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本文将研究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欧元区实行各自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财政政策两种情况时,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政策冲突的关系,进而分析进欧元区所面临的财政政策难以协调的困境。
经典的M-F模型分析告诉我们:一国财政政策有负的溢出效应,如果一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会导致其他成员国价格水平的上升、加大其他成员国国内的通胀压力,还会导致欧盟范围的汇率上升和出口下降;另一方面,一国财政政策的实行可能会强化(或削弱)他国的同向(或逆向)财政政策。这就是财政政策冲突的经济效应,是财政政策需要协调的直接原因。
进一步的,在货币政策统一的条件下,从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来看,财政政策协调又将面临哪些难题呢?
二、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政策冲突
(一)欧元区财政政策尚未统一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欧元区国家做以下几组分类:(1)处在不同经济周期的国家。(2)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有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3)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
结合财政政策冲突的经济效应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针对(1)处在不同经济周期的国家,由于经济周期不同而采取的互逆的财政政策将抵消彼此之间的政策效果。对于(2)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有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把他们视为一个国家,不作过多的考虑。而对于(3)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他们为了发展经济而采取的力度不同但方向相同的财政政策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溢出效应,影响其他国的财政政策。
有研究表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有趋同的现象,因此我们先排除(1)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经济周期的可能性。那么在同周期情况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欧盟各国的财政政策冲突就体现在各国同方向财政政策力度大小的不同。以希腊和德国为例,虽然两国都面临紧缩的财政政策倾向,可是希腊要采用更加紧缩的政策来换取欧盟的贷款,而德国相对于希腊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会对希腊的财政政策有削弱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在货币政策统一的条件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差距是财政政策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需要财政政策的统一协调来克服这一矛盾的产生。
(二)欧元区财政政策统一后。http://WWw.LWlM.cOm
上面说到在欧元区财政政策需要统一的必要性,那么欧元区财政政策的统一是否就会真正解决欧元区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财政政策协调在实际中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呢?结合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我们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假设欧元区统一了财政政策,各国将上缴财政收入到统一的财政基金,那么欧元区将面临这样的问题:统一的财政应该增加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财政支出,而财政却更多的流向了需要更多财政支出的大国。在财政支出的绝对量一定的情况下,欧盟协调统一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就会体现在:多增加经济水平低的国家的财政而减少经济水平高的国家的财政导致拖慢大国经济水平发展;减少经济水平低的国家的财政导致其经济发展更缓慢。如果欧元区试图改善这一状况,就会涉及到经济强国与经济小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很有可能对小国不利,而大国又是否愿意放弃自身的利益来兼顾小国的发展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欧元区内的财政分配都按各国GDP与其占欧盟总GDP的比重进行财政分配,那么前面提到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各国将得到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财政支出。这时,除非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发生改变,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永远存在,而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直到大国经济速度放缓,而小国经济有跨越式的发展,才能达到欧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平衡。而小国在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上交的情况下,经济的跨越式增长也是很难实现的。虽然可以通过诸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途径促进经济发展,但历史传统气息浓重,发展缺乏动力的欧洲小国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加之,这样一种财政分配方式本身并不会主动增加某一国财政支出推进其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些小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不公平现象更导致了经济趋同的困难。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财政分配的难题,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财政政策难以协调,是财政政策冲突的根源,而这种政策的不协调又不可能使经济的发展水平趋于一致,最后欧盟区各国经济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死胡同。所以说,欧元区即使统一了财政资金,如果统一的财政政策不能很好的协调各国间的利益,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也只能是名不副实的“空中楼阁”。这就是欧元区在今后统一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
欧盟各国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困难种种,矛盾频频,到目前为至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虽然欧盟在吸纳成员国的时候设立了经济趋同标准,但有研究表明实际的趋同并不理想,问题就在于在欧盟各国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能否达到趋同。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趋于一致,即使处在同经济周期内,一旦经济水平高的国家遇到经济放缓的情况,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小国雪上加霜。这样更加加剧了这些国家扩大财政支出的倾向,导致更多负债的增加,最后资不抵债。因此我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是欧盟存在与发展的最大硬伤;还可以说,财政政策的协调不是为了避免负的经济效应而采取的积极的应对策略,而是为了克服本身财政分配的难题而不得不被动采取的必要措施。
三、对欧元区的一些建议
欧盟过快的扩张步伐一直就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个别欧盟成员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欧盟整体的负面影响渐渐浮出水面,所以欧盟今后在吸纳成员国的时候一定要更加谨慎,严格标准,认真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对整个欧元区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2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一、不公平性：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的基本特征
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性（unequity）主要指政府财政活动的相关人获取相关会计信息的机会不平等。与不公平性相对应的概念是“公平”（equity）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机会平等。这里的“公平”概念不同于会计理论中的“公正”（justice）概念，前者是一种事前概念，后者是指实际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事后概念。当然，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无关，增强机会的平等性可能会导致结果均等，但是，机会平等比结果均等更少具有平均主义色彩，从而可以刺激人们提高效率。在考察政府财政活动中饿会计信息配置问题时，政府部门的结果均等机制不仅消除了相关人搜集会计信息的动因，而且会破坏政府财政活动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因为，按照平均主义观念，风险承担者不可能获得额外风险溢酬。因此，机会平等可以使公平与效率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政府财政活动中，当相关人对相关财政活动享有不同会计信息时，我们定义政府财政活动在会计信息配置上具有“机会不平等”的特征，即不公平性特征；反之，如果所有相关人都有同等机会享有相关政府财政活动的会计信息，则政府财政活动在会计信息配置上具有“机会平等”特征，即公平性特征，在这种状态下，相关人之间的风险预期报酬都是相等的。
我们知道，会计信息是资产定价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来源于资产的所有权。只有首先占有资产（包括公共占有和私人占有），才有可能对资产定价和考核，才会出现遵照所有者意愿的确认原则和计量属性表达的财务会计信息。“企业”的出现导致资产定价的第一次分工，出现了对资产定价的企业定价制度。为什么会有企业呢？因为，企业能够发现市场定价制度无法直接发现的资产价格，并且能够以有效的方式节约考核和定价费用。企业的定价过程就是企业搜集、评价和提供有关资产信息的过程。如果市场能够直接对资产定价和考核，且没有任何成本，就不会有企业，市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Parato Optimality），财务会计信息处于完全状态。“企业家”的出现改变了资产所有者的收益实现方式，进一步导致资产定价的分工和专业化。资产所有者将对企业交易的定价权让渡给“企业家”，代之以对“企业家”服务的考核，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投入要素怎样获得报酬，而是通过谁获得报酬以及如何在委托结构中实现长期收益最大化。正是由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不对称，才使得资产所有者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会计制度，连续地对“企业家”考核，于是，企业中就出现了专门向资产所有者提供的、用于实现其长期收益最大化的财务会计信息。因此，财务会计信息实际上是企业向资产所有者提供的一种财务信息，是资产所有者对“企业家”连续考核的结果。“企业家”享有资产所有者让渡的资产定价权，并且负责生产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如何提供、什么时候提供、提供多少财务会计信息等，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理，这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状况。因此，只要资产所有权分布不均匀，只要企业组织存在，只要存在“企业家”与资产所有者在委托结构中的利益冲突，财务会计信息配置就一定具有不公平性特征。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会计信息配置的“天然”不平等性。会计信息主要由从事财政活动的“内部人”提供和控制，而制定政府财政政策但远离财政活动的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只能获得由“内部人”提供的会计信息，如何提供、什么时候提供、以及提供多少会计信息等，完全取决于“内部人”的理。这样，会计信息在政府财政活动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配置上有“天然”的不平等性。有人认为，只要政府部门愿意，它们可以搜集相关会计信息，所以，政府部门之间的会计信息差别不应该看作会计信息配置不平等（inequitable）。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相关者都会主动地搜集信息，直到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为止。R. Wilson(1975)证明，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报酬递增效应，即随着信息规模增加，单位信息的成本下降，而其价值保持不变，结果是信息的预期报酬递增，因此，一定会出现大规模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垄断行为。很明显，弱势相关人不可能公正地获取信息，而强势相关人总是能够经济地取得信息，并因此获取超额报酬。Baruch Lev（1988）证明，假设投资规模大的投资者能够经济地获取信息，且这类信息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他们预期获得较高的超额报酬。由此可见，只要在政府财政活动中相关人在资源占有上是有差别的，会计信息配置总是不公平的，强势相关人总是能够经济地搜集并应用会计信息，并因此获得超额收益。 总之，根据现有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天然”地具有不平等性，会计信息配置越不平等，政府支出效率就越低，政府活动的负外部效应就越强，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会不断减弱，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不断下降，从而对整个市场形成负效应。实施政府财政审计就是为了减缓会计信息配置不公平性所导致的这种负效应。
二、帕累托改进：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目的
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不公平的基本原因是信息完备者拥有信息优势（the informational advantage），按照会计准则定期公开披露相关会计信息和实施政府财政审计，就是为了抵减信息完备者的信息优势。根据政府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目的并不是以信息完备者的损失为代价保护信息不完备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损失为零；相反，其基本目的应该是减少信息不完备者的理所导致的社会负效应，从而增进社会福利，这就是政府经济学中公共政策选择所遵循的“帕累托改进”原理。D. Friedman （1980）说：“在我们的社会中那种政府项目应该帮助贫困者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困者受益以其他人的牺牲为代价，而是说，通过帮助贫困者而使社会上每个人都更好，帮助贫困者并不仅仅是使贫困者幸福的一种途径，而是一种消除犯罪，……使我们城市更适宜住住的一种途径，等等，从财富的观点来看，从效用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再分配”。
人们通常认为，在政府财政审计中应该保护弱势相关人，因为这些弱势相关人通常受到财政活动中“内部人”（insider）的摆布，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有相关信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很难检验的，S. Ross（1979）说：“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信息监管的公平收益是很难识别的，因为这种收益主要依赖于传统观点，即外部人受内部人支配，因而需要受到保护”。 事实上，弱势相关人在信息享有权上的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保护问题，它至少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1）弱势相关人的权益保护是否可以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2）强势相关人的理性反映是否会在社会上形成负效应。按照公开披露准则将会计信息从信息完备者身上转移到信息不完备者身上，并对会计信息公开披露实施审计监督，有利于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在会使部分相关人更好的同时不会使有些相关人的福利变坏，因为这会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风险分担（risk-sharing）的机会，降低会计信息的非对称性。当然，政府财政审计在实际效果上可能导致“纯福利再分配”（pure welfare redistribution），即部分相关人的福利改进以其他人的牺牲为代价，这是政府财政审计在实践中的附带产品。必须强调的是，即使这种再分配情况出现，它也不能成为判断政府财政审计是否有效的依据，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不对称在社会上或市场中形成负效应的可能性，才是我们判断政府财政审计有效性的基本依据，因为，这种负效应对市场的破坏力远远地大于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后果，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支撑整个市场。
政府财政审计会降低会计信息供给效率，但是，如果不对会计信息实施审计监督，会进一步加剧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性。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松散的、自我约束的会计信息披露是否可以实现会计信息配置的公平性？Baruch lew（1988）认为，如果会计信息非对称性状态只在较小的范围中存在，会计信息的自愿披露（voluntary release）可以消除信息的非对称性；如果在资本市场中广泛地存在会计信息非对称性状态，自愿披露无法消除信息的非对称性，因为，信息完备者从专有信息中获得的私人利得远远地大于市场中信息非对称性所造成的损失。按照S.A.Ross （1979）的信息披露原则，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只有在自身利益驱使下才会自愿地披露会计信息，私人动机只会使信息披露处于一种次优水平（suboptimal level）。B. Lew和Penman（1987）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分析，他们认为，除非投资者知道管理者拥有所需要的信息，否则，管理者没有动机主动地披露相关会计信息，因此，依靠信息披露者自律并自动地披露会计信息，不可能实现会计信息配置的公平性。
三、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政府财政审计标准的基本导向
会计信息供给具有非惟一性特征，即按照不同定价标准对同一资产定价，会形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即相关性（relevence）、可计量性（measurabil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同时，在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使用者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他们的能力和偏好各不相同，拥有的信息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会计信息披露涉及到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因此，合理地确定政府财政审计标准，是有效实施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前提。
在会计信息使用者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条件下，政府财政审计标准的选择导向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消除相关人在分享会计信息上的不公平性，以改进全体参与人的整体福利，因此，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标准应该是公平导向（equity-oriented）的利益标准，即政府财政审计应该有利于信息不完备者的利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信息完备者的利益。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是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基本标准，在政府财政审计中应用这一标准，可以降低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的非对称性，减缓会计信息配置不公平带来的负效应。
政府财政审计标准的选择导向涉及到对财务会计基本目标的认识。FASB（1976）说：“财务报告的主要作用是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对评估未来投资风险和报酬有用的信息。”提出所谓“决策有用论”。FASB的“决策有用论”没有反映出会计信息配置的“天然”不平等特征，也没有反映出会计信息使用者多样化的特征，更没有反映出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它不能够成为政府财政审计标准选择导向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决策有用论”在理论上一直受到会计学家的质疑，Baruch Lew（1988）认为，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带有很明显的投资者主观判断（judgment）和推断（speculation）色彩，对某一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对另一投资者决策可能是无关的，他总结出会计信息的基本特征，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并不能够在撇开具体决策内容的条件下确定，在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所有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他以财务报告公开披露中的盈余预测为例说明这一论断。管理者的盈余预测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问题，它涉及到预测质量、管理者和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公司经营秘密等，从“决策有用论”角度，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对盈余预测监管，但是，从会计信息公平性的角度，这一问题是不难理解的，它至少说明（1）未来盈余预测的信息是不公平分布的，主要由公司内部人、银行、主要投资者知道这一信息；（2）某些投资者在决策中使用这一信息会形成超额报酬（excess returns），这两点事实是对财务报表中盈余预测披露监管的基本依据。我国会计学家郭道杨教授在考察英美法系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后得出结论，“维护与保护市场经济下的所有者权益问题是会计法律制度建立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它的基本体系最终得以构建起来的落脚之点。”
政府财政审计中的公平导向利益标准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它要求政府审计部门在财政审计中把相关人者分为信息完备者和信息不完备者两大类，政府财政审计应该偏重于保护信息不完备者的权益，同时不以牺牲信息完备者的权益为代价。或许有人认为，信息完备者获取信息总是有成本的，他们应该利用这些信息获得超额补偿。根据投资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信息完备者的超额补偿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认为，任何信息都有直接或间接成本，不管信息的成本和来源如何，只要这些信息分布是非对称的，就一定会导致社会负效应。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主要是为减缓这种社会负效应而设计的，可以在总体上使市场的超额预期报酬逐渐变小，改进全体投资者的福利，并且不会抑制相关人搜集会计信息的动机。
四、结语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和信息经济学的有关原理，考察了政府财政审计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如下结论：
1．在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天然”地具有不公平性特征，只有在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状态中，其不公平性特征才会消失。
2．在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越不平等，政府支出效率就越低，政府活动的负外部效应就越强，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会不断减弱，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不断下降，从而对整个市场形成负效应。实施政府财政审计就是为了减缓会计信息配置不公平性所导致的这种负效应。
第3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第4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摘 要：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正确衡量财政赤字对于制定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财政赤字 经济危机 公债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一、财政赤字的概述
（一）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在总量上的三种对比关系之一，通常被定义为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的差额。
理论上说，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的最佳情况，在现实中就是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结余。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经常需要大量的财富解决大批的问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是现在财政赤字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财政赤字的一定作用，即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当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
二、影响我国财政赤字的因素
（一）通货膨胀
当研究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时，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通货膨胀起什么作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按实际值而不是名义值衡量财政赤字和公债，所衡量的赤字应该等于公债实际值的变动，而不是公债名义值的变动。
通过通货膨胀政府不但能对货币持有者征收通货膨胀税，对国债持有者同样也征收了通货膨胀税。显而易见，国债规模越大、通货膨胀率越高，政府对国债持有者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就越多。通货膨胀是政府减少自身债务的一种隐蔽方式，像巴西或墨西哥这类具有高通货膨胀率和巨额国债的国家，甚至可以通过这种公债贬值的方法来支付大部分政府支出。
（二）利率
与通货膨胀对实际财政赤字的影响相类似，利率的变化对财政赤字也会产生影响。根据投资学原理，在未来产生收益(支出)流的资产(负债)的市场价值取决于未来的收益(支出)流和利率水平。因此，当利率升高时，现存的公债余额的市场价值会降低，低于其面值，这将增加财政收入，降低财政赤字;当利率降低时，则发生相反的过程。利率的变化对期限较长的公债的影响要超过期限较短的国债。
（三）经济周期
财政赤字变化中的一部分是作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应而自动地产生的。例如，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收入减少了，因此人们支付的个人所得税也相应地减少了，在实行超额累进所得税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公司的利润减少了，因此公司所得税也减少了。同时，在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支出倾向于增加，失业保障支出和政府救济都增加。即使决定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法律没有任何变动，财政赤字也会增加。
（四）资本预算
假设政府出售国有股并用其收入偿还公债利息。按照目前的预算方法，财政赤字将会减少。按资本预算化的方法，出售政府资产得到的收入并没有减少赤字，因为政府债务的减少被资产的减少抵消了。根据同样的逻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为购买资本品筹资也不会增加财政赤字。
按照资本化预算的原则，经常性支出和资本的折旧都包括在经常性预算账户中，资本性支出则进入资本性账户。资本预算化看起来合理，但最主要的困难是难以确定哪一项政府支出应该作为资本支出。
三、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财政赤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虚假购买力，加剧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失调等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认识过于绝对化，无法解释我国近二十年间连年赤字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仍取得重大成就的现实。对财政赤字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财政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是否能成为调节总供给的手段之一，等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赤字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总之，财政赤字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要视它所存在的经济环境及它所起的作用而定。当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经济紧运行”状态下，财政赤字连年不断并数额较大是比较危险的。在国民经济运行处于萧条时期，为了复苏经济，扩大有效需求，政府有必要扩大财政支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1998年我国经济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特大洪水的破坏，为重建家园，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政府执行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否认。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考察，财政赤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得当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说财政政策是把双刃剑，其好与坏在于政府的运用。
四、结论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制度，我认为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里，财政赤字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定和高速的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财政政策和财政赤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很多专家分析了我国这三十多年的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财政赤字，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一定的百分点，这个结论不无根据。从我国的经济体制方面出发，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刚刚实行这个制度，以及其它外部因素等原因，使我国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没有充分的发挥，这也就说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财政赤字帮助政府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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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政策分析工具，它所能揭示的经济联系比部分均衡或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更为广泛。它通过比较在给定政策框架下的经济均衡状态和有一定外生冲击或政策变化下的经济均衡状态来估计外生冲击或政策变化的影响。估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影响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在此所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一个针对我国经济的多部门、多区域的动态模型，它考虑了我国经济在外贸方面的一些结构特征，如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区分等。本文反映了运用这一模型的分析结果。
一，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及财政的影响
由于我国加入WTO的全部方案将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实现，我们在此运用递推动态的模型来估计我国加入WTO的影响。我们首先建立一个未来10年在不加入WTO以及没有贸易和其他改革情况下的基准增长情景，它提供了与其他方案比较的参照系。然后我们模拟与基准情景相对照的加入WTO的情景。加入WTO的情景在基准增长情景的基础上，假设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并且在 2005年完全实现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变化：一是工业品的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二是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和关税配额机制的引入；三是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多纤维协定配额。由于数据和建模技术的限制，我们的模型分析只是集中于商品贸易方面，没有包括与WTO成员地位相关的一些其他重要方面，如开放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的保证等。
1．总体收益
加入WTO将会使我国获得较大的效率收益。这一收益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资源再配置效应和内生增长效应。前者指根据比较优势而重新配置资源所导致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后者则反映对外贸易的扩张和外资的进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因为它们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和技术的引进与吸收，从而有利于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
模拟结果表明，在仅考虑资源配置效应的情况下，与基准情景相比，在2005年我国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完全实现后，实际GDP增加148亿元(1997年价格)，即比基准情景提高1．1％。由此导致GDP增长率在2001—2005年期间年均提高0．24个百分点。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外贸和投资扩张所导致的内生增长效应，我们估计加入WTO将使我国的GDP增长率在未来10年间平均每年约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
2．结构调整
整体的经济效率收益并不是在各部门间平均分配的，加入WTO将导致较大的结构调整。由于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出口限制的取消，纺织和服装部门是我国加入WTO的主要受益者。而另外一些部门即日前受到较高保护的部门和部分农业部门(如汽车、食用油、小麦等)受到的冲击较大，其产出水平和就业与基准情景相比都将有所减少。
3．劳动力转移
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相应的调整成本。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和替代可能是最主要的调整成本。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农业部门所占的就业比重较高，农业部门的收缩意味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与基准情景相比，从2001年到2005年，大约有270万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其他部门。考虑到改革开放20年以来有1亿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由加入WTO而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调整是可以承受的。
“多纤维协定”配额的取消和全球纺织品市场的扩张，对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纺织和服装行业部门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性，它们的增长将有利于解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模拟结果也表明，到2005年纺织和服装行业与基准情景相比会增加约240万人就业。
4.收入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加入WTO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整体上为我国带来较大的收益，但收入分配状况却有可能因此而有所恶化，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保护的成本会逐渐增加。虽然通过进口保护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农民的收入，但这却是不可持续的。加入WTO将使农业部门受到一定冲击，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的收益少于城镇居民。模拟结果表明，与基准情景相比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仅提高1．1％，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则增长1．4％。
5．地区差距
加入WTO可能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通过区分广东省和其他地区的两地区模型的模拟分析，我们发现广东省在GDP增加上所获得的收益约占全国总收益的一半。
我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由沿海地区的省份实现，其中仅广东省就占40％以上。同时，由于大量的加工贸易，沿海地区的出口部门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很弱，出动所需的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主要依赖于进口。沿海地区出口部门对内地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大量便宜的内地劳动力流入方面。在这种外贸格局下，我国加入WTO所导致的贸易扩张，将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沿海地区的贸易扩张对内地经济的辐射能力很弱，对内地需求的扩张带动力很小，相反，它将促使更多的生产要素由内地流向沿海地区。这将导致沿海和内地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且，由于沿海地区相对优越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条件，以及人口较为集中，从而具有较强的市场辐射力，加入WTO后外资的流入也会更多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沿海地区将是加入WTO的主要受益者，而内地省份，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农业省份，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6．财政收入
模拟结果表明，加入WTO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增长，它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是积极的，2005年财政收入将比基准情景有轻微的提高。但由于关税削减和出口增加导致退税增加的因素，财政收入的增加幅度将小于GDP的增加幅度。在2005年关税平均税率约削减40％，但由于进口比基准情景增加16％，关税收入将减少约30％。进口增加也相应导致进口增值税收入的增加，2005年它将比基准情景提高11．8％。由于增值税率较低的农产品的进口增加较多，所以进口增值税收入的增加幅度小于进口增加幅度。
由于生产的扩张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收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企业所得税收入则有轻微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加入WTO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后，一些国有贸易 公司将不能借助其垄断地位而获得相应的寻租机会，其利润将相应减少，从而导致总的企业所得税收入的轻微下降。出口的大量增加也会导致出口退税支出的增加，出口退税支出和企业生产补贴作为总的负收入将要增加2．3％。
以上收入变化的结构特征导致对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由于关税收入是中央财政收入，而出口退税也由中央财政支出，因此，加入WTO对中央财政的影响是负面的。在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将提高0．91％，而中央财政收入将下降0．31％。
二、政策建议
需要指出，上述模拟结果并不是对未来的精确预测。我们的分析是基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模拟在中美双边协议的若干条款的前提下可能产生的结果。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是多种决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未来发展也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发达国家可能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采取新的对策，这些都可能使国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减弱由于多纤维协定配额取消对我国纺织业和服装业带来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另一方面，一般均衡分析只是描述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结果，可以反映出经济运行的趋势，而在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贸易条件变化，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我们的分析结果只是可为决策者提供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获得利益或机会，在哪些方面可能面临挑战或负面影响的信息，以主动进行政策调整，尽可能争取到我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尽可能减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存在和较低的人均可耕地水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根本改变。这一国情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战略选择的基本决定因素。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与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在未来10-20年，我国面临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WTO即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它对我国经济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我国应在加入WTO的同时，对国内政策作出主动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使调整成本达到最小。
2．加入WTO所带来的一项重要挑战可能是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在一个拥有50％以上农业劳动力的经济中，是不可能通过对农业保护的方式来保证农民收入的提高的。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这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于加入WTO可以使我国在向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出口方面更加有保障，加入WTO在形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压力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为这一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未来的双边与多边谈判中，我国应当注意防止发达国家新的歧视措施，以保障我国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在国内应及早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实现他们的平稳转移，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冲击。
3．无论从城乡收入差距还是从沿海内地差距的角度来看，加入WTO都有时能使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争取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积极支持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途径。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中央政府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减少国内市场交易成本的方式促进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加强沿海和内地的贸易联系，同时，还应该减少目前出口部门和国内经济在体制上的分割，使外贸出口具有更强的带动国内经济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内财政和税收政策应当起到更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加强完善个人所得税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减缓加入WTO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各利益群体较为均等地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提高，防止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第6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取向的分析较为重要，相关部门必须要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与发达国家面对的经济情况，科学面对各类重大挑战，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提升其政策取向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虽然我国物价水平下降，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还是呈现较高的位置，投资与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并且经济结构在逐渐改善。在全球进口率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出口比例有所减少。部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开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我国宏观经济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2015年的时候，我国GDP有所增长，约为90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10%左右，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从总体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处于正常的位置，经济增长情况较为稳定，可以有效提升国内的经济效益。
第二，目前，我国在物价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在CPI方面的增长速度较慢，无法加快其增长速度，难以优化其发展体系，甚至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增强CPI的发展水平。例如：在全运会期间，我国能源价格与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国家在对PPI进行统计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在大幅度上升，这就导致我国CPI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拐点问题。在城乡商品销售的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指数呈现直线发展趋势，多数商品都处于价格不变的范围内，或是在小范围内商品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1]。例如：服装商品与娱乐文化设施商品等，在实际销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燃料商品价格有所上升，相关部门如果不能科学应对能源原材料价格的相关问题，将会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取向的正确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提升CPI，将会导致整体提价情况受到严重影响[2]。
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要点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财政部门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取向分析，并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实?H情况，全面开展各类工作，确保自身的正确取向。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要点：
第一，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经济状态与发展趋势较为明确，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因此，财政部门要将预防经济危机干扰作为基础，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最为重要的就是规避房地产行业风险，改善房地产产品结构，使其可以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首先，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全面分析次贷危机，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处理各类问题。其次，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调整房地产商业结构，并对各类敏感时期进行分析，一旦出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问题，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在保证房地产贷款政策的情况下，降低房地产的价格。在此期间，不可以利用挤压房价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规避房地产房价泡沫的问题[3]。
第二，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宏观经济情况，保证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分析市场内部需求，并对外来风险进行抵制，满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改善。同时，财政部门还要明确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积极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体系等，保证可以深入落实政府部门相关补贴。尤其是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体，必须要予以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居民的发展而言，需要控制其多方面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鼓励我国东部的各类企业向着西部的方向发展，并针对转移与科研项目给予一定的奖励，吸引更多企业开展转移等活动，在提升企业积极性的情况下，优化西部的经济结构，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4]。
三、制定长期的规划目标
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中，必须要根据我国宏观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特点与规律，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革，除了要保证完成短期目标之外，还要制定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明确财政政策取向，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保证可以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逐渐提升其经济效益。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财政部门政策取向明确中，必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实体经济进行管理，避免出现中小型企业经济断裂或是破产的现象。同时，财政部门要根据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型企业财政扶持项目，对自身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利用新方式促进我国中小型企业的长远进步。
第二，我国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管理个人所得税项目，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保证社会公平性的情况下，缩小个人贫富差异，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在对个人所得税项目进行管理的时候，财政部门必须要对其免征额度进行分析，明确财政标准，保证可以根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优化处理，规避各类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国财政部门在明确政策取向的过程中，必须要深入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维护国家资产权益，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并针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需求，对产权进行管理，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各类管理工作。
第7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第8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刚才，市发改、统计等部门对上半年我市经济形势作了通报，总的来看，主要经济指标值与年度目标差距较大，从13项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呈“九增四减”态势。“九增”：一是生产总值实现143.8亿元，增长4.9%；二是地方财政收入13.9亿元，增长1.5%；三是投资增长，完成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50.2亿元，增长14.5%，其中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4.8亿元，增长206%，限额以上工业投资25亿元，增长0.8%；四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1亿元，增长12.8%；五是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81.6亿元，贷款余额343.9亿元，分别增长33.8%和37.5%。六是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旅游收入分别增长11.6%和9.7%；七是实到外资5748万美元，实到内资12亿元，分别增长49.5%和2.9%；八是商品房销售面积30.2万平方米，增长4.1%，商品房销售额23.8亿元，增长49.1%；九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952元，均增长9.4%。这些指标虽然保持增长，但总体增幅不大。“四减”：一是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76亿元，规模工业销售产值360亿元，分别下降6.2%和7.3%；二是工业用电量下降2.1%；三是财政总收入25.1亿元，下降5%；四是自营出口2.3亿美元，下降28.2%。这是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对于下一步工作，我简单讲三点意见：
一、准确判断当前形势
从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看，经济运行“止跌回升、趋势向好”，对于*的经济形势，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六句话”：
（一）多数指标好于预期，但部分指标完成年度目标困难较大。上半年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农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存贷款等指标好于预期，特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增幅达到20.3%，地方财政收入实现正增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工业销售产值、自营出口等指标完成年度目标难度很大。
（二）多数行业趋稳回暖，但部分企业经营仍然困难。工业销售产值呈正增长的行业由一季度的11个增加到14个，造纸业产量和产值分别比一季度回升8.2和3.1个百分点，铜冶炼业产量和产值分别回升53.3和38.6个百分点。但是，企业效益大幅下滑，经营仍然十分困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372家，亏损总额3.8亿元，企业利润下降43.4%。*集团、*科技等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出现了经营危机。
（三）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但项目推进难问题依然突出。上半年项目推进总体良好。320国道环线外移和综合整治、*大桥等重大交通项目顺利推进，胥高线库区段开工建设，*新区和主城区10条道路新改建工程全面推进。开发区新登新区、场口新区完成50万方土方平整，8条主干路网全面推进，场口新区多层公寓一期和新登包秦农居*小区完成主体施工，*家园开工建设。高教综合体基本完成高科路建设，*科职院进入装修阶段。银湖新区*园、文创园征地拆迁有序推进，*东路、*西路和*小区开工建设。产业项目扎实推进，*住电、中策橡胶、*电器等63个工业项目开工建设，*机械、*照明等18个项目建成投产；二贸市场、钢材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重点商贸项目进展顺利。但是，征地难、拆迁难、项目落地难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部分地区漫天要价、强揽工程、随意阻挠施工等现象时有发生。
（四）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主要表现为二季度我市经济形势明显好于一季度，特别是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由负转正、增长了0.9%，工业用电量降幅明显缩小，表明整个经济正在逐渐回暖。但是，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下一步整体经济的后续形势主要取决于五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是否持续，就是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持续、持续多久；二是外贸出口是否好转，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如果出口未见根本性好转，经济要较快回升的难度很大；三是社会投资是否激活，目前激活的是房地产市场，但工业等其他社会投资增长还不够快；四是消费市场是否活跃，说到底就是“房子+车子”的大宗消费能力；五是资源价格是否稳定，包括石油的价格、矿山的价格、粮油的价格等等。
（五）创业环境有所改善，但办事难依然突出。通过深化为企业送温暖、开展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建设“七个一”专项行动等活动，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信心，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上半年共兑现财政扶持资金8474万元，减征社会保险费1.5亿元，直接减免税款7808万元，走访企业4013家（次），收集各类问题790个，解决问题756个。继续推行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项目集中验收制和服务承诺制，发展软环境不断改善。但是，办事难、难办事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有些部门和单位办事效率低下，缺乏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六）民生条件不断改善，但离群众要求仍有差距。就业再就业方面，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10742个，*失业人员再就业2151人，城镇失业登记率控制在3.34%，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社会保障方面，深入落实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两个办法”，全市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参保分别净增13475人和15714人。积极推进大社保基层平台建设，基本建立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大社保服务平台。发展社会事业方面，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奠基，开工建设市文化中心，富春七小完成主体工程，妇保医院二期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全力做好甲型H1N1流感和手足口病的防控与救治工作。政府实事项目方面，我们对人代会确定的十件实事进行任务分解、明确职责、明确进度，加大平时的督促检查，目前进展顺利。但是，与群众的愿望相比，民生保障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看病难、上学难、生产生活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生活环境保障难等“破七难”成效还不够明显。以上六个方面是对上半年政府工作的简要回顾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二、全面把握工作重点
下半年，我们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按照今年人代会的目标，紧紧围绕“三句话、九个字”，即“保增长、调结构、送温暖”，坚定信心，积极应对，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一）保增长。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不到最后决不放弃。从目前情况看，完成目标任务难度大的是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要完成15%的目标难度非常大。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问题不会大，关于财政收入，刚才国税局同志已经说了，去年10、11、12月份三个月，我们让利于企业，帮企业度难关，实际税收增幅不大；今年这三个月份会相对正常，每个月可以有4亿多的税收，应该能够完成年度任务；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投入的加大，完成目标问题也不会很大。
（二）调结构。要把调结构作为保增长的抓手和支撑。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经济结构表现为工业规模较大、服务业相对落后、农业比例偏低。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要继续坚持工业兴市战略不动摇，坚持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动摇，坚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不动摇，不断地提高亩均产出，不断地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地巩固和提升农业生产。二要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要做强做大造纸、铜业、通信、商贸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另一方面要培育引进产业前景好、提供就业多、亩产税收高的战略产业，下一步要大力培育发展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机械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物流仓储、楼宇馆所、休闲度假等产业。三要调整企业结构。要千方百计地培育龙头企业，努力培育一批百亿产值大企业大集团、行业“小巨人”企业和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来发展整个产业群。四要调整市场结构。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内销，一手抓外贸，引进培育一批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努力扩大外贸出口。五要调整区域结构。要提高主城区的首位度，进一步加大主城区的建设力度，加快*新区以及以*路为核心的路网框架建设，加快完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要实施江南新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改善区域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要加快新登新区建设，打造成我市西北区域的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长极；要加快场口新区建设，打造成西南区域的城市新区、区域中心、工业平台；要加快银湖和东洲建设，打造融入*的桥头堡。
（三）送温暖。要把送温暖作为保增长的抓手。重点要做好企业帮扶、政策兑现、项目三件事情。一是企业帮扶。前段时间，市政协作了一个调查，现在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普遍存在，下一步我们要把解决融资难作为企业帮扶的头等大事，市财政局要完善企业风险基金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竞争机制和考核机制；要加强担保体系建设，做大做强国有控股、参股的担保公司，努力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政策兑现。要全面地兑现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含金量高，对企业克服当前困难有所帮助，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宣传，送政策下基层、进企业，另一方面要不折不扣地把政策落到实处，兑现政府的各项帮扶措施，帮助企业度难关。三是项目。要继续推行投资项目审批代办制、项目集中验收制和服务承诺制，加快推进网上服务大厅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发展软环境。
三、突出抓好11项工作
1.项目建设。今年我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项目有329个，总投资达到408亿元，总体上上半年项目建设的力度是大的，进度是不错的，但是与年度目标的要求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把项目建设作为下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保增长、调结构、送温暖的重中之重，按照市里的部署，严格进度，严格质量，做到责任到位，领导到位。市发改局要定期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要加大平时督查力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项目报批。市发改局要抓紧做好省重点项目的报批工作，对于已经确定的政府项目和民间项目，今年无论如何要完成省重点项目的报批，并争取土地指标的戴帽。
3.土地出让。市国土局要加快经营性土地的出让工作，尽量在9月底以前把我们今年计划出让的地块出让掉；有关乡镇要全力做好征地拆迁，保证土地出让工作的顺利进行。
4.招商引资。要着重于战略产业的招商、龙头企业的招商和土地的招商，今年务必要完成1.5亿美元的外资任务。同时，要加快项目的拆迁进度，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动工、早投产。
5.三农工作。一是要坚持消债和融合相结合，做好行政村规模调整后的融合工作；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积极就要努力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稳妥就要考虑风险，希望乡镇（街道）要把握好；三是要加大力度做好耕地的占补平衡和复垦工作；四是要制订实施农居新政。
6.稳定。现在征地拆迁多了，下一步还有公交一体化改革的推进，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稳定问题，希望每个乡镇（街道）都要高度重视，做好工作。这里强调一下，公交一体化改革涉及到原有车辆的收购工作，原则上由所在乡镇（街道）负责完成，确保稳妥处置、社会稳定。
7.节能减排。要启动大源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江南片截污纳管和八一、春南污水回用工程，建成投运新登污水处理厂一期，完成三星热电、高桥热电等11家企业脱硫改造工程，关停淘汰50条“低小散”造纸生产线。
8.安全生产。尽管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但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继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9.破解“七难”。医疗设施建设、学校建设、公交一体化改革、收费站回购等都事关全市百姓的切身利益，下半年务必要按进度予以推进。
10.财政平衡。今年乡镇（街道）财政平衡的难度确实非常大，一方面乡镇（街道）要节支，另一方面要确保已开工项目的顺利建设，确实有困难的，市财政适当予以支持。
第9篇：财政经济分析范文
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实证分析
一、引言
在2014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经济新常态，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要逐渐放缓，可能会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和我国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相比较的，今后几年很难再保持年均9.9%的增长速度了，可能会回落到7%-8%这样一个区间之内。这几年来，全球经济一定程度上有些疲软，但是中国这个增长率还是处在世界前列。依照201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该年财政赤字1.62万亿元，赤字率2.3%较去年的2.1%提高了0.2%。可见中国政府在坚持调结构，供给侧改革等的经济方向调整时，也在努力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其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一定是具有密切关系的，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中心城市和金融中心，我国在试行很多经济政策的时候都会将其作为试点地区。比如说，早在1992年的10月份，我党在十四大报告当中就已经提出，要将上海的浦东地区放置于我国经济开发和开放的龙头位置，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地让长江沿岸城市更加开放，并且要将上海尽快的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到了2013年的时候，上海市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环境变得非常复杂，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然保持着比较乐观的增长速度。2014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仍然能够实现平稳过度，而且整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也实现了较大的增长。当经济新常态这样一个名词提出来之后，明确要求各地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减缓本地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那么，这种措施的实行，对于上海市的未来财政收入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于是，进一步地去分析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二、文献综述
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经济增长指标，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指标，就一般的情况来说，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那么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越高，其财政收入的总额也会相对较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那么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物质支持该地区的发展，也能在很多的层面上去满足当地的经济发展条件，确保政府能更好地执行政府职能。因此，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国内外很多学者所关注所研究的重点。
George Stigle（1991）研究了美国1929-1986年税收与宏观生产率的关系，得出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小于17%时，提高比重会带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大于17%，将会使生产率下降。丁文斌（2003）经过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其实际财政收入存在协整关系。刘宏杰（2008）则在研究当中采用了VAR模型对相应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然后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对于整个财政收入的冲击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反的，财政收入却不会对GDP产生多大的冲击。梁蕾（2009）根据相关数据得出了GDP和财政收入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贾继花（2012）检验得出财政率的变化对财政收入一般都是负影响，由此说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廖楚晖和段吟颖（2014）根据我国2003-2011年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P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越快，财政收入反而越低，相反的如果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增长也会越快。靖学青（2014）根据相关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收入中，整个长三角地区所占的份额是相对较高的。
上述研究很多都是从全国的角度在宏观层面定性地去理解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则是以上海市为代表，选取了该地区1995年到2013年之间的经济数据，然后分别从总量、增量以及弹性这三个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上海市财政收入规模分析：1995年至2013年，上海财政收入由227.30亿元提高到4109.51亿元，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率为18.3%；地区生产总值由2499.43亿元提高到21602.1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48%，低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9.10%提高到2013年的19.02%（图1）。但从我国整体的范围上来分析的话，其实可以发现这个比重是偏低的。
图1 上海市财政收入变化（1995-2013年）
（一）总量分析
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本次研究采用的是地区生产总值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的。无论对于哪个地区来说，如果GDP有所增加，基本上都会带动国民收入提高，从而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同时对于这一地区的财政收入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的GTP出现了变化，其财政收入一般也会出现同方向上的变化。建立实证模型：
Yi=β1+β2Xi+ui
其中，Yi表示上海市第i年的地区财政收入（单位：亿元）；Xi表示上海市第i年的经济增长（取地区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β1表示截距项；β2表示线性趋势项的系数；ui表示随机干扰项。研究的跨度为：1995-2013年上海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2014年）》。利用EVIEWS进行OLS回归，可得两者关系如下：
Y∧i=-403.19+0.20X∧i（1）
（-10.4） （-60.0）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从回归结果看，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为0.9953，表明财政收入变化的99.53%可由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解释。F-统计量与 DW 值表明方程通过整体拟合优度检验。从斜率项的t检验值看，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n-2=17的临界值t0.025（17）=2.110。但是不可排除两者之间存在单位根、协整等，于是进行修正。
1.单位根检验
为了进一步消除序列Y和序列X之间的异方差，对该实证模型的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然后用ADF检验的方法对序列LNY和LNX来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表2可得，财政收入Y和地区生产总值X存在单位根，两者的一阶差分依然存在单位根，而二阶差分形式两者均不存在单位根，也即平稳。可知，财政收入Y与地区生产总值X是二阶单整。
2.协整检验
从ADF检验中可以得到，Y和X序列的二阶差分即D（D（Y））与D（D（X））是平稳序列，于是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本次检验选取的是Johansen协整方法。
结果可以参见表3，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财政收入Y与地区生产总值X在5%水平之下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协整关系的。表明，财政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由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知X与Y存在协整关系，接着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财政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可得Y是X的Granger原因，即财政收入的变化是地区生产总值的Granger原因。表明财政收入的稳步增加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4.模型估计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之后，对（1）式模型进行了修正，运用OLS方法可得模型：
从该模型可得，上海市财政收入的增长快于地区生产总值也即经济增长。
（二）增量分析
对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地方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取变量Y1来代表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而取X1来代表GDP的增长率。通过EVIEWS，可得两者相关性的散点图（图2），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弱相关性，同时相关系数矩阵（表5）显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6，说明两者的相关性不够强。
（三）弹性分析
对1995年到2013年财政收入Y与地区生产总值X的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地方财政收入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弹性：
弹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模型拟合较好，财政收入增长率变化的99.82%可由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来解释。F-统计量与DW值表明方程通过整体拟合优度检验。从斜率项的t检验值看，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t0.025（17）=2.110，表明地区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3476个百分点，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上海市财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来越大的现象。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学分析方法对上海市1995-2013年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处理。从检验中，得出结论：
上海市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同时存在财政收入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且，财政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在对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关系进行检验的时候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强。
依据以上实证结论，结合上海市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总量，提高运行的质量与效率。
根据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均衡关系，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一般要比经济增长快一些。所以，上海市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结合自身的地理经济优势，继续扩大经济总量，调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做好改革创新的带头兵，更好地提高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加快对各类企业的改革，并将外商积极引进来，同时还要促进贸易的进出口业务。改善企业运作效率，使其利润水平、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三）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快本地经济发展，涵养税源。
上海经济想要得到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往往还要依赖于政府对本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比重，这对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发展、保持与增加税源起着重要作用。
（四）有效调控房价，促进经济财政稳定有序增长。
近几年来，上海房价突飞猛进，价格一路上涨，供不应求，然而房价持续上涨，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如首付比例、契税率等来调控房价，使经济健康发展，财政收入也稳定增长。
（五）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收入。
由实证可知，从财政收入到经济增长有Grange因果关系，所以要保持与加快经济发展，应切实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规范财政收入，尤其是税费关系。应当更加关注税收征收管理，合理协调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征税税率，避免财政收入增速长时间较大幅度超过GDP。
（六）改善和完善税制。
可以分行业有针对性地进行税收征收，提出具体的方案，增加群众诉求途径，消除各种税收疑点，更加公开透明。同时也要加强立法，加强税收相关法制的建设，对于各种偷税、漏税、逃税、抗税、骗税的行为要严厉打压，营造一个良好的征税环境。（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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