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关键词: 城市环境; 地球化学调查; 生态评价; 污染指示物
自上世纪60 年代系列公害事件发生后, 环境问题已成为倍受各国关注的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 其环境状况早已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些地球化学研究相继集中在城市区域。目前,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已在世界各地展开, 如亚洲的香港[1]; 欧洲的伦敦[2]、柏林市[3], 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市区的污染水平及郊区的“背景值”, 区分鉴定不同的污染源, 评价城市环境的生态效应, 研究城市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 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 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 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 二是获得城- 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 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 分带布置样点, 带距为0~3km, 3~9km 和>9km[5];birke 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 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 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 即: 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 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 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 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 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 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 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毕业论文 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 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 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 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 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 而v, ni, mn, 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 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 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 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 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 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 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 11], 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著。其计算公式为[11]:
ef 海(x)=( x/na) 气/( x/na) 海(1)
ef 壳(x)=( x/na) 气/( x/na) 壳(2)
其中, 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 以na为参考元素; 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 以al 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 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 的大气颗粒物中, ef>5 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 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 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硕士论文 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 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cu 通常是汽车润滑剂的组分, 而pb 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 sb 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 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 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 等发现, 燃烧和道路交通, 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 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 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 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 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 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 li 等发现, 城市公园土壤中cu, pb和zn 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 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 如birke 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 al,k, si, na, sc 和ti 主要是自然源, 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 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 cd, zn, pb, hg 污染; 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 富集cd, f, cr, hg, ni,zn 和p 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 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 co, ni, cu, zn 和pb 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工业区的co, cu, pb,zn 等元素污染, 农业土壤中的cr,ni 污染, 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 污染[4]。
2.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 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 倍, pb 和zn 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 在柏林老工业区, cu 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 倍, cd 是1638 倍, hg 是1780 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 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 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 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 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 1) 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 粗粒源于陆地尘埃, 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 危害越大, 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粒径小于10μm (pm10), 尤其是小于<2.5μm(pm2.5)的粒子, 会导致哮喘, 甚至死亡[14]。因此, 生物圈气溶胶中的重金属含量具有高度的生态风险性。
( 2) 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 在城市环境调查中, 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 如zhai等调查发现, 医学论文 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 锰氧化物态存在[4]; 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 pb, 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 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 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 降尘量) 的60%[16]; 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 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 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 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 大气- 水- 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 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 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 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 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 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2mm粒度样品[3], 职称论文 而有的作者用沉积物中<2μm的粘土组分进行污染评价, 而用<63μm的泥粒作相态分析[17]。细粒组分含有更多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 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力强, 使重金属元素倾向于在细粒组分中富集[1], 所以表层土壤的细粒组分, 如<63μm适于作为污染评价的指示物。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 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 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 颗粒越细, 越具有毒性效应[16], 因此fairley等认为, 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 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 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 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 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3.3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是城市环境污染评价、城市环境监测、保证大众身心健康的重要依据, 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依赖于大量的调查资料、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验结果。上已述及,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指示物包括表土、降尘、大气颗粒物等, 不同的指示物应有各自的限度值。2000年,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大气质量标准, 如pb, cd的大气质量标准分别为500, 5ng/m3(who, 2000)。作为城市环境污染重要指示物的尘埃及表土等介质中的污染限度值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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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lloway b j. atmospheric deposition of heavy metals onto agricultural land in england and wales[j]. biogeochemistry of trace metals, 1999, 1: 414- 415.
第2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一、什么是城市的软环境
软环境是指一个城市的诚信环境、服务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
1、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良好的诚信环境是一个城市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它包括政府部门在投资者、企业和市民中的诚信形象,企业与市民的诚信行为等。一个不讲信用、不守承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行为泛滥的城市是难以吸引大批投资者、经营者进入的。
2、投资者在某地投资建厂,需要来自政府各部门、城市各方面的真诚、高效、优质的服务和帮助,因此良好服务环境的建立与形成是城市投资环境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
3、与投资有关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有利于投资的创业环境,有利于发展成长的人才环境等。一个政府是否对本市市民有凝聚力、对外部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和企业有吸引力,关键的因素在于体现政府开放意识、开阔胸怀以及服务导向的各种政策和制度。
4、一个城市的科技、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决定着城市有无吸引力以及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设城市投资环境不能忽视科技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的繁荣、文体设施的建设以及历史文化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城市的档次、品位与魅力,增加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
5、城市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两者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对前者有巨大的反作用,作为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文明环境”主要是指后者。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时间上看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与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密不可分,指标上可用城市秩序、社会环境、市民素质、政府行为等进行衡量;现实中体现在市民的文明行为、企业的诚信行为、政府的廉政高效行为等方面。因此城市文明环境也是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因为城市的综合竞争,最终体现为人的竞争、文明程度的竞争。
二、建设、改善城市的软环境即投资环境的建议和对策
1、投资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需要政府各部门自身工作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企业和市民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但是,由于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城市发展的领导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与创新主体,担负着城市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的重任,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城市投资环境建设中必然处于规划、领导、指挥、协调的主导地位。由投资环境的内容所决定,城市投资环境建设实际上是与文明城市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项宏大系统工程,所以政府应当在投资环境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重要职责。
2、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先进的理念作指导
(1)用“亲商、安商、富商”的引资理念,指导投资软环境建设。我们要变“招商引资近视症”为放眼全局、着眼未来的大招商观念;坚持以诚信为本,以环境优势取代政策优势;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彻底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现象;改变只爱凤凰不栽树,只爱外资不服务,只想让外商养牛,又不为外商种草的以我为主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实实在在地为外商做实事,用我们的热情热心给外商“家”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情招商引资、以商招商引资、环境招商引资,使招商引资工作富有持续性和发展潜力。
(2)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事都关城市形象”的观念。
现实中人人实际参与招商引资虽然不可能,但是人人可以参与城市的对外宣传,人人可以影响城市形象、形成投资环境。为了真正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形成人人关注城市环境,人人自觉为本地环境改善,做贡献的局面,除了要加强宣传和号召之外,还应运用具体政策和制度建立必要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3、、运用营销思想建设良好投资环境
(1)树立“顾客”意识,突出“顾客”导向
政府职能部门要明确自己的定位,真正变管理为服务。实际上市场经济政府职能部门与投资商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商就是一个城市的顾客和上帝,作为城市主体利益代表的政府职部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树立顾客意识,变管理为服务,尤其是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职能部门更应率先实现角色和位置的转换。
(2)出台方便客商投资办企业的政策措施
运用营销思想建设城市投资环境,还必须想投资商所想、急投资商所急,只有充分满足投资商的需求,才能实现招商引资目标。这就需要城市有关部门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和发展需要,不断制定和出台方便客商投资办企业的政策措施,以优化自己的投资环境。
第3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关键词: 城市环境; 地球化学调查; 生态评价; 污染指示物
自上世纪60 年代系列公害事件发生后, 环境问题已成为倍受各国关注的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 其环境状况早已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些地球化学研究相继集中在城市区域。目前,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已在世界各地展开, 如亚洲的香港[1]; 欧洲的伦敦[2]、柏林市[3], 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市区的污染水平及郊区的“背景值”, 区分鉴定不同的污染源, 评价城市环境的生态效应, 研究城市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 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 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 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论文 二是获得城- 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 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 分带布置样点, 带距为0~3km, 3~9km 和>9km[5];Birke 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 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 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 即: 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 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 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 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 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 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 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毕业论文 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 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 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 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 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 而V, Ni, Mn, 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 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 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 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 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 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 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 11], 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着。其计算公式为[11]:
EF 海(X)=( X/Na) 气/( X/Na) 海(1)
EF 壳(X)=( X/Na) 气/( X/Na) 壳(2)
其中, 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 以Na为参考元素; 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 以Al 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 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 的大气颗粒物中, EF>5 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 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 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硕士论文 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 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Cu 通常是汽车剂的组分, 而Pb 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 Sb 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 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 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 等发现, 燃烧和道路交通, 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 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 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 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 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 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 Li 等发现, 城市公园土壤中Cu, Pb和Zn 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 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 如Birke 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 Al,K, Si, Na, Sc 和Ti 主要是自然源, 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 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 Cd, Zn, Pb, Hg 污染; 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 富集Cd, F, Cr, Hg, Ni,Zn 和P 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 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 Co, Ni, Cu, Zn 和Pb 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 工业区的Co, Cu, Pb,Zn 等元素污染, 农业土壤中的Cr,Ni 污染, 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 污染[4]。
2.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 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 倍, Pb 和Zn 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 在柏林老工业区, Cu 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 倍, Cd 是1638 倍, Hg 是1780 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 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 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 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 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 1) 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 粗粒源于陆地尘埃, 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 危害越大, 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粒径小于10μm (PM10), 尤其是小于<2.5μm(PM2.5)的粒子, 会导致哮喘, 甚至死亡[14]。因此, 生物圈气溶胶中的重金属含量具有高度的生态风险性。
( 2) 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 在城市环境调查中, 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 如Zhai等调查发现, 医学论文 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 锰氧化物态存在[4]; 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 Pb, 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 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 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 降尘量) 的60%[16]; 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 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 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 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 大气- 水- 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 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 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 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 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 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2mm粒度样品[3], 职称论文而有的作者用沉积物中<2μm的粘土组分进行污染评价, 而用<63μm的泥粒作相态分析[17]。细粒组分含有更多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 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力强, 使重金属元素倾向于在细粒组分中富集[1], 所以表层土壤的细粒组分, 如<63μm适于作为污染评价的指示物。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 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 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 颗粒越细, 越具有毒性效应[16], 因此Fairley等认为, 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 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 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 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 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第4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一、基本情况
目前担负城市管理工作的主要有城管大队、环卫所、园林所、客运所、燃气所五家单位。其中差额补助事业单位2家(城管大队、环卫所),其它3家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五家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1、城管大队:定编60人,现有干部职工82人(含退休3人、外借5人、停薪留职3人),前勤64人、后勤8人,主要职责是依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城建监察条例》,按照建设局授权对城市市政工程、公用事业和市容环境卫生秩序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和管理。
2、县环卫所:定编 110 人,现有干部职工 227 人(含退休 27 人、正式工 135 人、临时工65 人)。主要担负城区 131.6万平方米面积的清扫清运任务,并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和《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依法实施环卫监督和检查。
3、县园林所:定编 20 人,现有干部职工 37 人(含退休 3人、精神病患者 1 人、绿化管理维护 16 人、绿化监察 7 人、收费 5 人、行政后勤 5 人)。主要职责是依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和《湖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对损坏绿化设施及花草树木的行为进行查处,以及城区绿化费、绿化延误费、绿地临时占用费、绿化补偿费的收取;绿化维护面积28万平方米。
4、县客运所:定编5人,现有干部职工 11 人,主要负责全县城市公共客运市场日常监管,从事城市公共客运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资质及市场准入、运营和退出事项的审批,配合县政府组织实施城市公交线路特许经营权和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工作。
5、县燃气所:定编3人,现有干部职工2人,主要职能是依据《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负责燃气的规划、工程建设、设施保护、经营、使用和燃气器具的销售、安装、维修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
二、主要工作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建设局的正确领导下,上述管理单位认真履行职责、扎实开展工作,特别是去年周 勇书记、吴 烨县长先后视察城市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后,我们建设局更是创新举措、增加投入,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探索管理机制,实施“综合管理、集中执法”。为解决当前城市管理、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城市客运、燃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职责不够明晰、力量不够整合、步调不够协调、管理不够严格、审批不够规范、执法不够到位等问题,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浠水实际,探索城市综合管理、集中执法新模式,力争最大限度地整合现有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力量,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自去年9月5日起,制定了《浠水县城市综合管理集中执法工作方案》和《责任区综合管理工作制度》,划定了责任区,成立了工作专班。从实施的情况来看,效果比较明显。
2、加强客运市场管理,“禁麻”任务全面完成。为解决“麻木”载客扰乱交通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前年县委、县政府拿出资金700万元,对城区1168台“麻木”进行集中收购处置,使经营了近6年的“麻木”车全面退出了城市客运市场。“禁麻”后,我们采取调整公汽营运时间、新开第9路公交线路、新增公交运营车辆15台(公汽共计95台)、新增出租车36(出租车共计250台)、督促出租车提高运行率等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禁麻”后市民出行难题。去年5月份以来,为解决“摩的”非法载客问题,县政府成立了以建设局力量为主的“禁摩”专班,共查处非法载客摩的783台,行政拘留2人,公安留置1人;同时进一步规范城区公交客运市场,对非法载客黑车进行了严厉打击。还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重视和支持,对城区公交枢纽站组织了站址初选;对公汽候车站(亭)建设进行了规划、设计、建设,共规划建设公交候车亭167个,其中站亭59个、站点108个,今年五月已经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3、加强户外广告管理,广告市场初步规范。为搞好户外广告清理整顿工作,我们成立了清理整顿专班,对那些在设置地点、规格、工艺水平及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的户外广告,在向每户广告业主宣传法律法规的同时,逐一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进行限期整改。整个活动期间,我们共发出整改通知书 939 份,并对逸林居、雅仙居等广告招牌按要求整改到位,还有几处布面破损陈旧的广告,按要求进行了更新。对那些违反有关户外广告管理规定、没有合法审批手续、或经合法批准设置但期限届满、影响市容、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责成设置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自去年7月8日组织第一次户外广告强制拆除行动以来,累计组织行动21天(次),城区拆除或强制拆除各种违规广告牌共723块。
4、加强专项综合整治,城区秩序明显好转。
一是突出重点街道整治。对宜化福瑞德路段,成立专班专人管理,效果显着;对城北大市场、新华正街、新华北街、丽文路、车站路等群众意见较大且影响浠水形象的街道,我们增派力量,加强管理;早中晚时段,组织机动巡逻纠章组进行巡逻纠章,力争在管理上不留空档,使城区秩序有了明显好转。
二是突出重点行业整治。与有关职能部门一道,突出加强了餐饮、建材等行业的临街经营秩序整治。特别是对出店经营和乱写办证号码、牛皮癣等违规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对那些钉子户、难点户,依法申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中仅去年一年就申请县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共 32 起,其中学堂路花店经营者顿**、莲二塘路早餐经营户姚*,因违章占道经营,先后被司法拘留,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三是突出重点部位的整治。对城区 7 个出入口的垃圾和经营摊点,我们通过联合行动,进行专项整治,并加派人员管理,出入口环境卫生面貌有所改善。对县人民广场,我们通过整合人员,整合职能,加大管理力度,效果明显,受到市民肯定。
5、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城区面貌明显改善。为确保整个城区清扫保洁质量,县环卫所坚持改革创新,督促班子成员深入一线,加强各个工作环节的督办落实;对清扫人员实行划片包干,城北由三个清扫组负责,城南实行清扫保洁权公开竞标拍卖,新的运营管理模式,让职工增添了危机感,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在此基础上,加大洒水除尘、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力度,城区环境面貌明显改观。与此同时,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国家来动内需政策的支持下,我县城区首座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已经进行实施阶段,今年底将会基本竣工并投入使用,一改我县垃圾场建设的空白。
6、加强城区绿化建管,城市绿化水平得到提高。园林所将主要精力用在了雪灾后苗木恢复救治、病虫害防治和抗旱保苗上,先后投资 2 万多元用于病虫害防治,投资 5 万多元用于抗旱保苗。同时,不断加大对危害绿化苗木、破损花坛设施的处罚力度,仅供电公司乱砍绿化树木一起案件对供电公司和内部干部共处罚 2 万多元。
三、主要问题
由于政策、环境、体制、机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县城市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压力。
一是管理共识未形成。市民对城市建设管理要求在不断提高,但城市意识、文明意识、责任意识却较低。如在环境卫生方面,尽管有垃圾收集车每天三次轮流收集,尽管城区有 70 多个固定垃圾投放点,尽管环卫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但有些市民为了省几脚路,就是不把垃圾放到指定地点,乱扔垃圾果皮纸屑、乱泼污水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设施维护方面,我县先后购回 5 批垃圾桶,每次投放在大街上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推倒打破、烧坏或偷走;城区街头每年补栽行道树 XX 棵左右,但一些店主怕树长大后影响其生意,用滚烫的开水偷偷淋树根。每年城区花坛、绿化带被车辆撞坏 100 多处,前面修好了,后面又弄坏了,还找不到肇事者,设施的损毁令人十分痛心。在责任意识方面,有人认为城区管理、秩序管理只是城建部门的事,不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抓,秩序未管好是城建部门没有尽到职责。不少人是按个人利益判断城市管理工作,城市管松了,影响到本人行车走路就提意见;管严了,影响本人生意或者感觉不舒服也提意见,认为浠水大不了是个县城,没必要管理那么严,城管工作经常处于两难境地。
二是管理机制不健全。曾经成功采用的“门前四包”、“庭院三包”机制名存实亡,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责任不明确,难以形成合力。如:城区车辆乱停乱放的管理需要交警部门出力,出店经营、乱摆摊点的管理需要工商部门出力,白色污染、餐饮卫生管理需要环保、卫生部门出力,车辆运营秩序管理需要交通部门出力。目前尽管各家都在管,但缺乏统一调度和协调,难以形成合力,甚至有推诿扯皮的现象发生。
第5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关键词:公交交通 双语服务 典型事例 五大范畴问题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产业迅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来华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 特别是西安于2009年定位在“国际化大都市”之后, 环境与经济建设都着眼于国际化。那么,国际环境“窗口”服务环境——公共交通双语服务情况如何?西安市内的公交是否双语服务不完善、不到位等情况呢?为此,本文通过对西安市内32条途径旅游景点的公交线路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统计并指出公交车服务系统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公交车双语服务调查研究
课题组以一名外国乘客的视角,于2012年3月28日到4月10日分别乘坐了贯穿西安市区内的交通流量密集处以及几个历史景点的 6、21、22、24、601、610、501、503、5、19、402、14、27、512、223、704、208、游6、游7、16、40、46、213、229、239、608、707、五龙汽车城专线、611、18、215等32条线路。 对等车——上车——下车乘车的整个过程中公交服务中的汉语、英语等语言服务情况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观察、记录,获得了第一手材料。
通过调查研究整个乘车过程的信息,我们课题组归结不足之问题主要反映在语言服务五个方面:
1、无汉语服务
无汉语服务主要指两方面,无车体汉语标示和无票价汉语标示。
(1)无车体汉语标示
无车体汉语提示是指上、下车没有汉语提示。许多公交车上、下车没有公交汉语字形,如“上”“下”,例如线路610,46,223等,但是非所有车的情况都如此。部分无人售票车仅有汉字“上”,却无汉字“下”,例如线路46,223,24等;这一情况同样表现在有人售票车上,部分有人售票车车体上也无汉字“上”“下”,例如线路213。
(2)无票价汉语标示
无人售票车票价无汉语提示。有些无人售票车压根没有汉语提示票价“1元”或者“2元”,只有“无人售票,可刷卡”的汉语字样,例如线路16,22,223等。
2、无英语服务
无英语服务涉及无车体英语翻译,无票价英语标示,无车内英语标示和车下英语翻译。
(1)无车体英语翻译
无车体英语翻译是指上、下车只有汉语提示。
部分有人售票车和部分无人售票车上下车只有汉字“上”、“下”,例如线路213,610等,而部分有人售票车只有汉字“上”的英文提示,而无汉字“下”,例如线路46,213等。
(2)无票价英语标示
无票价英语标示是指一些微型公交分站售票,无票价英语提示。当外国游客乘坐了非无人售票的小型公交车时,如果不会汉语,就根本不知道票价(fare information),根本不知道该消费多少,例如线路402,512等。
(3)无车内英语翻译
无车内英语翻译包括七个方面:
A、汉语播报无相应英语
这一情况在无人售票车和有人售票车中普遍存在。部分无人售票车中的汉语播报无对应英语,例如线路46,16等;部分有人售票车中的售票员报站无相应英语,例如线路503,213等。
B、无车上礼貌用语的英语翻译
部分公交车没有礼貌性的服务用语,如“请带好随身物品”(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all your belongs with you),“请您旅行愉快”(We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等等,大部分线路无礼貌用语的翻译,例如线路503,501等 (“谁家有老也有小,乘车礼让不可少”,“注意安全,小心滑倒”),16(“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18(“乘客您好,欢迎乘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扶好”),611,24(“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21(“下车请小心”),27(“文明乘车,文明服务“),608(“前门上车,后门下车”),5(“前方车要转弯,请扶好做好”)。
C、无英语公交线路运行图
公交车上有行车运行图,但没有英语版本,这一现象体现在所有公交车上,亦包括我们所调查的路线,例如线路503,501等。
D、购票方式没有英语提示
很多公交车上都没有提示性英语,例如线路608,如“投币一元,不设找零”(Please Insert the Exact Change-One Yuan),线路601,仅是标示“投币一元,刷卡五折”,线路16,仅有“无人售票”字样。
E、公交车警示语无英语提示
“易燃易爆物品严禁携带”“严禁扶手”“车门应急开关”“车辆应急锤”等警示语及各种应急标志无英语提示这一问题体现在所有公交车上,亦包括我们所调查的路线,例如线路503,501等。
F、公交车内无英语视觉站点
公交车内的英语视觉点是指电视屏幕信息显示。当听不懂语音报站时,想参考电视屏幕或滚动屏幕,但根本没有英语报站信息,例如线路501,610等。
G、公交车无公交英语手册
有些公交车来回不走同一条线路(route),对变化的线路也没有说明(instruction)。外国乘客得不到变更路线的及时通知。这主要发生在一些区间车上,例如线路215区间车(临时由西京大学站缩线到小寨站),239区间车(临时由东长安街中段站缩线到小寨站),229区间车(临时由西京大学站缩线到小寨站),27(临时由植物园缩线到大雁塔)。
第6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关键词]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DOI]10.13939/ki.zgsc.2016.51.214
开展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应用旅游业促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只有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才能促使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并且获得持久的经济发展力[1]。
1 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开放,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只有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环境之一。随着城市综合实力基础的不断提升,各项城市设施的配置也逐步地于完善。开展城市旅游业促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的同时,城市文化也可以被广泛地传播。但如果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被忽视,则城市的环境遭受破坏的同时,也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关注。生态保护研究专家,也将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2]。生态保护研究学者认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内容,就是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的、稳定的统一。因此,建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是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2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2.1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
(1)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概念。“协调”和“发展”的概念和含义是不相同的。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的主要内容是指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能够保持一种较为良好的关系,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下,相互调节得当,保障相互的共存性,达到互不干扰甚至是良性循环的状态,是一个城市在发展旅游业时保持健康状态的基本要素[3]。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则是指系统不断地扩张,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由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与“发展”概念相对立的是“负发展”又可以称为零发展过程。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是“零发展”。“零发展”意味着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环境维持现状,既没有互相阻碍,也没有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因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旅游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和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互相促进发展的两个概念集合的交集。指的是城市在开展旅游业发展经济时,能够将经济发展理念与环境保护理念相互协调一致,有效地保障城市发展的经济类型为环境友好经济。由上述分析也可知,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旅游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发展过程中两个因素“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都能够得到良好的保障。协调是“环境保护”概念对于“旅游经济”概念的条件约束,发展则是“环境保护”概念对于“旅游经济”概念的条件促进。
(2)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根据上述对于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概念可知。“协调”和“发展”都指的是同一系统内的两种元素,可以互相影响并且彼此关联的现象。而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的主要内容技术描述“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互相影响以及彼此关联的程度[4]。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度的概念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探究以及掌控“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的关系区间,做到“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平衡的保持。通过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可以有效地将“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内,促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两种元素的共同特性。在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较为良好的关系,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下,相互调节得当,保障相互的共存性的同时,也能够保障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种元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探究一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可以作为判定该城市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判定标准。一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越高,则表明该城市的旅游业的发展规模越合理,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便越强。
2.2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定方式研究
根据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可知判定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是判定该城市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5]。因此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也应当从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角度出发。建立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模型以及模型计算方式则是判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之一。
通过建立综合旅游经济效益评价函数来判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促使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持更加协调、友好、稳定的状态。
3 结 论
探究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首先应当明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性。进而开展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概念和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以及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定方式研究。通过探究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建立环境友好型经济,引导城市旅游业获得更加生态化、可持续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程晓丽,张乐勤,程海峰.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5):102-106.
[2]石惠春,刘鹿,汪宝龙,等.兰州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108-114,120.
[3]王东红,.伊宁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53-56.
第7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环境;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289-02
在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热潮中,城镇化进程目前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之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对城镇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损失。因此,研究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把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两者的关系,引导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健康、有序、科学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外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城镇化模式的演进”方面的研究。目前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史进行回顾性、实证性、预测性研究较多,并且已经出现了承载问题。(2)关于“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机理与过程” 方面的研究。1)城镇化对土地利用与景观变化的影响研究。学者们研究认为城镇化作用下的土地覆盖变化(LUCC)与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区域景观变化的研究。2)城镇化过程与区域水资源利用研究。从目前国外城镇化与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趋势看,水资源的有效管理成为一个核心问题。3)城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4)城镇化与气候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研究。一方面是采用模型对城市化影响下的气候变化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城镇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研究。(3)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模型构建。1)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研究,2)新技术手段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作用过程及机理的模型模拟研究。
国内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城市内部的环境变化”方面的研究。城市学、生态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对城市内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探讨城市发展过程的环境变化特征、类型、趋向以及其中蕴涵的机理。(2)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及响应机理”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们研究认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动态藕合关系。1)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作用过程及其影响研究。2)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性研究,国内学者大多把城市与区域生态环境视作一个系统,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的角度出发利用多种手段探讨相互之间的耦合作用理论和机制。3)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作用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技术手段。(3)关于“城市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中国城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了新的启示,区域PRED系统的研究不断的深入,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构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从生态承载力角度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还很少。
二、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在大大地增强。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建筑、工业的过分集中,又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交通拥堵、住宅短缺、城市失业率升高等很多问题。
1.环境污染导致生态失衡
由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尤其是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由城镇化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其中环境污染是城镇化最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一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造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工业、交通运输等事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煤的燃烧和机动车等排放的废气。二是水污染。水污染造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活垃圾和污水造成水污染。一些城市没有污水处理或者污水处理率的低下,大量城市污染负荷直接进入河流、湖泊,影响着中国各类水体环境质量。三是土壤污染。城镇工业化过程中排放出的污染物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土壤。调查表明,越是城镇附近,土壤的污染越严重。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生物污染等。调查显示,越是城镇化程度高的区域,污染的种类与危害越大。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逐渐退化,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2.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严重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绝大部分资源能源都被城镇化地区消费,这无形之中就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加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势。城镇化中资源能源浪费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城镇建设中缺乏规划的建筑物和道路的频繁拆迁,城镇化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浪费了大量资源。例如,中国不少城市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翻新改造毫无节制,拓马路,建广场,城市建设停留在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中,劳民伤财。城镇化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比如城市特色的消失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毁灭等等。城镇化中城市小气候的恶化,就业问题的严峻和社会问题突出,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也日益加剧,城市人口流行病预防难度加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阂等问题。
3.环保设施建设不足降低了环境质量
城镇化进程的环保设施建设跟不上城镇发展速度,环保设施建设明显不足。目前,中国大多数城镇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环保设施建设,如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厂以及供热、煤气和公共绿地建设等,都跟不上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和人口规模不相适应。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一些城镇还没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也没有与城镇规模相适应的污水、垃圾处理厂,加之城镇环保设施建设滞后,在我们的一些城镇出现了污水四处流,甚至垃圾随便倒现象,出现了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街道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这些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久而久之,使得一些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三、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的对策研究
城镇化过程其实质就是发展圈与限制圈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防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城镇化过程对城镇化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整个城镇化过程就要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各个层面与生态环境综合防调、交互胁迫的发展好的过程。
1.加强生态型城镇的建设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设城镇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我们应该以生态城市为目标建设城镇化。生态型城镇的建设规划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的合理设计与配置,镇区的绿化面积及人口规模的控制等。加强生态型城镇的建设,要强调城市具有良好的生态学功能,使人们居住的城市有回归自然的质量。具体来说,我们要突出抓好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抓好生态建设项目,积极实施城镇垃圾焚烧处理项目、城镇工业废弃物处置项目等项目,大力推行污染物集中控制、集中治理。
2.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
建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作用机制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的关键。一是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境保护的责任制,将生态环境保护列入各级政府考核指标,制定和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二是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纳入政府的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使生态环境保护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三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既得益于系统内自然条件、产业结构、政策等软硬环境作用机制,同时又得益于系统外部的动力机制。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需要多种动力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最终形成一个多层次等级结构明显的综合动力系统,推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3.加强城镇化进程的生态文化建设
加强城镇化进程的生态文化建设,形成生态文明,这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纳人城市文化建设内涵是必须的。加强城镇化进程的生态文化建设,可以通过一整套环境友好理念教育传播机制,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形成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围。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活动,使人们意识到各类污染的危害,认识到污染直接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紧密相连,使其不断提高环保意识,避免只顾追求经济效益,以“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力式发展经济,忽视城镇化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只有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发展过程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合理、集约利用土地、水等资源,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走集约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经济高效、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城镇化发展新道路。
参考文献:
[1]Michael L.McKiney.Urbanization as a major cause of biotic homogenization.Biological conservation,2006,127:247-260.
[2]时丽艳,王力,何东晓.农村城镇化与生态环境[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8,(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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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3-19
第8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关键词: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62 -04
长江中游城市群最初由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构成。2013年初,安徽加入,在短暂的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鄂湘赣皖四省大部分城市。2015年4月16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涵盖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共31个城市,又称“中三角”。“中三角”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三极三圈三核心”,空间上主要特征为“主轴成环城市同带”。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支点,因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针对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方法层面,刘长新,王维国(1994)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14个城市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用子系统质量得分的线性回归系数代表其发展比例关系,并构造两个与三个子系统的协调系数进行分析,得出14个城市为基本协调发展状况,两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良好,特大规模城市的协调发展状况最好的结论。熊鹰,李彩玲(2014)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张家界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再简单套用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分析了张家界市的系统基本综合发展状况与系统耦合发展程度,得出该市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中低水平,综合发展以旅游超前型发展为主进行演变。刘婧,郭圣乾等(2016)采用邓式灰色关联法计算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就业质量两两系统的不同指标的相互作用,并计算其耦合度,分析出了三者之间的耦合关联度的异质性特征。在针对长江中游城市带的耦合协调研究方面,周克昊,刘艳芳(2014)等基于2005年与2011年的数据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城市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进行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评价,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刘欢,邓宏兵等(2015)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度模型对2006-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带126个城市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研究提出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增长的趋势,区域视角上并呈现阶梯特征,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异质性,建议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R静,李小帆等(2016)对2006-2013年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与动态协调发展模型进行分析,涉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等14个初级指标,表明总体呈现中度协调发展等级,生态发展子系统呈现落后状态,协调发展水平空间上呈现较大差异,并提出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措施的建议。综上所述,对协调发展的研究基本方法比较成熟,但对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计算本文存在不同的推导见解,同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程度的研究上,本文选取了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
一、数据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对象
本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分析的数据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5》《湖南统计年鉴2011-2015》《湖北统计年鉴2011-2015》和《江西统计年鉴2011-2015》,对于少量缺失指标相应列均值替代。
本文基于对各城市研究的方便性原则和可获得性原则,数据评价研究对象为除仙桃、天门和潜江三个县级市以外的28个地级城市 ,主要包含湖北武汉城市圈(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襄荆宜城市带(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岳阳、益阳、常德、湘潭、娄底、衡阳)和江西环鄱阳湖城市群(南昌、景德镇、九江、宜春、抚州、吉安、鹰潭、新余、上饶、萍乡)。
2.耦合协调度模型
由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引申出城市质量评价的耦合模型,可以通过耦合度来探讨出城市质量一级评价指标之间有序发展程度。本文引用廖重斌(1999)协调概念的定义与分析思想,需要子系统之间的离差系数越小越好,本文定义f1、f2和f3为三个子系统综合得分,v3为三个子系统的离差,S3分别为两个与三个系统之间的标准差,需要让v3达到最小。推导过程如下:
二、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科学性、系统性、典型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统计年鉴引入三大方面的指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进行分析。
三个方面分别是生活发展子系统,经济发展子系统与环境发展子系统,其中生活发展子系统是以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服务设施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交通水平为主;经济发展子系统主要是以人口基数而计算的生活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环境子系统主要以环境绿化水平与生产消费技术水平为主。为探讨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因而构造如下各子系统的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框架。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耦合协调评价与分析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子系统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实证评价
首先根据熵权法进行R编程计算出三个子系统五年来的综合得分,然后根据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得出相应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如表2所示。
表2表明:大部分城市处于磨合阶段与中度耦合阶段,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程度具有一定的成效,不存在系统之间的极度不协调状况,国土空间发展的均衡方面是可观的;综合城市质量发展较好的城市,比如武汉和长沙等耦合度水平并不算最高,这一定程度说明了这些大城市系统之间的均衡发展并不一定是最完善,抚州、孝感和常德等市子系统之间具有更高的均衡性;最后,耦合度研究缺乏对发展水平大小之间的研究,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如表3所示:
从表3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不足,根据廖重斌(1999)设定的耦合协调度(见表4)划分标准,武汉城市圈很多城市都处于轻度与中度失调状态,武汉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宜昌与黄石处于频临失调状态;环长株潭城市群系统协调发展相对较好,大多城市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长沙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株洲和湘潭处于频临失调状态;环鄱阳湖城市群系统协调程度处于前两者之间,大多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南昌处于频临失调状态。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质量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时空异质性分析
将耦合协调度分成四个档次利用ARCGIS作图,第一档次G≥0.45,第二个档次0.45>G≥0.37,第三个档次0.37>G≥0.30,第四个档次G
从图1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1)武汉、长沙、南昌和宜昌的系统耦合度发展程度总体而言更好,呈现“平行四边形”格局。从平均耦合度来看,处于勉强协调状态的城市占比11%,处于频临失调状态的城市占比11%,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的城市占比53%,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的城市占比25%。表明武汉、长沙、南昌和宜昌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需要在平行四极辐射驱动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2)近五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有微弱的进步。表3与图1有,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与频频协调状态的城市数量变化不大,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的城市比例在2010年为46%,在2012年的比例为50%,在2014年的比例为57%。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的城市比例在2010年为18%,2012年为11%,2014年为14%。这说明处于勉强协调、频临协调状态与轻度失调状态的城市均衡发展效果没有显著变化,需要重视其协调发展问题,中度失调状态城市需再接再厉,早日摆脱中度失调状态。(3)长株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好,环鄱阳湖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其次,武汉城市圈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差。武汉城市圈中武汉周边城市普遍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好,主要是因为经济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发展不足所致,高科技产业在武汉的集聚发展,而周边城市传统产业技术发展不足 ,资源利用单一,而且具有高能耗高污染性质,造成环境水平发展不足,让武汉在其周边成为“鹤立鸡群”之势。环长株潭城市群中娄底耦合协调发展差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子系统发展不足,其他城市发展比较均衡,因此娄底要注重经济水平发展,争取向其他城市靠拢。环鄱阳湖城市群相对于长株潭城市群来说,生活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发展都不足,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江西交通水平发展不足,且县域工业规模效应弱,创新能力差,传统工业比重大,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附加值不高,增长呈现单一粗放式增长模式,景德镇等市环境破坏厉害,如陶瓷行业危害性较大,因而造就江西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201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进行耦合协调研究,涉及经济、生活和环境三大子系统,囊括空间、时间和省域三个角度,发现近五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独特特征并给出探讨性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状况在空间上呈现“平行四边形”格局,并且在核心城市周围呈现极化趋势。为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建设,可以将武汉、长沙、南昌和宜昌设为四个主体辐射功能区,依托四个主体辐射功能区合理规划,统筹城市发展,优化空间均衡发展布局,将四个功能区的生活与经济子系统培育成“极核―串珠”模式,让协调发展呈现辐射蔓延状,引导周边城市合理规划,协调有序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程度在时间上有微弱上升趋势。借着国家中部发展战略的东风,协调发展程度微弱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经济、生活和环境的量增长,而不是单纯系y之间的合理有序发展度提高,然而只有城市各子系统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并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要解决协调发展程度上升缓慢的根本方法,得从政策上进行重视,从量增长方面,政府确定核心城市的带领地位,规定核心城市的合作引领目标。从协调发展方面,政府鼓励城际之间的优化合作交流,支持产业有序升级与转移,惩罚给各子系统发展带来过强负效应的不利行为。
在三个省内,长株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好,环鄱阳湖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其次,武汉城市圈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差。针对武汉周边城市,大力利用武汉和宜昌两个城市的交通资源与公共服务资源,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基础资源,合理实现产业转移与转型,打造区域特色集群产业。长株潭继续保持发展协调结构性,注重子系统的全面发展,并对娄底发展给予扶持帮助。环鄱阳湖城市群还需持续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考虑针对传统工业进行优势产业培育,提高生产创新能力,针对赣中南地区,实现资源优势整合,推行生态循环生产,消除高能耗高污染是实现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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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城市环境调研范文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 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