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管理会计;优化创新;途径
对供给侧改革来说，其整体上是一种结构性改革，主要以实际供给需求以及实现双方有机融合的发展战略。在供给侧改革的环境背景下，作为企业应该有发展意识的转变，全面打造相关的商业发展模式，同时还应加强创新驱动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打造新的价值管理创新战略，在整体上来讲这就是管理会计供给侧改革。针对管理会计基础功能结构进行相应改革，在大体上以价值增值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完善相应的管理会计体系以及管理控制系统，进而才能更好的提高整体的运行效率以及质量。对此，本文将针对供给侧改革与管理会计优化创新途径进行分析。
1供给侧改革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企业机制创造模式中变革以及管理会计在企业价值增值中的地位产生相应的诱导，同时对管理会计中的管理控制系统的内部结构会产生相应冲击。1.1在管理会计中对价值增值的影响。从整体来讲，强化管理会计的供给端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讲需要在理论以及实践中实施功能结构的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强化在管理会计中的供给端建设。在结构优化中包含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管理会计在具体实践中应紧紧围绕企业消费等消费手段，这样才能更好的改善自身职能定位，进而提高在企业中的产品科技创新目标。管理会计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提升权变，需要通过提高企业中资源利用效率，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国家层面供给侧改革提供相应支撑。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借助淘汰过剩产能的时机，管理会计价值增值中的低端化倾向，进而才能更好的提升管理会计在实际企业价值中的创造地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增值。1.2在管理会计中对管理控制体系产生的影响。供给侧改革的一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较多的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商业模式中在具体运作以及传统模式中存在较大差异。管理控制系统在整体上应围绕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从管理会计以及价值管理的供给端进行相关的配置价值链，在传统链式价值管理倾向于以互联网价值管理模式转变。在管理会计中在大体上需要围绕新的模式进行开发新的工具以及相关方法，比如在环境成本管理中的“有效益成本管理”进行开发新方法。同时，可以进一步融合相关的社会资本以及智力资本等，在这些资本中呈现出技术等相关因素，在整体上加快互联网与企业品牌中的标准对接，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管理会计中的针对性以及相关有效性。在实际管理会计控制体系中应始终坚守驱动这一底线，在大体上应抓住供给侧改革机会，同时还应结合国家减税等相关政策，完善自身管理会计政策以及相关制度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管理会计理论，进而在企业实践中得到较好的应用。1.3在管理会计中对信息支持系统产生的影响。对于供给侧改革来说，应该在整体上积极调整管理会计中的信息结构，进而主动与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衔接。在整体上围绕价值管理以及价值创造的供给端情境进行优化管理会计中的信息支持系统，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支持效果，同时也能提高在管理会计与企业实践中的相关性。因此，在管理会计中的信息支持系统中应与管理会计管理控制相融合。同时还应结合在具体价值创造中链式价值管理向网式价值管理这种转变，还应积极开发与应用互联网匹配的管理会计智能工具。1.4供给侧改革对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对于企业文化来说，在大体上会影响成员中的个体心理以及成员群体中的心理环境，进而能够在大体上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同时对于管理发展也会产生影响。对供给侧改革来说，整体上属于一种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在整体上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价值意识。因此，对于管理会计来说应突出管理会计中权变性要求，在大体上不能用传统固定模式推广管理会计技术，在大体上应转变思维，理解企业中的创新活动，这样才能更好的重视企业文化价值对管理会计的影响效果。
2供给侧改革在管理会计中的创新发展
供给侧改革在整体上应该从结构上入手，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强化管理。而对于管理会计供给端管理主要是针对管理会计价值管理进行扩展价值内涵，在真正意义上强化管理会计中的控制系统以及相关的信息控制系统。2.1在价值增值进行革新。管理会计供给侧改革在实际发展中在管理会计中的供给端进行整治，不仅能提供相关战略信息，同时对企业管理者自身决策信息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这样才能更好的在价值创造中提升整体核心竞争力。所以，作为管理会计应在以往强调收益等相关指标考核转变为经营发展质量角度进行评判收益的价值增值。在传统管理会计中，价值增值理念在一些新型企业中可能失去了较多的衡量与评价功能。2.2在管理控制视角下的创新途径。管理会计在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中应通过优化一些相关功能结构，这样才能更好的为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攻击端这个层次着手，对于管理会计中的价值创造并不归属于实际的商品经营，在资本经营以及相应环境经营中开始独立商品经营之外，进而形成自身的价值创造区域。供给端在实际产业区域结构应该进行考察，相对来说在环境成本中的管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变迁性管理，即指针对环境成本需求端管理进行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主要向供给端管理进行转变。在管理会计中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成本导向型，二是收益导向型两种创造模式。在传统成本上对于导向型主要是以降低成本核心为主，这样才能更好的节约成本。在实际商品经营下的一种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比较侧重与重资产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在收益导向型主要注重在收益质量以及收益形成路径，主要围绕管理会计经营决策进行投资收益获得，除此之外，通过环境友好等相关的价值，在整体上都归属于资本经营与环境经营的范畴。2.3在信息支持系统视角下的创新发展。在大体上应结合信息应用领域进而完善管理会计中的信息支持系统，同时还应结合供给侧改革建立中的信息管理制度体系，这样才能在大体上形成人流、物流的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除此之外，还应针对价值链信息进行收集以及价值管理，这样不仅能够寻求到相应的合作伙伴，同时还可以进行一些网式经营咨询服务，这样能够更好地进行信息共享。在实际供给端可以设计，还可以构建管理会计中的报告体系，不仅能够在管理会计信息中以及其它系统中起到强化作用，还能进行协调发展。在供给侧改革中的管理会计信息应该服务于实际的经营管理过程，同时还应重视信息的反馈效应。在具体反馈机制中，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在管理会计支持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负反馈管理信息传输中，在信息传导上可能不是正面的效果，但是在具体管理会计决策活动中应该反向加以把握和具体应用。2.4在创新驱动视角下的创新发展。在实际管理会计中创新驱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种是资源观，这种观点认为在企业中主要竞争来源于对资源的拥有。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创新驱动战略在实施效果上并不取决于企业拥有怎样的资源，而是取决于采用怎样的具体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新形势下，作为管理会计应该融合以上这两种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自身的发展。
3在供给侧改革中管理会计的创新途径
3.1在整体上发展生态型管理会计。现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自然资源日益衰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管理会计应运而生，对于生态管理会计来说，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主要目标，针对企业中的相关行为以及一些经营活动进而分析企业中的各项成本信息，针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以及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应将成本控制最低，这样才能达到企业发展与生态的统一结合。生态型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比，在整体上更加注重企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获取一定经济利益时还能引导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进而更好的减少资源的浪费。找到环境与企业实际发展中的平衡点，最终发展成为生态型企业与生态型管理会计。3.2在企业价值链中提升企业管理会计中的价值。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换过程中，作为企业只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主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相关技术，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其在企业中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能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满足消费者需求，作为企业应进行不断改革，在企业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管理会计，应随着不断变化的消费结构进行相应改进。现代管理会计应善于在企业价值链上提升价值，在整体上以市场为主要导向，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价值链以及核心竞争力，在真正意义上将市场占有率为具体目标，进而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3.3加强在企业中的具体创新。在供给侧改革中的管理跨级，在大体上需要重视企业中的效率及质量，但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提高效率以及相关质量就应积极创新，产品积极开发。除此之外，在渠道模式端上应积极完善客户体验以及相应的服务生态。最后，在相关的供应链上应以客户与生态产业为主进行整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构建出全新的商务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充分发挥出企业管理会计职能，将企业中的潜在价值进行挖掘，降低企业成本。同时还应减少企业的落后产能，最终形成企业发展中的核心竞争优势。
4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管理会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企业经济业务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企业都是在夹缝中生存。所以作为企业该积极加强在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中的风险管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能提高信息支持，创造价值。除此之外，在企业中还应加强管理会计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更好的建立健全管理会计制度，营造管理会计氛围，为企业在供给侧改革结构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朱珏霖 单位: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冯巧根.供给侧改革与管理会计创新[J].会计之友,2016(07).
[2]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管理会计创新发展[J].中国总会计师,2016(04).
[3]陈笛.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管理会计的创新[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
第2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1、解放思想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精髓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髓。把握住解放思想这个精髓，就把握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把握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问题的探索中，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对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新认识，都是以解放思想这个精髓为前提、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解放思想，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如果做不到真正的解放思想，也就不可能把党的十七大精神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也就不可能真正推动科学发展。
2、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30周年实践中的意义。每一次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每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都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大进步。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把人们从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中解放出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实践充分证明，解放思想是扫除障碍、引领发展的“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每一个巨大的变化，无一不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源头，是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践所证明的道理。如果思想不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战略决策，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不会有后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成果。同样，我县改革开放30年来的每个点滴的发展变化也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如果不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桐庐改革开放的今天。
3、解放思想的特性和现实启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主体。所以，社会发展好不好，工作做得好不好，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则源于人的意识和思想的先进与落后，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社会生活中，想到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到，而想不到的事情那就肯定做不到。解放思想，就是让人想得更远更宽更好，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反对思想凝固僵化，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如果思想僵化，思想观念就不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就不能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解放，那么工作就得不到推动，经济社会也就难以又好又快发展。所以说，思想解放的空间决定着发展的空间，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开放的程度、发展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总阀门”打不开，一切事情就无从谈起。然而，实践是最富有活力且变化无穷的，这就决定了解放思想也将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天思想解放了，明天不随着时移事异而变，就可能思想落后；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解放了，在那个问题上不与时俱进，也可能思想落后。因此，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正如3月18日，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人可能会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成功，到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对于我们桐庐来说，无论是“共建潇洒桐庐”的当下还是以后，也都必须始终解放思想。
当然，解放思想，也不是少数人所认为的任意胡来，简单蛮干，或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解放思想并不是最终目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因此，一些不尊重客观事实、哗众取宠的言论和行为并不是解放思想。就我们城管执法部门来说，如何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我认为，一方面要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打造好“潇洒桐庐”城市品牌；另一方面，要推进城市管理工作自身的科学发展，促进依法行政、和谐城管、温馨执法。围绕这两个方面深入学习，查找差距，研究措施，着力解决更好地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着力转变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全局上下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素质大提升，工作水平大提高。
二、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就要转变工作理念，树立四种意识
一是树立中心意识。城管执法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紧密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服从、服务于全县又好又快发展大局，提升执法效能，为优化城市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二是树立服务意识。更加注重服务职能的发挥，坚持和谐至上，实现执法理念由“我为城市管人民”到“我为人民管城市”的转变。坚持执法为民的服务宗旨，杜绝衙门作风，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三是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做到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相互配合，做到有困难相互支持、有问题相互提醒、有意见相互沟通、有不足相互包容，分工不分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四是树立创优意识。大力培养争先创优意识，弘扬唯旗是夺、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不断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努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 三、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就要大胆开拓思路，提高创新能力
解放思想落实到城管执法工作中就是打破思维定式，目标更高一些，路子更宽一些，方式更活一些，手段更新一些，着力推动“四个创新”。一是创新工作理念。正确处理“市容与繁荣”的关系、城市“面子”与百姓“肚子”的关系、执法与服务的关系、处罚与教育的关系，把群众作为城市管理的“主人”，以民生作为城市管理的“主题”，下大气力改变惯性思维和惰性思维，努力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二是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城管执法工作中粗放式、突击式和生硬式的管理模式，使城市管理工作由突击型向长效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努力实现精细化、长效化和人性化管理。三是创新管理手段。改变过去重处罚轻管理的工作方式，坚持堵疏结合、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探索社会化管理新模式，有计划地放开流动摊管理，有条件地适当增加季节性市场，不断强化管理疏导，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四是创新工作机制。进一步探索城市管理社会化路子，扭转城市管理由城管部门一家“独唱”，形成“一家领唱、大家合唱”的局面，有效发挥各级组织、部门和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合力，提高综合管理效率。
四、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就要真抓实干，促进城管执法科学发展
城管执法部门作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必须以优化城市发展环境为目标，文明执法、严格执法，通过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和投资环境，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城市管理。要尽职尽责履行城市管理执法职能，坚定不移地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县委、县政府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城管执法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执法重心下移，推进“精品一条路、一条街”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及时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加强对投诉较多的噪音扰民、流动摊点、渣土运输、占道设摊等问题的整治，为广大市民创造清新、整洁、宁静的生活、工作环境。
二是坚持执法为民，提高服务水平。要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端正态度，转变作风，增强公仆意识，强化奉献精神，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融入城市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认真办理“城管111”服务热线的投诉举报，答疑解难，处理问题，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打造城管执法服务品牌。
第3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某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离婚案件。李某男与张某女经人介绍于1999年1月25日结婚，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争吵。张某遂于2000年7月27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其现在居住的房产分割上发生纠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该房产原属李某单位所有，在1999年5月按国家政策进行了房改，向单位缴纳了房改购房款25000元，但由于涉及房改户较多，手续繁杂等原因，至离婚诉讼时仍未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告方张某认为，虽然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但该房屋的买卖符合国家房改政策，已经经国有资产管理局、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政府机构批准，并交纳了房改购房款，各种手续齐全合法，仅只等产权产籍管理部门审查后即可取得产权证，应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
被告方李某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买卖须经登记后，领取产权证，买卖合同生效，产权方发生转移。现在双方居住房屋尚未完成登记，产权仍未发生转移，仍应属单位所有，对于没有产权的房屋双方自然也就无从谈分割。在诉讼期间，被告又以生活困难为由，撤回了房改申请，并收回了已经交付的购房款。
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房屋产权登记的效力，由于房屋产权产籍登记和不动产登记是属种关系，不动产登记包括房地产权属登记。也就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具体说是如何理解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这是理清本案的关键。原被告双方同被告单位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在未进行产权产籍转移登记前，是否生效，如果生效，则讼争的房屋自然应该属于共同财产，应该分割。如果不生效，那就不能分割，不能直接受到物权法保护，只能求得债法上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认为这类合同属于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学说，有的认为是不可分的，有的认为是可分的，司法操作亦存在困难和不清楚的地方。笔者认为此类问题应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给予规定，但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在现行法律中，对不动产登记效力的规定又不尽完备，因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使此类案件的判决不尽相同。在制定物权法时，应改变这种状况，对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给予明确，并视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给予区分。
二、 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现行规定
不动产登记制度属于物权法范畴，我国物权法尚在制定当中，现行民法中尚未采用物权这一概念，仅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规定了一些“财产所有权”之类的物权性权利。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规定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中。《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权转让或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将这一规定中的“应该”理解为房地产转让、变更的必要条件，那么从法理上讲，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就是采取的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权属的变动不仅要求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且要求必须登记，合意行为和登记行为共同决定转让、变更行为是否有效，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生效力，但是，以上理解在《房地产管理法》中体现的并不充分。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此条规定将原土地管理法中的“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手续”中的“必须”改变成了“应当”。其立法本意反映了对于不动产权属变更这种民事行为，权利行使一般应有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不宜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基本思想。换言之，并不主张完全的登记要件主义。而更多的反映了登记对抗主义的主张即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申请登记的权利只有在登记后，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相对人之间即使未经登记，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合同适法，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就当然产生效力，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可以说我国目前在法的层次上，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比如上文所举的案例，如果按登记要件主义理解法律，那么房产权属的转移尚未完成登记，所有权的变动就没有生效，房屋所有权仍然属于被告单位，因此，此时发生的离婚诉讼就不能对房产进行分割；如果按登记对抗主义理解法律，那么虽然尚未完成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但被告单位已同原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且已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审批，合同适法，那么该合同对双方是有效的，该房产已为原被告占有、使用并成为其共同财产，应该进行依法分割。
虽然在法的层面上对登记效力的规定不够明确，但是在部门规章中却明显的主张成立要件主义的立法主张。在原国家土地局1995年颁布，1996年2月1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69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初始土地登记的，按照非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登记的，除按违法占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
三、 外国立法例的分析与借鉴
从历史上看，18世纪法国的抵押权登记制度是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直接原因、渊源。自19世纪欧陆各国民法法典化以来，不动产登记制度得到了广泛采用和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成立要件主义、对抗要件主义和折中主义。成立要件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用，该主义认为，仅有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而无法定的登记公示，则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生公信力，亦不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对抗要件主义主要为法国等国家所采用，即当事人之间只要形成物权变动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只是未经登记不具有社会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折中主义在兼采两种主张的同时，往往有所偏重。
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原则上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主要针对的是动产物权，在立法上属于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没有明确规定。
与对抗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对抗制度，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存在缺陷，因为在一方当事人取得物权后，未经登记公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物权时就会出现重复物权的现象，先物权行为有效，第三人行为也有效，这就产生了矛盾。与成立要件主义相适应的登记要件制度，克服了上述弊端，强调不动产变动不经登记不能生效，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则不利于商品流转，影响效率，增大交易成本。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过分干预。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也容易发生相对人恶意终止合同的情况，法律无法干预，有违公正原则。其实在国外
作为成立要件主义代表的德国对于未经登记的合宜也规定有例外。德国民法典规定：尚未登记的合意，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经过公证证明或者该意思表示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权利人已经将获得登记许可的证明交付给相对人时，同样具有约束力。这样可以防止其中一方当事人在未完成登记期间，任意撕毁合同，使另一方当事人无辜受害而得不到法律保护。此外，外国法中有“当事人有恶意阻止合同生效之行为的，发生与其行为意愿相反的效果”的法谚，这亦能起到对合同效力的保护作用，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四、 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的立法思考
从各国法例分析看，对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规定不尽相同，所采主义亦不相同，但是应该说各自均依本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背景而订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明确产权关系，维护不动产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建立有序规范的市场秩序是我国立法所要考虑的基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转轨时期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产权关系的不清晰，在我国不动产交易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要规制这种混乱，应加强对不动产登记的管理，在立法上应采登记要件主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针对不同情况，对登记效力进行不同的规定，兼采登记对抗主义之合理部分，这同样也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需要。
第4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批判管理学；主流商科教育；质疑；反思
中图分类号：F710；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92-04随着瑞典隆德大学企业管理艾尔维森（Alvesson）教授和英国卡迪夫大学威尔莫特（Willmott）教授1992年编辑的批判管理研究（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CMS）一书的出版，批判管理研究（CMS）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和巴西等国迅速发展起来。该学派不仅对管理学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整个主流商科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英、美两国在本科生课程中加入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内容，一些管理学院或商学院明确把批判管理学内容作为教学重点，如：英国的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商业管理学院，埃塞克斯大学商学院，丹麦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英国莱切斯特大学的管理学院开设了以批判管理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博学位课程。批判商科教材、工具书、杂志、免费电子读物等相继出版，如：2009年出版的《牛津批判管理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201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Ian Buchanan编纂的《批判理论字典》（A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等。
自1999年以来，英国一年举行两次批判管理学研究（CMS）会议和专题研讨会，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Academy of Management（AoM），）一年也举行两次批判管理研究会议。在美国管理学会下辖的批判管理研究（CMS）分会拥有近800名会员，是较大而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分会。相关论文也纷纷成集出版，如：Fox，（1994）；Parker，（2002）；Perriton和Reynolds（2004）；Zald（2002），Grey和Willmott（2005），Perriton，（2007）。Alvesson和Deetz（2000）提出了从事该研究和方法的指导方针。对管理教育学这一新流派命名为批判管理研究（CMS），或命名为批判管理教育学（CME，Perriton，2007），甚或称之为批判管理教育研究（CMES，Grey，2007）的争议也趋于一致。
虽然批判管理研究现在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和主流管理学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ray（2007）认为如果各管理学院以开设批判管理学为主的话，商学院就会比现在少许多，规模也会小许多。
一、批判管理研究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对管理教育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如Cheit（1985）；Hayes和Abernathy（1980），Linder和 Smith（1992），Mintzberg和Gosling（2002），Porter和McKibbin（1988）及Pfeffer和Fong（2002）。他们认为管理教育，尤其是MBA，无助于职业成功。“商学院采用了不恰当的弄巧成拙的学术地位模式（pattern of academic Excellency）”（Bennis & O’Toole，2005：98），这种教育对管理实践会产生有害影响，使商学院毕业生缺乏道德敏感性，没有道德责任感（Ghoshal，2005：76）。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影响商学院最著名的思想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机构分析和交易成本原理紧密支撑着把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商业企业唯一目标的战略分析，企业和经理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管理教育的前景不容乐观（Gioia and Corley，2002），提高管理教育质量引起了教育家们的思考、研究。
Adler，Forbes和Willmott（2007）认为批判管理研究提供了一整套的应对主流管理理论的方法以便彻底变革管理实践。其核心内容就是对流行的各种管理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道义合理性及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持有深深的怀疑。批判管理研究使用批判一词不仅仅是对科学怀疑主义准则和批判性思维普遍价值的认可，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父权制，新帝国主义等分裂社会和毁灭环境的模式及结构所作的彻底析评。批判管理研究所关注的不是经理个人的失败，也不是某一组织的管理不善，而是从更广泛意义上对社会和经济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环境破坏表现出的担忧。主流商科教育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应该把诸如，公平、社团、人类发展、生态平衡等目标纳入到经济活动管理内容中来。
分析批判管理研究认为主流管理学和管理实践偏爱社会精英，而对劳动大众和少数民族实行剥削、征服和边缘化（Alvesson，Bridgman & Willmott，2009）。国家通过把人旨在变为多产的、盈利的、沉默的工人这样的教育内容实现对他们的统治（Martin，2000）。马丁指出有用的知识应该是使受教育者成为自主的、有反叛精神、敢于批判的公民的知识。批判管理研究认为通过反思、质疑现行的管理惯例，可能会创造出更好的规范、政策、观念和管理价值观。批判管理研究的精髓就是要评析各种各样的管理方法和功能，揭露当代组织中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剥削，把雇员从痛苦和挫败感中解放出来（Akella，2008）。批判管理研究学者关注的是如何使管理教育培养出更好的经理，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Perriton，2007）。批判管理研究是多元化的。从广义来讲批判管理研究是左倾的，吸收和扶植反映进步思想和社会运动的批判学说，也包含了传统的批判学说，表现形式多样化、务实，如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Adler，Forbes，& Willmott，2007）。
批判教育学家认为行政惯例支持的权利不平等歪曲了学习和交际。结果人们参与工作和社团管理的能力消失了，部分人的利益变为必然，因为价值观造就了部分人的特权。而批判性反思可以培养人们的参与能力，为他们提供通过了解和质询自己的社交社会而改变它的可能性。正如Fay（1987：89）所说“批判管理学是基于‘教育性的概念’，有别于传统的主流管理学教育，提供了人们能够清楚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社会实践的意义所在。这是人们随着不同的社会安排，变成完全不同于自我的第一步”。因此，从事管理教育的教师应该鼓励批判态度，崇尚客观主义的美德，关注事实，进行思考性的理解和怀疑性的探索和研究（Reed & Anthony，1992：608；Hollway，1991）。Perriton（2007：67）指出批判管理教育（CME）不仅仅是批评管理研究的分支而且从激进教育和成人教育中汲取了各种各样早于批评管理研究学的教育理论。
二、批判管理研究的特点
1. 对理论职业实践所表现出的假想和想当然的事件质疑
批判管理研究学者直视虚伪的合理化和客观性说法，揭露这些虚伪说法所掩盖的局部利益，为实现建立在公平民主之上的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而努力。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被视为能对公认的造成特权不平等的追求经济扩张现象提出了挑战，对认为等级制度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臆断或者对社会上流行的对男、女角色、关系所作的界定和限制进行质疑（Reynolds，1999：172）。诸如管理层与工人，男女社会关系倾向是批判管理研究的中心任务。主流管理假想肯定的是自然化。如，有些人就要充当管理者，或者通过教育和培训经理们就成了专家，由他们来做重要决定是合情合理的事。这样的行为模式既非天生的亦非永恒的。批判管理研究认为现行管理实践被制度化了，而其本身并不稳定。
多次获得世界成人教育文学奖的Stephen Brookfield指出，他的许多从事管理教育的同事对“管理”一词本能地持怀疑态度。认为该词充斥着含有泰罗式（Taylor-esque）之意（泰罗式的榨取工人血汗的劳动组织和工资制度），即培养、教育一些人去管理其他的人以便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使人们不加质疑地接受资本主义思想要义。其要义包括自由市场运作实现所有人的最大利益，竞争不受约束，最终长期的成功是由赢利的大小来衡量等等。Baptiste（2001），Howell，Carter和Schied（2002），Mojab和Gorman（2003），以及Fenwick（2004）坚称：公司、政府机构、非赢利组织利用管理教育来取得最大化利润和生产力，维持思想意识控制。Stephen Brookfield认为成人教育其实质就是要培养民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该教育应包含对资本主义和组织控制的批判。
2. 摈弃了工具主义。工具主义是主流管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该主义认为工作场所里的社会关系价值从本质上来看是工具性的。根据主流管理学的观点，管理的任务是组织包括人力在内的诸生产因素，确保对他们使用的有效性和盈利性，既按照能否实现产出最大化来进行人力资源和机构安排研究（Adler，Forbes，and Willmott，2007）。工具主义评判行动的准则是有用即真理，成功证明手段合理，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批判管理研究解决的是管理者和组织运行能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批判管理研究的激进核心思想就是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因为被视为是社会流行的必然形式的推论造成的——在这种社会形式里，市场竞争迫使公司把雇员和环境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工具来使用。工具主义也体现在商科教育上。主流商科教育认为管理教育就是要培养人们努力提高公司的富有竞争力的业绩，边缘化培养学生对公众利益和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努力。批判管理研究主张商科教育起码要提供更宽视角的质疑方法使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来了解、评价做生意和进行管理的实质、意义和效果（French & Grey，1996；Zald，2002）。反思是主要手段。反思是指能够识别作者的社会地位、所使用的语言和语言组织表达惯例是如何影响形成不同管理描述的能力（Adler，Forbes，and Willmott，2007）。
三、批判管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
1.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长期是结构批判学者激进形式的主要理论来源，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批判管理研究中。马克思描述了一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首先，市场协调本来就不稳定，公司间的竞争造成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危机趋势。其次，公司间的竞争和阶级冲突使公司扩大规模和劳动力被机械化所取代。这些趋势反过来会对盈利水平不断施压，进一步加剧危机趋势。最后，资本主义模式抵制变化，一旦市场机制占了上风，就会限制其他机制的功效，即使是能减轻危机趋势的机制也会被限制。市场关系的支配地位破坏了社区，限制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过程论等原理被批判管理研究学者用来分析阶级结构，分析市场，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和思想意识（Adler，Forbes，and Willmott，2007）。
2.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以实证主义认识论（positivist epistemology）推崇的权威们。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反映的就是这个世界，鼓励人们把这个世界视为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使人们不对现实和其合理性做任何批判性甄别，进而阻止人们做试图改变它的尝试。批判理论学者认为实证主义流行甚广超越了科学的专业界限，以致于人们受教育的结果就是不假思索地去接受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思想。
3. 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实用主义的影响主要来自杜威（John Dewey）。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的基本原则和对公司权利的批判对体验学习、管理教育和道德规范研究具有重要影响（Kolb & Kolb，2005；Kayes，2002；Jacobs，2004）。另外，杜威提倡的社区义务和参与民主等理论在组织研究学和行政管理学中都有体现。
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69）定名的符号互动论对批评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否定了把社会结构预先设定的种种可变分析，揭示了社会结构具有偶然性，行动可以再现和改变这些结构影响。
4.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西方社会超越了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向更加灵活和混合型转变，反射出对已确立的权威越来越失望，无论是管理者、政府还是科学（Lyotard，1984；Hassard & Parker，1993；Calás & Smircich，1997；Kilduff & Mehra，1997）。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的典范就是而且工具主义过于泛滥。
四、批判管理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批判管理研究是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西方主流商科教育进行了剖析，借助传统社会科学的批判学说、批判性思维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批判管理研究为主流管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批判。特别是批判管理研究所倡导的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或批判性反思对传统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变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批判性反思或批判思维不是简单地对社会上现存的体制结构、思想意识、人文环境的发问和质疑，而是指发现问题和构建意义的能力，是创新的思维过程。批判性思维者应具备寻求真理的勇气，有开放的心态，有梳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自信，求知欲强，能做出成熟的判断。掌握释义、分析、评价、推理、解释和自测的技能（McMillan，1987）。批判性思维体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与探索的精神。
批判管理教学采用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参与教育法和体验学习。如：行动学习法（Action learning）（Pedler，1997；Willmott，1997），或“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学习者在自己管理的学习小组里，通过实际操作，共同协作来完成学习过程。斯蒂芬（Stephen）描述的有效参与团队学习的表现是：认真聆听其他成员发言，能阐述团队不同成员所做贡献的相互关系并对此表示出赞赏，巧妙地提问使队友畅所欲言，时不时地停顿下来，给予思考时间并且准备接受新观点、新信息。同时，对某些传统思想、常识能提出不同意见，而且也能把某些被忽视被怀疑的观点、传统包含进来。教师授课不以单独授课为主，可以由教师团队示范完成。这些教学方法的采用是对传统管理学教学模式的一种否定，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大的自主学习和参与教学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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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一、员工工作满意度与管理
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定义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整体性定义，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工作本身及有关环境所持的一种态度或看法，是对其工作角色的整体情感反应。支持学者Locke认为:“对工作满意是一种愉悦的情感状态，它来自于当一个人实现了自己的工作价值时对自己工作的评价。”二是参考架构性定义，认为人的主观情感及知觉是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一种事物的知觉与解释受自我参考架构的影响。工作满意度是多构面的，不同个体的满意和不满意原因各不相同。三是效用定义，指工作给工作者在各种层次上的需求得到的总满意程度扣除工作负效用的剩余部分，要使工作满意度最大就要使工作的边际正效用等于工作的边际负效用。四是期望型定义，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一个相对变量而非绝对变量，是个体实际所得与所期望得到的之间差距的情感反应，差距越小，满意度越大。支持学者有美国心理学家Vroom，他认为员工工作满意度取决于个体期望与实际取得的期望相吻合的程度，期望未能实现便产生了不满意感，只有工作中的实际期望大于他的预期期望时，才会产生工作满意感。由此可见，满意度大小不但要看个体实际得到的，还要看个体所选的参照系。以上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定义的研究主要出自一些心理学家、组织行为学家，依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斯洛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洛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但实际上员工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内涵复杂、外延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环境、条件下，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因素很多，表现的方式不一，影响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所以，要重新认识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内涵及定义。在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应突出“工作”的性质与内容，以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满意度，由工作所引起的情感变动与反应，在实际比较之中发生变化的，是个相对变量，因不同个体、不同参照系而不同，是个体对于所从事的工作的一种内心自我度量的结果。
有时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可能总的满意度很低。人的情感很复杂，很难完全被剖析，但为了把握工作满意度的内涵，便于分析，应当尽可能使问题简化、清晰。虽然一般讲‘只有员工满意，才能使顾客满意”，但实际操作往往使管理者无从下手。在实践中，对满意度的管理主要针对组织中层以上或中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工作满意度程度如何，对组织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些员工认知水平、情商比较高，能处理好工作、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的关系。管理者应把工作满意度的概念明晰简化，考虑自身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注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实现与提高，以此来调整管理方式。
二、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进行的“霍桑实验”，以及后来，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和理论推测，都试图找出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关系或证明两者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但始终没有明确的结果。夏凌翔和黄希庭总结了三种主要的理论观点:一是早期的因果论。即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有比较简单的因果关系;二是近期的非因果关系论。即包括无关系论、中介变量论和调节变量论;三是重新定义概念论。
即重新定义工作满意度和绩效，以反思‘`s}’.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本文作者比较赞成Ostroff的观点，即:不能证实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研究者仅仅从个体水平的分析来考虑这种关系;单从个体水平来测量绩效过于局限，因为这样很难考察到个体在反应满意或不满意时可能表现出的更广泛的行为。在实践中，拥有满意感员工的组织比没有满意感员工的组织的整体工作效率高。本文认为如果只在个体水平上研究，很难找出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员工个人绩效的关系。虽然我国许多学者都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但结果不一。
研究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应更换视角，从组织整体水平上研究，事实上，实际的调研可以发现:员工工作满意度水平高的组织其组织绩效也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组织绩效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处理好两者关系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工作绩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员工的满意倾向与程度，更多地反映了企业发展的健康状况，反映企业人力资源的健康状况。国内的一些研究也逐步拓展了范围，不再紧抓住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而是试图寻找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员工忠诚度、离职率、组织承诺、企业文化等的关系。
实践中一般有两种测量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方法，即单一整体评估法和工作要素总和评分法。单一整体评估法简单明了，因为满意度的内涵太广，单一整体评估法成了一种包容性更广的测量办法。不过，这种方法因只有总体得分，它可以知道企业的相对满意度水平，但无法对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诊断，不利于管理者改进工作。工作要素总和评分法强调用多种要素评价员工工作满意度，过程比较复杂。首先，需要确定工作中的关键维度;然后，编制调查问题;再次，根据标准量表来评价这些维度，这样做能获得更精确的评价和诊断结果，有利于企业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所以，为高效、快速、及时地了解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情况，可先用单一整体评估法粗略诊断，再通过工作要素总和评分法明确问题对症下药。
三、员工工作满意度管理的新模式
实践中，管理者可通过员工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掌握组织员工对其工作的满意情况及造成不满的原因，通过分析工作不满意员工的实际情况和反映来寻找相对应的激励措施，根据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我国企业一般造成员工不满的原因排在前几位的大体是薪酬福利、工作本身、晋升和同事关系、与上级关系。在企业不同群体的表现有所区别，一般员工更注重薪酬、福利，而中层以上员工更注重工作内容及晋升等，所以，要针对具体情况分别实施管理。同时，从实际调研发现，对员工激励的难点并不是对工作不满意者而是对工作满意者或比较满意者，因为，不满意可以通过适当激励让员工满意，那么满意的员工该如何激励，其需求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根据效用原理，一种政策或激励措施随着它的实施其效用是递减的。为保持其政策与激励的效用递增或稳定，管理就应当创新，所谓“新”可理解为超出被管理者的想象，如果员工认为他得到的大于或等于他付出的，那么他就会满意。实际上，就是要根据满意度评价结果以及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环境、员工个性等，制定新的工作目标，培养满意员工新的工作动机，让其对工作有新的要求，产生新的期望，导致积极行动，达到新的满意。可用图1表示这个循环过程:
对工作满意度循环管理模式应当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对员工的很设
从中国企业实际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本文比较认同章凯综合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的人性假设，即“目标人”假设。其主要观点是: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自组织的、寻求意义的观念性动物，目的性是人的行为基本特征。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实现心中的目标，并不断的形成新的目标。“目标人”假设有利于研究工作满意度。这种假设比“社会人”、“复杂人”更能清晰的反映人的内心需求，简化研究，使激励的目的性更强。
2.多角度、多层次培养工作动机
人的需求因人因势而不同。有针对人的动机的“需要层次论”，阿尔德福教授的ERG理论，即人有三方面的需要:生存需要;相互关系和谐的需要;成长需要。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1969年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着重研究了翎什么去激励员工”。而弗洛姆的期望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则主要研究了“怎样去激励员工”。所以，组织要综合运用这些理论从满意员工内心的需求人手，控制需求的层次，通过反馈及时对需求进行调整。同时，要根据组织目标把新的需求转化成员工的个人心理目标，激发其新的工作动机，进而导致其积极的外在行动。
3.处理好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组织目标会发生变化，如组织可用可持续发展代替利润最大化，以公司市场价值代替市场份额，以公司间的战略合作代替零和博弈。同时，个人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样必然导致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调整和不一致，二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达到新的平衡点。组织目标要主导个人心理目标，二者互相影响互相调和。所以，培养员工新的工作动机既要考虑个体特征也要结合组织实际目标。如一个员工对现在的工作比较满意，此时管理者就要激发其较高层次的需求即自我实现和成就感，使其以此为心理目标。另外，要让员工明确组织的目标，因为员工的工作价值的体现不光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更是组织价值的体现。目标的设计要合理，既不能俯首而拾，又不能高不可攀，应该是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不努力则无法达到。
4.有效授权
对满意员工的管理是基于其较低层次的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此类员工将会有更高的追求，对工作有更高期望。既然管理者已帮助其设定了合适的心理目标，那就应给其足够的授权，不去干预或控制其工作过程，使其在授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的效率，体验成功和控制的快乐。此时，员工的满意是主动的满意，员工将产生成就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富有成就感的员工会常处于满足、愉快的状态，其自信心、工作效率、积极性和创造性都会提高。
5.从实际过程把握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实现
实践中，企业要定期对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行调查，便于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及工作态度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激励方法。对满意的员工重新设定新的个人心理目标，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在管理过程中，要树立工作满意度全程管理的思想，把工作满意度管理开始于员工被雇佣之前，并一直持续到员工离职之后。全程管理员工工作满意度，可以更有效、及时地了解员工所想和所需，降低离职率，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6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看待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当前，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又极具争议性的政治概念和话题，不同的国家和政党都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对意识形态作出不同的阐释，并高度自觉进行意识形态构建。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科学分析与看待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一）从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看，它是阶级和政党维护其核心价值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首先，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其次，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理论认知，以及维护、扩大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既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又是其政治纲领和目标诉求的理论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服务功能、维护功能与宣传教化功能。第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和实践性，它以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向现实，具有进入和指导实践的强烈意向。
（二）从世界政党建设发展的兴衰历史看，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政党的生死存亡。世界政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政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在于“物质”也在于“精神”，二者不可偏废。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空谈精神文明显然靠不住；但如果一个执政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西方各国尤其重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其主要做法是以法律手段强化意识形态、以政府主导掌控意识形态、以思想教育引导意识形态、以宗教形式塑造意识形态、以各种组织推广意识形态等，表现出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强意识形态实用性、模糊意识形态阶级性、强调意识形态普适性等特征。例如，美国政府或直接出资建立新闻媒体机构，或通过参与制作节目、新闻影响舆论，在塑造政府形象的同时隐瞒、掩盖不利于政策实施和政府形象的资讯。美国还将文化发展战略渗透于它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之中。同时，美国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宗教，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都有唤起民众爱国主义精神的格言警句；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强化“美国意识”。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不仅反映在军事上侵略、经济上掠夺，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渗透、价值观上输出、意识形态上霸权，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过是一个子，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什么自由而言。
对西方政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经验我们应当吸纳借鉴，对另一些国家和政党的深刻教训我们更应引以为戒。例如，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崇尚哲学的抽象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的虚无主义、文学的自由批判主义，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随之而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近年来的西亚北非，无不是从执政党放弃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掌控开始的。
（三）从党的建设发展的光辉历程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唤起了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热情，动员并组织起各革命阶级、革命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经历了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曲折发展态势。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学习宣传活动，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史无前例的“”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遭受巨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巩固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主义的活动，进而在19演变成和暴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做到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
二、清醒认识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多变、斗争尖锐严峻，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一） 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首先，西方对我西化分化的现实危险不可低估。他们利用话语权优势，大力推行西式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恶意攻击党的领导、企图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图谋在中国复制“”；一些内外勾连、相互借重，千方百计拉拢和扶持、、东突、民运、等势力，企图培植战略内应力量；抓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大肆渲染社会主义失败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论，蓄意炒作中国经济、中国发展、中国能源、中国军事，对我颠覆遏制、战略围堵的险恶用心越来越昭然若揭。
其次，多元思想文化对主流价值取向的侵蚀不可低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呈现出新的态势，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影响，社会上一些文化行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有所滋长蔓延，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地方沉渣泛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有些文艺作品调侃崇高、戏说历史、膜拜西方。例如，当今中国文学的“新概念化”倾向，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命题的注脚。一些作家使用外来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思想资源和已有的现代化经验，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社会生活，使诸多西方现代化语境下的概念成为进入中国生活叙事预设性主题，演绎人生痛苦与无聊、世界荒诞、人性险恶与无中心、无权威、无整体等消极、颓废的精神基调，渲染社会转型必然发生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状况，与西方现代人生哲学诸多概念相互交织、渗透一处，催生了一批病态文学人物，对人们特别是新生代青年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第三，民生热点问题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不可低估。当前，我国既处于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各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相互叠加，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交织，不可避免地对人们思想带来冲击和影响。特别是近年来住房、医疗、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房价物价居高不下，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食品药品和交通煤矿等公共安全事故频发，呈明显增多趋势，对社会思想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第四，网络负面信息对共同理想信念的蛊惑不可低估。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迅猛发展，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更显“短兵相接”。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网民已达5.64亿，但互联网信息80%是美国提供的，90%以上是英语，我国的信息输出量不到全球信息量的1%，网络话语权“西强我弱”的被动格局非常突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霸权地位，培植和指使一些网络“异见人士”、“意见领袖”恶意炒作涉党涉政涉军舆情，炮制大量负面流言、谣言和虚假信息，诋毁党和政府形象。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有一种怪象，就是谁发表正面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遭到嘲讽、受到围攻，甚至骂党和政府似乎成为时尚。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被蒙蔽和诱导，听风就是雨，对坚定共同信念、凝聚社会共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第五，社会转型深刻变化带来思想行为多样性不可低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人们思想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排斥性、对立性倾向进一步凸显。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土地占用、下岗失业、进城务工、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管理跟不上、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个别公职人员行政不作为等，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多发、频发态势，社会转型中出现许多不和谐的杂音、噪音。
（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的鲜明特点。一是目的更为明确。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就是把矛头直指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让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干部在西方拜金主义影响下“腐化”，传播各种流言把领袖“丑化”，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使马克思主义“溶化”，最终达到理想信念“弱化”，达到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之目的。
二是内容更具蛊惑性。大多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鼓吹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在宣扬“司法独立”、“民主”等观点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社会凸显的矛盾问题炒作渲染，提出的一些所谓政见主张、运动口号，具有极强的蛊惑性、煽动性。
三是渠道更呈多样。通过交流合作、学术研讨、网络站点、影视大片等多种途径宣扬西方价值观念，通过人际交往和非法聚集、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我政府公职人员，通过发动所谓“”、鼓动“街头抗争”来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渗透破坏手段不断变异翻新。
四是手段更显隐匿。采取公开掩护秘密、合法掩护非法、文化掩护西化等手段，特别重视发挥网络传播渗透自由、快捷、海量等特点，进行政治策反、价值影响和腐蚀拉拢，其渗透性、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
五是影响更为广泛。从过去拉拢腐蚀所谓的高层“精英”，扩展到如今在“草根”阶层中培植人、“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从过去单一渗透方式，到现在多维立体渗透，特别是运用传统载体与新兴媒体交互影响、覆盖式宣传，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全民攻击”。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到底是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的角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清醒认识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的本质及其政治危害，清醒认识西方对我施压促变的立场不会改变、势头不会改变，清醒认识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上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更加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
三、切实改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形势和挑战，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一） 在强化政治责任中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党管思想、党管媒体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坚持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强化各级党组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责任。
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并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要切实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历史责任，把它作为党的命脉来坚守、重要阵地来捍卫，下功夫掌握它、虔诚信奉它、忠诚捍卫它，并以此改造思想、塑造灵魂，成为指导行动的根本指南。
二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抓住了这个“价值体系”，就找准了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法规制订、文明创建和社会管理之中，为培育工作创造良好的滋养条件和土壤环境。要切实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其提升价值认同、协调利益整合、强化力量凝聚、抑制不良思想和行为的重要作用，坚持不懈地“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实现这个要求，决定着意识形态各方面工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就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以全体人民整体、长远、根本利益为工作原则，大力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性、人民利益的科学概念、科学观点，不被形形的错误思想所误导、所左右。
（二）在规范运行机制中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当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有效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必须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一要统好力量“管”。既要统好各级宣传、情报、信息、安监、公安、司法部门的资源和力量，从行政职能上理清关系、区分责任；又要着力构建管的合力，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既要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政府支持、品牌积累、编采实力等方面的巨大优势，牵引整合和培植多元主体力量和新兴媒体资源，促使其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融合转变；又要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和技术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保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畅通，不给任何反动话语提供舆论生存空间。
二要建强队伍“管”。既要按照党性、职业敏感性和专业性相统一的要求，选准选好宣传文化系统领导班子队伍和社科理论队伍，配齐配强新闻媒体工作队伍和基层文化队伍，又要着眼形势任务需要，建好用好舆情管理员队伍、引导员队伍和新闻发言人队伍；既要建好传统媒体队伍，又要建好懂新媒体的管理团队、专业队伍；同时还要大力培养一批政治可靠、为党和人民所用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培养更多代表党和人民立场意愿的名人引导员、“草根”评论员、微博微信人气王，使党的思想主张宣传更接地气聚人气、更富实效。
三要完善法规“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要用制度、机制来保障，使之常态保持、规范有序、高效运行。要建立健全监测采集机制，定期对舆情信息进行监测采集，搞好梳理汇总、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预警防范，对一些苗头和倾向性舆情前移预警关口、前置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危机处置机制，加强组织指挥、综合协调、应急保障、舆论引导和处置反馈的研究演练，确保一旦有事能够迅捷反应、稳妥处置；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意识形态管理的立法工作，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管理法律制度建立和行政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地方相关立法工作，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特别是高度重视对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坚定新媒体可管可控的决心和信心，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新媒体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全面推进网络、微博、微信等实名制，加强对网站舆论导向的关注和有效管理。
四要综合施策“管”。管好意识形态，要坚持辩证分析、正确对待不同情况，采取“一分为三”的方法，把正面引导舆论、善待诚恳批评、打击破坏势力有机结合，有理有力有节地搞好管控。突出弘扬主旋律，对正面的舆论要敢于发声；宽容宽待各种善意的批评意见，勇于纠治解决问题；建立健全依法查究机制，坚决打击各种捏造事实、造谣传谣、恶意诽谤等行为。
（三） 要在把握特点规律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径，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提供了新的舞台，另一方面它极易被敌对势力利用，给各种谣言、反动言论提供传播渠道。能不能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能不能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关键，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要深入研究把握新媒体发展与管理、新媒体舆情演变与处置、主流舆论场建设与新媒体法治等规律，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动员广大党员、青年团员、社科专家、媒体工作者、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舆论引导，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
一要抢占阵地、把握导向。思想阵地，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舆论导向，你不去主导，就会被别人掌控。要着力建好用活新闻阵地、社科阵地、文化阵地和网上阵地，加强新闻出版、学术交流、文化活动以及网上舆论生态建设等管理，决不能让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阵地上发声，使思想阵地始终不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要善于用好新媒体这个资源，纳入我们党的执政资源，为我所用，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领，把抓导向、造声势的要求体现在每一块版面、每一面荧屏、每一个网页，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在抢占阵地中确保话语权始终为我所用。
二要前瞻研判、快速反应。增强话语权，必须把抢占舆论先机作为重要策略，快速甄别事实、深度研判情况、及时处置化解，必要时“先斩后奏”，确保先入为主、掌握主动。要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工搜索与技术检测、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分析思想舆情状况，科学预测舆情发展走势，增强处置工作的前瞻性。要深入剖析舆情特别是负面舆情问题背后深层次问题，弄清楚哪些是我们工作纰漏造成的、哪些是群众好心办坏事导致的，哪些是意见领袖和“丝”群体推波助澜的，哪些是敌对分子扭曲炒作的，第一时间拿出针对性的处置办法，避免出现“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被动局面。
第7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管理的能力和绩效。为此，各级政府应适应新的行政生态环境，引人新的政府管理理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明晰政府职能定位，调整政府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阐述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确立，不仅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而且为当前我国政府管理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同时也是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论断的确立对于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及其内涵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我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社会结构正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经济多样化。各种新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不断发展，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越来越清晰。其次，是社会阶层多样化。除了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在20多年的社会变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再次，是思想意识多样化。诸种文化信仰和价值取向“百花齐放”。伴随着这种多样化趋势的深化，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探索新的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机制，将会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界定，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的解读，但综合来看，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广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物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实际上，广义上的和谐社会几乎就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全部内容。狭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即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单项的问题。本文所计论的和谐社会是广义上的和谐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如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所提到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等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管理的能力、水平、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政府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体现在公共管理是否和谐。”而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虽然在社会上面还凌驾了其它许多机构，但除了政府之外，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具备政府这样的职能。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和谐;而公共管理的和谐与否，又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这个角度上看，公共管理的和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决定其他和谐要素是否和谐最关键的因素。
然而，我国社会目前尚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现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跨越的障碍。这些障碍的存在，或多或少与政府的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政府管理的不和谐引起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等事关全体人民福利的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重增长，轻发展，造成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不仅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受到了严重制约，造成消费增长不力，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前提，但是，经济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整体提高结合起来，就不能促进普遍的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还可能加剧社会矛盾。(2)经济发展不均衡。目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很大，农民收人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例如，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 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地区差距来看，1988-2002年，我国东西部的人均GDP绝对差由1 762.25元扩大到了9 132.24元，东南沿海与大西南的绝对差从934.46元扩大到了1元以上，年均差距增长达1 141.51元。在省际之间，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省，差距由3 923元扩大到了37 493元，而在地级市之间，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从3万多元扩大到了6万元。 ( 3 )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长期协调相处的社会。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机制，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生存环境，尽可能减少因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目前的现状是，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矛盾十分突出，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式、高投人、高消耗为代价。
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且长期得不到解决，都与政府的管理活动密切相关。必须通过政府管理创新来解决这些突出矛盾。
三、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
第一，重塑政府管理理念:政府管理创新的前提。从国外20年来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传统的公共行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公共行政发展到公共管理。按照公共行政的一般理论，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的公共领域，即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然而，传统的行政理念已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在政府管理领域引进现代管理理念的过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摈弃那些已陈旧过时的行政管理理念，树立起反映时展要求的全新的管理理念:政府职能由“控制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转变;从“官僚理念”向“服务理念”和“责任理念”转变;从“效率经济的理念”向“效率和公平并重的理念”转变;从“单一经济发展的理念”向“科学发展理念”的转变。
第二，以人为本:政府管理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政府的具体服务对象究竟是人民还是上级，这是政府管理创新究竟以什么为价值取向必须分析和回答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制度设计和合法性，直接决定着创新后的政府是管理型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是官本位政府，还是民众本位政府。在民主政治的架构内，政府是按照公民意志而组建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权威性组织，政府的具体服务对象应该是人民。政府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并根据这一根本价值观来调整政府管理的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和工作作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正是我国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要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的目标体系，就是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管理创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当前政府管理注人了新的指导思想。对于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在观念上常常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这样，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济在各种“量”上的增长。而对社会的要求是“不出乱子就行”，那就是稳定。科学发展观则明确提出，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而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从本质上说，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政府全面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想方设法来解决。
第四，推进和加快政府转型: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政府转型是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和重点，也是新形势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必须把政府真正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使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应当定位在:集中精力进行公共管理。它的最基本特征是提供核心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求。
要完成政府转型这一任务，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职能框架，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其次，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要在继续加强政府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再次，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积极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最后，要树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信用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高效政府等理念，把单纯经济建设型政府建设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
第五，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所存在的低效、低能、腐败等问题日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掣肘因素。如果不改革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将成为一句空话。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的自我完善，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部门的权威性、有效性和适应性。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理顺府际关系、提高政府效率等方面的内容。在这四者之间，转变政府职能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和重点所在。
第8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摘要：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方式，工作重塑是员工主动对工作特征做出的调整，强调员工改变的主动性。通过对307名员工的调查，本文在自我决定理论基础上探讨了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影响，以及任务复杂性、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任务复杂性在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积极作用在低任务复杂性情境下更强，任务互依性在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工作重塑；工作意义；任务复杂性；任务互依性
中图分类号：F27290；C936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9-04
作者简介：尹奎（1989-），男，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刘娜（1995-），女，新疆伊犁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数量经济。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项目“差错管理氛围的形成及其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资助。
管理实践者致力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通过工作设计改变工作特征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目前的工作设计正由自上而下的传统视角向自下而上的视角转变，即强调员工对工作特征的自发调整；与此同时，主动的重要性在不确定性、动态竞争的职业环境下日益凸显，员工工作重塑在众多主动中引起更多重视。工作重塑是员工对自己工作进行重构，获得工作认同与工作角色的过程，其核心目的是获得工作意义、提高工作投入与满意度。尽管有的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工作意义是工作重塑的重要目的之一[1]，但目前的实证研究大都聚焦于工作绩效、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心理资本、可雇佣性、顾客满意度等变量，忽略了工作重塑概念提出的初衷――获得工作意义。任务复杂性、任务互依性是典型的工作特征变量，作为情境因素被广泛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本文主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实证上检验工作重塑是否能够带来工作意义；二是分析任务复杂性与任务互依性在员工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关系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澄清工作重塑在不同工作特征起点下对工作意义的影响效果。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
工作重塑是员工自发改变工作特征，应对组织变化的有效方式，是员工为了使自己的兴趣、动机、激情与工作相一致，而主动实施的一系列使其工作任务、关系边界发生改变的行为[2]。工作重塑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具有随时性、隐蔽性和目标不一致性。从工作重塑的内容看，工作重塑包括任务重塑、关系重塑与认知重塑。任务重塑是指对工作的数量、种类与完成方式做出的主动性改变，如引入新任务以更好地发挥个人技能。关系重塑是指在工作中与谁互动与交流做出的改变，如与兴趣、价值观相似的同事成为朋友。认知重塑涉及到个体如何看待工作的认知改变，通过认知改变让已有的工作在主观上更有意义。
工作在个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作意义是员工对工作价值的一种主观体验与评价，作为一种员工的内在动机会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对反馈规避行为、前瞻、被同事攻击等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工作意义是内在工作动机的重要方面，员工工作重塑能够提高个体对工作的控制感与胜任感，形成工作中的积极自我概念[2-3]，有助于员工在自己喜欢且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内容中投入更多精力，从而提高工作意义。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产生积极影响。
（二）任务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任务是构成工作的基本活动单元，任务复杂性是个体对工作难度、复杂性的主观感知，任务复杂性高的岗位需要员工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多种能力[4]，高任务复杂性是信息处理、决策制定、认知负荷、内部动机与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高任务复杂性情境下，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影响较弱：一是复杂性的工作任务本身需要的知识、技能较多，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边际效应较低；二是任务复杂性的提高对员工的认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高任务复杂性情境下工作重塑会消耗更多的个人资源[5]，任务复杂性在目标设置与任务绩效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任务复杂性在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三）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任务互依性是员工在工作中完成一项任务需要依赖他人及与他人合作交流的程度[6]，任务互依性既可以作为团队层次变量来使用，也可以作为个体层次变量来使用，本文从员工个体感知的视角考察任务互依性。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在于：一是高任务互依性的工作强调员工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员工之间关系的建立，满足员工的关系需求，进而提高工作意义，在此情况下通过满足员工关系需求来提高工作意义的作用被抑制；二是在任务互依性高的工作情境中，每个成员工作标准的制定相互影响与制约，工作重塑带来的任务范围与数量的改变容易造成标准混乱，工作重塑后的任务特征更可能受到他人的排斥；三是工作重塑不一定与组织的需求相一致，高任务互依性下工作重塑的消极作用更容易被放大[7]。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任务互依性在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调研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共计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55份，实际有效问卷3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6750%。从性别看，男性占46570%，女性占53430%；从年龄看，平均年龄为34157岁，标准差为7331；从学历看，大专及以下占39024%，本科占31707%，研究生及以上占29268%；从企业性质看，国有企业占24483%，民营企业占58621%，外资企业占4138%，合资企业占6207%，其他占6552%；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49826%，批发零售业占1951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6620%，餐饮服务业占9756%，其他占14286%；从岗位类型看，研发、技术岗占21254%，销售岗占25436%，行政、人事、财务岗19164%，生产制造岗占15679%，其他占18467%；从岗位等级看，一般员工占62887%，基层管理者占27835%，中高层管理者占9278%。
（二）测量工具
1.工作重塑。本文采用Slemp和Vella-Brodrick[3]编制的15个条目的工作重塑问卷，包括认知重塑、关系重塑与任务重塑3个维度，典型测量条目如“改变工作中要完成任务的类型或范围”， 采用李克特6级评价，从“从不=1”到“总是=6”；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s α为0905。
2.任务复杂性。本文参考了Sims[8]编制的工作特征问卷，任务复杂性包括5个测量条目，典型测量条目如“我的工作任务简单，不复杂”，用李克特5级评价，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5”，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s α 为0862。
3.任务互依性。本文采用Campion等[9]编制的3条目任务互依性量表，典型测量条目如“团队中的其他人需要依靠我提供的信息与资料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该量表的信效度得到了国内研究的证实[10]。采用了李克特7级评价，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s α 为0815。
4工作意义。本文采用了Steger和Dik[11]编制的10条目工作意义量表，典型测量条目如“我深知，这份工作十分有助于体现自己的人生意义”，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得到国内研究的证实[12]；采用了李克特7级评价，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s α 为0939。
（三）统计工具
本文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内部一致性分析，在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的基础上构建交互项，进行层次回归分析；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文变量之间的区分性进行检验。
三、数据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的所有变量均由员工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变量区分性检验。如表1所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χ2/df=286809，TLI=0934>09，RMSEA=0078
（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给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工作重塑与工作意义强度正相关（r=0505， p
（三）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一是检验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影响的主效应，以工作意义为结果变量，将性别、年龄、学历、岗位等级作为控制变量构建Model1，在Model1基础上引入自变量构建Model2，工作重塑（β=0469， p
为了直观反映任务复杂性的调节作用，本文取任务复杂性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构建交互效应图（图1），工作重塑在低任务复杂性时对工作意义影响的斜率更大；将工作重塑、任务互依性作为自变量，构建Model5，在Model5基础上引入工作重塑*任务互依性构建Model6，工作重塑*任务互依性（β=-0077， p>005）对工作意义的影响不显著，H3未通过检验，图2交互效应也显示高低任务互依性情况下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影响的斜率差异不大。
四、结论与启示
现代管理者不仅期望员工被动环境适应，更强调主动地寻求变化。工作重塑是员工主动之一，其不是整体对工作进行再设计，而是在具体工作任务内对特定方面做出的改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本文验证了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积极影响，并选取了任务互依性与任务复杂性作为典型工作特征，探讨了工作重塑在不同任务特征情境下对工作意义的不同影响，验证了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积极影响，检验了任务复杂性与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管理实践启示在于：一是管理者应该鼓励员工进行工作重塑，以此提高员工的工作意义感知，这与组织伦理的基本理念相一致；二是对于承担不同任务特征的员工而言，管理者应给予低任务复杂性的员工更大工作重塑空间，以便发挥工作重塑对员工工作意义的提升作用；三是对于任务互依性低的岗位，在不影响团队协作与任务完成的情况下，管理者可以允许员工对任务内容、范围与数量进行调整，以便提高员工的工作意义感。
本文尚存在如下局限：一是所有变量均由员工自我报告，难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尽管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问题并不严重，但为了提高研究的信效度，未来有必要进行跨时间点测量；二是工作重塑概念与测量本土化问题，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注重人际关系，在工作重塑的方式与内容上与西方可能存在不小差异，未来有必要开发本土化工作重塑量表，以便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13]；三是工作重塑可以分为个体工作重塑与集体工作重塑，本文仅探讨了个体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的影响[14]，未来可以拓展工作重塑的研究层次，探讨集体工作重塑的影响；四是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样本的群体分布较为分散，而已有研究发现知识型员工在工作丰富化中受益更多[15]，未来有必要在扩大样本量、提高假设检验稳健性的基础上聚焦于特定群体，如知识型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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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变更管理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会计估计;盈余管理;变更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
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的缩写，翻译为公认的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二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 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董事会和经理成员。尽管董事会和经理成员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 (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收入的确认，交易时间的改变，合并范围的变化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以满足利润管制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是我国上市公司最普遍的行为之一。会计估计变更行为是会计政策选择的核心内容之一。会计估计的变更通常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经营形势严峻，微观主体的经营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困难，企业的应收账款可能会无法收回，坏账因此会相应增加。
上市公司定期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时候，如果会计估计设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了新的信息，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就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或变更。因此，会计估计变更是周期性财务报表编制的必然产物。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外部信息使用人很难判断是否属于公司特定的盈余管理行为。
会计估计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延长或缩短以及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的变更。在2008年年报拉开序幕之际，笔者已经关注到变更会计估计的上市公司，如一汽夏利(SZ.000927)、济南钢铁(SH.600022)、胜利股份(SZ.000407)、ST华发(SZ.000020)、合加资源(SZ.000826)等等。比较典型的是广宇发展(SZ.000537)。这家上市公司修改了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由期末余额百分比法及个别认定相结合的方法修订为账龄分析法与个别认定法。由于此项会计估计的变更，导致合并报表净利润减少1.7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1.72亿元。为此，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从披露的审计报告附表可以看出，该公司5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26.22%。审计报告明确指出:该审计报告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仅是处于职业判断，会计估计变更明细表不存在重大错报。那么，公司在内部控制或经营上的深层次的问题人们是无法获知的。显然，公司现在的管理层想把前几年被掩盖的问题暴露。为此，根据监管要求，该上市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并且采取了网络投票方式，从公开披露的股东大会决议可以看到，参加投票的前十名股东中有六名股东投了反对票。虽然股东大会通过了此项议案，但是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情况显示了股东们对会计估计变更的质疑。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在对会计估计的变更方面给管理层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准则》规定:企业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的更多经验以及未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应当真实、可靠。对会计估计的变更的定义为: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与其经济效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笔者认为:盈余管理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给管理层预留此空间也未尝不可，关键是看盈余管理的目的。从财务报表稳健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整一下对公司、对股东也是有利的。但是如果管理层不诚信，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则是资本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者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现在又值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年报之时，笔者建议对会计估计的变更监管要求增加以下内容，以便投资者增强判断能力，进而判断出哪些属于恰当的会计估计的变更，而哪些属于会计估计变更不当。
建议一:增强会计估计的信息披露内容。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应用指南指出:会计估计的变更需要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并报备。但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第五章披露中并未作出要求，笔者建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明确要求在会计附注披露中增加该变更事项的审批程序。
建议二:明确会计估计的审批权限。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7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规定上市公司变更重要会计估计的，应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比照自主变更会计政策履行披露义务;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专项审计报告并在定期报告披露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会计估计变更对定期报告的净利润的影响比例超过50%的;2.会计估计变更对定期报告的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比例超过50%的; 3.会计估计变更对定期报告的影响致使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上市公司在召开前述股东大会期间，必须向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渠道。
但是，具体到哪些需要董事会批准，那些需要经理层批准并未明确规定，而且对未来影响数的判断基本是未经审计的，这样就会容易产生猫腻。
建议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往往含糊其辞，如金融危机、未来的不确定性、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影响、原预计使用年限与实际存在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等，笔者建议在会计估计变更次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上一年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盈利情况影响的说明。
建议四:增加准则执行的监督环节，增强外部监管者的职业判断能力，准确判断公司变更会计估计的动机，并对盈余管理行为起到制约作用。外部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许以追求效率为借口，采用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以取代必要的审计程序。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指出，错误包括原始记录和会计数据的计算、抄写错误和对事实的疏忽和误解，而蓄意使用不当的会计政策则属于舞弊行为。笔者认为:会计估计变更中的异常现象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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