区的规划要求 3 ③探讨“生态”在公园规划中的体现 4 ④谈园林景观中的休闲空间及应用 5 ①居住区景观设计探讨 6 ②公园景观设计探讨 7 ③广场景观设计探讨 8 ④小区水体景观生态设计方法探索 9 ①水生花卉及其在园林造景中的应用 10 ②～～（省/市/县）花卉产业现状及发展方向 11 ③～～（花卉）组织培养繁殖技术研究 12 ④～～切花采后生理及保鲜技术 13 ①城市道路绿化景观分析研究 14 ②开放性公园规划设计初探 15 ③匾额、楹联在园林中的应用 16 ④观光农业园发展初探 17 ①城市景观大道植物造景 18 ②居住社区植物造景 19 ①～～（城市）色叶植物资源调查 20 ②～～（城市）行道树资源调查 21 ①高校校园规划设计 22 ②居住区景观规划设计 23 ③公园规划设计 24 ①乡村旅游（景观）探讨 25 ②观光农业（景观）探讨 26 ③浅析XXX校园景观 27 ④浅析XXX城市景观 28 ①～～小区园林规划设计 29 ②～～社区公园规划设计 30 ③～～工厂核心区园林规划设计 31 ①滨水景观设计 32 ②城市公园规划设计 33 ③乡村景观保护与规划 34 ④公共绿地可达性调查研究 35 ①浅谈住宅小区景观的色彩设计与应用 36 ②园林景观设计中水景的营造手法 37 ③园林景观设计中小品的表现手法和作用 38 ④园林景观设计中铺装材料调查 39 城市道路绿化景观设计研究 40 关于城市广场人性化设计方法的思考 41 城市广场植物景观设计方法研究 42 关于城市广场铺装设计方法的思考 43 居住区植物景观设计方法研究 44 城市步行街景观设计方法的研究45 城市滨水景观设计方法的思考 46 山地城市中地形设计方法的研究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2013年春 园艺专业毕业论文题目1 当地果树生产现状及对策 2 当地蔬菜产业现状调查及对策 3 设施栽培效益分析 4 节水灌溉系统的建设及管理 5 园艺作物节水灌溉效益分析 6 “某一种”蔬菜产销体系的调查研究 7 当地蔬菜生产模式现状与对策 8 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方向与新技术推广的研究 9 当地蚜虫危害园艺作物的种类及消长规律研究 10 当地农业杂草种类的调查及防治方法研究 11 当地蔬菜生产与营销现状及对策 12 品牌在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13 无公害蔬菜生产中农药污染问题的调查研究 14 蔬菜标准化生产的实践与思考 15 我国蔬菜种子产业发展现状 16 绿色食品蔬菜生产中的问题及对策 17 蔬菜新品种引种比较试验 18 果树苗木繁殖技术研究（以当地你感兴趣的某一种果树为材料） 19 xx地区果树产业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以某市或者某县的果树产业为研究对象） 20 果树病虫害防治研究（以当地一种果树的某种病害或者虫害为研究对象） 21 xx地区水果行情调查分析（以某市或者某县的水果行情为研究对象） 22 某种蔬菜作物的繁殖技术研究 23 某种蔬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 24 当地蔬菜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25 当地特色蔬菜的开发与利用 26 植物激素在果树生产上的应用 27 植物激素在蔬菜生产上的应用 28 植物激素在花卉生产上的应用
我先前也是对论文的写作非常非常头大，还好后来找闻闻论文网的老师帮忙才搞定。论文里面的核心部分，分析和数据处理是最难的，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我都介绍的闻闻论文网给他们，非常专业，有的甚至把整篇都找帮忙的。
摘要：文章简要介绍了现代农业的含义、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以及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村农业人才情况，提出了从统筹协调管理体制，制定农村成人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依托高校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培养；依托科技特派员制度，吸引相关人才到农村贡献才智；建立并运作好农业专家人才数据库；出台相关政策吸引人才服务于农业农村等六方面，构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支撑体系。引言 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相比，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简而言之，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建设将作为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贯穿新农村建设的始终。发展现代农业，意味着给农业注入更多的现代理念和方式，更多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素质、效率和竞争力。 1 福建省农业发展与农业农村人才的现状 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 简单地概括，我省农业发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①特色农业发展迅速。水果、茶叶和食用菌占了相当的比重，根据2006年统计数据，我省以发展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1100多个，参与农户达30多万户。②闽台农业合作深入拓展。近年来，我省闽台农业合作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扩大到福建全省。根据2006年统计数据，全省累计批办农业台资项目近2000个，引进台湾农业良种2500个，先进与实用技术800多项。③农村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较快。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销售收人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带动了40％以上的农户发展生产。根据2006年统计数据，全省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6000多个。④外向型农业持续增长。福建近年来积极利用对台优势和对外优势，着力在闽台农业合作、培育特色产业和优势品种、推广订单农业、引进涉农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外向型农业逐渐成形。⑤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缓慢，产业化水平不高；产和销结合不紧密，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加工企业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落后行业指导和服务滞后。 我省农村农业人才的现状 2006年末，福建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万人，农村从业人员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万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万个。农村劳动力呈现以下的分布特点：①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术人员偏少。2006年末，全省农业从业人员万人。按年龄分，20岁以下占％，21-30岁占％，31-40岁占％，41-50岁占％，51岁以上占％；按文化程度分，文盲占％，小学占％，初中占％，高中占％，大专及以上占％。农村从业人员将近60％在41岁以上，小学学历占了％。农业技术人员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②年青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转移速度加快。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及以下占％；21-30岁占％；31-40岁占％；41-50岁占％；50岁以上占％。文盲占％；小学文化程度占％；初中文化程度占％；高中文化程度占％；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③农村劳动力集中在农作物种植业，而加工、营销等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人才欠缺。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万户，其中以农作物种植业经营户达到万户，占％。 2 发展现代农业及其人才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 根据福建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村人才现状，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农村人才建设，构建农村人才体系。 统筹与协调管理体制，制定农村成人教育发展规划。把农村成人教育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成人教育进行整体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建立全方位铺开、全领域推进、各层次相互衔接、各类别相互沟通的农村教育体系；由政府统一规划统筹协调，有效整合、利用农村中小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教育院校等的教师、校舍资源，健全和充实农村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建设好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创建与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型多功能的农村成人教育示范基地。 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采用引进农村师资队伍人才与利用高等农业院校师资力量结合的办法，完善农村农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高等农业教育横跨高等教育和农业，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和发展的特殊性，担负着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的双重使命，是农业智力的依托和培养基地。他们可以为农村成人教育培养、培训专业师资队伍，也可以送培下乡，成为农村成人教育的特聘兼职教师。 依托高校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就我省而言，可以充分发挥福建农林大学农科、工科等学科门类齐全，办学基础良好，教学经验丰富等优势条件，结合福建省地域特点、现代农业发展情况以及海峡西岸建设特点，以社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农村适用技术人才和现代农业管理人才。 依托科技特派员制度，吸引相关人才到农村贡献才智。科技特派员制度由福建省南平市首创，“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是这一制度的高度概括。它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实践，是城市反哺农村、有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公共资源应用于农村的重大措施。 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发源地的福建省，自1999年开始逐步推广这一制度。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管理体制上，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各方合力推动；在工作部署上，围绕“三农”需要，全面综合服务；在工作方法上，注重力量整合，健全科技队伍；在激励机制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机制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服务农村农业中，取得显著成效，并日渐成为促使农民增收的催化剂，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我国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引起了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极大关注，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中德合作项目办公室(GTZ)日本国际办力事业团(JICA)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利用国外资源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福建也可发挥自己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海外资金参与科技特派员项目开发。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对科技特派员制度进行完善和延伸，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实践和持续发展，落实和提高科技特派员相应的待遇，鼓励科技特派员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科技服务，取得合法报酬，以吸引更多的农业人才到农村贡献才智。 建立并运作好农业专家人才数据库。集中建立我省农业专家人才数据库，形成松散形的人才管理模式，掌握全省农业人才分布情况，根据农业技术问题，随时查找相应的农业专家为农村农民提供服务，使人才的使用处于流动的状态，提高人才利用效率，避免了人才资源浪费。 农业专家数据库的信息内容应包括专家的主要研究领域、技术专长以及研究成果，专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报告，专家承担及已完成的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专家最新研究动态等。农业专家数据库是动态的，其建设内容随着各专家学者每项研究成果的获得以及论文的发表进行不断更新，从专家数据库中，可以随时了解各专家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更好地应用于农村农业服务。 出台相关政策吸引人才服务于农业农村。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和其他种种原因，越来越多的知识人才积聚在城市，城市人才挤过独木桥，就业竞争空前激烈，人才浪费空前严重。城市人才相对过剩与乡村人才极度紧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府部门可根据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人才需求，人才政策向农业农村倾斜，人才培养发展重心放在农业农村，人才配置农业农村倾斜，建立人才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导向机制。把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发展为多下乡、长驻乡，扎根农村，扎实服务，帮助农村培训科技队伍，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和科技人员现场服务。着力营造乡镇村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解决好乡村人才的待遇、职称、工作条件等问题。参考文献：[1]张祥明.新农村建设中福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研究.继续教育研究-2008(11).-17-19.[2]郑诚乐林义章林碧英吴少华郝志龙.创建福建地域特色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思考.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1-93.[3]福建省科技厅农业科技处.科技特派员创业助农富——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巡礼.中国农村科技-2009(2).-56-57.[4]孔祥智李圣军.科技特派员：产生背景、运行特征和对策建议——福建省南平市案例分析.新疆农垦经济-2008(5).-16-21.[5]福建：科技特派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农村科技-2008(8).-74-77.[6]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科技教研部课题组.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践与思考.中国科技论坛-2007(10).-117-121.[7]桂秀梅.河北农业大学重点学科专家数据库的建设研究.兰台世界：下半月-2008(11).-18-19.
论文开头写目前的研究现状，还有哪些欠缺，以及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希望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武汉大学郑传寅先生发表于2005年第2期《戏曲艺术》上的论文《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学解读》以及厦门大学汪晓云博士发表于《戏曲研究》65辑上的论文《鬼世界的幸福与人世界的团圆——从戏曲“大团圆”结局说起》，或许能有所帮助。【晓云学姐的论文转录如下：】鬼世界的幸福与人世界的团圆——从戏曲“大团圆”结局说起内容提要 “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结构的主要特征，戏曲是以对死亡的超越来实现“大团圆”的结局的。鬼不仅是舞台“人物”中的一员，更是促成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主要构成因素。由于戏曲要突出表现的是人物和情节的结局，鬼便以其形象性成为戏曲人物死亡结局的当然载体，从而以鬼魂的虚拟存在实现了戏曲的“大团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在戏曲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大团圆”结局的喜庆特征与鬼形象体现的乐观姿态一致。鬼给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画上了近乎圆满的句号，从而使得悲剧趋近了喜剧。关键词 大团圆 好鬼 坏鬼一三岁丧母，七岁为童养媳，十七岁完婚，两年后成了寡妇，三年后受冤屈被定死罪。这就是窦娥。窦娥之冤，在人间无法获申，惟有诉诸天地，以致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这就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当窦娥这三桩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誓愿随着其生命的结束一同成为现实时，悲剧达到了高潮。到此为止，这就可能算得上是西方戏剧理论中的悲剧。然而，在戏曲中，戏还没有结束：三年后，窦娥之父为官，窦娥鬼魂托梦，从而使其冤屈获申。在随意段分而又似乎有条不紊的时间秩序中，《窦娥冤》以中国戏曲的方式结构了一个俗世的人生悲喜剧。在西方悲剧理论看来，它充其量只能算是悲剧中的喜剧，或喜剧中的悲剧。这就是戏曲，它要结构到让观众不用费力猜测人物和事件的最终结局，而这结局一般是要使看戏的人不感到太过悲伤，即使是窦娥这样惊天动地的悲惨遭遇，它也不让人物和事件就这样悲惨地、无奈地结束，而是给它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光明的尾巴”，在很多戏曲故事中都以更为喜庆式的大团圆形式表现，窦娥已然是个例外——倘若窦娥在未死前实现其誓愿，或者是窦娥之父在窦娥临刑前的一刹那刚好出现于刑场，窦娥就不至于真的死去——而这正是更多中国戏曲常见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忍心让观众看到这么深切的不幸和灾难，而努力使之从俗世人生的悲哀中看到幸福，看到希望，大团圆，正是中国人集体心理意识中幸福和希望图景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悲剧；而在中国人看来，西方悲剧为了制造最大限度的崇高和怜悯效果，而不惜让主人公就这样悲惨地、无奈地离观众而去，这简直就是“残酷戏剧”。西方悲剧常以死亡为结局，而在戏曲中，死亡并不意味着悲剧故事的结局，窦娥死了，她的冤案还是得到了昭雪，她以死亡为代价换得了自己的清白和人间的正义；死亡有时不只是一个过程，它甚至还意味着开始，《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刚出现不久就死了，死亡对她来说更意味着新生，好戏正是由于主人公的死亡才得以开演，她以死亡为代价换得了生命和爱情。“戏不足，鬼神凑”，实际上并不是说戏中的人不够要靠鬼神凑，而是戏曲结构中由人无法完成的情节要通过鬼神的作用才能实现。从戏曲内容看，俗世人生是不圆满的，而戏要圆满，因此，鬼神就成了戏曲必须借助的力量。戏曲就是这样以对死亡的超越来实现大团圆的。在戏曲中，对死亡的超越是通过鬼魂来实现的，若不是窦娥鬼魂托梦给父亲，窦娥的冤案就不会得到昭雪；杜丽娘如果不是以鬼魂现身与情人幽会亦无法复活。鬼魂是戏曲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西方悲剧中也有鬼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是个幽灵，它不仅和人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也和人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它使人感到惊恐和害怕。鬼魂是剧中反常情境的异常之像，因此，它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影像存在于剧中，且只能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场合才能显现为鬼魂的人之影像，我们只能用“它”而不能用“他”来称呼之。鬼魂在剧中出现时就是鬼魂，只有在人们讲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他才是人。悲剧并没有表现这个现在已成为鬼魂的人，因此，它不能作为人物形象中的一员，只能是一个物，它充其量是一个人的影子。我们看到，在《哈姆雷特》众多的演出版本中，这个鬼魂虽然由真实的人来扮演，但他总是区别于常人，总要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幽灵的特征，通常表现在形象、眼神、表情、声音、行动等方面。在西方悲剧中，鬼魂和人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但却无法逾越的鸿沟，鬼魂属于人世界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或者，是人世界表现为影像的物。中国戏曲中的鬼魂都是作为人物形象出现的，窦娥和杜丽娘的鬼魂由人过度而来。在剧中，她们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鬼魂和人在外在形象和内在表现方式上毫无二致，她们并不因为成了鬼魂就眼神呆滞、面容模糊、声音异常，鬼魂就是人，鬼魂由人变成，鬼魂甚至还可以再变成人，像杜丽娘。在戏曲中，人和鬼魂的扮演方式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扮演杜丽娘的演员同时也是她鬼魂的扮演者，如果不是观众意识到杜丽娘已经死了，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她的鬼魂，作为杜丽娘的人和作为杜丽娘的鬼魂就没有什么变化。鬼魂和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观众的意识，杜丽娘死了，到了阴间，尚未复活，观众意识到她是鬼魂，这样，表现鬼魂和人的区别不是在同一场景中同时性表现，而是通过死亡甚至进入阴间的过程历时性表现，观众因此也仍然能将鬼魂和人区分开来。在戏曲中，鬼魂和活着的人一样言语行动，并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人死亡转而变成了鬼魂，剧情甚至就遇到阻碍而难以继续。窦娥如果不是鬼魂托梦，冤情就难以昭雪；杜丽娘如果不是现身为鬼魂与柳梦梅相见并告知他如何使自己生还，这一对有情人又如何能实现其传奇式的爱情！戏曲之所以和小说一样都曾被称为传奇，就是因为其情节太过离奇，而这离奇的情节，在许多时候是由人和鬼共同构建而成。鬼不仅是戏曲中重要的存在，是戏曲“人物”中的一员，在很大程度上，鬼正是促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主要构成因素。戏曲如果必须设置大团圆的结局，鬼就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鬼，死亡就意味着人物的消失和剧情的终止，鬼使得死亡不再是人物生命的结束和故事情节的停止，而是人物生命的延续和故事情节的继续。鬼是死亡的结果，同时也是死亡的延续。死亡并非戏曲表现的重心，也就是说，死亡本身不是戏曲结构趋向的目标，戏曲要表现的是死亡前后的情形。窦娥之死突出的是其临死前的控诉与誓愿以及死后誓愿的应验，窦娥不是死得悲壮，而是因死而显得悲壮；相比较而言，杜丽娘的死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死亡只是一个表现手段，是情节结构中一个凸起的点，戏曲要表现的是这个点的前因后果，而后果又往往比前因来得重要，因为它是观众的期待。正是因为要突出表现这死亡的后果，而鬼魂又以其形象性成为戏曲中死亡后果的当然载体，中国戏曲才能实现西方悲剧不能实现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中鬼的出现常常意味着人物命运的转变和故事情节的进展。在《牡丹亭》中，作为人的杜丽娘是多愁善感、柔弱悲观而不堪一击的千金小姐，作为鬼的杜丽娘则表现出果断勇敢的胆识和气魄，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里，鬼以战斗者的乐观姿态出现，它并且显示出强者的形象。同样，作为人的窦娥处处遭受不幸，只有成为鬼，她才有所支撑，她的命运才出现了逆转。大团圆结局的喜庆与乐观特征与鬼形象体现的战斗者的乐观姿态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鬼的存在，中国戏曲中许多俗世悲剧因而凭添了几许亮色，说鬼是戏曲中的喜剧性因素一点也不过分。鬼给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画上了近乎圆满的句号，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常常“大团圆”，鬼功不可没。鬼使得悲剧趋近了喜剧。鬼在戏曲中的功劳是如此巨大，鬼的出现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大戏剧家汤显祖说传奇、杂剧能“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而大诗人苏轼则说戏剧是“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门道。”这些看来颇为玄妙的论断当指戏曲表现的虚幻世界的真实情景，而鬼神在戏曲中的“活着”，乃使这虚幻的戏曲人生显得尤为玄妙。二鬼魂是已死的人而仍活着的魂。戏曲中的鬼魂和人一样活动于舞台上，这是因为戏曲中的人和鬼魂一样，都是虚构的，假的。如果说鬼是人的向往，人们一定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怕死鬼”——鬼尚且怕死，何况人呢！的确，在很多时候，鬼总是与自然界一切恐惧、可怕、奇怪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与活人的疾病、痛苦和死亡等麻烦事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遇到未曾预料到的麻烦事而无从发落时，想到的不是那真正麻烦的事和人，而是鬼——“见鬼”：也许在人看来，只有鬼才会给人制造麻烦，鬼因此常以人的敌对者面目“活”着。鬼是人的敌人，尤其是在鬼与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神是人想当然的朋友——它们都比人强大。鬼能强大到什么程度，这在人是没有定数的，因此，有时，它强大到人力无法抗拒，只有眼睁睁看它逍遥（如它把活人灵魂带走使他死去）；有时，只要用大话吓唬它，它就会逃之夭夭（如民间至今仍使用的“退煞”）；有时，它也不过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可怜虫，变成可以和人接近的形体状貌乞求人的施舍与礼遇；更有时，鬼也可以是一个美丽多情的妙龄少女或英俊潇洒的少年郎（小说和戏曲中的鬼多是如此）……说到鬼，人与人交往的历史不见得比人与鬼交往的历史悠久得多，因为鬼是当人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就有可能出生了的，它是人自身的产物。当人意识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睡眠时梦幻中的影像，以及死后僵硬的尸体时，鬼就有了它诞生的前提。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未必比人与鬼的关系更密切。不是吗？当人遇见麻烦事和难缠的人时，人们以为是遇见了鬼，是鬼在使坏；而在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和事时，因为恐惧与害怕，想到的还是鬼，所以鬼常出现于夜深人静时、荒郊野外处；即使是在平安无事时，鬼也潜伏在某处而不为人所见，因此最好还是小心为是。朱自清先生从人们常说的鬼话中总结出鬼的特征为：“总而言之，鬼贪，鬼小，所以‘有钱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阴气，是黑暗的东西。他贪，也小，也有黑暗处，鬼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说‘好人’‘坏人’，却只说‘坏鬼’；恨也罢，爱也罢，从来没有人说‘好鬼’。”[1]这也可以看出，鬼是人潜意识中的强势力量，它对人构成了威胁。由于鬼是强者的代表，弱者常将对强者的惧怕以礼让和恭敬的形式体现出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2]鬼和神本来有着天壤之别，但由于人对他们都有所求，因此常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人对鬼神的敬畏态度正是人世间等级秩序的体现，强者往往代表着权力和金钱；人对鬼神的祭祀方式又正是现实社会规则的反映，那就是以请客、疏通、贿赂的方式求得权势者的支撑，使强者不至于损害弱者的利益，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助弱者一臂之力。弱者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可以帮助并倚赖的对象时才转而求诸于鬼神，这种等级对立与现实社会制度中的等级对立刚好相反，它不是表现为压抑与被压抑，打击与被打击的被动关系，而更多表现为主动的求助，这主动的求助完全是人单方面想当然的结果。因此，神和鬼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现实生存能力的加强，纵使鬼是作为敌对者的面目出现，由于神权又高于鬼权（几乎没有关于鬼权的说法，似乎鬼并没有什么权力），也就是说，神能制服鬼，所以神和鬼在总体上显示出的仍是对人有利和有力的一面。比如，戏曲中人间故事的圆满结局就多亏有鬼。因此，人们总是想当然地对鬼主动地示敬，这一方面是对鬼的讨好，另一方面，也寄予了对来世的希望，因为人将来都要变成鬼。人们给鬼准备了上乘的质量优良的衣服，死者入殓时从头到脚都被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身上穿戴的是他们在活着时从未穿过的新衣，通常是三件或五件，当然越多越好，但必须是单数，因为人世界崇尚双数，那么鬼世界应该崇尚单数，毕竟人鬼有幽明的不同，因而礼数也该有所区别；人还给鬼准备了豪华的房子，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从未乘坐过的轿子和马，以及其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日常生活用品；至于死者日后的食物，那也不用费太大气力，只要在自己吃饭前先象征性地请一下他们，也就是只要多抽一双筷子，多拿一只碗，或者还斟上一杯酒——而食物并不因为请鬼吃了而有所减少。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对鬼最重要的钱财，在人的世界可并不值什么，只要记得在人的节日和鬼的节日给鬼烧一些草纸就可以了，当然，也是越多越好。人对鬼的祭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中国人最担心的不是穷困、疾病和死亡，而是绝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如果没有后代，他们死了以后没有后人给自己祭祀。活着尚且可以依靠自己，死后没有后代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而成了流浪在荒郊野外的孤魂野鬼，那是中国人想象中最可悲哀也最可恐惧的事——一无所有，孤单寂寞，无所寄托。因此，如果年岁大了还没有孩子，或者在已成人还没有孩子前就死去，就都得从兄弟或姐妹家中“过继”一个男孩作为自己的儿子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因此，多子多孙中国人最自豪的事，子孙越多，也就意味着将来作为鬼的自己越富有；绝后是中国人感到最耻辱的事，“绝后代”被认为是最严重最残忍也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咒骂。不仅如此，中国人所谓的“孝道”，很大程度上是鬼在未死之前对后代的训练，因为这孝道不仅要实行于活着的长辈，还要实行于已死的祖先，并且代代相传。所以，父母死了，儿子要守孝三年，后来人们觉得三年太长，就变成一年、三个月、一个月，甚至三天。衣服是三件还是五件，明器是楼房还是平房，轿子和马级别多高，守孝时间是三年还是一年，这一切数字和标准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中似乎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然而，实际上，如上所述，它们都是由人制订的，因而也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仅静止的物在变，就是仪式活动的方式也会变，只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那就是，丧葬和祭祀的根本仪式程序和基本规则。规则意味着限度，也就是底线，比如，上衣至少要有三件，纸钱至少要烧几文，等等。鬼是中国人的宗教。“神话教导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它仅意味生命形式的改变。存在的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如此而已。……‘生’与‘死’两个语辞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在神话思想里，死亡的奥秘‘转变成一种表象’——借着这种转化，死亡不再是无法忍受的自然事实；它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忍受。”[3]三鬼是人世界的反映。周作人说：“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罢。”[4]和人的生活状况相类，鬼按其生活状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好鬼”，不言而喻，另一种便是和它对立的“坏鬼”，也就是“恶鬼”或者“饿鬼”，因为饥饿所以作恶。“好鬼”由子孙供奉酒水赡养，丰衣足食，平安幸福，不与人为恶，它们多为前世与人为善或者是自然死亡；而“坏鬼”多为孤魂野鬼，没有安稳的住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钱财，它们流浪在荒郊野外，它们不是前生作恶就是非正常死亡。鬼的幸福与否决定于人的道德尺度，鬼和人互为因果关系。一般来说，像窦娥这样善良的女子，生时虽然受苦，死后必享福。老百姓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担心自己今生作恶，来世作鬼会有报应。反映在戏曲中，就是窦娥成了鬼后便洗清了自己的冤屈——鬼让老百姓看到了来世的公正，看到作为鬼的希望，他们因此而满怀对未来鬼世界的憧憬。来世成为一个“好鬼”是人的终极追求。“好鬼”的存在意味着人不能实现的理想可以靠鬼去实现，穷人富鬼是贫苦老百姓一辈子的梦想，人是今生，鬼是来生，因而佛教的生死轮回在中国很容易就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从“好鬼”与“坏鬼”的角度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做一个“坏鬼”，而是做一个被人供养得面面俱到的“好鬼”——实际上就是人世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有者——贵族、官僚，甚至皇帝。但老百姓想到的只是明哲保身，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没有统治他人的意识，这在鬼身上也有所反映。绫罗绸缎的上好布料，三五件新衣，帽子、鞋子，还有袜子，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穿着，陵屋、轿马，老百姓甚至连看都没看过——人穷尽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一切鬼都可以拥有，鬼实现了人不能实现的理想，而这理想只不过是物质上的满足而已。因此，很多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的人不是怕死，而是想死，因为死了能享福。记得小时候，我的奶奶就经常一边叹气一边说：哎！死了就享福了。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幸福观在戏曲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不是吗？窦娥死了才能实现誓愿并明冤，杜丽娘死了才得与梦中情人结为真正的夫妻。鬼不正是人的幸福向往吗？！因此，在老百姓眼中，死亡并不比其他一切未知的事物更令人感到恐惧，甚至于比现世的劳苦要舒服得多。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想到死，然而他们并不真死，他们仍然努力地活着，忍受着一切也许是非人的恶劣生存处境。而且，死亡说到底还是令人害怕的，人们害怕的似乎不是死亡的方式和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后的“生活”。死亡，是连接现世生活和来世生活的转折点，因此，死亡总是和新生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说狂欢节上的笑常和阴间幻象联系在一起的原因[5]，这也是为什么戏曲总在死亡之后出现鬼魂，人死亡了，鬼魂却新生了，人和鬼魂组成了一个连环，起点和终点重合，戏曲情节结构成一个圆圈，戏曲中的人物走了一个圆场，悲惨的离散转而成为喜庆的团圆！如此看来，要不是古人规定六十岁为有寿者的最低限度，而多福多寿与多子多孙乃是人生最大的荣耀；此外，古人还规定非正常死亡的人会变成孤魂野鬼，有就是“坏鬼”，因不堪忍受人世苦难而向往成为鬼的人还真不少。古人真了不起，他们为人设置了一个只要死亡就可以实现一切的美好理想，却又在这理想前面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度和死亡方式，这就使得死亡并不那么简单。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不顾这种种规定的界限，冒着成为“坏鬼”的危险非正常地死亡了。然而，在那些遵循规定活着的人看来，正是因为他们不得已成了“坏鬼”，便对人有了复仇心，这可能是现实的不平等使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于是，复仇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令人感到恐惧的报复性措施。这样，人们以为惧怕，在给自己祖先应得的资财时也只好分给“坏鬼”们一份。他们的危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天之子的皇帝都要以祭祀来拉拢讨好他们并请求他们手下留情，并把这拉拢讨好的方式固定化、合法化，成为皇帝乃至整个国家正常管理方式的一项。上行下效，皇帝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能例外。鬼由此可以看作来生的人了吧？不然。人们在对他人表示请求并许诺答谢时，常说，来世作牛作马也要报答之类。看样子，来世如果能变成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好鬼，否则，还有做牛做马乃至变作其他动物的可能。这承诺也许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告白，但总给人将信将疑之感，这首先的疑问乃是：到底有没有来生？祥林嫂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有没有来生，如果有来生，祥林嫂就必须捐门槛为自己赎罪，并做好日后为鬼的预备工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祥林嫂终于还是捐了门槛。的确，如果没有来生，鬼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可见，来生是应该有的。既然有来生，就要保持完好的尸体，将来投胎好做人，而不做牛马或其他的动物——因为动物究竟是被人役使，受人控制的。毕竟做人还是更自由，或者，也许是更体面些吧？而要成为人，也成为好鬼，在生前就要忍耐痛苦和不幸，要行善，这样死后才能获得幸福，也就是成为好鬼。老百姓想成鬼，而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想成仙。这是因为，“鬼是原始人灵魂不死思想的反映。而仙人则是在中国特定社会里的人们企图肉体与灵魂同时永恒存在的理想。”[6]帝王贵族想要成仙，是因为想将今生的幸福延续到来世，而老百姓想要成为鬼，是因为想将今生的苦难转换为来世的幸福。“古代的社会阶级森严，说不上有什么自由，人们也不易想到争取自由，因此，他们没有在意识中构成了一种自由的鬼，浪漫地游戏于人世之外，像战国以来所说的仙人。”[7]相对于神仙的贵族身份，鬼更平民化，因此也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变成好鬼、幸福的鬼，在中国人看来，现世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世，现世的苦难是为了来世的幸福，并且今生不能实现的愿望和理想，都可以等到来生去实现。因此，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不辞劳苦，为民请命的大禹，黄帝则几乎集一切发明创造于一身，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除了任劳任怨和聪明才智外，他们没有浪漫的恋爱和神奇的人生旅程，甚至连形象都并不普通人英俊潇洒。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创世纪的神话体系，也没有传奇性的史诗篇章，因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剧。中国的神话、史诗和戏曲呈现出俗世的本然面目，它们虽支离破碎却又被设计得有始有终，它们是如此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不仅在空间观念上指向群体性的存在，也就是人民，在时间观念上，中国人也指向将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过去意味着意义的消失，将来才是一切，因为结果总是出现在将来。一切的因都是为了有个圆满的果。在戏曲中，我们看到的鬼也都是一些善良、美好的人，比如窦娥、杜丽娘，好鬼是戏曲中的典型，而且多为女性，她们象征着人们对鬼世界的美好向往，并给人以有益的指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卑微的，他们崇尚实际，与浪漫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失之交臂。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一致，那就是：拘谨、内敛，然而坚韧。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无论命运多么无奈，中国人都要努力地构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喜庆的、乐观的大团圆式结局。就像戏中表演的那样——那才是中国人恒久不变的期待。——发表于《戏曲研究》第65辑[1] 朱自清《话中有鬼》，张月媛选编《清华大师文选》第一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2]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0页。[3]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1页。[4] 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5] 参见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6] 参见罗永麟《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王煦华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页。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60年代初，一批工程科学家同生理学家合作，对生物学、生理学和医学的有关问题，用工程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些课题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生物力学的分支学科，如以研究生物材料的力学性能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流变学。它一般将生物材料分为体液、硬组织和软组织，肌肉则属较为特殊的一类。体液中以血液为研究的重点，主要研究血液的粘性和影响粘性的因素（如管径、有形成分和红细胞）以及流动中红细胞在管系支管中的比积分配问题，红细胞本身的力学性质，红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红细胞与管壁的作用等。对于软组织，则以研究它的流变性质，建立本构关系为主，因为本构关系不单是进一步分析它的力学问题的基础，而且具有临床意义。对于硬组织，除了研究它的流变性质外，对骨骼的消长与应力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各个系统，特别是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动力学问题，是人们长期研究的对象。循环幕统动力学主要研究血液在心脏、动脉、微血管床、静脉中流动以及心脏、心瓣的力学问题。一方面研究其管系中的流动，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局部的流态，如在管弯、管叉、驻点处的流态，这是因为动脉粥样化的形成和恶化被认为与局部流态有关。呼吸系统动力学主要研究在呼吸过程中气道内气体的流动和肺循环中血液的流动，以及气血间气体的交换。所有这些工作，包括生物材料的流变性质和动力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人体生理滴理过程的了解，而且还能为人工脏器的设计和制造提供科学依据。生物力学还研究植物体液的输运(见植物体内的流动）。环境对生理的影响也是生物力学的一个研究内容。众所周知，氧对生物体的发育有很大影响，在缺氧环境下生物体发育较慢，在富氧环境下发育较快。即使在短期内，环境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实验表明：在含10%的氧气、压力为一个大气压（1大气压=101 325帕）的环境中的幼鼠，即使只生活24小时，在直径为15～30微米的肺小动脉壁下，也会出现大量的纤维细胞。若延续4～7天，纤维细胞则会过渡为典型的平滑肌细胞，这无疑会影响肺循环中血液的流动。又如处于高加速度状态中的人，其血液的惯性会有明显的改变，悬垂器官会偏离原位，从而改变体内血液的流动状态。在设计水中航行的工具时，经常需要考虑最佳外形。最佳推进方式和最佳操纵方式。由于自然选择，具有这些优点的永生物较易生存下来洇此，研究某些水生物的运动可以得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知识。例如，海豚是一种较高级的动物，它具有高效率的推进机制和很好的外形，特别是它的皮肤，分为两层，其间充满了弹性纤维和脂肪组织，具有特殊的减阻特性，在高速游动时能够保持层流边界层状态，这是因为它的皮肤对边界层中压力梯度变化十分敏感，能作适当的弹性变形以降低逆压梯度，因而在高速游动时，表皮能产生波状运动以抑制湍流的出现。又如纤毛虫的运动是通过纤毛的特殊运动实现的，在人的呼吸道内也保持有这种低级生物的运动方式，即利用纤毛排除呼吸道内的某些异物。总之，研究大自然中生物运动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加深，已经不再满足于停留在易解问题的领地，这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性研究又受到了许多跨学科学者的关注。笔者综述了复杂性的概念、生命科学中的复杂性极其复杂性研究。 关键词 生命科学；复杂性科学；生物复杂性 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诞生至今已经20多年，这期间有大批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入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人们希望更全面深入地从客观世界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以及层次关联在时空演化的全程描述角度来研究支配客观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建立起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这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性研究又受到了许多跨学科学者的关注，也有人将其称之为生物复杂性（biocomplexicity）研究，生物复杂性科学主要探索在一些传统学科间交叉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寻求以定量和整合的途径来深入了解各种生命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既包括生物的、行为的、化学的和物理的相互作用，也包括生态的、环境的和社会的综合作用等［1］。 1 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概念和范畴 复杂性的定义是相对于简单性而言的，简单性一向是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一条指导原则。许多科学家相信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简单的。还原论的基本思想也就是找出复杂现象或事物背后的简单机制。事实上一些复杂的事物或现象，其背后确实存在简单的规律或过程。 关于复杂性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是根据研究的对象有不同提法，比如，从熵的角度：复杂性等于热力学测定的一个系熵和无序；信息的角度：复杂性等于一个系统使一个观测者“惊奇的能力”；分形尺寸：一个系统的“模糊状况”，即在越来越小的尺寸上显示的详细程度；有效的复杂性：一个系统显示“规律性”而不是随机性的程度；体系复杂性：由一个体系结构系统的不同层次所显示的多样性；语法的复杂性：描述一个系统所需要的语言的普遍性程度；热力学深度：将一个系统从头组织在一起所要的热力学资源的数量；时间计算上的复杂性：一部计算机描述一个系统或解决一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空间计算上的复杂性：一部计算机描述一个系统或解决一个问题所需要的存储量［2］；等等。 从20世纪30年代系统科学开始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系统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系统具有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系统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系统经常与其环境（外界）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也可以稳定（自组织），确定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随机性（混沌），而随机性的系统却又有其内在的确定性（突现）。 复杂性科学往往研究的是复杂性系统，复杂系统主要有以下表现：（1）系统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广泛而紧密，构成一个网络。因此每一单元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单元变化的影响，并会引起其他单元的变化。（2）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每一层次均成为构筑其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也有助于系统的某一功能的实现。（3）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学习并对其层次结构与功能结构进行重组及完善。（4）系统是开放的，它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能与环境相互作用，并能不断向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变化。（5）系统是动态的，它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且系统本多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一般来说，复杂性研究的基本方法是：（1）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2）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3）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4）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复杂科学研究中所用的理论工具：（1）非线性科学——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稳定性和分叉理论、混沌、孤子）和统计力学（分形、标度），及非平衡系统中的复杂和随机现象的研究；（2）计算机模拟——它是十分重要的手段，目前已广泛用于复杂科学的研究中；（3）计算智能；（4）数理逻辑；（5）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技术；（6）综合集成技术；（7）整体优化技术等。 2 生命科学与复杂性研究 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复杂系统，（具有关联性、多样性、自学习、自组织、开放、动态的特点），生命科学研究的系统正因为其复杂性，对其构成的原因和演化的历程，此前均缺乏了解，也因此吸引了复杂性科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来，对生物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关联性、网络层次性、统计涨落性、内在和外在的随机性、模糊性、开放性和历史性等这一类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进行了探讨。生物体本身的特点以及生物的进化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单纯的物理学简单系统的研究转变为对生物学的复杂系统的研究［3］。基因是生命遗传的基本密码，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也是由基因组中大量的非编码信息和非编码基因决定的。因此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也不仅仅是由基因组中大量的非编码信息决定的，而是由这些元素在生物体各个层次上复杂、动态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作为生命系统的指挥和协调中心—神经系统，其中枢功能结构为大脑，近十年来脑功能的科学研究是复杂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大脑有复杂的结构，它的组织层次按空间尺度有：分子、膜、突触、神经元、核团、回路、网络、层、投射、系统。大脑表现出的某些高级功能是不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观察到的，其中有些是由各个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涌现出的集体行为。人们的思维规律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最低层次的规律是不变的。脑功能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各神经子系统自身的高度非线性、不稳定性和适应性；其次体现在它们之间相互连接的非均匀性及大规模并行等特点。不仅如此，即使在非常简单的神经系统中也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复杂性，这反映在它们的功能、演化历史、结构和编码方式。比如，单个神经元放电的时间序列包含复杂多样的时间模式，反映了神经细胞内的复杂的动力学过程［4］。脑电信号是中枢神经系统自发产生的生物电活动，它包含了丰富的神经系统状态和变化的信息，因而在临床和神经电生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人们对EEG建立动力学模型，并研究其中的混沌现象，显示动力学模型方法对于研究大脑正常生理和病理状态具有的意义［5］。 近年来控制领域实现和发展了脑控系统，即基于脑电信号的人机融合控制系统，直接以脑电信号为基础，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控制。“脑控”研究涉及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相关研究已经开发出了利用大脑的思维、通过电子接口来控制各种设施的运动状态，并取得预期效果的“脑控技术”，这项技术在医疗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是近10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方向，是以进化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性研究。人工生命致力于研究生命形式（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载体）的普遍特征。地球上的生命被看成是一种具有特定载体—蛋白质—的特定生命形式，地球上的生命进化也仅仅代表一种特定的进化途径，因此可以用别的物质来构造另类载体的生命形式，赋予它们生命的特征，使其具有进化、遗传、变异等等生命现象，得到生命的普遍行为［2］。 其他如心血管系统中的心率变异性和管腔应变问题；动态病（以异常时间组织结构为特征的疾病，如周期性发热、周期性关节肿胀等）的预防、治疗和数学建模问题；生态系统的种群繁殖问题；流行病中的疾病传染规律；生化反应的动力学过程；免疫系统中信号产生、传递和转导的动力学过程等都体现了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属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范畴。 因为生命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临床医学本身的复杂性；疾病是复杂的，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许多复杂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艾滋病等皆是生命体多层次、多层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现代医学是在还原论指导下对生命和疾病局部的、分离的认识，仍停留在分析和描述的水平上；所以需要借助复杂性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有所突破。 祖国传统中医学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对复杂系统整体状态的把握与复杂性研究有类似的思路。中医学对人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众多的命题，为现代医学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对中医的理论体系的认识还必须运用物理学、生物学、数学、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的最新知识。 复杂性科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研究方法上既有还原论，也有综合论和系统论，这两种思想正在经历碰撞并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但是在研究对象上，它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刚刚出现，而是因为人们认识的深度和它本身的难度，使这一类问题被搁置了起来。目前，对复杂性的研究已经分别在一些学科取得了初步的进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深化，生命科学中的复杂性问题必然会被逐步地认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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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miRNA；miR）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控制癌症相关miRNAs的表达有望成为新一代药物模式，用于晚期癌症的治疗。 2021年6月，来自日本的科研人员在《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发表综述文章， 总结了与各种癌症病理相关的肿瘤相关miRNA及其在癌症miRNA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许多研究表明，miRNAs的异常表达是由多种癌症类型的基因畸变（包括遗传和表观遗传的改变）引起的，并通过靶基因表达的失调在癌症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作用。因此，许多miRNAs与肿瘤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包括细胞增殖、细胞存活和细胞侵袭。癌症中OncomiR的异常高表达通过直接与多个肿瘤抑制基因结合而下调这些mRNA的表达，从而导致癌细胞的生长、移动和转移。因此，从功能上抑制OncomiR是一种有效的癌症治疗策略。 将与OncomiR互补的合成anti-miR引入癌细胞，可以阻止OncomiR与目标RNA的结合，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例如Viridian therapeutics公司开发了一种与miR-155互补的anti-miR：MRG-106（Cobomarsen），并对皮肤T细胞淋巴瘤患者进行了MRG-106瘤内给药的I期临床试验（ Identifier NCT02580552）。与OncomiR相反，TS-miR在肿瘤中的异常低表达通过逃避多种促癌基因表达的下调作为靶点，在肿瘤的发生和恶性进展中发挥作用。通过对人类miRNA库的功能筛选和miRNAs的表达分析，研究团队发现了多个参与了多种癌症病理过程的TS-miRs。由于TS-miR可同时抑制多种促癌基因的表达，因此将合成双链（ds）-TS-miR模拟物引入癌细胞的替代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治疗上合理的方法。 研究团队针对miR-634进行了研究。 1) 首先其在体外实验中证实了ds-miR-634模拟物作为抗癌药物的潜力，ds-miR-634模拟物的引入显著地增加了包括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细胞在内的几种癌细胞系对顺铂的敏感性，并且证实在ESCC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将ds-miR-634模拟物局部注射到肿瘤周围的皮下空间增加了顺铂的抗肿瘤作用。 2) 接下来，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脂质纳米粒（LNP）（由Eisai有限公司提供），其中包含合成的ds-miR-634模拟物（miR-634-LNP），并进行了动物实验。在胰腺癌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通过尾静脉注射miR-634-LNP，使miR-634有效传递到肿瘤细胞并抑制靶基因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服用miR-634-LNP的小鼠有明显的抗肿瘤效果。这表明，LNP介导的miR-634递送是一种潜在的有用的癌症治疗策略。 3) 最近研究团队使用离子液体技术（ILTS®，MEDRx，.）制备了一种含有ds-miR-634模拟物的软膏。在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异种移植小鼠模型和致癌物诱导的乳头状瘤小鼠模型中，局部应用miR-634软膏抑制体内肿瘤生长而没有毒性。miR-634的强制表达通过抑制多种细胞保护过程（包括自噬、抗氧化清除、抗凋亡和谷氨酰胺分解）诱导高能应激，从而协同增强EGFR-TKI诱导的细胞毒性。因此，研究团队认为局部应用miR-634软膏是通过同时抑制多种细胞保护过程来提高EGFR-TKI治疗cSCC疗效的合理策略MetastamiR通过直接靶向参与癌细胞迁移、侵袭、定植、肿瘤干细胞和上皮间质转化（EMT）的基因来促进或抑制肿瘤转移。例如由TransCode Therapeutics公司开发的含有anti-miR-10b（TTX-MC138）的纳米粒子制剂对小鼠进行系统性给药，显著抑制了几种癌症的实验性转移，包括乳腺癌、肺癌和胰腺癌。此外， 控制MetastamiRs的表达可能导致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来抑制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以及肿瘤转移。 血管生成在肿瘤微环境中对肿瘤细胞的生长、存活和转移起着重要作用，是一种潜在的治疗靶点。血管内皮细胞中血管生成相关miRNA（AngiomiRs）的表达通过调节细胞因子信号、金属蛋白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信号促进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此外，参与肿瘤免疫系统的miRNAs(Immuno-miRs)，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中炎症信号和NF-kB通路中的因子，促进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因此， 治疗性地控制肿瘤微环境中AngiomiRs或Immuno-miRs的表达可能是抑制肿瘤微环境中血管生成或提高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用合成的ds-TS-miR模拟物进行替代治疗是一种有效的癌症治疗策略 ，因为它可以同时抑制参与癌症进展的多种途径。与传统的分子靶向药物和控制一个分子的抗体药物不同，使用TS-miR的替代治疗可以同时控制多种促癌基因的表达。miRNA疗法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合成制剂所需的TS-miR。未来，通过化学修饰合成核酸和优化药物传递系统（DDS），预计miRNA疗法的发展将快速推进。首发公号：国家基因库大数据平台 参考文献 Inoue, J., Inazawa, J. Cancer-associated miRNAs and their therapeutic potential. J Hum Genet(2021).
摘要： 肿瘤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靶向肿瘤的新药与肿瘤免疫新疗法的研发如火如荼，这些研究为攻克肿瘤带来了全新的希望。但受限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可操控性，而实验动物与人差异巨大，目前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化效率极低，肿瘤类器官的兴起为转化医学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平台。从最初单个肿瘤样本类器官的成功构建，到现在建立了大规模的肿瘤类器官库，肿瘤类器官研究已经成为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尤其在结合基因修饰技术的基础上，对揭示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快速评估肿瘤药物与免疫细胞的治疗效果意义重大。 关键词： 肿瘤；类器官；基因修饰；新药研发；免疫疗法；临床转化 抗生素和疫苗发现以前，传染性疾病曾肆虐全球，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现今，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健康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肿瘤更是首要致死原因。最新统计学数据预测，2018年将有超过1800万新增肿瘤病例，960万肿瘤死亡病例[1]，肿瘤所造成的巨大经济、社会负担毋庸置疑。 人类与肿瘤的斗争历史源远流长。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就有对肿瘤的描述性研究，包括其生长形态、表面溃烂的形成与否等等，肿瘤（carcinoma/carcinos）在希腊语是螃蟹（crab）的意思，由此，罗马医生将carcinoma/carcinos翻译为cancer，成为癌症的最初定义。近年来，随着理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包括“肿瘤是不可愈合的创口”、“种子与土壤学说”、“肿瘤免疫互作四部曲”、“肿瘤放射化学药物疗法”、“肿瘤免疫治疗”等，我们对肿瘤的认识日渐深入，部分肿瘤甚至已经有了完全治愈的方法。但目前对绝大多数肿瘤，我们一方面没有有效的预防和监测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选择的治疗策略极其有限。因此，对肿瘤的研究一直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热点。有意思的是，每年肿瘤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量数以万计，绝大多数肿瘤在实验室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次治愈，但能真正转化到临床应用的治疗方案却极少。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统计发现，临床前研究具有治疗作用的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后，85%在早期就被证明没有效果，而那些成功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药物，只有一半能被FDA批准进入临床应用[2]。目前肿瘤新药研究的主要工具是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和啮齿类动物（主要是小鼠）上建立的肿瘤模型，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小鼠与人在疾病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药物的反应性存在一定的差异[3]。此外，小鼠模型通常只能模拟人类疾病的一个阶段，无法从病因、时间和进展速度等方面再现人肿瘤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开发的肿瘤治疗方案，并不能预测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实验小鼠基因背景、生长环境、致病因素和用药处理均非常单一，自然无法应对临床多种多样肿瘤病人的复杂情况。 动物模型的局限性促使人们转向直接研究肿瘤病人标本，常用的人源肿瘤模型包括人来源肿瘤细胞系培养和免疫缺陷动物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肿瘤细胞培养的确提供了研究特定患者肿瘤细胞特性及其对药物敏感性的机会，但并非所有肿瘤均能成功体外扩增，另外，体外单一肿瘤细胞培养使其丧失了与肿瘤微环境中其他组分的相互作用，而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对药物的反应性决定至关重要。同样，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至免疫缺陷小鼠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方面移植成功率较低，另一方面免疫缺陷小鼠形成的肿瘤微环境与患者体内环境相差较大，可能导致肿瘤组织发生小鼠样进化[4]。 1 类器官在肿瘤研究中的发展 近年来，组织器官3D培养技术发展迅猛。2009年，Hans Clevers实验室将单个LGR5+小肠干细胞种植于含有R-spondin1、EGF、BMP抑制剂等干细胞维持因子的基质胶中，发现干细胞增殖分化，形成了具有增殖隐窝和高分化绒毛的类小肠结构[5]。随后，该实验室在小鼠小肠干细胞成类器官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Wnt3A nicotinamide、Alk抑制剂及p38抑制剂，实现了人结直肠肿瘤类器官培养[6]。同年，Eduard Batlle实验室分离出人大肠EPHB2高表达干细胞，并在体外3D培养中使单个细胞分化成为具有维持长期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大肠隐窝结构[7]。随后，包括前列腺[8, 9]、味蕾[10]、食管[11]、输卵管[12]、肝脏[13]、胰腺[14]、胃[15]、唾液腺[16]和乳腺[17]等在内的多个器官均成功在体外获得正常组织或肿瘤的类器官（图一）。由此可见，利用目前对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从肿瘤病人样本出发，通过加入多种细胞因子或小分子抑制剂，构建出患者特异性的肿瘤类器官，用于新药筛选和药物敏感性研究是可行的。 相比于传统2D培养和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肿瘤类器官一方面构建成功率明显增高，且可长期低成本快速培养，便于基因修饰和大规模药物筛选等；另一方面，3D培养保留了肿瘤的组织特性，在研究过程中不会丢失肿瘤微环境的影响作用，为肿瘤药物研发提供更真实的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构建出包括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肝癌、胃癌等在内多种组织的肿瘤类器官。常用的肿瘤类器官构建技术有两类，一种是通过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分化而来，另一种是直接来源于肿瘤组织。iPSCs来源的肿瘤类器官构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肿瘤类型，操作更复杂，由此导致构建效率较低。此外，依靠iPSCs分化获得的肿瘤类器官也会丢失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因此，直接通过肿瘤组织培养或干细胞分化，辅以细胞因子、肿瘤基质等补充，是肿瘤类器官研究的发展趋势。 肿瘤类器官对源肿瘤组织异质性的保存是类器官研究的核心基础。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体外类器官培养可以获得大量不同特性的肿瘤类器官，单个类器官分析结果也表明同一肿瘤来源的类器官的异质性[18]。与此同时，组织化学分析发现肿瘤类器官内部即存在与源肿瘤相似的组织结构，通过原位DNA分析进一步证实类器官中同样存在源肿瘤相同的基因突变位点[18]。由此可见，肿瘤类器官在基因、转录、代谢、细胞和组织学上均较高水平地重现了其来源肿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体外培养过程对肿瘤类器官不会呈现明显均一化[19, 20]。但也有研究利用荧光标记不同突变体实验发现，大肠癌肿瘤类器官体外培养30-40天后，类器官会被某一种荧光标记的细胞主导，意味着培养过程中的确出现了特定突变体细胞优势生存的现象[21]。但这一现象并非体外类器官培养所独有，在体肿瘤中各类突变体也非均匀分布。由此说明肿瘤类器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在体肿瘤的各方面特性，是目前肿瘤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相互转换跨越的桥梁。 2 类器官在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肿瘤的发生初始于细胞基因突变的累积，大量临床数据和实验室结果都显示正常个体内即存在大量的突变，且这些突变与年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等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所有的突变都会诱发肿瘤，不同组织对突变的耐受程度也不同。虽然已经有许多细胞和动物实验阐明从突变到肿瘤生成的关键因素和决定机制，由于无法监测和干预人体内肿瘤发展最初期的过程，目前对人体内肿瘤发生发展的认识还非常粗浅。类器官培养技术的兴起，为研究人体正常组织向肿瘤组织转变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统计预测发现高达五分之一的肿瘤与感染相关[22]，虽然从感染到肿瘤的发展过程已有研究加以证明，但具体发生机制，尤其在人体内是如何进展的尚不明确。将病原体与健康组织类器官共培养，观察在感染情况下健康组织的突变起始和累积过程，评估感染作为肿瘤危险因子的相关性。如胃类器官可作为研究幽门螺旋杆菌在胃癌发生中作用机制的载体，精细观察幽门螺旋杆菌在胃上皮细胞的定植和克隆，及其对胃上皮细胞在基因、转录和蛋白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幽门螺杆菌注入能引起胃类器官发生强烈的炎症反应[23]，而慢性炎症与肿瘤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沙门氏杆菌与胆囊癌、人乳头状瘤病毒与宫颈癌、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等等，均可利用相应组织的类器官，研究病原体与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致瘤机制。由于感染诱发肿瘤往往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且伴随炎症的发生，因此，一方面类器官的长期稳定培养是前期基础，另一方面，在上皮细胞构建的类器官基础上，引入免疫系统和组织基质也是类器官应用的重要需求。 除了感染，肿瘤危险因素还包括年龄、家族史、物理化学诱变因素等，而这些因素诱导的突变累积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年龄供体来源、不同组织类器官中的突变体发现，体内的确以平均每年新增40个突变位点的速度在累积，且不同组织间突变模式相差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组织中细胞更新增殖水平相差较大，而细胞快速增殖过程中DNA复制为基因突变创造了先决条件[24]。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组织不同个体间突变频率和范围差异均较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肿瘤发生与年龄的相关性[24]。但不同个体间肿瘤发生的类型、进展速度等各不相同，因此，突变频率和突变模式并非决定肿瘤发生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在肿瘤已经发生之后，突变累积和筛选已经完成，无法追踪到最初始的突变特性。在类器官培养健康组织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诱变因子诱导健康组织向肿瘤转化，将极大地加速对肿瘤发生过程的研究。 不管是感染、物理化学诱变剂或是年龄增长导致肿瘤发生，最终都是由于基因突变发生和累加导致正常细胞癌变。因此，结合类器官培养和基因修饰技术可以快速建立肿瘤体外模型，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Drost实验室第一次在正常大肠类器官中通过CRISPR技术引入常见的大肠癌突变基因，如APC、TP53、KRAS和SMAD4，研究不同突变体在初始阶段对肿瘤发生的影响[25]。结果显示，突变后的肠类器官生长不依赖于肠干细胞生长维持因子EGF、WNT、R-spondin 1和noggin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APC和TP53的突变是导致染色体不稳定和形成多倍体的关键因素[25]。将基因修饰后的肿瘤类器官皮下移植至免疫缺陷小鼠可以存活，但不会发生转移。而如果将上述诱导的肠癌类器官移植在小鼠盲肠，肿瘤会向肝脏和肺部转移[26, 27]。这一现象说明肿瘤转移需要特定组织微环境的支持，也提示虽然肠癌类器官的生长不依赖于肠干细胞维持因子，这些因子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必不可少。 肿瘤类器官以其特性模拟人肿瘤组织、可大规模长期稳定培养、容易基因修饰、处理因素可控和表型观察便捷的特性，成为肿瘤基础研究中替代人而又超越实验动物的有力工具。此外，肿瘤类器官作为体外培养体系，非常利于结合最新技术如基因修饰、单细胞分析、高分辨率电子/光学影像等联合应用，将突破肿瘤研究完全依赖于动物实验的时间、技术瓶颈。 3 类器官在肿瘤治疗策略研究的应用 肿瘤治疗是目前生物医学领域最大、最急迫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实验室研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新药临床转化效率却依然低下。类器官培养为肿瘤药物快速有效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有研究认为肿瘤类器官敏感的药物超过80%的可能性对应的肿瘤患者对该药也敏感，而在肿瘤类器官上无治疗效果的化疗药物对该肿瘤患者也无效。 随着类器官培养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医院开始有意识地采集肿瘤类器官及其对应的健康组织类器官，并运用合适的冻存传代方法进行大规模保存，形成类器官库。根据患者信息、组织来源、基因表型等多个方面对类器官进行归类，使之成为公共的肿瘤研究资源，用于评测抗肿瘤药物的肿瘤杀伤效果和正常组织毒副作用。最早于2011年Masahiro Inoue实验室尝试大规模采集肿瘤组织体外成球培养保存[28]，但这一培养方法无法实现正常组织的长期保存。2015年，Hans Clevers团队第一次成功构建了20个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肿瘤与对应正常组织类器官库[18]。利用这些类器官样本，他们发现只有WNT 拮抗剂泛素连接酶RNF43突变的肿瘤类器官表现出对WNT分泌抑制剂的敏感性[18]。同时，结合类器官的突变表型和药物筛选，他们一方面验证了已知的突变体与特定药物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还发现了多个对肿瘤具有杀伤作用的化学药物。此外，由于正常组织类器官对照的存在，在验证药物肿瘤杀伤作用的同时，也能评估其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最终选择出肿瘤杀伤强、毒副作用小的化疗药物用于临床。更重要的是，这一类器官库除了用于药物筛选，还被其他项目利用，从基因组和蛋白组学对不同个体肿瘤类器官与正常组织类器官进行对比分析[29]，实现对患者肿瘤状态的精准评估，为肿瘤的个性化治疗提供参考信息。目前已有包括结直肠癌、胰腺导管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肝癌等在内的多个组织肿瘤类器官库，尤其是结直肠癌与乳腺癌，类器官库中患者数目已达到上百个，为肿瘤新药大规模筛选和临床前研究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肿瘤类器官与对应健康组织类器官库的建立，同时基于肿瘤类器官对药物肿瘤杀伤效果预测的准确性，可以在制定肿瘤患者治疗策略前，一方面通过检测肿瘤类器官的突变体类型，确定可能起作用的候选药；另一方面利用肿瘤类器官对药物进行筛选，获得在类器官上对肿瘤有杀伤作用而对健康组织毒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应用于临床，真正实现肿瘤的个体化治疗。这一策略不仅适用于化疗药物的选择，更有利于免疫疗法的有效性评估。与化疗药物的普遍性杀伤不同，免疫疗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更需要直接来源于患者的样本进行临床前检测。利用肿瘤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共培养，可以快速有效地检测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研究发现特定T细胞亚群与乳腺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后，可以显著性杀伤三阴性乳腺癌细胞[30]。最近，Emile E. Voest实验室利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肺癌或结直肠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诱导出一群肿瘤特异性T细胞[3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群肿瘤杀伤性T细胞不会攻击正常组织类器官[31]，说明通过肿瘤类器官中的新抗原表位获得杀伤细胞用于临床肿瘤个体化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应用潜能。 4 展望 类器官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不管是在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转化，均获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肿瘤细胞系培养和小鼠异种移植，类器官具有培养成功率高、能快速获得大规模资源库、同时可以采集对应的正常组织对照、最接近患者真实信息等多个优势，但目前类器官培养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虽然类器官本身去除了异种移植鼠源进化的问题，但目前3D培养用的基质胶来源于小鼠，且一些类器官培养还需要加小牛血清等动物源物质，可能对细胞性质与药物筛选过程中的反应性有未知的影响。因此，无血清培养基、非动物来源基质胶等是目前类器官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利用成体干细胞培养获得的类器官成分依然比较单一，血管、基质和免疫系统均缺失，也有许多研究关注于类器官中肿瘤微环境的构建。最后，目前仅仅上皮细胞源肿瘤成功构建了类器官，而非上皮细胞类肿瘤如血液细胞肿瘤是否能进行类器官培养尚且未知。虽然类器官培养在肿瘤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一技术的确搭建了从基础到临床转化的快速通道，为肿瘤新药研究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平台。 参考文献 1. Bray,F.,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18. 2. Ledford,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4 ways to fix the clinical trial. Nature, (7366): p. 526-8. 3. Uhl,. and . Warner, Mouse Models as Predictors of Human Responses:Evolutionary Medicine. Curr Pathobiol Rep, 2015. 3(3): p. 219-2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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